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衣带水的邻国，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国内政局的动荡，一些浪人开始到我国沿海地区活动，形成了倭寇之患。明朝就是深受倭患困扰的一个时期，日本的浪人和海盗与中国海盗相互勾结，在沿海地区兴风作浪。但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东南沿海的倭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人，甚至有“十个倭寇九个是中国人”的说法。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下，沿海百姓饱受穷困之苦，这才假冒倭寇从事走私、海盗等活动。

明朝时期，正值日本社会的变革期，很多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的藩主背井离乡，选择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谋生，其中不乏海盗和浪人，他们的闯入，给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为此，从明朝初期，朝廷就开始实施海禁，禁止外国入境经商，也不许百姓从事外贸。尽管如此，倭寇之患却屡禁不止，从嘉靖到隆庆、万历年间的这四十年，是明朝倭寇之患最严重的时期。

对沿海地区的百姓来说，除了倭寇之乱，由于自古以来就是靠海吃海，种植业不发达，所以大部分人都靠经商为生，然而这条路也被朝廷的海禁给断绝了，导致很多人迫于生计，走上了冒充倭寇、进行海盗或走私活动的道路。

据说，为了不被朝廷发现而祸及九族，很多渔民剃头、抹油漆，并穿上日本人的服饰假装倭寇。天朝子民，竟要伪装成外族人来谋生计，也是明朝的一大悲哀。

台州花街之战‘：斩首308颗，生擒2名倭首，其余淹死和未割首的数目不详，牺牲陈文清等3人。

白水洋战斗：我敌对比：1500对2000余，全歼2000多名倭寇，斩首344颗，生擒5名倭首，己方牺牲陈四等3人。

戚继光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7月调任浙江，到隆庆二年（1568）2月调任北疆，在东南沿海防倭抗倭13年，其中防守台州（治临海）7年3个月（15567-156310）。在整个抗倭战争中，戚家军大小百余战，累计歼灭倭寇及勾结倭寇的海盗约8万余人，戚家军阵亡将士约2千余人。

长沙之战总共消灭倭寇3000名。横屿岛渡海之战消灭倭寇1000多名，俘虏29名．牺牲13人。牛田之战击溃数上万倭寇（包括假倭和真倭），己方无一人牺牲。林墩之战烧死和淹死倭寇3000名左右，俘虏26人。己方阵亡90人。福清葛塘之消灭300多名倭寇，牺牲20人。

平海卫战斗斩首2622颗，己方牺牲金渔等16人。仙游之战击溃10000余名倭寇，杀死倭寇1000余，生擒1名，己方牺牲24人．王仓坪战斗击溃倭寇近万名，己方无一人阵亡．蔡陂岭战斗：击溃倭寇7000余名，杀死1000多名，己方牺牲31人．

扩展资料：

倭寇

是指13世纪到16世纪左右侵略朝鲜、中国沿海各地和南洋的日本海盗集团的泛称，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从事中日走私贸易。倭寇初时仅为九州沿海一带的名主、庄官等阶层及失业人民，14世纪初，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在长期战乱中失败的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劫掠中国与朝鲜沿海地区。因中国古籍称日本为倭国，故称倭寇。晚清时期，在光绪皇帝的上谕中，也大量使用“倭寇”指称日军，衍生出倭军、倭兵、倭炮、倭廷等词。

从洪武时起，明朝致力于加强海防，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军于辽东望海埚全歼来侵之倭，此后海防较为平静。嘉靖以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在封建诸侯支持下，日本海盗与中国海盗王直、徐海等勾结一起，在江浙、福建沿海攻掠乡镇城邑，明朝东南倭患大起。明廷多次委派官吏经营海防，但因朝政腐败而难有成效。嘉靖后期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先后平定江浙、福建、广东倭寇海盗，倭患始平。

倭寇一词的出现，大概是在13世纪和16世纪左右，中国沿海地区有大量的日本海盗，他们主要是抢夺中沿海地区的百姓，其次就是从事着在中日间非法走私，从事这一职业的主要人群，是一些日本九州地区的不法官员，加上一些无业游民，14世纪初，日本开始慢慢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在长期的战乱中，走向败落的南朝封建组织，开始从事掠夺中国沿海和朝鲜地区。

在中国的古籍中，我们称日本为“倭国”，倭寇一词由此而来。明朝洪武时起，朝廷大力加强海防建设，只是在1419年，打败来犯倭寇，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海面较为平静，嘉靖以后，日本就进入战国时代，在封建诸侯和日本海盗的联合下，在江浙福建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最后发展到和中国海盗合作，其中王直和徐海就是典型的例子。

朱元璋做了皇帝后，曾经试图多次派使者到日本，致力于恢复两国的关系，但是此时的日本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所以没有任何结果。尽管明初有少量的倭寇来袭。但是当时政治比较清明，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朝廷可以集中精力对付这些土匪。

到了明英宗时期，政治腐败，贪污腐败严重，皇族官僚地主对财富的大肆掠夺，土地兼并和军屯田造到地主豪强侵吞，许多将士不堪虐待纷纷潜逃，此时的军队大量的缺人，战斗人员素质下降，粮草不济，政治上的日益腐败和决策上的失误，明朝的军事力量由强盛退为衰弱，这样的结局使得倭寇大肆侵占沿海，兵将望风而逃不堪一击，说到底还是当政者的腐败不堪，导致倭寇大肆来犯的原因，所以归根结底还是那八个字“贪污腐败，助长匪气”。

明嘉靖年间，沿海地区倭患大起，日本浪人联合大明当地走私商、海盗，“联舟数百，拥众数万”，组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这些日本浪人手持锋利的长倭刀，赤裸着身体，骠勇善战，人数虽少，却让大明朝头疼不已。长江南北，数千里的沿海地区，倭寇登陆后，明军不能抵敌，他们便一路上破城入郡，横行无忌，“贼至必焚毁室庐而烟焰数十里，劫杀人民而死亡动数千人”，以至于当时的江南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失五六”，“停耕废织，稼稽失时”。

（倭寇，指13世纪到16世纪左右时，侵略朝鲜、中国沿海各地区和南洋的日本海盗集团的通称，除日本海盗外，还有大明当地的海盗和走私商加入，主要在沿海地区劫掠百姓，从事中日地区的走私贸易。因中国古籍中称日本为倭国，故将这些海盗集团称作”倭寇“。）

▲《倭寇图卷》中的倭寇形象，发型是典型的半月形，上身着单衣，下身赤裸，光着脚，仅有兜裆布遮羞。

孤军深入，装备简陋，却还能令盔甲武备，样样齐全的明军节节败退，这支入寇的倭寇军队的战力可想而知。据记载，当时入境的倭寇，手持的武器多是长倭刀，即是日本刀，另外还有长枪和弓箭，火器也有，不过很少，一般都是明朝”海盗王“王直和一些有势力的走私商人的队伍中，才装备有少量火绳枪，像这些曾经深入内陆的小股倭寇军队，不见其有使用火器的记载。

▲万历朝鲜之役（壬辰倭乱）时，日本的火器相比较同时期的明朝仍处于劣势。

铠甲方面，真正的日本倭寇大多都是浪人，在日本分裂时期，居无定所，又穷困交加，方才在日本势力的指使下，入大明掠夺。所以装备简陋，就算在入大明后，有王直等明朝海盗势力的资助，但仍是不改原貌，多是裸身而战，有载，倭寇“战士身无甲，冬夏一花布衫，下短裤轻捷如飞”，“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而明朝军队中人人皆有的甲胄，在倭寇中，只有头目才有资格穿戴，“一先锋衣红锁金短袄”，“贼首号二大王者，躯干魁桀。戴铜兜鍪，衣铜甲，束生牛皮。”

▲14世纪初，日本南北朝分裂，失败的南朝势力不甘心，就组织浪人入中国、朝鲜沿海地区劫掠，以图东山再起。

这群倭寇，人数少，战力高，号令严明，再加上他们所乘坐的海船多是小船，水战虽然无用，但快速灵活远胜明军战船，《日本图纂》有载：“日本造船与中国异……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风、斗风，行使便易，数日即至也。”故此，倭寇以此几点优势，孤军深入大明，让明军难以招架。明朝历经过倭患的官员郑若曾，在他编撰的《筹海图编》中这样记述倭寇的一天，鸡鸣即起，由头目为首，确定下劫掠之处，便立下队伍、队长，多者不过三十人，少者仅有二三人。每小队相去一二里，便以吹海螺为号，各自队伍中只要听到，就依照命令或救援，或助战。劫掠结束后，将该地以火焚之，等暮色至即乘船回返，各队献上所劫财物，不可私匿。

▲倭寇入大明时，势力尚弱，皆因和大明当地海盗、走私商势力勾结，才致使”倭寇“日益壮大，难以根除。

不仅号令严明，进退有法，倭寇在对明军时还异常狡猾。遇到小股明军，倭寇便多以伏击为主，遇到明朝大军，便以游击战术迎敌，若不敌，就乔装打扮，”多效吾民装束，又类吾军装束“。这样一小股倭寇，乔装入人群、军队，几如鱼入大海，故此倭寇借此”混而无别，遂致常胜。”除此之外，倭寇在对敌明军时，还有一种被称作“蝴蝶阵”的战法，《筹海图编》中载：“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仓皇仰首，则从下砍来。又为长蛇阵，前耀百脚旗，以次鱼贯而行，最强为锋，最强为殿，中皆勇怯相参。

”（当时的日本处于战国时期，因我国《孙子兵法》等兵书的传入，日本方面也随之研发出日本风的鱼鳞、锋矢、鹤翼、长蛇等阵，但不见“蝴蝶阵”之记载。应为倭寇为对付明军而独立创制的新式阵法。）

《孙子兵法》为孙武所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

此“蝴蝶阵”，重点在于两翼之间的配合进攻，应为“鹤翼阵”的变种。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曾在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提到，倭寇和明军对阵时，都是让一两个半裸持刀的倭寇出阵，在两军阵前“跳跃而蹲伏”，以此侮辱、挑衅明军，诱使其以火枪、弓弩攻击，而后趁火力衰减之际，倭寇头目便以吹海螺或挥扇为号，命众人舞刀进攻，以此屡败明军。而且，虽说倭寇人少，但单体战力高，

据载，倭寇手持的长倭刀锋利无比，“斫一刀，十数枪齐折”，而且不仅倭刀厉害，倭寇的刀法也是一绝，据记述，倭寇的刀法“双刀上诳而下反掠，故难格“，此外，因其枪、弓皆与中国不同，”钯枪不露竿，突忽而掷，故不测“，”弓长矢巨，近人则发之，故射命中”，故此也让明军难以预料和应付。在这样的情况下，倭寇又善用伏击，明军和倭寇每战至酣处，倭寇“必四面伏起，突阵后，故令我军惊溃。”因此几点，故此倭寇虽然人少势弱，但仍能屡败明军，为祸大明朝多年不灭。

郑和（明洪武四年1371年—宣德八年1433年），回族，中国明代航海家、外交家、武术家。

郑和原本姓马名三保，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镇）宝山乡知代村回族人。

郑和出生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洪武十三年1381年冬，明朝军队进攻云南。马三保10岁，被掳入明营，被阉割成太监，之后进入朱棣的燕王府。在靖难之变中，马三保在河北郑州（在今河北任丘北，非河南郑州）为燕王朱棣立下战功。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马三保郑姓，改名为和，任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宣德六年（1431年）钦封郑和为三宝太监。

牛首山郑和墓郑和墓位于南京南郊牛首山麓，经修整后完全保留了原有的历史特征和穆斯林葬仪的习俗、规格与风貌，墓园下有28级台阶，象征郑和航海28年，每个平台7级台阶，象征他七下西洋，此外还建有碑亭和“南京郑和墓史料陈列馆”。牛首山郑和墓是一个衣冠墓。南洋华侨传说，郑和葬在印度尼西亚爪哇三宝垄。

郑和收长兄之长子为嫡后，迁居[南京三山街]一所大宅，为记念先祖，名之为“马府”；马府原有房屋72间，但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为夷平地。1983年考古学家在南京太平公园（旧称马家花园）出土郑和府第遗物，有龙泉窑瓷器、宜兴紫砂、景德镇青花等。

东南亚一带的华人民间相信，伟大的郑和将军是所有华人的骄傲，也有人把郑和当成神来拜，他们认为郑和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而且有超自然的神力，就如神一般。也有人当郑和是“财神爷”，有些旅行团的导游特地安排旅客们去亲手摸一摸郑和雕像，说一模就会有财运，等等

[编辑本段]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与功绩

郑和下西洋是一种国家行为郑和下西洋,郑和船队是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明政府派遣郑和船队下西洋显然是从当时国家利益(包括皇帝的意志)和国家需要出发郑和下西洋的使命和功绩概括起来,主要包括4个方面: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腊、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再一个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所以从明朝派遣郑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实现和平的使命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所以,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陈祖义几千人,阿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

朱棣时期,陆海两方面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改变了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机,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这么大的战略行动,它是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许多贸易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它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这些小国对明朝宗主地位的认可,这是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当时各国都积极到中国来朝贡,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护,一方面得到的丰厚赏赐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他们遗嘱要托葬中华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种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国,中国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的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具备了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三种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不是通过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展开的郑和下西洋消灭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和刺激了民间贸易据有学者研究,郑和使团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带一些中国货物在沿途进行交换东南亚百姓对中国丝绸、瓷器、工具非常喜欢,郑和船队一到都争先恐后的划船或到码头交易,有的还请官兵到当地的集市设摊交易当时中国主要输出的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制品、铜钱等,中国换回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当时中国从海外进口100斤胡椒,当地价值1两,回到国内出售20两,利润丰厚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的文化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郑和出色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

现在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留下郑和遗迹,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占据着地球表面积708%,拥有着丰富的资源自古以来,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盛衰休戚相关我们的祖先早期创造了龙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纪初,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加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二是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莫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着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优秀品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推进人类的文明。 (时平 摘自交通部《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官方网站)

[编辑本段]郑和七下西洋简介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七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逝。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从南京龙江港启航，经太仓出海，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国。第一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800人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出发，到达文莱、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地，在锡兰山迎请佛牙，随船带回，永乐七年夏（1409年）回国。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从太仓刘家港启航，姚广孝、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到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地，回国途中访锡兰山，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国。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出发，随行有通译马欢，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东非麻林迪，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

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随行有蒲寿庚的后代蒲日和，途经泉州，到占城、爪哇，最远到达东非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国家，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发，往榜葛刺（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宝船从龙江关出水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人数众多,组织严密郑和下西洋船队,是根据海上航行和担负的任务,采用军事组织形式组建的

郑和下西洋发展的海外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郑和作为明朝的使者，每到一地，都代表明朝皇帝拜会当地国王或酋长，同他们互赠礼品，向他们表示通商友好的诚意。郑和还同各国商民交换货物，平等贸易，购回当地的特产象牙、宝石、珍珠、珊瑚、香料等。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有千人。

《明史•兵志》又记：“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

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有五种类型的船舶。第一种类型叫"宝船"。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载重量八百吨。这种船可容纳上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它的体式巍然，巨无匹敌。它的铁舵，须要二，三百人才能举动。第二种叫"马船"。马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第三种叫"粮船"。它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第四种叫"坐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第五种叫"战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可见，郑和所率领船队的船只，有的用于载货，有的用于运粮，有的用于作战，有的用于居住。分工细致，种类较多。我们可以说，郑和的船队是一支以宝船为主体，配合以协助船只组成的规模宏大的。肯定派认为明史基本上正确，因为南京静海寺郑和残碑所记“两千料海船”，不是“宝船”，而是较小的“战座船”。

对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考古，发掘出一根约15米长的舵，和明史所述宝船大小相符。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船坞宽可容20丈。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1304-1377年）游记中早已纪录中国巨大的12张帆可载千人的海船。白图泰的纪录可作为12帆载千人的宝船的旁证。质疑派认为木材强度有限，过大的船体无法保证水密性，难以做长时间的航行。根据南京静海寺郑和所立残碑记载，郑和首次出海宝船为“两千料”，根据他们推论，折合长约为长十五到二十丈，宽六到八丈左右。载重量约为五千吨。至今未有人复制能够实际航行的四十四丈“宝船”。目前复制中的宝船多采用质疑派的说法。即便采用质疑派的说法，郑和宝船仍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型船舶。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体现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天文航海技术中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郑和船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这项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2、地文航海技术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3、《郑和航海图》《郑和航海图》得以传世,多亏明代晚期作者茅元仪收录在《武备志》中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收入《武备志》时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20页,共40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明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以郑和等命名南海诸岛礁,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该图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和航海图》制图的范围广,内容丰富,虽然数学精度较其低,但实用性胜过波特兰海图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问题,米尔斯(Mills)和布莱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细的研究,他们二人都很熟悉整个马来半岛的海岸线,而他们对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郑和下西洋折射出的中国先进航海科技光辉,表现了中国古代人的伟大智慧,从而创造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航程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的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80几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还有有许多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读。“郑和时代的中国，则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郑和档案被毁之谜：据《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失去？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郑和出使水程》应当包括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账目等。大批郑和档案究竟有没有被刘大夏销毁，至今仍然是个谜。大批郑和档案失踪，给郑和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限制。郑和发现美洲论：在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前英国皇家海军潜水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提出郑和船队的分队曾经实现环球航行，并早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便已发现美洲和大洋洲的论点。2006年1月16日，北京和伦敦的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同时展出一张1763年绘制的附注有永乐16年(1418年)的中国航海地图。该中国航海地图有详细的航海区域，以及绘画美洲、欧洲、非洲的的轮廓。除此以外，该图更附有对美洲土著（肤色黑红、头和腰戴羽毛），以及澳洲土著（肤色黝黑、赤身、腰部戴有骨制品）的描术。唯一缺憾是该航海地图中没有不列颠岛的记载。根据该地图的收藏家中国律师刘刚称，他是在2001年以500美元从一个上海商人处购得该地图，并且因为读过上文提到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而得知该航海地图的历史重要性及意义。郑和航行前后达28年,他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地，郑和赠给各国国王厚礼，以示友好，船队带去丝绸、瓷器、铜铁器、金银和其他手工业品交换当地特产。随行官员随时记录见闻。回航时，各国派使同来，赠珍宝特产给明皇帝，并与中国商人交换。友好的交往，扩大了贸易，也增进了了解。郑和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南洋等地的人民一直纪念这位和平友好的使者，在一些城市里，至今还保有纪念郑和的寺庙和胜迹。郑和七次远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欧洲航海家哥伦布、华哥达·伽马的海上活动，都比郑和晚得多，他们几次航行，人数在100人左右，船只三、四艘，吨位最大的仅120吨。在航程、规模、组织等方面，郑和都超过这几个欧洲航海家。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出使过的城市和国家共有36个：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刺加、勃泥、苏门答刺、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苏禄、加异勒、阿丹、南巫里、甘巴里、兰山、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祖法儿、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儿、沙里湾尼（今印度半岛南端）、不刺哇（今索马里境内）。

在古代，狭义的西域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地区；广义的西域指越过狭义的西域向西所能到达的地主，包括中亚、西亚、印度半岛，直至欧洲东部、非洲东北部。“其西域之西”中的“西域”指狭义西域，若与下文“迄北”对应，似可作“西部疆域”解；“西域忽鲁谟斯国”中的“西域”指广义西域。在今印度洋。

亦称占婆，古国名，在今越南的中南部。中国史籍上曾称之为林邑、环王。当地盛产稻谷，称“占城稻”，为稻谷良种之一，宋时传入我国；郑和下西洋后，占城稻在我国长江、珠江、闽江流域大面积引种、推广。福建省福州长乐一带称此稻为“占谷”或“黄占”，直至三十年前，都是当地高杆晚稻的一个优良品种。

亦即麻口若巴歇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Java Island)。唐代以来的史籍称其地为“诃陵”“ 婆”。该岛北临爪哇海，南滨印度洋，面积126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亿，是印尼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主要城市有雅加达(首都)、万隆、三宝垄、泗水苏拉卡尔塔)、泗水为华裔长乐人聚居地。

亦即室利佛逝国，梵文Srivijaya的音译，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上的古国，当时都约在今日的巨港(巴邻旁，Balenbang)，位于苏门答腊东南部慕西河畔。

泰国(Thailand)的旧称，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中部。十四世纪中叶，由暹国与逻国合并而成，南临暹罗湾。现首都为曼谷，泰国的华侨 与华裔人数居世南亚首位。

天竺为古印度别称，古籍又称天竺为身毒。天竺分北、中、南三部分，南天竺指印度半岛的南部地区。

亦即锡兰(Ceylan)，或称狮子国，今称斯里兰卡(Srilangka)为亚洲南部岛国，隔保克海峡与印度东南部相望，面积65万平方公里，为佛教古国之一，主要民族为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首都科伧坡(Colombo)，位于该岛西南。

又称“古里佛”，故地约在今印度半岛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Koxhikode)一带，为海上交通要冲。明永乐五年(1407)郑和二次下西洋时曾到此访问并立碑纪念。

亦译作“国贞”，故地在今印度西南部的柯钦(Cochin)一带，是航道要冲和重要港口。十五世纪初与我国有友好往来。

即霍乐木兹(Hormuz)，又译作和尔木斯，地在今伊朗东南米纳布(Minab)附近，临霍尔木兹海峡，废址在霍尔木兹岛北岸，扼波斯湾出口处，为古代交通贸易要冲，今为对岸阿巴斯港所取代。

今译作摩加迪沙(Mogadiscio)是被称为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共和国首都，位于索马里东南，临印度洋。13世纪以前建有古城。郑和下西洋曾两度访此。

明初设“龙江船厂”于此。故址在今南京下关三汊河附近的中保村一带；水道旧称龙江，出龙江关通长江，龙江船厂曾为郑和下西洋造“宝船”，故又称“宝船厂”，造船的船坞叫“船作”，遗址犹存，宛如一口口巨大的水塘。1957年此地出土一根大舵杆，长1107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舵杆之长，足证郑和宝船规模之大。据《龙江船厂志》载，1411年(永乐九年)该船厂“改、造海船247只，备使西洋诸国”。龙江之滨原有天妃宫，已圮。

因位于福建省长乐县县治之南而得名，今长乐县城区街道环绕此山。海拔仅约四十余米，又称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有塔，称三峰塔(圣寿宝塔)；有寺称三峰寺或三峰塔寺；寺旁有“天妃行宫”，祀妈祖，《天妃灵应之记》碑即立此宫内；宫旁有郑和所建“三清宝殿”，殿内“钟鼓供仪，靡不俱备”，钟即“郑和铜钟”，原件抗战期间移南平市。以上寺、宫 、殿均已圯，塔巍然存，近年加固整修，更为壮观。1935年，在原寺、宫、殿废址上建有郑和史迹陈列馆，《天妃灵应之记》碑系该主馆主要陈列文物，南山(三峰山)同年辟为“郑和公园

指长乐太平港通闽江。位于长乐县南山西麓以西、以北，狭义指靠近长乐县城吴航头一带的下洞江水域；广义泛指整个下洞江水域，该港原来江面宽阔，水深可泊巨舟，有“无风万里磨平玉，有月千波漾碎金”之说；港东北、东南屏峙首石、六平诸山，可蔽阻台风袭击，为避风良港。《长乐县志》《长乐六里志》均载有；三宝太监郑和通西洋，驻舟师造巨舶于此，奏改名为太平港等句。由于沦桑变化，今仅余一狭长水道，通小汽轮，原水道大部分成为沃野良田，部分辟为新居民区，该居民区主干道路称“太平港”路，与郑和路垂接。

Aden，古国名，今译作亚丁，故地在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扼红海和印度洋出入口，为海陆交通要冲。古时为宝石珍珠集散地，十五世纪前期便与中国互通使节、贸易。今之亚丁市位于亚丁湾一个突出的小半岛上。为也门民主队民共和国(南也门)首都。1990年5月，南、北也门合并为也门共和国，亚丁成为该国的“经济首都”。

《明史》郑和传："永乐三年（1403年）6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域，以次遍历诸国"。

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记录有："宝船共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船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 。

《星槎胜览》"占城国"条云："永乐七年，太宗皇帝令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统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八号，往诸番国开读赏赐，是岁秋九月，自太仓刘家港开船，十月至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十二月于五虎开洋，张十二帆，顺风十昼夜至占城国"。

刻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天妃经》卷首有关郑和下西洋插图描摹复原图，整幅图由六面连接而成。《天妃经》全名《太上谈天妃救苦灵应经》，全一卷，是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僧人胜慧在临终时，命弟子用他所遗资财，发愿刻印的。刊刻时间为第五次下西洋后，正准备进行第六次下西洋。该图绘出了6桅帆船的形象资料，与《龙江船厂志》上所附该厂曾建造的早期4桅海船形制甚为相合。

　　他在明朝所有相当于宰相职务的首辅中间，不是最出名的，也不是最出色的。但他却是将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奸臣严嵩扳倒的主力，如果不是他，严氏父子还将 继续作恶下去。《明史》以少有的口气，高度推崇这位徐文贞：“立朝有相度，保全善类。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间有委蛇，亦不失大节。”“论者翕然推阶为名 相。”> >　纵观徐阶一生，只为“隐忍”二字。他是王守仁“心学”的完美继承者。和严嵩一起在朝十多年，谨慎以待；又善于迎合帝意，故能久 安于位。因任首辅多年，为两朝元老，人都称为“徐阁老”。辞退首辅前，击溃了严嵩，提拔了，起用了“严诬告、权轻重、详讼词、惩奸慝、省佐证”而著 称于世的良臣福建晋江潘湖人黄光升为刑部尚书。嘉靖欲杀，也被他以“杀身成名”之由免除。> >　可以说，徐阶的整个政治生涯中的最大亮点就是他斗倒了权势熏天的严嵩。徐阶的忍辱负重是其政治权谋斗争中的杀手锏，而“徐阶曲意事严嵩”也成了权谋术中的经典案例。> >明朝中叶以后，厉行海禁，除了 与海外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外，其他民间海上私人贸易一概禁止。从永乐到嘉靖年间，海禁时紧时松，但总的趋势是以禁为 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增长，与海禁政策形成了强烈的矛盾。海上武装走私与海盗劫掠在东南沿海声势大盛，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批无 业游民、渔民纷纷加入走私贸易队伍，成为社会治安一大隐患。> >　细品文化> >　感悟千年智慧> >　嘉靖二十 八年（1549年）明朝 首次把王直集团骚扰沿海地区，称为“倭人入寇”，起因源于一时不明真相的地方官的仓惶报告。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明朝政 府又在此设巡视大臣，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走私集团则采取武装对抗的态度，终于形成了所谓“倭患”。然而，事情真的如地方官员说的那样？嘉靖朝的倭患主要 是哪些人，又是怎样平定的呢？> >　王直雕像明朝嘉靖年间的所谓“倭患”，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大爆发。巡抚浙江兼任福建等处海道 的朱纨下令剿捕海盗，严禁通商，并催使近海居民通盗者互相告发。吃“走私饭”已成习惯的地方豪民汹汹而起，这些人在闽浙大掠，与日本浪人及中国海盗王直、 徐惟学等人大肆勾结，在嘉靖十九年就已经把宁波附近的双屿港当作“大本营”，四处出击，杀人越货。> >　嘉靖年间倭寇的首领大都是中国人， 前期李光头，中期王直，后期张琏。王直是徽州海商出身，经营海上走私贸易，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吞并了另一股海盗后，横行海上，成为海上走私集团的 头目。他要求对外通商，朝廷不许，便抢掠浙东沿海，次年遭官军围剿，无处容身，逃往日本，以五岛列岛为根据地，还在平户建造了宅邸，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 >当时，日本与周边其他国家一样，与明朝维系着朝贡贸易，朝贡船队必须持有明朝礼部颁发的“勘合”（通行证），才可以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上岸，再在安 远驿的嘉宾堂歇脚，一面上岸进行贸易，一面等候朝廷的入京许可。一旦获得许可，使节一行携带国书、贡品以及货物，在明朝官员的护送下前往北京，下榻京师的 会同馆。在向朝廷递交国书、贡品后，携带的货物可以在会同馆附近进行交易，买入非违禁货物。据田中健夫《倭寇与勘合贸易》的研究，从建文三年（1401 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将近一个半世纪内，日本遣明使节所率领的船队，共计十八批。由于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内氏与细川氏两大集团在 宁波发生“争贡”事件，使朝贡贸易出现危机，成为“后期倭寇的发端”。> >　会同馆> >　中国古代官署名。明属兵部，掌京师驿传事务，有大使、副使。明朝的会同馆是当时设在首都北京的全国驿站的总枢纽。> >　《筹海图编》> >中国筹划沿海防务的专著。明郑若曾编著，13卷。是研究明代的军事史、海防史、中日交通史的宝贵资料文献，明朝嘉靖以后许多论述海防、介绍日本情况 的著作多以此书为祖本，或引述袭用，或继承补充。王直墓宁波“争贡”事件，给明朝内部主张严厉实行海禁政策的官僚找到了一个口实：他们认为祸根是由朝贡贸 易引起的。礼部没有权衡利弊得失，便贸然关闭宁波的市舶司，停止了日本的朝贡贸易。官方的合法贸易渠道被堵塞，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难以得到满足，这种 局面为海上走私贸易提供了一个有利时机。根据《筹海图编》记载，当时日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大，其中包括生丝、丝绵、棉布、绵绸、锦绣、红线、水银、 针、铁锅、瓷器、钱币、药材等等。如此巨大的一个市场，如此巨大的利润（例如生丝运抵日本后，价格高达十倍），对商人的诱惑力之大可想而知，要想禁，是禁 不住的。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私枭船主与土豪相结合，挟制官府，大张旗鼓地进行海上走私贸易，海盗与沿海贫民也介入走私贸易队伍，与之遥相呼应。由于他们与日 本商人进行贸易，在遭到官府取缔时，就采取武装对抗，所以被人们称为“倭患”。> >　明朝走私船> >　吕宋岛（Luzon　Island）> >位于菲律宾群岛的北部，它是菲律宾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岛屿。吕宋岛盛产稻米、椰子，吕宋雪茄闻名于世。吕宋同时也是菲律宾三大政区（吕 宋、维萨亚、棉兰老）之一。中国古籍称吕宋岛为“小吕宋”。人们对于“倭寇”一词，容易望文生义，其实，所谓“倭寇”需要具体分析。《中国历史大辞典》的 “倭寇”条说，倭寇是指“明（代）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云云，过于简单化。根据田中健夫的研究，“倭寇”一词，最初出现于404年的高句丽“广 开土王碑文”。它的含义是多种多样的，有“高丽时代的倭寇”、“朝鲜时代的倭寇”、“嘉靖大倭寇”等，甚至还有“吕宋岛的倭寇”、“南洋的倭寇”、“葡萄 牙人的倭寇”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4世纪至15世纪的倭寇以及16世纪的倭寇。前者主要在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沿岸活动，是日本人与朝鲜人的联合体；后者 大部分是中国的海上走私贸易群体，日本人的数量很少。山根幸夫在《明帝国与日本》一书中，谈到“后期倭寇”（即“嘉靖大倭寇”）时，强调以下两点：一是后 期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二是倭寇的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废 止“禁海令”，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

倭寇，是指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侵扰掠夺我国东南沿海和朝鲜沿海地区的海盗。这一非法勾当由来已久，据说自有船只开始就出现了劫掠为生的海盗。因中国古籍称日本为"倭国"，故称倭寇。抗日战争时期也称日本侵略者为"倭寇"。

十四世纪初，日本南北朝时期，大量战败的南朝封建主、武士，亡命海外，侵扰中国和朝鲜沿海。中国时值元朝末年，群雄战乱。朝鲜处于高丽王朝末年，无力驱逐。倭寇一度猖獗，甚至协助张士诚、方国珍逐鹿中原。这一时期的倭寇是来自日本的"真倭"。

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实施"海禁"，下令"片板不得入海"，取缔海上对外贸易。沿海居民断了谋生之路，"海禁一带，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官修《明史·日本传》明确记载，"大抵真倭者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这些人中，中国人甚至有卸任县令、当值总兵和落第秀才。此外还有朝鲜、东南亚的海商和海盗以及葡萄牙海盗。是名副其实的"多国部队"。

剿倭名将胡宗宪撰写的《筹海图编》，列出了14股势力最大的倭寇，首领都是中国人。嘉靖朝官员唐枢说，"寇与商，同时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其实这些人以"倭寇"自居，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亲戚族人不受牵连。

16世纪的世界大航海时代，中国沿海是重要的一环。走私贸易在巨大利益驱使下野蛮生长。王直（150143~15591225），本名"铨"，号"直"，徽州歙县人。就是"倭寇"中的带头大哥，原为盐商，后与他人走私硝黄丝绵违禁货物到日本、暹罗（今泰国）、西洋诸国。

直浙总督胡宗宪以王直家人为诱饵对其招降，明王朝允诺"封伯爵赏万金授高官"。王直被诱捕后历陈自己剿贼功劳，祈请明世宗开放海禁，原为朝廷平定海疆。1559年，王直被斩，叹曰，"不意典刑兹土。"引颈受戮，至死不挠。

倭患复燃，王直所言"死吾一人，恐苦江浙百姓"一语成谶。朝廷信义皆失，倭寇疯狂报复。闽广两地成为重灾区。终于酿成"嘉靖大倭乱"。尽管戚继光、俞大㷕等将领奋力剿倭，但直到明穆宗取消海禁，开放东、西洋贸易之后，倭患才真正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