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禅思想的形成发展及主要特点

一、“禅”的原文与主要含义

现一般认为，“禅”一词的梵语原文为“dhy⑥na”。从发音上看，这一词主要应来自古印度俗语，显然是一个音译词，而且是一个缩略了的音译词。原文译全了应为“禅那”。“禅”是把原文后面的一个元音“a”省略后译出的结果 参考镰田茂雄著、郑彭年中译本《简明中国佛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243页。。在汉文中，“禅”一词经常与“定”合用，称为“禅定”。“定”有时是上述“禅”的原文的意译，但多数情况是“定”另有一梵语原文“sam⑥dhi”。“禅”和“定”在古代和现代有时分开用，或有一定区分。但在一般情况下，二者多混用。一些佛教典籍中谈及二者的区别或关联，但说法并不完全一致。

《大智度论》卷第二八中说：“一切禅定亦名定，亦名三昧。四禅亦名禅，亦名定，亦名三昧。除四禅诸余定亦名定，亦名三昧，不名为禅。”据此来看，禅可以称为定，定却不一定都能称为禅。

《坛经·坐禅品》中说：“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外禅内定，是为禅定。” 曹溪原本（以下有关《坛经》的引文均用此本）。从这段话看，“禅”和“定”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却紧密相关，很难严格区分。在实际上，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禅”和“定”互相替代使用的情况都有，以其中一词代二词相连时意义的情况也有。本文中为叙述方便，对二者通常不严格区分。那么，“禅”的主要含义究竟是什么呢？为了便于把握，我们再举一些印中佛教文献中的说法来考察。

《长阿含经》卷八中在论述四禅时说：“复有四法，谓四禅。于是比丘除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入于初禅。灭有觉观，内信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入第二禅。离喜修舍念进自知身乐，诸圣所求，忆念舍乐，入第三禅。离苦乐行，先灭忧喜，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入第四禅。”在这里，禅主要是对人情感和意念的控制或抑制。

《妙法莲华经》卷四中提到：“文殊师利言：有娑竭罗龙王女，年始八岁，智慧利根，善知众生诸根行业，得陀罗尼，诸佛所说甚深秘藏，悉能受持，深入禅定，了达诸法。”从这段话看，禅或禅定是认识诸法的必要条件。

隋代慧远在《大乘义章》卷十三中说：“禅者，是其中国之言。此翻名为思惟修习，亦云功德丛林。思惟修者，从因立称，于定境界，审意筹虑，名曰思惟。思心渐进，说为修习，从克定名，思惟修寂。亦可此言，当体为名，禅定之心，正取所缘，名曰思惟。思心增进，说为修习。功德丛林者，从果为名，智慧神通，四无量等，是其功德，众德积聚，说为丛林，定能生之，因从果目，是故说为功德丛林。”在解释禅之前，慧远还提及了禅的其他几种名称，即定、三昧、正受、三摩提、奢摩他、解脱等。他对这些名称的来由也作了简要的说明。从这段话来看，禅主要是一种思维修习的方法，由它能产生智慧，产生神通，产生功德，获得解脱等。

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之一中在解释禅时说：“禅是天竺之语，具云禅那，中华翻为思惟修，亦名静虑，皆定慧之通称也。”在论述禅的种类时他说：“禅则有浅有深，阶级殊等。谓带异计欣上厌下而修者，是外道禅；正信因果，亦以欣厌而修者，是凡夫禅；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禅；悟我法二空所显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禅。若顿悟自心，本来清净，元无烦恼，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禅，亦名如来清净禅，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习，自然渐得百千三昧。达摩门下，展转相传者，是此禅也。达摩未到，古来诸家所解，皆是前四禅八定。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这段话对禅的种类作了系统划分，提出了外道禅、凡夫禅、小乘禅、大乘禅、最上乘禅的概念。

但对禅的划分还有不同的说法，如天台宗的智顗在《妙法莲华经玄义》卷四上中说：“定圣行者略为三：一世间禅，二出世禅，三上上禅。”在这里，禅主要又被分为了三种，禅被说成了是“定圣行者”。

对禅的解释或种类划分在印中佛典中还能举出许多。综合这些佛典中的主要部分的叙述以及印度与中国禅思想的实际情况，大致可以对禅的主要含义作这样的归纳或概括：

禅主要是人的一种精神修持方法，是信奉者的一种体悟真理或最高实在的方法，是其摆脱外界干扰，保持内心平静的方法，是其明心见性的方法，是其思维修炼的方法，是其获得神通，获得功德，获得智慧，获得解脱的方法。禅有不同层次或等级。禅主要是佛教内的，也有佛教外的。

这样来归纳或概括恐怕较为抽象，以下我们结合印度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具体考察。

二、禅思想在印度的形成和主要特点

“禅”在佛教中极为盛行，在中国发展极为迅速。但作为一种精神修持的方法，它最初产生于印度。而且其思想渊源应追溯到佛教产生之前的印度其他宗教。如上所述，禅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摆脱外界干扰，保持内心平静。这和印度历史上的瑜伽修行有很大关联。而瑜伽修行在佛教产生前的印度已存在很长时间了，印度具有瑜伽修行的宗教派别很多，佛教仅是其中之一。由于瑜伽修行的许多内容与禅的修持内容相同，还由于瑜伽修行的最初内容在印度比佛教产生早，因此，印度古代瑜伽中的不少成分实际上是佛教中禅的最初形态。这样，佛教中禅的思想来源就应到瑜伽中去寻找。

据考古发掘证明，瑜伽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就存在，在印度河文明遗址考古发掘的物品中，一些印章的神象上就有瑜伽修行的坐法 参考金仓圆照：《印度哲学史》，平乐寺书店，1963年，117页。。印度的许多古老的文献典籍，如奥义书、史诗《摩诃婆罗多》等中都提到过瑜伽。在较早的奥义书中，就已提到了作为瑜伽重要内容的“静虑” （dhy⑥na，定）。如《歌者奥义书》（Ch⑥ndogya Up）中曾用“静虑”来形容比喻天地山水等的静止不动状态，还提到静虑大于心，小于识 参见《歌者奥义书》7，6，1～2。。《鹧鸪氏奥义书》（Taittir]ya Up）明确提到了“瑜伽” （yoga）一词。该奥义书中则把瑜伽与信仰、真实等相提并论 参见《鹧鸪氏奥义书》2，4，1。。《迦塔奥义书》（Kawha Up）中则把感觉器官的认识功能的不起、意识的安宁等精神状态看作瑜伽 参见《迦塔奥义书》2，6。。《慈氏奥义书》（Maitr] Up）则称瑜伽为：统一呼吸、心及感觉器官，漠视一切存在现象 参见《慈氏奥义书》6，25。。《慈氏奥义书》还对瑜伽作了具体分类，认为瑜伽有六种，即：调息、制感、静虑、执持、观慧、三昧 参见《慈氏奥义书》6，18。。此外，大量奥义书中提到的对最高实在梵的体悟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属于瑜伽的禅定或冥想。奥义书中的这些关于瑜伽修行的内容，主要反映了早于佛教而产生的婆罗门教的宗教修行方面的理论。它谈的主要是保持人的内心的平静，控制人的感觉器官的活动，不受外界干扰，甚至达到观慧和精神凝定的状态。这些与佛教的禅或禅定的内容是一致的。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关于瑜伽的材料也非常丰富，它有关于精神修炼方面的内容，如其中提到了静虑、执持、观慧、三昧等瑜伽修行的禅定阶段，也有关于瑜伽修行所产生的神通力，如提到了微细、轻妙、遍满、远到、随所欲、支配、尊胜、通贯等具体的神通力的种类。参见木村泰贤：《印度六派哲学》，丙午出版社，1919年，243～247页。这些在佛教禅思想的发展中都能找到相应或相近的内容。

印度婆罗门教哲学中的瑜伽派的基本经典《瑜伽经》是印度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论述瑜伽修行的经典。它收集整理了先前分散的瑜伽修行的内容，在理论上作了系统的概括和归纳。《瑜伽经》对“瑜伽”下了定义，认为 “瑜伽是对心作用的抑制”。参见《瑜伽经》1，2。《瑜伽经》还对三昧的种类进行了划分（论及了有想三昧、无想三昧、有种三昧、无种三昧、有寻等至、无寻等至、有伺等至、无伺等至等） 参见《瑜伽经》1，17～51。在这些种类中，有些在内容上是重合的。，提出了瑜伽的八支行法（禁制、劝制、坐法、调息、制感、执持、静虑、等持）参见《瑜伽经》2，29～55；3，1～8。，描述了瑜伽神通力的主要种类，指明了通过瑜伽修行和智慧达到解脱的途径。《瑜伽经》的许多内容与佛教的禅或禅定有着惊人的相似。

上述这些奥义书、史诗及《瑜伽经》中的关于禅或禅定的内容，与佛教禅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两方面有着重要的关联。

从佛教禅思想的形成方面来说，影响大的主要是奥义书。现存奥义书中有一部分是在佛教产生之前出现的，如前面提到的《歌者奥义书》和《鹧鸪氏奥义书》中的主要内容形成于佛教出现之前，大致在公元前800～500年之间参考金仓圆照著（前引书），25～26页。，因而可以说其中的有关静虑（定）或其他的瑜伽修行方面的成分会对早期佛教禅思想的形成有影响。关于史诗的年代，因为它的早出部分和晚出部分时间跨度很长，现很难给出具体时间，但较早的部分中也不能排除对早期佛教禅思想形成影响的可能性。

从佛教禅思想的发展方面来说，晚出的奥义书、史诗和《瑜伽经》应该说都起了重要作用。因为从时间上看，佛教与晚出的奥义书、史诗在禅思想方面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吸收，很难说哪个就一定只是源，或只是流。《瑜伽经》的最初部分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50年左右形成的，而现存《瑜伽经》则约在公元300～500年之间定型参见姚卫群：《印度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53页。。因而它和佛教在禅思想方面也应是一种互相借鉴吸收的关系。实际上，《瑜伽经》卷四中借鉴吸收了不少佛教的内容，而《瑜伽经》前三卷中的关于三昧和瑜伽修习方法等的一些内容也可能被佛教所吸收详见姚卫群：《钵颠阇利与〈瑜伽经〉》，《南亚研究》，1991年第4期。。

就印度佛教本身来看，禅思想自该教产生时起就成为该教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原始佛教最初的教理中，有所谓“八正道”的理论，而这八正道之一的“正定”，说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正定”是佛弟子在学习佛教基本教理，追求解脱过程中的一种必有的心态，修行者要摄止住自己的心作用，要“不乱不散”。在论述早期佛教的禅定时通常举出所谓“四禅”还有所谓“四禅八定”之说。即属于色界的“四禅”加上属于无色界的“四无色定”（ 空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 关于“四禅”，根据《杂阿含经》卷十七中的说明，意思是要逐步控制人的感觉、情感、思想等，也就是控制人的心作用。这样实际上也就是达到了八正道中说的“不乱不散”的状态。这与奥义书和《瑜伽经》中的瑜伽修持观念是类似的。

除了“正定”或“四禅”之外，早期佛教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涉及禅定的概念，如“三解脱门”和“四无量心”等。三解脱门指空（体悟事物的空性）、无相（不执著于事物的假相）、无愿（无所愿求）。四无量心指慈（给众生快乐）、悲（除众生痛苦）、喜（见众生快乐而喜）、舍（舍弃错误观念）。在这两组概念中，三解脱门明显是属于禅定自身的内容三解脱门亦称三三昧。，因为空在早期佛教里主要指的就是“空定”；无相就是禅定中的离相；无愿是一种不动心的态度。这三者实际很难严格区分，它们密切相关，都是禅定范围内的东西。四无量心主要是为进入禅定所作的准备性工作或修行者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这和《瑜伽经》里八支行法中的前两支有些类似，它要表明的是：若要作瑜伽或入禅定，必须遵守一些起码的行为准则或道德要求，如果对众生充满仇恨，对事物充满了贪婪或无知，就无法达到修持目的。

早期佛教的禅思想促使佛教教义里三个主要部分（戒、定、慧）中定学的形成。印度后来的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都在不同程度上保存了早期佛教中所形成的这方面的内容。但在佛教的发展中，禅思想的一个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和佛教的其他学说密切结合，特别是注重把禅定与对事物的实相或最高实在的体悟结合起来。而且，在佛教中，逐步把对事物的实相或最高实在的体悟看成是最高层次的禅的境界。这种趋势在大乘佛教中表现得较为突出这种趋势一方面与大乘佛教的理论特点或发展趋势有关，另一方面与婆罗门教哲学的影响也有关。婆罗门教哲学的主流思想也是把对最高实在的体悟看成是最高层次的冥想。。

大乘佛教也有自己的定学，这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大乘所强调的所谓“六度”中的“禅那波罗蜜”上。禅那波罗蜜自然也有与小乘定学相同的内容，但二者也有差别。在小乘中，定学要求修行者思虑集中，彻底摆脱世间凡尘的种种杂念烦恼，认为修这种禅定能产生最佳的宗教修行效果，绝对肯定这种禅定的意义。但在大乘佛教中，受大乘总的理论指导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受初期大乘佛教及中观派的“无所得”观念和“中道”思想的影响，大乘对禅定的看法与小乘有一些不同。如在般若类经中，大乘佛教论述禅时说：“菩萨摩诃萨行禅那波罗蜜时，应萨婆若心，于禅不味不著，……于一切法无所依止，亦不随禅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四，《大正藏》卷八，246a。还说：“菩萨摩诃萨以应萨婆若心，自以方便入诸禅，不随禅生，亦教他令入诸禅，以无所得故，是名菩萨摩诃萨禅那波罗蜜。”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五，《大正藏》卷八，250a。 显然，在大乘佛教看来，对一切东西都不能执著，因为事物都是“无所得”的，禅也不例外，也不能执著，不能把修禅绝对化，而且修禅也不能像一些小乘佛教那样要求绝对与外部事物分离。

大乘佛教的这种对待禅的态度与其关于世间和涅盘关系的理论等有关。龙树在《大智度论》中说：“一切世间法中皆有涅盘性。” 《大智度论》卷三二，《大正藏》卷二五，298b。这也就是说，不能通过完全脱离世间来达到佛教的解脱。这类理论对大乘佛教的禅观念是有影响的。既然不能通过完全脱离世间来达到佛教的解脱，那么也就不能通过绝对化地“离相”来获得最高层次的禅的境界。

大乘佛教发展到瑜伽行派时更为重视禅定，此派禅定的内容较先前的佛教禅思想有很大变化，更为丰富，更为复杂。瑜伽行派的理论实际上是止观并重，把本派的禅定方面的学说与其关于诸法本质的理论密切结合在一起。此派的主要著作《瑜伽师地论》有五部分（本地分、摄决择分、摄释分、摄异门分、摄事分），其中的本地分论述了瑜伽禅观的境界，即所谓十七地，包括五识相应地、意地、有寻有伺地、无寻唯伺地、无寻无伺地、三摩呬多地、非三摩呬多地、有心地、无心地、闻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有余依地、无余依地。其余几部分对十七地中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通过这种探讨展示了瑜伽行派对诸法的基本看法。因此，瑜伽行派的禅观是一种思辨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它与此派的其他学说是融为一体的。

密教对禅定的重视体现在其关于瑜伽的理论上，密教吸收了瑜伽行派等大乘佛教的不少思想，认为瑜伽就是通过传统的调息、制感、摄心等手法使自己与最高实在（或事物的实相，或佛性，或本尊佛等）相应。《大日经》等密教经典中提到有相瑜伽（有相法）和无相瑜伽（无相法），前者将有形相者作为禅定或专注对象，后者将无形相者（事物的本质或心真实等）作为禅定或专注对象。密教认为无相瑜伽是深奥的，高级的，而有相瑜伽是为劣慧之人所说的《大日经》卷七：“甚深无相法，劣慧所不堪，为应彼等故，兼存有相说。”《大正藏》卷十八，188a。但也有一些文献中提到密教对“有相”有“浅略之有相”和“深秘之有相”两种区分。参见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2436～2437页。。

总之，禅思想在印度一直伴随着佛教的发展而发展。在原始佛教中，在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中，在印度佛教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中，都存在着禅思想。甚至在印度佛教外的一些主要宗教中，相当于禅思想的宗教修持也相当发达在婆罗门教或印度教中，甚至形成了专门弘扬这方面内容的瑜伽派。。只是在印度佛教中，没有形成一个专门以禅思想为主要弘扬内容的佛教流派或宗派。但在佛教传入中国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三、禅思想在中国的变化和主要特点

佛教的禅思想传入中国后，一开始并没有立即形成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禅宗形成后，中国的禅思想则主要表现为禅宗的发展。

禅宗的形成按照该宗自己的一些法系传承的说法，有许多祖师。禅宗的分派主要是在慧能时期，但在道信时期，就已形成了一个支派。一些资料主要是刘禹锡的《融大师新塔记》（《全唐文》卷六○六）及宗密的《禅门师资承袭图》等的记述。记述说，道信的一个弟子法融创立牛头宗。此宗后来影响极小，在唐末时湮没无闻。弘忍的弟子众多，其中最著名的是慧能和神秀。这两人分别成为禅宗里的两个派别--南宗和北宗的代表人物。禅宗在后来有较大发展的主要是南宗。而南宗后来又先后形成三个系统，即：菏泽神会系统、南岳怀让系统、青原行思系统。在晚唐五代时期，禅宗从南岳系统和青原系统分化出五个支派，称为禅宗的“五家”，即：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在这“五家”中，沩仰宗和临济宗产生于南岳系统，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产生于青原系统。。禅宗的“五家”到宋代时沩仰宗衰亡，其余各家都有发展。其中的临济宗则分出两个支派：一是黄龙宗（派），另一是杨岐宗（派）。这两宗与原来的“五家”被称为禅宗的“五家七宗”。若从东土初祖菩提达摩算起，禅宗在南北朝时期就形成了。但实际上，禅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形成一个有较大影响的宗派是在唐朝之后（特别是在慧能之后）。在此之前，禅思想还是没有形成较大的宗派规模。

禅思想传入中国最初主要是通过翻译一些论述这方面理论的佛典实现的。较早翻译成汉文的这方面的主要佛典这些经典许多没有流传下来，但据当时或后来曾见过该典的人的相关介绍（经序等）可知其主要内容。，有安世高译的《安般守意经》、大小《十二门经》，支娄迦谶译的《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这些经典属于小乘方面，主要叙述的是印度禅思想中的制感、调息以及控制心作用等内容的成分，具体有“四禅”、“四无色定”、“四无量心”等。属于大乘方面的主要叙述的是对佛的冥想，以及通过对大乘佛教根本观念体悟而达到禅的境界等内容，具体有“佛现前定”、“一切事竟定”等参考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6～16页。。总的来说，引入的思想主要是印度佛教中的一些禅的基本内容。

未完接着看网址。

一、如果没详读过四书，那么建议花点时间通读四书，特别是大学、中庸。论语选杨伯峻注的。

二、古人讲求以人为鉴、以史为鉴，因此推荐读《史纪》、《资治通鉴》这样的书，如果觉得太大部头了，可以挑其中精彩的章节看。比如，贾谊、董仲舒的奏章；赵充国与汉宣帝论平羌和用兵；唐太宗与群臣之间的语录；唐德宗期间陆贽的奏折……这些文章都充满了人生和政治智慧。

三、随便再推荐几本书给你吧

1、传习录，王阳明的著作。

2、曾胡治兵语录，蔡锷选编曾国藩、胡林翼的语录。

3、六祖坛经，禅宗六祖慧能说法的语录。

4、东周列国志（如果你没看过的话，这本最浅显）

5、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对中国历史快速入门书籍）

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王阳明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他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其心学思想受到禅宗的深远影响。通过考察王阳明与禅宗的关系，能看出儒释合流对中国文化的塑造之功。

一

阳明一生学术多变，早年曾执意于释道，思想中融入了诸多禅道内容。王阳明在《传习录·上》中交代：“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为不足学。”在其很小的时候就对佛道两家抱有极大的热情和兴趣，谓儒不足学。此外在《王文成公全书》卷九《谏迎佛疏》中，王阳明也曾说到“臣亦切尝学佛，最所尊信，自谓悟得其蕴奥”。在《传习录》中处处可见禅宗式的智慧，其中记载了王阳明与友人讨论深山花树自开自落是否与心相关的话题，“你未看此花，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段类似禅宗的偈语与六祖慧能所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非常类似。

王阳明著名的“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亦从《坛经·定慧第四》中的“定慧一体，不是二”脱胎而来。“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个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不善的念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的宗旨……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坛经·般若品第二》：“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主张心口相应。在《坛经·定惠品第四》中言：“定惠一体，不是二。定是惠体，惠是定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强调体用不二。王阳明也说“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①]二者甚相契合。

二

王阳明生平另一重要思想为“致良知”。王阳明在《寄正宪男手墨二卷》说过：“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②]“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③]，世间万物都是具有良知的，良知就是主体作为人而异于禽兽的自我认同感，“致良知”就是推己及人。“致知”二字原本出自《大学》，而王阳明却把它称作“圣教的正法眼藏”、“学者究竟的话头”。用禅宗语言“正法眼藏”、“话头”等语形容“致良知”，可见他对禅语的偏爱。《坛经·般若第二》宣扬“愚人忽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王阳明也主张“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启问道通书》）

据黄绾记载，阳明曾以《坛经》为教材，“令看六祖《坛经》，会其本来无物，不思善，不思恶，见本来面目，为直超上乘，以为合于良知之至极。”[④]所以思想中不乏《坛经》精髓，同时在“良知”学说上与《坛经》相契合之处甚多。

《坛经·行由品第一》中记载惠能：“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⑤]惠明言下大悟，如人饮水，冷暧自知。此处指既不力持趋善也不心存避恶，唯任其自然，内观心之本体。阳明弟子陆澄（字原静）视作不睹不闻、无思无虑的一种状态，在此前提下做体认和修养的工夫，便能达到宁静自在的境界。王阳明在《答陆原静书》对此有所修正：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今既认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说矣。“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之患。……欲求宁静，欲念无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宁静。良知只是一个良知，而善恶自辨，更有何善何恶可思？良知之体本自宁静，今却又添一个求宁静;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个欲无生;非独圣门致知之功不如此，虽佛氏之学亦未如此将迎意必也。[⑥]

按照王阳明的理解，佛教的“本来面目”就是“良知”。而“致良知”之功即佛教之“常惺惺”[⑦]。而他所强调的“这良知人人皆有”和“人人皆有佛性”是相通的。“不思善不思恶”是指排除一切思想欲念的功夫，以体认本来佛性，使本体还原本来面目。“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这里的本体很同于禅宗的“本来面目”，而这种良知是不假外求的。

只不过阳明在此次对佛禅之自私自利进行了批驳，认为在“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的工夫，已染“思善”之嫌；佛禅之求宁静、念无生，已患“自私自利”之病。同样在《答陆原静书》中，阳明还把“致良知”和禅宗的明镜之喻联系了起来：

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皎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无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明镜之应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是无所住处。[⑧]

“无所住而生其心”源自《金刚经》：“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能做到不执着于外事，时时注意心灵的清净，就能契悟佛性。阳明所要阐发的也正是此意，只有在“致良知”上下工夫，使心无所执着，才能使良知“皎如明镜”。也说明良知本体无妍无媸，无善无恶，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据《坛经·行由品第一》载，五祖弘忍为六祖慧能说《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慧能一时大悟，乃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五祖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慧能重视文句简单，透彻发挥无相、无住思想的《金刚经》，提倡单刀直入的顿教，强调众生若证见自我本性，就获得解脱成就佛果了。

此外，禅宗之“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被王阳明吸收后也组成了其哲学体系最重要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尤其具有禅偈之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尤如佛家所说的非善非恶，常寂常应的佛性。心学和禅学在讨论到最高的本体（儒曰心，良知，佛日佛性，真如）之时，都认为这本体在没有展开之前，是寂然不动的，是无恶无善的。阳明以禅之“本来面目”喻儒之良知这一“援儒入佛”的做法其实在本质上是有共通性的，阳明弟子胡宗宪（1512-1565）指出：“良知皆实理，致知皆实学，固非堕于空灵，一与事物无干涉，如禅家者流也。然‘明心见性’与先生‘致良知’之说亦略相似，若认错本旨，则高者必以虚寂为务，而离形厌事；卑者则认知觉为性，而自信自便。此则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非先生立教之本旨矣。”[⑨]陈来先生认为：“阳明所有关于无善无恶的思想可以归结为《金刚经》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以及《坛经》的‘无念、无相、无住’”[⑩]这些都看到了阳明学说与禅的紧密关系。

禅宗以顿悟为特色，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无迹可循。王明阳“致良知”说是心学成熟的重要表征，与以《六祖坛经》为代表的禅宗正统基本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刘宗周认为“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这也道出了阳明之学与禅宗的亲密关系。

三

释氏学说在人的心性修炼方面的阐释，较早期儒家经典要更为详尽系统，因此，理学在这方面对释氏学说有所借鉴，但是不同儒家学者对于释氏学说的批判力度也是不同的，这很容易理解。阳明先生对于释氏学说虽有批评，但口气相当缓和，认为释氏学说和圣人之学仅“毫厘之差”，这毫厘就在于释氏以虚无主义为根本宗旨，但是其修行方法和对于成佛的坚定信念是值得借鉴的。王阳明明确表示：“释氏之学，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为异者，惟在于几微毫厘之间而已。亦何必讳于其同，而遂不敢以言；扭于其异，而遂不以察之乎？”[11]他认为佛禅中存在着极其有价值的思想，具有可通性，可能且应该为儒学借鉴。从而有利于开创新的理路，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阳明在建构“致良知”说的过程中充分吸收佛禅话语及思辨方式为我所用，足见其学术思想与佛禅之紧密关联。

而阳明心学体系之建立确实有从佛学（尤其是禅与华严）借用资源的痕迹，以致于有“阳明禅”之称，与王阳明同代学者陈建（1497-1567年）则直呼“阳明禅”，云：“阳明一生讲学，只是尊信达摩、慧能，只是欲合三教为一，无他伎俩”，“愚谓阳明亦一部禅矣”[12]，其口气多有不尊重之意，毕竟陈建完全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此进行批评。理学家刘宗周（1578-1645年）云：“古之为儒者，孔孟而已矣，一传而为程朱，再传而为阳明子。人或以为近于禅，即古之为佛者释迦而已矣，一变而为五宗禅，再变而为阳明禅。”[13]李光地亦说：“陆子静、王阳明禅师也。”[14]后来的学者也多从这方面来论及阳明学说与禅之关系。不可否认的是，王阳明从小深受佛家尤其是禅宗影响，在其学问中处处体现出痕迹。王阳明求诸老释，然后领悟到圣人之道，自己本性俱足，无需向外求取的思想，其实是典型的佛门顿悟，是禅宗最大的特征。在贵州躲避追杀，龙场悟道，都和惠能经历相似，龙场悟道“得之天启”，虽然作为儒学正统，不方便将自己纳入禅家一派，但是其所受的思想是丝毫难以抹灭的。

禅意还表现在王阳明的诗中：“一窍谁将混沌开，千年样子道州来；须知太极原无极，始信心非明镜台；始信心非明镜台，须知明镜亦尘埃；人人有个圆圈在，莫向蒲团坐死灰。”诗中“心非明镜台”一句，典出《坛经》惠能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说的是“心性本体”。诗中的“明镜亦尘埃”，出于《坛经》神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说的是渐修功夫。诗中“圆圈”以喻良知，“蒲团”以喻坐禅。全诗强调良知人人见在，不假修持。而不假修持，正是禅宗精义。在生活习性上，王阳明一些主张也和禅宗相接。如他说“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别诸生》），这里类似于禅家“神通与妙用，运水及搬柴”；他还说：“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传习录拾遗》第十四），这也是罕见的鼓励为商，这和禅宗“作务即禅修”的主旨精神是相通的。

方立天先生曾说：“理学家朱熹曾指责心学‘全是禅学’，这指责虽带有明显的夸张色彩，但如果没有禅学的充分发展和长期流传，没有禅宗提供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没有禅宗创造的学术风气和文化氛围，似乎较难形成特定的陆王心学，或者心学的面貌将有所不同，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没有禅宗就没有心学”[15]这话是很中肯的，没有禅宗就没有心学。不仅如此，他还将儒、佛、道的关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唐虞之时（三间屋舍），原是本有家当，巢许辈皆其守舍之人。及之后世，圣学做主不起，反守其中一间，将左右两间甘心让于二氏。及吾儒之学日衰，二氏之学日炽，甘心自谓不如，反欲假借存活，泊其后来，连其中一间，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势，反将从而归依之，渐至失其家业而不自觉。”这样的比喻也使得“三教合一之说，莫盛于阳明之门”，阳明之后学积极推动儒释合流，使得晚明佛教复兴。

王阳明作为中国历史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禅宗对其学说的形成功不可没。其“知行合一”、“致良知”学说利用禅宗语汇对禅宗思想进行吸收，其心性本体论更是吸收了禅宗本性论的思维而建构的，其“致良知”吸收了禅宗定慧不二的修行理论，突出了智慧在修养功夫中的决定作用，这一切都构筑起其“心学”理论体系；而“阳明禅”的传播发展更突显出禅宗与儒家文化的汇融，对佛教的复兴功莫大焉。

[①]《全书》卷三《传习录》中。

[②]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90页。

[③]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

[④]黄绾：《明道编》卷1，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⑤]“本来面目”在《坛经》里最早出现于惠昕本，后来契嵩本亦有。

[⑥]（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5—76页。

[⑦]佛教语，指头脑经常或长久保持清醒以保持佛性。如清代戴震《答彭进士允初书》有：“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功夫，大略相似。”

[⑧]（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9页。

[⑨]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1769页。

[⑩]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8页。

[11]（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32页。

[12]《学蔀通辨》卷9《续编》下《理》，《续修四库全书》子部939册。

[13]《刘蕺山集》卷7《答胡嵩高朱绵之张奠夫诸生》。

[14]李光地：《榕村语录》卷18，中华书局1995年版。

[15]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6页。

从藏经洞中出土的文献约在五万件以上,其中百分之九十左右是佛教典籍,还有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其他宗教的典籍,以及官府文书、四部书、社会等。

宗教典籍，还原敦煌早期宗教历史面貌。

敦煌遗书的年代上下跨越近千年，其间，更替变换的10多个朝代的文献都有所保存，成为研究各个朝代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其主要部分，更是传统文献宝库中所佚缺者，价值尤为珍贵。

宗教文献以佛教的经、律、论即“三藏”以及佛经目录为主，其中大多有传世本，也有一些未曾传世的佛教文献。

扩展资料：

《四分律初分》抄写于西凉建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417年1月30日)，是敦煌遗书中有明确纪年的早期写卷之一，也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纪年的最早一卷。本卷抄写于酒泉，后流传到敦煌，最终封存于藏经洞，是丝绸之路上佛教传播的见证，在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敦煌遗书写卷，绝大部分用笔抄写，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北魏时期的敦煌还成立了一个官方写经机构，它们的尺幅形式、所用纸张、用笔风格、格式规范、卷末题记都基本一致，可视为北魏官方抄经的标准品。

到了隋唐时期，唐朝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为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丝绸之路更加繁荣。

唐咸亨至仪凤年间(670-679)，武则天也曾动用官方力量，抄写《妙法莲华经》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各三千部，为亡母杨氏祈福。这批写经书法精严腴润，装帧考究，为唐代写经中的上品。

在宗教典籍中，敦煌遗书也保存了不少关于三阶教、敦煌禅宗和道教典籍，可据以还原敦煌早期宗教历史的面貌。

人民网--艺术收藏--敦煌藏经洞里藏了哪些珍品遗书

曾为梅花醉不归，佳人挽袖乞新词。轻红遍写鸳鸯带，浓碧争斟翡翠卮。人已老，事皆非，花前不饮泪沾衣。如今但欲关门睡，一任梅花作雪飞。

　　——朱敦儒：《鹧鸪天》

　　朱敦儒（１０８１—１１５９），字希真，号岩壑，洛阳人，人称岩壑老人、洛阳遗民、伊川老人、洛川先生、少室山人等。今存词约二百五十首，属南渡时期词人存词之冠，宋代即有“词俊”之称，成为“洛中八俊”①之一。历来评论者多注意到了朱敦儒《鹧鸪天·我是清都山水郎》等词，但对于这首《鹧鸪天》却不曾有人关注，笔者认为这首词不仅结构独特，而且思想深刻，颇有欣赏与玩味的必要。

　　先来看它的结构艺术。词之为体，比较突出的特征之一是他的分段式体式，除少数单片词外，一首词分上下两片者最为常见，这种体式的结构方式可分为三类：山断云连式、异峰突起式、骏马下坡式，其中前两类吻合词体分片式体式，上下片内容有所转换；而骏马下坡式则打破上下片的限制，一气呵成，朱词即属此类。乍一看来，朱词不过在言今昔对比，仔细读来，它不光是今昔对比，而是三度对比：过去，后来，现在。也可以推想，后者正是从前者发展而来。词史上，言今昔对比的词篇非常多，出现也甚早，如唐代刘禹锡的《杨柳枝》：“花萼楼前初种时，美人楼上斗腰肢。如今抛掷长街里，露叶如啼欲恨谁”，这是单片词作，双片词言今昔对比者如柳永的不少词上片言如今之羁旅穷愁，下片言当年之两情相悦，即属此类。但言三度对比者词史上就不多了，不过出现也比较早，如五代韦庄的《荷 叶杯》：“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再如北宋晁补之的《蓦山溪》：“凤凰山下，东畔青苔院。记得当初个，与玉人，幽欢小宴。黄昏风雨，人散不归家，帘旌卷。灯火颤。惊拥娇羞面。别来憔悴，偏我愁无限。歌酒情都减，也不独，朱颜改变。如今桃李，湖上泛舟时，青天晚。青山远。愿见无由见。”这两首词与朱词结构已基本相同，均为三度对比，先言过去之相识相恋，次言别来之相思相忆，最后归结为如今之无法再相见，内容安排上打破了词的上下片体式，比较独特，但与朱词相比，便觉稍逊一筹，原因即在于朱词以“梅花”为参照物，将三幅图画串联起来，颇具特色。第一幅：梅花盛开时节，清狂少年有佳人相伴，于歌场中狂欢醉舞。第二幅：年过半百之人，饱经风霜，感慨万千，欲语无言，只能面对梅花默默流泪。第三幅：室外梅花似雪纷飞，室内之人却只想关门睡觉。而韦词和晁词因缺乏这种参照物而显得不够凝练与规整。这种以某一意象为参照，串联心情意绪，展现岁月给人心理烙下的印痕者在词史上有几篇，但均出现在朱词之后，如辛弃疾之《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以“愁滋味”为线索，展现心路历程：少年时是不识愁而强说愁；而今识尽了愁滋味，却欲说还休。再加蒋捷之《虞美人·少年听雨歌楼上》以“听雨”为线索，贯穿全篇：少年时听雨在歌楼之上，是“红烛昏罗帐”；壮年时听雨在客舟之中，是“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是“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二人之词明显受到朱词影响，特别是蒋词简直就是朱词的翻版：先写当年的裘马清狂生活，次写后来的凄哀悲凉境遇，最后写如今之看穿世事，随性放旷，尤其是末句也用“一任……”句式，与朱词完全相同。辛蒋二词均受到了历代人的好评，成为古今传诵的佳作，而朱敦儒的这首词却鲜有评论者问津，或有个别人目之为消极颓放，不足挂齿，笔者认为这并非公允之见。仅从内容安排上的这种独创性来说，就颇见作者的艺术功力，值得肯定。而说其“消极颓放”则更是没有真正读懂这首词者的肤浅之见，其实这首词在思想意蕴方面颇有值得称道之处。

　　要谈这首词的思想内蕴，需要先了解一下朱敦儒思想上的趋禅倾向，对于朱敦儒喜禅，其友人即已谈及，如张山臬 所言“禅塌仍兼卧，蒲团稳著眠”②。辛弃疾、李曾伯等人也都曾效仿朱禅趣词而作禅趣词③，王鹏运《四印斋本樵歌识》也说：“希真词于名理禅机均有悟入。”朱敦儒生活的时代，正是士大夫生活与禅紧密交融的时期，自北宋前期以来，几乎所有名公巨儒、文人学士都与禅发生了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因缘，自称居士者比比皆是。朱敦儒本人未自称居士，正史笔记中也缺乏有关他参禅的记载，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材料了解到他与禅的不解之缘：据《宝庆四明志》卷九《叙人中仙释》记载，朱敦儒对能诗善文的僧人法平颇为欣赏，二人曾有交往；而他所敬仰的两位前辈——苏轼与黄庭坚，也都对禅有深入了解④，这不能不对他的人生及艺术价值取向产生影响。朱敦儒喜禅不仅是时代的共同兴趣所致，也是他本人历经人生无常之后的自觉选择，朱敦儒本有出世成仙之梦，后来随着国事及自身经历的变化，精神一度陷入苦闷，怎样摆脱苦闷，求得心灵的安适成为当务之急，道家的虚幻不实显然无济于事，而注重现世超越的南宗便乘势而入了，如其词作《感皇恩》中所言：“一个小园儿，两三亩地，花竹随宜旋装缀。槿篱茅舍，便有山家风味儿。等闲池上饮、林间醉。都为自家，胸中无事，风景争来趁游戏。称心如意，剩活人间几岁。洞天谁道在，尘寰外。”这里词人称心如意的生活状态正是禅家所云之“水牯牛饱卧斜阳，抬板汉清贫常乐，粥足饭足，俯仰随时，筯笼不乱搀匙，老鼠不咬甑簟，山家活计，淡薄长情”⑤，“洞天”并非如道家所云在尘世之外，尘世即是洞天，所谓“眼前寻见自家春，罢问玉霄云海路”（《木兰花·老后人间无云处》）是也，正是在禅宗“平常心是道”思想的影响下，他在尘世中发现了人生的意趣。所以朱敦儒的词作便深深打上了禅学思想的烙印，其中有直接阐发禅理的，也有不少暗含禅趣之作，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这首词即是其中一首佳作。禅宗认为，人人皆具佛性，只是妄念的遮蔽，使人暂时迷失了自性，只要能摆脱妄念，自性自然呈现，而摆脱妄念的方法之一即截断两头，有无俱遣，使相对的心念无从安立，所以禅宗有“八风不动”之说（所谓八风，即利、衰、毁、誉、称、讥、苦、乐，乃使人心动摇的八种障碍物），认为“若得如是定者，虽是凡夫，即入佛位”⑥，强调“但行直心，于一切法，勿有执着”⑦，“夫真正学道人，……迥然独脱，不与物拘；乾坤倒覆，我更不疑。十方诸佛现前，无一念心喜；三涂地狱顿现，无一念心怖”⑧，这种思想流露于朱词中，便是：当年词人曾执著于人生的逍遥自在，面对梅花而沉醉不可自拔；后来词人又因家国之难及自身之仕途遭际忧愁不堪，于是又面对梅花而泪湿衣襟，执著于人生之苦而不可自拔；最终，词人在禅宗“破执”思想的影响下，认识到了先前之痴妄，于是放下了执著妄念之心，便“一任梅花作雪飞”了，从此既不为梅花而醉，也不为梅花流泪，达到心中无碍、悠闲自在的超脱境界。这与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之“也无风雨也无晴”相类，均表达了词人们在禅学不二法门思想影响下，去掉执著、摆脱妄念，在险恶的人生道路上，逍遥自适、旷达超脱的生活态度。

　　

　　① 《跋朱岩壑赋及送闾丘使君诗》，楼钥《攻愧集》卷７１。

　　② 《次韵朱希真韵》，《紫微集》卷６。

　　③如辛弃疾之《念奴娇·赋雨岩效朱希真体》，《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７４页；李曾伯之《念奴娇·丙午和朱希真老来可喜韵》，《全宋词》，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版第４册第３５６３页。

　　④参见《中国禅学思想史》第４编，忽滑谷快天著，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⑤ 《五灯会元》卷２０《东林道颜禅师》。

　　⑥ 《顿悟入道要门论》卷上。

　　⑦ 《坛经》。

　　⑧ 《古尊宿语录》卷４《镇州临济（义玄）慧照禅师语录》。

敦煌佛经，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佛教文献。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大量古代文献典籍和档案文书，世称敦煌遗书。其中约90%是佛教典籍，内容涉及：(1)翻译经典。这是指由域外传来的佛说经典和解释佛典的论著。这类典籍的数量最多，特别是几种常见经典，如《金刚经》有近二千号，《妙法莲华经》则达四、五千号。其中不少是4、5世纪的古写本。这些古写经一般有统一的规格和字体，写卷所用纸张及装潢也较考究，因而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校勘价值。敦煌佛经的来源比较复杂，有朝廷颁赐和四方僧人带来的，也有本地寺庙和经生抄写的。不少经本是僧俗信徒作功德的供养品，经尾写有题记的，更具有研究价值

据怀感《释净土群疑论》卷一所述，净土是佛凡之心所变，即就如来所变之土而言，如来之心无漏，故土亦无漏；若就凡夫所变之土而言，凡夫之心未得无漏，故土亦有漏。同论卷六说所观之佛，亦是自心所变影像之相，其文云（大正47·66a）︰

当用此心观彼佛时，阿弥陀佛为本性相。众生观心缘彼如来，不能心外见佛真相。当观心变作影像相，是影像相名曰相分，能观之心是于见分。见相两分皆不离于自证分。见分之力能现相分，故名是心作佛也。此相分即是自证分心，无别有体，故名是心是佛。欲观如来一切功德，皆用自心所变影像，故名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也。或由心想修种种行，为万德因名正遍知海从心想生。（中略）华严亦言，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阴，一切世间中，无法而不造，如心佛亦尔，如佛众生然，心佛及众生，此三无差别；心有垢位，名曰众生，心纯净时，名曰为佛，即其义也。’ 知礼《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卷一云（大正37·195b）︰

‘若此观门及般舟三昧，托彼安养依正之境，用微妙观，专就弥陀，显真佛体。虽托彼境，须知依正同居一心，心性遍周，无法不造，无法不具，若一毫法从心外生，则不名为大乘观也。行者应知，据乎心性观彼依正，依正可彰，托彼依正，观于心性，心性易发。所言心性具一切法，造一切法者，实无能具、所具，能造、所造；即心是法，即法是心，能造因缘及所造法，皆悉当处全是心性。’ 元照《观无量寿佛经义疏》卷上云（大正37·280b）︰

‘即知净秽身土，悉是众生自心。只由心体虚融，故使往生无碍。只由心性包遍，遂令取舍无妨。’

此谓吾人之一念心该罗十界依正，故离此心外无一法存在，佛与净土皆是众生介尔心中之本具。其义旨与前之唯识义相分变似说不同。

至于禅宗之唯心净土主张，主要是依据《维摩经》的心净土净之说而来。禅宗以为，若直了心性，则即心即佛。明自心处，即是净土。如《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所云（大正48·352a）︰

‘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中略）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 又，延寿《万善同归集》卷二说唯心净土是了心者所生之处，其文云（卍续110·901下）︰

‘唯心佛土者，了心方生。如来不思议境界经云︰三世一切诸佛，皆无所有，唯依自心。菩萨若能了知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量，得随顺忍，或入初地，舍身速生妙喜世界，或生极乐净佛土中。故知识心方生唯心净土，着境只堕所缘境中。’ 《乐邦文类》卷四云（大正47·207c）︰

‘天衣怀禅师，一生回向净土。问学者曰︰若言舍秽取净，厌此忻彼，则取舍之情，乃是众生妄想。若言无净土，则违佛语。夫修净土者，当如何修？复自答曰︰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若明此旨，则唯心净土，昭然无疑。’

此说对禅宗之唯理唯性说有所匡正。

　《游褒禅山记》是北宋的政治家、思想家王安石在辞职回家的归途中游览了褒禅山后，以追忆形式写下的一篇游记。该篇游记因事见理，夹叙夹议，其中阐述的诸多思想，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在当今社会也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更成为世人常用的名言。下面是我为大家带来的《游褒禅山记》原文及翻译，欢迎阅读。

　《游褒禅山记》

　作者： 王安石

　褒禅山亦谓之华(huā)山(褒禅山，旧称华(花)山，位于安徽巢湖市含山县城东北75公里)，唐浮图(1)慧褒始舍于其址，而(2)卒葬之;以故(3)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4)者，褒之庐冢(zhǒng)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huā)山洞(5)者，以其乃华(huā)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pū)道(6)，其文(7)漫灭，独(8)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huā)”如“华(huá)实”之“华(huá)”者，盖音谬也(9)。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10)，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11)五六里，有穴(xué)窈(yǎo)然，入之甚寒，问(12)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13)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14)愈奇。有怠(15)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16)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17)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18)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19)，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20)明也。既(21)其出，则(22)或咎其欲出者(23)，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24)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25)深而无不在也。夫(27)夷以(26)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28)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29)又不随(30)以怠，至于(31)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xiàng)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32)至焉，于人(33)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34)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35)!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36)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37)也哉!此所以(38)学者不可以(39)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40)萧君圭君玉，长乐(41)王回深父(fǔ)，余弟安国(42)平父(fǔ)、安上纯父(fǔ)。

　至和元年(43)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注释

　⑴浮图：梵(fàn)语(古印度语)音译词，也写作“浮屠”或“佛图”，本意是佛或佛教徒，这里指和尚。慧褒：唐代高僧。舍：名词活用作动词，建舍定居。址：地基，基部，基址，这里指山脚。

　⑵而：连词，并且。卒：死，去世。之：指褒禅山麓。

　⑶以故：因为(这个)缘故，译为“因此”。名：命名，动词。禅：梵语译音“禅那”的简称，意思是“静思”，指佛家追求的一种境界。后来泛指有关佛教的人和事物，如禅师、禅子、坐禅、禅房、禅宗、禅林、禅杖等。褒禅，慧褒禅师。

　⑷慧空禅院：寺院名。庐冢(zhǒng)：古时为了表示孝敬父母或尊敬师长，在他们死后的服丧期间，为守护坟墓而盖的屋舍，也称“庐墓”。这里指慧褒弟子在慧褒墓旁盖的屋舍。庐：屋舍。(一说指慧褒生前的屋舍。)冢：坟墓。禅院：佛寺。

　⑸华山洞：南宋王象生《舆地纪胜》写作“华阳洞”，看正文下出应写作“华阳洞”。以：因为。乃：表示判断，有“为”、“是”的意思。阳：山的南面。古代称山的南面、水的北面为“阳”，山的背面、水的南面为“阴”。名：命名，动词。

　⑹仆道：“仆(于)道”的省略，倒在路旁。

　⑺文：碑文，与下文“独其为文(碑上残存的文字)”的“文”不同。漫灭：指因风化剥落而模糊不清。

　⑻独：唯独，只有。其：指代石碑。文：文字，这里指的是碑上残存的文字。犹：还，仍。

　⑼今言“华”(huā)如“华(huá)实”之“华(huá)”者，盖音谬也：汉字最初只有“华(huā)”字，没有“花”字，后来有了“花”字，“华”“花”分家，“华”才读为huá。(王安石认为碑文上的“花”是按照“华”的古音而写的今字，仍应读huā，而不应读“华(huá奢侈、虚浮)实”的huá。按，这里说的不是五岳中的“华(huà)山”)。言：说。盖：承接上文，解释原因，有“大概因为”的意思。谬：错误。

　⑽侧出：从旁边涌出，记游：指在洞壁上题诗文留念。

　⑾上：名词活用作动词，向上走。窈(yǎo)然：深远幽暗的样子。

　⑿问：探究，追究。深，形容词活用作名词，深度。则：副词，用于判断句表示肯定,相当于“就”。穷：穷尽。

　⒀拥火：拿着火把。拥，持，拿。以：连词，连接状语与中心词。

　⒁见：动词活用作名词，见到的景象。

　⒂怠：懈怠。且：副词，将，将要。

　⒃盖：表猜测的发语词，大概。尚：还。不能十一：不及十分之一。不能：不及，不到。

　⒄而：表递进的连词，并且，而且。

　⒅则：表假设的连词，那么。至：动词活用作名词，到达的人。加：更，更加。

　⒆方是时：正当这个时候。方：当，正在。是时：指决定从洞中退出的时候。

　⒇以：相当于“而”，连词，连接状语与中心词。明：形容词或用作动词，照明。

　(21)既：已经，……以后。其：助词。

　(22)则：副词，就，便，表示前后两事紧密相承或时间相距很近。或：有人。咎(jiù)：责怪。其：那，那些。

　(23)其：第一人称代词，指自己。而：连词，表结果，以致，以至于。不得：不能，极：尽，这里有尽情享受的意思，形容词活用作动词。夫：这，那，指示代词。

　(24)于是：对于这种情况，因此。焉：句末语气词。

　(25)之：用于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可不译。得：心得，收获。

　(26)以：因为。求思：探求、思索。而：连词，表递进，而且。无不在：无所不在，没有不探索、思考的，指思考问题广泛全面。

　(27)夫：表议论的发语词。夷：平坦。以：连词，表并列，而且，并且。则：表假设的连词，那么。

　(28)而：可是。观：景象，景观。险远，形容词活用作名词，险远的地方。

　(29)而：因而。焉：兼词，相当于“于此”。

　(30)随：跟随(别人)，“随”字后面省略“之”。以：连词，表结果，以致，以至于。

　(31)至于：这里是抵达、到达的意思，不同于现代汉语用在下文开头，表示提出另一话题。幽暗昏惑：幽深昏暗，叫人迷乱(的地方)。昏惑：迷乱。以：连词，表目的。相(xiàng)：帮助，辅助。

　(32)以：相当于“而”，连词，连接状语与中心词。焉：兼词，相当于“于此”。这一句在“焉”后面省略了“而不至”。

　(33)于人：在比如人(看来)。为：是。

　(34)其：加强反问语气的副词，难道。孰：谁。

　(35)得：心得，收获。

　(36)谬其传：把那些(有关的)传说弄错。谬，使……谬误，把……弄错。莫能名：不能说出真相(一说真名)。

　(37)何可胜道：怎么能说得完。胜，尽。

　(38)所以：表示“……的原因”。慎取：谨慎取舍。

　(39)以：以(之)，因此。悲：叹息

　(40)庐陵：现在江西吉安。萧君圭，字君玉。

　(41)长乐：现在福建长乐。王回，字深父。父：通“甫”，下文的“平父”“纯父”的“父”同。

　(42)王安国，字平父。王安上，字纯父。

　(43)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至和：宋仁宗的年号。临川：现在江西临川。王某：王安石。古人作文起稿，写到自己的名字，往往只作“某”，或者在“某”上冠姓，以后在誊写时才把姓名写出。根据书稿编的文集，也常常保留“某”的字样。

　译文

　褒禅山也称为华山。唐代和尚慧褒当初在这里筑室居住，死后又葬在那里，因此后人就称此山为褒禅山。现在人们所说的慧空禅院，就是当初慧褒和尚墓边的庐舍。距离那禅院东边五里，是人们所说的华山洞，因为它在华山南面而这样命名。距离山洞一百多步，有一座石碑倒在路旁，上面的文字已被剥蚀、损坏近乎磨灭，只有从勉强能认得出的地方还可以辨识出“花山”的字样。现在将“华”读为“华实”的“华”，大概是(因字同而产生的)读音上的错误。

　由此向下的那个山洞平坦而空阔，有一股山泉从旁边涌出，在这里游览、题记的人很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前洞”。经由山路向上五六里，有个幽深的洞穴，进去便(感到)寒气逼人，打听它的深度，就是那些喜欢游险的人也未能走到尽头——这是人们所说的“后洞”。我与四个人打着火把走进去，进去越深，前进越困难，而所见到的景象越奇妙。有个懒于前进而想退出的伙伴说：“再不出去，火把就要熄灭了。”于是，只好都跟他退出来。我们走进去的深度，比起那些喜欢游险的人来，大概还不足十分之一，然而看看左右的石壁，来此而题记的人已经很少了。洞内更深的地方，大概来到的游人就更少了。当(决定从洞内退出)时，我的体力还足够前进，火把还能够继续照明。我们出洞以后，就有人埋怨那主张退出的人，我也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