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303—361年），汉族，字逸少，号澹斋，身长七尺有余约为（154米），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他的儿子王献之书法也很好,人们称他们两为"二王",另一个儿子王凝之官至左将军，因曾任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王会稽”。代表作品有：楷书《乐毅论》、《黄庭经》、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行楷《兰亭序》等。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冶于一炉，创造出“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的行书，被后人誉为“书圣”。其中，王羲之书写的《兰亭序》为书家所敬仰，被称作“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对真书、草、行主体书法造诣都很深。生平

　　生平

　　少从叔父，后又从卫夫人学书，得见汉魏以来诸名家书法，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兼善隶、草、正、行各体，博采众长，备精诸体，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笔势开放俊明，结构严谨。楷书以《黄庭经》、《乐毅论》为最；行书以《兰亭序》为最；草书以《快雪时晴贴》、《初目帖》等为最。唐太宗视为国宝，号召天下临摹他的字体，其书法成为代替汉魏笔法的书体正宗。其字被誉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铁书银钩，冠绝古今”，后世尊称为“书圣”。据传说其行书真迹《兰亭序》随葬李世民。现传世均为临摹本。

　　他认为养鹅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从鹅的某些体态姿势上领悟到书法执笔，运笔的道理。有一天清早，王羲之和儿子王献之乘一叶扁舟游历绍兴山水风光，船到县禳村附近，只见岸边有一群白鹅，摇摇摆摆的模样，磨磨蹭蹭的形态。王羲之看得出神，不觉对这群白鹅动了爱慕之情，便想把它买回家去。王羲之询问附近的道士，希望道士能把这群鹅卖给他。道士说：「倘若右军大人想要，就请代我书写一部道家养生修炼的《黄庭经》吧！」王羲之求鹅心切，欣然答应了道士提出的条件。这就是「王羲之书换白鹅」的故事。

　　二十岁时，有个太尉郗鉴派人到王导家去选女婿。当时，人们讲究门第等级，门当户对。王导的儿子和侄儿听说太尉家将要来提亲，纷纷乔装打扮，希望被选中。只有王羲之，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躺在东边的竹榻上一手吃烧饼，一手笔划着衣服。来人回去后，把看到的情况禀报给郗太尉。当他知道东榻上还靠着一个不动声色的王羲之时，不禁拍手赞叹道：这正是我所要的女婿啊！于是郗鉴便把女儿郗浚嫁给了王羲之。这故事便成了「东床」和「令坦」两个典故。

　　在他身上出现的成语还不只这些，据说有一次，他把字写在木板上，拿给刻字的人照着雕刻，这人用刀削木板，却发现他的笔迹印到木板里面有三分之深。这就是成语「入木三分」的由来。

　　王羲之一生最好的书法，首推兰亭集序。那是他中年时候的作品。

　　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得三月三日，人们必须去河边玩一玩，以消除不祥，这叫做[修褉]。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和一些文人，共四十一位，到兰亭的河边修褉。大家一面喝酒，一面作诗。作完了诗，大家把诗搜集起来，合成一本兰亭集，公推王羲之作一篇序文。这时王羲之已醉了，他趁着酒意，拿起鼠须笔，在蚕茧纸上，挥起笔来。这篇序文，就是后来名震千古的兰亭集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殉葬昭陵。留下来的只是别人的摹本。今人所见，皆为《兰亭序》临摹本。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很丰富，除《兰亭序》外，著名的尚有《官奴帖》、《十七帖》、《二谢帖》、《奉桔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乐毅论》、《黄庭经》等。其书法主要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苔惊蛇”，王羲之的书法是极美的。

　　汉代以后，经过六十余年的三国鼎立，进入晋代。书法又出现了一高峰。隶书的草写，称为隶草，隶草是将隶体基本结构消解，只保留波磔，主要用于写奏章，所以也称章草。书写章草的代表书家有史游、皇象、索靖等。在章草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今草。同时，还出现了楷书和行书。可以说，到了晋代，篆、隶、草、行、楷诸体已经齐备。

　　晋代书法以楷书和行书的成就最大，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代表书家是钟繇和王羲之。钟繇(151—230)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人，曹魏时期，官至太傅。他擅长隶、楷、行各体，尤以楷书影响最大。宋人《宣和书谱》中评价他的书法“各尽法度，为正书(即楷书)之祖”。他的楷书承袭了东汉隶书的遗风，八分开张，左右波挑，势巧形密，自然古雅。他写的《贺捷表》颇有鸿鹄飞张姿态，被梁武帝萧衍评为“群鸿戏海，舞鹤游天”。在他的楷书中，还有隶书的笔意。其作品还有《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等。

　　东晋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同谢安、孙绰等41人在绍兴兰亭修契(一种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动)时，众人饮酒赋诗，汇诗成集，羲之即兴挥毫作序，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殉葬昭陵。留下来的只是别人的摹本。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字逸少，号澹斋，祖籍琅邪监沂（今山东临沂），后迁会稽，晚年隐居剡县金庭。擅书法，世称“书圣”。

　　王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人称“王右军”。永和十一年（355年）三月称病弃官，携子操之由会稽蕺山徙居金庭。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且与许询、支遁诸名士，遍游剡地山水。 自王定居金庭后，书法兴起。其后裔多擅书画，作品挂满厅堂、书房，人称“华院画堂”。后人定村名为“华堂”，沿称至今。王羲之遗迹遍及全县各地。嵊西独秀山为王羲之读书处，山上观音殿悬有“右军旧游地”匾额；山麓建桃源乡乡主庙，奉王右军为乡主。嵊北嶀山的羲之坪、嵊东的清隐寺、嵊新交界的王罕岭等，均为王游憩之地，至今尚有遗迹可寻。

　　东晋升平五年（361年），王卒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称紫藤山），其五世孙衡舍宅为金庭观，遗址犹存。梁大同年间（535－546年），嗣孙建右军祠于墓前，并于观旁建书楼、墨池，唐裴通撰有《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隋大业七年（611年），其七世孙智永和尚嘱徒尚杲（吴兴永欣寺少门），专诚赴金庭祭扫，并撰有《瀑布山展墓记》，立碑墓前。明永乐年间，张推官树碑墓右。弘治十五年（1502年），重建“晋王右军墓”石碑，今尚存。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冬，王氏嗣孙秀清于金庭观左建“晋王右军墓道”牌坊，现尚完好。

　　说到对鹅的喜爱，比较突出的，要算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了。这里就有一段故事：

　　据说，品性高洁的王羲之对做官没有多大兴趣，就离开嘈杂烦闷的京城，来到了风景宜人的江南，他在绍兴一带居住时，经常漫步在水乡泽国，观察群鹅。一只又一只的鹅啊，羽毛整洁美丽，体态雍容华贵。它们有的浮游，有的高歌，有的嬉戏。……·他入迷地看啊，看啊，有时竟忘了回家吃饭。

　　有一天，他惊喜地发现，有只鹅长得不同寻常，它的羽毛象雪一样白，顶冠象宝石一样红，尤其是叫声分外悦耳动听，他非常喜爱，立即派人到附近去打听，想把这只鹅买下来，就是多出一倍的钱，也在所不惜。一了解，原来鹅的主人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老人家身边没有什么亲人，只有这只白鹅做伴。她虽然家里很穷，这只鹅却怎么也舍不得。王羲之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完全体谅老人的心情，表示不买这只宝贵的鹅了。为了进一观察，他决定登门拜访。再说这位老妇人，当她听说是书法家王羲之要到她家来参观时，高兴极了，可是拿什么来招待贵客呢？老人家正在犯愁，忽然院子里响起了“哦——啊——”的叫声。噢，有了，为了招待客人，老人就把心爱的白鹅杀了，做了一道美味的菜肴，等待王羲之的到来。不一会儿，王羲之迈着匆匆的步伐走进这简陋的茅屋。当他了解到热情慷慨的主人把仅有的一只心爱之物拿来待客时，眼睛湿润了：他为这只鹅的死感到可惜，更为主人的盛情所感动……于是，他要人找来墨笔，在随手带来的六角竹扇上挥毫写字，递与老妇人，嘱咐说：“老人家，我没什么感谢您的，请把这个扇子拿到市上，卖上一百钱，用来贴补生计吧。”老人推辞不要，羲之深情地说：这是我孝敬你老人家的一点心意啊!

　　谈迁(1594～1658)。祖籍汴梁(今开封)，一说是浙江海宁枣林人。随宋室南渡，定居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今海宁马桥)。远祖即生活在这种国破之时，自己也是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马桥人。明诸生。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改名“迁”，寄托了对历史、对自己的一种境遇，当然也有可能是追寻大历史家司马迁的意思。当代就有一个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取汉名叫“史景迁”。（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乔纳珊·D·斯本瑟）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维持生活。一生未曾做官，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来维护生活。用我现在的话说，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自学成才，然后私人写史。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虽然贫寒一生，但却是一个活的很有骨气、很有节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谈迁博鉴群书，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重明代典故。他立志编撰翔实可信的明史。从天启元年(1621)27岁开始，历时20余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全书500万言，取名《国榷》。清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窃，时已53岁，他发愤重写，经四年努力，完成新稿。顺治十年携稿北上，在北京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朝逸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客地。谈迁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剧场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年中，他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500万字的巨著《国榷》。岂料两年后，清顺治四年(1647)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痛，发愤重写。经4年努力，终于完成新稿。顺治十年（1653年），60岁的他，携第二稿远涉北京，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

　　这个小偷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可恶的小偷！小偷无非时盗些银钱衣物，然而这个贫寒的家没有给小偷惊喜，于是他顺手拿走了谈迁的书稿，算是泄愤吧。这是一个“史家”二十六年的呕心沥血啊，这个小偷，该杀！如果我有历史的审判权，我就去捉了这个小偷，让他偿还谈迁的“心血”，这是无价的心血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谈迁在书稿被盗后的痛苦，一个贫寒一生，终其所能才完成书稿的53岁的老文人，这个打击无疑是天大的！谈迁发出这样的感叹：“噫，吾力殚矣！”文人的坚韧这个时候起了作用，谈迁迅速从沉沦终走出，说道：“吾手尚在，宁已乎！”

　　命运对这个老人，何其不公也！呜呼！

　　这个小偷的“盗品”还不如纵横江湖的大盗，那个小偷是卑劣的！何其卑劣的小偷啊！顺治十四年，谈迁逝世前不久，他应同乡友人沈仲嘉之邀，和友人钱大球去山西平阳，路过山东聊城一带，碰见两个强盗持刀打劫。谈迁镇定自若说道：“我们都是读书人，箱子里都是破书，那里来的钱财？”强盗见状抱拳说“惊动”而去。

　　可见，这两个强盗比起那个卑劣的小偷，可爱多了！

　　《国榷》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取材广博，选择谨严，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书中对满清颇多贬责，当时无法流传。直至建国后，里人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编为108卷，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附《清史稿》所载其传如下：

　　谈迁，字孺木，原名以训，海宁人。初为诸生。南都立，以中书荐，召入史馆，皆辞，曰：“余岂以国家之不幸博一官耶？”未几，归里。迁肆力经史百家言，尤注心於明朝典故。尝谓：“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遯荒，皇宬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莫甚於此！”乃汰十五朝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

　　十七年邸报，补其缺文，成书，名曰国榷。当是时，人士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而见闻窄狭，无所凭藉。

　　闻迁有是书，思欲窃之为己有。迁家贫，不见可欲者，夜有盗入其室，尽发藏橐以去。迁喟然曰：“吾手尚在，宁遂已乎？”从嘉善钱氏借书复成之。阳城张慎言目为奇士，折节下之。慎言卒，迁方北走昌平，哭思陵，复欲赴阳城哭慎言，

　　未至而卒，顺治十二年冬十一月也。黄宗羲为表其墓。

　　谈迁诗选 ： 渡 江

　　大江骇浪限东南，当日降帆有旧惭。击楫空闻多慷慨，投戈毕竟为沉酣。

　　龙天浩劫馀孤塔，海岳书生别旧庵。闻道佛狸曾驻马，岂因佳味有黄柑？

　　广 陵

　　南朝旧事一芜城，故国飘零百感生。柳影天涯随去辇，杨花江上变浮萍。

　　远山依旧横新黛，断岸还看散冷萤。今日广陵思往事，十年前亦号承平。

　　《国榷》：

　　记载明代重要史实的编年体史书。谈迁撰。谈迁专长於史，鉴於明代历朝实录经史官垅断，曲笔聚讼，多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伪陋肤冗，艰辛寻访各种资料，广徵博采，力求徵信。天启元年(1621)始编著，先后六易其稿，初稿六年完成。顺治四年(1647)全稿被窃，又发奋重写，以三十馀年编成《国榷》一书。该书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书中敢於直书《明实录》避而不谈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实；对一些重要事件，常以个人和诸家的评论并列於后。其史实注意考订精审，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参考价值。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后金同明的关系的记载，尤为他书所少见。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十七年的史实，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书中叙事有的过於简略，有的事件前后记叙重复且说法不一。另外，封建正统史观、儒家天命论、佛道等迷信思想，在书中也有浓重反映。《国榷》原稿称百卷，谈迁死后仅有抄本传世，后经浙江海宁张宗祥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及崇祯一朝十卷本互相校补，加以标点，分为一百零四卷，又卷首别作四卷，共一百零八卷。1958年由古籍出版社分六册出版。

　　一个是是书法家出生贵族，一个是史学家出身贫寒。两个人的性格，修养，才学个不相同

一，王平章

王平章，1901年生，湖北汉川人。1920年考入武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领导农民运动。

1933年3月28日，部队进至河南商城门坎山（今属安徽金寨）时，与敌一个旅遭遇。激战中，王平章壮烈牺牲，时年32岁。为纪念王平章烈士，湖北省人民政府于1952年将他创办的汉川“全人小学”改名为“平章小学”。

二，黄良辉

黄良辉,(1840-1904)字耀庭,祖藉汉川分水镇肖家台(同心村)。三十一岁时,考中了同治庚午科举人(1870),榜上名列一等第一名。当时被称为"天下第七,湖北第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其题词曰:"五百年必有名士,十三省只此秀才"。

三，汪桂芬

汪桂芬，生于1860年，卒于1906年，名谦，字艳秋，号美仙，小名惠成。汉川县城关人，梨园世家出身。

汪桂芬在宗程的基础上，形成雄劲沉郁自成一格的“汪派”风格，与谭鑫培、孙菊仙并称为老生“后三杰”。汪桂芬一生演出的剧目很多，代表作有《长亭会》、《文昭关》、《战长沙》、《让成都》、《华容道》、《捉放曹》、《群英会》等。还有部分老旦戏。

四，田宗汉

田宗汉(1839—1906)，字云槎，号瀛峤，汉川人。清咸丰贡生，家有收藏万卷古书籍书楼一座，名“对古楼”，田少时读书其间。

先后撰写《汉水源委考》、《治汉要略》、《汉川图记征实》、《湖北省汉水图说》，绘制《汉川县舆图》。《汉川县舆图》初测于1884年，后经三次复测定稿付印，前后历时11年。为湖北第一张县域平面图。

五，向岩

向岩（1872-1959）原名寿荫，字少蒨。湖北汉川人。1905年东渡日本，入东京陆军东斌学校，次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毕业回国，赴川任陆军速成学堂教官，兼督练公所编译制度等科一等科员。武昌起义后，以川南宣抚使名义发布《谕巴蜀檄》。

撰《新中华民国》，百年前就主张火葬，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思想。

汉川市人民政府－名人名家

这篇文章的直接起因是下班时女儿的一个问题：“天一阁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理解这一问的起因，有别于其他孩子“天一阁是个古代藏书楼”“天一阁是个景区”这样脸谱化的认识，毕竟我们家闺女见到的天一阁是多样化的：

她当然熟悉天一阁的大园子、熟悉宝书楼、熟悉每一处可供藏身的山洞；

她自小参加了不少天一阁组织的培训活动；

她也曾在其他孩子不可能进入的办公区好奇的探索；

给她吃糖的阿姨可能就是刚刚修完一本家谱的修复师；

逗她开玩笑的或许是正在为某处梁架结构稳定性伤脑经的文保专家；

她笃信我每月两晚的文物库房值班充满危险，因为他爸爸作为“保安”其实不见得打得过偷书贼……

如此经年累月地下来，身在此山中的小姑娘终于把自己搞糊涂了：天一阁到底是个什么所在？

在她提出这个问题的零点五秒之后，我原本用来揶揄的笑容便僵在了脸上，因为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当我向一个陌生人讲述天一阁的时候，我所言之“天一阁”，与其所想之“天一阁”，真的是一个天一阁么？

大半夜的我当然没兴趣学公孙龙去研究白马非马的问题，但是试着把一个几乎日常而不自知的概念进行一下解构，或许也会有一些的新的认识，新的所得。

我构思了四个小标题：

——当我们说“天一阁”是一个场所的时候，是确指么？

——当我们说“天一阁”是一个机构的时候，是确指么？

——当我们说“天一阁”是一个IP的时候，是确指吗？

——我们到底能确定些啥？

今天就给自己两个小时，先把第一个问题说清（hu）楚（tu）……

我的答案是：不一定。

肯定有朋友会跳出来指出这是无理取闹，天一阁是位于宁波月湖西岸，明代嘉靖年间兵部右侍郎范钦大官人家里的私家藏书楼，这地点还不够明确么？我认为很不明确！因为凡是没有时间坐标的空间描述都是小朋友过家家。

前两天陪同几位领导赴沪就天一阁扩建项目（请注意这个“天一阁”就不是藏书楼天一阁，因为文物不可能扩建）概念方案与几位设计师对接的时候，我就提出过认识物质文化遗存的三个关键词：流变、叠压、继承。简言之，任何古代遗存只要是连续使用下来的，其形态、用途和范围都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此为流变；流变的遗存在我们这个时代切面来看，就是过往所有流变成果的叠压，身边的例子比比皆是——唐宋的基础、清代的城楼、民国的瞭望台和钟楼构成了今天的宁波鼓楼；但是请注意，这种叠压不是随机的，他有内在关联，这就是继承。

回到天一阁，天一阁西大门东侧有两块汉白玉标识碑，其中一块是1982年设置的“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识碑（这里的“单位”不是指一个机构而更接近一个“处所”的概念），“国保”是我国不可移动文物的认定的最高级别。从国保“四有档案”来看，国家文物局认定的国宝单位天一阁，主要是指“天一阁——尊经阁——明州碑林”庭院内所有的构筑物——请注意，这里“天一阁”代表的场所进一步扩大了，至少包括明代的藏书楼、清代的海礁石园林、民国时期迁建到天一阁北侧的府学尊经阁、民国时期府学迁入的元代至清代碑刻、2000年为保护碑刻加入的廊道。前年我去省文物局参加文保项目申报评审，省考古所一位专家说：“天一阁本体状态不错，日常维护就可以，不必大修”。这句话里面的“天一阁”，就是指这个庭院范围内的文物本体！晕了吧？别急，我还有一块标识碑没讲呢！

第二块写有天一阁的标识碑是2008年颁布的全国古籍重点收藏单位，当然这块牌子的获得还有一个让人动容的故事，咱暂时不表，单说这个意义上的天一阁。此时我们需要把空间从那个1982年认定的庭院进一步扩展。因为这个重点古籍收藏单位主要是指古籍的收藏，那么2008年时书在哪里？书在1975年设计、1982年投入使用的北书库，2010年开始天一阁又有了新的古籍库房。但是这两处库房都在国宝本体范围之外（当然更在明代藏书楼之外），对天一阁稍有了解的人就会问了：你们的特色不是“书楼俱存”么，如果书楼分离还是天一阁么？

别急啊，我们从来都是书楼不分家的，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作为一个单位的天一阁还是作为一个景区的天一阁，外延又扩大了，两个书库的空间就在变大了的“天一阁”里面，当然是书楼俱存了。这个天一阁，就是1933年以来不断扩大、叠压出的成果——正如您今天所见，已经变成了一个拥有三十万卷古籍、三万多件文物、四千六百平方米库房面积、三万两千平方米保护范围，管理三处国家级文保单位的庞然大物。当一个游客在秦氏支祠戏台前给亲友打电话报告自己所在的位置时会怎么说？他会说：“我在1999年并入天一阁管理的第五批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秦氏支祠第一进的戏台前面”么？不不不，一个正常人一定只会这么说：“喂，我在天一阁啊！”所以的天一阁是这个戏台，所以很多公交车“书藏古今”车身广告的配图也是这个戏台，两个建筑空间上相距100多米，时间上相差300多年，SO WHAT，黑格尔说过：现实的东西都存在合乎理性的因素。

2019年4月宁波市重大片区重大项目推进领导小组会议上，天一阁扩建项目的基本原则得到了明确，未来天一阁博物馆南馆的四至范围为：北至马衙街、东至偃月街、南至大书院巷、西至长春路，我们来想像一下，在五年后的某一天，有一队游客在藏书楼东南将近500米的偃月街柳汀街口下车，导游指着面前新建成的展陈大厅告诉大家——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我觉得作为天一阁人，我们应该可以坦然接受，这是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延绵近九十载的过程，我们只是在继续成长而已。

（未完待续）

1乾隆《鄞县志》中的天一阁藏书楼

2推测为光绪时期所作天一阁庭院全图（民国上石，此时北侧尚无尊经阁）

3三十年代迁入尊经和明州碑林后的天一阁（冯贞群《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附图，原图未曾得见）

4天一阁西大门（含两块标识碑，来自互联网）

5天一阁空间演变图（此图基于天一阁文保部近十年来的基础调研与推测）

安妮宝贝，作家。

出生于七十年代中期，浙江。曾任职银行、广告公司、网站、杂志社等。

1998年在互联网上发表短篇小说，作品被广泛流传阅读。此阶段作品结集于《告别薇安》（2000）、《八月未央》（2001）。2000年终止互联网创作，开始职业写作。

陆续出版《彼岸花》（2001）， 《蔷薇岛屿》（2002），《二三事》（2004），《清醒纪》（2004）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摄影、散文杂文各式作品。题材多围绕城市中游离者的边缘生活，探索人之内心与自身及外界的关系，文体自省疏离，风格清洌。作品均持续进入全国各类畅销书排行榜，更被引介到香港、台湾、越南、韩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地区和国家。

韦力，男，一九六四年生人，喜收藏古书，相关著述有《古书收藏》、《批注本》、《书楼寻踪》等。在天津，他专门拥有一幢“西苑书楼”，这是他个人收藏古籍的所在，三层楼的空间共陈列近百个大书架，价值数千万的藏品罗列其中。据韦力自言，其中价值几十万的古籍他就有四十多套。殿版研究家翁连溪誉其为：“又读又研究”，“是一个藏书家，”而且“是国内最大的藏书家。

洪杨暴乱这种称呼现在用得比较少，一般都叫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政权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摧残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对孔子的态度是极力抵制的，洪秀全曾下诏书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1854年由于杨秀清以“天父”名义制止，不得已才改为成立由他亲自抓的删书衙，将古书中的“妖言”删除，但删书衙只删定出版几部古书。新书出了不少，据专家考证共有四十多种。现在所知的，都是政治文件和政教合一的宣传品。

据说忠王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当小官时，就曾因为私藏私阅“禁书”而差点被杀掉。

因此，太平天国运动毁坏的古籍是很多的，很难统计。比较著名的事件有太平天国进攻长沙时，岳麓书院受到战火毁坏，这是北宋时期就建立的书院，估计古籍损失不少。另外，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其中藏于南方的有三部，分别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扬州文汇阁和镇江文宗阁藏书在太平军攻克扬州和镇江时被全毁。杭州文澜阁藏书在公元1861年太平军第二次攻下杭州时，藏书大量散佚。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收集残余，得到8140册，仅及原书四分之一。1864年太平军退走，丁氏兄弟又不惜重金从民间收购。1880年在旧阁原址上重建文澜阁。丁氏兄弟将书送还，并陆续抄补。

太多，列一部分，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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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参考

南浔古镇参观记

南浔位于浙江省湖州市，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在南浔，比较有名的景点有小莲庄、张石铭旧宅、张静江故居、嘉业藏书楼、刘氏梯号、求恕里、百间楼等。我参观了小莲庄、张石铭旧宅、嘉业藏书楼、刘氏梯号（红房子）这几个景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走进张石铭旧宅的院落里，只见树木葱茏，鲜艳的花朵尽情开放，整体建筑与装饰奢华，处处透着其当年主人的富有。小莲庄建筑、园林兼胜，景色十分雅致，让人看了有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刘氏梯号的建筑采用了中西合璧的风格，这在当年可是很前卫、很时尚的呀。而令我印象最深的要算是嘉业藏书楼了。

嘉业藏书楼四周的景色幽静，清水环绕，庭园林木森森，假山、石笋、亭台，小桥点缀在荷花池周围，园林、书楼，浑然一体，结构精巧，寓书于优雅园景之中。嘉业藏书楼规模宏大，藏有丰富的书籍，是我国近代著名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据导游介绍说:“书楼上下共有库室五十二间，原藏书楼楼主刘承翰是个酷爱藏书的世家弟子，辛亥革命后，刘氏乘大批古籍流散之机大量购书，他自称历时二十年，费银三十万，得书六十万卷。”以前，为了保存纸质书籍，藏书家会请专人把部分珍、善本书籍刻在木板上，以利于永久保存。

在现场，我看到在一间屋子里，矗立着四个巨大的书架，每个书架上都排满了一块块的木雕版，因为每一块木板上只能刻一页书，所以很占空间，你别看有四个书架，实际上每个书架上的木雕版只是一本书，四个书架加起来也才四本书，但这四个书架给人一种庞大的气势，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有几百本书呢！今天的嘉业藏书楼作为浙江图书馆的一部分，其馆藏图书至今仍发挥着作用。

在南浔，还有其他许多著名的景点和古迹，让人看了以后连连赞叹，流连忘返。南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我在那里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拓展了我的知识面，丰富了我的课余生活。

　　一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

　　照理，我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实在说不过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第二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蹚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式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背躬曲膝、哆哆嗦嗦地来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二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遑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

　　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他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个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

　　三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正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徵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家，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

　　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四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

　　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延绵数百年的苦役。

　　活到八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儿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

　　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们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诮或鄙薄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

　　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

　　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与范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十九岁的黄宗羲在廷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学和历史学家。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牛。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

　　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六万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万七十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的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五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里。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终于失效。

　　六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怒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事。幸好，本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