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三联书店组建中国图书公司，1954年图书公司又并入新华书店。魏隐儒随之调转，有机会饱览了大量古籍善本，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经验，并将经验和心得整理成文。尤其是1957年中国书店成立以后，魏隐儒被调去编辑《古旧书刊介绍》，以向学术界推荐古旧书刊，并负责古旧书刊收售价格的制定工作。这些工作对于他研究罕传善本古籍大有裨益。他对亲自过目的传世稀少的珍本图籍，都作了详细记录，有的还拍摄书影，积累资料数十万言，对古籍雕刻之研究颇多心得。从事古籍版本研究数十年，曾为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班、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班传授“版本学”。这期间他有多部著作问世，如:《古籍版本知识》、《中国古籍印刷史》、《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印刷史话》、《藏书家考略》、《古籍装订修补知识》、《现代文史资料所见录》、《书林掇英》等等。其中《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一书，还由日本横滨大学教授译成日文，由东京都东方书店出版，给予了很高评价。

1978年文物管理处改成北京市文物局，魏隐儒负责保管、整理和鉴定工作，直至1981年5月退休。其间曾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分主编，多次参加全国古籍编目等有关座谈会，并应邀为国家和各省市图书馆、各大专院校图书馆讲课和解决善本收录、鉴定中存在的问题。

《朝花夕拾》里作者鲁迅用夹叙夹议的方法，以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线索，真实生动地叙写了自己从农村到城镇，从家庭到社会，从国内到国外的一组生活经历，抒发了对往昔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同时也对旧势力、旧文化进行了嘲讽和抨击。

《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是现代文学家鲁迅的散文集，收录鲁迅于1926年创作的10篇回忆性散文。

我们来看下《范爱农》片段：

文集以记事为主，饱含着浓烈的抒情气息，往往又夹以议论，做到了抒情、叙事和议论融为一体，优美和谐，朴实感人。作品富有诗情画意，又不时穿插着幽默和讽喻；形象生动，格调明朗，有强烈的感染力。“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

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便问他：——

“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

“你那时之前，早知道我是谁么？”“怎么不知道。我们到横滨，来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你看不起我们，摇摇头，你自己还记得么？”

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他们看见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让坐时喧闹，检查时幽静，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试问爱农，果然是的。

到冬初，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

范爱农节选，有点儿长啦的，但是我很喜欢，重拾鲁迅的作品，好似回到了学生时代。

范爱农是内心爱国，有进步思想，追求自由平等，但因为长期受到封建思想及封建主义压迫无法内心表达的新青年。鲁迅用此篇鼓励“五四”以来的有志青年。

湖心寺与《牡丹灯记》传奇

宁波的月湖，形成于唐太宗贞观十年。宽处似满月，狭处似眉月，故称月湖。在北宋初期，月湖中心湖心岛上已建有“寿圣院”。北宋元丰二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上任明州太守时，写过《游寿圣院》：“一峰潇洒背城阴，碧瓦新堂布地金。落花禅衣松砌冷，日临经帙纸窗深。幽栖鸟得林中乐，燕坐人存世外心。应似白莲香火社，不妨篮举客追寻。”可见当时湖心岛已成为文人墨客寻幽修心之地。

湖心岛上“寿圣院”之名由皇帝敕赐，城里人称为“湖心寺”。《宋宝庆四明志》中，曾名“湖心广福院”。据记载，南宋建炎四年，金兵破明州，闯入月湖湖心寺，寺僧元肇端坐佛殿不动声色。金兵强行将他和其他和尚掳到北方去建寺，在过镇江时元肇投江而死。而这座湖心寺在金兵焚烧大半个明州城时，竟意外地毫发未损。乾道初年，住在湖边的尚书袁章，他的两个女儿带发在寺庵内修行，捐出嫁奁田340亩，建廊340间。当时又有住在湖东菊花洲的丞相史浩、住在湖西芙蓉洲的丞相史弥远及皇族赵伯圭等捐助，于是湖心寺增建十洲阁、澄辉阁，尚书蒋宗简又在湖心寺内办了书院。

1276年元军破临安，然后铁骑东进，明州（当时称庆元）又一次遭元军烧杀抢掠。此后，在元至正八年，台州黄岩方国珍聚众抗元，攻入庆元府后自立为王。

到了1359年，朱元璋反元军直逼江南，又迫使方国珍向朱元璋送去大量金银财宝。元代灭亡后方国珍归降明朝。此时钱塘文士瞿佑客居于月湖之东，写下了以月湖湖心寺及周边发生的故事为素材的名著《牡丹灯记》。

《牡丹灯记》的故事

瞿佑，字宗吉，号存斋，钱塘（杭州）人，历任仁和、临安、宜阳训导，少有诗名，晚年因诗蒙祸，谪戍边十年。《牡丹灯记》最早刻刊于明洪武十一年，由于瞿佑客居于月湖东岸，故对月湖周边民情了如指掌。他的《牡丹灯记》故事的开头写道：

方氏之据浙东也，每岁元夕，于明州张灯五夜，倾城士女，皆得纵观。至正庚子之岁，有乔生者，居镇明岭下，初丧其偶，鳏居无聊，不复出游，但倚门伫立而已。十五夜，三更尽，游人渐稀，见一丫鬟，挑双头牡丹灯前导，一美人随后，约年十七八，红裙翠袖，婷婷嫋嫋，迤逦投西而去。生于月下视之，韶颜稚齿，真国色也。神魂飘荡，不能自抑，乃尾之而去，或先之，或后之。行数十步，女忽回顾而微哂曰：“初无桑中之其，乃有月下之遇，似非偶然也。”生即趋前揖之曰：“敝居咫尺，佳人可能回顾否？”女无难意，即呼丫鬟曰：“金莲，可挑灯同往也。”于是金莲复回。生与女携手至家，极其欢昵，自以为巫山洛浦之遇，不是过也。生问其姓名居址，女曰：“姓符，丽卿其字，漱芳其名，故奉化州判女也。先人既殁，家事零替，既无弟兄，仍鲜族党，止妾一身，遂与金莲侨居湖西耳。”生留之宿，态度妖妍，词气婉媚，低帏昵枕，甚极欢爱。天明，辞别而去，暮则又至。如是者将半月，邻翁疑焉，穴壁窥之，则见一粉骷髅与生并坐于灯下，大骇。

看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想起《聊斋》“画皮”的故事。然而乔生的故事比“画皮”要早300年左右。乔生与奉化州判之女幽会，被邻翁看在眼里。第二天，邻翁告知乔生，乔生自感心虚。黄昏时，乔生独自从镇明岭下经过月湖桥，到了湖心寺，打听附近是否有奉化州判之女，众人都说不知。乔生与寺僧转了几个廊，在尽头一个暗室之中发现了棺材一口，贴着的白纸上写“故奉化符州判女丽卿之柩”。棺材前悬有一盏双头牡丹灯笼……。乔生吓得毛发倒竖，连忙逃出湖心寺，不敢回家，借宿于老翁家中。第二天老翁告诉他，过镇明岭去玄妙观找魏道士，乔生见了魏道士，取来符咒贴在门上，果然一连数天相安无事。

一个月之后，乔生要往湖西芙蓉洲的衮绣桥拜访旧友，友人留他喝酒，酒后他忘记魏道士告诫，竟舍近求远，又走到湖心寺。

《牡丹灯记》中继续写道：“将及寺门，则见金莲迎拜于前曰：‘娘子久待，何一向薄情如是！’遂与生俱入西廊，直抵室中。女宛然在坐，数之曰：‘妾与君素非相识，偶于灯下一见，感君之意，遂以全体事君，暮往朝来，于君不薄。奈何信妖道士之言，遽生疑惑，便欲永绝？薄幸如是，妾恨君深矣！今幸得见，岂能相舍？’即握生手，至柩前，柩忽自开，拥之同入，随即闭矣，生遂死于柩中……。”

数日后，邻翁发现乔生未归，寻至湖心寺，见乔生衣角露在棺外，开棺一看乔生已死。寺僧告之邻翁，此女死时年17岁，父母都逃难离散12年了。众人将棺移葬鄞西。日后，每当云阴月黑之夜，有人常见乔生携丽卿同行，金莲持双头牡丹灯笼前导，遇见者得病，故夜深人静，行人更不敢靠近湖心寺。

《牡丹灯记》全文2300字，语意简练，词藻精丽，读来琅琅上口一气呵成。

全祖望的《牡丹灯记》和《乔生月夜遇妖》

瞿佐写的《牡丹灯记》，洪武三十年首次刊刻，在宁波广为传诵。

到了明末清初，甬上著名史学家全祖望生于湖西。他不仅自幼多次听到牡丹灯的故事，而且曾看到过瞿佑的《牡丹灯记》。他写的《双湖竹枝词》中道：“初元夹岸丽人行，莫是袁家女饭僧。若到更深休恋恋，湖心怕遇牡丹灯。”然而诗中提到的“袁家女”，即南宋袁尚书的两个女儿，该是符丽卿和金莲的原型吧。到了徐兆昺撰编《四明谈助》，正式收录了瞿佑《牡丹灯记》，题为《乔生月夜遇妖》，全部文字660个，接近于瞿佑原文的四分之一，这篇“缩写”，省去不少细节，读来就没有原著的精丽和丰厚。

朝代更迭，历史变迁，宁波人终于逐步淡忘湖心寺和牡丹灯笼的故事，月湖西岸的官员文士纷纷在此建大宅、筑书楼，乔生和丽卿相遇的长堤逐渐变成了月湖街和偃月街。镇明岭逐渐成为平坡。而魏法师的玄妙观，始建于唐天宝二年，前身是玄宗皇帝下诏各郡建“紫极宫”，遗址在今城内天一广场西北。在元代至元二十九年改名玄妙观，在明清时代玄妙观改称冲虚观，后来仅留下三官殿、玄坛殿与药皇殿相邻。《牡丹灯记》中衮绣桥，原在南宋丞相史弥远相国府北，后来又称缓带桥、水仙庙桥、虹桥，在明清时桥废为偃月街。《牡丹灯记》主要发生地的湖心寺，直到1999年才外迁，殿堂改为月湖会馆。此外，据文保专家洪可尧回忆，在城西西成桥畔镇邪的白塔，在1953年清理坟墓时被拆平。但月湖畔的月湖桥、柳汀双桥等仍都保持原貌，成为留存千古的文化遗存。

《牡丹灯记》流传海外

《牡丹灯记》在明洪武三十年初刻之后，永乐十年又有重校刊刻。但在旧时代封建礼制约束之下，《牡丹灯记》似有“粉饰闺情，拈掇艳语”之嫌，遭到封建士大夫的非议，在明正统七年，李时勉等请求朝廷禁毁。然而，在明成化丁亥、清乾隆五十六年、同治十年民间曾有再刻本，但都不全，现仅存明刻残本。

《牡丹灯记》在国内遭遇了冷落，却漂洋过海到了朝鲜和日本。据记载，在日本有庆长、元和期间印刊汉文活字刻本。

最早将《牡丹灯记》在日本刊刻的是京都的禅僧周麟，字景徐，号半隐。在日本天文年间，已由他译成日本文，并在“序”中说明，“由船载来”。

此后《牡丹灯记》的内容也逐渐日本化。如日本的浅开了意，将汉文《牡丹灯记》改写为《牡丹灯笼》。故事大意是，日本天文七年，京都有荻原新丞，年轻丧偶，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晚上见一女童挑牡丹灯笼引导一位不过20岁的美女，然后发生的事情与中国版的内容基本相似，不过全都用日本的习俗和地名。日本的铃木阳一先生，在1996年的《中日文化论丛》中著文说：“现在对一般的日本人来说，中国文言小说的故事内容及作品名称，基本上不太熟悉。虽然如此，有些作品属于例外，尤其《牡丹灯记》这篇短篇小说的故事内容，人们都很熟悉而且很爱好。”

《牡丹灯记》在明代时从宁波传到日本的同时，也传到朝鲜，朝鲜人金时习，将故事编到《金鳖时话》中出版。

在日本江户时代末期，日本著名民间说唱艺术家圆朝，他将这个故事编成像宁波人“说新闻”、“讲武书”那样的民间表演节目，即一个人表演的说唱和演讲。在1883年，圆朝表演时增添了仿木屐的吱嘎声，使更多的日本人奔走相告，百听（看）而不厌。

进入20世纪之后，日本的《牡丹灯笼》由福田樱知和歌舞伎大师三代河作好几次改编为**、歌舞伎和电视剧，由圆朝创演的木屐脚步声和女鬼的可爱形象打动了屏幕前的无数日本观众。圆朝表演的《牡丹灯笼》后来又再次出版为速记读物，并在报刊上连载。

《牡丹灯记》在中国重新显山露水的是在进入民国之后。1917年，中国书商董康诵芬室曾据日本藏本予以翻刻。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周楞伽据董氏刻本排印校注本。1981年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据1957年版重印。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牡丹灯记》的白话译本。浙江大学著名教授马兴国先生认为：“《牡丹灯记》上承唐宋传奇之余绪，下开《聊斋志异》的先河，在中国传奇小说发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它东传日本后，对日本传奇文学的发展，亦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97年和1998年，日本神奈川立正大学教授小山一成先生两次到宁波。为他在教学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小说史中提到的有关“湖心寺牡丹灯笼”寻找史料。

2000年9月，日本横滨的内山先生父子又到月湖周边考察《牡丹灯记》的遗迹。

近年来在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时，湖心寺和《牡丹灯记》又再次引起专家和学者们的关注。发生在宁波的《牡丹灯记》的故事及其影响，不仅表现在口头文化上，还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学著作、戏曲演唱以及故事传承地的历史文化遗存，而它的影响又涉及中国文化史和海外文化交流史。因此《牡丹灯记》及其广泛的文化传承和保护，有待于更多的热心人和文化人士的广泛参与。

摘自 陈学章、王杰：《徐勤与横滨大同学校》，方志钦、王杰 主编：《康有为与近代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269页。

摘录经作者本人同意。

[1]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版，第124页。又，康有为在《送三水徐勤君勉应侨选议员归国序》（1913年2月《不忍》第一册，文部第4－6页）称(徐勤)“从吾游者二十有四年”，疑为误记，参考其它著述，应为二十三年，即一八八九年徐不曾拜见康。

[2]《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26页。

[3]《送三水徐勤君勉应侨选议员归国序》，《不忍》第一册，文部第4页。

[4] 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68页。

[5] 北京强学会机关报，初名《万国公报》，因与上海传教士所办报同名，1895年12月16日起更名为《中外纪闻》。

[6]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35页。

[7]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158页；康有为：《致何树龄徐勤书》（1896年1月26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237页。

[8] 按，徐勤的《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连载于光绪二十三年《知新报》第二、三、四、五、十、十一、十二、十三、二十册。

[9]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1页；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编），第87页。

[10] 徐勤：《<孟子大义述>自序》，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知新报》第二十一册。

[11] 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239页

[12] 历来著述多称徐为横滨大同学校校长，这是不太正式的说法。查当时报纸，皆称徐勤为“总教习”而非“校长”,而后来延聘挂职的犬养毅则被称为“（名誉）校长”。又，教习为清末对官学教师的通称，而校长为一近代名词，并沿用至今。按《辞海》解释，“（清末）有些学校设总教习一人，相当于校长或教务长”；又查，清末京师大学堂曾拟设中西文总教习各一人（见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知新报》第二十二册“京外近事”栏），由本文稍后对横滨大同学校的组织管理机构情况的介绍可知，徐勤所任的总教习与今天意义上的校长颇有不同，而更类似于“教务长”一职。但是，此后“总教习”这一称呼逐步被取代，钟卓京在以后成立的神户同文学校也常被称为校长，到1908年，梁启超也曾致信给“横滨大同学校‘林校长’”。（参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36，667页。）

[13]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517页。

[14] 横滨大同学校的毕业生，除了苏曼殊和下文提到的冯自由、冯斯栾、郑贯一、曾广勷、郑云溪和张汝智等人外，杨维新在《任公先生事略》（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85页）还提到有卢藉刚、郑锦、杨维新、鲍文、陈国权、陈日平、张金灿、张汝可等。

[15] 《东京高等大同学校》，《革命逸史》初集，第72－73页。

[16] 《送三水徐勤君勉应侨选议员归国序》，《不忍》第一册，文部第4－5页。；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万木草堂诗集——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男，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汉族，生于广东新会(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清光绪举人。[1]

青年时期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事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人物生平编辑

早年求学

187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1889年广东乡试中举人。1890年始受学于康有为。

1891年随康有为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同年与其妻李蕙仙结婚。

公车上书

梁启超第一次投身政治运动，是1895年参与“公车上书”。甲午战争中国惨败

梁启超

，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联合3000举人上书请求变法，作为康有为最得力的弟子，梁启超积极参与了这桩震动中国的大事。[3]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公车上书第二年，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撰写了大量呼吁变法的文章。两湖总督张之洞很欣赏《时务报》，说这是“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报纸”。后来，张之洞邀请梁启超到武昌一游，打开中门迎接，甚至问下属“可否鸣炮”。在当时，这是接待钦差大臣的礼节。[3]

戊戌变法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他在学堂中极力宣扬变法救亡的思想，还不时发表斥责专制、赞誉民权的言论，引起了旧势力的攻击。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协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了“百日维新”。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赏给六品衔，命他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参与了康有为策动袁世凯推翻慈禧太后的密谋，但被袁出卖。光绪帝被慈禧太后幽禁。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再出“训政”，随即捕杀维新志士，变法失败。梁启超在当日避入日本公使馆，次日化装到天津，与康有为一起东渡日本。[4]

是年冬，梁启超曾代表康有为与兴中会***孙中山、陈少白等在东京

梁启超

商谈合作救国，梁十分赞成兴中会的革命主张，终因康有为的反对，合作未成。1897年十一月十一日（12月23日），梁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却仍鼓吹“斥后保皇”。[4]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光绪二十五年（1899）夏秋间，梁启超与孙中山往还甚密，一致主张革命排满，有孙、梁两派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为会长、梁为副会长。梁遂草拟了《上南海先生书》，由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康门弟子13人署名，略谓非行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劝康有为退休，由梁启超等继往开来。康有为阅后大怒，勒令梁速离日本，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行前，孙中山写了一封信，介绍梁抵美后找孙的哥哥孙眉。檀香山华侨久闻其名，所到之处无不热烈欢迎，踊跃捐助，共筹得“勤王”军费八九万元。[4]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梁启超回国，准备就近指挥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勤王起义，但刚抵上海，即闻唐才常等遇害，起义失败。他在上海停留10日后，南下香港，与陈少白商谈合作，意见比较一致，随后，往新加坡会晤康有为。康有为痛骂他竟背叛光绪帝，倾向革命，梁启超被迫跪下认罪。[4]

逃亡海外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

梁启超先生

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02年11月《新小说》创刊。

1913年，进步党“第一流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退出政坛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生病逝世

1923年春由于妻子癌症复发病逝，梁极为伤悼，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增

梁启超（1899年）(2张)

家人之累，秘不告人。到1926年1月，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国医院检查。经名医克礼诊察后，发现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此时的梁启超还未意识到病情的严重，对病情还比较乐观。他在2月9日给长女令娴的信中说：“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精神气体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

1926年初他发现尿中有血，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诊断出一个肾病变协和医院的大夫检查了好几天，最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割去右肾后，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协和医生只能做消极性防治，不能做积极治疗。后发现由于实习医生之误，为误将健康右肾切除。经名中医唐天如医治，渐康复。

1927年由于恩师康有为去世，爱徒范静生去世，王国维投湖等大悲之事，梁启超遭受严重打击，11月12日他已不能伏案工作了。由于他知名度高，当时主要报纸《申报》对他的病情给予了高度关注。19290118《申报》快讯《北平》第7版云：梁启超今日病状弥笃，医生诊断为重病，殆无生望云，（十七日）梁启超病势埀危。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第二日《申报》第4版刊载《梁启超昨在平病故》一文：北平 梁启超今午后二时病故于协和医院，年五十六，遗骸运广惠寺。梁启超病逝后，京沪之间悼念他的人很多。[5]

2主要成就编辑

赋税思想

梁启超塑像(15张)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学术贡献

1918年与张君劢至欧洲游历，各处讲学。一生于目录学贡献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这个分类体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该目著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1896年成书。其他目录学著作有《西书提要》、《东籍

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汉书艺文志渚子略考释》等10余种。为学无所不窥，对图书馆学有独到见识。他认为应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以现代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施之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改造，即是目录学的科学化。积极倡导图书馆事业，1922年，发起建立“松坡图书馆”，出任馆长。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任董事部部长，并发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提出了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方向的见解。后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欲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相当于中国图书古今总志，“作古今典册总汇之簿录”，惜未完成而逝。其藏书颇丰，“海棠书屋”、“饮冰室”有书44470余册，2830余种，还有未刊稿本、私人信札、笔记等。梁廷灿等人编有《饮冰室藏书目初编》，著录古籍13000余种。1929年全部移交给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特辟“梁启超纪念室”以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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