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在中国古代是有的、

古籍记载：据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农政全书》记载：“西瓜，种出西域，故之名。”

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按胡峤于回纥得瓜种，名曰西瓜。

则西瓜自五代时始入中国；至今南北皆有。”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

（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苏轼，苏洵，苏辙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

名称的起源

韩愈（768－824）

韩愈，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在科名和仕途上屡受挫折，思想倾向复古。他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唐王朝统一。在思想上提倡儒家正统思想，批判佛老思想。他领导了唐代反骈文的“古文运动”，反对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文风。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叙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他的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

柳宗元(773-819)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世称柳河东，生于长安，贞元初年进士,官监察御史。顺宗时,王叔文执政,他任礼部员外郎,锐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败,他也被贬为永州司马,迁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于柳州。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欧阳修(1007－1072）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汉族人，自称庐陵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天圣进士。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

[苏洵(1009—1066)

个人简介

姓名：苏洵 字明允 号老泉

生卒年：1009—1066

所属朝代：宋代

所属文学时期：宋代文学

所属流派：三苏 唐宋八大家

代表作品：权书 衡论

生平介绍

北宋散文家。汉族，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应试不举，经韩琦荐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佑集》。亦有一女，名唤小妹，人称苏小妹。

[苏轼（1037－1101）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生于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独特,优异的成就。世人称为苏东坡。

苏轼（1037～1101）宋朝人，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享年64岁。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嘉佑二年（1057）与弟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佑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佑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五，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在政治上属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苏辙(1039～1112)北宋散文家。与其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仁宗嘉佑二年 (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佑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熙宁三年 (1070)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二年(1079)，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旧党当政，他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哲宗元佑四年(1089)权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元佑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元佑八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绍圣元年(1094)，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袁州，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后又贬循州等地。崇宁三年(1104)，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王安石（1021－1086）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 东乡县上池里阳村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曾巩(1019-1083)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白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 (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曾巩也擅长写诗，有4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迫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20000多册；收集篆刻500卷，名为《金石录》。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惟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 曾巩一生著述丰富，有《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还著有《卫道录》、《大学稽中传》、《礼经类编》、《杂职》、《宋朝政要策》、《诗经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续稿》、《外集》散佚不传，今仅存《元丰类稿》 50卷。又世传《隆平集》30卷旧题曾巩撰，前人考订系出于伪托。

[编辑本段]概括

在唐贞元元和时期，韩柳崛起，欣起古文运动，使得唐代的散文发展到极盛，一时古文作家蜂起，形成了“辞人咳唾，皆成珠玉”的高潮局势。而到了宋代则以欧阳修为魁，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

岭南文化·少数民族风情·黎族的历史文化

(1) 古骆越的后裔

目前岭南黎族人口约八十多万，主要聚居于海南省五指山区一带的黎族苗族自治州及保亭、乐东、东方、琼中、白沙、陵水、昌江、儋县、崖县等地，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形态。在先秦时期，海南岛的居民主要是南越族中的骆越人。从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和黎族的文化特征来考察，骆越人应该就是黎族的先祖。

关于骆越人，史籍多有记载。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逸周书》第七卷《王会解第五十九》中提到的“路人”，“路人”就是“骆人”，是南越族的一个较大的部落，聚居于粤西，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吕氏春秋》内则称之为“越骆”。《汉书·贾捐之传》的记载便更为明确了：“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东汉以后，“骆越”之名便不再见于史籍，却出现了多种杂乱而笼统的称谓，如“里”、“俚”、“狸”、“獠”、“獠蛮”等等。到唐代末年，开始出现了“黎”的名称。刘恂《岭表录异》记述：“紫贝即砑螺也，儋振(当时海南的儋州和振州)夷黎海畔采以为货。”这是文献史籍中最早称海南少数民族为“黎”的著作。也是自此以后，海南的少数民族便习惯上被称之为“黎”。清初学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还特别作了解释：“按俚讹为黎，声之转也久矣。”由此可证：“黎”就是唐以前的“俚”，西汉以前的“骆越”。但“黎”只是汉语的习惯称谓而非这一民族的自称。黎族人自称为“赛”(黎语的汉语音译)。

从考古发现的多处海南岛上自新石器时期以来的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包括有肩石器、几何印纹陶器的大量文物，都与岭南各地同一时期的出土文物具有相同的特征，应该都是古南越族文化系统的器物。在现今黎族人民聚居的“山栏”地区，还随处可以捡到各类属于新石器晚期的石器残片。黎族人称这些石器残片为“雷公斧”，视之为神物。检拾到后，往往当作平安吉祥的守护神，摆放在鸡笼上。由此亦足以证实，在远古时期，这里便是古骆越人的先祖们繁衍生息之地。

秦汉以后，中原人开始逐渐进入海南岛。汉武帝时在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二郡，派遣了太守和军队，进行管治，但由于多数官员都视骆越人如禽兽，又无限制地对骆越人进行掠夺式的横征暴敛，引发了严重的民族矛盾。骆越族人的武装反抗屡剿屡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杀幸。”“中国贪其珍赂，渐相侵侮，故率数岁一反。”《汉书·贾捐之传》也说：“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二年，二十余年间，凡六反叛。”汉王朝统治者最后被迫于公元前46年(汉元帝初元三年)撤消了珠崖、儋耳郡，改为朱卢县，辖属合浦(今属广西)郡。骆越族人终于获得了短暂的自由发展机会，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避免了早期的汉化。

隋唐以后，历代统治者对黎人的政策仍然脱不了剿、抚并用，主要目的还是迫使黎族人民驯服归化，对黎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从未有过认真的关注。随着历代王朝对海南岛的开发，大批汉族人进入了这个原来荒僻而富裕的宝岛。不少黎族人逐渐汉化，而其主体部分则被迫离开沿海地区，进入人迹罕至的五指山区，依然过着世代相传的原始氏族部落生活。直至今天，还依然可以从黎族人民的生活习俗中，印证到古骆越人原始文化的某些特征。但黎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变迁之后，仍然一如古南越族人那样过着大分散、小聚落的社会生活，各部族之间互不统属，各具本身特色和差异，甚至连语言也不尽相同。因而今天的黎族便分成“侾黎”、“杞(歧)黎”、“本地黎(润)”、“美孚(阜)黎”等四个分支。

(2) 古朴的民族风情

黎族的社会生活，直至本世纪50年代，依然保持着类似氏族社会的“合亩制”。据中南民族学院经实地调查编著出版的《海南黎族情况调查》披露，所谓“合亩”，黎语称为“纹茂”，即家族的意思。从其组织形式看，类似父系氏族公社的生产、生活组织，带有明显的古骆越人父系氏族公社的色彩。据史籍记载，海南岛骆越人大致上是在西汉时期进入父系氏族公社的。《汉书·地理志》记述：骆越人“男子耕农，种禾稻、苎蔴;女子桑蚕织绩。”这种生产分工形式，可说是经历了两千多年而没有质的变化。在50年代，仍然是每个“合亩”各为一个生产单位，小者五六户，大者数十户。各合亩都以血缘关系为区别，“合亩”内由辈份最高的男性长者担任“亩头”，负责组织领导“合亩”各户的生产安排、主持产品分配，代表“合亩”的一切对外交往事务，处理“合亩”内的一切人事纠纷，组织有关重大节日、喜庆、葬丧等活动。“合亩”内的耕地、耕牛、大型农具，理论上是私有财产，名义上属物(业)主所有，但却全都要无偿地交由“合亩”共同使用。由“亩头”统筹安排全“合亩”的劳动力，共同耕种、管理、收获，再由“亩头”按户平均分配产品。以粮食为例，稻谷收割后，按产量多少，以户为单位，平均分成若干份，不论人口多少，每户只能分得一份;孤寡老人，无力参加耕种收获的，亦可同样得到一份;如某户人口多，所分粮食吃光了，又可以在“亩头”的主持下，向多粮户无偿取用。上山打猎，也大致上按此办理。先推出“领队”，获得猎物后，按出猎的人、狗、枪总数平均分成若干份，按人及狗、枪拥有者领取自己的一份。若偶然碰上一个毫不相干的过客，则多分一份，所谓“见者有份”。理由是野兽本不属于任何一个私人，而是属于所有的人。若猎获走兽，则“领队”先得兽头。射中猎物者可得两份。

“合亩”各户，如有盖房子、婚丧疾病或其他突然事故需帮助时，即由“亩头”带领全“合亩”成员无偿地全力支助。

“亩头”在“合亩”内虽有绝对权威，但在财产分配上，并无特权，同样只能拿到应得的一份粮食或猎物，只是为了表示对“亩头”辛劳的感激，在每年分配粮食时，特备少于“一份”的“稻母谷”(稻种)给“亩头”而已。

黎族社会还存有某些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黎族妇女虽早已失去在家族、家庭中的主导地位，但在生产、生活、婚姻等方面，仍然具有某些权威。在生产活动中，制造陶器、纺织等固然是妇女的职责，就是大田作业，妇女也具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在黎族某些水稻耕作区，每逢插秧开始，必需先由“亩头”的妻子主持一个简单的拜祭仪式，然后先带头插下几簇稻秧之后，大伙才能开始插秧。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黎族男性之间仍然经常发生集体械斗。往往是某一“合亩”中的男子与另一“合亩”中的男子结怨，遂爆发两个“合亩”之间的决死战。在这种时候，也只有妇女冒着刀箭之险，挺身而出，才能化险为夷，化敌为友。平时“合亩”之间发生纠纷，也往往由妇女充任“和平大使”的角色，以避免惨剧的发生。

母系氏族遗风最为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妇女在家庭家族、房系的归属关系和婚姻关系方面的作用。黎族妇女的婚嫁习俗，在本世纪60年代，还沿袭着“不落夫家”的惯例;黎族的未嫁姑娘，享有性自主和较大的性自由。黎家村寨中多建有专供青年男女幽会的“寮房”，未嫁姑娘可以和不同血缘关系的男性青年在“寮房”里共度良宵。已嫁的姑娘大多过门二三天后即返回娘家，继续过着未嫁时的浪漫生活，她们与自己心爱的恋人在寮房里幽会被认为是正常的，做丈夫的也不能干预。若因此而怀孕，这妇女才会重回夫家，成为一个真正的妻子。这妻子在“不落夫家”时和别的恋人生下的孩子，也按习俗成为做丈夫者的孩子，任何人不得歧视。“不落夫家”时间的长短，多以妻子回娘家后怀孕时间的长短而定，也许一二年，也许十年八载。出嫁后再返夫家的妇女死后，也必须将遗体送回娘家安葬，受娘家子孙祭祀。她生前所有的遗物，也要全部送交娘家的亲人。

有着种种美丽神话传说的黎族妇女的绣面纹身习俗，其实也是古南越族人的图腾、祖先崇拜观念长期保留的结果。黎族妇女的绣面纹身习俗，有着极悠久的历史，明代戴熹修撰的《琼州府志》记述了东汉明帝时交州刺史僮尹曾亲临珠崖劝谕俚民不要绣面的事。东汉杨孚所著的《异物志》应是最早明确介绍黎族“雕题”之俗的著作。其中有“儋耳，南方夷，生则镂其颊皮”的描写。从有关文献史籍记载及本世纪50年代所见的实例看，只有女性才纹面。经实地调查证实，黎族妇女脸上所刺的花纹图案，实际上是一种血缘紧密的家族标志。凡是同一血缘家族的妇女，脸上所刺花纹图案，都是完全相同的，而且不容许有丝毫的错漏。时至今日，黎族妇女已不再纹脸，但在出嫁时或去世后，仍要用颜料进行象征性的纹脸，并举行纹脸仪式。这是因为黎族人认为自己家族的女性，尽管已出嫁了，但死后灵魂仍然要回娘家的，为了便于祖先灵魂的认同接纳，故而便要把家族的标志刻在脸上。

黎族人民的居屋，多数是覆船形的干栏式。明嘉靖《广东通志》说：“珠崖人巢居”。也就是说，到16世纪时，黎族人住的仍是巢形屋，可惜没有更详尽的介绍。幸而清代的张庆长在所著的《黎歧纪闻》中有所补充：“黎人屋室形似覆舟，编茅为之，”“屋内架木为栏，横铺竹木，上居男妇，下畜鸡豚。”这正是古南越族人的干栏式居屋，而现在五指山区的黎族人民，依然是住在这种极适宜于亚热带气候的住宅内。

黎族人民社会生活中处处表现出的古朴风情，显然是古骆越人的遗风，对现在研究古南越族的文化历史，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和意义。

(3) 技艺高超的家庭纺织业

黎族人民的纺织技术，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时期。早在汉代，黎族妇女生产的“广幅布”便是极其珍贵的贡品。如前文所引《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即写到，因珠崖太守孙幸大肆征集“广幅布”，借交纳贡品而肥私，激起了骆越人的武装反抗，杀死孙幸，酿成巨变。经有关学者考证，“广幅布”之所以可贵，一是因为海南岛当时盛产内陆所没有的木棉(其质地与现今的棉相似)。二是因为黎族妇女具有高超的纺织技术。唐代以后，黎族人又以“贝吉布”而驰名中原;又引进了中原丝绸织物，改进技术，加入当地特产的木棉纤维，混纺成令人惊叹的“织花缣文纱。”据《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南越笔记》《黎歧纪闻》等古籍记载，宋元时期，黎族妇女的纺织工艺技术，有极精彩的创造性，已能织出用“中国(按：中原)锦彩，拆取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的“黎幕”，还有被“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的“黎单”，“间以五采，异纹炳然”的“黎锦”，被誉为“粤东棉布最美者”的“白毡”，驰誉中原的以“五色绣成若锦”的“黎��”，以及精美的绣着文字、几何图案、色彩绚丽的鞍搭等等。工艺水平远远领先于全国，令中原人视为至宝，争相抢购。被尊为我国古代女科学家的黄道婆，就是在宋元时飘流至海南岛后，从黎族妇女学习了这种先进的纺织技术，再带回家乡江苏松江府，传授给当地妇女;又一再改进了棉纺织工具，从而大大提高和推进了江南纺织技术和纺织业的。黎族妇女对我国中世纪后江南棉纺织业的勃兴和发展，实在是功不可没。

可惜的是，宋元以后，汉族统治者对黎族妇女辛勤纺织的珍品实行超强度的掠夺，汉族商人也以种种恶劣手段，千方百计地诈骗，再加上民族歧视和压迫日渐加强，迫使黎族人民逃入更为封闭的深山荒壑之中，不仅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极大的破坏，而且连最基本的生产环境也被剥夺。自后，黎族妇女的纺织技术便难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而日益失去其光华，终至无声无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