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起源于9000年前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西方学者根据他们的标准一直认为是3000年前，中国学者虽然存有异议，但一直无法证明这一观点的错误。贾湖文化的最新研究结果和关于文明标准的定义，可以证明中华文明起源于9000年前。

文明是一种让不同的人群和谐生活于同一个国度中的伦理和科学规范。而中华文明，从八千多年前开始萌发，在五六千年前已经有了最初的古国，三四千年前完全成熟。中华文明古国之悠久，完全不输于西方的文明古国。

扩展资料：

语言文化能够追溯的时间有限，一般不能超过新石器时代。而根据化石相似度的比较构建人类进化谱系，也存在很大的主观判断的影响。很多形态特征并不与种系差异相关。

比如，去年在Science发表的格鲁吉亚直立人的形态研究，五个同一地址同一地层发现的头骨，形态差异近于人属内的能人、匠人、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的差别。这严重挑战了化石形态比较的可信度。现在通过DNA的研究，可以准确判断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而不同的文明对于人类从哪里来也有不同解释。西方自古有神创论传统。中国人有着不同想法。我们的传统认为，包括人类在内，万物都在易变中。

“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易是绝对的。有意思的是，在尚未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两千多年前春秋时代，庄子阐述人类起源时就说：“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

因为庄子用古楚语的专有名词称呼动物，翻译过来就是：蝾螈演化出鼩鼱，鼩鼱演化出树鼩（或者松鼠），树鼩演化出猕猴，猕猴演化出人——这种认识与现代进化生物学的研究结果一般无二。

-中华文明起源

太和宫：位于天柱峰南侧，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现有古建筑20余栋，建筑面积l600多平方米，主要建筑有：

金殿：明代铜铸仿木结构宫殿式建筑，位于天柱峰顶端的石筑平台正中，面积约160平方米，朝向为东偏南8°。殿面宽与进深均为三间，阔44米，深315米，高554米。四周立柱12根，柱上叠架、额、枋及重翘重昂与单翘重昂斗拱，分别承托上、下檐部，构成重檐底殿式屋顶。正脊两端铸龙对峙。

四壁于立柱之间装四抹头格扇门。殿内顶部作平棋天花，铸浅雕流云纹样，线条柔和流畅。地面以紫色石纹墁地，洗磨光洁。屋顶采用“推山”做法为特点。殿内于后壁屏风前设神坛，塑真武大帝坐像，左侍金童捧册，右侍玉女端宝，水火二将，执旗捧剑拱卫两厢。

坛下玄武一尊，为金婉合体。坛前设香案，置供器。神坛上方高悬馏金匠额，上铸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手迹“金光妙相”四字。殿外檐际，悬盘龙斗边馏金牌额，上竖铸“金殿”二字。殿体各部分件采用失蜡法铸造，遍体馏金，无论瓦作、木作构件，结构严谨，合缝精密，虽经五百多年的严寒酷暑，至今仍辉煌如初，显示中国铸造工业发展的高度水平，堪称现存古建筑和铸造工艺中的一颗灿烂明珠。

武当山金殿，1961年03月04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武当山金殿位于武当山主峰天柱峰的顶端。

武当山又名太和山，在湖北丹江口市境内，是中国的名山之一，方圆400多公里，有72峰，主峰天柱峰海拔1612米；山中有二十四洞、三潭、九泉、十池、九井、十石、九台等风景名胜，它同时也是著名的道教胜地，山中有很多宫观亭殿，有“五里一庵，十里一宫”之称，是中国著名的游览胜地之一。

武当山金殿俗称“金顶”，在武当山主峰天柱峰的顶端，始建于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铸建筑物。金殿面阔、进深各三间，高554米，宽440米，深315米，是铜铸烫金、仿木构建筑，重檐叠脊，翼角飞翘，殿脊装饰有仙人禽兽，造型生动逼真。下设圆柱十二根，宝装莲花柱础，斗拱檐椽，结构灵巧精美。额枋及天花板上，雕铸流云、旋子等装饰图案，线条柔和流畅。殿基为花岗岩砌筑的石台，周绕石雕栏杆，益显庄严凝重。殿内神像、几案、供器都是铜铸的，中供奉着真武帝君，着袍衬铠，披发跣足，丰姿魁伟，侧立有金童、玉女，拘谨恭顺，素雅俊逸，“水火”二将，列立两厢，威严勇猛，是全山铜铸造像艺术精华所在。

金殿是分件铸造，榫铆拼焊，连接精密，浑然一体，毫无铸凿之痕，虽经历五百余年风霜雪雨和雷电的侵袭，至今仍金碧辉煌，绚丽如初，堪称中国古代建筑和铸造工艺中的一颗明珠。

殿下的山峰腰绕石城一周，名紫金城，长15公里，临崖面险，悬空熊峙，四门石阙巍然屹立，极其险峻。

登上金顶，远眺群峰环峙，苍翠如屏，丹江水库碧平如镜，俯瞰太和、南岩、五龙诸宫，层叠有致，布局严谨，美不胜收。晨观日出，晚看云海，游人至此，如至仙境一般。

在武当山的小莲峰有一座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从主峰天柱峰移到此的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铸造的铜殿，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铜铸建筑物。

古铜殿：位于天柱峰前小莲峰上。元代大地十一年（公元1307年）铸，高3米，阔28米，深24米，悬山式屋顶，全部构件为分件铸造，卯榫拼装，各铸件均有文字标明安装部位，格扇裙板上铸有“此殿于元大德十一年铸于武昌梅亭万氏作坊”，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铜铸木结构建筑。

铜殿元代置放在天柱峰顶，也被称为金殿。在明永乐大修武当时，明成祖朱棣因其规模小而另铸了一座金殿，下旨将元代铜殿转运至小莲峰保存。

这座铜殿完成于元大德十一年，在武昌铸造。造型古朴凝重，瓦棱、檐牙、栋柱、门隔、窗棂、门限等诸形毕具。殿体镂刻有铭文，记述化缘道士姓名和各地捐资造殿信士的姓名及地址。

这座元代古铜殿是因为是从天柱峰转运下来的，所以叫转运殿。从字面上看，转运，有“时来运转”的意思。有意无意之中，武当金顶就又增加了一个神秘的景观，人们沿着铜殿转上一圈，据说能够解除厄运，转来好运、官运、财运等等人生运气。所以，来武当金顶的人，许多都愿意在这里转上一圈。

紫禁城：建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延天柱峰环绕，周长345米，墙基厚24米，墙厚18米，城墙最高处达10米，用条石依岩砌筑，每块条石重达500多千克，按中国天堂的模式建有东、南、西、北四座石雕仿木结构的城楼象征天门。该石雕建筑在悬崖徒壁之上，设计巧妙，施工难度大，是明代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

“紫”取自“紫气东来”，表祥瑞，“禁”指皇家禁地，由此可见紫禁城除保护金殿外，还有政治寓意。再者，金顶位于天柱峰巅，无屏障，无靠山，更无左右砂山，为了聚气，风水先生沿峰峦建立这道城墙，用以“藏风聚气”。紫禁城有四道城门，只有南门是真门，其它均为虚设。在南门的一侧并列有神门、鬼门，供以告诫人们，“人鬼神”各行其道。

紫禁城，亦名皇城，因金殿在其上而得名。明永乐十七年（1419）敕建，高达数丈，周长344米多，环绕天柱峰巅，由每块重达千斤的条石依岩砌成。紫禁城有一奇妙之处，即从里向外看墙体向外斜，而从外朝里望墙体却向里倒，远看美如灿烂的光围绕金殿，十分玄妙壮观。紫禁城四方设四座石质精雕石门，是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智慧创造。

进入南天门，就是灵官殿长廊，幽暗阴森，石冷袭人。登上一段石级，是一块小平场，上有锡铸的灵官殿，玲珑古朴，为稀世之文物。殿右有明代御碑数通，殿前置碗口粗钢鞭数根。相传，凡是不虔诚的朝山进香者，到此都要受到灵官的严厉惩罚，上不了金殿。这一传说，竟把一些人吓得心惊肉麻，两腿发软，甚至昏厥倒地。出灵官殿长廊，手拉铁索，攀登“九连蹬”，九转而登一百数十级饰栏石梯，便是金光熠熠、名扬古今中外的金殿了。 紫霄宫位于武当山东南的展旗峰下，始建于北宋宣和年间（公元1119一1125年），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重建，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扩建，清嘉庆八年至二十五年（公元1803—1820年）大修，是武当山八大宫观中规模宏大、保存完整的道教建筑之一。

紫霄宫创建于北宋宣和年间，元代重修，明永乐十年（1412）敕建，赐额“太玄紫霄宫”。嘉靖三十一年（1552）增修扩建，共有庙宇806间。建筑布局充分利用地势，在纵向陡峭横向宽敞的地形上，构筑轴线建筑，层层递进，逐次升高，形成三进院落。由下而上依次建龙虎殿、碑亭、十方堂、紫霄大殿、父母殿，两侧为配殿、东西宫和东西道院，主次分明，庄严肃穆，极具皇家道场气派。

紫霄宫是武当山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宫殿，其主体建筑至今已历590余年。进宫第一座殿堂为龙虎殿，殿内两侧供奉的青龙、白虎塑像，高达丈余，塑造手法细腻，技艺高超，有元代遗风。出龙虎殿，拾级而上，为朝拜殿，亦名十方堂，殿后是一青石墁地大院，正中即为该宫正殿——紫霄大殿。

紫霄大殿是全山最大、现存最完整的明代木结构建筑，坐落在三层饰栏丹墀崇台之上，巧妙利用地形落差，更显其雄伟壮观，气势轩然。大殿为九脊重檐歇山式顶，孔雀蓝琉璃瓦屋面。整座殿堂碧瓦重檐，雕梁画栋，富丽堂皇，殿堂内陈设考究，供奉着道教神仙和各类供器、法器，工艺精湛，造型生动，栩栩如生。

紫霄宫不仅是武当山旅游观光的最佳去处，还是武当山道教活动中心，每逢道教传统节日，都在这里设坛建礁，祈福禳灾。

紫霄宫现存有建筑29栋，建筑面积6854平方米。中轴线上为五级阶地，由上而下递建龙虎殿、碑亭、十方堂、紫霄大殿、圣文母殿，两侧以配房等建筑分隔为三进院落，构成一组殿堂楼宇、鳞次栉比、主次分明的建筑群。宫的中部两翼为四合院式的道人居所。宫内主体建筑紫霄殿，是武当山最有代表性的木构建筑，建在三层石台基之上，台基前正中及左右侧均有踏道通向大殿的月台。大殿面阔进深各五间，高183米，阔299米，深12米，面积3588平方米。共有檐柱、金柱36根，排列有序。

大殿为重檐歇山顶式大木结构，由三层崇台衬托，比例适度，外观协调。上下檐保持明初以前的做法。柱头和斗栱显示明代斗杠的特征。梁架结构用九檀，高宽比为5：25，保持宋辽以来的用材比例。殿内金柱斗栱，施井口天花，明间内槽有斗八藻井。明间后部建有刻工精致的石须弥座神龛，其中供玉皇大帝，左右肋侍神像，均出自明人之手。

紫霄殿的屋顶全部盖孔雀蓝琉璃瓦，正脊、垂脊和戗脊等以黄、绿两色为主镂空雕花，装饰丰富多彩华丽，为其他宗教建筑所少见。 南岩宫始建于元至元二十二年至元至大三年（公元1285-1310年），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扩建。位于独阳岩下，山势飞翥，状如垂天之翼，以峰峦秀美而著名。现存建筑2l栋，建筑面积3505平方米，占地9万平方米。有议案天乙真庆宫石殿、两仪殿、皇经堂、八封亭、龙虎殿、大碑亭和南天门建筑物。主体建筑天乙真庆宫石殿，建于元至大三年（公元13lO年）以前，面阔11米，进深66米，通高68米，梁、柱、门、窗等均以青石雕凿而成。顶部前坡为单檐歇山式，后坡依岩，作成悬山式，檐下斗栱均作两跳，为辽金建筑斗栱的做法。龙头香，长3米，宽仅o33米，横空挑出，下临深谷，龙头上置一小香炉，状极峻险，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科学性。

南岩宫坐落在武当山南岩（又名紫霄岩、独阳岩）绝壁之上，上接碧霄，下临绝壑，周围峰岭奇峭，林木苍翠，是武当山三十六岩中景色最美之处。南岩宫建筑群始建于唐代，宋、元均有较大规模建筑。明永乐十年（1412）敕建，赐额“大圣南岩宫”。嘉靖三十一年增修扩建，共有殿宇640余间。南岩宫建筑群在总体布局上匠心独运，巧借地势，依山傍岩；在手法上打破了汉族建筑传统的完全对称的布局和模式，座座宫室镶嵌于悬崖峭壁，虽系人工，宛若天成，使其与环境风貌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营造了“天人合一”的至高意境。

南岩宫现存山门、龙虎殿、大殿、东西配殿、两仪殿、皇经堂、石殿、八卦亭、御碑亭等建筑90余间，其主体建筑玄帝殿民国十五年毁于火灾，2006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拨款修复。修复后的玄帝殿重檐歇山，丹墙碧瓦，崇台高举，巍峨壮观，宛如天宫。大殿丹墀之下为青石墁地院落，中有一口古井，名甘露井，井台以青石雕制，六角饰栏，水质清洌甘甜，犹如甘露。从皇经堂到两仪殿之间的长廊，遍布摩崖石刻，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明嘉靖初年内阁首辅夏言和其弟子王顒所题“寿福康宁”四字。两仪殿前有一石雕龙首，长29米，宽仅03米，从悬崖峭壁上横空出世，面对金顶，下临深涧，顶端置一香炉，这便是号称“天下第一香”的龙头香。过藏经楼，即为建于元代的“天乙真庆宫”石殿，整体为石作仿木结构。南岩西侧一峰突兀，名梳妆岩，上建“梳妆台”，相传为真武大帝修道成功飞升之处。

南岩宫周围还有滴水岩、仙侣岩、黑虎岩、洪钧洞、雷神洞等景观，移步换景，变幻无穷，让无数中外游客陶醉其间，流连往返。 磨阵井又名纯阳宫，建于清康熙年间，为一座四合院式道院，布局精巧，结构紧凑，现存山门、大殿、配殿、姥姆亭、北道院等建筑52间，大殿内壁画《真武修真图》形象地叙述了真武修真，得道成仙的故事，画风古朴。院内一口古井，旁立一根铁杵，传说当年真武太子在此受紫元君化身姥姆以“铁杵磨绣针，功到自然成”的哲理点化，最终修道成仙。

磨针井之名，取自真武大帝刻苦修炼，最后得道成功的故事，故事说：净乐国太子得玉清圣祖紫元君的启示，到武当山学道修炼，但意志不坚，欲下山还俗。走到这里，遇见紫元君变成的一姥姆在井边磨铁杵。太子感到奇怪，上前问道：“磨铁杵做什么？”姥姆回答：“磨针。”太子惊问道：“那不太难了吗？”姥姆偏过头，笑容慈祥地点化太子道：“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太子闻言顿时大悟，遂转身回山修炼，最后终于得道升天。后来，人们称这里为磨针井，并修建了磨针井和回心庵。

又名“磨针井”。从武当山镇（老营）乘车南行75公里，紧挨登山道旁，有一座纤巧玲珑，布局紧凑的道院，这便是磨针井。它周围峰峦拱拥，翠林环绕，竹铺凉云，梅送暗香，被誉为“竹月梅风巧相映”的胜境。

现存磨针井为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重建，1984年修葺如初，此宫占地面积5千平方米，计有庙房52间。其主体建筑祖师殿，为三开间殿堂，殿内原供有真武青年时塑像。四壁绘《真武修真图》壁画，线条古朴高雅，色彩陈淡苍然，山水云树有致，各种人物栩栩如生，具有浓厚的汉族民间画风，生动地反映了真武上山修炼的曲折故事。殿前埋着两根碗口粗的铁针，乌黑光亮，象征姥姆当年所磨铁杵。殿旁栏台高举，拱拥井亭一座，重檐雕脊，凌空展飞，婷婷秀立，轻俏典雅。

亭中有井，亭内有一眼井泉，水质清洌，甘甜如饴，据说品尝后，能增智开慧。其上神龛内置铁饰金姥姆磨针像，据说这尊像是供奉的紫气元君像，手捧铁杵，头微侧偏，笑迎过往游客，以相当高的艺术造型，渲染了这个道教故事。离磨针井不远的山巅上建有关帝庙，从前供奉关公像，现仅存一把铜制青龙偃月大刀，重达30多公斤，明万历年间造，亦为历史文物。 复真观又名太子坡，据记载，明永乐十年，明成祖朱棣敕建玄帝殿宇、山门、廊庑等29间。明嘉靖三十二年扩建殿宇至200余间。清代康熙年间，曾先后三次修葺。清代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又重修大殿、山门等殿宇。后因年久失修，损坏严重。公元1982年经国家投资，对复真观开展全面修缮，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被列入全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太子坡古建筑群基本上是按照真武修炼的故事来精心设计的，利用狮子峰的特殊地形，古代建筑大师们顺依山势的回转建起犹如波浪起伏的夹道墙，被称九曲黄河墙。进二道山门豁然显出一宽阔院落，漫步走进，只见小院重叠、幽静雅适，前有依岩而建的“五云楼”，中有“皇经堂”、“藏经阁”，后有高台之上的“太子殿”。整体布局左右参差，高低错落，谐调而完美，充分体现道教“清静无为”的思想内涵。置身复真观的最高处，俯视深壑，曲涧流碧；纵览群山，千峰竟秀；每逢夕阳西下，还可见武当“太和剪影”的奇观。数百年间，复真观的人文景观被世人广为赞颂。

太子坡景区包括回龙观、磨针井（纯阳宫）、老君堂、八仙观等景点。这一景区虽然路线较长，但大都紧依上山旅游的公路，所以交通非常方便。

这一景区的主要胜景，有磨针井造型玲珑剔透的井亭、古生代海洋无脊椎动物“直角石”、“真武修真”壁画；太子坡有一泻百丈的天池瀑布、滴泪池、五云楼中的一柱十二梁、桂花树、九曲黄河墙；有如彩带飘扬的上下十八盘故道，有九渡涧中的千姿百态的怪石，有陡险奇绝的玉虚岩等等。

走进复真观的山门，看到在古道上依山势起伏建有71米长的红色夹墙，这就是九曲黄河墙。九曲黄河墙构思布局及用意都十分巧妙，流畅的弧形墙体，似波浪起伏，气势非凡；弯曲高大的红墙，对初来乍到的虔诚香客，无疑是一次“诚信”的考验。

九曲黄河墙的墙体厚15米，高25米，浑圆平整，弧线流畅悦目；配以绿色琉璃瓦顶，犹如两条巨龙盘旋飞腾，无论从什么角度欣赏，都给人以美感，体现出皇家建筑的气派和豪华。

关于九曲黄河墙名称的来历，见仁见智。道教思想认为，给道教庙宇布施的道衣、经书、造像、建筑、法器、灯烛、钟磬、斋食、香表者，都可以得到神灵的佑护，称为“九种功德”。应该说，九曲黄河墙也是体现道教思想的一种建筑。

复真观大殿，又名“祖师殿”，是复真观神灵区的主体建筑，也是整个建筑群的高潮部位。通过九曲黄河墙、照壁、龙虎殿等建筑物的铺垫渲染，在第二重院落突起一高台，高台上就是复真观大殿，富丽堂皇的大殿使人感到威武、庄严、肃穆，顿生虔诚之感。

复真观大殿敕建于明永乐十年，嘉靖年间扩建，明末毁坏严重，清康熙二十五年重修。因清代维修为地方官吏和民间信士捐资，虽难以保持原有建筑的皇家等级，反而增加了许多民间建筑做法。故通过大殿，可以同时看到明、清两代的建筑技术和艺术的遗存。

大殿内供奉真武神像和侍从金童玉女。更值得一说的是，这一组巨大的塑像为武当山全山最大的彩绘木雕像，历600年，仍灿美如新。

复真观的五云楼，也叫五层楼，高158米，是现存武当山最高的木构建筑。古代汉族劳动人民在不开挖山体的情况下，完全依山势变化而建，取得了整体布局和实用性的双重最佳效果。

五云楼采用了汉族传统的营造工艺，墙体、隔间、门窗均为木构，各层内部厅堂房间因地制宜，各有变化。五云楼最有名之处就是它最顶层的“一柱十二梁”，也就是说，在一根主体立柱上，有十二根梁枋穿凿在上，交叉叠搁，计算周密。这一纯建筑学上的构架，是古代木结构建筑的杰作，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赞誉，因而也成了复真观里的一大观

在复真观建筑群的最高处，耸立着明代建造的太子殿，小巧精致，又不失皇家建筑的气魄。太子读书殿里，布置得独具匠心，少年真武读书的壁画、石案、笔墨、古籍等，所营造的刻苦读书的氛围，让人联想到当年幼年太子生活学习的艰辛、信心和恒心。殿内供奉有铜铸太子读书像，是武当山唯一求学祈福之地。游客至此，仔细观察太子读书像的神态，认真领悟太子读书的专心，或许使自己对学习有新的启发和认识。

建太子读书殿，旨在突出幼年真武苦读经书的事迹。据传，莘莘学子来此瞻仰，可使学业有成。古往今来，有无数少年学子亲临观瞻，以建树学业的恒心和信心，很多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也常来此地，以求事如意愿，子女成材。 “治世玄岳”牌坊：建于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l552年)。位于武当山镇东4000米处，为进入武当山的第一道门户，又名玄岳门。系石凿仿大木建筑结构，三间四柱五楼牌坊，高11．9米，阔14．5米。明间与次间之比为5：3。坊柱高6．4米，柱周设夹杆石以铁箍加固。柱顶架龙门枋，枋下明间为浮雕大小额枋上部出卷草花牙子雀替，承托浮雕上访和下枋，枋间嵌夹堂花板，构成明间高敞、两侧稍低的三个门道。正楼架于龙门枋上，明间左右立枋柱，中嵌矩形横式牌匾。次间各分两层架设边楼、云板与次楼，构成宽阔高耸的正楼、边楼，由上而下，逐层外展的三滴水歇山式的坊楼，中嵌横式牌匠刻嘉靖皇帝赐额“治世玄岳”。此坊结构简练，构件富于变化，全用卯榫拼合，装配均衡严谨，坊身装饰华丽，雕刻精工，运用线刻、圆雕、浮雕等方法，雕刻了人物、动物和花齐图案等，是南方石作牌楼之佳作，也是明代石雕艺术珍品。

整座牌坊非常壮观，牌坊的坊额、檐椽、栏柱上，刻有仙鹤游云、八仙祝寿等图案，坊下鳌鱼相对，卷尾支撑，坊顶有鸱吻吞脊的装饰，檐下坊间缀以各种花鸟图案，做工精细，堪称中国石雕艺术精品。1988年，国务院公布玄岳门石坊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代社会的人们传递信息，往往借助特定的肢体动作、有声语言及纹身、饰物、舞蹈等以身体为传播媒介或载体的广告传播形态来达到目的。身体或肢体是为最原始的广告媒介，其媒介功能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岁月里被不问断地保留并延续下来。古代社会常用的肢体语言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拟态与手势语。在语言使用之前，拟态与手势语是把特定信息传递给受众的最实用、最有效的方式。如原始人在狩猎过程中，当一个人遇到野牛群时，就立即跑到同部落的人都能望见他的高地上，两手举起身上遮体的东西，伸到头顶，然后再慢慢放下，反复不已。这是动员全部落成员围猎的信号。原始人狩猎喜欢结伴合作，当猎手们发现兽迹时，需要隐蔽行进，就相互用手势语交换情况。那些手势往往都能表现动物最显著的特征。高举双手，食指伸直，表示所见野兽是有一对大角的大捻角羚；中指弯曲，其余四指伸展，大家明白这是发现了长颈鹿；发现鸵鸟则斜举手臂，象征其长颈。民族学研究证明，这种拟态与手势语在古代社会里是到处存在的，是原始人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

2．身体彩绘和纹身。在身体上涂色彩或画图形的装饰叫做绘身，这种装饰起源极早。在数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遗址中，经常发现有可以作为颜料的赫石。直到近代，许多保持着古老习俗的民族仍喜欢在自己身上绘彩。我国旧俗端午节，不少地区的少数民族都习惯在头面、手腕等处涂雄黄或画符，将牙齿染黑色可以说是一种绘身装饰。古籍中记载我国东南方有一个“黑齿国”：“倭国东四千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到。”我国云南的傣、基诺、布朗等族，平时喜欢咀嚼槟榔和石灰，久之也能使牙齿变黑。

在人体表面皮肤上刺花的装饰叫做纹身，这种习俗起源也很早。据古书记载，我国古代江南地方的吴人、越人、楚人崇拜龙图腾：“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能害也。”我国包括汉族在内的大多数民族在古代或近代都有纹身的习俗。黎族女子开始纹身的年龄是十二三岁至十六七岁。有了情人就要在手上刺特别的标记，这种标记往往是情人亲手给予黥刺的。我国云南基诺、布朗、独龙等族，台湾高山族同胞也有纹身的习俗。……（删节）由于纹身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之间的交往及原始人的群体活动中具有较强的识别作用，在不同的群体交流、争斗及通婚过程中又传递着特定的信息，随着原始群体的迁徙与活动，又在更宽泛的据土范围内发挥作用，因而也可以视为一种能够传达生活及社会信息的原始广告媒介。

3．人体饰物。在人体上加装饰品，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后期。在我国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里，就发现了丰富的装饰品。其中有空孔的兽牙、空孔的海蚶子壳、钻孔石珠、钻孔小砾石、钻孔的鱼骨和刻沟的骨管等。它们是用带子串起来套在身上的。人体饰物形形色色，名目繁多，大体上可以分为发饰、头饰、耳饰、鼻饰、唇饰、颈饰、脚饰等等。人体饰物的配带，跟不同时代人们的发型、发式密切关联。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一般是将头发盘结成椎形，或结于额前，或结于背后，逢节日往往满插繁花。广西瑶族妇女发式因地而异，有头上插竹箭两根，约二尺长，分头发为两股，左右盘结，绕箭而上，又以纱巾覆盖，形关如蝶翼双立。有的则头戴竹箍，两端翘起，形状象牛角，再系以珠子丝绵扎紧。浙江东部一些地方的畲族妇女，头饰用竹筒制成，长三尺左右，外面包以红呢，嵌以银边，竹筒前后都钉有一个银牌，并挂上白色串珠。根据不同饰物，可以判断不同族群的生活习惯和特性，可以通过不同饰物的搭配、组合传递特定思想或文化信息。在这里，人体饰物不仅反映着原始人的喜怒哀乐，而且还把这种生活文化信息传播到族群每个成员当中，甚至传播到临近或敌对氏族群体之中，原始广告传播的功能也表现得较为强大，具有明显的广告“告知”功能。

根据以上材料不难看出，在原始社会及文明早期漫长的岁月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的不同人群，传递信息的方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靠肢体语言进行的，特别是一对众、群族对群族之间特定的、具有“告知”和“识别”功能信息的传递，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完成的。肢体语言在这里成为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广告传播媒介。

二借代物——广告信息传递的特定标记

原始人传递信息除了使用肢体语言外，更多的则是依靠现实世界的自然物来实现广告信息的传递。这些自然物，一种是自然界自然生成或存在的，如树木、岩石等，另一种虽然是人类创造的，但尚没有被有意识地专门用来当作广告媒介来使用，而是在传递信息过程中被借用了，如图画、绳索等。这种借代物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特定借代物，二是生活借代物。

1．特定借代物

(1)结绳。结绳记事是一种常见的原始信息传递方法，我国古代社会结绳记事的做法在史书中多有描述，《周易》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庄子》载：“昔者容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北史》也提到：“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结绳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应用广泛且年代久远。台湾高山族人记录约会日期，就按天数打若干绳结，每过一夜即解开一结。西藏珞巴人则是每过一天用刀割一结，直割到最后一结就表示到期，绳结解完表示赴约之日。云南独龙人单独出远门，往往要在腰间系一麻绳，走一天打一结以记录走出天数。瑶族在二人发生纠纷时常在头人面前获得裁决，其方法是，争执者各执一绳，谁诉说一理由即打一绳结，直至说完为止，绳结多者胜诉。在阶级社会里，结绳的传统也被商人继承下来，并在形制和用途上加以变化。在店铺、酒店肆、茶楼及行商的摊位上，各种各样的幌子或招牌，往往饰以各种饰片，用绳串缀，下缀幌绸、五彩条状织物、各种料珠或排穗，也有许多造型独特的幌子，由粗麻绳打结编织而成。在这里，绳节成为传递广告信息的新型媒介。

(2)刻木。刻木为另一种符号语言。史书上也曾记载我国各地刻木记事的历史事实，如《后汉书》载，“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以为信”，虽无文字，亦不敢违。《岭外代答》也载：“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云南腾越州志》也提到：“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用、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

刻木为记的习俗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则演变为官工的铭刻或名人商品的标记，即在所售商品上打上官工的名字或名人的名字。如果往前追溯，刻木甚至可以视为商品商标和标记广告的源头。

(3)狼烟。我国春秋时期，就有用火光烽烟传递军事警报的记载。秦始皇以后，在万里长城上每隔十里即筑一烽火台，用干燥的狼粪做燃料，点燃之后，火光烟雾腾空，可把紧急警报传到很远的地方。古诗“平沙落日大漠西，陇上明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之句，正是这种原始信息传递法应用的真实写照。这种传播媒介在古代社会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中也被使用，如在不同时期，都有夜行的商队、马帮“举火为号”的记载。

(4)鼓。原始的信息传递法既有作用于视觉的，也有作用于听觉的。作用于听觉的信息传递主要借助于音响传播工具来进行，其中以信号鼓最为常见。我国基诺族的牛皮木鼓，也是把一段粗树木的两端凿空，再缚以带毛的黄牛皮，悬在树上用木槌敲击，每逢年节，一听鼓声即男女老幼云集，唱歌跳舞。

(5)竹号。我国怒族在丧礼时用竹号传播信息，通过吹奏不同数量的竹号来向全村报丧。竹号的数目按死者的身份而增减：未婚死者吹一个竹号，已婚者吹两个，老人和首领吹五六个。部落成员闻讯随即赶到死者家里，送来鸡蛋吊唁。进入阶级社会，随着行商坐贾的分化，行商走街穿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吹、拉、弹唱等信息传播工具，如汉代商人就有吹箫卖贻糖的记载。

(6)音响器具。我国新石器时代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陶钟、陶埙，姜寨遗址的三孔陶埙都具有音乐发声作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声响广告的形态日益丰富多彩，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器物都有可能成为声响广告的传播媒介，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碗、盏、盆等，与娱乐相关的箫、琴、瑟、鼓、锣等，也成为了广告信息传递的工具。出于广告宣传的需要，许多商人还专门制作了表现行业特征的响器器物，比较典型的就有货郎的拨浪鼓，剃头理发者所用的镊叉，磨刀匠所使用的铜制拍板等。

特定借代物的广泛使用，说明广告传播的方法、途径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传播活动的频繁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人们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工具或物件更有效、更富有针对性地传递广告信息。媒介形态的丰富，使人类的广告传播在更宽泛的地域内进行，并传递着更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及商业信息。

2．生活借代物

(1)草标。也称之为草芥。本是自然生长之物，但当其插在所售或待售物品上时，便有了标识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小到日常生活用品，大到贫困人家因饥寒出卖儿女，均使用草芥。《水浒传》里曾多次提到草标，最为有名的是关于杨志卖刀的记载：“杨志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上市去卖。”这里的草标便具备了广告媒介的功能。

(2)谷穗、笊篱、柳条。多出现在乡村郊野的食店门前，随意挂在门前或栏栅上，不仅能起到标识作用，还能显示出店家的朴素、好客，小小的笊篱和柳条能马上拉近店家和顾客、商家和路人的距离，也是一种制作成本低廉但传播效果极佳的广告媒介。

(3)瓶瓢、草帚。草帚也称为“草刷儿”和“草杆儿”、“帚杆”。宋代以后，打破市坊限制后，店铺不仅可以开设在居民区内，而且集市、乡野均可以开设店铺进行经营。草帚作为广告标识多出现于酒肆茶楼，宋代文献资料对这些事物的记载较多，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中曾提及：“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为丈之。微者，随其高插大小，村店或挂瓶瓢、标帚杆。”

草帚作为广告标识，除了作为酿酒辅助工具的特殊性外，还有更深典故。主要取意为“扫愁帚”。宋人苏轼曾吟到：“要当立名字，未可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

这里的“扫愁帚”显然成为酒的别称。意为“借酒消愁”、“一醉解千愁”。所以用草帚作为酒店的标识幌，既形象又生动，还具有象征意义，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标记为数众多，多依附于店铺和行商的活动存在，使用范围基本上没有超出商人活动区域和狭隘的“市场”范围，由于经常使用和消费者约定俗成，反映着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和审美情趣，同时，也反映出媒介使用者或商家的群体智慧。但这一类广告媒介的普遍使用，也反映出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人们对广告媒介开发和利用的局限性。

三手工广告媒介——广告信息传递的行业标识

在古代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以我为主体创造性地传播精神文化信息，创造社会物质文化财富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对广告媒体的开发和运用反映了这一事实。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广告媒介，广告传播的影响力更大，进而成为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店铺广告媒介

店铺广告媒介是中国古代社会广告媒介的主要形态。包括饭店、酒肆茶楼、当铺、旅店门面及周边环境的广告形态，具体来说又分为数种最常见的情形。

(1)幌子。幌子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中最成熟的媒介形态之一。幌子往往以生动、直观的形制，鲜艳的色彩和独具魅力的民俗性给人以视觉上强烈的冲击力。幌子从构成看，比较讲究的有幌杆、幌架、幌挑、幌盖、幌体、幌座和幌坠等部分组成；从形体上看，有圆形、方形、三角形、菱形及不规则形；从传播的内容看，凡是与商业经营或商品服务相关的信息均有可能以幌子的形式出现；从制作材料看，则有布、绸、缎、棉、铜、铁、木等各种材质，不少幌子则由多种材料复合制成；从表现形式看，则又分为实物幌、模型幌、象征幌与特定标记幌等。

(2)招牌。招牌传播媒介的出现，也是和店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招牌的位置多出现在门面或门前，多以悬挂、镶嵌、砌筑的方式来设置。招牌作为广告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十分丰富，具体来说，一是书写店铺的名号、字号，如点心铺书写“老宝泰”、“晋阳豫”等；二是传达商家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特色，如招牌上书写“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三是反映行业牲和服务范围的词句，如“知味停车，闻香下马”等。招牌作为古代广告信息传播媒介，从其悬挂的位置来看，又分为不同的横额、竖招牌、挂板及店外冲天招牌等。

(3)垆。垆作为一种广告信息传播的媒体有其特殊性。垆原本是酒店门前温酒的土台子，为了照看所温之酒，垆旁边往往坐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一方面为了照应客人，另一方面也为了招徕顾客，妇人当垆在汉代已渐成风俗。《史记》曾载：“相如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当垆。”(《司马相如烈传》)因汉代初期官府允许民间卖酒和售酒，所以酒店门前多有酒垆。垆成为酒店的标识。

(4)彩楼、欢门。宋代开放市禁，民间宽阔门面的大店铺出现，就为彩楼、欢门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彩楼是指店铺的门面装璜，如《清明上河图》中孙羊正店的门首装饰，就属彩楼的一种。彩楼多根据店家的喜好专门设计，相对固定，独具风格。欢门广告则指店铺经营者和商家在节日或重要活动时临时搭建的门面装饰，常用彩色纸、帛装饰，因目的性较强，标识作用明显，也被视为古代的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宋代在门首搭建彩楼、欢门渐成时尚，《东京梦华录》曾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酒楼》)

(5)灯笼。灯笼作为广告传播媒介，始于五代。耐德翁在《都城纪胜》里曾载：“酒家事物，门设红权子绯缘帘贴金红纱栀子灯之类，旧传因五代郭高祖游幸汴京潘楼，至今成俗。”(《酒楼》)

灯笼一般悬挂在酒肆茶楼门首显著位置，上书“酒”、“茶”、“客栈”等字，十分醒目，在寒冷的夜晚也显得十分温馨。灯笼的形状因行业特点不同也有较大差别。如酒楼灯笼如酒瓮，还有圆形、椭圆形、宫灯型等形状。药铺则与葫芦相似。

店铺广告媒介使用，是行商坐贾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不同类型店铺广告媒介的使用，方便了商家与普通民众的信息交流，也使商业经营的行业特色更加突出；同时，广告媒介由于制作精良、外观漂亮，在美化人们生活方面也开始发挥巨大作用。

2．行商使用的广告媒介

行商坐贾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分化。坐贾守摊经营，行商则走街穿巷。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也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

(1)拨浪鼓。也称“货郎鼓”、“不郎鼓儿”。一般认为宋代开放市禁以后，货郎走街穿巷开始使用拨浪鼓。宋代李蒿在《货郎图》中就绘有拨浪鼓的形状。宋元明清时期，拨浪鼓是商人招徕顾客的主要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和拨浪鼓属同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还有锣、鼓、钹、铃、梆、板、盆、镊叉、木鱼、钉拐等，为不同行业的商人所使用。如元代卖糕饼的就敲木鱼，修鞋的则在货架上悬挂钉拐互相碰击发出声响来招徕顾客。(2)箫。东汉时期，箫就成为广告传播的媒介。唐宋时期，这种风俗便流传下来，到宋元时期则较普遍，主要是卖饴糖的小商小贩使用箫来传播商品信息。宋代诗人曾吟到：“草色引开盘马地，箫声催暖卖饧天。”(《寒食假中作》)形象地描述了商人用箫作广告宣传的情形。在中国古代社会，此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为数众多，较为典型的还有笛、唢呐、喇叭、口琴、哨等。

中国古代社会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主要分为吹、打、弹、拉四大类。各行各业的行商均有自己独特的声响工具，在中国古代广告信息传播中发挥巨大作用，并成为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略）

这些独具特色的广告媒介的使用，使中国古代广告传播活动从商业中心城市向周边农村地区扩展，从沿海商业中心向内地广大区域扩展，广告传播也打破区域传播的局限，在更宽泛的领域内开始发挥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商业进程和社会进步。

3．印刷广告媒介

伴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雕板印刷技术的发展，印刷媒介在广告信息传递方面开始发挥巨大作用。作为唐宋以后出现的新型广告媒介，其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在商家的经营活动中也日益丰富多彩起来。

(1)铜板印刷媒介。雕板印刷术的成熟，使得一种新型的广告媒介——广告铜板在北宋时期开始出现。最为典型的实物就是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济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这是一种商标和广告信息相结合的雕板印刷物。铜板宽125厘米，高13厘米，正面雕刻有“济南刘家针铺”的标识字样，画面中央雕刻“玉兔抱杵捣药”的图案。图案两旁有八字“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分列两旁。图案下方还有特别的广告宣传文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被视为是印刷广告中的典型代表。

(2)广告招贴画。广告画出现在南宋时期，采用纸质印刷。据史料记载，南宋时出现《眼药酸》杂剧印刷广告。画面内容是两个穿戏装之人位于画面中央，一人用手指眼，示意有眼病，另一人则手拿眼药水请他使用，广告表现类似今天的广告招贴，十分生动形象。

(3)书籍广告媒介。明清以后，雕板印刷术有了进一步发展，书坊刻书和印书渐成风气。为了宣传所印或所刻图书质量，书商开始在图书的前言或后记，甚至封面上做广告宣传，书籍本身除成为文化信息载体外，也成为新型的广告媒介。如明弘治年间的《奇妙全相西厢记》书尾就刊印了广告，广告词为：“本坊谨依经书重新绘图，参订编大字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此类广告形态随着图书印刷事业的不断发展日益普及。

(4)木板年画。清代木板年画十分盛行，年画铺遍及全国各地，广告年画成为新型广告媒体。如苏州桃花坞出土的“四时名点”广告年画中，绘有《失街亭》的戏文和插图，而这种年画又充当“四时名点”的包装装璜，具有鲜明的广告宣传功效。

作为手工制作物的广告媒介，多是商人在长期经商过程中，通过观察、积累，结合行业特点所创造、加工，并不断改进的新型信息传递形式。因为这些媒介多是伴随着商人的经商活动而产生，并成为商人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明显的行为标识作用。

[来源：史学月刊 作者：杨海军 2007年3月8日

http://newsblcueducn/detailaspid=12463]

现代部分：

传播媒介的发展既是人类社会文化事业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又是人类思维不断符号化的进程。从媒介发展史考察，出现过口头、手抄、印刷、电子、网络等形态的媒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媒介反映出不同时期的社会特点，这就是媒介本身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当然，新的媒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以前的媒介就必然被淘汰。正如高科技时代，民间传说、民歌等依然保留口头传播的方式，显示出不同地域、部落、民族的文化魅力，其间有个“文化滞留”的现象，即“经济现状、政府法规和政策、公共兴趣、文化习惯的影响等等，文化的技术或物质方面超越了整个社会控制和运用这种技术的能力。”[2]本文把以报刊为代表的印刷媒介，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和以数字化时代电脑网络为代表的第四媒体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其对文学观念、文本形式等方面的影响。事实上，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历时和共时的关系，在分析过程中将有所侧重。

二

1�近代报刊的崛起，催生并哺育了新文学，报刊是新文学得以广泛传播的载体，并决定其之后的发展演变。回顾历史可以说正是近代报刊媒介在中国社会历史性登场，成为了古典文学的终结者，中国文学才开始转型进入新的阶段——现代文学时代。以前，读者只是士大夫、读书人，到晚清，由于社会变革，更多的落魄文人、新式学生、职员、商贩等大众化的受众群体出现，不同阶层的受众需求开始得到满足。

2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文学的传播又发生了一场革命。电子媒介时代以视听感觉综合与延伸为特点，人们对文学的接受已由视听消遣方式代替了文本的阅读。它既不费力又不费时，便可以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曲折多变的故事情节中得到满足。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广播，把静态无声的文字变成动态有声的语言来传播，给人以全新的刺激和震撼。广播的传播方式给受众很大的自由度，繁忙的现代人可在伴随状态下，也就是一边做其他事，一边收听广播。**、电视把小说的文字变成已想象好的画面，直接奉献在受众的眼前，尤其是电视，与人时时相伴，有画面，有声音，有字幕与解说。不仅如此，还有电视散文、电视诗画等节目，既保留了文学作品文字上的优美，又带有情景上的想象。

现代电子媒介对传统阅读的文学观念构成了挑战。首先，它们是以一种复制形式生产文学的，它复活了被复制的对象。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式样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供人们一次性、不间断地欣赏。文本的本真性不存在，是复活者按照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进行复制活动。文学作品与读者保持神秘的、韵味无穷的个体性接触，也被复制技术改变了，人们阅读时的独处、沉静，享受着淳厚的美感愉悦，被声色震撼、感官冲击所取代。

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崭新一代的媒介正扑面而来，这就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网络。它可同时传递文字、声音、图像、数据等信息，囊括了传统媒介的一切表现形式，其特点为数字化、全球性、多媒体、实时性、交互式等。

　　我国古代马球起源分析

　　2004-03-09 01:13:00 李秀梅 章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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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马球起源问题的研究，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已经积累了一大批古代马球运动的资料，学者们对其研究也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但总起来分析，还没有确立一个共同的认识，这主要集中在马球运动的起源方面。

　　这里，我们结合国内外的文献记载和发现的有关文物资料，主要就古代马球运动起源问题的三种观点逐一分析，并提出我们的认识。

　　1．关于马球运动起源于波斯说。自向达、罗香林二位先生提出以后，不少研究者在经过一定的分析后，曾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其中尤以唐豪先生的分析较为充分。唐先生认为：第一，"现代马球之称为Polo，语源出于我国藏族，不是取名于波罗树。可证唐代拔汗那国的毬场（杜环《经行记》所载），并不与波罗林发生什么关系。"第二，在中国古代，"'打毯'这个名称，足早见于五世纪六十年代左右（隋唐以前）梁朝宗懔所著的《荆蓬岁时记》，根本不符合于罗香林所云'波斯原名为gui，唐人音译为毬'的说法"。也就是说，打毬一词出现于中国的唐代以前，并不是唐人据波斯语中的gui一词译来得①。

　　与马球运动起源于波斯说相近，郝更生先生在其1926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国体育概论》一书中，还提出了马球是经过波斯传到土耳其斯坦和西藏，然后在中国普遍流行起来的观点。他的主要根据是："900年前波斯一位作家记载，约在公元600年左右，和波斯萨珊王朝末代皇帝Khosrau Parwis结婚的一个基督教女子希莱恩，联合了许多贵族妇女和她配合，同'夏'的马球队进行了一场对抗赛"②。但是，由中国古籍《旧唐书》西戎传和《新唐书》西域传中有关波斯历史的记载看，能与Khosrau Parwis对音的是"卑路斯"。他是六八世纪之间的人物、并不是6世纪左右的人物。而这与中国汉魏时期出现的记载马球活动的《名都篇》已经相隔了5个世纪，因此这一结论也是说不通的③。

　　此外．据英国于1936年出版的有关著述记载，波斯马球竞赛被称为"Chaugan"，而其发音近似于中国古代"鞠杆"的方言④。"鞠杆"即是球仗，这一相近的对音字，也间接证明了波斯盛行的马球是受到了中国流行的马球活动的影响。

　　2．关于马球起源于吐蕃说。虽然首倡者阴法鲁先生从语音学着手，对向达、罗香林二先生所考证的"波罗波斯名为gui"之说提出了异议，并进一步考证出波斯语的gui字应是汉语毬字的音译。但他同时又根据波罗一词是出于英语的polo，亦即马球之意，而其发音又来源于藏语的"波郎"（Polon）或藏语的"氇氆"（Pulu），并由此推断马球运动最初应出现于吐著，至唐代初年传入中原并兴盛起来⑤。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波郎"，还是"氇氆"，在拉萨藏语中其实是对一切球和球形物体的统称。而拉萨地区的这一称呼则来源于西藏牧区的"扒啰"，扒指圆形物体，而扒啰系指用皮革制成的圆形物体，因此，仅据此推断马球运动起源于吐蕃地区，似有些牵强⑥。

　　3．关于马球起源于中原一带的观点。最初仅仅依据的是汉魏时期曹植《名都篇》中的记载。但由于证据乏力，又加之学者们对《名都篇》中"连骑击鞠壤"的"击鞠"有着不同的理解，所以，虽然对此观点附和者众多，但更需确凿的资料再加论证。

　　生活在公元六八世纪的唐代诗人蔡孚曾作《打毬篇》一诗。诗中写道："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合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佩文七宝毬。……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揪。……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自有长鸣须决胜，能驰迅足满先筹。薄暮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室晓垂旒。"⑦在这首诗中，所提到的"德阳宫"即是在汉末被董卓烧毁的东汉洛阳宫殿。而诗中描述的"德阳宫北苑东头"的马球场及"能驰迅足满先筹"、"薄暮汉宫愉乐罢"的马球竞赛，都是参考当时尚未佚佚的汉代旧籍的记载写成的。因此，由这一条资料可以看出，东汉时期已经流行马球运动，而且于宫中还修建了专用的马球场。

　　年在甘肃省敦煌市西北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的西汉中期的球形实物，对这一观点可以说是起到了一些旁证作用。目前，虽然对这类球形实物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根据报告的描述和我们在长城博物馆看到的实物，把其作为一只马球活动用球，应有一定的道理。

　　据元人熊梦祥的《析津志》载："一马前驰，掷大皮缝软毬子于地，群马争骤，各以长藤柄毯杖争接之"。这里的大皮缝软毬子，也就是牛皮马球，在牛皮里面填上一层毛发之类的物质，成为软球。也可能像古代日本那样是在木质球外包一层牛皮。在中国古代马球活动中，所用的马球有一种是外包皮，内置毛发等类的"软毬"。此外，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出现的马球的另一称呼"打毬"的毬字，在其构造上，"左旁由'毛丸"而来，所以从毛。这个毬字的右旁根据用球'招来'击和用杖'索取'击，所以从求"⑧。这也是早期马球活动曾用过"毛九"一类球的证据。

　　另外，在日本占籍《倭名类聚抄》一书中，为了说明"打球"的来源，于其"打毬"条下引"唐韵云：毛丸，打者也"⑨。"毛丸"就是用毛揉成的球，《太平御览》所引《风俗通》对此已有记述⑩。《风俗通》是东汉中平六年（189年）泰山太守应劭所编，这印证了至迟于东汉时期，"毛丸"就已应用于马球运动之中了。

　　从这些文献中对早期马球用球的描述，结合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发现的西汉中期的球形实物，其"内填丝绵，外用细麻绳和白绢搓成的绳捆扎成球形。"两者基本上是符合的。另外，发现的这件球形实物直径5．5厘米，与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马球的"球状小如拳"也基本上相符合。结合古代西北地区的军队中始终就有进行马球活动的习俗，将其推断为当时西北地区军中进行马球活动的一种简便用球。是有一定道理的。

　　由这一实物资料的发现，结合上述的文献记载，可以说，马球运动至迟于汉代就已流行在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黄河流域一带。无论在文献的记述上，还是在有关实物的发现上，其反映的流行时间均比波斯、吐蕃等地早。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马球自汉代始就开始出现于中原以至黄河流域，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成为了中国古代球类运动中主要的运动形式之一。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马球运动主要还是在北方地区流行的。

传统文化读物注重挖掘最具中华民族和地方特色的内容，产品追求“独有性、知识性、传承性”。地方特色读物如《天津城市历史地图集》、《天津历史风貌建筑》、《天津古文化街彩绘图册》、《蓟州风物志》、《津沽旧市相》、《天津地名文化》等；民族特色读物如《京剧形式特征》、《京剧剧目概览》、《梨园声韵学》、《中国传统民间工艺》、《中华古庙》等等。

根据龙纹的结体大致可分为爬行龙纹、卷龙纹、交龙纹、两头龙纹和双体龙纹几种。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表现为一爪的这样纹饰，又称为“夔纹”或“夔龙纹”。

一、求子愿望

　　纹饰“麒麟送子”题材很普遍地在浙江地区明清时期木雕床中出现，一般为一童子骑一麒麟上，麒麟作乘云状，表示送子而来。类似的题材出现还有“观音送子”，“状元及第”。金华、丽水、瞿州地区的架子床正面扶手处立板大多为“麒麟送子”题材，杭州、绍兴、嘉兴和湖州地区也多有出现，宁波、温州、台州也有出现，但不是很多。在浙江各地区还出现类似的求子题材纹饰，如“五子夺魁”（也叫“庆加冠”）、“连生贵子”、“多子多福”等等。当时民众对“子”的祈求非常普遍而且非常强烈，不仅要快生贵子，而且要体现“多”字。

木雕床的纹饰中很多种植物题材也具有求子的寓意，植物的结果或结子与人类之生子同为生物之繁衍，都代表了生生不息的精神。植物的结果或结子看起来更具有直观性，植物生长很快，且果实很多，正是这种超强的繁殖现象引起了当时人们的精神共振，并产生了崇拜心理。例如生活中常见的桃子，在《诗经·桃夭》中就被作为爱情、生殖、繁衍的隐喻载体，因此有“宜其家人”的“讨子”之意；板栗，俗称“栗子”，又与“利子”、“立子”谐音；柿子与“是子”谐音；石榴是多籽水果，与“多子”谐音；桂圆，俗称桂子，与“贵子”谐音。这些都是常出现在浙江各地区的床纹饰题材，是当时浙江地区民众期望早生贵子、多生儿子、子孙绵延风俗心理的生动体现。其他类似的题材如瓜、藤蔓、葡萄等，不一一而举。

　　求子心理与中国传统祖先崇拜心理有关系。“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郊特性》）祖先崇拜心理在儒家经典中被肯定。荀子认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⑴其祖先敬仰思想延续了远古的生殖崇拜思想。人们渴望血缘长流不断，子子孙孙无穷尽，并在延续根脉中希望获得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庇护，得到“送子”的恩赐。可见崇尚多子多孙是传统的生育观念传承的结果。浙江地区明清时期木雕床纹饰题材所体现的求子心理是原始祖先崇拜心理的演变的结果，也是传统儒文化心理的继承之呈现。

二、生殖愿望

　　明清时期，金华、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床纹饰花鸟题材普遍出现，多为鱼荷题材、雀梅题材、凤凰穿牡丹题材、鸳鸯戏水题材等等。花鸟题材床纹饰在衢州、丽水地区也有出现，但大都用单独鸟纹饰或花纹饰来表现；台州、温州地区则相对较少出现。此类花鸟题材通常有象征夫妻关系融洽、和睦、恩爱，也是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鸟，多形容男性生殖器；花，多形容富贵或女性特征，在民间文艺中还有被比喻作女性生殖器。鸟与花于同一题材中，往往表示男女之合。鱼和莲花题材也含有男女好合之意，民俗或民间文艺中常用“鱼水之欢”来形容男女之事。花鸟题材也体现欣欣向荣之景象，暗指新的事物将要开始。

　“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姌精，万物化生。”《易经》用自然阴阳关系赋予了天地的阴阳关系，使天地的关系感性化。古人常用天地的规律来认同人的自然性，肯定生生思想的重要作用。民间通常用同床共枕来形容夫妻的关系，生生题材于床纹饰中表现再适合不过了。

　　在中国男女之事被认为是生命出现的原因、事物生生不息的必然条件。在西方，认为男女之事乃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强调的是“姌精”的本能，而非生生之本能。（因此中国一些学者用纯粹的西方现代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民俗中的“生”，并且用“性”来解释，笔者认为不妥。）中国传统民俗艺术中的“性”题材通常是“隐性”的，并且为“生”所服务。生生思想在众多儒家典籍里都有体现，“儒家学者着力歌颂配偶关系是从哲学上肯定生生的前提，是为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不致毁灭所发出的呼吁。是为儒学思想之掌握社会不致无效所做出的努力。”因此生生不息的渴望、生命永恒的渴望才是民俗心理之真实反映。可以说浙江地区明清时期木雕床纹饰生殖题材不作“性”题材在民俗艺术中表现，也可以说其题材的反映具有非“性”心理。浙江地区明清时期的木雕床花鸟纹饰题材大都以物喻人，以事喻理，体现强烈的生生愿望。

三、祈福心理

　　在浙江地区明清时期木雕床纹饰题材中祈求生活美好幸福的题材比较广泛，最为常见的的就是福、禄、寿、喜、财五大题材，这五大愿望中又以福、禄、寿最为常见。五大题材在各地区都大量存在，经常以不同的面貌出现，虽反应同一愿望，但是手法有象征和隐寓。象征题材如用福、禄、寿、喜、财五位仙人的传统造型来表现，象征神仙赐福，此类题材在杭州、湖州、嘉兴地区出现比较多。还有例如用如意、寿桃、铜钱元宝、官帽或直接用文字的图案来表示，此类用约定熟成的物品来象征，工艺比较简洁成熟，在金华、衢州、丽水、温州和台州出现最多，其它各地区也都有出现。隐喻题材多用谐音的事物来表示，如蝙蝠来寓“福”，用鹿来寓“禄”，佛手与“福寿”。与此类似的吉祥祈福题材很多，在各地都有出现，如瑞兽、祥鸟、八仙、八宝、年年有余、加官进爵等等。

　　祈福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企望，希望吉祥富贵、升官发财、生命长寿等等。祈福的精神愿望是人类共同心理现象，浙江地区明清时期木雕床纹饰中的祈福思想大量出现，并且以丰富、鲜活的题材形式来表现，体现了纯正纯美的思想心理。虽然在床纹饰中也有辟邪题材的出现，但是“辟邪”非邪，而是避开邪！体现的是对祸害的避免之心理，祈求的是平安、健康和富贵等愿望。

四、龙之情意

　　浙江地区木雕床龙纹饰题材为当时人们所喜爱，从现存的明清民间木雕床来看，于明晚期、清早期浙江地区木雕床正面和围子经常雕饰龙纹饰，而清中期、后期及民国时期则多在非正面围子上雕饰龙纹饰，其纹饰有草龙纹、云龙纹、螭龙纹等。龙纹饰在浙江杭州、金华、嘉兴、湖州、衢州木雕床中出现比较多，在丽水、宁波、温州出现的较少。龙纹饰向来就为民众所喜爱必有其特殊原因。

　　龙纹饰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器皿中就有所发现，“龙”字在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有三十多种象形文字写法。可见龙纹饰在中华远古文明中就存在并确立了其概念。龙纹饰在中华文明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史，他的形象不管是民间还是宫廷都其重要的地位。从汉代开始，龙开始成为皇权的象征，它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并且作为一种权利崇拜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