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

周礼》、《仪礼》、《礼记》是古代各个朝代制定礼仪制度的经典著作。

《周礼》又名《周官》，是三礼之首，汉世初出，因与《尚书·周官篇》相混，改为《周官经》。西汉末列为经而属于礼，故有《周礼》之名。这部书搜集了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官制及制度，以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取舍汇编而成。《周礼》共分六篇，包括“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其中，“冬官”一篇早已散佚，西汉时补以“考工记”，称为“冬官考工记”。全书共分四十二卷。

《仪礼》又称《礼经》或《士礼》，是先秦五经之一，它最初直接被称作“礼”。该书大致形成于春秋后期，有人认为是孔子编订的。孔子确实将礼作为教学的实践环节。《仪礼》一书的内容主要是冠、昏、丧、祭、朝、聘、燕享等等典礼的详细仪式，阐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的礼仪，提倡一种有等差的人伦礼仪。

《搜神记》，搜集了古代的神异故事共四百五十四篇，开创了中国古代神话的先河，作者是东晋史学家干宝。而《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

第一部汇编古代文化典籍的书是《永乐大典》(明·解缙等)

《永乐大典》是我国历史上一部规模空前宏大的类书，也是当时以至于现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成书于明永乐六年（一四○八）。

明成祖朱棣是纂修这部类书的首倡者，并亲自过问，全力支持。朱棣的践阼，是以武力从侄儿朱允手中夺取的帝位，遭到许多朝臣和士子们的反对。为平息朝野上下的不平情绪，笼络人心，炫耀文治，并便于汲取历代帝王的统治经验，朱棣决定编纂一部大型类书，于永乐元年（一四○三）命解缙等实施。永乐二年（一四○四）十一月，初稿编定，名为《文献大成》。朱棣阅后不满意，认为所收书籍不够详备，并于永乐三年（一四○五）命姚广孝、解缙等主持重修。

为编纂此书，设立了周密、健全的专门机构。由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三人任监修，为最高负责人，另设副监修三人，监修以下设都总裁、总裁、副总裁多人，以及纂修、编写、缮录、圈点生等，整个机构有二千一百多人，再加上其他各类工作人员，参与其事者总数达三千人。虽然机构庞大，但分工细致，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配合严谨，因此工作进展顺利，效率很高。

编纂人员广泛搜集天下图书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分类，然后把所辑录的文章、著作的题目，按明初官修韵书《洪武正韵》的韵部编排。用三年时间，至永乐六年（一四○八）冬，全书编辑完成。朱棣对这次纂修非常满意，钦定书名为《永乐大典》，并亲自写了序文。

《永乐大典》收录了我国自古以来所有可以收集到的书籍的有关资料，辑入的图书达七八千种，内容包括经史子集以及天文、地志、阴阳、医卜、释道、技艺等各门类。全书分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另外有"凡例"和"目录"六十卷，共装订成 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余字。修纂《永乐大典》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保存了大量宋元以前的佚文秘籍，为我国提供了一部最大规模的类书，成为极其珍贵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修纂《永乐大典》是在南京的文渊阁进行的，成书后就贮藏在文渊阁的东阁。由于《永乐大典》卷帙浩繁，编成后从来没有刊行过，只有一部原本。永乐十九年（一四二一），明成祖迁都北京，遂将《永乐大典》转移到北京。贮存在北京紫禁城内的体仁阁。

明代历朝的皇帝都很重视《永乐大典》。朱棣的御案上，就经常摆放着几函《大典》，随时翻阅。明孝宗与明世宗尤其喜爱《大典》。经常查阅，以为不时之需。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四月十三日，紫禁城内发生火灾，明世宗亲自指挥全力抢救收藏在宫中的《永乐大典》，使这部书幸免于难。

为预防意外灾害，造成损失，明世宗决定重录一部《永乐大典》。这项工作从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开始进行，招聘善书写的儒生一百零九人负责抄录，整整用六年时间，于明穆宗隆庆元年（一五六七），重录完成正、副本各一部。

至此，《永乐大典》除原本外，又有了正副本各一部。遂将原本返归南京保存，正本收藏于北京文渊阁，副本收藏于北京皇史。三部《永乐大典》在以后的数百年间，遭遇了无数次被盗被毁的厄难，损失惨重，至今所剩无几，吉光片羽，更弥足珍贵。关于三部《永乐大典》，还留下了一些现在仍无法解开的谜。

明亡之际。南京的原本毁于兵燹。

正本也早已亡佚，其中有许多未解之谜。有的学者认为，正本也在明清更迭时期被毁，但史籍对此并没有明确记载。也有的学者认为，清初时将正副本分别移存于乾清宫和翰林院。嘉庆年间乾清宫失火，正本被全部烧光。可是乾隆年间《四库全书》开馆时，需要从《永乐大典》辑录资料，当时在宫内找遍，也没发现正本踪迹。可见正本在乾隆时已亡佚，但究竟佚于何时，或被毁于何处，也无史料证明。近年还有的学者提出，正本被明成祖用于殉葬，被埋藏于北京昌平明长陵地宫内，这作为一种假说，更无法得到证实。

硕果仅存的副本屡遭厄难。清初将副本移藏翰林院时，已发现缺二千四百二十二卷，至光绪元年（一八七五）。清点副本，已不到五千册，竟丢失大半。副本收藏于翰林院后，一些贪婪的官员千方百计偷窃。据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中记载："其盗书之法，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永乐大典》两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穿在身上，偷《永乐大典》两本，包于包袱内，如早间带来样式。"（转引自姚福申：《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版）经年累月的长期偷盗，致使副本大量丢失。

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大肆毁坏和掠夺，更使副本遭受灭顶之灾。咸丰十年（一八六○），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劫掠一些副本，据传英国人掠得最多。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坐落在东交民巷的翰林院沦为战场，一时炮火纷飞，存在翰林院的副本大部分被侵略军焚毁，其余部分被侵略军抢掠或毁坏。有的洋兵用副本书册堆成工事，随地乱掷，恣意损毁。激战过后，毗邻翰林院的英国使馆中一个叫翟理斯的官员，在余烬未熄的翰林院里寻觅，拾得一些副本，他特意把其中卷 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五这一册作为战利品收藏。以后还有人从翰林院废墟堆中挖出零星副本残页。经过这次浩劫，《永乐大典》副本损失殆尽，留存在国内的副本只剩三百余册，辛亥革命以后陆续丢失，仅余六十四册，移存于当时的教育部图书馆。

据统计，现在存世的《永乐大典》副本约三百七十余册，共约八百余卷，分别收藏于世界上十多个国家的三十多个单位和个人收藏家手中。几十年来，经我国有关部门多方面寻访收集，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国家保存的《永乐大典》增加到二百一十五册。现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永乐大典》已有二百二十一册，国内另外约有十册分别收藏于台湾等地。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将当时国家收藏的《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八十年代以后又出版续印本六十七卷。为更好地保存和利用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华书局再将影印本和续印本合并重印成十六开精装本，共计七百九十七卷，二百二十二册，后附《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中华书局的 七百九十七卷影印本占存世《永乐大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为继承和宏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

我收藏的，算是比较全了吧

《法经》《甘石星经》《荀子、儒孝》《离骚》《战国策》《逸周书》《九歌》《高唐梦》《司马穰兵法》《鬼谷子》《礼记》《周礼》《黄帝内经》《大学》《中庸》《尚书》《易》《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诗经》《论语》《老子》《庄子》《墨子》《孟子》《管子》《商君书》《晏子春秋》《山海经》《越绝书》《国语》《尸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周礼》《世本》（早已散佚清朝时学者搜集重编现有《世本八种》）《荀子》《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三略》《吴起兵法》《穆天子传》《尉缭子》《法经》（早已散佚，只在晋书中有一部分保留） 《考工记》《汲冢书》

还有二十四史，建议选看

导语：我国古代的书籍是如何印制的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古代的刻书系统将书籍刻印分为官刻、私刻、坊刻。这一理论始自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官刻包括中央与地方官府刻书，私刻一般指官员、士人、乡绅等个人刻书以及寺院、道观、家族祠堂等刻书(也有将寺院刻书另分一类的)，坊刻指书铺商人刻书。三者之中，除坊刻以赢利为目的以外，其他两者都不以赢利为目的，或者只求保本微利。

(一) 官刻

由国家机构出资或主持的图书刻印活动。

官刻开始于五代冯道刻印《九经》，此举使雕版印刷从民间行为上升为中央政府倡导之事。历经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广顺年间总计22年时间，完成刻印。

《九经》的校刻，是在国子监完成，并由国子监主持，书版也收藏在国子监，所以历史上称为“五代监本”《九经》。

此书的刊刻，开启了儒家经典大规模刊刻的先河，也标志着印刷术从民间走入官府。

宋明两代都是国子监刻书的兴盛时期。宋代国子监刻书内容范围很广，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刻书的数量也很大，是当时中央政府的主要刻书机构。明代国子监分为南(南京)、北(北京)两监，南监多在前人遗留下来的宋、元两代版片的基础上进行整理、修补、刷印图书，以“十七史”最为著名。北监则以翻刻南监本为主，如《十三经注疏》等。

元代和清代的国子监则很少刻书。

历代朝廷刻书的专门机构，除上面说到的国子监外，元代有兴文署、明有司礼监，清有武英殿等等。此外朝廷各部门也都可以刻印与自己业务有关的书，如刑部刻律法，太医局刻医书。

由于财力雄厚，历代官刻本书籍一般品相比较考究，具有字大行疏，开本阔大，纸墨精良，装潢铺陈等特点。许多大部头的图书，也是在官府雄厚财力的支持下才得以刊印，如宋代编纂刻印的《大藏经》《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是鸿篇巨制，非以政府之力无法完成。

在内容取向上，官刻多以正经正史为，强调教化功能，在校勘质量，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刻印机构往往有很大不同。以国子监刻书为例，五代两宋时期的监本，底本优良，校勘精湛，士人奉之为圭臬，而明代的监本多用前代旧版，字迹不免模糊，故质量不高，南监印书有“大花脸本”之称，北监本错谬更多。再如明代的经厂刻书，多出自太监之手，校勘不精，素为后人诟病，但明代的藩府刻书，则在藏书家中享有口碑，人称“藩刻本”。

(二) 私刻

私刻中最多的是家刻，所以私刻也往往泛称“家刻”。这些书籍的牌记多刊自家堂号、宅名或书斋名等。私刻的出版主体多是士人学者，刻书多以学问崇尚，文化推广、知识传播为目的，注重青史留名，并不以赢利为动机，所以重视质量，校刻精审。

私人私宅刻书，唐五代时已发其端，五代毋昭裔所刻印的《文选》《初学记》等都是五代私宅刻书的实例。

官刻之书，素以经史闻名，然而私家出版的经史，精品也不少，如宋王善夫家塾本《史记集解》，明毛晋汲古阁本《十三经》《十七史》等。

到北宋开始，私家纷纷出资刊印前代名人集，如北宋穆修首次刊印韩愈、柳宗元的全集等。到明清时期，全国私刻大盛，江苏常熟汲古阁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明清私家出版的书籍品种数量，总的看已远远超过官刻。官刻不重视子部与集部之书，大都经明清学者重新校勘整理或作注释之后，再由私家刊刻，传承至今。

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编印大部头丛书，是明清私家出版的另一特点。丛书始于宋代，最早的是宋俞辑《儒学警悟》。明代有《唐宋丛书》《格致丛书》等。清代丛书极盛，特色鲜明，文化积累价值很高。著名的有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黎庶昌《古逸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等。

重视书籍的文化价值，是私家出版的传统。热衷于私家记的人，比如黄丕烈，一生酷爱藏书，又一生刻书，是版本学桌然名家，再比如阮元，一生从事经学教育与经学出版，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私家出版人中，很少有专业丛事出版的，大都像阮元，黄丕烈那样，以学者、藏书家的身份兼事出版，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传播意识，他们文化水平高，熟悉学术发展状况，也熟悉学术界读者需求，所以刻书的选题有针对性，常能把握别人尚未发现的文化价值。他们深知校勘之理，或亲自校勘，或延聘专家代劳，因而质量较有保证，所刻之书，为当时及后人所重。

但士大夫兼做刻书之事，并非以此为生，只是因为成本太大，不售卖无以为继，但售卖又往往不懂经商之道。因此罕见从中致富之人，而将家产赔了进去，又乐此不疲的，总是屡见不鲜。实际上中国士大夫一向轻视经商，士人刻书不谙商业经营之道，观念上又以利润最大化为可耻。从现代出版观念考察，这正是私家出版的致命弱点。

(三) 坊刻

坊刻的出版主体是书商。我国早期印刷品多为坊刻本。在唐代，除寺院刻经之外，大部分是民间坊刻。刻印的`图书中佛经最多，历书、字书、韵书、占梦、相宅等民间用书次之。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产时开封大相国寺附近已经成为书铺集中之地。古代书铺有两种：一是只售书，不刻书：一类是既售书，又刻书。南宋时的杭州，刻铺林立，如孙起父子的“书籍铺”既刻书，又售书，还编书。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两镇的书坊，自宋至明数百年不衰，所刻书人称“建本”或“麻沙本”。自宋开始，全国出版许多出版中心，如宋有杭州、成都、建阳、平阳，元代有杭州、建阳、明有南京，苏杭等。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出版中心都是因为坊刻兴旺。南宋时期我国形成三大坊刻雕版中心，两渐坊刻(集中在杭州和金华)，福建坊刻(建阳)蜀中坊刻(成都和眉山)。

坊刻传播大众文化的功绩最大，小说戏曲自宋至明多是坊间先刊行的。

出版商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远比官刻为高，中国历史上出现在以坊刻为代表的民间出版活动中，如雕版书籍中象鼻书耳的运用。

印刷术与民间藏书相辅相成，没有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藏书不可能产生，而正是因为藏书的发展，印刷术便也因人们的喜好而有了自己的方向。知识阶层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具有确定文化走向的能力，知识阶层对于书的需要，直接影响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印刷业的发展。前面的列举可以看出，以藏书来说，雕版印刷的书籍，占的额数大，品类也多，而活字印刷的书籍，除了皇家印刷的“聚珍版”之外，很少为人所青睐。说明这个问题，还得回过头来说藏书，古籍善本中的“王者”，毋庸置疑就是宋版书了。宋朝民间社会极为繁荣，统治者又极为善待文人，文人的地位空前绝后，这两点导致宋朝印刷业的繁荣，宋朝书无论官刻、私刻还是坊刻的图书，都十分讲究。从质量上讲，官刻之书把关较严，尤其是国子监所雕之书，从对原书的校勘到付之雕版要经过3道手续，所以差错较少。私刻之书注意精美。而坊刻书，因其书贾追求销售，质量较差。但其雕版速度快、种类多因而销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