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常用的古籍分类法为四部分类法。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分类为例，主要类目如下：

1． 经部

总类

易类

书类

诗类

礼类

周礼 仪礼 礼记 三礼总义 通礼 杂礼书

乐类

春秋类

汇编 左传 公羊传 谷梁传 春秋总义

孝经类

四书类

论语 孟子 大学 中庸 四书总义

群经总义类、小学类

汇编 训诂 字书 韵书

2． 史部：

纪传类

汇编 通代 断代

编年类

通代 断代

纪事本末类

通代 断代

杂史类

诏令奏议类

诏令 奏议

传记类

总传 别传 年谱 日记 家传 宗谱 杂录 贡举 职官录

史抄类

时令类

地理类

总志 方志 杂志 山水志 专志 游记 外纪

职官类

官制 官箴 政纪

政书类

通制 典礼 邦计 军政 法令 邦交 考工 科举 公牍 档册 杂录

目录类

汇编 公藏 家藏 知见 地方艺文 杂录

金石类

总类 金类 石类 玉类 陶类 钱币 玺印

史评类

3．子部

总类

儒家类

兵家类

法家类

农家类（附兽医）

医家类

丛编 医经 本草 诊法 方论 针灸 养生 史传

天文算法类

天文 历法 算书

术数类

数学 占候 相宅相墓 占卜 命书相书 阴阳五行 杂术

艺术类

书画 画谱 篆刻 乐谱 棋谱 杂技

谱录类

丛编 器物 食谱 花草树木 鸟兽虫鱼

杂家类

杂学杂说 杂考 杂记 杂品 杂纂

小说类

笔记 短篇 长篇

类书类

释家类

大藏 译经 撰疏

道家类

4．集部：

楚辞类

汉魏六朝别集类

唐五代别集类

宋别集类

金别集类

元别集类

明别集类

清别集类

总集类

丛编、通代、断代、地方艺文、家集

诗文评类

词类

丛编、别集、总集、词话、词谱、词韵

曲类

诸宫调、杂剧、传奇、散曲、俗曲、弹词、宝卷、曲选、曲谱、曲律、曲韵、曲评、曲话、曲目

5丛部

汇编丛书

地方丛书

家集丛书

自著丛书

李清照是宋代非常有名的女词人，她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有书君就非常地喜欢这位女词人。

李清照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自小就受家人熏陶，这也难怪她文学这么好了。李清照的少女时代倒是过的无忧无虑，后来嫁给了太学生赵明诚，两个人是琴瑟和鸣，况且两个人都有金石古籍的爱好，日子过得也算是很美好。

可是这一切的美好随着赵明城的去世也消失了，李清照的晚年生活也陷入了凄惨之中。现在就随有书君一起走进李清照凄惨的晚年。

一、 赵明诚去世，李清照的晚年起初是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赵明诚去世时，也正值靖康之变，金人大举向中原入侵，北宋朝廷瓦解了。

赵明诚去世了，就剩下李清照自己了。她为了保护和赵明诚一起收藏的藏品，就投奔了自己在朝廷敕令局做删定官的弟弟李迒。

所以她就和他的弟弟一起追随着宋高宗，开始了南下的逃亡。

虽然这一路上是跟着弟弟，有弟弟的照顾。但是弟弟也有自己的家人，也还要上班，她的弟弟最主要照顾的人是宋高宗。

而此时李清照已经近五十岁了，实际上她基本上都是自己照顾着自己，她不但要带着很多的家用物件，还要带着一大堆的文物。

关键是宋高宗的路线是一会儿走海路，海路走完了又转陆路。而陆路走不通了，又走海路。李清照此时也是跟着宋高宗的路线，陆路、海路的来回的变幻。

这样的路程对于李清照来说其实是很艰难的。

尤其是在古代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为了能赶上宋高宗的队伍，李清照把衣物、被褥全都扔了，不要了。但是有一样东西她没有扔，那就是视它为生命的文物。

李清照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带着她的文物，历经了一年多的逃亡生活。这一路逃下来，可真是非常地艰辛，真是很不容易。

二、 李清照在晚年走入了一个错误的婚姻，遭受了牢狱之灾

这一路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给予李清照的无情的折磨，李清照此时有点坚持不住了，她感觉自己好孤独无助。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走入了李清照的生活，他就是张汝舟。张汝舟早就惦念上李清照的那些宝贝了，所以他对李清照是极为地照顾。

李清照因为流浪的困苦和无助，也很想找个依靠，正好张汝舟向她百般示好，所以李清照就嫁给了张汝舟。

可是谁想到，在李清照和张汝舟婚后，张汝舟发现李清照并没有多少财物，这时他邪恶的嘴脸就暴露了出来。

李清照结婚后，发现上当了。她发现张汝舟这个人，不但是学识修养方面不能和赵明诚比，而且个人道德品行败坏，跟 这样的人相处，她真是太伤心绝望了。

李清照在给綦崇礼的信中说道，我跟张汝舟根本就是两类人，处不到一块。我真是后悔自己的晚年，把自己的清白之身许配给这么一个肮脏低劣的市侩。我真是再也不愿意和他相处了，我再不离开他，他老盯着我的宝贝文物，哪天非杀了我不可。

这就是李清照婚后的状态，张汝舟为了要文物的监护权，每天对李清照是拳打脚踢。甚至上升到了以性命相逼。李清照每天看到他那副嘴脸也是恶心至极，但是逃脱不了，还是要受张汝舟的家暴。

而就在这个时候，李清照发现张汝舟营私舞弊、虚报举数骗取官职。所以李清照想都没想，就去报官告发了他，并且还要求和他离婚。

经过官府的调查，张汝舟确实有这些行为，所以张汝舟被除名流放到了柳州。而李清照虽然被允许与张汝舟离婚，但是根据宋代法律规定，妻子告丈夫是要判处3年徒刑的。就这样李清照又陷入了牢狱之灾。

没有办法，这是大宋的律法，李清照在离婚后就又住进了监狱，开始了狱中的凄苦生活。

一个一身清高的女词人，在晚年遇人不殊，又遭遇了牢狱之灾。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对于李清照来说，实在是打击不小，李清照的晚年也确实是可悲。

三、 李清照的晚年是孤孤单单一人度过的

李清照出狱后，就独自搬到一个小院落去生活了。她每天就靠着对赵明诚的思念和对国家的担忧来度日子。

她身边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好友倒是经常来找她出去划船游玩，或者说话聊天。但是李清照全都拒绝了，她很少应他们的邀。

李清照是清高的，她当时觉得自己的容颜已不在，所以无法示人。

同时，她也不想出门，觉得自己已经无法融入他们了。所以她就经常独自一个人，靠着窗户听着外面人的欢声笑语，回忆着赵明诚和她的幸福时光来过活。

她有时为了派遣寂寞，也会独自一人去泛舟。但是看遍了景色，却依然愁容惨淡，消解不了她满心的愁绪。

所以李清照的晚年是孤独的。

李清照的前半生是幸福的，从她的清新的小词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女。但是随着国家的破裂，丈夫赵明诚的病逝，李清照的不幸就接踵而来了。

国家不幸，诗家幸，李清照的才气是不容置疑的，可惜的是晚年却有一个如此荒凉的结局。

谈宋代金石学：

搜集、传拓、考订及应用

“金石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一门学问，“金石”“金石之学”“金石学”虽然在各个时期的含义有所不同，但在传统学术门类里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自先秦开始，我国就有了一套不同于西方近代学术分科体系的独特的学科分类和知识系统，主要集中于经、史、子、集“四部”框架之中。这套“四部”知识系统，发端于秦汉，定型于隋唐，到明清趋于完善，最终以《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形式确定下来。

研究金石的学问，东周时就已出现，到两宋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金石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到清代乾嘉时期达到第二个高峰。金石之学随着考据之风气兴起而蓬勃发展，学者们通过考察新出土的古物铭文，大有收获。

西方近代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对传统金石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学者发现，传统金石学研究无论在内容还是方法上，都存在着弊端。譬如：传统金石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铜器和石刻，范围小而内容少，在对器物或石刻进行研究时，通常只注意有文字内容的器物，却很少着力于器物的形制、纹饰等方面，更没有进行断代的研究，因此传统金石学很难发展出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此外，金石学的研究很多是以文献证文献，过于依赖古籍着录，缺少实物上的实证，所以存在不少错谬。近代金石学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些局限，尝试借科学新方法来研究金石学，将传统金石学研究带往更为科学和系统的方向。罗振玉、王国维二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宋代金石文化的构架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 解体，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旅日期间王国维随罗振玉研究古文字、古器物，对金石文化进行了深入的钻研。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王国维称：“其于搜集、着录、考订、应用各方面无不用力，不百年间遂成一种之学问。”

宋代的金石文化与两汉的经学文化、魏晋的玄学文化有所不同，具有新的构架。

首先，从搜集的角度来说，收藏器物在当时的社会上蔚然成风。收藏品丰富的“累数至万余”，热衷于收藏的，如“当南渡之初，国势未定，而高宗孜孜搜集古器”于榷场。一国之君都醉心于互市上的古物，更何况其他人。宋人的收藏种类丰富，除金、石以外，还兼收瓦当、木简等，“无不在当时好古家网罗之内”。

其次，从传拓及着录的角度来说，宋人对于金石学发展的贡献不仅是搜集，最主要的还是通过传拓和着录加以“流通”。对此，王国维说：“今宋代藏器已百不存一，石刻亦仅存十分之一，而宋人图谱目录尚多无恙，此其流传之功千载不可没者也。”当时的着录种类基本上已经完备，有的只记录了器物上的文字，有的连形状也画上了。“然拓本流传自不能广，于是有刊木刊石之法”。

再次，从考订论的角度来说，宋人对古器物上的文字，以及器物的形制、命名作了详尽的研究。王国维认为，在语言文字考订方面，宋人不仅鉴往知来、导夫先路，而且是“近世阮元、吴荣光诸家未有以远过之也”。谈到形制与命名，则“形制之学实为宋人所植场，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之所定也”，“宋人于古器物形制之学实远胜于近世，亦如其图谱之学，为近世所不及也”。

最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说，宋人对于金石“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其成绩实不容蔑视也”。宋代郊庙、太庙所用的礼器很多是按照古代器物仿铸的，令金石文化真正服务于当时的社会需要。

宋代金石文化构建于这四点之上，既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构架，又以其伟大的成就为中国传统文化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宋代金石文化的价值

“宋自仁宗以后海内无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学问，其时哲学、科学、史学、美术各有相当之进步。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着作中在在可以遇之。”在王国维看来，金石文化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社会稳定，人们才有了审美、思考的需求。

宋人以一种审美的心态发现金石之质美、文美、意蕴之美，并将审美的愉悦与研究的客体达到心与物融合。研究的趣味，则促使人们对客体进行深入的剖析与研究，并进行理性的思考。怀古之情，使宋人得以在一个新的高度上体味古代金石的精神内核；求新之念，则让宋人满怀热情地去开创新知。王国维将宋代文化与时代，和此前的汉唐、此后的元明清进行对比，他说：“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而与清代相对比，宋代“虽诸家所藏不及今日私家之富，然家数之多则反过之”。中华文明有着独特精神气质，这样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呈现出不同的神韵，王国维对宋代金石文化内核的分析是深刻而精辟的。

在每个时代都会有古器物出土，宋代有大量古器物重见天日，又有学者专门搜集研究，于是形成了专门的金石学。王国维评价说：“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宋人开创的这门新学问，在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上均有突出的价值堪称学术史上的不朽丰碑。

金石之学元明有所衰落，但是到了清代，又在新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复兴起来，“可谓盛矣”。王国维又将复兴的清代金石文化与宋代作了对比，他说：“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着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此外，王国维还认为，在古器文字、古器物形制、情趣等方面，清人都不及宋人，但是，王国维对宋代金石文化的谬误之处也并未避谈，譬如“至宋人说古器铭中所见姓名事实则颇多穿凿可笑”。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政治极度动荡，却也是充满活力的崭新的学术时代。甲骨文、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的六朝与唐人写本、内阁大库元明以来书籍档案，等等，一件件展示在世人面前，“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该之矣”。自宋代兴起的金石之学，此时又有了新的转变，与其他学科综合融会，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便是这种综合应用的典范。

　　文字是华夏先民的重大发明之一，包含了深层次的哲学和儒学思想，是华夏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几千年来，汉字不仅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服务，而且在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人类文明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九个朝代的帝王以洛阳作为国都，历经数千年的盛衰，历史遗留下来浩如烟海的珍贵文物遭受了无情的浩劫。在当今的经济大潮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还相对不够，对河洛大地的文字类文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十分薄弱，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应运而生的。

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成立于2012年3月，是继中国文字博物馆后唯一一家由民营资本创建的文字博物馆，主要从事文字类文物的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和交流，现有文字类文物及标本2000余件，涵盖了中华文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地域。博物馆运营初期面积为620平方米，其中展馆面积220平方米，库房面积400平方米。展馆内采用实物资料和图文解说等形式，展示各门类古代文字标本及实物270余件，布展内容大体按照汉字史的序次排列，主要以汉代、魏晋、隋唐、宋元等成熟期文字为主。

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有以下几类：刻文砖铭、削文瓦铭、碑刻及金石学史料等。

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所藏的刻文砖铭以东汉砖铭为主，其刻写年代大致在永平至熹平年间(58－178年)，属于东汉早中期。这时期正是隶书从古隶向八分书体过渡并趋于成熟的时期，东汉砖铭虽不能代表这一时期隶书书法全貌，但从中可以窥探到这一时期书法的演变过程。

东汉砖铭系以汉代素面废弃城砖为材质，以某种利器自右向左单刀刻成，文字内有的还可以见到填有朱砂。东汉砖铭均为单刀刻写，这种刻法使砖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笔墨韵味，形成了一种刚劲秀挺、质朴自然的金石味。这些未经书写直接刻写的砖文，使得刻刀的灵活性增强，不受拘束随意运转，十分生动地体现了一种自然气韵。有的砖铭不按文字书写笔顺去刻写，而是将文字同方向的笔顺刻写完以后，再刻写另外方向的笔画；有的砖铭由于所用砖体的形状十分不规则，砖铭的刻写就砖体随意运刀，使砖面砖文布局丰满而又富于变化；有的砖铭由于刻写者不计算砖面大小与刻写字数，致使砖文前松后紧或前紧后松；有些砖铭方整挺劲、抑扬使转的刻写，使人们好像感受到明清流派印章的刀法在这里已初露端倪、一脉相承，富有自然情趣。

东汉砖铭的刻文均为隶书，多数保持了东汉隶书扁平的特点，与当时碑刻上的隶书不同，它没有蚕头燕尾的变化，也无明显的波磔用笔，更不具备像《熹平石经》、《礼器碑》、《曹全碑》等那种左右规矩、法度森严的风貌，这是一种既不同于汉代碑刻又不同于简牍帛书的隶书书体，是一种纯使用的、未加修饰的书法风貌，其唯一的书写意识就是从简，这也是形成这些砖铭天真质朴、自然洒脱的重要原因。

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所藏的削文瓦铭以洛阳北魏削文瓦铭为主，其刻写年代在北魏迁都洛阳期间，属于北魏中晚期。北魏削文瓦铭是在未干的瓦坯上刻划文字后再烧制，由于瓦坯柔软，可以运笔自如，与同时期的石刻墓砖、造像题记等相比，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书法风貌。

北魏削文瓦铭文字书法可分为刻文书法和印文书法：印文书法有隶书和篆书两种，隶书印文字迹粗略，篆书印文工整秀丽，两者差异较大；刻文书法有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多种不同风格的书体，其中有行笔如行云流水极为流畅的，也有行笔如学童为之极为生拙的，在同一瓦片上，所书文字字体大小和笔画粗细还不一致，字体书法和笔画深浅亦不相同。

北魏削文瓦铭文字书法与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造像题记等文字书法大相径庭，人们对墓志、造像题记的研究比较多，但作为一批反映北魏民间书法的珍贵实物资料，对其研究还不够深入，未能得到书法界、学术界的重视。

东汉最好的碑刻《熹平石经》在洛阳，曹魏最好的碑刻《三体石经》在洛阳，西晋最好的碑刻《辟雍碑》在洛阳，北魏最好的造像题记《龙门二十品》在洛阳。唐代的洛阳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是文人墨客聚集之地，大量珍贵的碑刻文字也留在了洛阳，这些文字就是洛阳文化之都的灵魂。目前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碑刻类藏品主要以北朝墓志、唐代墓志为主，这些墓志记载了古人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为研究数个朝代的文治武功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是证史、纠史、补史的重要佐证，既可以视为一部石刻历史，又可以称得上古人档案馆，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翰墨文章、书法艺术的资料宝库。

研究金石文字有四重意义：一是利用金石文字考证历史；二是利用金石文字考释文字；三是利用金石文字校订古籍；四是利用金石文字探讨书法。故收藏金石学史料就成了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责编：魏佩)

家世背景

李清照出生于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士大夫的家庭。父亲李格非是济南历下人，进士出身，苏轼的学生，官至提点刑狱、礼部员外郎。藏书甚富，善属文，工于词章。现存于曲阜孔林思堂之东斋的北墙南起第一方石碣刻，上面写有：“提点刑狱、历下李格非，崇宁元年（1102年）正月二十八日率褐、过、迥、逅、远、迈，恭拜林冢下。”母亲是状元王拱宸的孙女，很有文学修养。

秉承家学

李清照画像

李清照自幼生活在文学氛围十分浓厚的家庭里，耳濡目染，家学熏陶，加之聪慧颖悟，才华过人，所以“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王灼《碧鸡漫志》），曾受到当时的文坛名家、苏轼的大弟子晁补之（字无咎）的大力称赞。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说，李清照“善属文，于诗尤工，晁无咎多对士大夫称之”。《说郛》第四十六卷引《瑞桂堂暇录》称她“才高学博，近代鲜伦”。朱彧《萍洲可谈》别本卷中称扬她的“诗文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

李清照的少年时代随父亲生活于汴京，优雅的生活环境，特别是京都的繁华景象，激发了李清照的创作热情，除了作诗之外，开始在词坛上崭露头角，写出了为后世广为传诵的著名词章《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此词一问世，便轰动了整个京师，“当时文士莫不击节称赏，未有能道之者”（《尧山堂外纪》卷五十四）。

李清照读了著名的《读中兴颂碑》诗后，当即写出了令人拍案叫绝的和诗《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 两首。此诗笔势纵横地评议兴废，总结了唐代“安史之乱” 前后兴败盛衰的历史教训，借嘲讽唐明皇，告诫宋朝统治者“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一个初涉世事的少女，对国家社稷能表达出如此深刻的关注和忧虑，不能不令世人刮目。因此，宋代周的《清波杂志》认为，这两首和诗“以妇人而厕众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明代陈宏绪的《寒夜录》评此两诗：“奇气横溢，尝鼎一脔，已知为驼峰、麟脯矣。”

琴瑟和弦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李清照18岁，与时年21岁的太学生赵明诚在汴京成婚。据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云：“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当时李清照之父作礼部员外郎，赵明诚之父作吏部侍郎，均为朝廷高级官吏。李清照夫妇虽系“贵家子弟”，但因“赵、李族寒，素贫俭”，所以，在太学读书的赵明诚，当初一、十五告假回家与妻子团聚时，常先到当铺典质几件衣物，换一点钱，然后步入热闹的相国寺市场，买回他们所喜爱的碑文和果实，夫妇“相对展玩咀嚼”。古老神秘的碑文，把他们引向遥远的历史年代，带给他们一种特有的文化艺术享受，使他们仿佛置身于无忧无虑的远古时期，因而“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后两年，赵明诚进入仕途，虽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但夫妇二人仍然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且立下了“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赵家藏书虽然相当丰富，可是对于李清照、赵明诚来说，却远远不够。于是他们便通过亲友故旧，想方设法，把朝廷馆阁收藏的罕见珍本秘籍借来“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遇有名人书画，三代奇器，更不惜“脱衣市易”。然而，他们的力量毕竟有限。一次，有人拿了一幅南唐画家徐熙的《牡丹图》求售，索钱20万文。他们留在家中玩赏了两夜，爱不释手。但是，计无所出，只好恋恋不舍地归还了人家。为此，“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新婚后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安静和谐，高雅有趣，充满着幸福与欢乐。

可惜好景不长，朝廷内部激烈的新旧党争把李家卷了进去。李清照出嫁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其父李格非被列入元祐党籍，不得在京城任职。其时被列党籍者17人，李格非名在第五，被罢提点京东路刑狱之职。九月，徽宗亲书元祐党人名单，刻石端礼门，共120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而在同一年，赵挺之却一路升迁，六月除尚书右丞，八月除尚书左丞。为救父之危难，李清照曾上诗赵挺之。对此，张尝谓：“（文叔女上诗赵挺之）救其父云：‘何况人间父子情’，识者哀之。”（《洛阳名园记》序） 晁公武亦云：“（格非女）有才藻名，其舅正夫（挺之字） 相徽宗朝，李氏尝献诗云：‘炙手可热心可寒’。”（《郡斋读书志》）惜均未奏效。被罢官后的李格非，只得携眷回到原籍明水。

朝廷党争愈演愈烈，李格非“元祐党人”的罪名竟株连到李清照身上。崇宁二年（1103年）九月庚寅诏禁元祐党人子弟居京；辛巳，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崇宁三年（1104年），“夏，四月，甲辰朔，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自到阙下”（《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八） 。据此，李清照与赵明诚这对原本恩爱的夫妻，不仅面临被拆散的危险，而且偌大的汴京，已经没有了李清照的立锥之地，不得不只身离京回到原籍，去投奔先行被遣归的家人。

政治风云变幻，世事翻覆莫测。崇宁四年（1105年）暮春，赵挺之始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六月，“（因）与（蔡）京争权，屡陈其奸恶，且请去位避之”，遂引疾乞罢右仆射（《宋史？赵挺之传》）。仅仅过了半年多，崇宁五年（1106年）二月，蔡京罢相，赵挺之复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此同时，朝廷毁《元祐党人碑》，继而大赦天下，解除一切党人之禁，李格非等“并令吏部与监庙差遣”（《续资治通鉴拾补》卷二十六），李清照也得以返归汴京与赵明诚团聚。但是，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又复相，无情的政治灾难又降到了赵氏一家头上。三月，赵挺之被罢右仆射后五日病卒。卒后三日，即被蔡京诬陷。家属、亲戚在京者被捕入狱，因无事实，七月狱具，不久即获释。但赵挺之赠官却被追夺，其子的荫封之官亦因而丢失，赵家亦难以继续留居京师。李清照只好随赵氏一家回到在青州的私第，开始了屏居乡里的生活。

李清照、赵明诚屏居青州，始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秋。次年李清照25岁，命其室曰“归来堂”，自号“易安居士”。

“归来堂”，取义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其时，曾对清照极为称赏的文学家晁补之与李清照之父同以党籍罢官归隐，自号“归来子”。晁补之在故乡缗城 （今山东金乡）修“归去来园”，园中的堂、亭、轩皆以《归去来兮辞》中之词语命名（见晁补之《归来子名缗城所居记》） 。李清照、赵明诚以“归来堂”名其书房，盖出于对晁补之的仰慕，步其后而模仿之。《归去来兮辞》中有“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句，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当亦取其中之雅意。“归来堂”中，李清照与赵明诚虽然失掉了昔日京师丞相府中的优裕生活，然而却得到了居于乡里平静安宁的无限乐趣。他们相互支持，研文治学创作；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日月。在《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纺叙述：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

青州古城是古齐国的腹心地区，是古老的文物之邦，丰碑巨碣，所在多有，三代古器，时有出土。赵明诚夫妇在当地收集到《东魏张烈碑》、《北齐临淮王像碑》、唐李邕撰书《大云寺禅院碑》等一大批石刻资料。益都出土的有铭古戟，昌乐丹水岸出土的古觚、古爵，陆续成为他们的宝藏。

政和四年 （1114年） 新秋，赵明诚题“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云：“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偕隐。政和甲午新秋，德父题于归来堂。”（《易安居士画像》及赵明诚题词，近人多判其伪。但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二期吴金娣《有关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一份珍贵资料》一文介绍，上海博物馆藏《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墨迹与《画像》题词墨迹相比较，许多字的字形结构与运笔都甚相似。以此该文认为《画像》题词确为赵明诚手迹。）

政和七年（1117年），在李清照的襄助下，赵明诚大体上完成了《金石录》的写作。除自作序言外，还特请当时著名学者刘跂题写了一篇《后序》。史称，赵明诚撰《金石录》，李清照“亦笔削其间”（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李清照38岁。春、夏两季仍在青州。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赵明诚尝游仰天山水帘洞并题名刻洞内石壁。不久即知莱州。初，李清照未同行。至秋八月，清照才由青州赴莱州。途经昌乐，宿于驿馆，作《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表达对青州姊妹的惜别之情。八月十日，清照到达莱州，又作《感怀》诗一首。诗前有小序云：“宣和辛丑八月十日到莱，独坐一室，平生所见，皆不在目前。几上有礼韵，因信手开之，约以所开为韵作诗。偶得‘子’字，因以为韵，作感怀诗云。”

在莱州期间，李清照继续帮助赵明诚辑集整理《金石录》，且“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为一帙。每日晚更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金石录后序》。

宣和七年（1125年） ，李清照42岁。赵明诚改守淄州。赵明诚曾得唐白居易所书《棱严经》与李清照共赏。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李清照43岁，仍随赵明诚居淄州。是年，赵明诚因平定地方逃兵扰乱有功转一官。[6]

颠离漂泊

宋钦宗靖康二年、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李清照44岁。金人大举南侵，俘获宋徽宗、钦宗父子北去，史称“靖康之变”，北宋朝廷崩溃。五月，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是为高宗，南宋开始。是年三月赵明诚因母亲死于江宁（今南京市），南下奔丧。八月，起知江宁府，兼江东经制副使。北方局势愈来愈紧张，李清照着手整理遴选收藏准备南下：“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 凡屡减去， 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 （《金石录后序》）十二月，青州兵变，杀郡守曾孝序，青州剩余书册被焚。（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曾这样记载此事：“青州故第，尚锁书册用屋十余间，期明年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此处文字当因在传抄中或夺或衍而臻误。史实应为“青州兵变”。）

当李清照押运15车书籍器物，行至镇江时，正遇张遇陷镇江府，镇江守臣钱伯言弃城而去（《续资治通鉴》卷一0一），而李清照却以其大智大勇在兵荒马乱中将这批稀世之宝，于建炎二年（1128年）春押抵江宁府。

李清照至江宁后，雪日每登城远览以寻诗。周 《清波杂志》卷八有云：“倾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以宋高宗为首的妥协投降派，借口时世危艰，拒绝主战派北进中原，一味言和苟安。李清照十分不满， 屡写诗讽刺， 曾有“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之句。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赵明诚罢守江宁。三月与李清照“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金石录后序》）。舟过乌江楚霸王自刎处，清照有感而作《绝句》以吊项羽。以项羽宁肯一死，引颈乌江以谢江东父老的壮烈史迹，对南宋统治者进行讽喻。五月，至池阳（今安徽贵池），赵明诚被旨知湖州。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回忆说，赵明诚将“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不幸的是，由于途中感疾，赵明诚竟于八月十八日卒于建康。

赵明诚卒后，李清照为文祭之，文曰：“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深。”（谢《四六谈麈》卷一）葬毕赵明诚，李清照大病一场。当时国势日急，赵明诚妹婿李擢权兵部侍郎，从卫太后在洪州（今江西南昌）。为保存赵明诚所遗留文物书籍，李清照派人运送行李去投奔他。不料当年十一月，金人陷洪州，所谓连舻渡江之书散为云烟。李清照只好携带少量轻便的书帖典籍仓皇南逃。之后，李清照曾一度往依时任敕局删定官的弟弟李迒。这时传有密论列赵明诚者，有所谓“颁金”之语，李清照被迫以所有铜器等物追随帝踪，希图投进朝廷。颠沛流离中，所余文物又散失大半。

建炎四年（1130年）春，李清照追随帝踪流徙浙东一带。“到台，守已遁。之剡出陆，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道之温，又之越。”九月，刘豫在金人扶持下，建伪齐政权。李清照有诗斥之曰：“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十一月，朝廷放散百官，李清照到达衢州。

绍兴元年（1131年）三月，李清照赴越（今浙江绍兴），居土民钟氏之家，一夕书画被盗。她悲痛不已，重立赏收赎。至此，所有图书文物大部散失。

绍兴二年（1132年），李清照到达杭州。图书文物散失殆尽造成的巨大痛苦，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给予的无情折磨，使李清照陷入伤痛百般走投无路的绝境。孤独无依之中，再嫁张汝舟。张汝舟早就觊觎她的珍贵收藏。当婚后发现李清照家中并无多少财物时，便大失所望，随即不断口角，进而谩骂，甚至拳脚相加。张汝舟的野蛮行径，使李清照难以容忍。后发现张汝舟还有营私舞弊、虚报举数骗取官职的罪行。李清照便报官告发了张汝舟，并要求离婚。经查属实，张汝舟被除名编管柳州。李清照虽被获准离婚， 但宋代法律规定，妻告夫要判处3年徒刑，故亦身陷囹圄。后经翰林学士綦崇礼等亲友的大力营救，关押9日之后获释。（对于李清照改嫁张汝舟之事，后世学者颇有争议。其实，妇女改嫁在宋代前期并不少见，且不影响李清照人品，宋人多家谈及此事，应当可信。古人辩诬之说，实际是受封建礼教观念束缚的结果。）

虽然经历了一场再嫁匪人、离异系狱的灾难，但是李清照生活的意志并未消沉，诗词创作的热情更趋高涨。她从个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之后，把眼光投到对国家大事的关注上。绍兴三年（1133年）五月，朝廷派同签书枢密院事韩肖胄和工部尚书胡松年出使金朝。李清照满怀激情地作古诗、律诗各一首为二公送行。诗中有“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之句，表达了反击侵略、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充满了关念故国的情怀。

绍兴四年（1134年），李清照完成了《金石录后序》的写作。十月，避乱金华，写成《打马图经》并《序》，又作《打马赋》。虽为游戏文字，却语涉时事。借谈论博弈之事，引用大量有关战马的典故和历史上抗恶杀敌的威武雄壮之举，热情地赞扬了像桓温、谢安等忠臣良将的智勇，暗讽南宋统治者不识良才、 不思抗金的庸碌无能，寄寓对收复失地的愿望，抒发了个人“烈士暮年”的感慨。

在金华期间，李清照还曾作《武陵春》词，感叹辗转漂泊、无家可归的悲惨身世，表达对国破家亡和嫠妇生活的愁苦。又作《题八咏楼》诗，悲宋室之不振，慨江山之难守，其“江山留与后人愁”之句，堪称千古绝唱。

绍兴十三年（1143年）前后，李清照将赵明诚遗作《金石录》校勘整理，表进于朝。越十余年，大约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或者以后，李清照怀着对死去亲人的绵绵思念和对故土难归的无限失望，在极度孤苦、凄凉中，悄然辞世，享年至少73岁。

　　“四部”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

　　如最著名的《四库全书》的收录书籍如下：

　　四库全书的内容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分经、史、子、集四部分，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　

　　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其次是明朝的永乐大典）。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为禁书），涵盖了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学术领域。

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其中也包括了《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周礼》、《礼记》、《诗经》、《孝经》、《尚书》、《春秋》、《史记》、《尔雅注疏》、《说文解字》、《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国语》、《水经注》、《战国策》、《本草纲目》、《茶经》等其他经典著作，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来华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

[编辑]

《四库全书》的编纂

清乾隆38年（1773年）2月朝廷设立了“四库全书馆”，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永瑢负责，任命皇室郡主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开始编纂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学者也参与了编纂。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3600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3800人。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据统计，光是征收得的图书就达13501种。这些书筛选后按“著录书”及“存目书”分别收入，其中“存目书”不录全书，只摘部分内容，而“著录书”则经过整理、校勘、考证后，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写存入，誊写完成后，还要与原本反复校勘。最后收录的图书有3461种。

《四库全书》为了美观与便于识别，采用分色装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颜色的确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

乾隆49年（1784年）四套书陆续完成，全书共抄7部，分别贮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其中文渊阁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体也更工整。

乾隆52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一些书有诋毁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检《四库全书》，并最终删除《诸史同异录》等11部。但这11部书虽然从《四库全书》中删除，但是依然存在宫中，没有销毁，这11部书中的9部还流传到今天。

嘉庆八年（1803年）由纪昀主持进行了《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进一步完善《四库全书》。

[编辑]

删改古籍

编纂四库全书时，清廷为维护统治，大量查禁明清两朝所谓有违碍字句的古籍，见四库禁书。并且大量篡改古籍，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和“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犯忌，改作“亦凋零”等等。

[编辑]

《四库全书》的命运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中国历经动乱，《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钞，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于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复后的文澜阁。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一次大规模修补，目前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因此《四库全书》今天只存4部，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后从沈阳故宫转运至兰州，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而残缺的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经中央有关部门协调，辽宁省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运至兰州，藏于山中。目前，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未定。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之缩印。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分别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版。

==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

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经、史、子集书籍3450 种，79072 卷、36000 余册）

"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

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宋代盛行的金石考古学，把铜器、古玉器和古陶瓷器称为“古物”或“古器物”，明代流行叫“古董”，清代中期又流行叫“古玩”，而我们现在习惯上说的“古玩”已经把字画、古籍善本和古典家具、竹刻牙雕、文房四宝、钱币、织绣等包括在内，其内涵较原先的“古董”、“古玩”要扩大。

民间收藏古玩从类别上分大致就是以上的十大类，其中每类又可细分成很多。如铜器类有商周青铜器、戈矛剑矢、弩机、汉代铜鼎壶、历代铜镜、铜佛、带钩、车马饰等，其中尤以商周青铜器最为珍贵，但现在在古玩市场已极少见到。

陶瓷类可分为古陶器、原始瓷和瓷器，唐三彩应归为陶器。瓷器按窑口分则类别众多。宋代的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和明成化斗彩都是极品，价高量少，已至绝迹。市面上最多见的都是明、清两代的民窑瓷和近现代的仿制品。

玉石类有新石器时代玉器，商周古玉，汉唐至明清各代玉雕等。现在市场上则以挂佩件的装饰玉和摆件以及仿古玉为多。

字画因为不易保存，宋元真迹已属凤毛麟角，明清书画也稀少，所以眼下字画收藏大多以近现代书画家的作品为主。

古籍善本亦以明清版本留存稍多。清代、民国时好的碑帖价格往往高于名家字画十倍，现在却正好相反。

古典家具以明式和清式硬木家具为贵。上世纪末期曾身价百倍，国内市场上几乎被搜罗一空。现今多以杂木家具和仿制家具为主。

古代钱币可按历史年代分类，因存世众多，价值相对较低。

竹刻木雕也以近现代物品为多，若是明、清的雕刻件则属老货了。

至于文房四宝以收藏古砚为多，价格相对低廉。织绣类的收藏家较少，故价值较小。

民间古玩收藏除此十大类外，尚有金银器、乐器、法器、鼻烟壶、度量衡和古旧钟表等几十项，在此不——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