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宫水府图朱元鱼

东海龙王是高度世俗化的波塞冬。他在东海开了家，完全模仿地球上王子的标准，自己带团队领导水族馆，专门做降水。虽然是海神，但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在mainlandChina，还要求起诉龙王。可见一个农业国的海神定位尴尬，却疏于管理海事，直到崛起的海神妈祖涉足海事。

在代代相传的龙王画像中，龙王往往被描绘成一个头戴朝服、头戴金冠的皇帝，而在世界各地龙王庙的雕像中，龙王则是某一等级的官方形象。明朝救金鲤海龙王报德提到，东海龙王头戴天冠，身穿龙袍，腰系碧玉腰带，脚踏腾云。济公全传说东海龙王身穿红绸紫金龙袍，平冠，前后十二冠，绿缎方头底子。

腾冲龙王马志

在吃的问题上，龙王依然保持着龙的饮食习惯，食材大多就地取材，来源于海里的水生动物珍品。提到有个秀才误入髯国，被招为徐。后来老国王说大胡子国家有难了，就让书生进龙宫见龙王求情。龙王想了想，觉得没有大胡子国。他向左右报告说：“这个岛上的虾本月已经为国王提供了食物，而且是前天捕到的。”龙王笑道：“克谷是被虾蛊惑了。虽然我是国王，但我吃的都是天然的，不能错吃。减少今天给顾客的食物。”原来长胡子的都是虾精，读书人都迷上了虾精。带龙王书生去看。有几十个房子那么大的铁锅，里面全是虾。可见龙王的胃口也非同一般。

杜光庭，酉阳杂俎年：“海龙王府在苏州之东，入海五六日。岛前百余里，海水四面浑。”东海龙王府又称龙宫、龙宫、水府宫、水晶宫等。段录异记说：“龙宫亮如佛寺画的天宫，眼睛看不见。”龙宫是用水晶雕刻而成，里面陈列着无数的珍宝，因此光芒四射，让人难以直视。酉阳杂俎写道，“你看不到。

龙王巡逻文件聊斋志异罗刹海市

至于龙王之行，祭祀仪式更是壮观。点石斋画报里有一张点石斋画报的图。据说龙王“事先持夜叉牌照在水上行进，标志模糊不清，难以辨别。”龙王到了，“虾蟹一队一队来，甲鱼甲鱼儿孙夹着尾巴死，将军跟在后面。这种战斗，胶东地区称为“过龙兵”或“过龙兵”，也是对人类礼仪的模仿。路过龙兵的热闹，通常只是大鱼的迁徙。

秦始皇:秦王政兼并了六国，结束了战国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他觉得自己的功绩比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还要大，不能再用“王”的称号，应该用一个更加尊贵的称号才配得上他的功绩，就决定采用了“皇帝”的称号。他是中国第一个皇帝，就自称是始皇帝。他还规定：子孙接替他皇位的按照次序排列，第二代叫二世皇帝，第三代叫三世皇帝，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传到千世万世。

汉武帝：董仲舒给汉武帝提出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 为了联合西域等国攻打匈奴，汉武帝命张骞出始西域 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正月，汉武帝刘彻登游嵩山加封中岳后，又来到这里（当时叫嵩阳道观）游览，他一进门，看见一棵柏树身材高大，枝叶茂密，赞叹不已，说道："朕游遍天下，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柏树呢！"汉武帝面对此树仰望再三，感叹之余，信口赐封它为"大将军"。

封罢大将军，汉武帝在群臣的呼拥下，朝院内走去。来到正院，迎面又看见一棵大柏树，这棵柏树要比"大将军"大得多，汉武帝心中颇为懊悔。但金口已开，没法更改。最后，他还是拿定主意，指着前面的大柏树说quot;朕封你为二将军。"当时群臣觉得加封的不合理，想向皇上建议，但又不敢直言，只好向皇上提示说："这棵柏树比前院那棵柏树大得多呀！"汉武帝固执已见，大声斥责道："什么大呀！小呀！先入者为主。"群臣吓得连忙叩头称"是"，谁也不敢再吭了。

汉武帝继续行为往前走，又见到一棵更大的柏树，他犹豫了一下，心想，怎么一棵比一棵大？可我已赐封在先，又不能改口，还是按先来后到次序加封吧。于是面对柏树说："再大你也是三将军了。"群臣们面面相觑，再也不敢作声。

四大发明有，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和造纸术。

四大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中国成为文明古国的标志之一。古代，我国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过去的光辉历史不等于现在的荣耀。5世纪后的千余年里，欧洲处在封建社会之中。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我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在向前发展，而欧洲的科学技术却停滞不前。到了十五、六世纪，由于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步形成，欧洲的近代自然科学得以诞生，却突飞猛进，超越中国，领先与世界。从此，中国的科学发展基本上就一直落后与西方国家。以至于最后，西方列强利用中国发明的指南针，火药，直接打到了中国。在清朝，强迫中国割地赔款，使中国成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中国人都知四大发明，因此而津津乐道。但是，千百年已经过去，国人是否还有其他什么值得夸耀的大发明呢？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改变人类历史的大发明却层出不穷，不计其数。例如：蒸汽机，电力，电灯，电脑，汽车， 飞机，互联网，等等。尤其是美国人和欧洲人改变世界的大发明真是数不胜数，大家是否看到他们因为自己国家的大发明而沾沾自喜，乐此不疲得到处宣扬呢？他们的大发明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屈指可数，就这四个呢？了解自己国家过去的光辉历史，固然重要，但是死抱着过去，就会导致裹足不前，故步自封，自我麻痹。中国人的大发明不应该只有这四个，应该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增加才对。

指南针是用以判别方位的一种简单仪器。前身是司南。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磁针在地磁场作用下能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北极指向地理的南极，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方向。常用于航海、大地测量、旅行及军事等方面。

指南针的发明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物体磁性认识的结果。由于生产劳动，人们接触了磁铁矿，开始了对磁性质的了解。人们首先发现了磁石引铁的性质。后来又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经过多方的实验和研究，终于发明了可以实用的指南针。

指南针辗转传入欧洲后在航海大发现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科学史家清楚，最早解答“指南针为何能够指南”问题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科学家吉尔伯特。那么，中国发明指南针后对指南针理论作过什么样的探讨？吉尔伯特的理论是否及时传到了中国？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又对我国指南针理论的发展有过哪些影响？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关增建从2003年起开始着手研究这些基本上还是空白的问题。

“中国最早的指南针理论，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的‘感应说’。”关增建介绍，11世纪中叶时我国大科学家沈括还对指南针感到匪夷所思，他的《梦溪笔谈》介绍了指南针的人工磁化方法、磁偏角的发现和指南针的架设方法，但对指南针为什么会指南却没有一点概念——“磁石之指南……莫可原其理！”随后，文人学者们从阴阳五行学说出发，结合当时人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提出各种指南针理论。例如，最晚成书于宋代的《管氏地理指蒙》，首先提出如下逻辑：

“磁针是铁打磨成的，铁属金，按五行生克说，金生水，而北方属水，因此北方之水是金之子。铁产生于磁石，磁石是受阳气的孕育而产生的，阳气属火，位于南方，因此南方相当于磁针之母。这样，磁针既要眷顾母亲，又要留恋子女，自然就要指向南北方向。”

关增建表示，从近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蒙氏理论”完全异想天开，但从事物的属性出发解释其行为，在东西方科学史上都是常用的做法。我国古代阴阳学说昌盛，用阴阳学说阐释指南针指南及“常微偏东”的原理，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特别是，该理论认为磁石不同端面有不同属性，它们决定磁针的指向，这种说法很容易启发人们发现磁石的两极，并进一步联想到磁极与磁针指向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找到可能的途径。

南宋人的指南针原理，仍认为“指南针之所指，即阳气之所在”，只是围绕磁偏角现象，立论依据更多转向地理方位的坐标系统——中国古人认为地是平的、大小有限，这样地表面必然有个中心，过该中心的那条子午线就是唯一的南北方向。南宋人曾三异等认为，一旦测量地点不在这条南北线上，指南针所指向自然“少偏”。到明代，有人假托南唐人著作指出，指南正针由大地方位系统决定，而偏角则由天体方位划分系统所决定。关增建认为，这种说法“体现了传统指南针理论在阴阳感应学说和磁偏角的存在这一矛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窘迫”。

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传教士来华，带来西方的指南针理论、地球学说以及相关科技知识。受其影响，中国学者开始从新的视角探讨指南针理论问题，在此过程中，阴阳五行的作用不断淡化，力学角度的分析不断增加，但吉尔伯特1600年提出的科学理论连西方学界都没统一，更谈不上入主东土。传教士中，1658年抵华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的指南针理论最系统，但他认为决定磁针指向的是地球的地理南北两极本身，理论仍然局限在古代科学的范围，而不像吉尔伯特认识到地球本身存在一个磁体。南怀仁理论在中国影响深远，直到19世纪中叶，我国仍有学者用它解释指南针问题。而此时，清末来华的传教士已开始着手把西方近代磁学知识介绍给中国了。

先秦时代我们的先人已经积累了许多这方面的认识，在探寻铁矿时常会遇到磁铁矿，即磁石（主要成分是四氧化三铁）。这些发现很早就被记载下来了。《管子》的数篇中最早记载了这些发现：“山上有磁石者，其下有金铜。”其他古籍如《山海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磁石的吸铁特性很早就被人发现，《吕氏春秋》九卷精通篇就有：“慈招铁，或引之也。”那时的人称“磁”为“慈”他们把磁石吸引铁看作慈母对子女的吸引。并认为：“石是铁的母亲，但石有慈和不慈两种，慈爱的石头能吸引他的子女，不慈的石头就不能吸引了。”据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咸阳附近修阿房宫，宫中有一座门是用磁石做成，如果有人身穿盔甲，暗藏兵器，入宫行刺，就会被磁石门吸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掌握了磁学知识。

汉朝以前人们把磁石写做“慈石”，是慈爱石头的意思。

既然磁石能吸引铁，那么是否还可以吸引其他金属呢？我们的先民做了许多尝试，发现磁石不仅不能吸引金、银、铜等金属，也不能吸引砖瓦之类的物品。西汉的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磁石只能吸引铁，而不能吸引其他物品。

当把两块磁铁放在一起相互靠近时，有时候互相吸引，有时候相互排斥。现在人们都知道磁体有两个极，一个称N极，一个称S极。同性极相互排斥，异性极相互吸引。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道理，但对这个现象还是能够察觉到的。

到了西汉，有一个名叫栾大的方士，他利用磁石的这个性质做了两个棋子般的东西，通过调整两个棋子极性的相互位置，有时两个棋子相互吸引，有时相互排斥。栾大称其为“斗棋”。他把这个新奇的玩意献给汉武帝，并当场演示。汉武帝惊奇不已，龙心大悦，竟封栾大为“五利将军”。栾大利用磁石的性质，制作了新奇的玩意蒙骗了汉武帝。

地球也是一个大磁体，它的两个极分别在接近地理南极和地理北极的地方。因此地球表面的磁体，可以自由转动时，就会因磁体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性质指示南北。这个道理古人不够明白，但这类现象他们很清楚。

指南针的始祖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它是用天然磁石制成的。样子象一把汤勺，圆底，可以放在平滑的“地盘”上并保持平衡，且可以自由旋转。当它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指向南方。古人称它为“司南”，当时的著作《韩非子》中就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端朝夕”就是正四方、定方位的意思。《鬼谷子》中记载了司南的应用，郑国人采玉时就带了司南以确保不迷失方向。

春秋时代，人们已经能够将硬度5度至7度的软玉和硬玉琢磨成各种形状的器具，因此也能将硬度只有55度至65度的天然磁石制成司南。东汉时的王充在他的著作《论衡》中对司南的形状和用法做了明确的记录。司南是用整块天然磁石经过琢磨制成勺型，勺柄指南极，并使整个勺的重心恰好落到勺底的正中，勺置于光滑的地盘之中，地盘外方内圆，四周刻有干支四维，合成二十四向。这样的设计是古人认真观察了许多自然界有关磁的现象，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经过长期的研究才完成的。司南的出现是人们对磁体指极性认识的实际应用。 但司南也有许多缺陷，天然磁体不易找到，在加工时容易因打击、受热而失磁。所以司南的磁性比较弱，而且它与地盘接触处要非常光滑，否则会因转动摩擦阻力过大，而难于旋转，无法达到预期的指南效果。而且司南有一定的体积和重量，携带很不方便，这可能是司南长期未得到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

司南由青铜盘和天然磁体制成的磁勺组成，青铜盘上刻有二十四向，置磁勺于盘中心圆面上，静止时，勺尾指向为南。

指南针是磁铁做成的。磁铁能吸铁，通常称为“吸铁石”，古代称为“慈石”因为它一碰到铁就吸住，好一个慈祥的母亲吸引自己的孩子一样。后来，人们才称它为“磁石”。

每块磁铁两头都有不同的磁极，一头叫S极，另一头叫N极。我们居住的地球，也是一块天然的大磁体，在南北两头也有不同的磁极，靠近地球北极的是S极，靠近地球南极的是N极。我们知道，同性磁极相斥，异性磁极相吸引，所以，不管在地球表面的什么地方，拿一根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它的N极总是指向北方，S极总是指向南方。

指南针是利用磁铁的特性做成的，那么，世界上哪个国家最早发现磁铁和它的特性的呢？

二千多年以前，也就是春秋战国时候，我国已经用铁来制造农具了。劳动人民在寻找铁矿的时候，就发现了磁铁，并且知道它能够吸铁。

我国古书《管子》上有这样的记载：“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铜金”就是一种铁矿。《管子》这部书产生在公元前三世纪，这说明我国最迟在公元前三世纪就知道磁石能够吸铁了。

秦朝时候，还有这样有趣的传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在陕西咸阳造了一个很大的阿房宫，阿房宫中有一个磁石门，完全用磁铁造成。如果有谁带着铁器想去行刺，只要经过那里，磁石门就会把这个人吸住。

另外，根据古书记载，汉武帝时候，胶东有个栾大，献给汉武帝一种斗棋。这种棋子一放到棋盘上，就会互相碰击，自动斗起来。汉武帝看了非常惊奇。原来来大的棋子是用磁石做的，所以有磁性，能互相吸引碰击，只是汉武帝不懂这个道理罢了。

古代民间常用薄铁叶剪裁成鱼形，鱼的腹部略下凹，像一只小船，磁化后浮在水面，就能指南北。当时以此做为一种游戏。东晋的崔豹在《古今注》中曾提到这种“指南鱼”。

北宋时，曾公亮在《武经总要》载有制作和使用指南鱼的的方法：“用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型，置炭火中烧之，侯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向午也。”这是一种人工磁化的方法，它利用地球磁场使铁片磁化。即把烧红的铁片放置在子午线的方向上。烧红的铁片内部分子处于比较活动的状态，使铁分子顺着地球磁场方向排列，达到磁化的目的。蘸入水中，可把这种排列较快地固定下来，而鱼尾略向下倾斜可增大磁化程度。人工磁化方法的发明，对指南针的应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在磁学和地磁学的发展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另一种人工磁化的方法：“方家以磁石摩针锋，则能指南。”按沈括的说法，当时的技术人员用磁石去摩擦缝衣针，就能使针带上磁性。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利用天然磁石的磁场作用，使钢针内部磁畴的排列趋于某一方向，从而使钢针显示出磁性的方法。这种方法比地磁法简单，而且磁化效果比地磁法好，摩擦法的发明不但世界最早，而且为有实用价值的磁指向器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梦溪笔谈》是沈括(1031—1095年)所著的有关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著作，书中谈到磁学和指南针的一些问题。他在《梦溪笔谈》的补笔谈中谈到了摩擦法磁化时产生的各种现象：“以磁石摩针锋，则锐处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南北相反，理应有异，未深考耳。”这是说，用磁石去摩擦缝衣针后，针锋有时指南，也有时指北。从现在的观点来看，磁石都有N和S两个极，磁化时缝衣针针锋的方位不同，则磁化后的指向也就不同。但沈括并不知道这个道理，他真实的记录了这个现象并坦白承认自己没有做深入思考。以期望后人能进一步探讨。

关于磁针的装置方法，沈括介绍了四种方法：

1水浮法——将磁针上穿几根灯心草浮在水面，就可以指示方向。

2碗唇旋定法——将磁针搁在碗口边缘，磁针可以旋转，指示方向。

3指甲旋定法——把磁针搁在手指甲上面由于指甲面光滑，磁针可以旋转自如，指示方向。

4缕悬法——在磁针中部涂一些蜡，粘一根蚕丝，挂在没有风的地方，就可以指示方向了。

沈括还对四种方法做了比较，他指出，水浮法的最大缺点，水面容易晃动影响测量结果。碗唇旋定法和指甲旋定法，由于摩擦力小，转动很灵活，但容易掉落。沈括比较推重的是缕悬法，他认为这是比较理想而又切实可行的方法。事实上沈括指出的四种方法已经归纳了迄今为止指南针装置的两大体系——水针和旱针。

南宋陈元靓在《事林广记》中介绍了另一类指南鱼和指南龟的制作方法。这种指南鱼与《武经总要》一书记载的不一样，是用木头刻成鱼形，有手指那么大，木鱼腹中置入一块天然磁铁，磁铁的S极指向鱼头，用蜡封好后，从鱼口插入一根针，就成为指南鱼。将其浮于水面，鱼头指南，这也是水针的一类。

指南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新装置，将一块天然磁石放置在木刻龟的腹内，在木龟腹下方挖一光滑的小孔，对准并放置在直立于木板上的顶端尖滑的竹钉上，这样木龟就被放置在一个固定的、可以自由旋转的支点上了。由于支点处摩擦力很小，木龟可以自由转动指南。当时它并没有用于航海指向，而用于幻术。但是这就是后来出现的旱罗盘的先声。

指南龟发明年代不晚于1325年。木块刻成龟型，龟腹部中心嵌以磁体，木龟安放在尖状立拄上，静止时首尾分指南北。

要确定方向除了指南针之外，还需要有方位盘相配合。最初使用指南针时，可能没有固定的方位盘，随着测方位的需要，出现了磁针和方位盘一体的罗盘。罗盘有堪舆用的罗经盘和水罗盘、旱罗盘。

方位盘仍是二十四向，但是盘式已经由方形演变成圆形。这样一来只要看一看磁针在方位盘上的位置，就能断定出方位来。南宋时，曾三异在《因话录》中记载了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地螺或有子午正针，或用子午丙壬间缝针。”这是有关罗经盘最早的文献记载。文献中所说的“地螺”，就是地罗，也就是罗经盘。文献中已经把磁偏角的知识应用到罗盘上。这种罗盘不仅有子午针（确定地磁场南北极方向的磁针），还有子午丙壬间缝针（用日影确定的地理南北极方向）这两个方向之间的夹角，就是磁偏角。

盘面周围刻二十四方位，内中盛水，磁针横穿灯草，浮于水面。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地球的两个磁极和地理的南北极只是接近，并不重合。磁针指向的是地球磁极而不是地理的南北极，这样磁针指的就不是正南、正北方向而略有偏差，这个角度就叫磁偏角。又因为地球近似球形，所以磁针指向磁极时必向下倾斜，和水平方向有一个夹角，这个夹角称为磁倾角。不同地点的磁偏角和磁倾角都不相同。成书于北宋的《武经总要》在谈到用地磁法制造指南针时，就注意利用了磁倾角。沈括在《梦溪笔谈》谈到指南针不全指南，常微偏东。指出了磁偏角的存在。磁偏角和磁倾角的发现使指南针的指向更加准确。

指南针一经发明很快就被应用到军事、生产、日常生活、地形测量等方面，特别是航海上。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有一个逐渐发展过程。成书年代略晚于《梦溪笔谈》的《萍洲可谈》中记有：“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这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针的记载。文中指出，当时只在日月星辰见不到的时候才使用指南针，可见指南针刚开始使用时，使用还不熟练。二十几年后，许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有类似的记载：“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到了元代，指南针一跃而成海上指航的最重要的仪器了。不论昼夜晴阴都用指南针导航了。而且还编制出使用罗盘导航，在不同航行地点指南针针位的连线图，叫做“针路”。船行到某处，采用何针位方向，一路航线都一一标识明白，作为航行的依据。

指南针的发明是古代先民对磁现象的观察和研究的结果。古代先民对磁现象的观察和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了磁的性质，并试图更多地应用这些性质。传说秦始皇修建阿房宫时，有一宫门是用磁铁制造的。如果刺客带剑而过，立刻会被吸住，被卫兵当场捕获。这样的故事还很多，《晋书马隆传》记载马隆率兵西进甘、陕一带，在敌人必经的狭窄道路两旁，堆放磁石。穿着铁甲的敌兵路过时，被牢牢吸住，不能动弹了。马隆的士兵穿犀甲，磁石对他们没有什么作用，可自由行动。敌人以为神兵，不战而退。东汉的《异物志》记载了在南海诸岛周围有一些暗礁浅滩含有磁石，磁石经常把“以铁叶锢之”的船吸住，使其难以脱身。

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先民对磁石的性质已有了很多认识。就连当时的诗人曹植在矫志诗中也用了“磁石引铁，于金不连。”的句子。可见他也了解磁石的性质。南北朝梁代的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提出了磁力测量的方法，他指出：优良磁石出产在南方，磁性很强，能吸引三、四根铁针，使几根针首尾相连挂在磁石上。磁性更强的磁石，能吸引十多根铁针，甚至能吸住一、二斤刀器。陶弘景不仅提出了磁性有强弱之分，而且指出了测量方法。这可能是世界上有关磁力测量的最早记载。

我国先民对磁石的性质的研究和认识是指南针发明和发展的基础。

指南针在古代主要被堪舆家们用于相宅相墓，同时也被用于航海及其他。正是这后者对人类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指南针才得以跻身于古代四大发明的行列。我国典籍记载指南针用于航海，始于宋代朱彧1119年写的《萍洲可谈》，书中写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之后，类似的文献层出不穷，这表明在航海活动中，指南针普及得相当快。这一发明后来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对欧洲的航海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指南针也叫罗盘针，是我国古代发明的利用磁石指极性制成的指南仪器。因此，介绍司南必须从磁石说起。

磁石通常称为“吸铁石”，它把许多铁屑紧紧吸在一起，就象一个慈祥的母亲吸引自己的孩子，所以人们称它为“慈石”。

磁石吸铁是因为每块磁石两头都有不同的磁极，一头叫正极，另一头叫负极。人类居住的地球也是一块天然大磁铁，地球的南北两头也有不同的磁极，地球的北极是负磁极，地球南极为正磁极。根据同性磁极相排斥，异性磁极相吸引的原理，拿一根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无论站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它的正极总是指北，负极总是指南。

战国时期，人们利用磁石指示南北的特性制成了指南工具——司南。但是，战国时期的司南是什么样子无法考证。《中国历史》课本插图——“司南”，是根据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品“汉代司南模型”绘制的。这个模型是后人根据史书记载以及地下出土的汉代地盘实物制成的。地盘是青铜做成的，内圆外方，中心圆面磨得非常光滑，以保证勺体指示方向的准确性。中心圆外围依次布列八卦、天干、地支和二十八宿，共计二十四个方位。地盘中心的小勺是用整块的天然磁铁磨成的，磁铁的正极磨成司南的长柄，勺头底部是半球面，非常光滑。使用时先把地盘放平，再把司南放在地盘中间，用手拨动勺柄，使它转动，等到司南停下来，勺柄所指方向就是南方。这种勺形司南直到八世纪时仍在应用。

到了宋代，劳动人民掌握了制造人工磁体的技术，又制造了指南鱼。指南鱼是把薄钢片剪成鱼形，长二寸，宽五分，鱼的肚皮部分凹下去，使鱼象船一样能浮在水面上。然后把鱼和天然磁铁放在一起，由于磁体的吸力，钢片受磁感应也具有磁性。这种人工传磁方法制成的指南鱼比使用司南方便多了，只要有一碗水，把指南鱼放在水面上就能辨别方向了。经过长期的改进，人们又把钢针在天然磁体上摩擦，钢针也有了磁性。这种经过人工传磁的钢针可以说是正式的指南针了。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提到他对指南针的用法做过四种试验，即水浮法、缕悬法、指甲法和碗唇法。“水浮法”是把指南针放在有水的碗里，使它浮在水面上，指示方向。“缕悬法”就是在磁针中部涂上一些蜡，上面粘一根丝线，把丝线悬在木架上，针下安放一个标有方位的圆盘，静止时钢针就指示南北。“指甲法”就是把钢针放在手指甲面上，轻轻转动，由于手指甲的光滑，磁针就和司南一样也能发生指南作用。“碗唇法”是把磁针放在光滑的碗边上，转动磁什，便和指甲法一样发生指南作用。沈括经过精密的观察实验，还发现磁针指示的方向并不是正南正北，而是微偏西北和东南，这种发现在科学上叫磁偏角。

用硝石、硫黄和木炭这三种物质混和制成的，而当时人们都把这三种东西作为治病的药物，所以取名“火药”，意思是“着火的药”。火药

自秦汉以后，炼丹家用硫黄、硝石等物炼丹，从偶然发生爆炸的现象中得到启示，再经过多次实践，找到了火药的配方。三国时有个聪明的技师马钧，用纸包火药的方法做出了娱乐用的“爆仗”，开创了火药应用的先河。

唐朝末年，火药开始应用到军事上。人们利用抛射石头的抛石机，把火药包点着以后，抛射出去，烧伤敌人，这是最原始的火炮。后来人们将球状火药包扎在箭杆头附近，点着引线以以后，用弓箭将火药射出去烧伤敌人。还有把火药、毒药，再加上一些沥清、桐油等，捣在一起做成毒球，点着以后，用弓箭射出，杀伤敌人是后来的“万人敌”。到了宋朝，人们将火药装填在竹筒里，火药背后扎有细小的“定向棒”，点燃火管上的火硝，引起筒里的火药迅速燃烧，产生向前的推力，使之飞向敌阵爆炸，这是世界上第一种火药火箭。以后又发明了火枪和枪，这些都是用竹管制成的原始管形火器，是近代代枪炮的老祖宗。

造纸技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之一。

大约在3500多年前的商朝，我国就有了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称为甲骨文。到了春秋时，用竹片和木片替代龟甲和兽骨，称为竹简和木牍。甲骨和简牍都很笨重，战国时思想家惠施外出讲学，带的书简就装了五车，所以有学富五车的典故。西汉时在宫廷贵族中又用缣帛或绵纸写字。缣是细绢、帛是丝织品的总称吏一方缣帛上写字时，便于书写，不但比简牍写得多，而且还可以在上面作画，但是价格昂贵，只能供少数王宫贵族使用。公元前2世纪西汉初期已经有了纸。

发明人

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在总结前人制造丝织晶的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用树皮、破渔网、破布、麻头等作原料，制造成了适合书写的植物纤维纸，才使纸成为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被称为“蔡侯纸”。

蔡伦只是改进造纸术，而不是纸的发明人。

造纸术在7世纪经朝鲜传到日本。8世纪中叶传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到12世纪，欧洲才仿效中国的方法开始设厂造纸。

早在公元前3500年，古埃及人就已在阿斯旺附近开采水晶矿藏了。

我国古人知道水晶产于地下，也藏于山中，宋代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说： “政和间，伊阳太和山崩出水晶，以木匣贮进数百匣，据此自是石中所产”。 我国更有水晶“南白北黑”的说法，《格古要论》载：“南方水晶白，北方水晶黑，信州水晶浊。” 当然，真正搞清水晶的成因及其在世界各地的分布，还属于现代人的功劳。 我国已探明中低档水晶矿床分布在28个省、市、自治区的109处。除了上海、天津、宁夏未见报道外，几乎各省区都有出产。但作为宝石原料开采的并不太多，主要分布于江苏、山东、广西、广东、青海、福建、海南、云南、新疆等地。 民间有“阿尔泰山七十二条沟，沟沟有宝”的说法。我国的茶晶产于新疆花岗伟晶岩中，最大的晶体达数十公斤。该地区的奇台县出产透明烟晶，闻名遐迩。 海南《琼州志》载：“水晶石有五色，清澈如冰梢月出。五指山盛产水晶，如拳、如杯、晶莹圆彻。”海南水晶的形成时期属于中生代的白垩纪，距今约有7000万年。著名的羊角岭水晶矿，水晶质优量多，主要产于同花岗闪长岩有关的矽崐长岩带内。 前不久，在河南平顶山境内发现储量丰富的水晶矿，这里的水晶矿藏属低温热液石英脉型，水晶品种除无色透明外，尚有紫晶、茶晶和少量的黄晶。 除此之外，福建政和县出产无色透明水晶、茶晶；广东云浮县出产无色透明水晶、烟晶；广西凌云县出产无色透明水晶、茶晶；云南富宁县出产无色透明水晶、茶晶、烟晶。 我国最出名的水晶采坑在哪里？ 江苏北部和山东东南部，面积数千平方公里范围内，以东海县为中心，盛产水晶，原生水晶矿脉主要产于元古界胶东东部各种片麻岩、变粒岩、少量片岩、透镜状的大理岩混合组成的岩层中。有伟晶岩脉型、含长石石英脉型、石英脉型矿床，崐附近还有水晶砂矿。该区水晶一般无色，少许呈茶色、烟色、紫色等。原生矿呈短柱状、长柱状，砂矿为半棱角状及半滚圆状晶砾。晶体较大，一般粗5～10厘米，重100～400克；大水晶粗几十厘米，长1米多，重几百公斤乃至二三吨。缺陷主要为节瘤影响大，绵和气泡多；但水晶储量大，分布广，埋藏浅，民间易开采。 水晶采坑遍布神州，广布世界。

巴西、美国、法国、日本、印度、越南、缅甸、意大利、土耳其、加拿大、前苏联、危地马拉、马达加斯加、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盛产水晶。巴西是个水晶王国，其水晶储量以及几十年产量、出口量占世界总量的90％。水晶资源集中分布在东南部的米纳斯吉拉斯地区。北部的马巴拉采到大量紫晶。赞比亚的乔马附近及纳米比亚北海岸的紫晶储量颇大；60年代，赞比西河沿岸发现大量紫晶矿藏。 中国古籍《事物绀珠》载：“紫水晶出林邑国”。林邑国即越南古称。蒙古以茶晶为贵，故俗称“蒙古茶（晶）”。 阿尔卑斯山的水晶多得惊人，当地人可从岩壁上垂直采下，或从河底采取。小亚细亚的吉普罗斯，水晶遍地皆是，农民耕作时，可以轻而易举拣到很多水晶。由于水晶在地下多呈簇状、块状、粒状分布，与岩石为伍，深藏不露，要把它“请”上来十分艰难。原始的采掘，打洞放炮，致使晶块震碎破裂，粒度变小，内部产生大量裂纹，既派不上大用场，又降低了精美价值。

目前，国内外一般都采用崐露天和巷道两种方法挖掘。最普遍的是露天开采，矿工们采用铁锨、镐、铁锹挖掉表层泥石，然后自上而下修整出一块块平地，再用手工工具和汽锤修成台阶，最后再自下而上，一级级地刨土，让上层的土石落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发现矿脉，便可采掘。

沙丘之变 ：前210年（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巡游到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时病故。赵高伙同李斯，伪造诏书，废公子扶苏，另立胡亥为帝，是为秦二世。赵高由此控制了政权。

另：2015年9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首发，其中第三卷《赵正书》有载胡亥继位是在李斯等人建议下，并得到秦始皇认可的。孤证不举，但可提供参考。

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汉景帝时以吴王刘濞为首发动的一次同姓诸侯王联合大叛乱。导火线是汉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于前154年下令削藩。刘濞乘机串通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六国诸侯王发动叛乱，还勾结匈奴、东越、闽越等贵族，以“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举兵西向。景帝听信谗言错杀晁错，以求刘濞退兵，未果。于是派太尉周亚夫率军前往平叛，仅用三个月就平定了叛乱。朝廷借叛乱平定之机，将王国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诸侯国的影响力大大削弱。

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晚年发生的一场宫廷政变。传统迷信认为“巫蛊”之术可以害人，汉武帝晚年多病，疑为左右人巫蛊所致。

征和元年（前92），丞相公孙贺用巫术诅咒，在驰道埋木偶人的事被人告发，公孙贺父子后来死于狱中。次年，江充诬告太子宫中埋有木人，太子捕杀江充，武帝发兵追捕太子，太子兵败出逃，皇后卫子夫随即自杀，后官吏欲捕杀太子，太子自尽，两皇孙亦死。这一事件史称“巫蛊之祸”。

董卓之乱 ：189年（中平六年），汉灵帝死，外戚、宦官两大集团火并。并州牧董卓乘乱勒兵进京，废少帝，拥立献帝，诛杀异己，把持朝政，并纵兵在洛阳烧杀抢掠，史称董卓之乱。各地州牧、太守及地方豪强以讨伐董卓为名，拥兵自立，开始了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的局面。

注:只列举主要的几个典型的政治变乱。

“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就应该解释为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女。“同姓”、“异姓”、“得姓”中的“姓”有古义与今义，先秦时代的“姓”从古义上讲指“族姓”，即族号、族名。笔者对“族姓”进一步解释为用来表示血缘关系的一个亲族的称号，如同姜姓、姬姓一类的“姓”字一样，本质上是一个大氏族部落内具有相同血缘的不同亲族的识别代号，“姓”也可以成为一个小家族的族长的个人符号。由于人口的繁衍，原来的大部落又分出若干新的部落，这些部落为了互相区别以表示自己的特异性，就为自己的子部落单独起一个本部落共用的族号，这便是“姓”，当然也有的小部落没这样做，而仍然沿用老部落的母姓。一个以黄帝为中心由四妻二十五子组成的黄帝大家族，亦即大部落，这个大部落分别衍生出十二个小家族或子部落，每个小家族或子部落都有自己的姓，他们聚居在一个村落或几个相邻的村落之内，亲族成员之间的关系较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根据考古资料，每个小家族包括族长及其一妻或数妻、子女。“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中的“别”是“分别衍生”之意，笔者认为，四位母亲所生的25个孩子们没有都随母姓，而是分别衍生出了12个新姓。根据出土文献，“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中的“己姓”就是“纪姓”，先秦时期的“己”与“纪”通假互用，金文“己”姓就是后来的传世文献所记的“纪”姓，详解见下文。“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句中“甥”是男子专用而非女子专用的一种亲属称谓。笔者认为原文之所以这样迂回叙述，而不直接说“青阳，方雷氏之子也”，目的是强调青阳与夷鼓都是男子，不是女子，如果云“某某之子”，孩子的性别问题就可能不明了，用“甥”字更能够强调性别，同时暗示出黄帝时期社会已经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时代。父系氏族社会的特征是，氏族由一个男性祖先和他的子女以及他的男性子孙的后代组成，子女、儿孙皆归属父亲。世系由男性首领传递，财产也按父系继承。家族长通过选举产生，一般为年事最长的男子，系生产的组织者。若干氏族组成一个部落联盟。每个部落有一定的土地范围。整个部落有一个议事会，由各氏族的氏族长组成，由它决定氏族的内外事务和选举部落酋长或者部落集团首领。部落联盟首领原先是军事出征的指挥者，随着战争的频繁发生，变成了专职的军事首领。强大、善战的部落集团在能力卓越的首领指挥下，往往征服其他部落。相邻的部落由于战争的需要，也结成部落联盟，有一些部落联盟相当持久，在历史上起过重大影响。《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这里很明显，轩辕黄帝对不顺从者，“征之”，“去之”，使“诸侯咸来宾从”，这种军事征服，使诸侯“宾从”，实际上是专职的最高的军事权力凌驾于日常事务的公权。拥有这种号令征伐的最高军权，黄帝才能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不断占有对方的资源与对方的女人，加强自己的部族国权与部族成员获得最佳配偶权，巩固自己的实力，也促使自己的后代不断优生，因为近亲婚姻使人口素质下降，导致家族衰落。《国语·晋语四》中的“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的“宗”是指宗支而言，这也就明显告诉我们那个时期黄帝二十五的孩子是一人一宗，共25宗。此处人各一宗的规矩与汉代分宗制不同，《史记·五宗世家》云：“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为宗亲。”即汉代孝景皇帝的儿子以母亲为准分为五宗。笔者因此认为上节“黄帝之子二十五人……”与下节“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进一步解释“十二姓”，下节内容强调黄帝之子不分男女一人一支，人各有姓，14个儿子中除了两个人继续保持姬姓之外，又出现了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等 11 个新姓，合起来为12个姓。通过上下节文意，可知道在上节云“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的“己姓”是11 个新姓中的同姓。再说“得姓”一词。杨希枚先生认为，黄帝二十五子中十四人得十二姓，剩余十一人没有“不得姓”的意思。笔者认为事实上也如此，从远古的母系氏族社会开始，任何一个人只要一出生就自然而然地拥有该亲族的称号——姓，没有“不得姓”的姓氏制度，就《左传》记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而言，被赐姓的人也都有自己的原姓，或者原姓重新被天子即具有最高统治地位的首领宠赐。对有德有功之人来说，得到天子赐给其姓，那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而没有被赐姓的人，虽然得不到这种恩赐，但都有其自家姓，并非因其未蒙赐姓而天生“不得姓”，比如那位生于夏末而相汤建商的伊尹（一说名叫“伊”），他在被商王汤起用之前是弃婴，而后操贱业，属于社会下等人，虽然不冠姓，但只是有姓不称罢了。伊尹是有莘国人，和有莘氏出自同一血统，故姓姒，是夏朝建立者禹的后代，只因身份近同奴隶，在夏末商初的奴隶制社会就不能用有莘氏的“姒”作自己的身份标记。据《吕氏春秋·本味篇》：“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为媵送女。”经考证，有莘又写作有侁。意思是：伊尹生于有莘国桑林之中，被有侁氏女子发现抱养，长大后德才兼备，商王汤得知消息后，想请伊尹到商国辅佐商朝建国大业，伊尹也有此心意，但遭有侁国拒绝，成汤于是用娶有侁国王女为妻的办法，使伊尹以媵臣的身份嫁到商国。伊尹虽出身卑微，但其雄才大略却为成汤所独钟，尽管他是以媵臣的身份来到商国的，却得到商汤的重用，最后辅助汤成就建立商朝的大业，是一位于商朝功不可没的开国元勋。至于“伊”之得义，缘于其生在伊水之滨。因此，在黄帝二十五个孩子中，除了黄帝的十四个儿子单独建立了十二个姓外，其余的十一个孩子，尤其是女孩都有姓，只是随从母姓罢了，因为发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的“从母姓”的社会习俗，直到夏、商两朝均存在这种遗风，在商、周奴隶制国家时期，虽然是“氏别贵贱”、“男子称氏”发生发展的时期，但“姓”仍然起生物性社会特征的“别婚姻”的作用，“妇人称姓”的习俗还在沿袭着，女人或以出生地冠姓，如齐姜、鲁姜，或以排行冠姓，如孟姜、伯姬等。那么早在夏商之前的黄帝时期，女“从母姓” 的社会习俗更应该盛行，至于这十一个人的母亲（亦即黄帝的四位妻子）是什么姓，我们无法得知，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母姓是沿袭上代母系流传下来的姓，也就是说，其母姓早在“十二姓”之前就已经存在很久了。黄帝的“姬”姓原先是母系血缘的标志，而到黄帝的子孙后代则因父权的确立蜕变成父系血缘的标识了，并由同一个血缘姬姓分支为十二个新姓。

结合上面的释疑与释义，我们认为《国语·晋语四》中黄帝之子得姓记载都是原文，上下节之间不是原文与释文的关系，“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故皆为姬姓”这一节也不是后人添加的一段。从语文体例上讲，重耳（后为晋文公）手下的随臣司空季子采用先分说黄帝之子中有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夷鼓、青阳（指黄帝次妃方雷氏所生的儿子）属于一个部族，同为“己”（纪）姓，接着总说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又进一步总说十四人得了十二姓，紧接着具体分说这十二个姓是什么，最后分说点明与黄帝同为姬姓的苍林、青阳（亦即黄帝的妻子西陵氏嫘祖所生的儿子玄嚣）兄弟2人。所以，《国语·晋语四》中关于黄帝之子得姓上下两节原文的关系是分——总——总——分的关系。

历代学者之所以解不开黄帝二十五子得姓的症结问题，主要是被“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一语中的“己”字困惑住了，导致历代学者辨不清同姓者的人数以及他们的身份。过去学者们认为这个“己”字应是“自己”的“己”，意指黄帝本人的姬姓，“皆为己姓”就是青阳与夷鼓“皆为姬姓”，这就和下文“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发生了自相矛盾，为此后人又有人说只有十三人得姓而已，不是十四人，即“破四为三”之说。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对《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就进行了错误地注解，他说：“旧解破四为三，言得姓十三人耳。今按《国语》，胥臣云：黄帝之子二十五宗……盖《国语》文误，所以致令前儒共疑……既理在不疑，无烦破四为三。”其实不是《国语》文误，夷鼓与苍林本应是两个人。凡此种种推测结果都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再比如：魏、晋时期出现了皇甫谧《帝王世纪》云：“次妃方雷氏女，曰女节，生青阳。次妃彤鱼氏女，生夷鼓（一名苍林）”。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藏书家黄丕烈《校刊明道本韦解国语札记》也云：“夷鼓与苍林为一人；皇甫谧曰夷鼓一名苍林，以此。” 黄丕烈在这句中所谓“以此”者，即指皇甫谧说夷鼓与苍林为一人二名。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古今人表》明确记载：彤鱼氏生夷鼓而嫫母生苍林，我们不管苍林的母亲是嫫母还是西陵氏嫘祖，这都说明夷鼓与苍林不是一个人。我们认为班固之后的皇甫谧、黄丕烈等人的注解有误。

由于历代学者们没有推敲准原文中“皆为己姓”的“己姓”的特殊含义，而误以为《国语·晋语四》上下文矛盾以及上下文两“青阳”是同一个人。其实不然，再说《国语》的著者也不会从字面上犯这种语言重复而不相连贯的毛病。那么到底怎么解释《国语·晋语四》中的“己姓”呢？这需要借助从地下考古出土的文物来解释，否则永远无法释疑。在先秦传世文献上“己”字除用于天干的“己”和表示“自己”的“己”以外，还用于标识血缘的亲族之“己”姓（考古证明先秦时期作为姓的“己”就是后来文字记载的“纪”姓）。因此，在先秦古籍上经常存在同一句中音形相同的两个词语，有时并非同义。甚至在今日，也不乏这样的例证。例如说：“老马，你的小马儿跑到哪儿去了？”因为是说的话，没有标点符号，听者便无法决定话中两个“马”字是否为同义词，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上就可能出现下列三种意思：A老马这个人的朋友在问老马养的一匹小马儿。B老马的朋友在问老马的小孩儿。C养马的人在跟他的一匹老马说话：这匹老马生了一匹小马儿，问老马的马仔跑哪去了。显然《国语·晋语四》著者没有料到后世之人误解“皆为己姓”的“己”就是“自己”的“姬”姓。根据1983年在山东省寿光市纪侯台遗址出土的商代末期前（大约3000多年前）的一批纪国青铜器，如己侯钟、己侯簋（guǐ）等器物，再结合有关传世文献，我们揭开了这个古老“己国”在中国古代典籍书面文字中均写作“纪国”，典籍中的所记载的“纪侯”这个人在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己侯”。1972年12月，山东省博物馆与烟台地区的考古人员对莱阳市前河前村古墓进行了考古挖掘，出土了9件铜器中有2件有铭文，其中一件为铜壶，上有铭文13字：“己侯作铸壶，事小臣以汲永宝用。”说明己国之君己侯铸造了这件铜壶，他将此壶赐给了自己的忠臣——墓主人。胶东半岛出土己国铜器的第三个地点在以先秦古迹众多而闻名的龙口市归城，归城东和平村出土了己侯鬲。我们通过对以上三地出土的己国铜器的考释认为：夏、商、周三代之前的“己国”、“己姓”，在战国之后的文献典籍中多写为“纪国”、“纪姓”，只是在《国语》等个别传世文献中保留了“己姓”到如今，史书上记载的商纣王的宠妃妲己是“己”姓，而实质上就是“纪”姓。由此可证，这些商周铜器铭文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全面性远远胜过古典籍。于是，我们对《国语·晋语四》中黄帝之子“皆为己姓”茅塞顿开了，原来先秦时期的“己姓”就是“纪姓”，而不是“自己”的姓。由于古人没有找到先秦时期的“己”姓就是“纪”姓的考古证据，所以后世之人始终无法破解黄帝之子得姓传说的谜案。

至此，我们马上明白：“己姓”（即“纪姓”）有2个同父异母兄弟——方雷氏生的青阳与彤鱼氏生的夷鼓。与黄帝同为姬姓也有2人——西陵氏嫘祖所生的青阳（即玄嚣）和嫫母所生的苍林，余下10人分别得10个姓，合计为14人得12姓，这12姓与黄帝原姓公孙后因成长于姬水之滨又得姓姬的道理一样，原来这14人都有姓，只是因其发展壮大、人丁兴旺，单独建立了12个新族姓，有了新姓，原来的旧姓就不在用了。14个人之所以有同姓和异姓之别，从人类学讲，史前人类原始姓族制度存在兄弟父子异姓的社会现象，这是原始社会司空见惯的事。黄帝二十五子中剩余的11人虽然没有立新姓，却显然各有其姓氏，而无所谓“得姓者”与“不得姓者”之分，也不需要藉助“赐姓”制度以求其它解释，事实上原文也没有一字涉及“赐姓”，黄帝时期，族大就要分支独立，族小力量弱，就要呆在原处靠着父母生活，没有实力和经济条件建立自己的地盘，没有立新姓的11人按照“从母姓”的原始社会习俗随从母姓。根据考古资料，黄帝时期的大家族不但要照顾实力小的亲族成员，还要收养非血亲的氏族成员。我们点破“己”姓就是“纪”姓的玄机，就把汉代以来困扰历代经师学者长达两千一百多年的特大悬案彻底解决了，也为《国语·晋语四》的原著者洗掉了“巫古圣而惑后儒”（语出乾隆时期著名的辨伪学者崔述）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