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学·复古与革新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6浏览:1收藏

古文学·复古与革新,第1张

古文学·复古与革新

这个题目主要讨论古文理论中关于古文发展的道路方向问题。散文史上历次古文运动的 ,都以复古为旗帜。由于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条件的约束,古文家的革新主要是向前人学习,也就是复古。复古是为了革新,复古是手段(以“道”而言,同时也是目的),革新与发展是目的。既然魏晋南北朝道衰文弊,要起衰救弊,最方便也最有号召力的办法,就是向魏晋以前取经。唐代的复古运动,是复先秦两汉之古;宋代的复古运动,自然就是复唐代韩柳之古。韩愈论古文,能将复古与革新紧密地结合起来。(一)《答李翊书》自述学古作文的经历和体会时说:“始者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这是说精读先秦两汉之书,沉浸玩味,完全融会贯通。“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汩汩然来矣。”一旦有了深切的体会,发而为文,就能得心应手了。下文又说:“如此者亦有年”,直到“其皆醇也,然后肆焉”。所谓醇,包括立意的精纯不杂和行文的纯熟自如。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读书的共同经验,又是韩愈学古为文的具体经验,后人谈学习,大抵不离于此。(二)“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这与生搬硬套,活剥古人者大不相同,既要学习古人的语言,又要自铸伟词。韩愈在吸收遗产的丰富营养的基础上,力求形成和完善具有个人风格的文学语言,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杰出的语言大师。(三)“(文)无难易,惟其是尔。”(《答刘正夫书》)在《进学解》中,作者介绍自己如何广泛地吸收古人作品的优长,可视为师其是的注解: “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 《春秋》谨严,《左氏》浮夸; 《易》奇而法,《诗》正而葩; 下逮《庄》《骚》,太史所录; 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四)气盛言宜。孟子提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曹丕强调“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韩愈通过形象的比喻对此作了更具体的发挥:“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气盛宜言,是突破骈俪声律的藩篱而自由挥洒的重要手段,经过韩愈的强调,成为古文家的共识和古文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柳宗元的古文方法论与韩愈的精神相通。他曾一再给后学详细介绍自己借鉴古人的经验与途径,同样体现以复古求革新的原则。《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在阐述如何“羽翼夫道”之后,进而谈到如何取资于古人:“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 《谷梁氏》 以厉其气,参之 《孟》、《荀》以畅其支,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 以博其趣,参之 《离骚》 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又说:“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 《论语》、孟轲书,皆经言; 《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馀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宋代文章复古,增加了韩柳这两位老师。柳开以名肩愈、字绍元来表示自己对韩柳的崇敬,并以继承其事业为己任。王禹偁说,“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吏部而已。”明确提出“远师六经,近师吏部”的复古途径(《答张扶书》)。经过欧阳修、穆修、尹洙等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韩柳尤其是韩愈的古文初祖地位最后确立。欧阳修复韩愈之古,扬弃了韩文怪怪奇奇的一面,发扬了文从字顺的一面,影响文风极为巨大,宋文又形成了自己的平易流畅的总体风格,这是欧阳修通过复古求革新的贡献。于是,韩愈与欧阳修同为宋以后复古革新的宗师。

以复古求革新,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重要理论和成功经验。不过,复古的手段并不总是带来革新的果实。明代中叶,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都对明初平熟萎靡的台阁体文风深表不满,而以复秦汉之古为号召。由于理论的失误,创作也是不成功的。“(明代)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梦阳振起痿瘅,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其文则故作聱牙,以艰深文其浅易。”(《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又李攀龙“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以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明史》卷二八七)前后七子散文复古主张之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漠视历史的发展和生活的现实,而尺尺寸寸、一步一趋地模仿先秦两汉的语言,与韩愈的师其意不师其辞、文无难易惟其是尔的宗旨背道而驰。早在韩愈之前,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就已经指出生硬勉强地模仿古人语言的错误:“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史通·言语》)这个道理极为浅显易晓。《论语》一书,语言不同于《书》、《易》;司马迁记先秦事,已在改写古籍文句。明朝人要跨越唐宋而学语于先秦两汉,不其惑乎!

复古的主张未能取得革新的实效,古文家的创作未能跨越前人而有长足进步,这是复古主义容易受到怀疑和抨击的原因之一。明代中叶前后七子的复古,即为李贽与公安一派所攻驳。袁宏道说:“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雪涛阁集序》)“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何尝字字学六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而尽其趣,才显得可贵(《叙小修诗》)。因而反对以时代定优劣,“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与丘长孺》)李贽甚至怀疑六经,持论更为激烈。他说,六经、《语》《孟》不一定都是圣人之言,或者是“史官”、“臣子”的褒崇赞美之辞,或者是“弟子”、“门徒”残缺不全的笔记;即使是圣人之言,要亦有为而发,对症下药,不可“以为万世之至论”。因此,“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大凡根源于“童心”的,就是“天下之至文”,“更说甚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童心说》)这,不仅针对复先秦两汉之古的七子派,而且实际上也批驳了唐宋派,因为归根到底,唐宋派也是复古派,尤其是唐宋派有其一脉相承的文以明道观念。清之桐城派,并不高唱复古,但他们追踪程朱与明之唐宋派的旗帜十分鲜明,因而受到鄙薄宋学的经学家的攻驳,甚至属于桐城支派阳湖派的恽敬,也对桐城三祖一一表示不满,并进而对王慎中、归有光等人提出批评。总之,古文发展到清代中叶,以复古求革新之路似乎不通了。

张飞,字翼德,是涿郡人,年轻的时候与关羽都在为先主刘备效命。关羽比张飞大几岁,张飞叫关羽兄长。先主刘备跟随曹操打败吕布,曹操提升张飞为中郎将。先主刘备背曹操投靠袁绍、刘表。刘表死了以后,曹操兵入荆州,先主刘备到了江南。曹操追先主刘备,追了一日一夜,到了当阳的长坂坡,终于追上了刘备。先主刘备知道了曹操追兵到了,把什么儿子老婆全瞥下,跑了,让张飞带领二十个骑兵断后。张飞去把河上的桥弄断,让二十个人骑马拖树枝扬起烟尘弄的好象很多人的样子,然后张飞在马上瞪大眼睛横长矛大喊:“老子我就是传说中杀人不眨眼吃饭不给钱的张飞张翼德,不服的话就来和我单挑!”追兵太菜,没人敢上来,于是他们就得以跑了。先主刘备平定了江南,任命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后来转到南郡。先主刘备兵入益州,又进攻刘璋,张飞与诸葛亮等逆流而上,分兵攻陷郡县。到了江州,打败刘璋的大将,巴郡的太守严颜,严颜被活捉了。张飞骂严颜:“兵临城下,你小子怎么还不投降?还敢反抗?”言颜回答回答说:“你们这些无法无天的东西,侵占我的州,我们这个州,只有断头而死的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张飞很生气(心里想,小b,你还跟我装!),下令左右,拖出去砍头,严颜面不改色,说:“要杀便杀,有什么好害怕的!”张飞惜英雄爱英雄,听他说这话就把他放了,并且当成宾客般招待。张飞打打杀杀,攻城掠寨,与刘备在成都回合。益州既平,赐给诸葛亮、张飞及关羽黄金各五百斤,白银千斤,铜钱五千万,锦缎千匹,其馀颁赐各有差,安排张飞当巴郡的西太守。

人物生平

顺治二年(1645年),高士奇生于浙江余姚樟树乡高家村(今慈溪匡堰镇高家村),祖上于北宋 “ 靖康之变” 时,自汴京(河南开封)南迁而至浙江慈溪。顺治十八年(1661年)入籍钱塘(浙江杭州),补杭州府学生员。

康熙三年(1664年),高士奇随父高古生北上游学京师。因父不久亡故,所以他以卖文以贴补生活。新岁为人作春帖子,自为句书之。康熙八年(1669年)进入太学,得以初次见到康熙帝,康熙帝非常喜欢他的理学文章,亲自赐他会试资格,半个月之内高士奇二试都是第一,记名翰林院供奉。高士奇从此踏上仕途之路。

康熙十年(1671年)进入国子监,试后留翰林院办事,供奉内廷,为

康熙帝所器重。康熙十一年(1672年),康熙帝东巡,高士奇随驾。

康熙十四年(1675年),高士奇被授为为詹事府录事。康熙十六年(1677年),高士奇被授为为中书舍人,入值内廷,康熙帝赐御书“忠孝”。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设置南书房来掌管票拟谕旨,以加强皇权。高士奇奉旨入南书房,康熙帝亲赐“忠孝之家”印玺一方。赐居大内“苑西”。

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开博学鸿词科。高士奇中博学鸿词科。康熙十九年(1680年),授高士奇为额外翰林院侍讲。很快又授为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迁移为右庶子。官任詹事府少詹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 ,山河一统。高士奇被授为执事日讲官起居注。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南巡,赴曲阜孔庙祭孔,高士奇被迁移为右春坊右庶子,又转为左春坊左庶子。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并且随驾南巡。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高士奇被授为统制总裁,政治典训副总裁。这几年是高士奇最辛苦的日子,每夜总劳作到二、三更,他夫人在家备具酒食坐待,偶话直庐事,则以清勤相勉。当进讲《周易》时,高士奇深夜回到家中后,把第二天所讲的内容探索了然,才敢入寝,而其夫人总相陪伴,不管寒暑都是这样。这时期,康熙外巡,高士奇总相伴,先后巡访松亭、塞北、盛京、乌拉、浙江等地。高士奇写下了这样的诗:“塞北松亭载笔频,江南山左扈时巡,旨甘不缺慈帏奉,内顾无忧赖尔身。”这首诗,不仅反映了他与康熙的“载笔频”,同时也对他夫人的歉意,“内顾无忧赖尔身”。但高士奇毕竟以康熙为重,当南巡江南,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康熙夜读到三更,高士奇说:“皇上过劳,应该爱惜身体啊。”康熙回答说:“朕自五岁开始读书;坚持夜读直到今日,仍旧乐此不疲!”足见君臣之亲。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再次南巡,拜谒明孝陵。高士奇随驾南巡。赐号“竹窗”,康熙帝御书“竹窗”二字赐予他。十月,高士奇辞官归田,定居平湖。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高士奇在籍赋闲。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 ),高士奇第一次在籍赋闲。康熙于四月十六日赐高士奇手敕一道:“朕少年最不喜参,尔所素知。只为前大病,后赖此药复元气。所以,使人到长白山觅得八九寸长五六两重者十余根,上好者数斤,念尔江湖远隔,苦楚频躬,想是未必当年气相也。故赐南方所无蜜饯人参一瓶,上好人参一斤,土木参二斤。尔当宽心自养,不必多虑。”七月,赐高士奇御扇一把,上有御制诗一首:“故人已久别三年,寄语封书白日边;多病相邻应有意,呤诗每念白云篇。”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清廷设馆纂修《明史》,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高士奇奉召二度进京,官复原职,仍入住大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噶尔丹二次南犯。高士奇在职修书。

康熙三十五年(1697年),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高士奇随驾征噶尔丹。康熙三十六年(1698年),御驾亲征噶尔丹。高士奇以养母乞归,特授詹事府詹事,寻擢礼部侍郎,以母老未赴。可是,康熙对亲政后自认的并非两榜出身的老师高士奇,却总是那么情意绵绵,念念不忘,充满着真挚的关爱呵护,是史所罕见的。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七月,高士奇第二次在籍赋闲。赐御制诗

一首:“廿年载笔近螭头,心慕江湖难再留;忽忆当时论左国,依稀又是十三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三月,康熙赐高士奇“忠孝节义”的御篇一幅。同年, 康熙第四次南巡。 高士奇在杭州西溪高庄接驾。康熙御书“竹窗”相赐。

康熙四十年(1701年),康熙赐高士奇联一对,上御书:“忠为表,孝为里;言有物,行有恒。”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擢升高士奇为礼部侍郎,高士奇以母老为由未上京赴任。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第五次南巡,高士奇奉召赴淮安接驾,随康熙巡视江南。南巡后,高士奇又随驾入京。第三次居寓于大内直庐。二月后回平,六月三十日在籍病故。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正月,康熙谕祭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高士奇一道。遣浙江等处承先布政使加三级郎廷极为代天御祭的钦差。康熙亲制悼词,并御书悼联:“勉学承先志,存诚报国思。”赐谥号文恪。

主要成就 高士奇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精考证,勤著述。他的著作,收录在《四库全书》的就有《左传纪事本末》、《春秋地名考略》、《三体唐诗补注》等八部;收录在《四库存目》的就有《天禄识余》、《塞北小钞》等五部。其他还有《读书笔记》、《苑西集》、《经进文稿》等十数种著作。高士奇的这些著作,大致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诗文集,二是为康熙活动的记述,三是学术著作,可谓品种丰富,琳琅满目。其中学术著作又分为两类,一为治春秋左传之作,二为治唐诗之作。《四库提要》对高士奇的学术著作评价较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曾出过《左传纪事本末》点校本,可见它的学术价值得到了当代史家的认可。

高士奇还是一流的书画鉴赏家和收藏家。清初的收藏大家,有“三家村”之说。所谓三家村,就是字号中都有一个“村”字的三位收藏家,梁清标字棠村,安岐号麓村,高士奇号江村。梁棠村和安麓村以藏品宏富精绝著称,高江村尤以鉴赏水平高超而闻名,凡经其法眼鉴赏过的作品,声价顿增十倍。这样的本领,无不令人称奇。

高士奇的学问确实比较广博;虽然不能称之为大家,但确实够得上杂家的称号。康熙是一个兴趣极为广泛,求知欲特别旺盛的人,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读书,且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十分广泛,天文、地理、经学、诗文、历史、数学以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每样也的确都下过一定功夫。

人物评价 总评

回顾高士奇的一生,不难发现,他是从考入太学才踏进仕途,凭的是

自身的才学。他平生所受的皇恩钦赐,其荣耀实在令人羡慕。

高士奇的一生是幸运的。因为他深得康熙的知遇。常言道: “ 忠孝不能两全。 ” 可高士奇受到了康熙御赐的印玺 “ 忠孝之家 ”(此印在平湖市博物馆)。常言道: “ 伴君如伴虎 ” 。可高士奇即使在籍赋闲,还不失日理万机的康熙的思念。称其为 “ 故人 ” ,揣摩其 “ 气相 ” 。

高士奇的一生也是最为不幸的。因为,古人有言人生三大悲哀: “ 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 ” 对于高士奇来说,这人生的三大悲哀,他全领受了。

历代评价

《清史稿》:南书房以诗文书画供御,地分清切,参与密勿。乾学、士奇先后入直,鸿绪亦以文学进。乃凭藉权势,互结党援,纳贿营私,致屡遭弹劾,圣祖曲予保全。乾学、鸿绪犹得以书局自随,竟编纂之业,士奇亦以恩礼终,不其幸欤!

康熙帝: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异,未几,朕亦能之。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

《平湖县志·高士奇传》:策图书编纂最富;善神王小楷;工诗,尤长应制体;论者与桐城张相国英并称;精赏鉴;凡法书、名绘、彝鼎、琬琰,经拂拭者,声价十倍。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文恪以单门白士,徒步游长安街,遭辰]时,平陟通显,仁皇帝(康熙)数十年之矜全培护,断非他人梦寐所敢几,奈词章而外,他事无闻。其结欢内侍,纳赂疆臣,无非为身家富贵之计,依恃宽大,巧言自文,不以墨败,幸也。视世之五谏(五种进谏方式)从讽,片语回天者,辟(屏除、驱除之意)诸草木,区以别矣。

个人作品

高士奇生平著作甚富,有《春秋地名考略》

、《左传纪事本末》、《春秋讲义》、《毛诗讲义》、《江村消夏录》、《金鳌退食笔记》等等。他的画大多留于故宫,他的书法体现为“西湖十景”的碑题。为此,高士奇的名字民国初就入册《辞源》、《辞海》,同时入册以后发行的《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美术家辞典》、《中国书法家辞典》、《中国收藏家辞典》。就是在鲁迅先生所著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在评论《石头记》的一节里,他运用了前人对《石头记》人物的影射,说薛宝钗影射高澹人(士奇),林黛玉影射朱彝尊。说到此,实在凑巧。高士奇曾邀朱彝尊来平举行诗会,是平湖东湖的一大盛会,给诗坛留下了佳话。可见,高士奇就是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名士。 史籍记载

《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一·列传五十八》

《清史列传》

《清代七百名人传》

《清平湖县志》

《渤海高氏家谱》

轶事典故 君臣关系

康熙离不开高士奇,如果仅仅理解为高士奇

的工作有多么重要,别人无法替代,那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其中肯定还有其他原由。

有一年,康熙南巡来到杭州灵隐寺,寺院住持见皇帝兴致不错,便率领僧众跪在康熙面前,恳请他给灵隐寺题写一块匾额。康熙向来喜欢舞文弄墨,对僧众的这种“强烈要求”,自然不会拒绝。可他那天真是太兴奋了,手一挥,就将繁体“灵”字上部的“雨”字写得过大,中间并排的三个“口”和下部的“巫”,简直无从下笔。高士奇见状,马上明白康熙遇到了难处,于是赶忙在手掌上写好“云林”二字,然后假装上去磨墨,悄然摊开手掌,故意露给康熙看。康熙也就将错就错,写下了“云林”二字。灵隐寺另有“云林寺”这一别名,就是这么来的。

还有一次,康熙登临泰山,与大学士明珠和高士奇一起站在一座偏殿的中央,康熙一时来了兴致,就笑着问身边这两个亲信大臣:“今儿咱们像什么?”明珠回答说:“三官菩萨。”高士奇马上跪在康熙面前,高声回奏说:“ 高明配天 !”明珠听了,既惊且惭,额头上汗都吓出来了。

家庭生活

高士奇生平事母至孝,居乡谦和,约束家人从不马虎。对后代子孙提出告诫: “ 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法度废则变乱之事起,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 ” 故高氏子孙在平湖已传十二世,均恪守祖训,安贫乐道,奉公守法,无一贪卑之徒,无一犯法之男。

御史弹相

在高士奇的权势发展到最为显赫之时,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冬天,左都御史郭L终于向他亮出了正义之剑,上疏将他弹劾回家。

郭L手上掌握了高士奇与原任左都御史王洪绪等人结成死党,内外呼应,招摇撞骗,大肆收受贿赂的大量犯罪事实。他于是精心准备了一篇弹劾文书,从四个方面详细论证了高士奇的杀头之罪。郭L所写的,不仅条条都有真凭实据,而且他揭发的主要问题,如高士奇的欺君灭法,背公行私,谄附大臣,揽事招权,都是古代皇帝对大臣最为猜忌的,康熙又岂能两样?郭L抓住这几个要害问题进行检举揭发,可以说完全摸准了皇帝的普遍心理,打中了高士奇的要害。疏文一上,既容不得高士奇一伙半点狡辩,也堵死了康熙继续保他的所有门路,无奈之下,康熙只能令高士奇“休致回籍”。

藏书之家

高士奇藏书楼为“ 朗润堂 ”、“ 岩耕草堂 ”、“ 江村草堂 ”等,

分别收藏书画、古籍、彝鼎,也喜搜罗地方文献和诗文集。刻印图书很多,如隋杜公瞻《编珠》2卷,宋周弼《唐三体诗》6卷、宋高鹏飞《林湖遗稿》1卷、清张英《渊鉴类函》450卷,目录4卷、查为仁《绝妙好词笺》7卷等10多种千余卷。收藏印记有“士奇”、“红雨轩”、““生香乐意斋”、郎润堂”、“萧香斋”、“澹人”、“蔬香园”、“香斋”、“高氏岩耕草堂藏书之印”、“竹窗”、“高氏江村草堂珍藏书画之印”等多枚。著述宏富,主要有《春秋地名考略》、《左传纪事本末》、《清吟堂集》、《江村消夏录》、《扈从西巡日录》、《宛西集》、《归田集》、《城北集》等。 家族成员

父亲:高古生

艺术形象 文学形象

《大清相国》中的高士奇自从在南书房里行走,他最擅长的就是察言观色和四处逢迎,自然也为此煞费苦心。

对于现实生活而言,龙是一种只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生物形象。所谓龙,便是以蛇身或鱼身为载体,增添一些其他动物的特征之后,所转化出来的“神话物种”。而南朝《述异记》中,也有虺五百年化蛟,蛟千年化龙的说法。

此外,在古今各种典籍资料或野史传闻中,龙的家族还有烛龙、蟠龙、苍龙等类别之分。然而无论古人多么言之凿凿,确定真龙存在,但对于现在人来说,没有亲眼看到的话,就是不能相信的。不过,近日一段贵州惊现“龙吟”的视频传出之后,关于龙是否真实存在的话题再度引发人们热议。

那么,当时出现的“龙吟”是真的吗?

贵州“龙吟”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展开调查。后来发现原来所谓的“龙吟”并非是真龙吼叫,而是有人通过鸟类黄脚三趾鹑的叫声“伪造”出来的。

其声音嘹亮,威严宽厚之处,很明显可以跟一般的老虎、狮子区分开来。随着视频的流传,人们不禁怀疑其声音乃是真龙的吼叫声。莫非,古籍中所记载的真龙是真实存在的一种动物,而并非是神话传说?

事情真相大白之后,结果想来也不出于多数人的预料。而参与并策划“龙吟”事件的虎某和刘某,则被当地有关部门分别给予六日和十日的行政拘留处罚。至此,贵州“龙吟”事件告一段落。

那么, 历史 上是否有一些关于真龙的记载呢?

其实,古代典籍中确有真龙的记载,只不过都是一些只言片语的描述,真实性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

东晋时期的 历史 学家常璩曾经撰写了一本地方志著作,叫做《华阳国志》。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中就有“二十四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的记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20年),在武阳赤水出现过一条黄龙,黄龙盘旋九日之后离去。

此外,在《晋书》中也有一些关于龙的记载,说是在永和元年四月,龙山附近有一条黑龙和一条白龙在空中嬉戏,前燕皇帝慕容皝率众臣前往在距离两条龙两百步距离之外观看。两条龙交缠嬉戏后离去之后,慕容皝龙颜大悦,回宫后便将新建成的宫殿改名和龙宫,更是在龙山修建了龙翔佛寺。

另外,在唐咸通末年的某一天,据说有一条青龙在桐城县境内坠落。众人争相围观,发现青龙因喉部受伤的缘故,当场便死去了。根据人们所见,那条青龙身长十丈有余,头上有双角,鳞片有巴掌大小,腹下有足,确实跟神龙一模一样。

这些关于真龙的记载,虽然很多出自于“正史”,权威性比较强。但由于年代久远的缘故,我们实在是无法考证。不过,在近代确实有一些龙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不知真假。

比如说,1934年的夏天,我国东北的营口地区就发生了所谓的“坠龙”事件。此龙从天上坠落之后非常虚弱,样貌与神话传说中的真龙一模一样。因离开水的缘故,导致身体越来越干,最后腐烂化为骸骨。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还被当时的《盛京时报》给专门记载了下来,就连当时的龙骨也被拍摄了下来。至于那是不是天上坠下的真龙,实在是议论纷纭,难以统一意见。有不少亲眼所见的人信誓旦旦的认为那就是真龙,而没有看到的人则对此抱有怀疑的态度。

那么,对于 历史 上出现过关于龙的记载,那些专家学者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说起来,尽管笔者对那些专家的解释持有怀疑态度,但他们的说法仍不失为一种可能。毕竟,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目前谁也不知道。

对于古籍正史当中一些关于真龙的记载,专家认为有可能是古人将一些动物给“认错”了。比如说,倘若出现一条数丈长的蟒蛇或森蚺,那么古人很有可能将其误认为是“神龙”。

另外,若是江边或者河边出现蜥蜴这样的动物时,或许古人也会将其认错,把它当作是神龙来看待。毕竟,相对于现在来说,古人的见识普遍是非常少的。把蜥蜴错认为是神龙,也是能够说得过去的。

至于说空中出现的龙形事物,专家认为应当是空中的云气翻腾所致。因古人迷信的缘故,通常会比较蒙昧一点。当有人看到一些神似神龙的云团时,很有可能就认定其为“真龙”。这样一来,口口相传之下,神龙现世的事情自然会被记载下来。

而在一些河水中出现的神龙翻腾事件,专家对此解释称,那应当是古人对龙吸水等自然灾害的一种“错误认知”。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神龙,只不过古人无法抗衡大自然的威能,从而将其安在了神龙身上。

除此之外,关于1934年的营口坠龙事件,《盛京时报》上刊登了龙骨的照片。但专家对此的解释,称其为鲸鱼的骸骨,而照片上之所以出现两支“龙角”,则是人们将龙骨“放错”的缘故所致。

咋一听,专家的这些解释让人有些哭笑不得,但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我们实在是不得而知。相信对于任何人来说,倘若自己没有亲眼所见的话,哪怕是自己最好的朋友说见到了真龙,恐怕也是难以相信的。

关于专家对古籍中龙的解释,细细思考总能看出一些“破绽”出来。正如那些专家所言,古人相对来说是比较迷信和蒙昧的,他们会将一些其他自然现象和动物认定为神龙。但是对于一些帝王来说,他们难道不知道真龙是什么样子吗?

当然,也不排除那是一些统治者故意将其认定为“神龙”的。因为古人认为神龙代表这祥瑞,是真龙天子的象征。倘若帝王治下出现了神龙,那岂非也代表着一种别人难以超越的“功绩”?也许这真的是 历史 上出现真龙记载的真相也说不定。

至于说神龙是否是真实存在的生物,以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是没办法肯定,也没办法考证的。除非未来某一天,神龙能够正大光明的出现在所有人中。否则的话,神龙永远是神话传说当中的神龙,而并非是现实存在的神龙。

当然,无论如何,神龙对于炎黄子孙来说,其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从这一点来看,神龙是否真的存在,便也不那么重要了。

参考资料:

《述异记》、《广雅》、《华阳国志》、《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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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唐诗选(修订第二版)

作者:马茂元

豆瓣评分:92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7-11-1

页数:1056

内容简介:

马茂元生逢世变,不改风雅,于五十年代初选唐诗,真诚考虑时代之阅读需求。后历时三十年,反复斟酌增订,直到去世,接近完成,复经其受业门人刘初棠、赵昌平等依循师意,缀补完成,至1999年出版以来,备受读者欢迎。本书优点,一是选诗500多首,吸取清编《唐诗三百首》之成就,削除少数不适应今日读者的篇什,照顾唐诗各时期各流派作者的成就,遴选之精当,眼光之独到,远在前书之上。二是选诗兼顾思想艺术成就,要以造诣精妙、意境优美之篇章为主,将唐诗中优秀的作品,向一般读者作负责任的介绍。三是注释准确充分,既避免掉书袋式地堆砌,又注意适合中等文化程度读者阅读之需要,因其旧学根柢深厚,解读字斟句酌,深入浅出,达到很高解说水平。四是积极吸取当代唐诗研究的前沿成就,书中诗人小传、诗歌本事、系年总评,都具有较高学术水平。更值得称道的是,本书最后定稿于马先生缠绵病榻之时,其学生赵昌平亲承遗意,投入很大精力完成遗著的写定,最后出版时退逊而不署名,又撰唐五代诗概述附于书后。本书可以视为两代唐诗学者的学术结晶,也可以见到老辈学统和道德的继承发扬。

马茂元《唐诗选》选录诗人一百二十余家、诗作近六百首,繁简适中,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唐诗的艺术特征和发展脉络;选目曾经马茂元反复思索,具有内在系统性,体现了他对唐诗的基本认识。体例上分为诗人小传、题解、注释、总评四部分。马茂元唐诗研究的个性特征,是在他对唐诗大量记诵的基础上感发而来的。正因如此,《唐诗选》之点评尤能指示诗作的艺术性;又因马茂元对古典文学的独特认知,故能从艺术性中归结出唐诗发展的脉络。《唐诗选》注释除通常的释义外,还对全诗关节与疑难处作提挈点拨,点明诗艺上的继承关系。通过注释,读者不仅能正确地理解作品的内容,还能以此为阶梯从艺术的角度去欣赏作品。

作者简介:

马茂元(1918-1989),字懋园,安徽桐城人,桐城派殿军马其昶之孙。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享有崇高威望。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教授。1938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历任上海一师范学院教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专于唐诗、楚辞研究。著有《古诗十九首初探》、《晚照楼论文集》,编有《楚辞选》、《唐诗选》等。是我国著名的楚辞、唐诗研究专家,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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