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是我国古代的“兵学鼻祖”。他撰写的《孙子兵法》历来被誉为“兵经”，成为军事学必读的教科书，在世界军事学本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关于孙武其人的记载，在先秦古籍中的《战国策·齐策》、《吕氏春秋·上德》、《韩非子·五蠹》虽偶有提及，但语焉不详；以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主要古籍《左传》，对孙武却只字不提。入汉以后，我国古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时，虽然给孙武立了传记，但对孙武的生平也只以“齐人也”三字作了极为简略的交待。在春秋时代，作为一个威武显赫的军事家孙武，著有一本影响重大的军事名著《孙子兵法》，为什么古代的历史记载对他如此冷漠，以致有关他的记载仅寥寥数语或只字不提？是由于历史学家的一时疏忽，或是由于资料缺佚？这一奇怪的历史现象，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自唐宋以来，由于以上的一些原因，有许多历史学家开始对孙武其人、其书提出了种种怀疑。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证实了历史上的孙武和孙膑实力两人，各有兵法传世。以上种种怀疑，基本上得到了消释，但有关孙武的生平之谜仍未得到解决。 当然，有关孙武生平的记载不是说一点也没有，不过已到了唐宋时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就有这样的一段文字：“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字，无字二子：桓、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宋未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中的记载，与这条史料大体相同。且不说这条史料是否可靠，它终于给我们提供了孙武生平的一些情况。按照常理，孙武的祖父孙书因伐富有功而“食采于乐安”，那么孙武的故里也就在“乐安”了。但是，我们查遍先秦典籍，却不见有“乐安”这个地名。于是有的学者认为这个“乐安”既然在先秦无此地名，那么它就是指《新唐书》中的唐代“乐安”。而唐代“乐安郡”的治所在今山东惠民县，那么孙武故里也就在今山东惠民县了。持此观点的称之为“惠民县说”。也有人认为，“乐安”这个地名虽然在先秦史籍中没有记载，但却在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地理志》中最早出现。西汉时的“乐安”县在今山东的博兴县，根据“汉承秦制”和“秦承齐制”，那么孙武的故里当然是在山东博兴具了，是为“博兴说”。 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有关孙武生平史料的残缺，“惠民县说”与“博兴说”都明显地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研究解决。 首先我们来看看“惠民具说”。对这一说法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曾经提出过不少问题。但我个人认为，此说如要取得令人信服的结论，必须弄清两个问题：一是要有确实的证据来说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所说“食采于乐安”指的是唐代的“乐安”。因为现在的先秦古籍中找不到“乐安”这个地名，不等于说先秦不存在“乐安”；正如《左传》中没有孙武这一名字，不等于孙武没有其人一样。欧阳修在撰著《新唐书》时说孙书“食采于乐安”，肯定有一定的史料根据，不过现在已全部亡佚了。在没有任何现存史料根据的情况下，要证明《新唐书》中的“乐安”指的是唐代“乐安”，是比较困难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被人们发现，就会有一个地名。如果孙书“食采”的地方，当时连一个地理方位及其地名也没有的话，那么《新唐书》中的“乐安”是根据什么来确寇的呢？反过来，如果孙书“食采”的地方，先秦时已经有了个地名（按“惠民县说”，当时不存在“乐安”这个地名），那么《新唐书》为什么不写当时的地名，而要写经过历史沿革后的唐“乐安”呢？在《新唐书》的这条史料中，讲的都是春秋时期的人和事，为什么“乐安”却是唐朝的“乐安郡”呢？其中“伐莒”、“奔吴”用的都是先秦时的地名或国名，而“乐安”是指唐“乐安”，似乎不合情理。孙武是春秋时代的人，如果故里是唐朝的“乐安”，那么连在一起就成了：“孙武的故里是唐朝时的乐安”，这就显得有些别扭，难以令人接受。同时，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体例来看，有的同志已经证明“食采于乐安”指的是先秦的“乐安”，但“惠民县说”的同志却不从《新唐书》的体例中求得证明，却从《元和姓纂》的体例中证明《新唐书》所讲的“食采于乐安”指的是唐代“乐安”，这难免显得有些勉强。《元和姓纂》虽然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毕竟是两本书，“食采于乐安”仅见于《新唐书》中，如果撇开《新唐书》的体例而求之他书，这是不妥当的。以上说的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有什么证据来说明唐朝“乐安郡”的郡治“厌次”是孙武的故里。众所周知，唐朝只有“乐安郡”而没有“乐安县”。如果把《新唐书》中所说的“食采于乐安”，说成是指唐“乐安”的话，那么孙武的故里只能是“乐安郡”，而不可能是“乐安县”。把唐朝的一个“郡”作为孙武的故里，这与司马迁说孙武是“齐人也”相差无几。可能侍“惠民县说”的同志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又进一步把“乐安郡”的郡治“厌次”来作为孙武的故里，而唐朝的厌次在今山东惠民县。这是“惠民县说”的一个重要论据。现在的问题是：《新唐书》中所讲的“乐安”指的是“郡”，而“惠民县说”却把孙武故里说成是“厌次县”，这与《新唐书》所说的原意不符。把郡的治所作为孙武的故里，这等于把山东省的人都当作济南人一样。济南是山东的省会，但所有的山东人不一定都是济南人。同样，唐朝的厌次虽然是“乐安郡”的郡治，但“乐安郡”人不一定都是“厌次具”人。唐朝的厌次县，虽然在历史上曾经称有“乐安亭”，但把“郡治”作为孙武的故里，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惠民县说”要得出可靠的结论，至少对以上的两个问题，要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以使自己的论据更为准确全面。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博兴说”。“博兴说”是承认先秦时期有一个“乐安”地名的。但在先秦的古籍中找不到这个地名，于是就从目前现存的古籍中最早出现“乐安”这个地名的《汉书·地理志》中进行探讨。我个人认为，从现存古籍中研究“乐安”地名的沿革，上溯“乐安”的源头，不失为一种研究的方法，这是可取的。但由于史料的缺乏，只能作一般性的推理。他们认为“汉承秦制”、“秦承齐制”，那么汉代既然有个“乐安”，秦代必然有个“乐安”，春秋时期的齐国也就有这个“乐安”。汉代的“乐安”既然在今山东博兴县，那么博兴县也必然是孙武的故里，即齐国的“乐安”了。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论“秦承齐制”这一毫无根据的说法，仅从“汉承秦制”来看，秦与汉初之间的变化仍是很大的。在政治制度上，秦朝不分封诸侯，实行郡县制，汉初则有大量诸侯王及王国存在，实行郡国并行制。在经济上，秦朝徭役繁多，有“泰半之赋”；汉初则“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实行了不同的经济政策。在思想上，秦朝严刑峻法，以法家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汉初实行的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到了汉武帝则“罢黜百官，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以上这些变化，早已为史家所公认。因此，要弄清“乐安”这个地名的源头，仅仅用“汉承秦制”和“秦承齐制”的推理，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们说“汉承秦制”，这是从国家政治体制上说的，例如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官僚机构制度、行政官僚机构等等，这与一个地名的沿袭是不可混同的两码事。两汉时期，国家政治体制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乐安”这个地名却变换游移多处，如有“乐安县”、“乐安乡”、“乐安亭”、“乐安国”、“乐安郡”等等。同样一个“乐安”地名，其名称之变化，地理位置之不同，是可想而知的。在两汉的和平时期尚且如此之变化，那么春秋战国的战乱时期，每一小国的破灭，每一城地的失陷，每有军功封土，原本地名都有可能被更换新名，这在先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由此可见，“汉承秦制”与地名的沿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当然，我们也不排斥西汉的“乐安”有可能是春秋齐国的“乐安”，但必须要有一走的根据，仅以“汉承秦制”作为地名沿袭的根据，这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说，“惠民县说”是以“唐乐安”作为孙武的故里，“博兴说”是以“汉乐安”作为孙武的故里，那么“广饶说”则是以先秦“齐乐安”作为孙武的故里的。持此说的同志认为“先秦乐安地面主体在今广饶具”，其之所以称“地面主体”，指的是“大致位置而言”。 山东广饶县早在春秋时期已是一个“鱼盐之利”、“农桑之丰”的经济发达地区，与齐国首都临淄邻近，至今仍保留着丰富的文化古迹。解放后，广饶县属惠民地区，因此当孙武故里“惠民说”提出之时，广饶县当然也包括在内，问题不大。但1983年行政区划有所变动，广饶划归东营市，惠民地区不再包括广饶县，这就产生了孙武故里之争。后来又由于孙武故里“惠民说”改变为“惠民县说”，使这场争论更激烈起来。据广饶县的有关同志说，他们起初对孙武故里问题未加注意，后来在整理地方志时发现，自明朝成化年间以来的7次修志中，广饶地方志就有6次称为。乐安县志》，而且在1918年《乐安县志》和1935年《续修广饶县志》中均有关于“乐安”和孙武的记载，而惠民县和博兴县的地方志均无有关“乐安”和孙武的记载，这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同时，他们又参考了其他的一些历史文献和地图，并对位于县境以内的“草桥遗址”进行了初步的考古钻探调查，感到孙武的故里有极大的可能就在今广饶县。 “广饶说”对孙武故里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和见解。1991年6月6日至9日，在山东广饶县召开了一次盛大的孙子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来自全国13个省市，共153人。在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就孙武的军事思想及其对后世的作用影响，尤其对孙武的故里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70余篇，讨论孙武故里问题的共有文章17篇，是全书中文章最多最集中的一组，孙武故里究竟在何处，目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这里所收的文章，对“广饶说”进行了最为集中的论述。文章从历史文献、地方志、宗族家谱、考古资料、历史地理、石雕碑铭等各个方面论证了“广饶说”的合理性，并认为广饶县的草桥遗址有很大的可能就是孙武故里——齐乐安城址；还对“惠民县说”和“博兴说”提出了种种质疑。这些文章，虽然在某些方面尚可讨论商榷，但它们提出的问题，无疑把对孙武故里问题的深入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研究探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孙武故里存在着很大分歧，这是正常的现象。只要我们努力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互相切磋，共同研讨，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是可以求得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来的。

　　优生学一词由英国博物学家F．高尔顿于1883年首创，源出希腊文eugenes，本意“生好的”，即“研究在社会控制下能改善或削弱后代种族（遗传）素质的动因。这种遗传素质既包括体格也包括智力”。后来，人们习惯于将优生学区分为消极优生学和积极优生学。美国遗传学家C．斯特恩则建议称为预防性优生学和进取性优生学，前者研究降低产生不利表型的等位基因频率的途径，后者研究增加或维持产生有利表型的等位基因频率的途径。由于基因不能脱离特定的遗传背景而产生有利或不利的结果，因此优生学也包括消除不利的和增加有利的等位基因组合。优生学的这两个方面在目的上是一致的，因为降低不利的遗传结构也就意味着增加有利的结构，反之亦然。

　　优生学的思想和措施自古以来即已存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曾指出择偶和生育年龄对后代健康的影响。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更增加了妊期卫生一项。古斯巴达人甚至实行过严格的选择后代的措施。我国古籍《左传》中也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记载，已经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后代往往不易存活和繁育。这些都反映了有关优生学的早期思想和措施。

　　19世纪中叶C．R．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学说后，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人类本身作为生物之一，也同样通过长期的自然选择而逐步进化成现代人。考虑到现代人类文明（包括科学、技术、法律、宗教、伦理、道德等）对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作用，于是产生了两种形似对立而实则互为补充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人类文明可能会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不仅最适者能生存繁殖，就连本来不能存活或繁育的个体也能生存和繁殖后代，这就会导致不良的遗传结构在人群中的增加。另一种意见认为人类社会可以运用他的知识和才能比大自然更有效地和更成功地改进其后代的遗传素质。F．高尔顿首先认识到这两种可能性。

　　优生学就是专门研究人类遗传，改进人种的一门科学。

　　优生的目的是提高人口质量，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的优生学；二是消极的优生学。积极的优生学是促进体力和智力上优秀的个体优生。即用分子生物学和细胞分子学的研究，修饰、改造遗传的物质，控制个体发育，使后代更加完善，真正做到操作和变革人类自身的目的。

　唐朝的特点

　唐朝最明显的特点是帝国扩张。 通过一系列大的战役，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 唐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并在朝鲜的平壤，越南的河内等设有长住官叫(都护府)。当时世界上，只有中东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帝国能与之匹敌。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大帝是中国人公认的好皇帝，他励精图治，广纳善言，任用贤能。太宗李世民被北方部落尊称为「天可汗」。被中国人真心称颂，不单是由于他创立的伟大的唐朝，更主要的是他的美德，他的言行被纪录在《贞观政要》里，为后世帝王的模范。

　唐朝在政治制度上经过不断的改革形成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而严密的职官制度。中央的最高权力机构仍为三省六部制。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吏，户，兵，刑，礼，工」六部。最重要的是唐玄宗在周边地区设置十个节度经略使，统领重兵，为后来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唐朝的科举和教育制度影响中国达1300年之久。 除各地有州学和县学等学府外，首都长安有三间最高学府为尚书省礼部的"国子监"，门下省的「弘文馆」皇太子的「崇文馆」，唐初时国子监的学生已达三千余人，太宗李世民大帝也常常去国子监视察，学生更来自「东方的高句丽王国，新罗王国，百济王国，渤海王国，日本帝国;西方高昌王国，后来还有吐蕃王国，南方的南诏王国」成为世界上最可观的高等学府。

　学校教育的发达，促使科举制度的发达，唐王朝通过考试制度，向平民阶层选拔人才，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分等第一律委派官职，并使之成为一种制度为「科举」，科举在中国成为儒家学派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考得第一的「状元」第二的「榜眼」第三的「探花」成为人生的最高峰，李世民大帝看到考生们鱼贯而入试时，兴奋地说：「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702年武则天又首创武举，为选举武官。在此之前统治者的门是关闭的，通过科举这道窄门，有才华的人可以进入政府。在统治者的方面，可以广纳贤能，并限制百姓的思想，有利社会的稳定。「科举制度」为中华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是这一种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只要中国孤立再东亚，他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唐初，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达到顶峰。由于帝国疆土的扩张，陆上海上贸易线的开放，至使外国的宗教能大批涌入中国，尤其是佛教，但在此佛教却完全中国化了，各种宗派逐渐形成。其中著名的「禅宗」，是唐后唯一继续朝气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

　文学方面，唐朝有惊人的发展，唐诗的黄金时代就在这时达到巅峰。著名的有李白，杜甫等。

　唐朝的文化

　唐朝时期，书法家辈出。欧阳询、虞世南都是初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楷书笔力严整，其名作有《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楷书字体柔圆。颜真卿和柳公权是唐朝中后期的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楷书用笔肥厚，内含筋骨，劲健洒脱，其代表作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柳公权的字体劲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世人称颜柳二人书法为“颜筋柳骨”。张旭和怀素则是草书大家。

　拓展内容

　唐朝文化重要影响

　唐代经济的发达文化的繁荣和便利的交通及管理制度为国际交往提供了方便。陆路四通八达。海路开辟更多，有三条路去日本。并开辟了从广州、越南海到东南亚，西亚及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因此，唐在当时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是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

　而此时中华文化和外来文化快速融合，外国人及外族人影响于唐朝社会的，还有衣食化装，流行时尚。唐朝初期，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妇女出行时头戴幂篱，长可过膝，遮蔽全身。其后学胡人，戴胡帽，穿翻领开襟胡服，至盛唐或衣半袖裙襦，袒胸露面，无复遮蔽。仕女化装追求时兴，如发型仿效少数民族，有乌蛮髻、椎髻；面饰则有吐蕃妆、回鹘妆等。至于餐桌上的饭菜，也在变换花样，开元年间，宫廷御馔“尽供胡食”。

　开元、天宝时期，大量外国人及周边少数民族充斥长安，长期与汉人杂居，相互习染，社会风气一度甚至出现了“胡化”苗头，引起世人的担忧。但唐朝不但没有禁止，反而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将胡风夷俗，融聚为中华文明，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盛唐文化。

　朝鲜半岛

　新罗受唐文化影响最深，学生留学中国最多达百人，有些更在唐朝做官，因此新罗亦仿效唐的政治制度，据此建立起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组织。科举考试，以中国古籍《左传》、《礼记》等为主科，可见其受唐文化的影响；而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更在新罗广为流行。朝鲜本无文字，唐时利用汉字字形作音符，创朝鲜词汇，新罗文字实亦由中国字音转化而成；此外新罗历法及律令都是模仿唐代律历而成的。唐代盛行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法相宗、禅宗等也在朝鲜流行，新罗亦以《本草经》、《素问》等中国医书为教材，并把中国医学传入朝鲜。

　日本

　通过中日两国的不断交往，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产技术以至生活风尚等方面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646 年日本的“大化改新”。这次改革仿照隋唐制度，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还仿隋唐科举制，采取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官；参照隋唐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

　8 世纪初，日本迁都平城京（今奈良），都城的建设规模完全模仿长安，甚至街道的宽度与排列方法也几乎一样，也有“朱雀街”“东市”“西市”等名称。8世纪后期，日本又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仍仿长安建都城。

　8 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表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日本人的生活习惯、节日风俗，也都受到唐朝的影响。

　越南

　隋唐在安南所推行的文教制度和选拔人才的政策与内地相同。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中华法系”的代表《唐律疏议》对越南法制史有重大影响。作为汉文化代表的儒家学说的影响是中越文化交流的一条主线，但中国佛教对越南的影响也相当巨大。九世纪初，中国高僧无言禅师南下交州，创“无言通禅宗派”，对越南佛教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十世纪，越南独立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学习唐朝，所立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为考试内容。越南人姜公辅应试仕唐，官至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唐代名相之一。姜公辅汉文化修养极深，他作的赋《白云照春海赋》和策《对直言极谏策》被收入《全唐文》。唐之后，中国文化继续不断对越南产生影响。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依据汉字，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方式创制了越南的民族文字“字喃”。但汉字一直在越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直到现代，仍有许多越南人熟悉汉文。十七世纪时，拉丁文取代字喃成为越南的通行文字，但中国文化对越南的影响并没有停止。

　西域

　波斯与阿拉伯商人也在这一时期或从陆路，或从海上进入唐朝，他们以经营珠宝著称，动辄获利巨万。通过他们，菠菜、蜜枣、胡饼、三勒浆等食品及吞刀吐火之类的杂技进入唐朝社会；而造纸、织锦等手工业技术也辗转传至西方世界，使那里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西域胡人的到来，其信仰的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在唐朝内地传播。这些外来宗教，特别是早已在中国流传的印度佛教，渗透到唐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哲学、文学、语言学、建筑、艺术等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丝织品之西传： 唐代以丝绸为主要输出品，中西丝绸贸易繁盛。中国的丝织技术，如脚踏纺车、印染技术等通过安息、条支等西域国家传入西方及印度唐代工匠也到中亚、西亚各地传授纺织技术，欧洲的丝绸业由是发展起来。

　造纸术之西传：唐玄宗天宝十年，唐与大食爆发怛罗斯之役，唐军为大食所败，大批士兵被掳，其中不少为造纸工匠，造纸技术遂传入大食，再辗转传至欧洲，对欧洲以及世界文化的传播起极大作用。

　学术知识西传： 唐代曾将中国文字、经书输入高昌，高昌的刑法、婚姻风俗等多摹仿唐风，西域各国如疏勒、焉耆等亦学习中国文字及风俗，穿中国衣冠。在丝路一带，考古学家亦发现《史记》、《论语》的竹简断片，可见中国书籍文化已在唐朝传至，而西域各国及吐蕃、南诏等均遣皇子棶长安留学，使唐代长安成为当时西域人留学的中心。

　工艺技术西传： 中国的绘画及纺织法西传，盛行于阿拉伯。印度人亦效法中国的铸铁及凿井术。唐代的丝绸、茶叶、纸张、药材等也输往西域及天竺、波斯、大食等国家，并通过波斯转销到西方各地。

　设立外贸机构： 中外贸易发展迅速，唐政府于是在重要港口广州设立”市舶司“，并於武威、张掖等陆路要冲置”互市监“，分别管理对外贸易，长安亦吸引很多西域弟子来华学习，使长安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宗教

　唐朝前期的宗教政策比较宽容，中国传统两大宗教——道教和佛教都有较大发展。唐朝以道教为国教，王公贵族皆以道士为荣，并以《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道教经典开科取士。唐朝初年玄奘在翻译佛教经典时期为了符合当时唐朝国情，大量吸收道教术语，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以及中国僧人自身思想体系的逐渐成熟使得中国佛教在此时期得到了稳固的发展，中国佛教的各主要宗派大多在此时期形成或成熟。其他宗教景教和祆教也随着国际交流传入中国。唐武宗时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史称会昌灭佛，使得除禅宗等少数宗派外，其他佛教派别从此一蹶不振。

　文学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三元及第，都诞生于唐朝，即公元622年状元孙伏伽(一说651年的颜康成)，和781年三元状元。

　唐朝最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可算唐诗，自陈子昂和“初唐四杰”起，唐 朝著名诗人层出不穷，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岑参、王维，中唐时期的李贺、韩愈、白居易，晚唐时期的李商隐、杜牧是其中的几个代表。他们的诗作风格各异，既有对神话世界的丰富想象，又有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描写，既有激昂雄浑的边塞诗，亦有沉郁厚重的“诗史”，还有清新脱俗的田园诗。这些诗作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成就的杰出代表。后世宋、明、清虽仍有杰出诗人出现，但律诗和古诗的总体水平都不如唐朝诗人，使得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全唐诗》收录数量最多的大城市为长安、洛阳、金陵。

　唐朝的文化、制度、社会特点几乎全部承袭隋朝，唐朝的李家皇亲和隋朝的杨家皇亲更有亲戚关系，唐朝在一定程度上是隋朝的伸展，故历代史学家常把它和隋朝合并成“隋唐”。

　美术

　张萱绘《虢国夫人游春图》由于吸收了西域特征与宗教色彩，唐朝艺术与前后朝代都迥然不同。初唐的阎立本、阎立德兄弟擅画人物。吴道子则有“画圣”之称呼，他兼擅人物、山水，并吸收了西域画派的技法，画面富于立体感，有“吴带当风”之说。 张萱和周昉以画侍女图为主，他们的著名作品有《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簪花仕女图》等。诗人王维擅长水墨山水画，苏轼称他“画中有诗”。

　唐朝的壁画事业特别发达。莫高窟与墓室壁画都是传世精品。唐朝的雕刻艺术同样出众。敦煌、龙门、麦积山和炳灵寺石窟都是在唐朝时期步入全盛。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和四川乐山大佛都令人赞叹。昭陵六骏、墓葬三彩陶俑都非常精美。其中雕刻家杨惠之被称为塑圣。

　书法

　科技

　天文学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是不可多得的医书;公元868年，中国《金刚经》的印制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雕版印刷。中国的造纸、纺织等技术通过阿拉伯地区远传到西亚、欧洲。

　唐朝的经济

　货币

　唐王朝建立后，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 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

　唐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 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

　唐代大城市中出现了柜枋和飞钱。柜枋经营钱物寄付，在柜枋存钱的客户可以凭书贴(类似于支票)寄付钱财。这些都说明了商业在唐朝中期的繁荣。唐末，因为黄巢之乱和藩镇战争，户数锐减，社会经济规模再也未能达到开元盛世的水平。

　农业

　唐朝农业生产工具又有新的进步。曲辕犁就出现在唐朝。还出现了新的灌溉工具水车和筒车。唐朝前期，仅见于记载的重要水利工程就高达一百六十多项。其中著名的如玉梁渠、绛岩湖、镜湖等。 天宝年间，唐朝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万顷。粮食产量也有提高。天宝八年，官仓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时每斗仅十三文，青州、齐州每斗仅五文。唐朝后期，由于人口南移加上土地开垦及大修水利，南方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手工业

　唐朝手工业分官营和私营两种。工部是主管官营手工业的最重要部门，直接管理的机构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少府监主管精致手工艺品;将作监主管土木工程的兴建;军器监负责兵器的建造。监下设署、署下设作坊。此外还有铸钱监和冶监等。 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一般不对外销售，只供皇室和衙门消费。工人则分为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户、杂户等。私营手工业较官营手工业比不发达。唐朝前期主要手工业有纺织业、陶瓷业和矿冶业。唐后期，南方手工业大幅进步，特别是丝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和制茶业。

　唐朝手工业比前朝有很大的进步，商业也比前朝发达。手工业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有益的作用，商业的发达刺激着手工业进步，也加强着各地区的经济联系。

　赋税收入

　唐朝中期，公元780年实行两税法，当年税钱1089万八千余缗，谷215万七千余石。821-824年年均税收35151228万贯、石，唐后期853年税收下降到925万余缗，其中盐利达278万余。随着唐朝对盐商压迫加剧，直接引发了黄巢起义。

唐朝（618年—907年[1]  ），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是中国公认最强盛的时代之一。

唐朝疆域空前辽阔，是第一个未修建据胡长城的大一统王朝。唐代国土在西部及北部皆超出现代中国的疆界范围。唐朝自攻灭东突厥、薛延陀后，天子被四夷各族尊为天可汗，又借羁縻制度征调突厥、回鹘、铁勒、契丹、靺鞨、室韦等民族攻伐敌国，让南诏、新罗、渤海国、日本等藩属国学习自身的文化与政治制度。

唐代科技、文化、经济、艺术具有多元化特点，在诗、书、画各方面涌现了大量名家，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画圣吴道子、李思训，音乐家李龟年等。唐朝文化兼容并蓄，接纳海内外各国民族进行交流学习，形成开放的国际文化。

唐朝与阿拉伯帝国时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声誉远扬海外，与亚欧国家均有往来。唐朝以后海外多称中国人为唐人。

1、在行政上最开始有了省的概念。

2、促进了周边民族、国家的融合。

3、有唐诗流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