文章第一段交代秦的地理优势、政治雄心，概述商鞅变法与张仪连横的情况以及西河之战首告大捷的情况；总的是写秦孝公的功业，他为秦的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段的主要内容是写秦惠文王、秦武王与秦昭襄王的功业。先叙说其扩张地盘的成果，再写山东诸侯的合纵之盟，极写六国贵族的礼贤下士，人才云集，合而攻秦的声势之大。这里作者用了对比的方法进行叙说，山东九国动用百万之师而“戮力攻秦”，秦人却“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进而至于“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宰割天下，分裂山河……”以九国的地广人众来衬托秦的强大兵力。这样，一来为下文陈涉与六国之师的对比埋下伏笔，二来作为后文所谓“攻守之势异也”的张本，这里说的是“攻”（天下）之势势如破竹，与后文陈涉起义后秦朝的兵败如山倒的“守”势相映成趣，昭示主题。

　　　　第三段总写秦始皇的功业，即其统一天下的势如破竹和巩固天下的各种措施。这里有两点应特别注意：其一是作者详细铺叙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言外之意是秦统一天下之后力量增大了，“序八州而朝同列”是说秦王从诸侯变成了天子。从雍州的发展到占领整个天下，国力的增强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又成为下文“攻守之势异也”的张本，“攻”是以雍州之地为本。“守”却是以整个天下为本，守的力量比攻的力量大，而结果却走向反面，岂不更引人深思！其二是作者极力铺叙秦始皇巩固政权的一系列措施，从政治、军事、文化、刑法、地理形势各方面详细叙述，正面的铺叙中已经现出暴政的魔影，为下文的“仁义不施”又埋下伏笔。秦始皇一切办法都想到了，只是忘掉一样：仁义。

　　　　第四段总写陈涉起义的情况及其亡秦的结果。本段详细叙述陈涉出身之低下，起义之仓促，士卒之弱小，兵器之劣钝；却又详述天下人风起云涌，响应陈涉的形势。前者是秦的暴政使百姓困苦不堪，起义军不像一支军队；后者又是秦的暴政使得人心失尽，苦秦恨秦，整个天下都是秦的敌人，秦安得不亡？这些又都成为结尾“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张本。仁义不施乃使天下人戮力抗秦，终使秦王朝的守势变得狼狈不堪，为主题的昭彰作了铺垫。

天问》赏析

《天问》是屈原的代表作，全诗373句，1560字，多为四言，兼有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偶有八言，起伏跌宕，错落有致。在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作品里，《天问》是一篇非常独特的诗篇。这是因为，该作品乃是一种空前绝后的文学形式，全文自始至终，完全以问句构成，作者或一句一问，或两句一问，或四句一问，一口气对天、对地、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提出173个问题，层层设问，用提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情理交融，声情并茂，宛若梦笔生花，令人读来兴趣盎然，绝无枯燥之感。因此，清代学者刘献庭在《离骚经讲录》中赞其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

关于《天问》题名的含义，大多数人都同意王逸的观点，天问就是问天，由于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古人相信，天乃万物之总名，亦是统理万物之主宰。因此，问天也就是问自然问社会问万事万物。

或许，天问也可以指代天发问，创造万物的天，对自己创造出来的事物产生了怀疑，因此屈原要代天提出问题。其实，大自然尽管五彩缤纷千奇百怪，但是它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思考中的人。也就是说，真正产生疑问的是屈原自己，是屈原对自己原来的知识体系提出了问难、质疑和责问。显然，这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自问，其关键在于，屈原不是仅仅要提出问题和寻求答案，而是要从根本上对原命题进行诘问、怀疑和否定。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待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问题，是不能够像柳宗元的《天对》那样简单地一对一的回答的。

从文章的形式上来说，《天问》以提出问题为作品字句的主要结构，并不是凭空或偶然出现的，而是在我国民间诗歌中的对歌、提问题、考知识、斗智慧的基础上集中提炼形成的。众所周知，我国大量的民间歌舞，诸如北方的《小放牛》、南方的《刘三姐》，经常采用问答形式来传播知识、传递感情。其中有一些民间歌曲，例如《盘花歌》、《问根生》，几乎从头到尾都是在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

《盘花歌》，布依族民间歌曲，通常以四季、十二月为序，青年男女以花寓情，内容以花为核心，相互盘问种花的过程和经验，涉及各种生产、生活知识，流行在贵州惠水一带。苗族民间歌曲，借花盘问，或以花比喻对方，两句为一段，三段成一首，流行在贵州望谟一带。

《问根生》，土家族巫师在傩坛、祀神仪式上所唱的宗教歌曲，流行于贵州铜仁地区。表演形式为巫师彼此相互问答，一唱众和，内容涉及伏羲、五岳、六十甲子、十二月花、傩爷傩娘的来历，冲傩还愿等根生内容，以及各种神祗、法器、服饰、道具、生产技术、生活知识、历史典故，均是互相盘根问底的主题，因此又称《盘歌》。显然，出身于巴族（后裔即土家族）巫师的屈原，对此应当是耳熟能详的。

至于屈原撰写《天问》的灵感和原由，王逸在《楚辞章句》里有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 ，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 ，及古贤圣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于是屈原“因书其壁，呵而问之”，遂成《天问》。

或即倍谲、背谲、背穴，原指日晕、日冕、日珥的形状，引申为形状诡异奇特。《吕氏春秋·明理》：“其日有斗蚀，有倍谲，有晕珥。”高诱注：“倍谲、晕珥，皆日旁之危气也。在两旁反出为倍，在上反出为谲。”我国对日冕的观测，已见于公元前14世纪的甲骨卜辞中。

有趣的是，王逸称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云云，言外之意是屈原过去并不知道楚国有庙堂，庙堂里有壁画。显然，如果屈原真的是出身于楚国望族，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因此，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证明了笔者的观点，即屈原实际上是出身于楚国的少数民族巴族，只有这样他才会被楚国庙堂壁画的内容所震惊，并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从而撰写出千古奇文《天问》来。

那么，楚国庙堂里真的有壁画吗？答案是肯定的。人类开始绘画的历史目前已经追溯到数万年前，我们有理由相信，凡是能够画上图案的材质，当初人们都曾经尝试过，并由此而形成了种类繁多的绘画品种。例如人体画、服饰画、陶器画、木器画、石器画、金属器画、皮画、帛画、纸画（画面尺寸相对较小），以及岩画、地画和壁画（画面尺寸相对比较大）。

一般来说，古代绘画内容，一是为了宗教或巫术目的，二是为了记述历史，三是为了传播知识。例如，我国畲族有一种古老的歌舞，名叫功德舞，亦称祭祖舞。每年农历正月初八祭祖，每三年举族大祭祖，以及丧葬仪式，都要由年长者主持，请师公（巫师）和祭祖者（丧葬仪式为八人），在祖先画像前，唱祭祀歌，跳表现祖先功德的舞蹈，众人随之共舞。祖先画像又称祖图，通常为长卷式，绘画内容为本民族起源与迁徙的传说。

我国岩画分布地域非常广，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内蒙古的阴山岩画，宁夏的桌子山岩画和贺兰山岩画，江苏连云港的将军崖岩画，以及西北地区（新疆、甘肃、青海）岩画、西南地区（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岩画和福建台湾岩画，此外牡丹江亦发现有岩画。多少令人有些奇怪的是，在文明发达甚早的中原地区（包括河北省、河南省、陕西省、山西省、山东省、安徽省、湖北省）的太行山、吕梁山、秦岭、熊耳山、伏牛山、泰山、大巴山、荆山、大别山等山脉却几乎不见有过什么样的岩画（吉林、辽宁、湖南、江西、浙江、广东、海南亦未发现岩画）。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很早就发展了地画、壁画等艺术形式，因此也就不需要在岩壁上绘画了。

在我国，地画和壁画（包括墙壁、天花板）是两种相当古老的绘画形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先夏时期（通常所谓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地画首次发现于1982年10月，当时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省秦安王营大地湾文化遗址发掘中，在一处房屋居住面上方发现一幅用碳黑颜料绘制的地画，画面范围东西长1·2米，南北宽1·1米，图案为舞人和陈牲，现存画面有两个人物像，画像人物高约33厘米、宽约14厘米，状似一男一女翩翩起舞，绘画时间距今已有5000多。陕西省绥德小官道龙山文化遗址（距今4000多年前），一座半地穴式房屋后室的中央部位的地面上，也发现一幅黑红色装饰画，现存的椭圆形图饰，东西宽1·3米，南北长1·5米。此外，我国先民还创造有地面摆塑画，用贝壳或石块摆塑成动物、人物或星座等图案，例如著名的河南省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距今6000多年前）的墓葬里出土有贝壳摆塑成的龙虎图案画、虎背卧鹿画、龙头蜘蛛画、人骑龙背画，它们也可以归入地面画。

我国壁画最早见于5000多年前的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在出土的墙壁残块表面绘有几何形纹图案画，系赭红间黄白色交错三角形图案。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古代建筑绝大多数都是土木结构，难以持久存在；因此，随着古代建筑物的坍塌，建筑物内的壁画也随之烟消云散，了无踪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人不曾在庙堂里、墓室内广泛地绘制过壁画。

丁晏在《天问笺·自序》中指出：“何以知其呵壁也？壁之有画，汉世犹然。汉鲁殿石壁，及文翁《礼殿图》，皆有先贤画像。武梁祠堂有伏戏、祝诵、夏桀诸人像。”事实上，许多典籍都记载有古代壁画，《汉书·霍光传》提到周公负成王图，《汉书·成帝纪》记有：“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观画堂。”应劭注：“画堂画九子母。”《汉书·叙传》称：“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文选》载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

《太平广记》卷210引《王子年拾遗记》：“秦有烈裔者，骞霄国人，秦皇帝时，本国进之。口含丹墨，喷壁以成龙兽。以指历地，如绳界之。转手方圆，皆成规度。方寸内有五岳四读，列国备焉。善画龙凤，轩轩然惟恐飞去。”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有关绘制壁画的有名有姓的画家的最早记录。

有必要指出的是，《天问》的内容与《山海经》有许多相近相合的地方。《山海经》是由帝禹时代的《五藏山经》、夏代的《海外四经》、商代的《大荒四经》和周代的《海内五经》合辑而成的，相传《山海经》原本有图，如其不谬，那么《山海经图》也有可能曾经被绘制在上述历史朝代的庙堂墙壁上（常见的说法是，山海经图被铸造在九鼎上）。

屈原创作《天问》长诗的时间，没有留下记载。从作品内容和作者流露的情感来看，当在创作《离骚》、《九歌》、《招魂》之后。这是因为，《天问》既没有像《离骚》那样娓娓道来，也没有像《九歌》那样全身心的敬天娱神，而是对天意对人事咄咄发问；显然，当诗人有了《天问》所传达的精神和认识之后，是不可能再写出《离骚》和《九歌》那样的作品的。

同理，《天问》是作者在人生命运发生巨大转折时产生的巨大疑问，而《九章》诸篇则大多是作者已经遭受人生重大打击后的情感记录，因此《天问》也只能作于《九章》之前。

由于屈原出任左徒和三闾大夫的时间，是楚怀王在位或活着的时候，而屈原遭受人身放逐的重大打击，则发生在楚顷襄王新就位至楚怀王客死秦国之际。据此，我们有理由推论，在楚怀王被扣留秦国直至客死秦国期间，在如何对待楚怀王的问题上，屈原与顷襄王、令尹子兰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屈原在为楚怀王主持完招魂仪式后，怀着悲痛和疑惑的复杂心情，再一次进入楚国庙堂，面对庙堂里的壁画，结合自己亲身经历目睹的社会现实，终于开始对天命有所怀疑和质疑，对自己曾经接受的知识体系产生疑问和困惑，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满腹疑惑一股脑倾泻出来，从而一气呵成写出千古名篇《天问》来。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那么，令尹子兰究竟是“闻之”什么事情会“大怒”呢？顷襄王又因何“怒而”一定要放逐屈原呢？一般来说，屈原虽然与顷襄王、令尹子兰存在政见分歧，但是屈原并不对他们的权力构成威胁，没有必要非将屈原驱逐出国都之外、流放至荒野之中。

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令尹子兰“闻之”的不是别的什么事情，而正是《天问》一诗。当子兰读到屈原的《天问》时，对其不敬天的言词大为震怒，于是指使上官大夫等人在顷襄王面前进一步谗陷屈原，并促使顷襄王决意放逐屈原。道理很简单，怀疑天命、质疑天的绝对权威，指责历代昏君，都可以被引申为对顷襄王的怀疑和质疑，这是顷襄王绝不能容忍的。

《天问》的内容及其结构和层次，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自然结构提出问题，自首句“曰遂古之初”，至“乌焉解羽”，共计112句，69个问题。首先对宇宙起源、天体结构和日月星辰运行发问（44句，27问），接下来对大地结构和鲧禹治水、羿射十日等事件发问（68句，42问）。

第二部分是对社会历史提出问题，自“禹之力献功”，至“卒无禄”，共计244句，96个问题。首先从禹的婚姻问起，对夏代的历史发出一系列问题（64句，22问），接下来对商代历史（涉及女娲、尧、舜和吴国的历史故事）提出一系列的问题（76句，29问），然后对周代历史直至春秋战国若干事件提出一系列问题（104句，45问）。

第三部分是尾声，自“薄暮雷电”，至“忠名弥彰”，共计17句，8个问题，内容主要是联系自己的遭遇，阐述屈原个人的感慨。

有必要说明的是，从目前的《天问》版本来看，同一历史事件或同一人物的故事，往往分散出现在诗篇的不同段落里，这就表明《天问》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可能发生过错简，也可能丢失了一些文字。为了方便有兴趣的读者深入了解这个问题，作者特意将调整后前后次序的《天问（修订本）》附录在后，以供对比查阅。

通过这些问题的提出，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屈原都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他思考问题的深度达到了什么样的层次？而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困难，也更伟大，因此也就更需要智慧。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和先进，例如中国人最早开始使用火，最先发明养蚕缫丝技术，最先发现磁性现象，最早进行大规模的地理考察活动，等等。其中，被古代典籍记录下来的周代以前（包括周代早期）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主要有《尚书·尧典》的天文历法物候学，《尚书·禹贡》的经济地理学，《尚书·洪范》的物质结构五行学说，《山海经》的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物产地理学，以及《周易》的数理符号学，等等。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学术界的思想异常活跃，诸子百家纷纷提出了各自新的学说。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说包括，《老子》提出的宇宙物质起源学（有生于无），《墨子》进行的光学（小孔成像原理）、机械学研究，《庄子·天下》记载的各派学说（涉及到物质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等多方面的数理逻辑思辨课题，诸如原子论、相对论、运动论、多维空间论等等，可惜各学派学者的原著已经失传），《计倪子》记载的气候经济学（根据木星12年绕太阳一周所引起的降雨量周期变化，提前准备开展相应的经济贸易活动），以及《尸子》记述的平面几何、测量学，《列子·汤问》等篇关于天地结构、宇宙万物、远方异国的种种思考和忧虑（杞人忧天），等等。

对比之下，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与春秋战国其它学者相比，有着许多新的内容和特点；其中有些思考，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价值。

1 、提出了信息传输问题：“遂古之初，谁传道之”？没有人类的时候，天地形成的信息是如何传输的呢？这个问题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2 、提出了认识论的问题：“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人的思维是一种建立在符号体系上的思维，而符号只能描述具体的有形的事物，难以描述无形的事物，而这正是人类认识宇宙起源的一个重大障碍。

3 、关于九天，王逸在《楚辞章句》解释为：“九天，东方昊天，东南方阳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东北方变天，中央钧天。”不过，这种解释并不符合屈原所说的天有九重。

事实上，我国古人很早就产生了天有九层的观念，但是最早见诸于文字的是《天问》的“圆则九重，孰营度之”、“九天之际，安放安属”。这里涉及到宇宙的空间深度和天上物体彼此之间的距离问题，从视觉直观的角度来说，古人所说的九重天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九个层次：距离大地最近的是云雾雷电（我国古代经常把气象归入天文现象），然后是月亮，接下来是内行星（水星、金星，它们能够出现在太阳之前，形成凌日现象，表明它们比太阳近）、太阳、外行星（火星、木星、土星）、彗星、亮的恒星、暗的恒星，最遥远的是模糊的星云。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古代天文学非常发达，七八千年前就能够根据四颗恒星判断四季（尧典四星），4000年前就已经测定出木星12年绕太阳运转一周，最早的日食记录、太阳黑子记录、哈雷彗星记录，以及最早的星表（战国时代甘德、石申编制）都出现在中国。

《天问》涉及的地理知识和地理范围，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内容。其一，“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这里涉及到地球赤道直径与两极直径的长短问题，以及大地的曲率问题，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大地是球体的观念。其二，“日安不到？烛龙何照？”这实际上描述的是极地（对我国来说是北极）地区每年有半年时间没有阳光照射的现象。其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这可能是我国古代有关南半球情况的最早记录。

有趣的是，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唯独屈原的著作出现了许多与《山海经》相同的内容，例如烛龙的故事、巴蛇吞象的故事等；这或许可以表明，自从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之后，只有楚国的大臣才有机会读到《山海经》。

《天问》涉及的历史内容，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学者都赞成郭沫若的观点，即凡是《天问》出现的内容，都可相信是先秦的真实资料。

姜亮夫在《屈原赋校注》、《楚辞今绎讲录》等书中认为，《天问》讲夏代历史二十多条，商代历史十二三条，周代历史八九条，尤详于禹启夏初；因为楚是夏的后代，夏起自西北，后分两支，一支沿黄河东下，至今日西安、郑州一带，即周；另一支沿汉水南下，是为楚国；屈原心目的旧乡，即老家是在昆仑；楚国典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失传后，北儒所记历史便成了正统。

此言或不无道理，关于楚是夏的后代，可以补充的内容是，鲧死后化为熊，禹治水开山时亦曾化为熊，而楚的先祖则多以“熊”为名，表明他们都是以熊为图腾的民族部落，并源自黄帝部落联盟中的有熊氏。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楚国典籍《三坟》等，原本属于周王室收藏的历代典籍，于公元前516年被王子朝携带到楚国后，北方学者便没有机会读到它们了。此外，姜亮夫对《天问》有关历史朝代的统计数字，不知有何依据和标准。

当然，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屈原没有提出的历史问题意味着什么？例如，《天问》里没有对炎帝、黄帝、太昊、少昊、颛顼的故事提出问题。显然，这表明屈原对历史问题是有所选择和取舍的。其中，太昊是楚国祭祀歌舞《九歌》的主神东皇太一，颛顼是楚人的先祖，屈原不对它们提出疑问，应当是出于尊重的考虑。由于少昊是巴人的先祖，而屈原出身于巴人家庭，因此不对少昊提出疑问，也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屈原为什么没有对炎帝、黄帝的事迹置一词发一问？这多少让人有些不解。这是因为，屈原已经追问到人类的起源“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并谈到了先夏时期的尧、舜、喾、简狄、后稷、彭祖的故事，也提到了昆仑山，然而就是不提炎帝、黄帝，而且在屈原的其它作品里也没有提到炎黄二帝（《远游》提到轩辕、太昊、炎神，但是《远游》并非屈原的作品，而是汉代人所作）。或许，屈原认可的历史，取自《尚书》，而《尚书》就是以尧、舜时代为历史的开篇。

我们知道，屈原对历史问题的关注，其核心的疑问在于“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意思是，上天既然授命一个君王治理天下，为什么又要用别人取代他？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楚国君王受命管理楚国这片土地，已经有许多年了，难道现在是皇天要让别人（秦国）来取代楚王了吗？

因此，屈原在《天问》的尾声，尽乎绝望地说：“厥严不逢，帝何求？！”意思是，楚国的江河日下已经难以挽回了，我对上天还能再要求什么呢？也就是说，屈原对祭祀巫术在保佑楚国的作用问题上，已经彻底地丧失了信心。

有鉴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楚顷襄王兄弟在读到《天问》后，会如此地震怒，一定要把屈原放逐江南而后快。这是因为，屈原作为楚国的主祭师（相当于西方的大主教），如果他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动摇，显然会严重威胁到楚顷襄王的统治权的，因此也就不能再继续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巫风甚浓的楚国，首先觉悟到巫术不能挽救楚国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巫师出身并长期担任楚国主祭师的屈原。在这种情况下，屈原撰写《天问》的目的，就不仅仅是发泄个人的疑问，而是为了教育楚国的君臣“悟过改更”，放弃单纯依赖巫术的心理，改变任人唯亲的现象，重新走上革新政治、变法图强之路。

不幸的是，屈原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楚国君臣的理解，反而因言获罪，受到了更残酷的打击，屈原被彻底剥夺了参与国政的权力和机会，并被迫长期离开了郢都，从此踏上流浪沅湘之间的凄风苦雨之途。

说明：本文系《屈原诗歌解读》的一节

陇西成纪是个历史文化概念，因为，据《汉书·地理》记载，最早设置的汉成纪属于天水郡，而陇西郡没有成纪县。

她的起源与流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与伏羲文化有直接的关系。

下面几位学者对于陇西成纪的考察。

所谓成纪，起初是一个辽阔的地域文化概念，但是有一个中心，就是大地湾遗址。

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称为“文化成纪”；到了秦汉时期，汉承秦制，地方建治，仍然是郡县治，而这时期，成纪这个名词又从文化的概念变在实体性的地方治所，这个治所属于陇西郡，既历史上常说的“陇西成纪”；第三个时期，成纪易名期。

成纪的历史与现实上古时期，文化成纪期　　上古时代，以秦安大地湾遗址为中心，形成了古成纪文化圈。

伏羲女娲的故事从清水河流传到葫芦河，又从葫芦河流传到了渭河，从渭河到黄河，从黄河到整个北方，从北方到南方，进而成为华夏民族的集体记忆。

大地湾被称作中华文明的曙光，这是史学界公认的。

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流传着大量的伏羲女娲的故事，这些故事不能当作信史去看待，但从传说的背后却能反映出新石器时代到奴隶社会这一段长达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伏羲氏与女娲氏的重要程度。

许多学者由于甘肃省当前经济的落后，对于这些传说并未加以重视，但是，遍布秦安及周边地域的新时代遗址群落证明了，在几千年前，这里的原始部落是如何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茹毛饮血，一步步艰辛地从蛮荒到文明的。

上个世纪，许多学者对于伏羲神话的源头做了不出的猜测与考察，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比如，著名的学者闻一多，他徒步葫芦河流域，最后，写了一部著作叫做《伏羲考》，在《伏羲考》中，他得出了伏羲氏族应该属于西南苗蛮，但是，大地湾遗址的发现否定了他的结论。

为什么闻一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西南少数民族中亦流传着伏羲女娲的神话故事，因此，闻一多先生不远千里来到葫芦河沿岸考察。

这告诉我们不管多么伟大的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虽然经过详细的求证，但还是会出纰漏，历史还是历史，不会改变什么的。

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历史是一门科学，有他自身的规律，就算有人想改变他，历史总是在不断地恢复她本来的面貌。

当然，闻一多毕竟是著名的学者，他是学的高标，口的巨人，他的求真求实的精神，确实是一面镜子。

可惜，当时由于大地湾遗址还没有发现，因此，他没有掌握关于这一问题的最全面最有力度的材料，因此，不免得出错误的结论。

这也告诉我们被称为科学的东西，有多复杂，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

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伏羲女娲的流传范围有多广，其影响力有多大，可以说是整个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古代的秦安，形成了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的成纪文化圈，这个文化圈非常大，辐射全国，这是一个历史的制高点，不管大家承认不承认，这是事实。

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视大地湾就是因为，在整个西北地区都很难找到第二处像大地湾遗址这么规模宏大，积累历史时间之长，并与上古传说相互印证的地域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以秦安大地湾遗址为中心，上古时代形成了成纪文化圈。”所谓成纪应该从上古时期算起，起初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地域概念，她应该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辐射整个西北地区，因此，静宁治平乡从文化上来应该属于成纪文化圈，划归天水地区更合适一点，你可以看看，小的圈子，以大地湾遗址——秦安为中心，绕秦安一圈的周边地域：静宁、庄浪、通渭、武山、甘谷、天水、清水、张川都属于这一圈子：大的范围来说，成纪文化的影响应该从清水河到葫芦河，到渭河黄河、北方辐射。

在秦安境内有着众多的伏羲女娲传说的遗留，而且，学界也都肯定了这些民俗与伏羲女娲的历史有关，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看，一切的神话都是过往的历史，而秦安除了神话还有大地湾遗址，这更有力的证明了伏羲女娲与秦安的关系，大地湾遗址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而成纪此名又与伏羲的诞生有着直接的联系，一纪被称为十二年，而伏羲的母亲华胥氏履大人印于雷泽，感应生伏羲，同时，据说，伏羲在华胥氏的腹中呆了十二年，因此，成纪应该指伏羲在母腹中成于一纪。

从这个传说，可以看出成纪的地名，指秦安就能与历史传说遥相呼应，同时，静宁也称为成纪并不能说明什么，更能体现出伏羲文化的影响之大，影响之远。

而看古今历史沿革，本身与现代行政区划还是有一定区别，但是，我们历史的看问题，追根溯源，事情的眉目还是比较清晰的。

有人会疑惑，邑人冯绳武教授曾考证出古成纪县治在今静宁境内，宋以后才迁至秦安，为此事如何解释？本人是这样认为的，邑人冯绳武教授也是令人很敬佩的，在学术研究上追求求真精神，这更让敬佩。

但是，研究者往往由于时代历史的原因，或者研究方法的偏差，对于同一事件有时还是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这很正常。

比如，闻一多先生，学界的泰斗，被诗人臧克家高度评价为“口的巨人，行的高标”，他曾经徒步行走在秦安的葫芦河畔，但，当时，还没有大地湾遗址给他佐证，因此，他在《伏羲考》中得出伏羲属于苗蛮集团的错误结论。

因此，客观地看待历史，长时段的研究历史，以开阔的胸襟和眼光处理历史事件非常重要。

《史记李将军列传》第一句就是：“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在该句下明确注明：“成纪，在秦州。”张守节所说的“秦州”，是唐代秦州，下辖成纪、上邽、伏羌、陇城、清水、长道六县，并非今之天水市秦州区。

《汉书文帝纪第四》载：“十五年春，黄龙见于成纪。”《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详细解释：“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莽曰填戎，明帝改曰汉阳，古帝伏羲氏所生之地。

户六万三百七十，口二十六万一千三百四十八。

县十六：平襄（莽曰平相）、街泉、戎邑道（莽曰填戎亭）、望垣（莽曰望亭）、罕开、绵诸道、阿阳、略阳道、冀（《禹贡》朱圄山在县南梧中聚，莽曰冀治）、勇士（属国都尉治满福，莽曰纪德）、成纪、清水（莽曰识睦）、奉捷、陇、豲道（骑都尉治密艾亭）、兰干（莽曰兰盾）。

我们专说成纪县：《汉书地理志》载：“天水郡有成纪县。”《元和郡县图志》云：“成纪县，本汉旧县，属天水。

伏羲氏母曰华胥，履大人迹，生伏羲于成纪，即此丘也。”《甘肃新通志》云：“成纪故城在县（秦安）北三十里。”《帝王世纪》云：“伏羲生于成纪，汉置县。”《秦安志》云：“自疱牺开辟已为成纪地。”《水经注》云：“黑水西南出悬镜峡，又西南入瓦亭川。

又有泌水自西来会（瓦亭水），世谓之鹿角口。

又南迳阿阳县故城东。

……瓦亭水又南迳成纪县东。

历长离川，谓之长离水。

右与成纪水合。

水导源西北当亭川，东流出破石峡、津流遂断，故渎东迳成纪县故城东。

帝太皋疱牺所生之处，汉以属天水郡。”依《水经注》所言，知成纪县故址位于长离水（瓦离水）的西岸、成纪水的南岸一带，这里正是汉成纪县故址所在地。

故杨守敬云：“此是汉以来成纪县故城，当称故城”（《水经注疏》）。

《金史地理志》载：“秦州有秦安县，汉故城。”《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一安皇帝甲》：“凉王光以西秦王乾归数反覆，举兵伐之，乾归群下请东奔成纪以避之。

光军于长最，遣太原公纂等帅步骑三万攻金城；乾归帅众二万救之，未到，纂等拔金城。

光又遣其将梁恭等以甲卒万馀出阳武下峡，与秦州刺史没弈干攻其东，天水公延以枹罕之众攻临洮、武始、河关，皆克之。

乾归使人绐延云：乾归众溃，奔成纪。”元代宋朝遗民胡三省《新校资治通鉴注》注明：“成纪，今巩昌路总帅府秦州。”据上而论，《嘉庆重修一统志》云：“成纪故城在今秦州秦安县北”，而大地湾文化的发现，则证明了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令人惊奇的是，在多部古籍中竟然明确指出了静宁的位置：《汉书地理志》载：“天水郡有阿阳县。”《汉书高后纪》云：“六年六月……匈奴寇狄道，攻阿阳。”颜师古注云：“阿阳，天水之县也。

今流俗书本或作河阳者，实地处陇水之西北，故谓之河阳。”《通典》云:“在陇城县北，汉属天水郡，又有河阳之说。”《太平寰宇记》陇城县条云：“河阳县故城，汉置县。

亦在河之西北，故曰河阳。”《水经注》云：“瓦亭水源出静宁大陇山，并有二支，一支即陇水，亦出大陇山。

二水在丽亭川合西南流至鹿角口，其西有泌水亦会入鹿角口，合为一流（瓦亭水）向南流，迳阿阳县故城东，入葫芦河注于渭。

阿阳故城即在此河西北。”可见阿阳即静宁县是毋庸置疑的。

按照《汉书地理志》，汉天水郡下辖成纪、阿阳等十六县，阿阳县和成纪县是并存的，既然阿阳县是静宁，那么成纪县又是哪里？　　这里有四句很重要的话：《舆地广记》云：“阿阳县在故城县北。”《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云：“阿阳，西汉县，属天水郡。

在故城西北，今平凉靠静宁州南”。

《金史地理志》载：“秦州有秦安县，汉故城。”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说秦安是“汉以来成纪县故城，当称故城。”很明确的告诉我们：秦安又叫故城，故城是成纪县遗址，阿阳县（今静宁县）位于成纪故城的西北方！

《新唐书地理志》云：“秦州天水郡，中都督府。

本治上邽，开元二十二年以地震迁徙治成纪之敬亲川。

天宝元年还治上邽，大中三年复徙治成纪。”据此可知，成纪实为秦州州治，但地有迁徙，曾从秦州移到秦安，故《新唐书》将其列为首县。

（注：《旧唐书》成于后晋，因其简略且考证不详多错漏，宋朝令欧阳修、宋祁等重修，是为《新唐书》）。

《元和郡县图志》云：“成纪县，东南至州一百里。

……瓦亭川水，东去县一十五里。”《通鉴地理通释》云：“城在今（秦安）县北三十里。”《嘉庆重修一统志》云：“成纪故城，在秦安县北。”据上四书，知成纪故城为今秦安县之北。

依《元和志》，其故址当为今秦安县西北部郭家镇一带，该地东南至州百里，距瓦亭水（今葫芦河）十五里，方位相符，当是此地。

五代十国以来，本区由于地处陇右要冲，其西部为吐蕃所有，东部先后为岐、后唐、后晋、后周、前蜀、后蜀所有。

现分国通考如下：①岐：李茂贞据凤翔，因护送唐僖宗入蜀有功，为凤翔节度使，后称岐王。

时据有秦州东南部，有成纪、清水、长道三县地。

州治为成纪，即今秦安县西北之郭家镇。

②后唐：据有秦州东南部，州治为成纪。

原有长道、成纪、清水三县地，后增置天水、陇城二县。

《五代会要》云：“后唐长兴三年二月，秦州奏：见管长道、成纪、清水三县外，有十一镇，征科并系镇将。

今请以归化、恕水、五龙、黄土四镇，就归化镇复置旧陇城县。

赤砂、染坊、夕阳、南台、铁务五镇，就赤砂镇复置旧天水县。

其白石、大泽、良恭三镇，割属长道县。

上从之。”③后晋：据有秦州东南部。

有本区长道、清水、成纪、陇城、天水五县地，州治为成纪。

④前蜀、后蜀：据有秦州东南部，有秦州之成纪、天水、陇城、长道、清水；凤州之两当、河池，计二州七县。

秦州治为成纪。

北宋时期，本区隶属秦凤路。

地有秦州之成纪、陇城、清水、天水；凤州之河池、两当；巩州之宁远、永宁；岷州之长道，计四州九县。

州治成纪，即今天水市。

南宋时期，渭水以北为金据，渭水以南为宋所有。

金设熙秦路，地有秦州之成纪、冶坊、清水、陇城、秦安五县。

州治成纪，即今天水市。

元代本区隶属陕西行省，地有秦州之成纪、清水、秦安；巩昌府之鄣、宁远、伏羌；徽州、两当；西和州，计一府三州七县。

元时成纪为为秦州治，故址即今天水市。

《元史地理志》载：“秦州有成纪县。”元末撤成纪，并入秦州府，成纪县从此消失。

综上所述，汉成纪指的是秦安县，而唐朝以后的成纪指的是天水市！”（以上资料引用网友“隐于网”先生，他在二十四史地理史和其他古代史地典籍非常熟悉，治学严谨，博学果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