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古典文学常识

文学知识中国古代文学常识 陶渊明，名潜，字渊明，世号靖节先生，自称五柳先生，东晋诗人，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

散文有《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诗歌有《归园田居》、《饮酒》。 干宝，字令升。

东晋史学家、文学家，撰写出我国第一部神话（志怪）小说集《搜神记》。 范晔，字蔚宗，南朝宋史学家、散文家。

《乐羊子妻》、《张衡传》选自他的《后汉书》，“后汉”即“东汉”。“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出自他的《后汉书？列女传》。

刘义庆，南朝宋代小说家，著有我国第一部笔记小说集《世说新语》。这是一部记载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的笔记小说，书中许多故事成为诗文和小说戏剧的典故和题材，有的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如“望梅止渴”、“一往情深”、“口若悬河”等。

刘勰，字彦和，南朝梁代文学理论家，著有我国第一部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50篇，涉及到创作的许多问题。 郦道元，字善长，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

撰成《水经注》40卷，是富有文学价值的地理志。 钟嵘，字仲伟，南朝梁代文学批评家，著有我国第一部诗歌理论专著《诗品》。

4唐代作家作品 王勃，字子安，初唐四杰之一，唐代文学家，有抒情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律）；名文《滕王阁序》。著有《王子安集》。

杨炯，初唐四杰之首，名作有《从军行》。 卢照邻，初唐四杰之一，代表作为《长安古意》。

骆宾王，初唐四杰之一，代表作为《在狱咏蝉》，另有著名的《讨武檄》，作品集为《临海集》。 贺知章，字季真，自号四明狂客，唐代诗人。

所作《回乡偶书》（七绝），为传诵名篇。 王之焕，字季陵，唐代诗人。

他的《凉州词》、《登鹳鹊楼》是唐代绝句珍品。 孟浩然，唐代山水田园诗人。

《过故人庄》（五律）描绘了绿水青山的田园风光和“把酒话桑麻”的农家情趣，体现了诗人与村民的真切感情。《春晓》（五绝）写春晓之景及早春之情，成为流传千古的好诗。

王昌龄，字少伯，唐代诗人，擅长七绝，多写当时边塞军旅生活，气势雄浑，格调高昂，《从军行》七首、《芙蓉楼送辛渐》和《出塞》两首都很有名。 王维，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

唐代山水田园诗人，名篇有《鸟鸣涧》（五绝）、《送元二使安西》（七绝）、《观猎》（五律）。“味摩诘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苏轼赞王维之语。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浪漫主义诗人。官至供奉翰林。

因性格傲岸，不为权贵所容，使他对腐败社会加深了认识，写下了抨击帝王权贵荒*奢侈和控诉现实政治黑暗的诗篇。五绝《静夜思》、《秋浦歌》、七绝《望天门山》，五律《送友人》，七古《梦游天姥吟留别》、《行路难》。

著有《李太白全集》。 高适，字达夫，唐代边塞诗人，诗作对当时的边境形势、士兵疾苦均有反映，代表作《燕歌行》、《别董大》（七绝）。

崔颢，唐代诗人，开元进士，官至司勋员外郎。所作边塞诗慷慨豪迈。

《黄鹤楼》（七律）甚得李白推崇。 杜甫，字子美，曾居长安城南少陵以西，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生于巩县（河南），唐代现实主义诗人。

曾漫游各地，寓居长安十年，“安史之乱”被俘，逃出后任左拾遗，后弃官移家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畔，世称浣花草堂，一度任剑南节度参军，尚书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其作品显示了唐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被称为“诗史”，有《杜工部诗集》。

代表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组诗“三吏”、“三别”。 岑参，唐代边塞诗人，嘉州人，官至嘉州刺史。

从军多年，对边塞生活体验深刻，有《岑嘉州诗集》。代表作《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七古）。

张志和，字子同，唐代诗人，多写隐居闲适生活，著有《玄真子》，代表作《渔歌子》（词）。 韩愈，字退之，河阳（河南）人，自谓郡望（郡里的显贵家族）昌黎，世称韩昌黎，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官至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

唐代散文家、诗人，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著有《昌黎先生文集》。

2 文学常识和文化常识

1三教：佛教、道教、儒教。 “炎黄”分别指中国原始社会中两位不同部落的首领，炎帝、黄帝。 魏国信陵君名无忌号信陵君；齐国孟尝君名文号孟尝君；赵国平原君 赵胜号平原君；楚国春申君 黄歇号春申君

2作者 屈原 特点 一 从诗风言，铺排夸饰，想象丰富，是楚辞的共同特征。如《离骚》充满奇幻不拘的想象，抒发真情层进反覆。

二 从体式言，楚辞较之《诗经》，篇幅极大增长，句式也有四言为主变为长短不拘，参差错落。

三 就语言说，楚辞多用楚语楚声，楚地的方言词语大量涌现，另外，“兮”字、“些”字作为虚词叹语成为楚辞的一个鲜明标志。

3古代诗歌的分类

古代诗歌包括诗、词、曲。

1 从诗歌的形式可分为：

① 古体诗，包括古诗（唐以前的诗歌）、楚辞、乐府诗。注意“歌”、“歌行”、“引”、“曲”、“呤”等古诗体裁的诗歌也属古体诗。古体诗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古体诗的发展轨迹：《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建安诗歌→陶诗等文人五言诗→唐代的古风、新乐府。

② 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

③ 词，又称为诗余、长短句、曲子、曲子词、乐府等。其特点：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字数不同可分为长调（91字以上）、中调（59-90字）、小令（58字以内）。词有单调和双调之分，双调就是分两大段，两段的平仄、字数是相等或大致相等的，单调只有一段。词的一段叫一阙或一片，第一段叫前阙、上阙、上片，第二段叫后阙、下阙、下片。

④ 曲，又称为词余、乐府。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兴起于金，兴盛于元，体式与词相近。特点：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使用口语。散曲包括有小令、套数（套曲）两种。套数是连贯成套的曲子，至少是两曲，多则几十曲。每一套数都以第一首曲的曲牌作为全套的曲牌名，全套必须同一宫调。它无宾白科介，只供清唱。

2 从诗歌的题材可分为：

① 写景抒情诗，歌咏山水名胜、描写自然景色的抒情诗歌。古代有些诗人由于不满现实，常寄情于山水，通过描绘江湖风光、自然风景平寄寓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类诗常将要抒发的情感寄寓在后描写的景物之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寓情于景。其风格清新自然。

② 咏物言志诗，诗人对所咏之物的外形、特点、神韵、品格进行描摹，以寄托诗人自己的感情，表达诗人的精神、品质或理想。

③ 即事感怀诗，因一事由而引发诗人的感慨，如怀亲、思乡、念友等。

④ 怀古咏史诗，以历史典故为题材，或表明自己的看法，或借古讽今，或抒发沧桑变化的感慨。

⑤边塞征战诗，描写边塞风光和戍边将士的军旅生活，或抒发们乐观豪迈或相思离愁的情感，风格悲壮宏浑，笔势豪放。

近体诗包括 律诗 和 绝句

3 语文文化常识

敬辞 一、“令”：用在名词或形容词前表示对别人亲属的尊敬，有“美好”的意思。

如： 令尊、令堂：对别人父母的尊称 令兄、令妹：对别人兄妹的敬称 令郎、令爱：对别人儿女的敬称 令阃：尊称别人的妻子 令亲：尊称别人的亲人 二、“惠”：敬辞，用于对方对自己的行动。如： 惠临、惠顾：指对方到自己这里来 惠存：请别人保存自己的赠品 三、“垂”：敬辞，用于别人对自己的行动。

如： 垂问、垂询：指对方询问自己 垂念：指别人想念自己 四、“赐”：敬辞，指所受的礼物。如： 赐教：别人指教自己 赐膳：别人用饭食招待自己 赐复：请别人给自己回信 五、“请”：敬辞，用于希望对方做什么事。

如： 请问：希望别人回答 请教：希望别人指教 六、“高”：敬辞，称别人的事物。如： 高见：指别人的见解 高论；别人见解高明的言论 高足：尊称别人的学生 高寿：用于问老人的年纪 高龄：用于称老人的年龄 高就：指人离开原来的职位就任较高的职位 七、“华”：敬辞，称跟对方有关的事物。

如： 华翰：称别人的书信 华诞：别人的生日 华厦：别人的房屋 八、“贤”：称呼对方，多用于平辈或晚辈。如： 贤弟、贤侄等 九、“奉”敬辞，用于自己的行为涉及对方。

如： 奉送：赠送 奉还：归还 奉劝：劝告 奉陪：陪同。

4 初中古代文学文化常识

中国古代文学常识文化常识荟萃 一、文史典籍： “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

“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亡于秦末战火，只剩下五经。 “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四库”：经、史、子、集 《诗经》六义：风、雅、颂、赋、比、兴 二、朝代传说： “三代”：夏朝、商朝、周朝 “三皇”：传说之一是“伏羲、女娲、神农” “五帝”：据《史记》载为：黄帝、颛顼（zhuān xū ）、帝喾（kù）、唐尧、虞舜 三、地理： “三山”：相传神仙所居住的山：蓬莱、方丈、瀛洲。 “五岳”：东岳泰山（今山东省），西岳华山（今陕西省），南岳衡山（今湖南省衡阳市境内），北岳恒山（位于山西省浑源县境内，主峰天峰岭，海拔2017米，被誉为“塞外第一山”。

恒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和旅游胜地。现为首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之一，是山西省十佳旅游景点之一），中岳嵩山（今河南省登封市西北）。

“九州”：传说中的我国上古行政区划，后成为中国的别称。一般地说，“九州”泛指中国。

例如：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悲。（清龚自珍《己亥杂诗》） 海内：古代传说我国疆土四面环海，故称国境之内为海内。

四海：指天下、全国。 江河：古代文章中专指“长江、黄河”。

三国：指东汉后分裂成魏、蜀、吴。 三秦：指潼关以西的关中地区。

山水阴阳：古代以山南、水北为阳，以山北、水南为阳。 四、其它： 1五行：指金、木、水、火、土 2五谷：上古对粮食作物的统称。

（稷（jì）、黍、麦、菽（shū）、稻） 3五味：指酸、甜、苦、辣、咸 4六畜：六种家畜：马、牛、羊、猪（豕）、狗（犬）、鸡 5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6文人四友：琴、棋、书、画 7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 8岁寒三友：松、竹、梅 国画四君子：梅、兰、竹、菊 9六书：象形、会意、指事、形事、转注、假借 10连中“三元”：凡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续获得第一名的即连中。解元（乡试第一名）、会元（会试第一名）、状元（殿试第一名）。

11三老：古代分管教化的乡官。 12及第：指科举考试中选，应试未中叫落第、下第。

13科举考试：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三级：乡试、会试、殿试。 乡试：（称秋闱或大比）每三年在省举行一次，秀才才有资格参加考中为举人。

第一名称解元。 会试：在乡试后第二年春天在京城礼部举行（称春闱或礼闱）参加者必须是举人，考中称贡士。

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由皇帝主持，贡士有资格参加，考中称进士。

第一是状元，第二名是称榜眼，第三名是称探花。合称三甲鼎。

光绪三十年（1905年）因各地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被废止。 14《尔雅》：我国最早的释词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成体系的词典。

15“ ”，指《诗经》里的国风和《楚辞》里的《离骚》，常用作代指文学才华。 16《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性质分“风、雅、颂”三大类。

17五更：我国古代把夜晚分在为五个时段，用鼓打更报时，也称“五鼓”或称五夜。一更19—21点，二更21—23点，三更23—1点，五更3点—5点。

18四时：指春、夏、秋、冬四季。正、二、三月为春季分别称作孟春、仲春、季春（三春）；四、五、六为夏季分别称作孟夏、仲夏、季夏（三夏）秋季、冬季以此类推。

19星宿（xiu）：古代把星座称为星宿。 20 “三教九流”：“三教”，指佛教、道教、儒教：“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

旧指宗教或学术界的各种流派，也指社会上各行各噗的人。“三教九流”多含贬义。

21无事不登三宝殿：俗话。即没有重要的事不敢来麻烦的意思。

“三宝”，拂教名词，指佛、法、僧。 22社稷：“社”是土神，“稷”是谷神。

古代习惯把社稷作为国家的象征。 23谥号：是大臣死后朝廷按其生平事迹行为给他评定一个称号，以示褒贬善恶。

如范仲淹谥号为文正公。 五、古代别称： 1桑梓：指家乡 2巾帼：指妇女 3须眉：指男子 4鸿雁：指书信 5社稷：指国家 6汗青：指史册。

例如：南宋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7轩辕：指祖国。

例如：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 8“三尺”：指法律 9谦称：①自称：愚、鄙、敝、卑、窃、臣、仆 ②帝王自称：孤、寡、不谷 ③读书人自称：小生、晚生、晚学 ④其它：在下、小可、老朽、妾、老纳（老衲）等 10敬称：①称帝王：万岁、圣上、圣驾、天子、陛下等 ②称太子、王子、公主：殿下 ③称将军：麾下 ④称对方或对方亲属：有令、尊、贤、仁。

令，意思是美好，用于称呼对方的亲属。如令尊（对方的父亲），令堂（对方的母亲），令阃（kǔn）（对方的妻子），令兄（对方的哥哥），令郎（对方的儿子），令爱（对方的女儿）；尊，用来称对方有关的人或物。

如尊上（称对方的父母），尊公、尊君、尊府（皆称对方父亲）。

在中国古代文物中，古代石刻的数量与它所包含的文化内容之丰富都应该名列前茅。就现有的石刻文物来看，古代石刻遗存中包含有文字、纹饰图案、造型雕刻、建筑构件等多个方面的文化内容，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涉及到哲学、文学、历史学、民俗学、美术史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现在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古代石刻研究已经形成了专门的学科分支，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对石刻的研究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以往对石刻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对历代石刻材料的收集整理、编辑目录、对有关信息的记录、石刻文字辨识与内容考证等几个方面。在宋代已经兴起的中国金石学，就是以历代石刻作为主要的收藏与研究对象。就现在可以见到的古籍来看，从宋代以来，产生了近千种有关石刻的专门着录，保存了大量石刻文字资料。而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科学发掘与考古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给石刻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即注重石刻类型的研究，通过石刻类型的归纳来更好地解读石刻文字内容，并且通过研究各种石刻类型的产生与变化过程来揭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使传统的石刻研究出现了新气象。近代以来，在科学考古发掘与调查中获得了大量新的石刻资料，有助于我们完成上述的研究课题。有关中国石刻的新发现，我在一本小书《二十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古代石刻》中有过比较全面的介绍，可以参考。中国古代的石刻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概括地讲，应该是从原始的实用性石刻向墓葬纪念性石刻演化，东汉时期大量使用的墓葬石刻造成了中国古代石刻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石刻类型，如碑、摩崖、墓志、阙、柱等，从而奠定了石刻在中国使用的基础。而后佛教的流行，使以佛教石刻为代表的宗教石刻产生，又形成了一些新的带有外来文化因素的石刻类型，如造像、浮图（塔）、经幢、刻经等，在南北朝隋唐期间形成了中国古代石刻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在此后，已经定型的各种石刻类型一直沿用到近代。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加以证实。

特别是在考古发现中有关早期石刻类型的重要发现，对于全面了解石刻类型的形成与演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几个文明古国相比，中国古代文字石刻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古埃及的文字石刻可以早到公元前3000 年，西亚古文化中可以早到公元前3500年。在两河流域、古代伊朗地区都有公元前一两千年的文字石刻。而中国古代专门的文字石刻可能要到公元前500 年至300 年以后才开始出现。这就给我们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石刻的起源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疑问，即中国古代石刻的产生是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要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就必须对中国古代石刻的基本类型及其形成过程做出科学的分析。我们在这里试着将中国古代石刻的主要类型及其形成演化的过程作一个简要的分析介绍。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文字石刻——秦《石鼓文》，就是雕刻在天然石块上的，可能是春秋时期的产物。它们或者是在一块独立的天然大石上刻字，或者是将天然的石块略加表面处理后进行雕刻。中国古代将这样的石刻叫做“碣”。这是最原始的石刻形态。

在山崖上直接刻写文字所形成的石刻，中国古代称之为摩崖。它也是最原始的石刻。一般是在山崖中选择一片比较平直的石壁，直接在上面刻字。到了汉代以后，有时也在山崖上进行整修，开凿出一片规整的平面来，甚至有些摩崖还开凿成一个碑的平面外形，在上面刻铭。保留至今的汉代石刻中，有很多着名的摩崖石刻。例如在陕西汉中的东汉永平六年汉中太守鄐君开褒斜道记，建和二年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永寿元年右扶风丞李禹表刻石，在甘肃成县的建宁五年李翕析里桥郙阁颂，在新疆阿克苏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刻石等。汉代以后，摩崖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石刻形式，尤其是在山地中大量使用，古代摩崖往往聚集在着名的风景胜地、寺庙和古代文化遗迹附近，形成了丰富的文化景观。其中有大量的题名、诗词、游记、摩崖刻经、摩崖造像等。象山东掖县的北齐云峰山题刻，湖南祁阳的唐大历六年大唐中兴颂，福建南安县九日山的祈风题记，重庆涪陵等地的长江石鱼题刻等。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资料来讲，加工成固定形制的文字石刻，例如碑这样的纪念石刻在中国古代出现，最早也是西汉晚期的事。在西汉晚期和东汉时期，石刻开始大量出现，并且日益普及，雕刻技艺也非常成熟。促成这一变化的应该是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就目前所见，石刻运用得最广泛的，还是在丧葬建筑之中。所以，中国古代丧葬制度的变化可能是石刻在古代中国风行开来的一个根本因素。

就现在所见，在西汉时期，文字石刻还主要限于实用性的场合，如黄肠石、地界石、纪事刻石等。但是也是从西汉时起，石材与治石技艺在墓葬中的使用达到了空前的盛况。近年发现的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陵、河南永城西汉梁王陵、江苏徐州西汉楚王陵等大量陵墓都是在山岩中开凿出来的。它们规模宏大，建造时的石材加工技术十分成熟。通过考古发现，可以看到在山岩中开凿陵墓与用石材建筑墓室的做法在西汉时已经十分普遍。在山东一带，西汉时期已经较普遍的使用了刻有画像的石椁墓，有了麃孝禹刻石这样的小型碑刻。这些表现着中原葬制的一个根本性变化，表明了人们希望彰显自身声名，祈求不朽的意识。它推动了墓葬石刻由实用向纪念性的转化，从而出现了用以标志墓葬的墓碑。此外，我们推测，石刻的大量使用与文字碑石的出现还可能与汉武帝通西域后西亚北非一带的文化因素传入中国有一定关系。

中国的碑在东汉时期正式定型，它的形制基本上是一件长方形的竖石，下部另接底座。顶部的形状一般加工成圆形、三角形或者平顶。这些外形与西亚北非的古代碑石十分相似。中国金石学中习惯称为：圆首、圭首和平首。以后碑首增加有盘龙纹饰，并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外形。叫做螭龙首。后来发展到将螭龙首单独刻成一石，放置在碑身上面。碑座也由长方形的石座演变成龟形、须弥座形等精美的形状。这是中国碑石特有的外形。早期的碑石中间多有穿孔。学者多根据《礼记》等古文献的记载认为碑的形制来源于中国古代墓葬中下葬用的辘轳座和宗庙前树立的石碑。

在碑身上面刻写铭文。是树立碑石的主要目的。一般在碑正面刻写铭文。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中把它专门定为一种文体，叫做“碑铭”。如果内容比较多，还会在背面以及侧面刻写文字。但是这些位置刻写的文字大多是题名、附言等，正文大多是刻在正面的。根据碑石上的内容，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的碑石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墓碑、功德碑、记事碑、经典刻碑、造像碑、图碑、题名碑等。

墓碑是专门树立在墓葬前面的碑石，用以标明墓葬的主人，颂扬他的一生事迹。它是中国古代墓葬建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东汉时期，已经基本形成了在墓葬茔域中使用成套石刻建筑的制度。根据《水经注》里对汉代陵园的记载，以及天津、北京等地出土的鲜于璜墓碑、幽州书佐石阙等汉代墓葬石刻的分布情况，可以推测：在汉代，中上等级人士的墓葬中，一般采用建筑享堂一座、墓碑一座、墓阙一对、神道柱一对（及神道碑一对）这样的建筑组合。这也形成了石阙、石祠堂与石柱等具有实用建筑意义与纪念意义的几种古代石刻类型。墓阙是汉代陵园建筑中的大门。现在在四川、山东、河南、北京等地还发现有汉代的墓阙。特别是四川的多座汉阙，保存得最为完好，如雅安的高颐阙。河南登封的少室阙等保存得也不错。现存的汉阙一般高4——6 米，用石块垒砌。左右各一座，相对树立。阙分基座、阙身与阙顶几部分，阙顶虽然是石雕，但是仍模仿木制建筑的斗拱屋顶形式，华丽庄重，往往在阙身上刻画图象。图象的内容有神话、历史故事和各种纹饰。象河南登封的少室阙、启母阙上，就有古代孝子和神仙的故事画。

神道柱的典型代表有南京和丹阳等地南朝陵墓石刻中的神道柱和在北京石景山出土的东汉幽州书佐神道柱等。汉代与南北朝的神道柱外形主要是一根刻有瓜棱纹的圆柱和柱顶的一个长方形碑面。以后的神道柱多取消了碑面，或者就与通称为华表的望柱合为一体。碑具有很大的实用性，出现并定型以后，很快就被社会各界广泛地使用开来，赋予它多种用途，如记功颂德、诏书告示、文书契约、书籍范本、记事等，成为古代中国最主要的一种石刻类型，也是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

功德碑是专门歌颂古代帝王、官员、功臣、神灵、以及孝子节妇等人伦典范的纪念性碑刻。记事碑的内容比较丰富，涉及古代社会的各个实用方面，记录的内容有诏书、公文、契约、协议、合同、诗词、记事文章等等。经典刻碑是专门刻写古代经书典籍的碑石。形状与通常使用的碑石一致，但是多件碑石成组排列，顺序刻写一部或多部经书。在印刷术产生之前，刻写石经是要起到以下的作用：即保存经文的标准本，供人们对照、临摹与传播。最早的一部石经是东汉末年制作的熹平石经，刻写了中国儒家尊崇的经典七种，就是：《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这些碑石现在已经全部毁坏，仅剩下一些残石。汉代以下的各个主要朝代也沿承了刻石经的习惯。魏、五代时的蜀、唐、宋、清各代都制作了石经。其中唐代刻写的12 种经籍与清代刻写的十三经至今还保存完好。图碑指在碑面上绘制各种图表的碑石。例如绘制天文图、地图、河流图、风景画、世代表以及一些着名画家的作品摹刻等。用石碑刻图主要是在宋代以下的历史时期。现存最古老的图碑是苏州博物馆收藏的淳佑七年地理图、天文图、绍定二年平江图和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阜昌七年华夷图、禹迹图等。题名碑是以记录人物姓名为主的碑石。唐代起有了官方树立的专门记录官员姓名的题名碑。如唐开元十一年刻立的御史台精舍碑，记录了曾任御史官员的姓名。唐郎官题名石柱也是类似的题名石刻。

中国古代石刻里另外一种重要的类型就是墓志。中国古代的墓志基本上是埋藏在地下墓室中的。因此，以往传世的古代墓志材料大多是被盗掘出来的。清代末年以前，所着录的墓志数量还比较少。随着近代 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陆续有大量各朝代的墓志出土，估计可达万件以上，使得墓志成为现存中国古代石刻中数量最大、文字内容最多的一个门类。以前对于中国古代墓志产生的时间有过多种推测，提出西汉产生墓志、东汉产生墓志，……一直到南朝出现墓志的种种说法。实际上，中国墓志的产生是一个逐渐演变的长期

过程。它与碑的突然出现不同。有很多出土文物能够证明这一点。在古代中国，应该是首先产生标志墓葬的思想与习俗，然后才在长期的演进中，将用于标志墓葬的器物经过多次变化，最后定型为长期使用的中国墓志的。

在西汉末年，首先是在画像石墓中的石件上出现了刻有墓主官职姓名与葬年等字样的题记。例如河南唐河出土的新莽始建国天凤五年（18 年）十月十七日冯孺人画像石题记：“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始建国天凤五年十月十七日癸巳葬。千岁不发。”它刻于墓中主室的中央石柱上。又如陕西绥德出土的东汉“永元十二年四月八日王得元室宅”画像石题记，刻于墓中主室后壁立石上。这些题记作为画像石的附属题铭出现，并不是主要作为墓志使用，也不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它却是在墓中较早出现的成篇石刻铭文，开创了在墓葬中使用石质文字铭刻的先例。根据在山东邹城、滕州等地的汉代石棺椁出土情况，在西汉中晚期已经大量使用石棺椁了。古代文献中记录有汉代使用柩铭的事例。《汉书薛宣传》云：“其以府决曹掾书立之柩以显其魂。”《太平御览》卷五五二引《博物志》云：“汉滕公薨，公卿送至东都门。四马悲鸣，掊地不行。于蹄下得石椁，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可以反映出在汉代已经有了在棺柩上刻写柩铭的习惯。现存实物中有在四川芦山出土的东汉建安十六年（211 年）王晖石棺，棺首刻有妇人掩门的画像，右侧刻写铭文，就反映了汉代的柩铭原状。《隶续》卷二十中还记载了汉永初七年（113 年）延年益寿椁题字。这些可能也是石棺柩上的刻铭。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柩铭与墓志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器物，但是晋代的一些柩铭却改变了自己的形制，不再刻在石棺柩之上，而是刻成一块单独的小型碑石，虽然它的铭文中仍然是称作“某某人之柩”，可是它与棺柩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外形也向墓碑与墓志靠拢。以至在以前的金石着录中，人们也将它们作为墓志一类看待。例如晋元康六年（296 年）贾充妻郭槐柩铭，外形象一座圭首的小型立碑，高0。76，宽0。312 米，与同时期的另一件晋永平元年（291 年）二月十九日徐君夫人管氏墓碑相似。这件徐君夫人管氏墓碑虽然自铭为墓碑，但却出土于墓中，应该也是作为墓志使用的。又如安徽寿县出土的晋元康元年（291 年）六月十四日蒋之神柩，同样是刻成小碑形。洛阳古代艺术馆收藏的晋元康三年（293 年）十月十一日裴祗柩铭也是一件单独的刻石。此外，晋元康八年（298 年）魏雏柩铭是一件附有两个小石柱的砖铭，高0。455，宽0。21 米。它们都与后来的墓志十分近似，或者就可以认为是墓志一类的器物了。

除此之外，在东汉时期埋设在墓中的石刻文字还有些自称为墓门、封记等。其内容也比较复杂。马衡在《石刻》一文中介绍了一件西汉左表墓门，并且认为“前面说的左表墓门把死者官职姓名和年月详细记载，就是墓志的用意。”这些墓门应该是指砖室墓或者画像石墓的石制墓门。在上面刻字的现象并不是很多见，可能还没有形成风气。墓记（又称封记）则和墓砖铭一样，是与墓志相近的石刻。金石着录中记载的传世品有东汉延平元年（106 年）九月十日贾武仲妻马姜墓记等。这些墓记用近似正方形的石版或砖刻写而成，如1929 年在洛阳北郊王窑村出土的贾武仲妻马姜墓记，刻于红砂岩上，据郭玉堂当时所见，“似黄肠石，字刻石端。”收购者“剖取其刻字一端，而弃其余。”现存石长0。46，宽0。585 米，石面经琢磨，仍存凿痕。黄展岳指出：“王窑村一带系东汉帝陵区，曾多次发现黄肠石和黄肠石刻，马姜墓石为黄肠石无疑，马姜墓应是黄肠石墓。此墓石原来很可能是嵌在墓室壁的明显部位。”墓记表现出专门用于纪念的礼仪作用。文字体例内容与后代正式定型的墓志十分相似。所以这些墓记可能就是最早的墓志。

在这里我们需要再提一下汉代的画像石祠堂题记，如山东嘉祥宋山安国石祠题记、苍山元嘉元年（151 年）石祠题记等。如果把它们联系起来，应该得出一条由墓上祠堂画像石题记到墓中画像石题记或墓室题记，再到墓记的演变脉络。如果此推测不误，那么，祠堂画像石题记对墓志的形成也应该起过一定的作用。

综合以上介绍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在秦汉时期的丧葬礼仪中，存在着用不同形式标志出墓主的习俗。这种标志墓葬的习俗与墓葬形制的改变，促使人们不断改进标志墓葬的器物，使之更加坚固持久，更加富有纪念性。墓志就是在这样的改进中逐渐形成的。只是它在汉代的墓葬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一种固定形制，所以才出现了名目众多，形制各异的柩铭、墓门、封记、墓记等多种石制品与砖制品。这是正式定型的墓志出现的前声。晋代开始把小碑形状的墓志放在墓室中，直至十六国时期，这种墓中的碑形墓志仍然流行。1975 年，甘肃武威赵家磨村出土了一件比较罕见的前凉墓志。原石作碑形高037 米，宽0265 米，厚005米。园首。碑额处题为“墓表”。是建元十二年（376 年）十一月三十日梁舒及妻宋华墓表。梁舒的官职为“中郎中督护公国中尉晋昌太守”。近年来，陕西咸阳市渭城区密店镇东北原又出土了一件十六国时期的后秦弘始四年（402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吕他墓表，原石形状也是带碑座的园首小碑型，通高65 厘米，原来树立在墓室中。碑额中央刻写着两个字：“墓表。”对照晋代墓葬中的情况，很明显，这种习俗应该是沿袭了晋代的丧葬制度。由此可见，晋代时，在地位较高的官员墓中树立小碑的做法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并且往往把这种小碑称作墓表。墓志这种称呼在当时还没有出现。最早出现“墓志”这一名称的是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年）的刘怀民墓志。就现有墓志材料来看，有盖的石制墓志大约出现在北魏孝文帝迁洛以后。现知最早的有盖墓志如北魏正始二年（505 年）二月十七日寇臻墓志。这种形制在墓志中占了主要地位，墓志的文体这时候也基本定型，并沿用了一千多年。

此外，中国古代石刻材料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实用性的建筑物构件或单独的建筑形式，如雕刻精美的石柱础、石牌坊、石香炉、石柱、石人、石兽，象汉代霍去病墓前石雕、汉代石人、十六国时期的柱础、清代河南南阳山陕会馆牌坊等。它们也是古代石刻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它们上面一般很少刻写铭文。

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佛教艺术的传入，带来了新的石刻造型技艺与新的石刻适用范围，产生了一大批新的石刻类型。其中直接服务于佛教的石刻有摩崖造像与石窟造像、造像碑、刻经、经幢、佛塔（石浮屠）、僧塔铭以及寺庙中的宗教碑刻等。除宗教碑刻外，其他类型都有自己独特的外形形制，其铭文也有一定的文体格式。中国早期佛教原来被认为是从西域信奉佛教的龟兹等古国经陆路传入。现在随着新的考古资料被发现，有了新的认识：佛教传入中原，可能在汉代有过多种渠道。江苏连云港发现的汉代孔望山画像，里面有些画面被确认为佛教的涅般图和佛像。说明佛教有可能通过海路传入。四川乐山崖墓中雕刻有佛像，四川出土的多件汉代铜树座上雕刻有佛像，又表现了东汉时期佛教在四川的传播情况。这些影响，又可能是从南亚地区陆路（即中国古代所说的身毒道）传播过来的。这些汉代的石刻图象应该是中国现有的最早的佛教图象。

而在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日益普及，中亚地区开凿石窟寺与雕刻大型石佛像的风气经西域传入中原。兴起了佛教造像的热潮。从这时起，在中原各地兴建了大量由佛像、菩萨弟子像与其他纹饰装饰起来的石窟。着名的云岗、麦积山、炳灵寺、龙门、响堂山等石窟群都是佛教石刻造像的瑰宝。在不适宜开凿石窟的地方，就大量制作单尊的石造像与造像碑。附着于造像的有造像人的文字题记，如河南龙门石窟的大量造像题记就是重要的石刻资料。造像碑是在南北朝时期、隋代以及唐代早期十分盛行的一种佛教石刻。它是利用中国汉代以来形成的碑的形制来雕刻佛像以及供养人画像的。造像碑上开凿小型的佛龛，里面雕刻佛与菩萨、弟子的造像。有些是四面开龛，有些是两面开龛或一面开龛。龛下往往雕刻香炉、护法狮子、天王力士等形象。有些碑上线刻大量供养人的画像，有些碑上要附刻长篇的造像题记或发愿文。还有一些造像碑的题材是千佛，就是在碑身上分层雕刻大量小型坐佛像。这种碑上一般没有文字或其他造像。

在北朝时期，还出现过另一种具有功德性质的佛教石刻，就是石塔。最早的石塔可能是在新疆与甘肃西部发现的一批北凉时期制品。这些石塔大多出土于古代寺庙遗址，可能是当时僧人修禅时放在面前观像用的。这些石塔上面刻写有佛教经文，如《增一阿含经》、《佛说十二因缘经》等。北朝时期的石塔多制作成四面多层楼阁式塔，每面雕刻佛像，往往也不雕刻经文。大约从初唐开始，佛教徒制造石塔的风气兴盛起来。这时制作的石塔，雕刻精美，大多附带有发愿文、题记与佛经经文等，在发愿文中自称为石浮屠（浮图）。另外，在舍利塔中埋藏的舍利石函，也有多次考古发现。

经幢是在唐代初期兴起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石刻。它的外形是模仿佛教的一种法物——幢。幢原来是用丝帛制作的装饰品，形似伞盖，顶端装有如意宝珠。石经幢的主体是一根刻有经咒的石柱，上有石雕伞盖与宝珠。根据现有文物，具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石经幢是陕西富平出土的唐永昌元年（689 年）八月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佛教经幢上面主要刻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晚唐时期起，经幢逐渐由单层变成多层，底部有须弥座等巨大的基座，其中不乏规模宏伟的精美石刻，如河北赵县的宋代经幢。

刻经是佛教石刻中数量最大的成分。现在能见到最早的石刻佛经有北魏熙平二年法润等造不增不减经。北齐时期，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在石窟和山崖间刻经的风气很盛。如着名的泰山经石峪刻金刚经、山西风峪华严经、河北邯郸北响堂寺涅般经、山东邹县四山刻经等。几年前，在山东东平县大洪山上新发现的北齐刻经与摩崖佛名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从隋代开始，由静琬法师倡导，在北京房山云居寺进行了佛教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一项刻经工程。这项工程持续近1000 年，至明代才基本完工。它一共刻写有14620 件石刻经版，还有420 件残经版和各种碑铭82 件。总共刻写佛经1100 多种，3500 余卷。限于篇幅，这里仅简单地介绍了古代石刻的基本类型，有关它们的形成过程还有很多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希望能在以后做进一步的研究与分析。

清朝古书凡是保存较好的都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价值高与否，主要是以下三点： 一个是内容，有没有文献参考价值（小说，而且还不是原创的，应该就没大价值了），这个内容不但是指书籍内容，也要看里面的批注内容，再扩大范围，内容还包括了这个书籍的收藏记录，也就是对于古物来说相对重要的一点，“源流有绪”。如果这本书本身不具备什么独特的见解和版本，但是它曾经被历史上某个显赫的人物收藏过，也一样可以提高它的价值。 一个是工艺，是印刷书，那么就看是雕版还是活字，字体的精美程度如何，印刷的油墨如何，有没有套色、套字，装订的形式怎样，总之，就是看工艺是否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一个是数量，是不是孤本！其实前面两个也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即是否具有某个方面的价值唯一性。（当然，就个体来说，每一本书都是独立的、与其他书籍不是完全一样的）

　　特级就是一级，国家文物分为一、二、三级

　　一、一级文物

　　1、反映中国各个历史时期与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代表性文物。

　　2、反映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科学发明创造的代表性文物。

　　3、反映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和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代表性文物。

　　4、反映历代劳动人民反抗经济剥削、政治压迫，以及有关著名起义领袖的代表性文物。

　　5、反映了中外友好往来和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等方面相互交流的代表性文物。

　　6、反映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反抗侵略的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代表性文物。

　　7、反映历代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及历代著名工匠的代表性文物。

　　8、反映各民族生活习俗、文化艺术、工艺美术、宗教信仰的具有特别重大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代表性文物。

　　9、中国古旧图书中具有代表性的善本。

　　10、反映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事件和杰出领袖人物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的代表性文物。

　　11、反映中国***成立以来及其有关重大历史事件、领袖人物、著名烈士的代表性文物。

　　12、反映有关中国各党派、团体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爱国侨胞及社会知名人士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物。

　　13、其他具有特别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国内外代表性文物。

　　二、二级文物

　　1、具有重要历史、科学价值或较高艺术价值，但在全国或本地区存量较多的文物。

　　2、具有一定历史、科学价值或一般艺术价值，但在全国或本地区存量较少的文物。

　　3、反映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某一个时代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或较高艺术价值，但有某种缺陷的文物。

　　4、反映某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对研究某一历史问题有重要价值的文物。

　　5、反映某种文化类型和文化特征的、能说明某一历史问题有重要价值的文物。

　　6、时代较晚，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一般，但经济价值较高的文物。

　　7、反映各地区、各民族的重要民俗文物。

　　8、反映历代著名艺术家或著名工匠的重要作品，一般艺术家的精品。

　　9、中国古旧图书中具有重要价值的善本。

　　10、其他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国内外文物。

　　三、三级文物

　　1、具有一定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在全国或本地区存量较多的文物。

　　2、反映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某一时代的具有一定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但有某种缺陷的文物。

　　3、反映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对研究某一历史问题有一定价值的文物。

　　4、反映某种文化类型特征的某一区域性的非主要文物。

　　5、具有一定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民俗文物。

　　6、反映某一历史时期艺术水平和工艺水平的作品，或艺术、工艺水平较高，但损伤较重的作品。

　　7、中国古旧图书中具有一定价值的善本。

　　8、其他具有一定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国内文物。

　　四、一级文物定级标准举例（供参考）

　　1、玉器——时代确切，质地优良，遗存稀少，在艺术上和工艺上有特色或有研究价值的；有确切出土地点、款识或其他重要特征，可作为断代标准的；具有明显地方特点能代表一个区域作坊的；能反映某一时代风格和艺术水平的有关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代表作。

　　2、陶器——能代表某一文化类型，其造型特殊，器形完整；有确切出土地点可作为断代标准的；三彩中造型优美、色彩艳丽而器形完整的。

　　3、瓷器——时代确切，遗存稀少，在艺术上或工艺上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有年款或确切出土地点可作为断代标准的；造型、纹饰、釉色等能反映时代独创风格和浓郁民族色彩的；有文献记载的名瓷、历代著名窑别的代表作；元、明、清时期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民窑瓷；著名工匠的代表作。

　　4、铜器——造型、纹饰精美，能代表一个时期工艺铸造技术水平的；有确切出土地点可作为断代依据的；铭文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的；书法艺术优美的；传世稀少并在工艺发展史上 有重要地位和科学价值的。

　　5、金银器——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工艺水平高超，造型或纹饰十分精美的。

　　6、石刻砖瓦——时代较早，有代表性的石刻；刻有年款或物主铭记可作为断代依据的造像碑；能直接反映社会生产、生活，神态生动、造型优美的石雕；技法精巧、内容丰富的画像石；有重要史料价值或艺术价值的碑刻墓志；文字或纹饰精美，历史价值重大的砖瓦。

　　7、书法绘画——元代以前比较完整的书画；唐以前艺术水平较高、首尾齐全有年款的写本；宋以前经卷中有作者或纪年且书法水平较高的；宋、元时代有名款或虽无名款而艺术水平极高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历史名人手迹；明清以来重要艺术流派或著名画家的精品。

　　8、甲骨——所记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龟甲、兽骨完整的；所刻文字精美或具有特点，对甲骨能起断代作用的。

　　9、符牌印章——文字精美、质料珍贵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或很高艺术价值的玺印、封泥和符脾；明、清篆刻中主要流派或主要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历代重要历史人物的印章。

　　10、货币——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且存世数量极少的或成套的货币以及钱范和钞版；具有重要影响的农民政权发行的货币中的珍品。

　　11、牙雕——时代确切，遗存稀少，在雕刻艺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典型反映民族工艺特点和工艺发展史的；各个时期著名工匠或艺术家的代表作。

　　12、竹雕——时代确切，在竹雕工艺史上有独特风格或特征的；款识准确，可作为断代标准的；制作精巧、工艺水平极高的；著名工匠或艺术家的代表作。

　　13、漆器——款识准确，遗存稀少，能代表某一历史时期典型漆工艺品种的；造型、纹饰、雕工、色调、工艺水平高而完整无缺的；著名工匠的代表作。

　　14、珐琅——款式准确，遗存稀少，具有鲜明时代风格的；造型、纹饰、釉色、掐丝等工艺水平高而又完好的。

　　15、织绣——遗存稀少，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早期实物或实物印痕；时代较早，有准确的纪年及产地的；基本保持原色能代表一 个历史时代工艺技术水平的；色彩艳丽，纹饰精美，具有典型时代 特征的；历代名人使用、保存下来的的精品，著名工艺家的代表作。

　　16、古籍善本——宋、金、元旧刻；宋、元旧抄；明及明以前稿本及著名学者或藏书家抄本；明清著名学者或藏书家批校题跋；明刻、清抄中内容、版本、印刷技术上有特色或具有其他特点的稿本。

　　17、碑帖拓本——元代以前的碑帖拓本；明代整张拓片和罕见的拓本；早期初拓精本、多字本，原物重要且已佚失，拓本流传极少的清代或近代拓本。

　　18、武器——在重要战役（包括起义中）使用的、具有重要历史情节、数量稀少的某些武器；能代表一个历史阶段军械水平的武器；历代名人使用过的武器。

　　19、宣传品——反映民主革命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或由中共中央、地方党政组织印发、内容重要、数量稀少的传单、标语、宣传画、捷报、号外等。

　　20、证物——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政策，数量稀少，与各地区、各党派团体有直接关系，具有特殊历史情节的旗帜、印章、证件等。

　　21、文件——中国***重要会议文件原件；重要文件原件不存在的存世稀少的早期翻印件或具有特殊意义的早期翻印件；反映各党派团体的有关重要会议，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件。

　　22、名人遗物——已故中国******、各党派团体***、著名爱国侨胞、社会知名人士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手稿、信札、题词、题字、签署件；或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生活用品。

　　注：二、三级文物定级标准举例可依一级文物定级标准举例类推

　　馆藏文物通常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这三个等级，其中最高级别的一级文物又分为甲、乙两个等次，而只有一级甲等文物，才可以称为“国宝”。一件文物究竟是不是一级甲等，换言之是不是“国宝”，要经过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而且鉴定专家必须共同在场，至于鉴定时所持的标准，首先不是文物价值几何，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见证，有了这一层意义，才能被认定为“国宝”。

　　严格说来，“国宝’’不是一个标准化的科学名词，将珍贵文物称为“国宝”，大概是受了日本的影响。因为他们早就由国家制订了《国宝保存令》，无论公私收藏的珍贵文物，凡是被国家专门机构定为“国宝”的，收藏者自己绝对无权处置。

　　我国现存文物的评定标准，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其年份长短、艺术水平高下、学术价值大小等不同情况，主要分为一、二、三级。二、三级暂且不论，一级书法、绘画艺术品的参考标准是：

　　元代以前比较完整的书画；唐以前艺术水平较高、首尾齐全有年款的写本；宋以前经卷中有作者或纪年且书法水平较高的：宋、元时代有名款或虽无名款而艺术水平极高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名人手迹；明清以来重要艺术流派或著名画家的精品。(录自《文物藏品定级标准》。文化部1987年制订)

　　根据这一标准，一级品中极少数的精彩之作，才称得上是国宝。所以，尽管流传至今的古代书画作品堪称汗牛充栋，但真正够得上“国宝”资格的并不多，特别是流传时间超过千年以上的，更如凤毛麟角。张伯驹，这位向国家捐献了大批古代书画精品的著名收藏家曾感慨地说“以吾国历史之久，文化之先，而隋以前之画，竟无一件流传，亦良可慨叹!”确实，倒并非因为评定的条件太苛刻，实在是由于年代久远而能传到今日、目前又保存在国内的作品，太少太少!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1894--1988)，名绍钧，江苏苏州人，著名作家、教育家，父亲在地主家做账房，家境清苦。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毕业后在一个初等小学当教员。1914年被排挤出学校，闲居期间作文言小说发表在《礼拜六》等杂志上。1915年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教国文，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1917年应聘到吴县角直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他称角直为自己的第二故乡。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曾与夏丏尊合作出版了《阅读与写作》、《文心》、《文章讲话》等。解放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和民进中央主席。

一代宗师叶圣陶

叶圣陶同志被人们誉为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一代宗师，是当之无愧的。

叶圣陶之所以能有如此重大的贡献于我国语文教育界，显然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

在客观上，是时代造就了他。他前期生活在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对封建教育的弊害有切肤之感；中间又亲身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此后几十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变幻无定的风云；最后跨进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新时期。因此，叶圣陶对传统的、新兴的、外来的政治学、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教育学等等，都有相当深切的理解和体察。此外，在这大半个世纪里，在中国的教育界、学术界涌现出了一大批时代的先驱者和某些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其中有许多人就是叶圣陶几十年来志同道合的伙伴和密友，如角直五高时期的吴宾若、王伯祥，吴淞中国公学时期的舒新城、朱自清、周予同、刘延陵，浙江一师时期的夏丏尊、陈望道、丰子恺以及顾颉刚、郭绍虞等等。叶圣陶成就的事业，在当时是同这样一些语文界、教育界、出版界才华出众的人物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

当然，叶圣陶之所以成就卓越、贡献巨大，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本人具有许多足以使他成为影响几代人的学界巨匠的主观条件，也就是他的卓绝品格。

其一，叶圣陶对培养、教育祖国的新生一代具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叶圣陶几乎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用来考虑和筹划与教育青少年有关的事情，以至于一部现代中国教育史几乎无法与叶圣陶的事业分离开来。他在祖国的教育事业中，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想要编一本理想的小学国文课本，他就自己动手来写。作为当时一位蜚声海内的作家，能亲自执笔为少年儿童撰写成套的语文课本，如果不是对教育下一代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深厚的爱，能办到吗在30年代、40年代的旧中国，政治腐败反动，时局动荡不安，许多刊物都因政治的或经济的原因，刚出版不久，便被迫停刊。叶圣陶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接任了《中学生》杂志主编，含辛茹苦，竟坚持了10余年。就在担任主编的第二年，“一·二八”战争爆发，叶圣陶“饱听敌人飞机重炮之声，感愤填膺”；十几天后，他返回寓所，“则前垣尽塌：楼之三层，窗檐如削，承尘毁堕，断板纵横……敌人于居室内器物，中其意即攫之而去，否则随手损毁，略不顾惜”。就在这国破家毁，忧心如焚的时日，叶圣陶没有以家室为念，仍然坚韧地据守在《中学生》这块哺育中华儿女的编辑阵地上，并以自己和同伴们的赤诚之心，向青少年宣传抗日，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转引自彭加瑾《叶圣陶与编辑工作》）。及至全面抗战开始，叶圣陶辗转到了后方，在国事艰难关头，他仍然不忘培养和教育祖国的后代。先是与茅盾等合编《少年先锋》，后来克服重重困难编辑出版了《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真正做到了为孩子们的成长而呕心沥血，充分体现了他对祖国教育事业的深情厚爱。

不错，叶圣陶是个著名的作家，但他的创作却常以学校和教师的生活为题材；也常常为学生课外阅读的需要而创作。前者如著名的长篇《倪焕之》和短篇《一篇宣言》《潘先生在难中》等。《倪焕之》最初发表于当时一本大型期刊《教育杂志》的“教育文艺”专栏，是以教育小说的姿态在文坛上初露头角的。后者如他所创作的著名童话《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等等。因此，可以说，在叶圣陶的许多小说、散文和童话中，跳动着一位教育家的炽热的心。

现在，叶老已九旬高龄，还十分关心四化建设中教育事业的发展，十分关心语文教育和教学的改革。自1980年元月起，在《文汇报》“教育园地”栏连载的13篇《晴窗随笔》，是在“看书报眼镜和放大镜并用，还是不清不楚”的情况下写出来的，篇篇凝聚着叶老的一片至情至爱。

其二，叶圣陶具有博大精深的知识基础和多方面的文化素养。

语文学科是一门高度综合的学科，对它的规律的准确把握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需要探求者有坚实的知识基础和高度的文化素养。叶圣陶在学识和素养上有着特殊的品格。他本人既是出色的教员，又是高明的编辑；既是名噪文坛的作家，又是语言学界的前辈。从教员说，他从事过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师范学校等各级各类学校的语文教学工作，因而熟悉了一般人从孩童时代起学习和掌握语文工具的某些规律，领会了各个学段语文教学在内容和方法上的区别和联系，对语文教学的全过程有较为全面深刻的体验。从编辑说，他编过课本，编过教育专业刊物，编过青少年阅读的期刊，编过难以计数的其他文科读物。从文学说，他对我国古代典籍有精深的研究，曾编过《十三经索引》，以及《〈荀子〉选注》《〈周姜词〉选注》等多种古籍选本；对现代文学的创作和评论，其造诣更是国人皆知。从语言学说，叶圣陶在各个方面，包括文字训诂、词法句法、修辞逻辑乃至文章学等等，几乎无所不通；而自己又被人尊为我国屈指可数的语言大师，文章“严谨亲切，陈述清楚，镂刻深细”，为许多作家“所不能及”（丁玲语）。这样一位在各方面都有高度素养的人，就能够多侧面、多角度地来考察语文教育和教学中的各种现象，从而获得比较准确的、全面的认识。

其三，叶圣陶具有广闻博采而又始终立足于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的正确的治学态度。

叶圣陶在很早以前就曾说过：“中国人民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行。”这也就是说，一切为实现现代化需要而引进的国外先进学说、先进理论，都必须消化、吸收，使其中有用的东西成为我们自己的滋养物，使我们自己成长可更快、更丰满、更充实，而切切不可把这种引进当作是取代。叶圣陶的为人、谈吐、文章，他的思想和表述思想的方式方法，都可以说是纯粹的“中国式”的，但又是与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始终步调一致的。

最后，也许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是叶圣陶为人处世讲究一个“诚”字，对人对事谦逊而明彻、朴实而敏锐，沉稳而热烈。他早在20年代刚投身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时候，就提出了以“诚”立身的信条。他说：“我常觉得‘诚’这个字是无论什么事业的必具条件。”他一生崇尚真诚，痛恨伪饰，不欺世，不媚俗，坚信真理，坚信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而决不肯因为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轻易改变自己对事业固有的感情、看法和信念；除非事实证明自己真是想错看错做错了。这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所应该具备的品格，也是一个为人师表的教育工作者起码的然而又是难能可贵的品格。

正因为叶圣陶以“诚”为做人之本，所以他在语文教育和教学问题上的一些基本观点，几十年来一以贯之，始终不变。例如关于语文学科必须处理好教书与育人相互关系的观点，语文学科教学生读书作文须重视内容但更须重视形式的观点，等等；不管在什么政治气候下，他都始终坚持，毫不动摇。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些反映语文教育教学规律的东西，既是规律，就只能依循着内在的逻辑向前发展，而不能人为地加以改变。对某些具体问题，他的看法和评价，却随着实践的日益丰富，学习的不断深入而往往有所发展甚至更新。例如中学生应该以整本的书作为语文教材的主张，前期后期的说法就不完全一样；关于口头语和书面语的一致性和独特性的问题，后期的论述也较之前期更为完整、全面。而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他于人于事以“诚”相对的品格。

叶圣陶一生所提供给人们的精神财富，是极其丰富、深广、珍贵的。他的品格更是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楷模。

原载《师范教育》1984年第2期。

文学作品

叶圣陶主要笔名有叶陶、圣陶、桂山等，1914年开始创作文言小说，1918年开始发表白话文作品。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杂文、诗歌和儿童文学作品。

《春宴琐谭》：他的第一部白话小说

《倪焕之》：长篇小说

《稻草人》：早年童话集

《隔膜》：小说集

《火灾》：小说集

报章杂志

叶圣陶曾在以下报纸、杂志作过编辑、主笔或主编：

《礼拜六》

《上海时事新报》

《上海民国日报》

《文学周报》

《公理日报》

《国文月刊》

《苏州评论》

《妇女杂志》

《小说月报》

《中学生》

《开明少年》

《中国作家》

《人民教育》

《中国语文》

《诗》

《光明》

《国文杂志》

《中学生战时半月刊》

叶圣陶纪念馆

角直镇的叶圣陶公园叶圣陶纪念馆位于苏州吴中区角直保圣寺西园，这里是他1917年到1922年任教过的县立第五高等小学原址。

　　如果就名气而论，北京淘旧书的地方最有名的，主渠道当属老字号的中国书店，二渠道则不能不提潘家园和以前五道口的旧书市场。

　　中国书店和八十年代遍布沪上的上海书店很相像，都是专门经营古旧书的连锁店，在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海淀图书城等地区都有不小的店面。这里的旧书大多都经过专业人员的筛选，有的还是书店和出版社的清仓书，因此在品相和质地上比较有保证，而且上架时基本都已经过分类，找起来一目了然。但是在价格上没有太多回旋的余地，而且“淘旧书”中那种“淘”的趣味也就相对较弱。不过，老字号有老字号的强处，至少在信誉上比较有保证，如果要买价值较高的古籍书，这里货真价实的可能性比较大。古籍修复也是这家老店的一项绝活。

　　自从收藏成为了一项全民性的经济活动后，以旧闻名的潘家园旧货市场便开始名声在外了，甚至连不少外国政治家来华访问时，都会指名要到那里去看一看。旧书之“旧”自然也是这里的一大卖点。潘家园为此专门开辟了一片几百平米的平地，在周六周日供各路“神仙”练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