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金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面，与我国西藏接壤，南面与印度邻接。这片土地并不贫瘠，除北部边境外，其他地区属于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降水丰富光照充足，生产水稻、苹果、茶等农作物可谓富庶之地。早在13世纪锡金就已经建国，历史上锡金曾经是清朝的藩属国。

在中国古籍中，称锡金为哲孟雄。尼泊尔人移居于此称之为新地方，早期西藏移民称为登疆，意为稻米之谷。

l7世纪建立锡金王国问，成为世袭君主国。

1890年锡金沦为英国的保护国。英国人曾在 这里进行长期的殖民统治。

上个世纪70年代锡金面积7千1百平方公里人口31万多人。75%为尼泊尔族，其余为锡金族和雷布查族等，信奉喇嘛教和印度教。

1947年，英国撤走后，印度马上与锡金签订了《维持现状协定》，意在填补此地的政治真空。他们一方面继续往锡金派驻专员，一方面授意其扶持的

锡金国大党发起“不合作运动”，要求国王进行“改革”。同年5月9日，国大党政府正式成立，但遭锡金王族强烈反对，群众运动也日渐兴起。

1949年6月初，印度以“防止动乱和流血”为由，派兵进驻锡金，接管了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新政府，并委任印度人拉尔为锡金首相。1950年12月签订《印度和锡金和平条约》，锡金从此成为印度的保护国，国防、外交、经济等均由印度控制。

1968年8月，锡金首都甘托克爆发反印示威，要求废除印锡条约。维护国家主权。由于印度军警的介入，游行活动转变为暴乱，蔓延至锡金全境。在这次暴乱中，印度军警共击伤击毙锡金民众63200余人，逮捕主张国家独立的“激进分子”3327名，其中处死336名。

印度政府挟第三次印巴战争胜利余威于1973年4月对锡实行军事占领，5月8日印锡签订《锡金协定》，规定锡内政、外交、国防、经济均由印度政府负责。

1974年6月20日凌晨5时32分，锡金国家大会党向锡金议会提起宪法修正案，并要求议会不迟于当日中午12时进行表决。这项修正案的主体内容，一是承认锡金国民议会议长和行政机构首脑由印度派驻锡金的首席行政官担任；二是解散王室卫队，制订关于锡金主权问题的全民公投时间表。如果此项提案获得通过，就意味着印度对锡金的占领，从法理上得到确认，并将为印度一贯主张的“印锡合并”扫清障碍。这样的结果，是锡金左翼政党“民族党”及其支持者所不能接受的。

　　“民族党”的前身，是创建于19世纪70年代的“雷布查独立运动联盟”。这个联盟的宗旨，是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它的成员来自原锡金社会的各个阶层，以提斯塔河上游的城市贫民为主，同时包括部分土着贵族及原王室成员，甚至还有提斯塔河谷地以东的部分不丹复国主义者。

联盟名称中的“雷布查”，是锡金纳穆加尔王朝建立前，当地土着居民的称谓。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时代，锡金人民经常以“雷布查人”自称，借以表达对独立的向往。1918年，英国当局承认锡金独立后，“雷布查独立运动联盟”分裂为拥护那穆加尔国王的右派，和主张“共和制”的作派。此后

，两派彼此争论，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右派与那穆加尔王室合作，组建“皇家统一党”；左派则吸收了部分青年激进分子，成立“民族党”。“

民族党”自建党之日起，对内主张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对外致力于废除以《中英藏印条约》及其续约为主的不平等条约，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尤其反对英属印度当局对锡金内政的干涉。

　　在20世纪的前三十年，“民族党”的主张与亚洲殖民地国家要求国家独立的潮流相吻合，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1929年3月，“民族党”接受“亚细亚独立解放联盟”的邀请，参加于中国广州举行的“亚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大会”。中国国民党作为此次大会的实际筹办者，向与会各方详细讲述了中国自推翻帝制以来的政治、军事形势，表达了中国致力于废除西方国家在华租界和领事裁判权的决心，同时阐明中国人民支持亚洲各国人民反抗殖民统治、谋求国家独立的正义行动。会后，由中国国民党直接掌控的“亚细亚独立解放联盟”宣布，向与会各方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其中向以“民族党”为主体的锡金独立运动组织提供约合7万英镑的现金援助和制式枪械300余支。这笔援助，成为锡金独立运动开展以来，获得的最大规模外援。与会期间，“民族党”***拜访了国民政府负责亚洲事务的官员，现场观摩了中华革命军在冯水演武场的实弹演练，并专程花费一个月时间，走访了国民政府于1927年收回的汉口英租界。“民族党”尤其对国民政府于上年发起的“改订新约”运动特别重视，鉴于英属印度当局在锡金保留了完整的治外法权和经济专属权，“民族党”急切可望在国内也发起同样的运动。

　　这次大会，对锡金“民族党”而言，是收获非凡的。首先，它获得了急需的政治、经济、军事援助；第二，在初步了解了中国国民政府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后，“民族党”找到了可供参考的执政模版；第三，中国反帝制反列强的经历，深深吸引了“民族党”***，为其提供了鲜活的斗争经验；第四，以“民族党”为主体的锡金独立运动组织从此以中国为“信仰的母国”，将中国视为抗击殖民主义侵略的“伟大后援”，在心理上烙下深深的亲华烙印。

　　时间转到二战后，刚刚从英国人手中获得统治权的印度行政当局，急切地向锡金伸出魔爪。从1947年两国签署《维持现状协定》，允许印度向锡金派驻专员起，印度几乎每年要求于锡金订立新条约，逐步索取锡金的政治、经济、军事主权。1950年，在由印度支持的“国家大会党”提请下，印锡签订《印度和锡金和平条约》，从法理上将锡金正式置于印度的保护国地位。1968年，锡金甘托克及周边地区民众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废除《印锡合约》，维护国家主权。由于印度军警的介入，游行活动转变为暴乱，蔓延至锡金全境。在这次暴乱中，印度军警共击伤击毙锡金民众63200余人，逮捕主张国家独立的“激进分子”3327名，其中处死336名。经此一役，锡金境内的激进独立团体几近覆灭。流血的现实，也让国内主张武装暴动的组织开始转变行动方针，采取“合法斗争”。“民族党”在这一大背景下，经选举进入锡金议会，与代表印度行政当局意志“国家大会党”分庭抗礼，利用议会平台，反对印度干涉，倡导国家独立。

　　1973年，挟第三次印巴战争胜利余威的印度对锡金实行军事占领，并宣布解散议会，地方军管。“民族党”迅速召集8万余名支持者，在首都甘托克举行大规模绝食抗议，并以“非暴力不合作”的名义，致函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谴责印军的侵略行动，主张恢复锡金的“法制和秩序”。在中、美、英、法等国的一致抗议下，特别是苏联为惩戒印度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的一些列“不听话”举动，宣布印度对锡金的军事占领“在道义上存在欠缺”，令印度陷入空前的国际孤立，不得不恢复锡金议会，允许各党派活动。但同时，坚持军事占领，宣布这是“维护印度的国家利益”，决不妥协。

此后一年，“民族党”及其支持者与印度行政当局、“国家大会党”就结束军事占领，开展了不间断的对话与谈判，但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1974年4月起，印度行政当局在取得苏联“外交默认”的情况下，突然加紧对锡金的兼并程序。在两个月内，组织庞大的法学顾问团，炮制了所谓

《1974年宪章》，并授意锡金“国家大会党”提请锡金议会通过。这份宪章，在法理上剥夺了锡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最低限度的自主权，事实上就是“印锡合并”的宣言。“民族党”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该宪章的草案，并确认“国家大会党”将于同年6月20日提请议会讨论。鉴于“国家大会党”在议会中享有简单多数席位，“民族党”认为，如果宪章在议会中被提请讨论，很有可能被表决通过，而“民族党”无力阻止。因此，阻止该宪章被提交议会，就成为当务之急。

　　从1974年5月下旬开始，“民族党”领导层实行紧急动员，一方面，在锡金国内各主要城市，召集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和社会中下层贫民，举行“反对殖民主义宪法”的示威运动，并紧急联络锡金各主要政治党派，谋求以政治联盟的手段抵制议会表决；另一方面，频繁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外交机构接触，并致函联合国秘书长与安理会，揭露印度企图兼并锡金的阴谋，请求国际干涉。

　　在“民族党”一连串救亡行动中，以谋求中国干涉最为积极。2005年印度外交协会解密的资料显示，从1974年5月29日起，至当年6月20日止，

短短23天时间内，“民族党”共向中国驻南亚各国和驻联合国外交机构、商务团体、民间团体发送请求“政治调停”和“武装干预”的电函149封，平均日均接近7封，这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在这149封求助电函中，最后一封的发出时间是1974年6月20日11时42分，也就是说，临近

锡金议会表决通过《印锡合并》宪法修正案的最后20分钟，“民族党”仍将国际干涉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希望在最后时刻获得中国当局援助，挽救国家命运。

　　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众所周知的大运动时期，在早些时候进行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就无力援助巴基斯坦，而坐视东巴被印军肢解。此时，也同样无力援助锡金。除此之外，中国早在1967年就宣布锡金“民族党”为“机会主义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将之摒弃在“国际革命政党与组织”的名单之外。对于该党的函请，便愈加轻视。综合各种原因，中国只发表了数次措辞强硬的谴责声明，并未提供实质性的政治军事援助。

　　在国际干涉希望破灭，国内抗议活动遭到印度军方的严厉镇压的情况下，1974年6月20日凌晨5时32分，“国家大会党”向锡金议会提起宪法修正案，并要求议会不迟于当日中午12时进行表决。“民族党”在内忧外患的境遇中，不得不采取所谓“最后决策”：向锡金民众和国际媒体公布由“民族党”法律专家和爱国知识分子共同拟定的“加入中国决议案”，及其附案“行政合并暂行方案”，宣布正式“加入中国行政体系”，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在公布该议案的记者会上，“民族党”发言人进一步说明：加入中国，是国家被“印度殖民主义”逼迫到最后关头的抉择，是“免于锡金人民沦为南亚大陆二等公民”的最后一搏。稍后，“民族党”公布了临时设计的“锡金行政区”区旗、区徽，并宣布中文与不丹语、尼泊尔语、雷布查语等并行，成为锡金的第十二种官方语言，同时成为继英语之后，第二种文书用语。1974年6月20日11时52分，“民族党”在自己的党部大楼顶层，悬挂起五星红旗，同时致函世界各主要国家外交机构，宣布锡金一切外交事务，自当日起，交付中国负责。

　　中国的“锡金行政区”，在这一刻“成立”了。

　　此后，“民族党”宣布抵制议会关于“印锡合并”修正案的审议，进而宣布不承认锡金议会的合法性。同时宣布成立“雷布查人民解放军”，号召锡金人民武装起来，让“印度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成立仅半个小时的“雷布查人民解放军”接管了甘托克警察局的武器存储仓，开始在首都街头构筑临时工事，准备抵抗印军即将发起的“武装入侵”。

　　同日12时20分，仅有“国家大会党”一党参加的锡金议会“审议并通过”了“印锡合并”宪法修正案。12时35分，印度行政当局宣布，“完全尊重锡金人民的意愿”，希望锡金民众“抵制少数不法政党的威逼胁迫”，等候印军“消除动乱与流血”的军事行动。13时15分，驻锡金印军接到印当局的指令，“坚决清剿恐怖组织”，“维护锡金安全与稳定”。13时25分，印军在锡金全国13个地区，同时发起武装清剿行动，与“民族党”领导的“雷布查人民解放军”以及各支持国家独立的民间武装组织发生正面交火。在主要战区首都甘托克，交火持续了近一个半小时，于14时50分基本结束。15时整，驻锡金印军宣布，完成对“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及其武装的清剿行动，首都及周边地区“处于平静中”。

　　在交火中，“民族党”领导层被俘33人，被击毙12人，其余15人逃亡。据2008年7月尼泊尔解密的外交资料显示，印军在锡金各主要城市、乡镇，击伤击毙“抵抗组织”成员5000余人，俘获并监禁33579人，缴获战略物资17吨。同时，有1135个锡金乡村被印军化为“隔离带”，其居民被强行迁移。

1974年6月20日11时52分，“民族党”在自己的党部大楼顶层，悬挂起五星红旗，同时致函世界各主要国家外交机构，宣布锡金一切外交事务，自当日起，交付中国负责。此后锡金民族党决心武力抵抗，但遭到印军的血腥镇压。在了短短3个小时，就湮灭在印军的炮火之中。

我国火药发明以后，在东亚、东南亚、南亚等亚洲国家广泛传播，其中包括朝鲜、日本、印度、南洋、越南、缅甸、柬埔寨、泰国、菲律宾等。

火药作为中华传统科学技术的优秀成果之一，之所以在亚洲得到广泛传播，表明它具有兼容汇通等特质，并将中华文化潜移默化地向外渗透流传。

1368年明代王朝建立后，非常重视与朝鲜的关系。1392年，高丽大将李成桂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朝鲜，与明代朝廷关系日益亲密。

明代朝廷对朝鲜以儒家经典授之，以互市利之，以兵力震之，双方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其中重要内容就是继续大量供应朝鲜火药和火器。

由于广泛吸取我国的技术，使朝鲜成为仅次于我国的火药、火器最发达的古代亚洲国家之一。

朝鲜沿海屡屡遭受日本海盗的侵略，明代朝廷则给予朝鲜大量的军援，调拨大量的火药和火器。仅1374年明代朝廷一次就向朝鲜调拨硝石25万千克、硫黄50000千克及各种火器，作为抗击倭寇的准备。

1380年，配备火器的朝鲜军队以罗世为海军元帅，崔茂宜为副帅，与500艘来犯的倭寇战船展开激战，一举消灭敌人，取得大捷。

崔茂宜是朝鲜火药、火器技术的奠基人。他曾经担任军器监判事，深知火器在战争中的作用，极力主张自行制造火器。他曾邀请中国火器专家李元去朝鲜传授火药、火铳和火箭制造技术。

1377年崔茂宜奏设火桶都监，主制造火药火器，造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火炮及火铳、火箭、蒺藜炮等，皆模仿明代制式。并仿照明代军队中的神机营，成立掌管火器的特种部队。

我国和日本隔海相望。明正统以后，东南沿海地区深受倭寇之害。当时日本国内南北朝期间，战争频仍，北朝统一后，南朝失败的政客、武士、浪人结成海盗，剽掠于日本、朝鲜和我国沿海。

长期以来，日本倭寇在侵扰我国和朝鲜沿海的时候，受到火器的痛击而败北，日本倭刀毕竟敌不过铳炮。从此以后，日本想方设法通过朝鲜了解和掌握火药技术，引起朝鲜政府的警惕，下令沿海各道严禁“将火药秘术教习倭人”。

明代朝廷也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这种技术上的封锁在一段时间里取得成效。

随我国与日本贸易的恢复和发展，双方物资交流增加，日本出口货物中以硫黄和铜为大宗商品，1403年一次就卸下硫黄5000千克，无疑，这些“倭硫黄”成为我国制造火药的原料。

由于我国海盗与日本倭寇勾结在一起，使得日本有机会接触到火药、火器技术并进一步掌握，在这方面，海盗充当了重要角色。

自嘉靖年间开始，倭寇大举入寇，连艘数百，蔽海而来。如徽州海盗首领汪直，曾在广东沿海造巨船，运载硝黄、丝绵等违禁物抵日本、南洋各国，往来互市，积累致富。

根据日本南浦玄昌在《南浦文集》中的《铁炮记》记载，1543年，有艘装载百余人的船只在日本登陆，船上有配备火器的我国徽州海盗首领汪直和葡萄牙人，日本人将火器购买并向船上人学会了火药、火器之法。日本史家称此为“日本铁炮之始”。

从1543年起，火药和火器便在日本发展起来。而日本的烟火也是在17世纪的初期由我国传入，技术和设备均与我国相同。

火药在南亚的传播，基本上是沿着蒙古大军征讨的路线而在13世纪至14世纪传播的。蒙古伊利汗国在陆路与印度接壤，我国的火药就是在这一阶段传入印度的。

印度境内最初出现火药，是在成吉思汗的第一次西征，因为花剌子模杀害了蒙古使节和商队人员。

1218年至1223年，成吉思汗率领大军进行了蒙古汗国的第一次西征，使用了汉族和西辽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装备，采用弩炮、火箭和飞火枪等威力强大的攻城武器，发动了灭亡花剌子模，讨伐钦察和斡罗思和征服康里的战争。

花剌子模灭亡后，蒙古军队乘胜抵达印度河。在这次战争中，印度军民第一次领略了火药的威力。

这一时期，我国与印度来往密切，当时从印度进口的主要商品是珠宝、棉布、香料、药材和皮货等，而出口的货物主要有金属和金属制品、瓷器、纺织品、漆器、茶叶、日用百货和硝石等。这样，火药传入印度后再传入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

位于印度南部的印度教国家维查耶纳加尔，明代初期与我国关系密切，郑和出使西洋时，多次在此登陆，并有政治和贸易往来。

1443年波斯使者到达维查耶纳加尔时写道：“不能不详述所有各种烟火、爆竹以及各种娱乐表演。”“各种烟火或在维查耶纳加尔制造，或从外国进口。总之，在1443年已经使用，可能还在更早的时候就用于节日娱乐。”

16世纪以后，印度出现了军用火箭。18世纪的印度军用火箭给英法侵略军很大的打击。在发展火箭的同时，印度军队也发展了诸如铳炮等其他火器。

东南亚地区指亚洲东南部地区。在我国历史地理书中通成“南洋”，意指位于我国南方的大洋之中。在我国古籍中又称为“南海”。

蒙古军队在对越南和缅甸等国发动军事行动的过程中，将火药、火器的技术传入这些地区。火药技术就是在这一阶段传入越南的。越南正当时被称为“安南”。

安南陈朝的创建者本是我国福建的长乐人，移居安南以渔为业，后创立陈朝。故安南贵族多汉姓如陈、丁、李、黎等，安南知识分子也多通汉字，成为中华文化圈的组成部分。陈朝的后期，安南已经学会制造火药和火器。

明代建立，安南遣使朝贡，1369年封陈氏为安南国王。后来在征讨安南的战争中，明代派遣朱能、沐晟、张辅为征南将军，率领80万大军，携带火铳神机箭，以对付当地的象阵。

这种神机箭为金属筒，筒内装置发射火药，将箭或铅弹激发出去，其构造类似火枪。这是明代初期研制的火器，大规模使用在安南战场。

中南半岛上的柬埔寨古代时称“扶南”、“真腊”，明代时始称柬埔寨。我国与柬埔寨在元代时的海上交通十分活跃，使者、商人和游客往来不绝，留下许多记载，其中《真腊风土记》是最重要的一种，其中有真腊京城吴哥宫中观看烟火的记载，这里在新年点放烟火爆竹的习惯与我国一样。

据记载，为制造火药，柬埔寨还从我国进口硝石和硫黄，“其地向不出金银，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蜡、温州之漆盘、泉州之青瓷器，及水银、银珠、纸张、硫黄、焰硝……”

这说明13世纪时我国的硝石和硫黄作为重要的出口物质而远销外国。

东南亚地区我国火药和火器的传入，主要是通过我国古代的海外移民以不同途径传播的。

元代和明代时称泰国为“暹罗”，是我国与印度和阿拉伯进行海上贸易的必经之地。泰国由于华侨众多，在每年的除夕和新年有燃放焰火和爆竹的习惯，曼谷的皇宫每年除夕也燃放爆竹，以驱邪迎新。

泰国在速可台王朝时每年5月都在王宫前燃放烟花和爆竹，说明泰国从13世纪以后也掌握了火药技术，无疑这些技术来自我国。

在泰国北部靠近老挝的地区，每年除新年燃放焰火外，还在春秋之交的火把节时还点放火箭，人们载歌载舞，以期望稻米丰收。

而同老挝接壤的我国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也有同样的风俗，这说明了火药技术从我国西南通向泰国的陆路传播的路线。

明清时期，海外华人中不乏海盗之辈，在未开发的地区、在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地区进行贸易，商队的武装也是必要的。部分海盗集团在海外的活动，客观上带有将先进的火药火器传播于海外的内容。

潮州海盗首领林道乾，嘉靖年间在闽粤两省海面从事海上走私，然后到台湾、越南等地贸易，活动足迹几乎遍及东南亚。后为明代军队所打击，在大陆无法立足，辗转于台湾和东南亚各地。

林道乾最后在泰国定居，建道乾港，继续扩展海外贸易。至今泰国尚有许多林道乾的传说，其中重点是帮助当地政府掌握火炮的铸造技术。

泰国在1593年的柬埔寨战争时，双方都使用了火箭。缅甸与云南接壤，起火药技术也是从中国传入的，并在19世纪抵抗英国侵略军的战争中使用了火器。

菲律宾是南洋群岛中距离我国最近的国家，北隔巴士海峡与我国台湾省相望，距离仅60海里，帆船往来福建和吕宋，遇季风期3日就可到达，因此成为我国海外华侨华人移居或活动的便利地区，自然也成为我国海上武装力量优先考虑的地方。

1574年，潮州海盗首领林凤，为福建总兵胡守仁击败，退至台湾澎湖。虽然林凤的行动最后失败，但是林凤军中携带大量的火药火器，对火药火器的传播会起到一定作用的。

我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交往历史悠久，宋代史中的“釺婆”就是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南宋灭亡前后有许多宋代的遗民渡海来到印度尼西亚，将先进的生产和科学技术传入，对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从南宋以后，定居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就将中国在新年燃放烟花爆竹的风俗带到那里，1443年时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的烟花已经处于兴盛阶段。

17世纪法国旅行家塔弗尼耶1676年著有《印度游记》，谈到爪哇燃放烟花，并且记载：“有五六名船长围坐在屋内，观看一些中国人带来的烟花，有手雷、引线和其他能在水面上跑的东西。中国人在这方面超过世界上一切民族。”

元代的初期，因为印度尼西亚爪哇当局将元代的使节孟琪处以鲸面之刑，1292年忽必烈派遣船千艘、军队20000人征讨爪哇，占领爪哇一年之久，因此，在13世纪时我国的火药和火器技术已经传入当地。

明代初期的郑和七下西洋，每一次都要经过印度尼西亚并且登陆进行经济政治活动，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科技文化包括火药在内的传播。

安达曼群岛：是孟加拉湾与缅甸海之间、十度海峡之北的一组岛屿，长期以来，人们把北安达曼群岛、中安达曼群岛和南安达曼群岛统称为大安达曼群岛。其它还有兰德法耳岛、韦斯特岛、小安达曼岛等主要岛屿。

安达曼群岛、十度海峡和尼科巴群岛统称为安达曼—尼科巴群岛，这是印度的海外领地。

原为英属印度统治（1789年被英国占领），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这份领域。

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是印度联邦的海外联合属地，处于缅甸以南，孟加拉湾与缅甸海（即安达曼海）之间，距离印度大陆800公里。 印度安达曼与尼科巴中央直辖区的一岛群，位于孟加拉湾的东南方。

基本介绍 中文名称 ：安达曼群岛 外文名称 ：Andaman Islands 行政区类别 ：印度的海外联合属地、直辖区 所属地区 ：安达曼—尼科巴群岛 下辖地区 ：大安达曼群岛、小安达曼岛等 驻地 ：布莱尔港 地理位置 ：孟加拉湾与缅甸海之间、十度海峡之北 面积 ：6408平方公里 人口 ：3799万（2011年） 岛屿 ：哈夫洛克岛、尼尔岛等 海拔 ：732米 建制沿革,英属印度,印度继承,行政区划,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经济,人口民族,原始居民,人种血统,土著居民特征,安达曼人,历史文化, 建制沿革 英属印度 原住居民为矮黑人。安达曼群岛位于印度和缅甸之间的古代贸易路线上，1789年东印度公司海军的孟买海军陆战队中尉布莱尔（Archibald Blair）来此访问，1789年被英国占领，长期为流放英属印度各族政治犯的场所，以后有不少大陆人迁入。群岛上的第一个欧洲人聚落在位于南安达曼岛东海岸的布莱尔港，现为中央直辖区首府。群岛是从北往南平行排列的一系列穹窿形丘陵地带，最高峰萨德尔（Saddle）峰达737公尺（2418呎），在北安达曼岛上。平地很少，仅限于少数谷地如比丹普尔（Bitampur）和迪格里普尔（Diglipur）。诸岛由第三纪砂岩、石灰岩及页岩构成，切割很深。岩石表面覆被著稠密的森林，北安达曼岛北部有大片红树林沼泽。常年河很少，供水不足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印度继承 英国统治印度、缅甸等国的时期即英属印度时期，缅甸划归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安达曼群岛也属于英属印度，印度和缅甸独立后，印度继承了这份领域，后来，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前身）从印度独立，但安达曼群岛还是属于印度。 行政区划 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是印度联邦的海外联合属地，处于缅甸以南，孟加拉湾与缅甸海（即安达曼海）之间，距离印度大陆800公里。 印度安达曼与尼科巴中央直辖区的一岛群，位于孟加拉湾的东南方。安达曼群岛是中央直辖区两个主要岛群之一，共有300多个岛屿（其中有居民的26个），陆地面积为6408平方公里（2474平方哩）。三个大岛，即北安达曼、中安达曼和南安达曼，位置紧密相邻，总称大安达曼岛。它们南面的小安达曼岛也重要。 安达曼群岛的主要城市是布莱尔港。 印度南安达曼岛东部的深水海港，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中央直辖区首府。人口3万（1981）。地处孟加拉湾与安达曼海之间，战略地位重要。始建于1789年。输出木材、贝壳、椰子、椰仁、橡胶和槟榔。工业有木材加工（一部分为火柴梗）、轮船机械和修造等厂。距加尔各答1，255公里，距马德拉斯1，190公里。有定期轮船航行各岛和来往于印度之间。与加尔各答有航空联系。 港的最大吃水914米。水的载重密度为1025。潮差27米。盛行西南和东北风。不强制引航。用无线电甚高频16频道与港务长联系。节假日参见孟买。工作时间：8：00－17：00，可以加班，船舶只能在白天入港。港口服务设施有：修船、加燃料、干船坞，医疗、牵引、淡水供应，无小艇、给养、遣返和排污设施。该港是一个优良的安全避风港，水深37－457米。在罗斯岛的南北两面各有一入港航道，南航道较浅，船舶大多从北航道入港。港内有两个码头：查塔姆岛码头水深914米，哈杜码头水深914米。 地理环境 安达曼群岛，是孟加拉湾与缅甸海之间、十度海峡之北的一组岛屿，属印度。 北隔普雷帕里斯海峡与大陆相距约220公里。南隔十度海峡遥接尼科巴群岛，行政区划上与尼科巴群岛共同组成印度中央直辖区，统称为安达曼—尼科巴群岛。 共有204个岛屿，以北、中、南小安达曼岛为主，有些岛屿无常住人口。面积6，461平方公里，最大的岛屿为中安达曼岛。人口约158万（1981）。多火山与丘陵，北安达曼岛上萨德尔峰海拔750米。群岛呈长串形，自北而南排列，长467公里。港湾曲折，水道纷歧，主要城市和海港是布莱尔港（也是直辖区首府）。全年湿热，年降水2000毫米以上。且常年有水的河流很少，供水困难。森林占总面积86%，特产红木。 2019年5月22日08时39分在印度安达曼群岛地区（北纬1380度，东经9301度）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 自然资源 岛的树木繁茂，有安达曼红木、麻栗树、桃花心木、胡桃木、橡木等等。其中安达曼红木是建筑、造船、做家具的良好用材。树木多，为动物们提供了良好的家园。可是动物们却不大乐于在这儿安家。岛上的动物大约只有20种。有可以食肉的小野猪，还有长尾麝香猫、蝙蝠和一些鼠类。这些动物占岛上哺乳类动物的4/5，此外还有引进来的猴子以及安达曼海中的儒艮（美人鱼）。让岛上人们聊做安慰的是，群岛的鱼比较多，有很多种类是安达曼海中特有的。海鱼也非常丰富，是加尔各答市场的主要货源之一。 经济 以农业为主，作物有谷类、豆子、椰子、槟榔、果类、木薯、辣椒和郁金。也有少量工业。只在南安达曼岛上有公路，一条岛际轮船航线将布莱尔港与北、中、南及小安达曼各岛联系起来。印度大革命家萨瓦尔迦尔（Vinayak Damodar Savarkar）于1911∼1937年被监禁在布莱尔港的“分格式监狱”（Cellular Jail，1979年被宣布为国家纪念馆）。人口约240,089（1991）。 人口民族 原始居民 原始居民中只有现存于南安达曼岛、拉特兰岛（Rutland）及小安达曼岛上的贾拉瓦（Jarawa）和昂格（Onge）人还保留着传统的狩猎与采集的生活方式。 尼科巴群岛的传统语言尼科巴语是南亚语系里非常独特的语言。安达曼群岛的语言独成一体，和亚洲大陆的语言没有同源关系。 人种血统 居民主要是克伦人、孟加拉人和矮黑人。人口314,084人。 人种血统 历史学家认为，2000多年前这些黑人曾在东南亚诸海岛上辗转生活，但是现如今绝大多数岛屿上还有一万多黑人，可目前大约只有500人左右了。他们是现在居住在地球上的唯一的旧石器时代的残存者。由于地处偏远，几乎与世隔绝，因此无论他们的身体形态还是他们的文化都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明显的改变。他们嚼草根，吃野果，不会耕作，和他们长相酷似的狗是他们惟一的饲养动物。原始型的方箭是他们使用的武器，捕鱼时用四个齿的鱼叉，射猎野猪时用临时捆绑的箭杆。有时候，他们还从失事的船只上弄些铁下来，做成箭头，小刀和锛子。 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安达曼群岛的存在。公元9世纪阿拉伯旅行者和13世纪马可·波罗都曾谈到安达曼群岛。当时马可·波罗称“安达曼”为“安加曼尼”。15世纪又有人叫它“金岛”。1789年9月，布莱尔大尉受孟加拉 的指令在安达曼群岛东南湾的南安达曼岛上建立犯人流放地。这个流放地当时叫作康沃利斯港。两年后，孟加拉 反流放地连同它的名字“康沃利斯”港的名字转到安达曼群岛的东北部。1844年，“布里顿”号和“鲁民蒙德”号两艘军舰在群岛附近失事，土著居民以为是向他们进攻，就将船上人员全部杀死，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为了制止这样的事情发生。英国决定占领群岛。在1855年，他们制定了一项殖民地和囚犯流放地计画。但由于1857年的印度兵变，这项计画被打乱了。为了惩罚兵变中的俘虏，英国1858年初又在布莱尔港附近建立了一个新的流放地。1942年3月，日军侵占了安达曼。1945年10月，印度将其收回。随着孟加拉、缅甸和英属盖亚那的移民涌入，群岛上的人口越来越多，渐渐地繁荣和发达起来。 土著居民特征 很多人一定看过小人国和大人国的故事。那么你见过小人国的人吗？世界上最矮的人种就是生活在安达曼群岛上！他们平均高度不到120米，一般男子的身高也不超过15米。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全都不习惯穿衣服。而是 著身体。他们的脸长得比较大，鼻子直直的，头发黑而且长不长，皮肤像漆一样黑。他们张开嘴笑的时候，白白的牙齿显得异常刺眼。一位叫曼尔高帕洛的探险家在他的著作中《东方见闻录》中这样描写他们：“生著狗一样的头、齿和眼睛，他们非常残忍，要吃人的”。因此，这个土著民族也叫“狗面民族”。 人类学家们在岛上发现了很少居民，他们是些粗野的类似儿童的蒙昧人。这些蒙昧人身材很小（男人低于五英尺），他们的皮肤是黑的，头发鬈曲；其断面非常扁平；头发的状态由于他们有给自己剃头的习惯，读者可用想像去补充。但是，在这些方面和非洲黑人相似的同时，他们跟非洲黑人也有不同，颅骨不窄，又宽又圆。嘴唇不那么肥厚，鼻子不那么宽，下颚不像非洲黑人那样有力地突出。解剖学家们认为——这种意见已被弗劳尔的颅骨研究所证实——安达曼岛上居民可能是某种极早的人类部族的残余，或许是原始黑人类型的最优秀的代表，这一类型后来在传布到世界广大地区的情况下，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土著居民 安达曼人 南亚印度少数民族。居住在印度安达曼群岛。人数极少。属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即黑色人种）尼格利陀类型（尼格利陀人）。使用安达曼语 ，语言系属未定。无文字。信鬼神和巫术，惧怕树林、海洋、疾病和祖先“鬼魂”。安达曼人原分10个部落，每个部落占有一定的区域。部落之下分为若干地方集团，由头人管辖。保留母系制残余。集团内的事务由年长的男人和女人处理。无法律。对危害他人生命财产者，由受害者本人或联合亲友进行报复。靠采集、渔猎为生。所用工具极为原始。能制造粗陶器、独木舟，会用竹篾、藤条、蔓草编织篮子。不懂驯养牲畜。实行一夫一妻制。没有表示各种亲戚关系的称谓，通常直呼名字。一般无衣着，男女都剃发，喜欢全身刺青，佩戴用骨、贝、木竹以及树叶、藤蔓制成的腰带、臂箍、手镯和项链。 安达曼少女 孟加拉湾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上的原住民，属于尼格利陀（Negrito）人种，马来西亚的塞芒人（Semang）和菲律宾的俾格米人（Pygmy）也属该种族。安达曼人已经摆脱了部落习惯，接受了现代印度的生活方式，统称为大安达曼的三个大岛的居民更是这样。但在南安达曼、拉特兰（Rutland）及小安达曼等较小岛屿上的贾拉瓦人（Jarawa）和昂格人（Onge）等部落中，传统的文化仍然存在。说安达曼语的约有1000人。直到19世纪中叶，安达曼人由于住地遥远，极端排外，屠杀一切外人，在物质或文化上都没有重大变化。残留的部落现仍不识耕种，仅靠打猎和采集为生。是唯一不知取火方法的民族。 历史文化 “安达曼”（Andaman）这个名字来自Handuman，是马来语对印度猴神Hanuman的称谓。 安达曼群岛 中国古籍中，较早对该群岛的记录，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义净自述行程，记载尼科巴群岛，称之为“倮人国”，指岛民以椰子、芭蕉、藤竹器来求换铁器，大如两指的铁可换得椰子五至十个。又说岛上居民都 衣服，妇女只以片叶遮形，即使商人给他们衣服也不要。又记岛上居民“容色不黑、量等中形”，以“卢呵”（铁）最珍贵。如果对方不愿贸易，就会放毒箭杀害对方。 宋人赵汝适《诸蕃志》“海上杂国”条，称“晏陀蛮国，自蓝无里去细兰国，如风不顺，飘至一所，地名晏陀蛮，海中有一大屿，内有两山，一大一小，其小山全无人烟，其大山周围七十里。山中之人身如黑漆，能生食人，船人不敢舣岸。山内无寸铁，皆以砗磲蚌壳磨铦为刃。”又指岛上有圣迹浑金床，承一死人，有大蛇保护，经代不朽。又指岛上有井会流出圣水，凡水流过的沙石都会变成金。 《瀛涯胜览》锡兰条称之为“桉笃蛮”，指“自帽山南放洋，好风向东北行三日，见翠蓝山在海中，其山三四座，惟一山最高大，番名桉笃蛮山”，又指岛上的人“巢居穴处，男女赤体，皆无寸丝，如兽畜之形。土不出米，惟食山芋、波罗蜜、芭蕉子之类，或海中捕鱼虾而食。”又传说当地人如果有寸布在身就会生烂疮，原因是以前佛陀在此澡浴时衣服被岛民偷掉，因此被咒不能穿衣。

《山海经》是先秦古籍，它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山海经》还以流水帐方式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

连敢于打破《尚书》束缚，将中国上古史推至炎黄二帝的史学家司马迁都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馀不敢言之也”。所以，《山海经》的成书时间肯定造于《尚书》。

背景

只有了解背景，才能真正了解法显赴天竺求法的目的以及这一次求法的重要意义。佛教传入中国，到了东晋法显时代，已经约有三百年的历史了。流传的内容主要有两大体系，一是以支谶、支谦为代表的大乘空宗般若学;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小乘和大乘都传进来了。从时间先后来看，传法最盛的时代大体上有三个：支谦、竺法护时，所译多般若方等;道安时，所译多有部经论;鸠摩罗什时，大乘之学极为昌明。佛法已深入中国文化了。 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一个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撞，佛教不能例外。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试探、伪装、适应，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最后达到了融合的阶段。到了东晋，应该说这个阶段已经达到了。

从政治形势来看，此时中华大地已经分为南北两区。西晋亡于建兴四年(316年)，次年晋元帝即位，是东晋的开始。北方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大都扶植佛教，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崇佛更为突出。在南方，则是所谓“衣冠南渡”，北方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为了躲避异族压迫，纷纷南逃。这些人，包括一些国王在内，也都崇信佛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总之，南北两方都对佛教垂青。佛教可以说是在中国已经牢牢地立定了脚跟。从佛教内部来看，也有几点值得特别提出的。首先是僧寺日益增多。根据唐法琳《辩正论》的记载，东晋一百零四年，共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

这个数字是否可靠，不得而知。(参阅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574—580 页)其次，僧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僧尼数目与日俱增。再次，名僧辈出，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高僧。最后，从印度和西域来的和尚也多了起来。还有一点必须在这里提一下：许多高僧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并不限于北方或者南方，而是跨越地区，跨越政治分界。佛教虽然已经有了坚牢的基础，但是究其实际却是送进来的成份多，而取进来的成份少。中国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颇亦有人。但是他们多半只到了西域而止。在法显前真正亲临天竺者，实如凤毛麟角。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晋末宋初，就掀起了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寻经典，或旨在从天竺高僧受学，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或想寻求名师来华。(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二章)

在搜寻经典中，一般说来，也不是漫无边际地乱搜一气，而是有目的、有重点的。最突出的重点就是搜求印度本土的佛教戒律。只要了解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的阶段，就会认为，这样做有其必然性。上面已经说到，僧尼人数日增，僧伽已经形成，这就产生了一个寺院管理问题。人数少了，只需约法三章，就能使僧伽生活正常运行。人数一多，就需要比较详备的条例。举道安作一个例子。梁慧皎《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说：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既至，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可见道安门下和尚之多。《道安传》接着说：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 ，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可见道安也感到为僧尼立法的必要性。但是他立的法还是非常简略的。同印度那些律比较起来，简直有点小巫见大巫了。

著述

《法显传》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等。书中记述的地域甚广阔，对所经中亚、印度、南洋约30国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都有所述及，是中国和印度间陆、海交通的最早记述，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记，在中国和南亚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佛国记》内，广州被视为“汉地”，汉族地区的南部至少已包含广东地区在内。

法显是中国经陆路到达印度并由海上回国，而留下记载的第一人，他还参加翻译从天竺取回的佛经《摩诃僧祗律》、《大般泥洹经》等。

记录法显生平的典籍相当多，举其大者有以下几种：(一)《法显传》，法显撰述。(二)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简称《祐录》。(三)梁慧皎撰《高僧传》卷三《法显传》。(四)唐道宣撰《大唐内典录》。(五)唐靖迈撰《古今译经图纪》。(六)唐智升撰《开元释教录》。(七)唐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八)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九)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