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故居的事件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6浏览:1收藏

季羡林故居的事件,第1张

季羡林故居在2009年12月16日遭到盗窃,靠近门的阳台上的窗户被砸出一个大窟窿,室内物品被洗劫一空,屋内一片狼藉。

在季老故居书房内,一台已经过时的电视机摆在屋子中央,墙壁两侧都是大书柜。在季老的卧室内的一排大书柜里,摆放的均为现代版本书,现代版书籍一本没丢,但放二十四史、杂线装书及四部丛刊的书柜空无一物。“盗贼知道哪些书有价值,所以没偷现代版本的书。”季老之子季承说。除了书籍外,屋内挂在墙上的若干张季老照片、书柜上摆的五尊季老半身铜像,都不见了。另一间屋的佛像少了几尊。

季承表示,此次丢失的古籍共有161种。其中,有明确数目的线装书就有4351册,此外还有嘉庆殿本全唐文4大箱和全套二十四史,丢失书籍总数将近5000册。

发现失窃后,季羡林的家属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2009年12月20日,北京海淀警方表示,季羡林北大故居被盗一案已告破,嫌疑人方咸如、王如于前日被刑事拘留,季老被盗物品全部追回。

据了解,方咸如是安徽人,40岁左右,原是季老的“管家”,照顾季老的生活起居,为季老工作多年,他和王如交往密切。王如则是季老生前的秘书李玉洁的干女儿。对于二人被拘,季老之子季承称:“不可理喻!不计后果!丧心病狂!”同时表示,不完全相信二人能搬走5000余册图书和雕像,可能雇人涉案。

国学文化灿若星河,但是这些年西方的文化和艺术大肆侵入华人文化生活,已经很难产生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大师。

2018年一代国学宗师饶宗颐去世,中国传统国学失去了最后一位学究天人的大宗师。让我们捋一捋饶宗颐先生的治学脉络,看一看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的成名史,也许足以借鉴。

一代传奇宗师饶宗颐

饶宗颐出生于潮安,父亲饶锷财力雄厚,敏于国学。家里建立了潮安第一藏书阁“天啸楼”。作为一个含着金汤勺出生的贵公子。饶宗颐先生却对声色犬马毫无兴趣,从小学开始,饶先生就闷在这座知识的宝库里,陶醉而且沉迷。

家学渊源的饶宗颐先生在父亲的熏陶下打下了极为扎实的国学基础,阅尽天啸阁藏书数十万册。经史子集,书画曲艺,敦煌古籍,释道儒三家经典皆在心中。

这仅仅是开始,18岁的饶宗颐先生因为才学出众,被推荐到广东的国学资料馆中担任研究员,在这里,饶先生阅尽馆藏图书,为自己的治学之路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再后来,饶先生移居香港,开始了令人极为推崇的国学著作的撰写之路。饶先生在香港潜心学术,出产极其丰富。饶宗颐先生既是历史学家又是金石专家还是文学大家,一生一千多篇高水平论文令后来者仰视不已。

饶宗颐先生的治学成就

饶宗颐是第一个系统研究了殷代甲骨文的人,详实而且精确的考证结果为饶宗颐先生赢得了法国人的尊重。20世纪60年代,法兰西授予饶宗颐先生“儒莲汉学奖”。饶宗颐先生至此成为与王国维等人并称的汉学大家。

饶先生治学极为严谨,即使是一字之差,也会反复琢磨,力求精确优美。70年代,饶宗颐先生全面研究了敦煌的书法艺术,以有力的著述详细阐述了敦煌的书法艺术,成为敦煌书法研究方面的专家。

饶宗颐先生在治学方面成果辉煌,成果丰富,仅仅《20世纪饶宗颐文集》一书就洋洋洒洒1000多万字,为后世留下了珍贵而且丰富的精神财富。

饶宗颐先生与季羡林先生神交已久,80年代开始,饶宗颐先生经常拜见季羡林先生。两人就学术问题互相补益,开启一段学术佳话。从此,“南饶北季”喊得更加响亮了。

饶宗颐家住香港跑马地,饶宗颐先生喜欢坐在凉台上,晒着下午的阳光慵懒的打个盹儿,再打起精神奋笔写书。饶先生任何时期的作品都令后辈学者敬仰不已。

饶先生取得了巨大的个人学术成就,令后辈学者欣赏不已,他在香港跑马场的那些日子里著书立传,书写了多少香港的学术佳话,令人神往。

饶宗颐的晚年

2018年2月6日,饶宗颐在香港逝世,享年101岁。在一个世纪的人生道路上,饶宗颐先生以书为伴,嗜书如命,潜心学术。以至于喜欢八卦花边的香港报纸竟然挖不出饶宗颐先生一丝花边与戏说。

这样一个不求名利的学者,正是当代学者的楷模。先贤不在,后辈需砥砺前行。在西方流行文化横扫全球的时候,坐着冷板凳研究国学对现在的学者是一种考验。

饶宗颐先生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靠的就是多年的学习和积累,如果没有人生前三十年的苦学与沉迷,饶宗颐断然不会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与成功。

做学问是苦功夫,饶宗颐与生俱来和家庭所带给他的影响使得他对国学杂家充满了兴趣与好奇,这才是支撑饶宗颐一生研究与论述的不竭动力,也是饶宗颐成为大师的源泉。

饶宗颐先生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大家,融合历史,文学,书法,音乐,古诗词,国外历史于一身。甚至古印度文和古巴比伦文都被饶宗颐先生掌握的极为熟练。

饶先生一生的研究方向,涵盖古今中外,经史子集,敦煌与殷商。说得上融百家于一身,是人类宝贵的文化大师。2018年去世以后,海内外同悲。

饶宗颐先生可以说是学究天人,这样一位大学者追求的是学术本身。一生无欲无求唯有学术,他眼中的世界,充满着理想和智慧,后辈们足以学习,以期国学新一轮的突破与发展。

饶先生在追求的是天人互益,追求自然与人的和谐。季羡林先生讲究天人合一,饶宗颐先生则更进一步,讲究自然与人类相互促进,进一步进步与提升。

饶宗颐的名字是他的父亲取的,一代学者的饶锷希望儿子能够像一个君子,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饶宗颐先生无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与鼓励。

数十年弹指一挥间,饶宗颐先生成为国学大师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他天生就是为研究国学而生的。饶宗颐先生极为谦虚,他说,香港成就了他。但很多学者说,饶先生丰富了香港的文化和学术。

饶宗颐文化馆收藏了他大量的文化作品,一个人生命很短暂,但是饶宗颐先生的成果使得他永存于中国文化史。成为与纳兰性德和王国维一样刻入中国文化史的人物。

作为岭南国学的继承者与开创者,饶宗颐先生的作品在香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相信历经时代巨变,饶宗颐先生的作品和文化也将永存。

数十年来,饶先生为中国国学事业和世界汉学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勋,可这位谦和平淡的老人却没有什么个人故事。他一生都在燃烧,为的是国学和汉学的学术进步。

就学术成就而言,饶宗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当他在病床上去世的时候,世界汉学界痛失大师。薪火相传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品德,饶宗颐足以为后人师。

曾有人评价,饶宗颐造就了香港国学文化,饶宗颐却谦虚地说香港造就了他,这样的互相成就传为佳话,人生短短数十载,未来的汉学界,需要更多这样的大师。

饶宗颐的成名来自于自身强厚的积累和勤奋,从学术上来讲,中国国学界想要被世界汉学界尊重,应该好好学习饶宗颐先生的治学精神。

 国学大师不能光看其学问,还要看其道德即人品、文品。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四大国学大师,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国学大师冯其庸 四大国学大师:冯其庸

 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汉画学会会长,曾于1998年发现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轰动中外学术界。他还在中国 文化 史,古代文学史、戏曲史、艺术史等方面做出了成就。目前着重研究中国大西部的历史文化艺术。

国学大师张其成 四大国学大师:张其成

 著名易学家、国学管理专家、中医文化专家……他在国内首次提出了“国学管理”的概念,并首创周易心智管理模式。他通晓易理易术,以“易”融贯儒、释、道、医。可谓将国学融会贯通,深入浅出,应用到现实中来。

国学大师傅佩荣 四大国学大师:傅佩荣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40岁以后傅佩荣开始专心研究道家思想,50岁以后就研究《易经》并重新解读“孔、孟、老、庄”,在 国学经典 诠释方面有相当重要的影响。2009年因在《百家讲坛》主讲《孟子的智慧》为人所知。

国学大师饶宗颐 四大国学大师:饶宗颐

 饶先生和季羡林齐名,学界称“南饶北季”。他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 教育 家和书画家,是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大学者,又是杰出的翻译家。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都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并且,清华国学院由此开始,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

 梁启超的 文章 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治学理念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 证明书 ,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

 王国维主要成就、历史地位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 方法 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四大导师中的另一位大学者是赵元任。赵元任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他博学多才,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对哲学也有一定造诣。然而他主要以著名的语言学家蜚声于世。他从1920年执教清华至1972年在美国加州大学退休,前后从事教育事业52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他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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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中院认为季承作为受托人无权撤销捐赠协议,该捐赠属于公益性质的捐赠,即便季羡林先生本人都不能撤销。法院据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名人难了身后事,对于季羡林先生也是如此。更何况,季羡林在生前就已被卷入了“藏画门”事件。季羡林2009年7月去世后,其子季承与北京大学关于季老遗产归属问题一直纷争不断。

2012年8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了季承起诉北大的立案材料。时隔4年,法院终于宣判。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季承全部诉讼请求。季承当庭表示上诉。

        季羡林先生与北大间的捐赠协议是否有效?季承是否有权提起诉讼?季羡林先生与北大间的公益捐赠缘何不能撤销?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重温一下这起历经4年得以宣判的诉讼案。

15年前,著名学者、北大终身教授季羡林与北大签订了一份捐赠协议,将保存的书籍、字画等物捐赠给北大。季羡林去世后,其独子季承公布父亲临终前的手书,称父亲生前取消捐赠,并委托自己全权处分其物品,并据此要求北大返还父亲遗物。双方协商未果,4年前,季承将北京大学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季羡林文物、字画等共计649件,涉案标的额高达一亿元。

16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中院认为季承作为受托人无权撤销捐赠协议,该捐赠属于公益性质的捐赠,即便季羡林先生本人都不能撤销。法院据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庭审交锋\

季老捐赠600余件物品

其子认为不该归北大

早在2001年7月6日,季羡林与北京大学签订了一份捐赠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将属于季羡林个人所藏的书籍、著作、手稿、照片、古今字画以及其他物品捐赠给北京大学,赠品清单于2002年3月1日以前交付,赠品将分批分期移交指定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直到本协议所列各项全部赠品移交完毕。

2009年季羡林先生去世后,其子季承于2012年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2008年12月5日,季羡林手书公布,“有几件事情在这里声明一下:一、我已经捐赠北大120万元,今后不再捐赠;二、原来保存在北大图书馆的书籍文物只是保存而已,我从来没说过全部捐赠……”

在另一封委托书中,季羡林写道:“全权委托我儿子季承全权处理有关我的一切事物务。季羡林。戊子冬。2008年12月6日于301医院。”

季羡林去世后,季承认为父亲捐赠并不合法,遂于2012年6月14日委托律师向一中院递交起诉书,起诉北京大学,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原物返还。其主张北大返还以上物品共649件。2012年8月3日,此案正式立案。

北京大学答辩称:季羡林先生未有撤销捐赠协议的行为,且合同法明确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可撤销的规定。季承提出“返还原物”没有依据。

双方争议\

捐献协议无目录未交接

是否有效双方各执一词

2016年5月31日,该案在一中院开庭,81岁的季承亲自出庭。律师表示,“捐赠协议无目录,双方未交接。所以,协议并未成立,也没有生效。季承得到季羡林先生的特别委托授权,季承具备649件物品的处理权、处分权,有权决定涉案标的物是否继续存放在北大,请求返还原物于法有据。”对此,北大不认可。“物品已经归属北大,原告无权要求北大返还。”北京大学方代理律师认为,不论从物权还是委托代理的角度,季承请求返还原物都没有权利依据。“北大认为季羡林对北大的捐赠行为,并非私人之间的馈赠,而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公益捐赠。”

一审判决\

属于公益性质的捐赠

季羡林本人也不能撤销

16日上午9点半,一中院作出一审宣判,驳回季承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季承作为季羡林先生全权委托的受托人虽然有权利提起本案诉讼,但是因季羡林先生与北京大学签订的《捐赠协议》已然成立并合法有效,且属于公益性质的捐赠,即便季羡林先生本人都不能撤销。

季承作为季羡林先生的全权受托人只能按照委托人的真实意思实施委托事务。季羡林先生本人经过深思熟虑签订《捐赠协议》,其直至逝世都未明确表示要撤销该《捐赠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季承作为受托人更无权违背季羡林先生的意愿或超越季羡林先生本人的权利而主张该《捐赠协议》或捐赠意向被撤销,因而也就无权主张返还原物。据此,北京一中院判决驳回原告季承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决季承交纳54万余元的诉讼费。

3大焦点

涉案捐赠协议

是否已经被撤销?

季羡林生前说书归北大,画再考虑考虑

据了解,该案曾于今年5月31日开庭,当天北京大学申请了5位证人,季承一方也申请了1位证人出庭作证。双方就季承是否有权提起诉讼,赠与协议是否有效以及赠与协议是否被撤销3个焦点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一审判决后记者采访了该案的审判长丁宇翔,丁宇翔对3个焦点进行了一一解答。

焦点/1

季承是否有权提起诉讼?

审判长: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季羡林先生与季承的约定内容正是由季承处理季羡林先生的事务,季羡林先生是委托人,季承是受托人。并且,这种委托属于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概括委托,即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的,委托合同终止。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根据委托事务的性质不宜终止的除外。

季羡林先生作为文化巨人,逝世后必然有很多生前以其名义开展的具体事务需要做后续处理,本案所涉捐赠事宜的后续处理就属于这种情况。因此,2008年12月6日的书嘱在尊重季羡林先生生前意愿处理其后续事务的范围内不宜终止。在此前提之下,就履行委托合同的后续事宜发生争议的,季承应有权提起诉讼。

焦点/2

捐赠协议是否成立并有效?

审判长:本案所涉的《捐赠协议》为赠与合同,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赠与合同为诺成性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

本案《捐赠协议》的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都是可以确定的,应当认定合同是成立的。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本案捐赠协议不涉及应该审批登记事项。故本案《捐赠协议》自成立时应为有效。

焦点/3

涉案捐赠协议是否已经被撤销?

审判长: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捐赠协议,从捐赠目的、受赠人特点、捐赠物品属性来看,具有公益捐赠的属性,即便是季羡林先生本人也不得撤销。

本案诉讼过程中,季承曾基于季羡林先生2008年12月6日全权委托的书嘱,主张撤销本案《捐赠协议》。一方面,季承作为季羡林先生的受托人,应从维护委托人利益的角度积极履约。在季羡林先生并无明确授权撤销《捐赠协议》的情况下,季承作为受托人应当积极履行《捐赠协议》确定的义务,而不是千方百计使其被撤销。

另一方面,任何人不能将大于其自身权利的权利委托他人。本案中,季羡林先生自己尚无权撤销《捐赠协议》,因而就更不能授权他人撤销该《捐赠协议》。因此,季承也不能撤销本案《捐赠协议》。

北京大学曾于2009年1月16日在301医院就捐赠事宜对季羡林先生表示,“这些字画最后怎么办听您的意见,尊重您的意见。”季羡林先生随即答道:“这书,就归学校……那些藏画,慢慢再商量……再考虑考虑。”季承曾据此主张双方签订的《捐赠协议》已经合意撤销。

本案《捐赠协议》并不存在法定撤销事由,季承在此处主张的“合意撤销”实为“合意解除”。根据查明的事实,2009年1月16日,北京大学部分领导看望季羡林先生时所提“您说捐,或者不捐,都听您的意见”实际是一种咨询行为,并非在法律意义上与季羡林先生商讨是否解除《捐赠协议》。

对于一个已经成立并合法有效的合同而言,要想合意解除,必须有合同双方明确的、一致的意思表示。季羡林先生当时回答说“再考虑考虑”,这一回答只能表明季羡林先生对于是否解除《捐赠协议》存在一定的犹豫,但直到先生逝世,都一直没有明确表示要解除《捐赠协议》。因此,本案《捐赠协议》并没有被双方当事人合意解除。

1个问题

公益捐赠缘何不能撤销?

对于很多人来说,公益捐赠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公益捐赠”为何物?为什么不能撤销?记者就此采访了专家学者和律师。

“公益捐赠是相对于私益捐赠而言。后者是发生在两个个人之间,而前者则一种公益慈善行为,具有为社会谋求公共福祉的积极意义。”北京中凯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凯说。

判决书显示,法院认定其属于公益捐赠出于三方面原因:从性质而言,北大属于非营利性的教学科研机构,承担着培育社会英才、促进科学文化繁荣的使命;第二,季羡林捐赠的物品包括苏东坡字画及古代的砚台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第三,捐赠时,双方在北大举行了捐赠仪式。季羡林在发言中表示,希望将这些物品还给国家和人民。

“公益捐赠不能撤销。不仅意味着季羡林方不能撤销,北大也不能撤销。”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孙若军表示,立法者经过反复论证做出这样的安排,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共利益。“比如说,受赠方已经对受赠物做出安排,一撤销就打乱了原计划;再有就是防止有人利用公益的名义进行炒作。”

“当然,法律也规定例外情况。比如合同法提出,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陈凯表示,解除合同的前提需双方协商一致,本案并不属于这种情况。

季承有话\

捐赠物包括母亲应得物

判决不公,要上诉到底

宣判后,面对记者季承挥着手说:“完全不同意(这个判决),绝对上诉,而且一直上诉到底,打到最后胜利为止!”季承表示今天的这个判决非常不公平不合法,“这是我没有意料到的”。

季承说,父亲的捐赠协议违法,“一是捐赠前没有分割母亲的遗产部分,把我母亲应得的部分也捐赠了,明显违法;二是捐赠协议有一个前提,就是双方清点签字后协议才能生效,实际上没有签字,因此协议无效。”

季承的代理律师卞宜民则表示,“此案由于原告身份都弄错了,季承是这批古籍文物的所有人,并非受托人,季承起诉的是原物返还,但法院却以季承是授权委托人身份,对委托事宜不明为由驳回起诉,黑白颠倒。”

季承的代理人则表示,季羡林先生生前曾被卷入“藏画门”事件,季老部分私人收藏品在没有给出任何授权的情况下,流向拍卖市场,拍卖的藏品中有赝品,真伪难辨。他的前秘书李玉洁干女儿王如,因盗窃季羡林旧居物品被判5年有期徒刑。目前季承一方已向一分检提出抗诉申请,认为王如盗窃案价值300多万,按刑法应判无期。

季承透露,目前他们已经掌握了新证据,并展示了部分被盗窃书画的复印件,“王如原来偷了330万的书籍已经判决,现在又发现她盗窃了296件字画,这说明北大失职。这些被盗字画仍在王如家里,我们已经向最高检和最高法进行反映,要求重新追究王如的刑责。”

一个数据\

季羡林捐献价值上亿

究竟捐给北大哪些物品?

根据起诉书显示,季羡林先生和北大曾签署过一份协议,协议书中约定将属于季羡林个人所藏的书籍、著作、手稿、照片、古今字画以及其他物品捐赠给北京大学,共有649件物品。那么,这些物品具体是些啥呢?

季羡林弟子钱文忠曾说,季羡林收藏的字画价值是天文数字。其中他收藏的白石老人作品多且精,比如白石老人的整开巨幅豹子,偶一挂出,精彩流淌,满屋生辉,观者无不目瞪口呆。

钱文忠还曾分析过季老的藏品和财产,大致分成五部分:一、主要是1950年以前收藏的字画,这些字画以齐白石为下限,数量很大,名家聚集,触目皆是,若论价格,在今天是天文数字。这部分是有目录的,主要是季羡林已故的第一任秘书、追随先生半个世纪的李铮教授编订;二、其他珍藏版古籍、古墨、田黄、田白、白芙蓉、名人信札等,数量很大;三、历年来,季羡林朋友赠送的字画、艺术品,数量也很大,名家包括启功、范增、欧阳中石等;四、先生本人写的字、手稿,当然也有很高的价值;五、季羡林著作出版量很大,稿费数目也不小,当以百万元计,还有朋友馈赠,季羡林本人不经手。

钱文忠回忆说,季羡林对家人抠门,但对外人慷慨。他的独子读大学期间,他一个月只给儿子15元生活费。他不让人老洗衣服和被单,说老洗老洗,被单就是被你们洗坏的。拖地板不用自来水,竟然用湖水。钱文忠说,季羡林对外人、对社会捐款很大方,动辄就是数十万上百万元,保姆去读书也是他给钱。汇款单上还写上字:“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

腾讯网网友热议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央广、《新华每日电讯》、腾讯等——————

获得的主要奖项有:

1986年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获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1987年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荣誉奖。

1989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0年论文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1992年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

1992年,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1997年主编的《东方语言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1997年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专著二等奖。

1998年德黑兰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99年《季羡林文集》(24卷)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2000年专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获长江读书奖“专家著作奖”。

2000年获得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金质证书。

2006年9月26日,在中国译协庆祝国际翻译日?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上,季羡林被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季羡林说国学》试读:中国文化的内涵

我曾经把文化分为两类:狭义的文化和广义的文化。狭义指的是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等。广义指的是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东西,连汽车、飞机等等当然都包括在内。周一良先生曾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狭义的、广义的、深义的。前二者用不着再细加讨论,对于第三者,深义的文化,周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在狭义文化的某几个不同领域,或者在狭义和广义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领域中,进一步综合、概括、集中、提炼、抽象、升华,得出一种较普遍地存在于这许多领域中的共同东西。这种东西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亦即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有特征的东西”。他举日本文化为例,他认为日本深义的文化的特质是“苦涩”、“闲寂”。具体表现是简单、质朴、纤细、含蓄、古雅、引而不发、不事雕饰等。周先生的论述和观察,是很有启发性的。我觉得,他列举的这一些现象基本上都属于民族心理状态或者心理素质,以及生活情趣的范畴。把这个观察应用到中华民族文化上,会得到什么结果呢我不想从民族心态上来探索,我想换一个角度,同样也能显示出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或者内涵。在这个问题上,寅恪先生实际上已先我着鞭。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寅恪先生写道: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我觉得,这是非常精辟的见解。在下面谈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中国哲学同外国哲学不同之处极多,其中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中国哲学喜欢谈论知行问题。我想按照知和行两个范畴,把中国文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认识、理解、欣赏等等,这属于知的范畴;一部分是纲纪伦常、社会道德等等,这属于行的范畴。这两部分合起来,形成了中国文化。在这两部分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最为本质,最具有特征的、深义的中华文化。寅恪先生论中国思想史时指出: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中略)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中略)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事实正是这个样子。对中国思想史仔细分析,衡之以我上面所说的中国文化二分说,则不难发现,在行的方面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儒家,而在知的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佛道二家。潜存于这二者背后那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深义文化是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专就佛教而言,它的学说与实践也有知行两个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如无常、无我、苦,以及十二因缘等等,都属于知的方面。八正道、四圣谛等,则介于知行之间,其中既有知的因素,也有行的成分。与知密切联系的行,比如修行、膜拜,以及涅檠、跳出轮回,则完全没有伦理的色彩。传到中国以后,它那种无父无君的主张,与中国的三纲六纪等等,完全是对立的东西。在与中国文化的剧烈冲击中,佛教如果不能适应现实情况,必然不能在中国立定脚跟,于是佛教只能做出某一些伪装,以求得生存。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别强调“孝”字,就是歪曲原文含义以适应中国具有浓厚纲纪色彩文化的要求。由此也可见中国深义文化力量之大、之不可抗御了。这一点,中国不少学者是感觉到了的。我只举几个例子。这些例子全出于《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一集。梁漱溟先生说:中国人把文化的重点放在人伦关系上,解决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冯友兰先生说:基督教文化重的是天,讲的是“天学”;佛教讲的大部分是人死后的事,如地狱、轮回等,这是“鬼学”,讲的是鬼;中国的文化讲的是“入学”,注重的是人。庞朴先生说:假如说希腊人注意人与物的关系,中东地区则注意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是注意人与人的关系,我们的文化的特点是更多地考虑社会问题,非常重视现实的人生。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事实上,孔子就是这种意见的代表者。“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证明。他自己还说过:“未知生,焉知死。”国外一些眼光敏锐的思想家也早已看到了这一点,比如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就是其中之一。1827年1月29日同爱克曼谈“中国的传奇”时,他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平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中略)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连在审美心理方面,中国人、中国思想、中国文化都有其特点。日本学者岩山三郎说:西方人看重美,中国人看重品。西方人喜欢玫瑰,因为它看起来美,中国人喜欢兰竹,并不是因为它们看起来美,而是因为它们有品。它们是人格的象征,是某种精神的表现。这种看重品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精神价值的表现,这样的精神价值是高贵的。我在上面的论述,只是想说明一点:中国文化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既然同为文化,必然有其共性。我在这里想强调的却是它的特性。我认为,中国文化的特性最明显地表现在或者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上,这就是它的伦理色彩,它所张扬的三纲六纪,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精神。本文节选自季羡林《陈寅恪先生的通德文章》一文。周一良:《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251页。《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页。《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5页。

你觉得寒门出贵子的最有效途径是什么呢?

从过去到现在来看,对千千万万农村家庭来说,大多数人都是靠读书才走出农村,才真正改变了命运。

我之前在微博上看到爆红网络的“出租房学霸家庭”的新闻。说的是山西一对夫妻带着三个孩子住在60平米的小出租房里,一住就是二十年。

父亲范玉华说,钱都给孩子拿来交学费了,买不起房子,但他认为教育才是最好的投资。2018年的时候,小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二姐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博连读,大儿子在某军校就读。

要说寒门,这一家子算是寒门了。但不难想象,他把教育当做人生最重要的投资,会让孩子们在往后的人生赚翻了。

他的孩子们会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不会再几十年如一日地住在狭小的房子里,一家人过着勤俭节约的生活。

确实啊,天底下的父母,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当自己给不了孩子最好的物质条件的时候,往往会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往后的人生中用知识改变命运。

在《风雨百年季羡林自传》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季羡林的父母及叔父对他也有一样的期望。而季羡林也靠知识真正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最终被称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从季羡林的人生中,我们了解到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知识可以成就人生。从书中,我们知道如何读书, 如何做人,从而成就自己。

季羡林家里很穷,他的爷爷死了以后父亲季嗣廉和叔父季嗣诚两兄弟相依为命,房没有一间,地也没有一垄,活着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后来叔父季嗣诚在济南站稳了脚跟,时常接济父亲季嗣廉一家大小的生活。

季羡林生于1911年,父亲和叔父两兄弟只有季羡林这么一个儿子,想着好好培养季羡林,让他到济南去读书,盼着将来季羡林有个好前途,在他六岁时就去

按照季羡林的说法是,在高中之前,尽管在学习上并不勤奋,但在叔父的监督引导下每天都忙得很。

白天在学校上课,下课后要去学习古代典籍,例如《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古籍。学习完古籍后走路回家吃饭再去英文班补习,上到晚上九点才下课。

或许是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让季羡林有了较深的文学功底。到了高中,季羡林在学业上就开始出类拔萃了。特别是在国文和英文上。

1930年,季羡林的高中时代结束了,这高中时代是他人生开始开挂的时候,功课拔尖,老师喜欢。

季羡林在回忆高中时代的时候说过: 如果青年朋友问我有什么经验诀窍。“勤”“苦”二字就是诀窍。

确实,所有的成绩都绝非偶然,是经年累月的勤奋和努力换来的。而这所有吃过的苦,所有努力的汗水,都会在未来变成礼物。

高中毕业以后,季羡林同时考上了北大和清华,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季羡林除了学习本系的课程外,季羡林还去旁听了其他老师的课程,其中陈寅恪对他影响非常深,让他迷上了佛教史。

清华大学最后两年,季羡林还写了十几篇散文,都发表到一些全国一流的报刊和文学杂志上,那会儿就被人称为 “作家”了。

1935年,季羡林在济南高中当了一年的老师,就收到了清华大学的通知书,他已经被录取为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学期是两年,这让季羡林感到非常高兴。

他到德国留学的时候,是在哥廷根大学,选了感兴趣的梵文和巴利文。后来他的梵文老师因为二战被征军了,就由读通吐火罗文大师西克代理。

当时季羡林已经选了很多的课程,学了那么多的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而学习吐火罗文又是那么的难,花费的时间又是那么的多,可他并不觉得苦,也不觉得累,越学兴趣越浓厚。

1946年,留徳十年的季羡林终于结束了漫长的流浪生活。回到中国以后,季羡林在陈寅恪恩师的推荐下进入北大当教授。

按照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博士学位的人回来以后只能当副教授。

季羡林刚开始也不例外,然而过了一周后,他就收到被聘任为正教授,同时还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

这在当时的北大可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情,可以想见,季羡林的学识得到了北大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季羡林的才华不仅仅得到了北大校领导的欣赏,更得到了整个学术界的肯定。

事情是这样的,胡适和陈垣在当时是学术界的名人,他们为先有“浮屠”还是先有“佛”争论起来。

胡适,觉得是先有了“浮屠”才有了“佛”。陈垣呢,却认为先有“佛”然后才有“浮屠”。

季羡林听闻后翻遍了梵文、吐火罗文、回纥文、康居文等资料中的的相关内容,苦心研究后写了一篇《浮屠与佛》的论文。这篇论文一出,在当时可是震动了整个学术界。

而胡适看完后竟然承认了先有“佛”后有“浮屠”的说法。更好玩的是,陈垣偷偷地塞给他三块大洋对他说:小季啊,你来我们学校讲学吧!

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得了多位大咖的认可,也让他有一种“一登龙门,身价百倍”的威风。

1975年新疆博物馆李遇春馆长亲自携带新疆焉耆出土的吐火罗文残卷请季羡林解读。

那时候距离他上次研究吐火罗文已经过去二十年左右了。但季羡林依然能够很好地完成委托给他的任务。

在此后的几年,季羡林研究撰写的《弥勒会见记》是世界上第一部规模较大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而季羡林本人,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在1993年到1997年这四年里,季羡林用中外文写的专著、论文、杂文等,数量已经超过了过去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总和。

研究的不仅仅是吐火罗文,还有佛教梵语、印度古代文学、佛教史、唐史、东方文学史等方面的研究。

季羡林的文学研究成就非凡,他的工作一样非常突出。

从1946年进入北大当教授到2009年离世,他都没离开过北大,一直致力于教学工作,建立了中国的东方学体系,这个系还一度成为北大的第一大系。

单单是东语系培养出来的学生,驻外大使就有100多位。

而季羡林本身,也成为北大的终身教授,北大的副校长,是著名的东方学大师、文学家、教育家等,更是被尊称为“国学大师”“国宝”“学界泰斗”。

季羡林被评为感动十大人物之一的颁奖词是这样的: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德,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

纵观季羡林的一生,他从一个农村穷小子到成为文学界泰斗,一路走来,靠的不过是锲而不舍的勤奋,不过是脚踏实地的努力而已。

爱恩斯坦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世上哪有什么天才,不过是用汗水和泪水浇灌出来的成功而已,季羡林也是。

只有勤奋努力,我们才能够完成普通人所完成不了的事情,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比别人的人生更加辉煌。

张元济先生的一句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读书就是精神食粮,可以增长见识,可以修养身心,可以找到好工作,可以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可以获得美好的人生。

读书,可以滋养人心,还可以成就人生。季羡林先生算是寒门贵子,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

季羡林先生的涵养和学识,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学术的泰斗,而这与他一生爱读书,坚持读书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季羡林先生爱读哪些书呢?季羡林先生什么书都读,不管是闲书、名著、还是文献资料,数不胜数。

季羡林先生在中小学阶段,最爱读闲书,比如《彭公案》《施公案》《洪公传》《说唐》等,读得如痴如醉。

长大后呢,爱读《红楼梦》《史记》《儒林外史》等书籍。

读这些闲书,对季羡林先生走上文学写作的道路是有很大帮助的。

季羡林先生一生读了那么多的书,也因为读书成就了自己辉煌的一生。他用他一生的读书经验给我们推荐了十种非常值得我们看的书。

季羡林先生给我们介绍的都是经典书籍。因为读书当读经典,读经典书籍就像跟大师对话。

经典是带有它所经历的各种文化,能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人生百味,认识社会万象,认识人性的美丑。

所以,我们要读经典,读那些经历过世人考验的书籍,从中汲取知识的精华,滋养我们的心灵,从而过有意义的生活。

季羡林先生是多个领域的大师,他懂英文、德文、巴利文、梵文、吐火罗文等多种语言。

对于一般人来说,学一门主流外语都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而季羡林先生一下子学习多种外语,其中还有世上比较难学的生僻语言吐火罗文,这种语言当时在世界上所懂的并不多。

他究竟是怎么学成这些极难生僻的语言的?学习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直接看课本,查资料,然后实践。

拿季羡林先生学习梵文当例子,老师第一天上课的时候先教大家念字母,其他的内容都没有加以讲解,全部由学生自己去学。

第一课以后,老师都只是在旁边听,指出错误,其他的都需要学生自己去学习。

那时候季羡林先生为了学习五六个字的练习,往往要做一两个小时的准备,查资料,看文献,整理材料。要是老师上两个小时的课,往往要用两天的时间来准备。

总之,为了跟上老师教学的进度,学生要自主学习,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

这种读书学习的方法就像学习游泳的方法一样:就是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学生推入水中,如果没淹死,就能学会游泳,而淹死的事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

就是这种读书学习的方法,让季羡林先生不仅学会了各种知识,还在后来写出了很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论文。

现在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大家都比较追求效率,最好有一本书能够在短时间内看完还能有很多的干货。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很快看完一本书了,也找出了一些干货,指引我去实践,沾沾自喜地拍个照,发个朋友圈,昭告别人自己看了这么一本书学习到了一些道理。

其实,过了不久,自己就忘了这些知识,更没有把这些看到的知识运用到学习生活中。书是白看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情况呢?

当我重新拿起快速看过的书,一字一句,一章一节慢慢看,一边做笔记,一边找材料;来论证,落地去实践。然后,对内容的理解更深刻了,也更能将知识为自己所用,甚至指导我去行动了。

俗话说得好:欲速则不达。

季羡林先生的读书方法,不是看其中的理论说明,而是看逻辑,看论证的方法,找出没有说明白的地方,亲自去摸索,努力去研究,最终找到深入的答案。

给自己思考的时间,给自己摸索的空间,哪怕投入非常大的时间和精力,但你的收获一定远远超过很多人。

所以,我们要找到合适的读书方法,好好读书,沉心研究,用书籍改变命运,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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