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他们的意思是说，武王伐纣其实是一场谋逆行为，并不是纣王真的残暴，而是武王想要当皇帝，所以自己策划的。至于古籍记载可不可靠的，要怎么说呢，在看历史古籍的时候，不要完完全全相信他们的记载，要学会多翻阅一些古籍，对比着去看，这样才能最大程度还原历史的“真相”。我们要明白一点，书写古籍的都是人，既然是人，就会有自己的好恶。

打个比方吧，三国时期，曹魏、东吴和蜀汉三国鼎立，如果东吴有这样一个人，他想要记录下三国时期发生的大事情，所以就开始动笔写了一部史书。但是因为东吴和曹魏是敌人，那么，在写关于曹魏和东吴之间的战争的时候，他不可避免的就会偏向东吴，而非曹魏。而且，说不定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抹黑曹魏。而且我们都知道，那些所谓的《宋史》、《明史》之类的史书，都是下一个朝代的人书写的，比如说《宋史》是元朝的人写的，而《明史》则是在清朝成书。那么这些书中，到底有没有刻意抹黑的成分在，我们谁都不好说。

而且，就连司马迁那么赫赫有名的人物，还不是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不喜儒家而更注重法家，所以司马迁也跟随当时文人的大潮流，一起去抹黑人家秦始皇。而且，根据司马迁记载，说是上古时期，尧舜禹三位圣人实行的其实是禅让制，但是根据考古出土的竹简，和当时其他人的记录来看，尧舜禹之间的所谓退位，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的。

而武王伐纣，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说是当初武王伐纣的时候提出来六大罪状：

1用贵戚，重用奴隶。2不敬鬼神，不重祭祀。3登用小人。4刚愎自用，穷兵黩武。5听信妇言。6酗酒。

有些人认为，这六大罪状并不足以说明纣王是个昏庸无能残暴的人，加上纣王年轻的时候的表现，就有人“合理”怀疑武王伐纣的合理性，说是武王不过是打着一个正义的旗号，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至于这个大家要怎么理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吧。

世人皆知，在中共将帅中，毛泽东是公认的战略家，多次指挥战略战役取得胜利。而粟裕将军在军事战略上的战略指挥艺术也令人叹为观止。

作为一个师范生，战争时期也未进过专业军事院校学习军事理论知识，他是如何拥有强大的战略思想的呢？

解放战争时期，粟裕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的关乎全局的战略性建议不下于10次，令大家最感动的是他曾两次冒着抗命风险，斗胆直谏，改变了毛泽东既定的战略计划。

一次是毛泽东令粟裕、陈毅、刘邓等人的野战军外线出击，到津浦路两侧作战，为的是尽可能取得最大胜利，逼蒋和谈。

得知消息的粟裕夜不能寐，当时的他了解苏中敌我态势，外面作战不符合实际情况。于是，他多次电报中央，提出应该在苏中内线作战，为此，他还带着警卫策马飞驰几百公里，赶到华中分局当面向分局领导阐述。

他的建议被毛泽东从善如流地采用了，之后苏中七战七捷，稳定了中原态势，给全国解放奠定了基础。

另一次发生在1948年，毛泽东计划让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主力纵队南下江南，迫使蒋介石部队回长江南岸防守。

粟裕却提出一个与大家意见完全相反的建议：集中中原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打大的歼灭战，彻底改变中原局势。

粟裕接连两次向毛泽东建议，经过多次上下协商，毛泽东暂时收回了之前的成命，不兵下江南。这一建议，为之后的几大经典战役绘制了蓝图。最终使得蒋介石精锐部队损兵折将，蒋介石无力回天，和平提前到来。

可以说，粟裕是在与主席的通电往来中学习的毛泽东思想，并活学活用了毛泽东思想。

剖析粟裕指挥的各大战役，军事分析专家认为粟裕在战争的关键时期，总能从大局出发，审时度势，化腐朽为神奇，推动战局向好向快发展。

他的老搭档陈毅最有发言权。粟裕和陈毅曾搭台唱戏，打了很多大胜战。

1947年12月，陈毅在一次对敌工作会议上便提到粟裕："粟裕同志的作战指挥很高明，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很厉害，他长期在各种战争中磨练，华东的军事指挥也都靠他。"

后来，多名研究学者也都认为，粟裕非常善于将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上升为理论高度。

从粟裕担任警卫班班长，到领导几十万野战军的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长达23年的军旅生涯里，粟裕几乎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准备打仗中，身居一线，经历了很多艰苦卓绝的战斗。

1940年10月，粟裕精心谋划，指挥了黄桥决战，挽救苏北新四军于生死存亡之际。

1944年3月，他合理筹划，精心布局，采用围点打援战术，从日伪收复多处失地。

1945年2月至6月，粟裕自告奋勇，指挥了令人惊叹的天目山战役。消灭顾祝同精锐部队1万多人。

1947年1月之后，粟裕指挥战斗更是如鱼得水，先后发起了多个载入史册的战役，其中就包括孟良崮战役。

成百上千次的战斗，无数个日夜反复的推演、思考，铸就了解放军心目中的"战神"粟裕，也让新中国的到来大步提前。

据记载，粟裕长期随身携带了一本线装石印古籍——《战略学》，在各个战争时期，都精彩翻看。

这部书是最早由清代陆军大学堂总教官应雄图编辑，1908年陆军大学堂印行，粟裕手中的书即为此书的原版。

在这部书的封面上，粟裕用毛笔工工整整地题写书名，又以钢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他长期将这部书带在身边，常抚简编，不断翻阅。

1984年2月粟裕辞世后，他的夫人楚青将此书连同粟裕经常翻看的《战争论》一书，赠给了茅山新四军纪念馆。

中国古代战争究竟是怎么打的

历代的史学家都没弄明白

在《说岳全传》里，金军统帅金兀术有一支王牌军叫“连环马”，用铁索将30匹马连在一起，冲击起来无人可挡，但在郾城大战中被岳家军用钩镰枪和“砍马腿战术”破掉了。《说岳全传》中连环马的灵感很可能来自《水浒传》，梁山群雄用钩镰枪大破呼延灼的连环马。

在真实的宋金战争中，金军确有一支叫“拐子马”的精锐部队。但拐子马究竟是什么？在岳飞之孙岳珂笔下，拐子马第一次与连环马之间划上了等号，“拐子马”被定性为一种“贯以韦索，三人为联”的连环马战术。

在岳珂的“权威认证”下，“拐子马即连环马”成了定论。《说岳全传》一方面将这一说法普及到民间，让神秘的连环马战术家喻户晓；另一方面，以讹传讹，将“三马相联”的连环马夸大为画面感十足的“30匹马”。

以现在的认知及军事常识来看，连环马的说法极其荒谬，把三匹马或30匹马连在一起，且不说马的速度不一，会互相牵扯，如果某一匹马突然受伤或阵亡，那就是其他马匹连环摔倒的惨剧。可以说，连环马是极其外行的军事设想，在实战中绝无可能应用。

“拐子马即连环马”的说法，从南宋到清朝，从朝廷到民间，竟然成了无人挑战的定论。

大约就在《说岳全传》流行的同时代，具有军事实操经验的乾隆皇帝率先看出端倪，对这一流传了数百年的连环马神话提出质疑，认为在实战中不可行，可能是宋人为自己的战败找了一个夸张的托辞。但从学术层面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是邓广铭先生，他在《岳飞传》中的详细考证，彻底推翻了连环马的说法，“拐子马即左右翼骑兵”成为不刊之论。

在“拐子马即连环马”以讹传讹的数百年间，令人惊讶的是，在乾隆之前，竟然几乎无人对这一荒谬说法提出过有力质疑。

这说明，中国古代虽然有着极其伟大的历史叙事传统，但就“古代战争究竟是怎么打的”这一点，其实连历朝历代的历史学家也弄不明白，更别提以讹传讹的演义小说了。

正史有意无意忽视战争细节

正如李硕在《南北战争三百年》的前言中所写，“中国古代的战争究竟怎么打？史书记载的往往不是那么详细。譬如楚汉之间着名的垓下之战，双方投入兵力多少？各自的阵列多长、多宽？是不是和挖出来的秦陵兵马俑一样？交战过程如何？在《史记》中都看不到”，“中国古代史书里，对战争这些最基本的情况都大量‘留白’。其实不全怪史官们无知，古代承平时期的将领们，也弄不清真正的仗（冷兵器战争）应该怎么打。乱世那些打过仗、有经验的武将，又大多没文化，没法记载下来。”

中国历史记载还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总是要传达某种“亲贤臣远小人”的价值观，而战争中诸如战术细节和武器装备等技术性内容相对来说没有这样的承载能力，所以就被淡化了。

比如，中国古代正史在涉及战争时，战败背后多有奸臣，要么是瞎指挥，要么是陷害能打仗的忠良，自毁长城，这几乎是经典的写史套路了：唐朝安史之乱前期的大溃败是因为杨国忠私心作祟，靖康之变的惨剧是因为蔡京童贯乱国，南宋输掉襄樊之战乃至被蒙元所灭是因为贾似道，明英宗的土木堡惨败是因为大太监王振，鸦片战争和近代史也延续了这个套路。

所以，最后对很多战争胜负的分析和记录，要承担“资治通鉴”的功能。

简单说就是，中国正史的战争叙述是“去细节化”、“去技术化”的。

正是因为正史有意无意地忽视战争史的细节，在“中国古代战争究竟是如何打的”这个问题上失语和失位，而民间对此类的需求又是真实存在，那么，阐释权便到了演义小说这里，战争由此被“演义段子化”“怪力乱神化”和“神秘主义化”。这就好比，上古社会因为无法科学解释一些超自然现象，阐述权就归属给了宗教和民间传说。

叙述古代战争最盛行的套路

演义小说中，古代战争最盛行的叙述套路大致有三种。

第一，计谋。《三国演义》中，几乎每场战役的成败都是计谋主导的，兵力、装备、战术等反而是次要的。《三国演义》中最高频的计谋是“火攻”，重头战役的关键词和决定性因素几乎都是放火，官渡之战有火烧乌巢，赤壁之战有火烧赤壁，夷陵之战有火烧连营，诸葛亮更是火攻之王，除了与周瑜联手火烧赤壁，还有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和火烧藤甲兵，在上方谷还差点烧死司马懿。如此密集地使用火攻，在真实战争中显然不可能，反而暴露了作者在演义战争时的套路告急。

第二，单挑。《说唐》和《水浒传》中，武将单挑是推动战争情节发展的主导因素之一。演义小说的单挑式战争往往是这样的，两名武将单挑，赢的一方全军压上，输的一方全军溃散，士兵的主要角色是擂台赛中摇旗呐喊的拉拉队，武将个人武勇对战争的影响被无限拔高，动辄“万夫不当之勇”，潜台词就是军队不重要。相比计谋，单挑式战争与真实战争的距离更遥远，就似《西游记》中的战争场面，十万天兵天将讨伐花果山，只是孙悟空与哪吒二郎神们的比武。

第三，阵法。《三国演义》有八阵图，“每日每时，化无端，可比十万精兵”，几以一堆石头困死陆逊；《水浒传》有九宫八卦阵、一字长蛇战、六花阵、四门斗底阵等；《杨家将》有天门阵，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是整部书中最酣畅淋漓的战役；《说岳全传》则有五方阵。

古代战争里，阵法是真实存在的，比如秦军的步兵大阵、刘裕的却月阵和戚继光的鸳鸯阵等，甚至八阵图也是存在的，但这些行军布阵的规定动作远没有演义小说里说得这么怪力乱神，充斥了超自然因素。这些神奇的阵法好比武术里的花拳绣腿，没有任何实战价值。

尽管演义小说中的战争描写大多荒诞不经，但不得不说，正是它们定义了数百年来国人对古代战争的图景与想象。它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写完本书的笔者谈及古代战争时，下意识的第一反应仍是“演义式”的：猛将横刀立马，高喊“呔，来将通名受死！”

战史爱好者的“纸上谈兵”

第一，古籍（正史、笔记）。战争史虽非正史的记录重点，但大的历史背景并不缺乏，尽管战争史有其独立性，但不存在一场脱离整体历史情境的古代战争。更重要的是，正史中一些对战争的简单化道德判断与“偏见”，恰恰可成为写作的一个“靶子”。比如，长平之战败于赵括的纸上谈兵，奸臣在战争失败中的作用，对岳飞等名将的过分拔高，都增添了写作的话题性和问题意识。

第二，演义小说。尽管演义小说的战争描写大多是荒谬的，但它同样如正史的偏见一样提供了一个靶子。将“演义小说”的战争与真实战争对比辨析，可产生很多有趣的化学反应。比如，拐子马与连环马的关系，《说岳全传》里连环马的克星是钩镰枪，尽管历史中是“麻扎刀”，但两种武器针对的都是骑兵的“马腿”。在砍马腿这个问题上，《说岳全传》并未说错，反倒对历史是一个印证。再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八阵图和木牛流马，历史中都曾存在，只是被神话了，将这两者辨析明白也很有趣。

第三，当代的战史着作和论文，具体可分两大部分。

一是有些跨专业的着作。例如杨泓先生《古代兵器通论》之类的兵器史专着，古代兵器和战术的演进成为《纸上谈兵》的重要脉络。一些军事地理的着作和论文，特别是写长平之战、楚汉战争和诸葛亮北伐时，军事地理的视角至关重要。

一是打破古代战史研究沉闷局面的当代作品。首先是曾瑞龙《经略幽燕》和《拓边西北》，这位早逝的天才全新定义了古代战史的写作范式；其次是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尤其是他极富开创性的古代骑兵研究。此外，郭建龙《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其军事地理视角也让人耳目一新。

战争是一种集体、集团、组织、民族、派别、国家、政府互相使用暴力、攻击、杀戮等行为，是敌对双方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领土的完整性等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战斗。由于触发战争的往往是政治家而非军人，因此战争亦被视为政治和外交的极端手段。

广义来说，并不是只有人类才有战争。蚂蚁和黑猩猩等等少数生物都有战争行为。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之间、国家（联盟）之间的矛盾最高的斗争表现形式，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最高、最暴力的手段，通常也是最快捷最有效果的解决办法，也可以解释为使用暴力手段对秩序的破坏与维护、崩溃与重建。

一般来说，战争的发起往往带着掠夺的成分，即战争的基层就是来源于掠夺。在一方的资源不足时必须以“生存”或种种原因为理由对一方进行的掠夺行为，而被掠夺方认为自己是自卫反击，因而两种“正义”碰撞在了一起就形成战争这种极端社会现象。

中国古籍称战争为争、战、征、伐、兵等。战国时期的兵书《吴子》中已有“战争”一词。战争是敌对双方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领土的完整性等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战斗。战争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阶级社会的战争，是用以解决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的斗争形式。它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

战争观是对战争的根本看法。包括对战争起源、战争根源、战争原因、战争本质、战争性质、战争目的、战争与相关因素的内在联系、消灭战争的途径及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的关系等观点。它对认识和指导战争具有重要作用。战争观是战争实践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理论观点，受人们的认识能力和阶级立场的制约。战争在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的暴露程度，也对人们战争观的形成产生影响。因此，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们，便有了对战争的不同看法。例如，有人认为战争是不祥之器，有人则说战争是万物之父；有人认为战争来自人及人的欲望，有人却说战争是对待尘世财产和事物的虚无状态；有人认为战争是死亡的拥抱，有人则说战争是一切事物的原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