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雁传书

　　拼音：hóng yàn chuán shū

　　又名：飞鸽传书

　　解释：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南迁，常常引起游子思乡怀亲之情和羁旅伤感。鸿雁传书指通信。也有以鸿雁来指代书信。

　　如隋人薛道衡《人日思归》：“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早在花开之前，就起了归家的念头；但等到雁已北归，人还没有归家。诗人在北朝做官时，出使南朝陈，写下这思归的诗句，含蓄而又婉转。以雁写思的还有“夜闻归雁生相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欧阳修《戏答元稹》）、“残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唐人赵嘏《长安秋望》）、“星辰冷落碧潭水，鸿雁悲鸣红蓼风”（宋人戴复古《月夜舟中》）等。鸿雁作为传送书信的使者在诗歌中的运用也就普遍了。如“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杜甫《天末怀李白》）、“朔雁传书绝，湘篁染泪多”（李商隐《离思》）等。

　　典故：

　　2500年前，我们祖先就开始驯养信鸽。在西夏与北宋的战争中，西夏军队利用信鸽做军事通讯。

　　南宋初，大将曲端的军队中也使用信鸽传达消息召集军队。古代称信鸽为“飞奴”。传说汉高祖刘邦被楚霸王项羽所围时，就是以信鸽传书，引来援兵脱险的。张骞、班超出使西域，也用鸽子来与皇家传送信息。清乾隆年间，我国广东佛山地区每年5、6月份举行放鸽会，每年都有几千只参加，赛距约400华里。当时在上海、北京等地，也有类似的赛鸽会。国外利用信鸽传递消息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公元前530年，当时利用信鸽传送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绩。

　　鸿雁是书信的代称，有时亦代称邮递员。何以“鸿雁”代称书信和邮递员？溯其源，汉朝时，苏武出使匈奴，被单于流放北海去放羊。10年后，汉朝与匈奴和亲，但单于仍不让苏武回汉。与苏武一起出使匈奴的常惠，把苏武的情况密告汉使，并设计，让汉使对单于讲：汉朝皇帝打猎射得一雁，雁足上绑有书信，叙说苏武在某个沼泽地带牧羊。单于听后，只有让苏武回汉。后来，人们就用鸿雁比喻书信和传递书信的人。

　　这就是“鸿雁传书”的传说

　　另一种更为人所知所喜欢的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唐朝薛平贵远征在外，王宝钏苦守寒窑十数年矢志不移。一日，王宝钏正挑野菜，忽闻空中鸿雁连声呼唤，遂请求代为传书于平贵夫郎，然一时难寻笔墨，情急之下，撕下罗裙，咬破指尖，写下血泪书信，倾诉对爱情忠贞和盼望夫妻团圆的心情。前者是对国的忠心，后者是对感情的忠贞，这两种故事的流传，让“鸿雁”成为古代通信的使者，也让这两个故事本身成为一段千古佳话。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在“鸿雁”之前，还有 “青鸟传书”的故事：

　　1998年10月9日，国家邮政局发行《第22届万国邮政联盟大会·1999北京（二）》纪念邮资片1套4枚，其中第三枚“情缘东方”，主图和邮资图内容一致，均为一只色彩斑斓的飞鸟，背景为驿站和长城，表现了我国古代青鸟传书的传说。“青鸟传书”究竟来自什么典故？追溯源头，我们还需到先秦古籍《山海经》中去寻找答案。

　　据《山海经》记载，青鸟共有三只，“三青鸟赤首黑目，一名大黧，一名少黧，一名青鸟。居三危之山，为西王母取食。”这三只赤首黑目，名字分别叫大黧、少黧、青鸟的神鸟，是西王母的随从与使者，具三足，居住在三危山上，乃力大健飞之猛禽，它们不但为住在紧靠昆仑山的玉山上的西王母觅取食物，还能飞越千山万水为西王母传递信息。陶渊明《读<山海经>·其五》云：“翩翩三青鸟，毛色奇可怜。朝为王母使，暮归三危山。我欲因此鸟，具向王母言：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

　　传说西王母驾临之前，总有青鸟先来传书报信。据说，西王母前往汉宫时，青鸟前去传书，青鸟一直飞到了承华殿前。汉武帝看到这只美丽可爱的鸟儿，甚为惊奇，便问大臣东方朔这鸟叫什么名字？是从哪里飞来的？东方朔告诉他说这只鸟叫青鸟，是西王母的使者，现在是专门为报信而来的，西王母很快就要来了。果然过了一会儿，西王母就由大黧、少黧两只美丽的鸟儿左右扶持着，来到了殿前，汉武帝与群臣赶忙迎接西王母，热情款待。

　　在以后的神话中，青鸟又逐渐演变成了美丽无比的百鸟之王———凤凰。美丽的青鸟，美好的传说，引得文人墨客争相赋诗吟颂。李璟有诗“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李白有诗“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 、“三鸟别王母，衔书来见过”，李商隐有诗“青鸟西飞意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韦应物有诗“欲来不来夜未央，殿前青鸟先回翔”， 崔国辅有诗“遥思汉武帝，青鸟几时过”， 曹唐有诗“歌听紫鸾犹缥缈，语来青鸟许从容”，胡曾有诗“武皇无路及昆丘，青鸟西沉陇树秋”，曾士毅有诗“幡影不随青鸟下，洞门空闭紫霞微”，郭崇嗣有诗“青鸟不传云外信，白云空锁岭头碑”，姚孟昱有诗“穆王驭骏旧时游，青鸟书传信久幽”，杨巍有诗“青鸟已无白鸟来，汉皇空筑集灵台”，张帮教有诗“黄竹歌堪听，青鸾信可通”， 练国士有诗“蟠桃难定朝天曰，青鸟依然入汉时”，万象春有诗“一双青鸟归何处？千载桃花空自疑”，梅询有诗“青鸾消息沉桑海，目新金鳌第一峰”。以上这些诗作，借用的均是“青鸟传书”的典故，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青鸟已不像《山海经》中所描述的那样是猛禽了，而是变成了三只善通人意、温和良善、体态轻盈、小巧玲珑的可爱“信使”了。

　　确实，在古时候，人们要想与远行的亲人通信，真是万难，普通百姓几乎没有专门的通信设备。“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寄书常不达，况乃未休兵”……这些诗句，诉说着古人音信难通的惆怅与无奈，因此也只有将真情寄托给青鸟，让青鸟帮自己传递吉祥、幸福、快乐的佳音，以此来抒发自己的思乡和思亲之情了。上古传奇神话，留给后人的是无限遐想。

鸿雁传书的典故出自西汉时期，当时苏武作为使者出使匈奴，反而被匈奴扣留，西汉要求对方释放苏武后遭到了谎言的拒绝。所以后来想到了从天上射下一只带有书信的鸿雁的理由迫使匈奴将苏武放回西汉。古代鸿雁传书是一种比较普遍的通讯方法，的确是存在的。

1鸿雁传书

鸿雁传书也叫飞鸽传书，虽然鸿雁与飞鸽完全是体型和外貌都不相同的动物，但在通讯方面是完全可以对等的。因为“鸿雁”泛指一种运输方式，而古代人大都赡养家鸽以供传音。苏武牧羊是很多人都熟悉的历史，苏武作为西汉的使臣反倒被匈奴以非法囚禁的手段禁锢在了匈奴，无法回国。甚至在西汉要求归还使臣时，说出了苏武已经离开人世的言论。

后来苏武得知这个消息，觉得十分焦急，好在有一个机智的人给苏武出了万全之策。因为传信是古代通用的手段，所以苏武告诉匈奴汉武帝已经收到了自己绑在大雁身上的帛书，并且了解了自己的现状之后，出于无奈匈奴只好归还苏武，从此“鸿雁传书”的典故也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2鸿雁传书的使用

古代的信息技术受限，只能通过传信的方法表达内心的想法。古代传信的方法不从效率上面讲，十分多样。书简，帖，笺，函，雁足，雁帛，雁书等等，而鸿雁也是其中的一种，不光被用在通讯过程中，更被广泛运用在诗人的作品中，是一种意象，用于抒发作者内心的思乡怀亲之情。而鸿雁传书也叫飞鸽传书，古人大都专门饲养鸽子，例如西夏打仗时就通过鸽子来传递讯息，还有刘邦被困时也是飞鸽传递消息，所以鸿雁传书的的确确存在。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

烽火传军情、鸿雁传书、青鸟传书、黄耳传书、风筝通信、灯塔、通信塔、信号旗、旗语。请笑纳。概述

在远古时候，我国使用击鼓传递信息，最早当在原始社会末期。

到西周时候，我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邮驿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邮驿通信逐渐完备起来。

三国时期，曹魏在邮驿史上最大的建树是制定《邮驿令》。

隋唐邮传事业发达的标志之一是驿的数量的增多。

我国元朝时期，邮驿又有了很大发展。

清代 邮驿制度改革的最大特点是“邮”和“驿”的合并。

清朝中叶以后，随着近代邮政的建立，古老的邮驿制度就逐渐被淘汰了。

通信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手段，其历史悠久，因此在古今中外都产生了很多与之相关的趣闻。我们的祖先在没有发明文字和使用交通工具之前，就已经能够互相通信了。当时人们通信，很可能是采取以物示意的通信方法。我国古代民间有种种通信方式。古时写信用绢帛，把信折叠成鲤鱼形。唐朝李商隐《寄令狐郎中》诗：“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古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有“客从远方来，遣我双鲤鱼”之语。

汉代时苏武出使匈奴，被流放在北海边牧羊，与朝廷联系中断。苏武利用候鸟春北秋南的习性，写了一封信系在大雁的腿上。此雁飞到汉朝皇家的花园后，皇帝得知了苏武的情形。朝廷据此通过外交途径把他接了回来。

唐玄宗时，首都长安有一富翁杨崇义，家中养了一只绿色鹦鹉。杨妻刘氏与李某私通，合谋将杨杀害。官府派人至杨家查看现场时，挂在厅堂的鹦鹉忽然口作人语，连叫“冤枉”。官员感到奇怪，问道：“你知道是谁杀害杨崇义的？”鹦鹉答：“杀害家主的是刘氏和李某。”此案上报朝廷后，唐玄宗特封这只鹦鹉为“绿衣使者”。

烽火传军情

“烽火”是我国古代用以传递边疆军事情报的一种通信方法，始于商周，延至明清，相习几千年之久，其中尤以汉代的烽火组织规模为大。在边防军事要塞或交通要冲的高处，每隔一定距离建筑一高台，俗称烽火台，亦称烽燧、墩堠、烟墩等。高台上有驻军守候，发现敌人入侵，白天燃烧柴草以“燔烟”报警，夜间燃烧薪柴以“举烽”（火光）报警。一台燃起烽烟，邻台见之也相继举火，逐台传递，须臾千里，以达到报告敌情、调兵遣将、求得援兵、克敌制胜的目的。

在我国的历史上，还有一个为了讨得美人欢心而随意点燃烽火，最终导致亡国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周灭商后建都镐京，历史上称作西周。初期，周王为巩固国家政权，先后把自己的兄弟、亲戚、功臣分封到各地作诸侯，建立诸侯国，还建立了一整套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鸿雁传书

“鸿雁传书”的典故，出自《汉书•苏武传》中“苏武牧羊”的故事。据载，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汉朝使臣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鞮侯单于扣留，他英勇不屈，单于便将他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无人区牧羊。19年后，汉昭帝继位，汉凶和好，结为姻亲。汉朝使节来凶，要求放苏武回去，但单于不肯，却又说不出口，便谎称苏武已经死去。后来，汉昭帝又派使节到匈奴，和苏武一起出使匈奴并被扣留的副使常惠，通过禁卒的帮助，在一天晚上秘密会见了汉使，把苏武的情况告诉了汉使，并想出一计，让汉使对单于讲：“汉朝天子在上林苑打猎时，射到一只大雁，足上系着一封写在帛上的信，上面写着苏武没死，而是在一个大泽中。”汉使听后非常高兴，就按照常惠的话来责备单于。单于听后大为惊奇，却又无法抵赖，只好把苏武放回。

有关“鸿雁传书”，民间还流传着另一个故事。唐朝薛平贵远征在外，妻子王宝钏苦守寒窑数十年矢志不移。有一天，王宝钏正在野外挖野菜，忽然听到空中有鸿雁的叫声，勾起她对丈夫的思念。动情之中，她请求鸿雁代为传书给远征在外的薛平贵，但是荒郊野地哪里去寻笔墨？情急之下，她便撕下罗裙，咬破指尖，用血和泪写下了一封思念夫君、盼望夫妻早日团圆的书信，让鸿雁捎去。

以上两则“鸿雁传书”的故事已经流传了千百年，而“鸿雁传书”也就渐渐成了邮政通信的象征了。

鱼传尺素

在我国古诗文中，鱼被看作传递书信的使者，并用“鱼素”、“鱼书”、“鲤鱼”、“双鲤”等作为书信的代称。唐代李商隐在《寄令狐郎中》一诗中写道：“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古时候，人们常用绢帛书写书信，到了唐代，进一步流行用织成界道的绢帛来写信，由于唐人常用一尺长的绢帛写信，故书信又被称为“尺素”（“素”指白色的生绢）。因捎带书信时，人们常将尺素结成双鲤之形，所以就有了李商隐“双鲤迢迢一纸书”的说法。显然，这里的“双鲤”并非真正的两条鲤鱼，而只是结成双鲤之形的尺素罢了。

书信和“鱼”的关系，其实在唐以前早就有了。秦汉时期，有一部乐府诗集叫《饮马长城窟行》, 主要记载了秦始皇修长城，强征大量男丁服役而造成妻离子散之情，且多为妻子思念丈夫的离情，其中有一首五言写道：“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长相思，下言加餐饭。”这首诗中的“双鲤鱼”，也不是真的指两条鲤鱼，而是指用两块板拼起来的一条木刻鲤鱼。在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没有现在的信封，写有书信的竹简、木牍或尺素是夹在两块木板里的，而这两块木板被刻成了鲤鱼的形状，便成了诗中的“双鲤鱼”了。两块鲤鱼形木板合在一起，用绳子在木板上的三道线槽内捆绕三圈，再穿过一个方孔缚住，在打结的地方用极细的粘土封好，然后在粘土上盖上玺印，就成了“封泥”，这样可以防止在送信途中信件被私拆。至于诗中所用的“烹”字，也不是去真正去“烹饪”，而只是一个风趣的用字罢了。

青鸟传书

据我国上古奇书《山海经》记载，青鸟共有三只，名曰诏兰、紫燕（还有一只青鸟的名字笔者没有查阅到），是西王母的随从与使者，它们能够飞越千山万水传递信息，将吉祥、幸福、快乐的佳音传递给人间。据说，西王母曾经给汉武帝写过书信，西王母派青鸟前去传书，而青鸟则一直把西王母的信送到了汉宫承华殿前。在以后的神话中，青鸟又逐渐演变成为百鸟之王——凤凰。

南唐中主李璟有诗“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唐代李白有诗“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李商隐有诗“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崔国辅有诗“遥思汉武帝，青鸟几时过”，借用的均是“青鸟传书”的典故。

黄耳传书

信鸽传书，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现在还有信鸽协会，并常常举办长距离的信鸽飞行比赛。信鸽在长途飞行中不会迷路，源于它所特有的一种功能，即可以通过感受磁力与纬度来辨别方向。

信鸽传书确切的开始时间，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早在唐代，信鸽传书就已经很普遍了。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一书中有“传书鸽”的记载：“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张九龄是唐朝政治家和诗人，他不但用信鸽来传递书信，还给信鸽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飞奴”。此后的宋、元、明、清诸朝，信鸽传书一直在人们的通信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我国的历史记载上，信鸽主要被用于军事通信的目的。譬如在公元1128年，南宋大将张浚视察部下曲端的军队。张浚来到军营后，竟见空荡荡的没有人影，他非常惊奇，要曲端把他的部队召集到眼前。曲端闻言，立即把自己统帅的五个军的花名册递给张浚，请他随便点看哪一军。张浚指着花名册说：“我要在这里看看你的第一军。”曲端领命后，不慌不忙地打开笼子放出了一只鸽子，顷刻间，第一军全体将士全副武装，飞速赶到。张浚大为震惊，又说：“我要看你全部的军队。”曲端又开笼放出四只鸽子，很快，其余的四军也火速赶到。面对整齐地集合在眼前的部队，张浚大喜，对曲端更是一番夸奖。其实，曲端放出的五只鸽子，都是训练有素的信鸽，它们身上早就被绑上了调兵的文书，一旦从笼中放出，立即飞到指点的地点，把调兵的文书送到相应的部队手中。

风筝通信

我们今天娱乐用的风筝，在古时候曾作为一种应急的通信工具，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传说早在春秋末期，鲁国巧匠公输盘（即鲁班）就曾仿照鸟的造型“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这种以竹木为材制成的会飞的“木鹊”，就是风筝的前身。到了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人们又用竹篾做架，再用纸糊之，便成了“纸鸢”。五代时人们在做纸鸢时，在上面拴上了一个竹哨，风吹竹哨，声如筝鸣，“风筝”这个词便由此而来。

最初的风筝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而制作的，它的主要用途是用作军事侦察，或是用来传递信息和军事情报。到了唐代以后，风筝才逐渐成为一种娱乐的玩具，并在民间流传开来。

军事上利用风筝的例子，史书上多有记载。汉初楚汉相争时，刘邦围困项羽于垓下，韩信向汉王刘邦建议用绢帛竹木制作大型风筝，在上面装上竹哨，于晚间放到楚营上空，发出呜呜的声响，同时汉军在地面上高唱楚歌，引发楚军的思乡之情，从而瓦解了楚军的士气，赢得了战事的胜利。

竹筒传书

在我国历史上，还有用竹筒传书的故事哩。

竹筒传书的故事，得从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0年）说起，那年十一月，南方各地纷纷发生叛乱，为了平定叛乱，稳定江山，隋文帝紧急下诏，任命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军前去讨伐。

杨素率领水军渡江进入江南，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收复了京口、无锡等地，士气非常旺盛。于是，杨素一鼓作气，率领主力部队追踪叛军，一直追到了海边。面对绵延的山脉和茫茫的大海，杨素一面命令大部队就地驻扎，一面指派行军总管史万岁率领军队两千人，翻山越岭穿插到叛军的背后发动进攻。

史万岁率部猛进，转战于山林溪流之间，前后打了许多胜仗，收复了大片的失地。当他想把胜利的战况向上级汇报时，却因交通的阻绝和信息的不畅而无法与大部队取得联系。一日，他站在山顶临风而望，看到前面茂密的竹林正波浪状随风而舞，忽有所悟，立即派人截了一节竹子，把写好的战事报告装了进去，封好后放入水中，任其漂流而下。几天后，有一个挑水的乡人看到了这个竹筒，便打捞起来打开一看，发现了史万岁封在里面的报告，便按报告上的提示将它送到了杨素手中。史万岁一去无音讯，不知生死，为此杨素正焦急不安，忽见乡人送来报告，大喜过望，立即把史万岁部队接连取得胜利的战况向朝廷作了报告。隋文帝听到喜报，龙颜大悦，立即提拔史万岁为左领军将军。然后，杨素率领大部队，继续乘胜追击反隋散兵，没用多久，就彻底平定了叛乱。

灯塔

灯塔起源于古埃及的信号烽火。世界上最早的灯塔建于公元前7世纪，位于达尼尔海峡的巴巴角上，像一座巨大的钟楼矗立着。那时人们在灯塔里燃烧木柴，利用它的火光指引航向。

公元前280年，古埃及人奉国王托来美二世菲莱戴尔夫之命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对面的法罗斯岛上修筑灯塔，高达85米，日夜燃烧木材，以火焰和烟柱作为助航的标志。法罗斯灯塔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1302年毁于地震。9世纪初，法国在吉伦特河口外科杜昂礁上建立灯塔，至今已两次重建，现存的建于1611年。

在古老的灯塔中，意大利的莱戈恩灯塔至今仍在使用。这座灯塔是建于1304年，用石头砌成，高50米。美国第一座灯塔是建于1716年的波士顿灯塔。此后，1823年建成透镜灯塔，1858年建成电力灯塔，1885年首次用沉箱法在软地基上建造灯塔，1906年落成第一座气体闪光灯塔。1850年，全世界仅有灯塔1570座，1900年增到9400座。到1984年初，包括其他发光航标在内，灯塔总数已超过55000座。

通信塔

18世纪，法国工程师克劳德查佩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加快信息传递速度的实用通信系统。该系统由建立在巴黎和里尔230千米间的若干个通信塔组成。在这些塔顶上竖起一根木柱，木柱上安装一根水平横杆，人们可以使木杆转动，并能在绳索的操作下摆动形成各种角度。在水平横杆的两端安有两个垂直臂，也可以转动。这样，每个塔通过木杆可以构成192种不同的构形，附近的塔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表示192种含义的信息。这样依次传下去，在230千米的距离内仅用2分钟便可完成一次信息传递。该系统在18世纪法国革命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信号旗

船上使用信号旗通信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旗号通信的优点是十分简便，因此，即使当今现代通信技术相当发达，这种简易的通信方式仍被保留下来，成为近程通信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进行旗号通信时，可以把信号旗单独或组合起来使用，表示不同的意义。通常悬挂单面旗表示最紧急、最重要或最常用的内容。例如，悬挂A字母旗，表示"我船下面有潜水员，请慢速远离我船"；悬挂O字母旗，表示"有人落水"；悬挂W字母旗，表示"我船需要医疗援助"等等。

旗语

在15－16世纪的200年间，舰队司令靠发炮或扬帆作训令，指挥属下的舰只。1777年，英国的美洲舰队司令豪上将印了一本信号手册，成为第一个编写信号书的人。后来海军上将波帕姆爵士用一些旗子作"速记"字母，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旗语字母。1805年，纳尔逊勋爵指挥特拉法加之役时，在阵亡前发出的最后信号是波帕姆旗语第16号："驶近敌人，近距离作战。"

1817年，英国海军马利埃特上校编出第一本国际承认的信号码。舫海信号旗共有40面，包括26面字母旗，10面数字旗，3面代用旗和1面回答旗。旗的形状各异：有燕尾形、长方形、梯形、三角形等。旗的颜色和图案也各不相同。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传曰”，书传记载。见《论语·子路篇》。说的是从政者应当身为表率，方能令行禁止。否则，虽有法令，不能推行。

太史公说：《书传》记载说：“身居上位的人，只要坐得正，不用下命令，人民会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如果坐不正，他的命令，又有谁去听呢！”这不就是说的李将军吗？

作者引用的目的是为了赞扬李广

《山海经》，其中著名的故事包括：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女蜗补天：远古时代，九州大地裂毁，天不能覆盖大地，洪水泛滥不止。在这种情况下，女娲冶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天空被修补了，天地四方的柱子重新竖立了起来，洪水退去，中原大地上恢复了平静。嫦娥奔月：传闻后羿射杀九日降妖兽有功，西王母赐其不老仙药，后羿舍不得嫦娥自己在凡间，想与嫦娥共度余生，便将仙药交于妻子嫦娥保管。这事刚好被门徒蓬蒙看到心生歹念，便趁后羿外出逼迫嫦娥交出仙药，嫦娥情急之下吞下仙药向天上飞去。夸父追日：相传在黄帝时期，夸父族首领夸父想要把太阳摘下，于是开始逐日，和太阳赛跑，在口渴时喝干了黄河、渭水之后，在奔于大泽路途中渴死，手杖化作桃林，身躯化作夸父山。扩展资料《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 、《离骚》 、《周书》、《晋乘》以成者”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参考资料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