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一） “竞尚洋装”——鸦片战争后中国服饰的变化（识记）

1、原因：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势力的入侵，西方生活方式传入带来的影响

2、概况：（1）鸦片战争后，西式服饰传入中国

（2）清 实行改革：西式军装和警服

（3）民国时期颁布男女礼服的形制

3、影响：（1）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审美、经济能力选择和设计自己喜爱的服饰

（2）促进中国服饰的改良：中山装、旗袍

（二） “断发”与不缠足运动——在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影响下，结辫和缠足陋习的革除（识记）

知识链接：

清朝男子的发式：他们在额角两端引一条直线，将直线以前的头发尽行剃去，只留颅后头发，编结成辫，垂于脑后。

此俗承自其先民——靺鞨。

据史书记载，靺鞨人“俗编发”，而至女真人则“辫发垂肩”、“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

原因：此种发式便于骑射。

前部不留发，以免骑马驰骋时散发遮住视线；而颅后留一条粗大的发辫，在露宿时可充作枕头，借以安眠。

真是兴利除弊，独具匠心。

另外，满族及其先民信奉的萨满教认为，发辫生于人体顶部，与天穹最为接近，乃人的灵魂之所在，故而发辫备受其族人珍视。

为国捐躯的将士，若其骨殖无法运回故土，则须将发辫带回，亦可算是魂归故里。

1、断发概况

①1910年清 颁布法令

②民国 《剪辫通令》，结辫陋习革除

2、不缠足运动概况

①清 屡禁不止

②受民主平等思想影响，维新派发起女权运动（康有为、康广仁）

③新学堂以不缠足为入学条件

（三） “异味争尝”——西方饮食文化在近代中国发展的情况（识记）

知识链接：

世界三大烹饪流派：

A、东方烹饪流派：以中国为代表。

中国烹饪的特点：选料严格，刀工精细，讲究拼配，调味多变，注意火候，要求色、香、味俱佳。

B、西方烹饪流派：以法国为代表

C、 烹饪流派：以土耳其为代表

1、原因：（1）近代西风东渐（2）受自然物产条件和生活习惯的限制

2、表现：

（1）西餐：由通商城市流入市镇，由沿海进入内地

（2）日常食品：糖果、点心、罐头、冰淇淋

（3）酒--葡萄酒、白兰地；烟；茶--咖啡等

（四） 洋房与里弄——西方建筑艺术的传入和与中国建筑艺术的融合情况（识记）

1、洋房：最早出现在租界---高级住宅

2、普通民居：最普遍和最典型：居住大院（北方）和里弄（南方和天津）

（五） 读报刊与看**——中国近代报刊和**发展情况以及它们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识记）

1、报刊：（1）19世纪出现近代报刊

（2）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民众有了新闻观念

（3）《申报》近代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

（4）维新运动中，国人办报热情空前高涨

（5）新文化运动后，读报成为国人不可或缺的内容

清末四大小说期刊：《小说林》、《月月小说》、《绣像小说》、《新小说》

2、**：（1）1905年《定军山》——第一次尝试 **

（2）《难夫难妻》--第一部故事片

（3）《歌女红牡丹》--第一部有声片

3、意义：传播时事信息，促进科学知识普及，开阔视野。

（六） 礼仪的革新——在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下，近代中国在社交婚姻丧葬礼仪的变化（识记）

1、礼节：握手-相见礼革新开始，30年代成为最常见的相见礼

民国初宣布废除传统的跪拜、作揖，代之握手、鞠躬

2、婚姻：新文化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的推动，主要发生在通商口岸的知识阶层以及官宦人家

3、葬礼：厚葬到文明、卫生、简洁的葬礼

（七） 影响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化的主要因素（难点、掌握）

对近现代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因素包括：经济体制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治制度的变革；科技革命对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影响；思想启蒙的作用等等。

1、经济：工业革命的完成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促进了近代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如城市化进程加快。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发展，为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奠定了物质基础。

重视科技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先后制定了三个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如第三个远景规划拟在生物工程、空间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等几个最主要的高技术领域有所突破，这对人们的生活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2、政治：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后，民主取代了专制，法治取代了人治，平等取代了特权；在中国，维新变法运动中，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和揭露，辛亥革命中提出的“中华民国的 属于全体国民”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加快了民主化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在民主和法制建设上取得了很大进步，为现代生活的变化创造了宽松的条件。

3、科技革命：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

新的发明创造不断涌现，火车、电灯、有线无线电报、电话、**、轮船、打字机以及现在高科技领域的许多成果等，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帮助，石油的发现和汽车、火车、轮船的普及则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展，扩大了人们活动的范围。

4、思想启蒙：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国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都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

如戊戌变法以后，全国各地的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增加，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人数大大增多，对推广新的生活方式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新中国大力发展教育，公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高等教育正在走向大众化，这些对人们思想观念、衣食住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八） 西方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难点、掌握）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多的领域是社会生活领域，举凡衣、食、住、行、用的每一个方面，都刻印着西方的影响。

近代西方生活方式对中国的影响大致是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逐步推进式的过程。

城市人口，特别是沿海城市的人民是接受西方影响最早的群体，广大农村则没有太大的变化。

西方近代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对中国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西方的一切是伴随着大炮和殖民主义野蛮侵略强行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的，它破坏了中国长期安定、宁静的社会环境，也迫使中国人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去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承受了这种变化所带来的阵痛。

另一方面，西方传入中国的新器具、新事物和新的生活方式又有一定的先进性，代表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且这些东西一旦进入中国，就对传统的落后的生产力和生活方式起了强大的破坏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引发了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的新变革。

（九） 交通通讯变化的原因：

1、工业革命影响：可以说这些交通工具的出现是工业文明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冲击的产物，例如火车和轮船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就已发明，汽车和飞机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大发明

2、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影响：工业革命成果的传入是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客观影响。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伴随着野蛮的侵略掠夺来到古老孤寂的中国，那时，不管中国人是否情愿，西方科技的先进性以不可阻挡之势，将沉睡的中国拖进了高速旋转的科技大潮。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的交通、通讯方式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逐渐被先进的交通，通讯方式所取代。

3、洋务运动的推动：19世纪60——90年代清 内部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掀起洋务运动，客观上也推动了交通通讯方式的转变。

（十） 交通运输变化的概况：（识记）

<一> 陆上——铁路运输的发展

铁路是交通运输建设的重点，因速度快、运力大、费用低廉而便于国计民生，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

孙中山先生也说：“铁路是交通之母，交通又为实业之母。”但是近代中国铁路的发展历程却是曲折的。

1、19世纪70、80年代，铁路开始出现但受阻挠。

在西方国家1825年出现了第一条铁路之后，时隔51年，在1876年中国才出现了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这是英国人无视中国 擅自建筑的一条铁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为1881年唐胥铁路。

1888年，宫廷专用铁路落成。

但是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受顽固派的阻挠发展迟滞。

原因：

（1）清 的迂腐。

（2）封建迷信对人的毒化。

2、19世纪90年代末，反对之议已波澜不兴了

虽然顽固派认为铁路的修筑有很多弊端，但是他们发现不修筑铁路比修筑铁路危害更大。

19世纪末，列强加强资本输出，激烈争夺在华铁路的修筑权。

给中国带来巨大危害。

外国列强在中国修筑铁路对中国有何危害？

列强利用修筑铁路，直接控制中国铁路交通大动脉，从经济上掠夺中国财富，控制沿线的矿资源，便利了其商品倾销，此外用铁路可以运兵，便利了军事上侵略以及镇压人民的反抗。

总之铁路修到哪里，列强的侵略势力就扩张到哪里。

因此，修铁路，修更多的铁路成为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

京张铁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成的。

3、1909年，中国工程师詹天佑设计施工的京张铁路建成通车，成为中国铁路史上的里程碑。

<二> 海上——新式水运的发展

1、概况：

（1）鸦片战争后，外国的轮船就挤占中国航运业，在《天津条约》中规定外国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也造成了中国旧式航运业的衰落。

（2）受列强 ，1872年，上海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

中国近代新式水运业开始诞生，它是洋务运动民用企业，它承担了洋务军事工业运输，承运漕粮和商货，成为当时中国民族航运业的领头羊，一定程度上 了外来的经济侵略。

（3）民间兴办的各种轮船航运公司艰难求生。

2、特点：

中国水运业的艰难求生，发展缓慢；发展不平衡。

原因是外国航运公司排挤；经济发展不平衡

<三> 空中——航空的发展

世界上最早制造飞机的是莱特兄弟，中国在1909年旅美华侨冯如制造了中国自己的第一架飞机并驾驶成功，并在1910年参加国际比赛获一等奖。

1、概况：海军飞机工程处开始研制水上飞机；北洋 在交通部下设“筹办航空事宜处”拟订五大民航线路。

2、特点：航空事业的发展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较快。

（十一） 信息的传递——通讯方式变化（识记）

唐朝诗人杜甫的首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古代烽火台是一种传递军情的重要方式，此外，驿传，飞鸽传书，鸿雁传情等都是中国古代的通讯方式。

<一> 近代邮政的发展

1、概况：晚清——1896年，“大清邮政局”宣告成立，后又设邮传部。

民国——1913年，北洋 裁撤全部驿站，1920年，中国首次参加万国邮联大会，签订一系列相关国际邮政条约。

2、特点：发展不平衡

3、原因：经济发展不平衡，受政治环境的影响。

<二> 近代电信的发展

1、概况：1877年，福建巡抚在台湾架设第一条电报线，成为中国自办电报的开端。

电话的使用

2、特点：发展缓慢

3、原因：受战乱影响。

综合控究：社会经济政治决定了科技文化的发展，而文化反过来也会影响社会经济政治近代交通通讯的变化给人们社会生活带来哪些影响？（重难点、掌握）

积极：

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开阔人们的视野；扩大生活的区域；改变了生产方式；丰富了生活

对中国社会影响：

1、社会经济：农业——促进小农经济的瓦解；手工业——导致旧式人力运输业衰落；商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交通城市

2、政治：增强中国同世界联系；一定程度 外国侵略

3、文化：加速科技文化的传播；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

消极：交通拥挤、环境污染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

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

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

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

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

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

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

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

）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

同年8月17日，民国 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

）。

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

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

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保ㄗⅲ阂Ω浔啵骸吨泄酝饷骋资妨稀罚脖本持谢榫962年版，第1106-1107页。

）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

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

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

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

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

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

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

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

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

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

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

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

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

），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

）。

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

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

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

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

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

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

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

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 “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

清 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

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

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

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

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

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

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

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

）。

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

），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

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

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

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

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

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

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

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

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

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

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

）；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

）；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

）；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

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

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

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

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

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

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

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

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

）。

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

民国 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

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

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

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

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

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

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

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

）。

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

）。

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

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