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多读古书开眼界,少管闲事养精神的出处是哪里?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6浏览:1收藏

宋诗多读古书开眼界,少管闲事养精神的出处是哪里?,第1张

郑板桥诗:

赠君谋父子

多读古书开眼界;少管闲事养精神。

过眼寸阴求日益;关心万姓祝年丰。

阶下青松留玉节;夜来风雨作秋声。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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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阅读书目

一 先秦两汉书目

十三经注疏 阮元 中华书局1957年用四部备要本重印 全四十册

中华书局1982年用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全二册

四书章句集注 四部备要本

论语译注 杨伯峻 中华书局1981年脩订重印

论语新解 钱穆

孟子译注 兰州大学中文系 中华书局1660年版

孟子正义 焦循

墨子闲诂 孙贻让 中华书局1954年重印

老子本义 魏源 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

老子校诂 马敍伦 中华书局1974年版

重订老子正诂 高亨 中华书局1959年版

老子校释 朱谦之 龙门书局1958年版

中华书局1963年新一版

老子新译 任继愈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庄子解 王夫之 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

庄子集释 郭庆藩 中华书局1978年重印

列子集释 杨伯峻 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

中华书局1979年版

管子集校 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 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荀子集解 王先谦

韩非子集释 陈奇遒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韩非子集释补 陈奇遒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

吕氏春秋集释 许维遹 古籍刊行社

春秋左传集解 杜预注 孔颖达疏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春秋左传注 杨伯峻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左传译文 沈玉成 中华书局1981年版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国语韦昭注二十一卷 顾广圻 四部丛刊影印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校点本

战国策高诱注三十三卷(宋)姚宏校正续注 士礼居仿宋刻本 武昌局繙刻本

顾广圻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校点本

诗三家义集疏 王先谦

毛诗正义 孔颖达 见十三经注疏

诗集传 朱熹 上海古籍1980年版

诗经通论 姚际恒 中华书局1958年版

诗义会通 吴闓生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

诗选与校笺 闻一多 收入《闻一多全集》选刊之四

诗经选 余冠英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诗经选译(增补本) 余冠英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诗经今注 高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

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孙作云 中华书局1979年重印

诗三百篇探故 朱东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诗经韵读 王力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诗经研究论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楚辞章句 楚辞补注 王逸注 洪兴祖补注 中华书局1957年用四部备要本重印

楚辞集注 朱熹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楚辞通释 王夫之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重印

山带合注楚辞 蒋骥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屈原赋注十卷 通释两卷 戴震 万有文库第一集

楚辞书目五种 姜亮夫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

屈原赋校注 姜亮夫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屈赋通笺 刘永济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屈赋新编 谭介甫 中华书局1978年版

离骚纂义 游国恩 楚辞注疏长编第一编 中华书局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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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纪(有关部分) 冯惟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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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有关部分) 逯钦立 中华书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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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大中文系 中华书局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大中文系 中华书局

中国历代诗歌选(有关部分) 林庚、冯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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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目

孔北海集评注 孙至诚\ 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孔少府集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曹操集 中华书局1959年版

魏武帝魏文帝诗注 黄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曹子建诗注 黄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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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集校注 吴云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三曹研究资料滙编 河北师院中文系 中华书局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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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阮步兵咏怀诗注 黄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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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节先生集 陶澍 集注 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排印本

陶渊明集 王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陶渊明集校注 逯钦立 中华书局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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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诗赋选 谭正璧、纪馥华选注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汉魏六朝赋选 瞿蜕园 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197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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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文絜笺注 许櫣评选 黎经诰笺注

汉魏六朝散文选 陈锺凡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大中文系 中华书局

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上) 北大中文系 北大出版社

水经注疏 杨守敬 熊会贞 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

洛阳伽蓝记校注 范祥雍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脩订重版

洛阳伽蓝记校释 周祖谟 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旧小说(甲集) 吴曾祺 辑 商务印书馆1914初版1957年重印

古小说钩沉 鲁迅 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97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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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谣谚(有关部分) 杜文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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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萧涤非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中古文学史论 王瑶 北大出版社1986年版

汉魏六朝诗论丛 余冠英

汉魏乐府风笺 黄节

乐府诗论丛 王运\熙

乐府文学史 罗根泽

中古文学史论文集 曹道衡

八代诗史 葛晓音 陜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魏晋诗歌艺术原论 钱志熙 北京大学出版社

魏晋玄学 汤用彤 中华书局1985年版

理学、佛学、玄学 汤用彤 北大出版社1990年版

世说新语笺疏 余嘉锡 中华书局1983年版

搜神记 干宝

搜神后记 陶潜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张溥

汉魏丛书

三国志

晋书

宋书

北史

南史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唐长孺 三联书店1978年重印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唐长孺 三联书店1978年重印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拾遗 唐长孺 中华书局1983年版

东晋门阀政治 田馀庆

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 王仲荦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 王运\熙、杨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文心雕龙注 范文澜

诗品注 陈延杰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王子安集注 蒋清翊 光绪间刻本

王元功文集五卷本会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杨烱集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卢照邻集 中华书局1981年版

骆临海集笺注 陈熙晋笺注 中华书局1961年版

陈子昂集 中华书局1960年版

陈子昂研究 韩理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曲江集 张九龄 四部备要本

孟浩然集 四部备要本

孟浩然诗选 陈贻焮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王右丞集笺注 赵殿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重印

王维诗选 陈贻焮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重印

李太白全集 王琦 中华书局1981年脩订版

李白集校注 瞿蜕园 朱金城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杜诗详注 仇兆鰲 中华书局1979年版

钱注杜诗 钱谦益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再版

杜臆 王嗣奭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影印

读杜心解 浦起龙 中华书局1978年重印

杜诗镜铨 杨伦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排印本

读杜诗说 施鸿保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1964年印

杜甫研究 萧涤非 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1961年印

杜甫评传 陈贻焮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988年版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滙编:杜甫卷 中华书局1964年版1982重印

王昌龄诗注 李云逸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高适诗集编年笺注 刘开扬 中华书局1982年版

岑参集校注 陈铁民 侯忠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元次山集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

钱考功集 四部丛刊本

韦蘇州集 四部丛刊本

刘随州集 四部丛刊本

李君虞集 席氏本

卢纶诗集校注 刘初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华阳集 席氏本

孟东野诗注 陈延杰 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孟东野诗集 华忱之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张籍诗集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

张籍诗注 陈延杰 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长江集 四部丛刊影印本

王建诗集 中华书局1959年版

韩昌黎文集校注 马其昶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钱仲联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柳宗元集 中华书局1979年版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滙编:柳宗元 中华书局1964年版

刘禹锡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白居易集 中华书局1979年版

白香山诗集 汪立名编注 四部备要本

白居易诗评述滙编 陈友琴 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元氏长庆集 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影印

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 中华书局1959年版

李贺诗集 叶葱奇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1980年重印

樊川诗集注 冯集梧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

樊川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校点本

玉溪生诗笺注 冯浩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标点本

樊南文集详注 冯浩 四部备要本

樊南文集补编 钱振伦 钱振常注 四部备要本

温飞卿诗集笺注 曾益 顾予咸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校点本

孙可之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影印宋蜀刻本

罗昭谏集 四库全书著录

皮子文薮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校点新本

唐甫里先生文集 四部丛刊影印本

聂夷中诗 杜荀鹤诗 中华书局1959年断句排印本

韦庄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韦庄词校注 夏承焘 刘金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南唐二主词校订 王仲闻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花间集评注 李冰若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全唐诗

乐府诗集(有关部分)

全唐文

说郛

唐人小说 汪辟疆校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

唐宋传奇集 鲁迅校录 文学古籍刊行社印本

本事诗 孟棨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

唐语林 王谠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云溪友议 范摅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唐摭言 王定保 古典文学出版社

唐国史补 李肇 古典文学出版社

唐诗纪事 计有功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五代史

新五代史

文献通考

历代诗话正续编 何文焕 丁福保 中华书局1981年版

清诗话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一版

清诗话续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诗话总龟 阮阅 四部丛刊影印本

苕溪渔隐丛话 胡仔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标点本

诗人玉屑 魏庆之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

诗薮 胡应麟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版

历代诗话 吴景旭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随园诗话 袁枚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点校本

瓯北诗话 赵翼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点校本

昭昧詹言 方东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校点本

带经堂诗话 王士祯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宋诗话辑佚 郭绍虞 中华书局1980年版

原诗 叶燮

饮冰室诗话 梁启超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宋诗话考 郭绍虞 中华书局1979年版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陈寅恪

元白诗笺证稿 陈寅恪

唐诗杂论 闻一多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

隋唐五代史纲 韩国磐

中国通史简编 范文澜

唐代科举与文学 傅璇琮

中国文学简史 林庚 北大出版社1988年重印

唐诗综论 林庚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唐诗论丛 陈贻焮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唐代诗人丛考 傅璇琮 中华书局1980年版

唐诗人行年考 谭优学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唐人行第录 岑仲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

程千帆诗论选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程千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唐人选唐诗(十种)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

全唐文纪事 中华书局

唐才子传

唐人说荟

唐音癸签 胡震亨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排印本

旧唐书

新唐书

唐会要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袁行霈 北大出版社1987年版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罗宗强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汉唐文学的嬗变 葛晓音 北大出版社1990年

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 葛晓音 北大出版社1998年版

唐诗小集(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太长了,请自行点击参考资料~~)

民国前期,中西思想碰撞、新旧文化交替,晚清以来形成的同光体、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桐城诗派等复古的诗派依旧活跃诗坛,新兴的南社及后来的白话诗派风头正劲;至三四十年代,学界对宋诗的整体评价纷纭错综,或唐宋持平,或尊唐黜宋。正是在这一文化生态环境与诗学背景下,此期新编宋诗总集既赓续了传统诗歌总集的旧模式,又在编撰缘起、审美取向、呈现形态上表现出一些新特征、新成就。

在复古派的阵营中,同光体诗人承道光、咸丰以来以程恩泽、祁藻、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曾国藩等为主将的宋诗派而来,鼓吹宋诗最力。该派代表诗人陈三立、郑孝胥、陈衍、沈曾植等,皆负一代盛名,其中陈衍既长于诗作,又有《石遗室诗话》《宋诗精华录》等诗学著作,其推崇宋诗更是不遗余力。同光体诗人宗宋的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实践,对民国时期宋诗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桐城诗派是晚清以来诗坛影响较大的一个诗派,其论诗兼取唐宋,以矫浙派、性灵派之弊。桐城诗派传人甚多,姚鼐之后,有方东树、姚莹、梅曾亮、曾国藩、张裕钊等后劲,民国初期有马其昶及著名诗选家高步瀛、吴闿生等。他们与宋诗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不少桐城派学者亦属于宋诗派。南社由柳亚子、陈去病及高旭等于1909年在苏州成立。南社之“南”,指“操南音,不忘本”的意思,其中许多诗人为同盟会成员。他们以历史上的几社、复社为榜样,提倡民族气节,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南社虽然是一个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进步文学团体,但由旧文人为主体,其诗学主张同样具有传统复古的特征,从创立之初到1936年解散,内部成员在诗学主张上一直存在宗唐、宗宋的巨大分歧与差异。作为南社主任的柳亚子主张诗宗三唐、词学北宋,认为既然要革命,就要连同拥护清 的同光体也一并反对,因而鄙弃宋诗,其诗学思想主要见载于《论诗六绝句》《论诗五首答鹓雏》《妄人谬论诗派书此折之》等。但他的这一诗学主张却遭到了胡先骕、姚锡钧、朱玺、成舍我等宗宋诗人的激烈反对,因此发生多次争论,最终导致南社解体。

与同光体的极力宗宋、桐城诗派的唐宋兼取、南社的尊唐宗宋纷争不一不同,另一些复古诗派则视宋诗为洪水猛兽。汉魏六朝诗派以主张诗学汉魏六朝而得名,其代表人物为王闿运。它的出现是为反对道光、咸丰年间的宋诗运动,特别是反对承宋诗运动的同光体。王闿运鼓吹汉魏六朝,贬斥宋诗与中晚唐诗,所编《八代诗选》取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即立此存照。王氏门生众多,如廖平、刘光弟、齐白石、夏寿田、杨锐、张晃、杨度等,故当时颇有影响。另有中晚唐诗派,代表诗人是晚清著名诗人樊增祥和易顺鼎,其诗宗中、晚唐,喜为艳语,流于轻薄。他们不像王闿运有《湘绮楼说诗》,陈衍有《石遗室诗话》,而只有零星的理论散见于其诗文中,故在当时影响不大,追随、学习其诗风者不多。

与复古诗派同时,当时代表前进方向与进步倾向的诗派有诗界革命与白话诗运动。诗界革命派是清末产生的一个诗派,其代表人物为夏曾佑、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以黄遵宪的创作成就最高。谭嗣同于1898年“戊戌变法”中被杀,黄遵宪1905年去世,而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受同光体诗人影响较大,梁启超晚年甚至拜同光体诗人赵熙为师,向陈衍等学习诗艺,故民国初期诗界革命派已经渐趋式微。

诗界革命派、桐城诗派及南社中部分成员或出自同光体诗人门下或向同光体诗人学习,故无法取而代之,产生较大影响。民国时期能够与同光体抗衡,与之并驾齐驱的是“五四”时期出现的白话诗派,其代表诗人有胡适、俞平伯、康白情、刘半农等。这是继“诗界革命”后,中国诗歌的又一次颠覆性革命。与古典诗歌相对而言,白话诗打破旧诗格律,不拘字句长短、用白话写作,有时也称“语体诗”“白话韵文”。胡适的《朋友》《赠朱经农》等八首诗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引起轰动,这是新诗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批白话新诗。他的《尝试集》(1920年),也是我国第一部白话诗集。

总体来说,白话诗派是要将包括宋诗在内的一切旧文学彻底打倒,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与宋诗水火不容,桐城诗派唐宋兼取,南社成员尊唐宗宋,莫衷一是,只有同光体诗人一意鼓吹宋诗。唯其如此,宋诗的倡扬者必须果断地站出来,编选总集,宣传宋诗,以回应宋诗的否定者。如《宋元明诗评注读本》的编选者王文濡为南社成员,《唐宋诗举要》的编选者高步瀛均为桐城诗派成员,《宋诗精华录》的编选者陈衍为同光体诗人。最值得肯定的是,随着白话诗运动的积极向前推进,民国时期不多的宋诗总集中,就出现了像熊念劬编选的《宋代如话诗选》,凌善清编选的《白话宋诗五绝七绝百首》,这样一些规模较大、学术质量较高,流传较广的宋代白话诗总集,这在前此的宋诗总集中是较少见的。宋诗总集编撰的转型于此或见端倪。

民国时期,尤其是三四十年代,学界对宋诗整体地位与价值的评价,主要表现出两种彼此不同的意见:其一是主张唐宋诗持平论,主要见于缪钺的《论宋诗》(1940年)及钱钟书的《谈艺录》(1948年),此为人耳熟能详,兹不赘述;另一种观点以来自宋诗研究圈外章炳麟、鲁迅及闻一多等在思想界、文学界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作出的不利于宋诗研究健康发展的表述为代表。早在民国前的宣统二年(1910),国学大师章炳麟在其《国故论衡》卷中《文学·辨诗》中评价唐代以后的诗歌说:“宋世诗势已尽,故其吟咏情性,多在燕乐(词)”,“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诵。”太炎先生认为,宋代诗势已尽,宋人所作诗只能视作史料,了无情性。这无疑给包括宋诗在内的唐后诗歌判了死刑。鲁迅的旧学功底深厚,对唐诗相当熟稔,其七律重理,偏向宋诗一路,然受章太炎的影响,他在1934年12月20日致友人杨霁云的书信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显然与乃师章炳麟的宋诗观一脉相传。二人皆道出了宋人的尴尬处境,即宋人并非文学才华不及唐人高或情感不及唐人丰富,而是诗的时代已经过去。著名诗人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则曰:“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但是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载《当代评论》第四卷第一期,1943年12月)只肯定北宋诗,将有着辉煌成绩与爱国精神,且数量两倍于北宋的南宋诗一棍子打死。在西南联大中文系,闻一多主讲《诗经》及唐诗,朱自清讲宋诗,这或许是闻一多对宋诗不太熟悉而心存偏见的原因。

如上可见,闻一多毕竟还承认北宋诗,其他两人则将整个宋诗一笔抹杀。值得幸庆的是,晚清民国以来,学界对宋诗研究,特别是对宋诗总集的编撰并未受到这种文化霸权更多的影响。桐城诗派、南社中部分成员对宋诗仍然一往情深,特别是“同光体”后劲的积极倡扬,众多研究者发扬光大,其间的宋诗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出现了陈衍、高步瀛、王文濡、熊念劬、胡云翼、吕思勉、柯敦伯、梁昆、缪钺、钱钟书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宋诗研究学者,产生了《宋诗派别论》《宋诗研究》《谈艺录》(主要研究宋诗)等一批里程碑式的宋诗研究著作。民国时期宋诗总集编撰的数量虽不算多,但在编辑思想、选录原则与著述体例、方法等层面与传统宋诗总集比较,既有承继,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变化,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将民国时期称为宋诗总集编撰的转型时期。

民国间新编宋诗总集约十部左右,数量不多,然内容、形式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其中熊念劬编选的《宋人如话诗选》、王文濡评注的《宋元明诗评注读本》融选、注、评于一集,或彰显诗旨,或指导初学,是民国时期出现的两部颇有新特点的宋诗总集。

《宋人如话诗选》采用新式标点,分体编排,其中卷一五言古诗150首、卷二七言古诗139首、卷三五言律诗300首、卷四七言律诗319首、卷五五言绝句83首、卷六七言绝句398首,凡录两宋白话诗1389首,是一部规模比较大的宋诗总集。该集针对当时一些诗歌流派刻意复古,学这学那,写诗生涩古拗,语言流于秾艳华彩,故极力鼓吹宋代白话诗。关于《宋人如话诗选》的编选目的与缘由,编者熊念劬在序言中说:“因宋诗选本,为坊间所绝无”,“新游寓居沪渎,见报刊所撰话体诗,辄兴发,因探录唐以来历代诗之较为易解者,代为一编,名曰‘如话诗选’。”可见,熊念劬选注是编,一则倡扬宋诗,改变当时市面缺少宋诗选本的失衡格局;二则受当时上海新诗写作与刊载的启发,鼓吹宋代白话诗。何为“如话诗”?什么样的诗才算“如话诗”?编者在该集《凡例》中开宗明义:“本编选辑宋诗以明白如话为主,故格调不厌其高,惟语取浅易,务令妇孺都解,但字句虽极浅易,而意味索然者仍不采录。”在他看来,语言明白如话、通俗易解,但须格调高雅不俗,意味深长隽永,才是“如话诗”。从选目来看,宋代杨万里(241首)、陆游(157首)、范成大(92首)、戴复古(82首)、苏轼(53首)入录诗的数量居于前五甲,最合他对“如话”的标准。在诗歌的内容与品味上,熊念劬要求既要符合传统诗歌的绳尺,又须与时代的步伐合拍,故“措辞命意虽合本编体裁,而尊王颂圣,事属献谀、谈神、说怪,语近迷信及一切不合近代思想者概不阑入。”应该说,这些诗学主张在当时诗坛复古之风甚炽的环境下,是积极健康,值得称扬与肯定的。从嗜好如话的语言,又融入时代的审美趣味出发,他敢于打破诗歌批评史上的传统看法,对一些过去不受重视,甚至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寄予高度评价,特别是张九成、汪元量、戴昺诗均因自然天成、通俗浅易,没有藻饰与做作,从而得到他的赞誉与表彰,其中戴昺的诗入录多达16首。李觏、陈造诗名均不大,亦分别入录42首、19首,居两宋诗人第六名、第十四名。方外之中,惠洪最受推重,各体皆有入录,总数达27首之多,数量超过江西诗派三宗中任何一位。注释与评点是该集的又一成绩,对一部规模如此庞大的宋诗总集来说,尤其如此。他的注释长于典故的交待与语词的出处。惟其内容多,任务重,故所得所失均在于此。

王文濡与王懋、沈伯经等合作,编撰《历代诗评注读本》与《历代文评注读本》,以为初学入门者之用,其中前书包括《古诗评注读本》《唐诗评注读本》《宋元明诗评注读本》《清诗评注读本》等四种。《宋元明诗评注读本》六卷,初版于民国五年(1916)十月,后经十次以上重印,足见流传广、影响大。是集正文诗题下有诗人简介,诗旁有圈点、注释,诗末附评语。全书按诗歌体裁分五古、七古、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六卷,共选诗292首,其中宋诗138首、元诗61首、明诗93首,是一部规模偏小的宋元明三代诗合选本。宋诗入选43家,其中五古16首、七古18首、五绝6首、七绝38首、五律25首、七律35首。从选目来看,编者于北宋推重苏轼,南宋推重陆游,分别入录29、22首,王安石、范成大次之,各选8首;在宋代诗歌各派中,他偏嗜江湖诗派与永嘉末流,而对专事模拟、缺乏性情的江西诗派,特别是西昆派与永嘉四灵却不甚看重。南宋后期江湖诗派代表诗人戴复古的诗选7首,位居两宋诗人第五名,“后四灵”之一的薛嵎诗选6首,入选数量仅次于排名第五的戴复古,而江西诗派“三宗”中,黄庭坚诗入选5首、陈与义诗仅选1首,陈师道诗则未能入王文濡的法眼,西昆体代表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之诗,永嘉四灵之诗均亦一首未选,榜上无名。编者似对浅易通俗的诗不感兴趣,故于北宋,不选邵雍,于南宋,杨万里的诗亦仅一首入选,而在五年后,1921年出版的熊念劬编选的《宋人如话诗选》,杨万里入选241首,高居榜首,所录之诗在两宋诗人中占百分之十七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反差。王文濡在卷首“编辑大意”中指出:“宋明两代,朝廷分朋党,诗家亦争门户,主此奴彼,毁誉失真。本编选辑,并无成见,理求其是,派惟其备,斟酌去取,煞费苦心。”他原本注重选诗的全面性,要求能概括一代诗歌之面相,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却不尽如人意,取舍之间,随意性太大。该集融诗选、诗注、诗评于一炉,其中选、评两项工作由王文濡亲自进行,注释则由汪劲扶、沈镕两人完成。其所评点,或发掘诗歌蕴含,或申论社会时事,或品鉴佳句技艺,或考析句式结构,凡此皆能原原本本、细致周密,彰显他通观、进化的诗学观与偏重情致深婉、写景如画的审美观。

民国间影响大、质量高、流传广的宋诗总集应属陈衍编的《宋诗精华录》与高步瀛编的《唐宋诗举要》两种。《宋诗精华录》4卷,入选129人,诗690首。编者分宋诗为初、盛、中、晚四期,论诗不争“唐宋之正闰”,认为宋诗“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有着与唐诗相似的重要地位。该集对宋诗的甄选首先体现了编者反对祧唐宗宋,力主唐宋互参的整体诗学观,书中于宋诗各时段、各流派的代表作家作品均有选录,既重学问之诗,又不忽视性情之作,较之那些于诗人取舍时畸轻畸重,往往失之偏颇的明清宋诗总集,其视野要通达、开阔得多。是集入选之诗达20首以上的作者有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杨万里、陆游、刘克庄等9人,入选一首诗的作者共56人。所选之诗虽未必尽精,但有很多是众口传诵、风格不同的佳作。《宋诗精华录》所选部分诗的评语体现了编者较为丰富的诗学思想。第一,注重避熟避俗,主张生新求变,即语必生造,意必新奇。第二,推崇吐属大方,感情真挚,不搬弄技巧的诗。第三,认为宋诗学唐而能自成一格,客观地比较唐诗、宋诗各自的优劣得失,甚至认为宋人有推陈出新,后来居上,超过唐人之处。第四,陈衍相对忽略诸如说理、论禅及次韵、用典这些原本属于宋诗特色的内容,不喜词费语复,过于直露的长篇古体,是集中此类诗少之又少,评价亦低。《宋诗精华录》是一部颇富学术水准的书,然编者也有老眼昏花,看错弄错的时候。此书甫出,朱自清、陈寅恪、程千帆等人或撰书评,或予批注,分别就该书反映出的诗学观,对宋诗的评点及录诗张冠李戴等问题批漏指瑕。

近人高步瀛选注的《唐宋诗举要》编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是民国间又一部重要唐宋诗总集。该书凡入选唐宋两代102家,诗804首,八卷,是一部规模偏大的诗歌总集。其中唐代84人,619首,宋代17人(附金元好问诗12首),197首,从诗人分布与诗歌数量来看,明显唐诗显得畸重,漏选的宋诗佳构自然不少。全书分体编排,以人系诗,所录宋诗按入选数量,依次为苏轼55首、黄庭坚39首、陆游25首、王安石21首、欧阳修16首、元好问12首、陈师道7首、陈与义6首、梅尧臣5首、宋祁2首、杨忆2首、贺铸、刘筠、宋庠、苏洵、曾巩、王安国、刘季孙各1首。南宋除陈与义、陆游外,其他作者,包括范成大、杨万里这样的大诗人均未入选,足见其对南宋诗亦不甚看重。编者录诗主要抄自王士禛的《古诗选》《唐人万首绝句选》、姚鼐的《今体诗钞》及吴闿生的《古今体诗约选》,实际上是以上选本的再选本,不免为其所囿。高氏不满意方回的“一祖三宗”之说,以为方氏称颂二陈太过,实不免门户之见,但也肯定二陈“佳处自不可没”,论点持平。所选诗人均为大家,偏重艺术性,尤爱带有出世思想与感伤情调的作品。在编选宗旨上为桐城诗派张目,注释大量引用姚范、刘大櫆、姚鼐、方东树、曾国藩、吴汝纶等人言论。虽说作者编选是集的目的在于读者诵习而不在反映唐宋诗的全貌,但也不免过偏。在诗体上,编者偏爱七言,所选诗歌数量明显多于五言,特别是入录2首及以下的诗人中,除贺铸1首五律外,宋祁、杨忆、刘筠、宋庠、苏洵、曾巩、王安国、刘季孙等八人之诗均为七律。《唐宋诗举要》的成绩主要在于它的注与评。是集每卷卷首有诗体的源流发展勾勒及代表诗人风格分析;诗人名下有小传与总评;诗前有题解,有时很长,类同一篇札记;诗后有集注,主要对历史事实、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及难解词语进行注释,有助于理解原诗;诗歌正文中时有集评。题解、集注与集评引征广博、资料丰富,对旧注讹误间有订正,有时参以己见,时有创获。此书原为北京师范大学讲义,1935年由北平直隶书局排印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1974年版时,删去了所谓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评语,这些评语被认为是“有不少迂腐甚至是反动的东西和封建性的糟粕”“大抵是毫无文学批评价值的空话”。

钱仲联编撰的《宋诗选》(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7年出版)虽流传不甚广泛,但规模适中,选目适宜,覆盖众体,佐以诗句圈点,复辑历代诗话、笔记评语于诗末,可谓民国间又一部宋诗之佳选。全书不分卷,凡录五古94首、七古83首、五律133首、七律142首、五绝50首、七绝211首,计713首。关于该集的成书过程,编者1936年12月序称,1934年至无锡国专,“为诸生说诗”,“既毕授汉魏六朝三唐之作,复继以宋诗”。为编讲义,他遍检前代总集,认为《宋诗钞》《宋百家诗存》“卷帙既繁”,《宋诗类选》《宋诗略》《宋诗别裁集》“抉择未精”,竟无一能入其法眼,“乃辑是编,不拘门户,一以精严粹美为归,宛陵、庐陵、半山、玉局、山谷、后山、简斋、石湖、剑南、诚斋诸家,所录甚夥,西昆、九僧、永嘉四灵暨诸小家,略及之而不暇求备”。可见“精严粹美”为该集之审美宗旨,突出大家,不弃小家,详略得当,为是书之选录特点。而“学者取径于是,进而泛览各家专集,以博其趣,宋人真面,不难全出,虽不足为瑰玮而有余于琢炼”。说明导航点津,为宋诗初学者指明路径,开辟不二法门则为是集的编选目的。在选目上,编者特别垂青于赠答酬和、写景咏物、抒怀言别等作,艺术上偏嗜“精严粹美”之作,而不甚措意于家国政治、民生疾苦的作品。

以前有过关于这个的讨论:

主要有几个观点:

1黄梅成熟的时节,不仅雨量偏多,而且又阴晴不定。古代诗人很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就各随自已的生活实际写了出来,对景抒情,如曾纡《三衢道中》云:“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戴复古《夏日》云:“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而此诗则写“黄梅时节家家雨”,写晴,写雨,写半阴半晴,都有其独特的意趣。

摘自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宋诗精选》

详见: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213692html

2初夏,在长江流域是梅雨天,但在更靠南一些的衢州则以晴天为主。(三衢道中嘛。)

详见: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9419590html

3这是由事物的特殊性决定的。由于以往梅子黄熟时,通常是连绵的阴雨,而这次却天天都是晴天,所以诗人才抒发出自己非常愉快的心情。

详见: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8493898html

4与其说是当时自然气象的写实,不如说是诗人愉悦心情的写照。诗写得淡雅轻巧,清俊可喜,难怪赵庚父要盛赞作者这类诗是“新于月出初三夜,淡比汤煎第一泉”(《梅石间诗话》)。

详见: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0606753html

5梅子黄时,正值春末夏初,这个季节,天气晴朗。

详见: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1833708html

  唐诗到宋词

  这个转变主要是由于音乐的原因。象在唐末时,由于各个民族的涌入,各个民族的融合,其他民族的音乐的传入,都在中原进行了融合,还有佛教在唐代的盛行,佛教经典的翻译,导致了当时语音的大大变化,所以才出现了对于韵律的重视,这才导致了词的出现,在唐末时,词就已经出现了,象唐五代的韦庄、温庭筠就是花间词派的名人。在宋代的时候,词是相当于唐诗的代表地位。

  其实宋词是作为宋代的一个代表,但是与其后相比,其实宋诗的地位并不低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后代有的名家就说,唐诗主情,宋诗主理。所以宋诗是与唐诗相对的另一个诗歌的高点,只不过这个高点并不一定被后人所认可。后人一般都把宋词作为宋代的代表。

  至于元代,就和唐代的现象一样,其实曲子等在宋末就已经出现了,所以在元代时,元代最著名的是散曲,散曲又分为小令、套数。当时的文人因为政府对于科举的禁止,一般来说,文人的使命即在于考科举,而现在这唯一的道路都没了,所以文人的创作热情只能投向了曲子,再加上当时的市民文学的兴起,有很多的女演员也可以出来演戏,所以在元代,散曲是很兴盛的。

  唐诗和宋词的区别

  v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v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固然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样。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是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是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v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v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采、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v 曲子词与长短句

  词初名曲、曲子、曲子词。简称“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被称作诗余、歌曲、长短句。归纳起来,这许多名称主要是分别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形式特征。

  我国古代诗乐一体,《诗三百篇》与汉魏六朝乐府诗大都是合于音乐而可歌唱的。“乐府”原为汉时政府音乐机关之名。汉以后的五、七言古体诗和唐以后的近体诗始为徒诗而不可歌。唐人的拟乐府古题与新乐府不再合乐,实为古体诗了。唐代绝句也有可配乐歌唱的,或称“唐人乐府”,有时与词相混,如《阳关曲》《杨柳枝》等,也被作为词调名。

  唐宋之词,系配合新兴乐曲而唱的歌词,可说是前代乐府民歌的变种。当时新兴乐曲主要系民间乐曲和边疆少数民族及域外传入的曲调,其章节抑场抗坠、变化多端,与以“中和”为主的传统音乐大异其趣;歌词的句式也随之长短、错落、奇偶相间,比起大体整齐的传统古近体诗歌来大有发展,具有特殊表现力。曲子词、近体乐府、诗余、长短句之名由此而得。作词一般是按照某种乐调曲拍之谱填制歌词。曲调的名称如《菩萨蛮》《蝶恋花》《念奴娇》等叫做“词调”或“词牌”,按照词调作词称为“倚声”或“填词”。宋词唱法虽早已失传,但读者当时的倚声或后来依谱所填的词,仍然可以从其字里行间感受到音乐节奏之美,或缠绵宛转,或闲雅幽远,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令人回肠荡气,别有一种感染力量。

  前人按各词调的字数多少分别称之为“小令”、“中调”或“长调”。有的以58字以内为小令,59字到90字为中调,91字以上为长调;有的主张62字以内为小令,以外称“慢词”,都未成定论。词调中除少数小令不分段称为“单调”外,大部分词调分成两段,甚至三段、四段,分别称为“双调”“三叠”“四叠”。段的词学术语为“片”或“阕”。“片”即“遍”,指乐曲奏过一遍。“阕”原是乐终的意思。一首词的两段分别称上、下片或上、下阕。词虽分片,仍属一首。故上、下片的关系,须有分有合,有断有续,有承有起,句式也有同有异,而于过片(或换头)处尤见作者的匠心和功力。我们看到宋代许多词人于此惨淡经营,创造出离合回旋、若往若还、前后映照的艺术妙境,在一首词中增添了层次、深度和荡漾波澜。

  大部分词的句式长短不齐,押韵也变化多端。例如为唐宋词人所常用的词调《菩萨蛮》,系唐代时据从东南亚传入的乐曲所制。北宋魏夫人依此调所填的词云:

  溪山掩映斜阳里,楼台影动鸳鸯起。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 绿杨堤下路,早晚溪边去。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

  本词调全首八句,句句押韵。上片前两句七言押仄韵,本词用仄声中上声“纸”韵;后两句五言押平韵,本词押平声中“麻”韵。下片四句均是五言,前两句押仄韵,本词用仄声中的去声“遇”和“御”韵;后两句押平韵,本词押平声中“微”韵。通常近体诗八句的,全篇都是七言句,或都是五言句,隔句押同一个韵,首句也有押韵的。两者比较,词调显然别呈错综参差之美。本词上片写景色,下片写女主人公的行动与心理活动,环境与人物、人物的动作与内心,通过五、七言长短参差的句式、“麻”“微”平韵和“上”“去”仄韵的交替迭代,臻于多角度、多层次地情景交融的美妙境界。

  平仄诸韵分别具有声情之美。一般说来,平声声调长,不升不降,宜于慢声吟唱,表达不尽的情意、盎然的韵味。仄也称“侧”,是不平之意。诗词中仄声包括上、去、入三声,声调都是短的。上声是升调,去声是降调,入声是特别短促。以欹侧短促的仄声押韵,易于寄寓奇拗不平的感慨,令人激动不已。不少词调中平仄诸韵递押,也就是长短声调递用、平调与升、降调或促调递用,不仅声调抑杨顿挫,激荡而和谐,蕴蓄的感情也显得更加丰富曲折。这是我们诵读宋词时所值提注意的。

  词调有一般诗体中罕见的一字、两字句,或八字以至十字以上的长句,交错迭出。例如蔡伸《苍梧谣》(即《十六字令》):“天!休使圆蟾照客眠。人何在?桂影自婵娟”。开头以一字句振起全篇,接以七字、三字、五字句,又有摇曳的余韵。再看辛弃疾的《唐河传》:

  春水,千里。孤舟浪起,梦携西子。觉来村巷夕阳斜。几家?

  短墙红杏花。 晚云做些儿雨,折花去。岸上谁家女?太狂颠!

  那边,柳棉,被风吹上天。

  这里二字句、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七字句,押平韵的、仄韵中上、去声的,错综递用,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描绘出无边春色的生意盎然,青春少女的天真娇憨,全词在写作上对前举魏夫人《菩萨蛮》似有所借鉴,而写来更加清新活泼、跌宕多姿,也与所用词调更加灵活多变有关。相对说来,《菩萨蛮》句式保留较多五、七言诗体痕迹。 词中的长句也能使情意更加宛转,气势更见浩瀚: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

  残阳当楼。(柳永《八声甘州》)

  柳词中“渐”字下领三个四字句,实为十三字句。再如刘克庄《沁园春》中的“叹年光过尽,功各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也当为十七字长句。

  长短句比诸齐言体提供选词用语方面远为灵活的条件。李清照《声声慢》的运用大量叠字就是著名的例子: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梧桐更兼细雨,

  到黄昏点点滴滴。

  前人对此评价极高:“此乃公孙大娘舞剑器手”,“出奇制胜,真匪夷所思。”王又华《古今词论》略云:“晚唐诗人好用叠字语,义山(李商隐)尤甚,殊不见佳。”“如《菊诗》:‘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亦不佳。”李清照《声声慢》“起法似本于此,乃有出监之奇。盖此等语,自宜于填词家耳”。晚唐诗人李商隐是造语的高手,李清照却更能“出奇制胜”、“青出于监”,除其绝世才华外,还因为“曲子词”、“长短句”这个在当时来说属于现代化的有多功能设备的舞台使得她得以充分施展其绝技。本词开端一连十四个叠字,一波三折而一气贯串,诗中无此句法。“到黄昏点点滴滴”,七字句而上三下四,于诗属拗句,而在句法参差的词中则读来十分自然,断续连绵细雨凄清入耳的声情也充分而又有余不尽地传达出来了。

  当然,词调中也有全首齐言的,如《生查子》上、下片实为两首五言绝句,《玉楼春》上、下片实为两首七言绝句。词体并不完全丢掉整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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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词体的格律与自由

  李清照《词论》对词的音律提出很严格的要求:“盖诗文分平侧(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有些词调既押平韵,又押仄韵。仄声之中,有要求专押上、去或入声的。各个词调的句式的长短与句中词语的平仄也是有规定的。传统诗歌中,以律诗的格律最严,字数、平仄、对偶都按修辞、审美、音韵学原则规定。故元代方回《瀛奎律髓》说过:“文之精者为诗,诗之精者为律。”倚声填词,每个字都须按照曲拍的谱填写,在审音协律方面有比律诗要求更加严密之处,这使词的语言音调显得特别精美。然而词体之所以为广大作者所乐于运用、成功地运用,除精审的格律外,更因其在运用时还有相当大的自由。词律也有比诗律远为解放者。

  首先,词有大量不同音律句式的调和体,作者可以在极为广泛的范围内选择符合创作需要的词调。据清康熙时编的《词谱》所载,有 826调、2306体,还有好多尚未收入。各种词调的长短、句式、声情变化繁多,适应于表达和描绘各种各样的情感意象,或喜或悲,或刚或柔,或哀乐交迸、刚柔兼济,均有相应的词调可作为宣泄的窗口。

  再者,词调与体的变化和创造原是没有限制的。懂得音律的作者可以自己创调与变体。康熙《词谱序》云:“词寄于调,字之多寡有定数,句之长短有定式,韵之平仄有定声,杪忽无差,始能谐合。”然试看《词谱》所载同一词调诸体的句式、平仄、押韵、字数常颇有出入,可见古人填写时有着相当程度的自由。词韵常比诗韵宽,有时平仄以至四声可以通押或者代替,也有押方言音的。如《满江红》词调,一般押仄声中入声韵,以寄寓磊落不平之感,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抒发激烈的壮怀,读来使人慷慨悲愤,押的便是入声韵。然而姜夔的《满江红》(仙姥来时),遐想湖上女神,却换押平韵,声情遂变作缓和舒徐,富有潇洒优游的情趣。姜夔《长亭怨慢》自序云:“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该词中有句如:“阅人多矣,谁得以长亭树?树若有情,不会得青青如此!”“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分付?”写景抒情,卷舒自如,浑如散文。但由于作者深谙音律,故虽随意为长短之句,而自然合乎律度,适应歌者口吻。“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种自由与规律高度统一的产物。

  词的格律宽严有一个发展过程。唐到北宋前期还比较宽松,而北宋后期至南宋则越来越严密。各时期不同作家对审音协律也有不同要求。如有人认为苏轼的词不协音律,有则为之辩护。陆游《老学庵笔记》云: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 《跋东坡七夕词后》 又云:‘歌之曲终,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跋东坡七夕词后》又云:“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从其他记载也可看到苏轼的代表作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大江东去)也都被“善讴者”歌唱或赞赏过,说明还是合乐可歌的,只是有些地方突破声律的束缚。大凡过于不守音律也许失却词的韵味,遵律过严也会成为枷锁,重要的是运用音律为情意服务。如《声声慢》调在李清照以前作者多押平韵,而李清照却选押仄韵,又用了话多齿音、舌音字,创造了情景交融的特殊艺术效果。可见她要求作词的严辩音律,却正是自由地运用之以突破陈规进行创造,而不是作茧自缚。宋代许多绝妙好词,虽然长短错落,自由卷舒,有的类同口语、散文,而吟诵起来的韵味盎然,富有节奏感。个中奥妙是很值得我们体味的。有些例子,则未必可取。如张炎 《词源》 记其父张枢“作《惜花春早起》云:‘琐窗深’。‘深’字音不协,改为‘幽’字;又不协,再改为‘明’字,歌之始协。此三字皆平声,胡为如是?盖五音有唇、齿、喉、舌、鼻,所以有轻清重浊之分,故平声字可为上、入者此也。”按“深”“幽”与“明”情景大不相同,竟如此改来改去,即使改得完全适应歌喉,遵律虽严,却并是值得效法的文学创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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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词境的有限与无限

  词体也有其局限性。一般说来,词的篇幅不长。《词谱》所载,最短的单调《竹枝》为14字,最长的《莺啼序》为 240字,不比诗歌行数可以无限增多。王国维所谓词“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并云:“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言下之意,词的境界比诗狭窄。词的篇幅短小,是对词境及其表现能力的一种严酷限制。

  然而,有限制必有反限制。明王夫之《姜斋诗话》云:“论画者曰:‘咫尺有万里之势。’‘势’字宜若眼。若不能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五方绝句以此为落想时第一义。”艺术作品欲于有限篇幅内涵蕴阔远意境,关键在于写出所描绘形象的磅礴气势。诗中最短小的是五绝,尤宜注意于此。词的篇幅亦不足盈尺,但宋代许多杰出词人挥洒其传神妙笔,成功地在这画框里渲染出浩瀚无际、绵邈不尽的景象和情意,激发出读者丰富的联想、杳渺的遐思。这些词的意境,即“长”而“阔”。

  孕蓄无限于有限,以有限体现无限。这是宋代词人创造的艺术辩证法。例如秦观《鹊桥仙》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诸句,概括天上人间的悲喜剧,歌颂地久天长的爱情,由一变到无数,在刹那中见永恒,欢乐中有悲哀,悲哀中也有欢乐。苏轼《送参寥》云:“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王夫之《姜斋诗话》云:“以乐境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鹊桥仙》个中滋味,是哀?是乐?难以分辨,读来但觉意味深长,咀嚼不尽,在时间、空间、情意方面都是无限的。 晚清谭献《复堂词话》云:“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言思拟议之穷,而喜怒哀乐之相交,向之未有得于读者,今遂有得于词。”此论旨趣颇有与近代西方接受美学思想相通之处。宋代许多作者努力加深和扩大词境的创作,为这种理论批

  评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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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词为“小道”与“别是一家”

  诗余之名,一说是由于唐人乐府七言绝句之衍变为长短句;一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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