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李商隐（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诗人。原籍河内怀州（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河南郑州）。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占廿二首，数量位列第四。

姓名： 李商隐

别名： 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

国籍： 中国（唐朝）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父辈曾在 荥阳做官，出生于河南获嘉

出生日期： 约812年或813年

逝世日期： 约858年

职业： 诗人

主要成就： 诗歌，骈文

代表作品： 《樊南甲集》，《樊南乙集》，《玉溪生》，《赋》，《文》

祖籍： 怀州河内

生平经历

李商隐（公元813—858），男，汉族，字义山，故又称李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堂兄、邠国公杜悰的表兄弟。他祖籍怀

州河内，生于河南荥阳，一说出生于河南获嘉。19岁因文才深得牛党要员太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的赏识，引为幕府巡官。25岁进士及第。26岁受聘于泾源节度使王茂元幕，辟为书记。王爱其才，招为婿。他因此遭到牛党的排斥。此后，李商隐便在牛李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而不得志，后潦倒终身。晚唐诗歌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有着大不如前的趋势，而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个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

有《李义山诗集》。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与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最后抑郁寡欢而死，死后葬于郑州荥阳（今荥阳苜蓿洼村）。据《新唐书》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奚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失传。

出身家世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令。（今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

生卒年考

商隐生年，冯浩主元和八年（813年）说，张采田主元和七年（812年）说。这是当今学者通常采用的说法。大部分学者赞成的是冯浩说，其最主要的是文选《上崔华州书》所云：“中丞阁下：余生二十五年矣。”冯浩题注曰：“开成元年十二月，《纪》以中书舍人崔龟从为华州防御使，例兼御史中丞宪衔，固有中丞阁下之称。”书上于开成二年（837年）春初，诗人二十五岁。以此上推商隐生于元和八年。至于卒年，关涉诗人晚年行踪和创作，尤须一辨。

早年生活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忧郁、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应举之路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有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考取了进士资格。在此之前，他已经失败过多次。李商隐初次应举的年份难以考证，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李商隐就开始了他漫长而艰苦的应举之路。与大多数缺乏权势背景的考生一样，李商隐并不指望一举成功。他目前流传下来的诗文中没有提及当时的情形，这多少说明他对于初试的失败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随着失败次数的增多，他渐渐开始不满。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诗中，他将没有录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挠他成功的小人：“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

应举的失败不会让李商隐反省自己学识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经与他一起游学的令狐绹就考中进士。这显然不是因为令狐绹的学识才华比李商隐优秀，而是由于他父亲令狐楚的影响力。权贵们互相提携，大量录取上流社会关系网中的考生，在唐代科举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许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会在考试之前就去刻意结交关系，或者想出种种办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据李商隐自述，他在这方面是比较低调的（《与陶进士书》），但如果说他不曾对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从李商隐在开成元年写给令狐绹的一封信中“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固不动”之类的话，可以看出他的情绪已经相当烦躁了。而他于开成二年的中举，也正是令狐父子对当值考官施加影响的结果。

步入仕途

李商隐考中进士的当年（开成二年，837年）年末，令狐楚病逝。在参与料理令狐楚的丧事后不久，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今甘肃泾县北部）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甚至将女儿嫁给了他。从李商隐后来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桩婚姻将其拖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李商隐的尴尬处境在于：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的成员；而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因此，他的行为就被很轻易地被解读为对刚刚去世的老师和恩主的背叛。李商隐很快就为此付出了代价。[7-8]在唐代，取得进士资格一般并不会立即授予官职，还需要再通过由吏部举办的考试。开成三年（838年）春天，李商隐参加授官考试，结果在复审中被除名。这件事对李商隐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得他获得朝廷正式官职的时间推迟了一年。不过，他并没有后悔娶了王茂元的女儿王晏媄。他们婚后的感情很好，在李商隐的眼中，王氏是一位秀丽温和体贴的妻子。

开成四年（839年），李商隐再次参加授官考试，顺利通过，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这是一个低级的官职，但有一定的发展机会。没过多久，被调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尉。虽然县尉与校书郎的品级差不多，但远离权力的中心，显然会使以后发展受到影响。李商隐在弘农任职期间很不顺利，他因为替死囚减刑（“活狱”）而受到上司陕虢观察使孙简的责难。孙简很可能以某种不留情面的态度对待李商隐，使他感到非常屈辱，难以忍受，最终以请长假的方式辞职（《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凑巧的是，在此前后孙简正好被调走，接任的姚合设法缓和了紧张的局面，在他的劝慰下，李商隐勉强留了下来。但他此刻显然已经没有心情继续工作，不久（开成五年，839年）就再次辞职并得到获准。[1]

闲居时期

辞去了弘农县尉，李商隐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于武宗会昌二年（842年）设法又回到秘书省任职。这一次，他的职位（“正字”）品阶比三年前（“校书郎”）还低。即便如此，李商隐毕竟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在唐代，大家普遍认为在京城里的任职会比外派的官员有更多的机会升迁，而李商隐所在的秘书省，又比较容易受到高层的关注。对李商隐而言，另一个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获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这位精干的政治家几乎被授予全权处理朝政。李商隐积极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张，他踌躇满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机会。

然而，命运似乎与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李商隐重入秘书省不到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他必须遵循惯例，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这意味着年届而立的李商隐不得不放弃跻身权力阶层的最好的机会。这次变故对李商隐政治生涯的打击是致命的。他闲居在家的三年（会昌二年末至会昌四年末），是李德裕执政最辉煌的时期。错过了这个时期，随着不久之后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团骤然失势，李商隐已经难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会昌三年（843年），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讨伐藩镇叛乱时病故。王茂元生前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李商隐的升迁，但他的去世无疑使李商隐的处境更加困难。

李商隐在闲居的几年里处理了一些家庭的事务，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将一些亲属的墓葬迁回了故乡的家族墓园。这种维护家族荣誉的努力多少使他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从现存的部分诗文中可以看出，李商隐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淡化对政治生涯的兴趣和期待。他有时从事农耕，声称自己“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模仿陶渊明的风格写作田园诗歌。不过，纷乱的时局始终吸引着李商隐的注意力。他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倾向，几乎无法隐藏。

幕府游历

会昌五年（845年）十月，李商隐结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秘书省。此时，武宗与宰相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关系已经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传言他是由于长期服用道士进献的长生药而中毒身亡。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斗争，宣宗李忱即位，他反对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厌恶李德裕。因此，几乎整个会昌六年（846年），都持续新一轮政治清洗，曾经权倾一时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中为首的牛党新势力逐渐占据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这一年，李商隐在秘书省任正字。35岁的李商隐终于有了儿子（李衮师），他的堂弟李羲叟也在这一年中了进士，这两个好消息大概只能让他兴奋一时。由于支持李德裕的政治纲领以及之前就被令狐绹等人视为背叛，他不大可能分享牛党的胜利。尽管他的职位几乎低得不值得在权力斗争中被排挤，但仍然可以想象他的郁闷心情。因此，当大中元年（847年）桂管观察使郑亚邀请他往赴桂林任职时，他几乎没有犹豫。　从太和三年（829年）受聘于当时的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开始，李商隐多次进入地方官员的运作机构中担任幕僚的角色。事实上，他身为幕僚的经历比正式任职于朝廷的时间更长。不过，在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之前，他似乎一直将这样的经历作为过渡。对于在政治上颇有抱负的李商隐来说，这种经验非常重要，既是他历练工作能力的过程，也是积累社会关系的途径。不过，毕竟只是为日后的大展宏图而进行的准备活动。从时间上看，以往每一次的工作经验几乎都在数月之内，变动频繁，而且一旦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就会立即辞去幕府的工作。而这一次，李商隐作为郑亚的幕僚前往桂林时，他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仕途已近末路。在之后的10年间，他将在幕府游历中逐渐耗尽所有的政治热情。

大中元年三月，李商隐告别家人，随郑亚出发，经过两个月左右的行程，来到距京城大约5000里以外的南方。郑亚的这次南迁，是牛党清洗计划的一部分。李商隐愿意主动跟从一位被贬斥的官员，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党。另一方面，也显示对自己的升迁不再抱有信心了。在桂林不到一年，郑亚就再次被贬官为循州刺史，李商隐也随之失去了工作。大中二年秋，他回到京城长安。据说，他在潦倒之际，写信给故友令狐绹（他已经进入权力的核心）请求帮助，但遭到拒绝，结果只能通过自己考试得到一个盩厔县尉的小职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年前，他正好也是一个相当的职位（弘农县尉）。

李商隐担任盩厔尉时间不长，又被调回京城。此时，与大中元年他在秘书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职，渺茫的前途，落寞之余，期盼着出现变化。大中三年九月，李商隐得到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止的邀请，前往徐州任职。卢弘止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员，对李商隐也非常欣赏。如果他的仕途顺利，李商隐可能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隐追随卢弘止仅仅一年多后，后者就于大中五年春天病故。这样，李商隐不得不再一次另谋生路。

夕阳晚景

大中五年，李商隐经历的另一次重大打击，是他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间病逝。从李商隐的诗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这位出身于富贵家庭的女性，多年来一直尽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于李商隐多年在外游历，夫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聚少离多。可以想象，李商隐对于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他仕途上的坎坷，无疑增强了这份歉疚的感情。家庭的巨大变故并没有给李商隐很长的时间去体验痛苦。

这年秋天，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隐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随自己去西南边境的四川任职。李商隐接受了参军的职位，他在简单地安排了家里的事情之后，于十一月入川赴职。他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了四年，大部分时间都郁郁寡欢。他曾一度对佛教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与当地的僧人交往，并捐钱刊印佛经，甚至想过出家为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隐宦游生涯中最平淡稳定的时期，他已经再也无心无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了。

大中九年，柳仲郢被调回京城任职。出于照顾，他给李商隐安排了一个盐铁推官的职位，虽然品阶低，待遇却比较丰厚。李商隐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两到三年，罢职后回到故乡闲居。大中十三年秋冬，李商隐在家乡病故。

墓葬祖籍祖茔

一、李商隐本人对祖籍、祖茔、陵墓的认定。李商隐本人对祖籍、祖茔、陵墓的认定，主要表现在李商隐《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故相州安阳县姑臧李公夫人范阳卢氏北祖大房）：⑴“夫人姓卢氏，曾祖讳某，某官。父讳某，兵部侍郎东都留守。夫人兵部第三女，年十七，归於安阳君，讳某，字叔洪。姑臧李成宪、荥阳郑钦说等十人，皆僚婿也。安阳君年十九，一举中进士第，与彭城刘长卿、中山刘□、虚清河张楚金齐名。始命於安阳，年二十九弃代，祔葬於怀州雍店之东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

2、卢钧对李商隐祖籍、祖茔在雍店之东原的旁证者。卢钧是《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一文的作者。按照写作墓志铭或者写作祭文的程序，首先由托请者将写作对象的基本情况提供给写作者，然后由写作者敷衍成文。卢钧是卢承庆的曾孙辈，按辈分，与李商隐是同辈姑表弟兄。在李商隐的诗集中，李商隐与卢氏弟子尚有诗歌往来互答，所以，他们对李商隐的祖籍、祖茔所在地是一清二楚的。

3、李商隐《祭裴氏姊文》的记载。刘缜火焚雍店的时候，李商隐正在安葬裴氏姐：“昨本卜孟春，便谋启合。会雍店东下，逼近行营。烽火朝然，鼓鼙夜动。虽徒步举榇，古有其人，用之於今，或为简率。潞寇朝弭，则此礼夕行，首夏已来，亦有通吉。傥夭鉴孤藐，神听至诚，获以全兹，免负遗托。即五服之内，更无流寓之魂；一门之中，悉共归全之地。”东下：东者东也；下者，上北下南。东下者，东南是也。雍店东下，逼近行营，是说雍店的东南逼近刘缜的部队的行营。这个方位只有在怀州雍店之东原的李商隐才可以这样描述刘缜部队所处的位置。

二、典籍、史志对认定李商隐祖籍、祖茔、陵墓的认定

1、道光五年《河内县志》对李商隐祖茔的认定。道光五年《河内县志·古建志》认定李商隐祖茔在怀州雍店之东：“李既济墓：李商隐之高祖也，李商隐《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云，曾祖安阳君祔葬於怀州雍店之东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美原讳某，字既济，其墓长乐贾至为之铭。李叔恒墓，商隐之曾祖即所谓安阳君也，《旧唐书》云，叔恒年十九登进士第，位终安阳令，义山《文集》作叔洪。”

2、清乾隆五十四年《怀庆府志·陵墓》的考证。清乾隆五十四年《怀庆府志·陵墓》：唐李商隐墓在城东（按《文集》云，祖茔在怀州东郊，今考在清化北山下。）清乾隆五十四年《怀庆府志·陵墓》正是在上述文献、史志对李商隐祖茔记载基本一致的基础上进行考证的。所以该志得出的李商隐墓“今考在清化北山下”结论，源流清楚，依据充足，实事求是，具有较强说服力，可信度。从地形地貌上看，雍店东就是丹河。原，原野。《尔雅》：广平曰原。雍店之东原，即雍店东面的那片广平的原野。这个广平的原野，就是在丹河东岸，就是与雍店一河之隔的江陵堡村。

3、清康熙三十二年《河内县志·古迹图》的佐证。

康熙三十二年《河内县志》与《河内县志·古迹图》虽然同出一书，但是，却互相矛盾。《河内县志》记载：“唐李商隐墓文集内云祖茔在怀州东郊，今不可考”，《河内县志·古迹图》却在城东标志了李商隐的墓址的位置，为唐李商隐墓文集内云祖茔在怀州雍店之东原提供了旁证。《河内县志·古迹图》在河内城东标注上了李义山墓。显然，是为唐李商隐墓文集内云祖茔在怀州东郊作了注脚。这个怀州东郊，与雍店之东原是不是一个地方呢？我们在《古迹图》上又找到了旁证，该图在李商隐墓同一平行线上又标上了沁园的位置。查康熙三十二年《河内县志·古迹》关于沁园的记载：“沁园在府城东北三十里沁水北岸，金时官僚宴游之地，有石图本尚存。”既然沁园在府城东北三十里，为什么画在城东几里的地方？如若按照该志所画沁园的位置的比例推论李商隐墓的位置，也应在离县城三十里的雍店之东原。如此说来，康熙三十二年《河内县志·古迹图》对李商隐墓准确的记载也应当是“雍店之东原”的“清化北山下。”。

三、李商隐墓址、祖籍及祖茔论证会纪要

李商隐墓址、祖籍及祖茔论证会与一九九六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三日在河南省博爱县召开。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有：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李清照、辛弃疾学会会长、原中共博爱县第一任工委书记、焦作市市长、一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张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中国博物馆学会名誉理事、全国政协委员史树青；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中华书局总编、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傅璇琮；安徽师大教授、中国李商隐研究会会长、安徽省政协常委刘学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副会长董乃斌；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夏玫云；中华书局编审徐敏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张奇慧；焦作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副教授杜定国。省、市文化、文物部门、县委、县政府、许良镇、县文化局、博物馆、江陵堡村等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

与会专家首先参观了县博物馆，重点观看了在许良镇江陵堡村李商隐祖茔出土的陶俑、陶龟砚、陶骆驼、陶马等，经文物专家史树青鉴定，均是唐墓随葬品，是非常珍贵的文物。然后，专家们冒着酷暑赴江陵堡村李商隐祖茔遗址实地进行了考察，对照乾隆《怀庆府志》所记李商隐祖茔位置、博爱县行政地图，对新店（唐雍店）、万善、丹河、“雍店之东原”、“清化北山下”等位置进行了一一核实。察看了墓地的形势，走访了当地群众，鉴定了该村村民窦习文、杨家军等家中所藏的陶俑、镇墓兽、陶马等唐代文物及残片，获取了大量的、真实的感性材料。表现了高度的求实精神。

七月一至二日，与会专家围绕李商隐墓址、祖茔和祖籍问题展开论证。焦作大学副教授杜定国宣读了题为《李商隐墓址、祖茔和祖籍》的论文，论文分为四个部分，其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资料，证明了李商隐墓址及祖茔同在丹河东岸的许良镇江陵堡村西北隅，李商隐的祖籍也在博爱。博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肖伯和介绍了博爱一九七九年以来对境内的李商隐墓址、祖茔的考察情况。与会专家学者一一作了论证发言，对杜定国教授和肖伯和同志的汇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宝贵意见。专家们认为：这次会议意义重大，是弘扬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大举措。这次论证会开辟了李商隐研究的新领域，将对李商隐研究的深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会议采用文献资料研究、实地考察、出土文物相结合的方法，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了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

经过严肃认真的论证，专家们一致认定：李商隐祖茔在丹河东岸的博爱县许良镇江陵堡村西北隅；李商隐祖籍在博爱县。并认为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李商隐墓址与其祖茔同在一处，同时建议，从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两方面，对此做进一步的充实。

专家们建议：为了加深李商隐学术研究，博爱县应迅速建立李商隐纪念馆，修复李商隐墓园，收集李商隐研究的历史资料、著作版本及有关文物，在博爱建立李商隐研究基地。中国李商隐研究会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将会址迁到博爱或在博爱设立秘书处，计划第四届全国李商隐学术研讨会在博爱召开，争取此次会议扩大成为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过去没有注意到博爱县一九二七年已从沁阳划出这一历史事实，今后在著作中有关李商隐祖籍作古今地名对照时，应注明为博爱县人。

省、市文化、文物部门的领导对加强李商隐祖茔、墓址等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并表示要积极支持博爱县做好上述工作。中共博爱县委书记贾武堂、副书记王志杰、宣传部长肖伯和、副县长张红霞等对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对专家学者的严谨治学态度特别钦敬；并表示博爱作为李商隐故里，义不容辞地要为李商隐研究和有关纪念工程的建设做出历史性贡献。

签名：张璋，史树青，杜定国，傅璇琮，董乃斌，刘学锴，徐敏霞，夏玫云，张奇慧

诗歌成就

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几类：

政治和咏史。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李诗广纳前人所长，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顿挫，融齐梁诗的华丽浓艳，学李贺诗的鬼异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缠绵、绮丽、精巧的风格。李诗还善于用典，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隐秘难言的意思得以表达。李商隐《东还》诗脍灸人口，赏读该诗，可看出李商隐所表露归去寻师学仙只是一句托辞，所谓学道不过借此疏解自己内心不平与感叹自己命运的不幸，更有面对朝政种种荒*无道的愤慨以及对正一步步走向衰败的唐皇朝的哀叹。

无题诗

李商隐以无题诗著名。根据《李商隐诗歌集解》[7]里所收诗歌的统计，基本可以确认诗人写作时即以《无题》命名的共有15首：

《无题》（八岁偷照镜）

《无题》（照梁初有情）

《无题二首》（昨夜星辰；闻道阊门）

《无题四首》（来是空言；飒飒东南；含情春畹晚；何处哀筝）

《无题》（相见时难）

《无题》（紫府仙人）

《无题二首》（凤尾香罗；重帷深下）

《无题》（近知名阿侯）

《无题》（白道萦回）

《无题》（万里风波）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颈联前一句把几个典故揉合在一起，珠生于蚌，蚌在于海，每当月明宵静，蚌则向月张开，以养其珠，珠得月华，始极光莹。这是美好的民间传统之说。泪以珠喻，自古为然，鲛人泣泪，颗颗成珠，亦是海中的奇情异景。如此，皎月落于沧海之间，明珠浴于泪波之界，在诗人笔下，已然形成一个难以分辨的妙境。一笔而能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奇丽的联想的，实不多见。

后一句的蓝田沧海，也并非空穴来风。晚唐诗人司空图，引过比他早的戴叔伦的一段话：“诗家美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这里用来比喻的八个字，简直和此诗颈联下句的七个字一模一样，足见此一比喻，另有根源，可惜后来古籍失传，竟难重觅出处。引戴语作解说，是否贴切，亦难断言。晋代文学家陆机在他的《文赋》里有一联名句：“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蓝田，山名，在今陕西蓝田东南，是有名的产玉之地。此山为日光煦照，蕴藏其中的玉气（古人认为宝物都有一种一般目力所不能见的光气），冉冉上腾，但美玉的精气远察如在，近观却无，所以可望而不可置诸眉睫之下，这代表了一种异常美好的理想景色，然而它是不能把握和无法亲近的。

李商隐的《锦瑟》一诗的创作意旨历来众说纷纭，莫终一是。或以为是爱国之篇，或以为是悼念追怀亡妻之作，或以为是自伤身世、自比文才之论，或以为是抒写思念待儿之笔。笔者认为，此诗之所以脍炙千古，一是它抒发了作者爱情、理想破灭后的极度哀伤，一是它潜蕴着哀伤之后的禅学顿悟。

李商隐（公元813——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早年的他有着“欲回天地”的政治雄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也有蔑视“古圣先贤”的进步思想，只可惜时运不济，他始为“牛党”令狐楚父子奖拔，后为接近“李党”的王茂元之女婿，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中二十年， 仕途坎坷，横遭谗毁 ，如萍飘梗泛，升沉无定。正如崔珏《哭李商隐》所言“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无故地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在个人生活方面，李商隐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据说，他早年曾苦恋过一个女道士，并且可能有其他的恋爱经历，但都没有结果；婚后，他与妻子感情极好，然而妻子又在他三十九岁时去世。因此，在他的心灵中，爱情带来的痛苦也是极深的。

政治上的失意潦倒，生活经历中爱而不得和得而复失的悲哀，使李商隐常被一种感伤抑郁的情绪纠结包裹。为排遣愁绪，原本对佛老倾情的李商隐与佛教的缘分更深。所谓“三年已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樊南乙集序》）。这种感情基调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审美情趣，使得他的诗作内容更多取向内心体验，逐渐形成一种悲哀伤感、典丽精工、迷惘虚幻、抽象朦胧、禅悟自适的诗风。《锦瑟》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篇。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锦瑟：绘有锦缎般美丽花纹的瑟，据说原先有五十根弦，后改为二十五弦，声调悲凉。诗的开头作者不写他物，以“锦瑟”开题，以“无端”发问，而后以“思”引出对“华年”的叹息，看似刻意为之，实是自然而成。瑟的锦缎花纹，不就是自己的花样年华？瑟的悲凉声调，不就是自己的痛苦一生？华年已逝，如锦瑟有五十弦没有理由、无须解释，即使解释也无从说起，而锦瑟的一弦一柱弹出的一音一节，却不能不勾起作者对华年往事的追忆。叹年华盛景已逝，寓心中难言之悲，音繁绪乱，怅惘难奈，发为首句，感人至深。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中间四句各用一个典故。第三句用《庄子·齐物论》中庄生梦蝶的故事，庄生，即庄子，战国时哲学家，据说他曾梦见自己变成蝴蝶，逍遥自在地飞翔，醒后竟不辨己蝶。第四句用《华阳国志》中杜鹃啼血的故事，望帝，古代蜀国国君杜宇，国亡身死，魂魄化为杜鹃，每到春天便悲啼不止、直至出血。第五句用《博物志》里海中鲛人（神话中的人鱼）泣泪成珠的故事。传说珍珠是由海里鲛人的眼泪变的。《新唐书·狄仁杰传》以“沧海遗珠”比喻人才被埋没。第六句源自南北朝干宝《搜神记》。传说春秋时，吴王夫差的小女儿紫玉爱慕韩重，并想嫁给他，但没有成功，因此郁闷而死。韩重从外地游学回来，前往她的墓上哀悼。忽然紫玉现出原形，赠送明珠给韩重，并对他唱歌。韩重想抱住她，紫玉却像轻烟一般不见了。唐戴叔伦以“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形容可望而不可即的诗景（见司空图《与极浦书》）。四个典故，每个典故一个意象，潜蕴着作者对自己今生今世爱情、事业、理想、追求的痛苦反思。庄生晓梦迷蝴蝶，抱负成虚；望帝春心托杜鹃，理想幻灭。玲珑剔透的沧海明珠，本为稀世珍宝，如今却只是在明月映照之下，成盈盈之“珠泪”，独自被遗弃在沧海；自己追求的对象，如同蓝田日暖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

佛经云：“一切诸相，即是非相”，“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又云“求不得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深谙无常之理的诗人清楚地知道，锦瑟华年的一切，终将离己而去，替代它们的将是凄迷欲断的蝶梦，椎心泣血的鹃啼，寂寥映月的珠泪，随风而逝的玉烟……果然，人生无常，疾如川驶。刹那间理想破灭、刹那间追求落空、刹那间欢爱如烟，刹那间青丝成雪。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追忆过去，尽管自己以一颗浸满血泪的真诚之心，付出巨大的努力，去追求美好的人生理想，可“五十弦”如玉的岁月、如珠的年华，值得珍惜之时却等闲而过；面对现实：恋人生离、爱妻死别、盛年已逝、抱负难展、功业未建……幡然醒悟之时已风光不再。即使是当时已惘然无尽，又何况如今独自抚思。如泣如诉的悲剧式诘问，让诗人陷入“人生价值到底是什么？”的深深的思索与迷惑之中，从而大大增强了诗作的震撼力。

李商隐以其独特的感情体验，感悟到了色相俱空、有求皆苦、无常幻灭、求不得苦的佛教真谛。只是，诗人毕竟是血肉之躯，他明知追求幻灭，色相皆空，却仍然跳不出世俗的牢笼，仍然对理想、青春、爱情执着沉迷、热情讴歌、无比眷恋，走向了与佛学离情去欲、心不住境的相反的途径。也难怪在诗的结尾感叹“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唐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晚唐诗人，与杜牧齐名，称“小李杜”。其中李商隐的诗风与杜甫更为接近，“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王安石语），杜牧的诗风则更近似李白。

李商隐与李贺一样，都是唐室宗亲，然而因为年代久远，家境已经十分贫寒；他从小颖悟，十六岁即以《才论》、《圣论》两篇古文“出诸公间”，并受东都（洛阳）留守令狐楚赏识，令狐楚是当时骈文章奏高手，李商隐得他悉心指点，很快青出于蓝，这一技之长成为他后来谋生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种技能。

二十六岁时，李商隐得令狐父子之援而中进士，次年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后娶其女为妻，琴瑟和谐。但当时的牛（僧孺）李（德裕）党争激烈，令狐楚属牛党，王茂元则属李党。李商隐此举被视为投靠王茂元，因此被令狐楚之子令狐绹指责为“放利偷合”，此后一生在牛、李两党的倾轧中度过，困顿凄凉，辜负了“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的壮志和才华，终年四十六岁。

李商隐在艺术上有杰出的成就，他的诗以七律成就为最高，其他五言、绝句、七古、五古等也多有名篇、多出警句。 他的诗重意境，幽微含蓄，深情绵邈，隐晦曲折，寄托极深，秾艳绮丽，金玉其外，精粹其中；善于利用历史典故和神话传说，通过想象、联想和象征，构成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他的“比兴”取法《诗经》，“美人香草”效仿《离骚》，深厚沉浑得杜甫诗神髓，绮丽的想象、用语则直接得益于李贺。如果说李贺的诗偏于想象，则李商隐的诗重于象征。

李商隐的诗于宋初十分流行，“西昆体”仿效义山诗的用典，后成为西昆诗派，但只是机械地学到了堆砌辞藻，而不能得义山诗的神髓。

李商隐的咏史诗借古讽今，毫无顾忌，如《马嵬》二首直指唐明皇“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这样“指斥乘舆”的勇气在政治宽松开明的唐朝也并不多见；而《咏史》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北齐》中“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等诗句都是对唐敬宗奢靡之风的直斥和讽喻；名篇《贾生》：“夜半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斥责晚唐诸帝求仙访道炼丹图长生，并因此误国的荒唐行为。《行次西郊一百韵》则真实地描写了甘露之变三年后兵祸旱灾后民不聊生的情形，并追述了百余年来国家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从今昔对比中探求政治的出路，忧国忧民，颇似杜甫的《北征》。

李商隐的爱情诗成就极高，他的《无题》诗十余首，取前两字为题而实质是无题的诗又有十余首，如《锦瑟》、《碧城》、《为有》等，其他似有题而实无题的诗若干首，写缠绵悱恻的爱情，写幻想，写伤感：“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他的《锦瑟》文字锦绣华美，字面意义易于理解而内容极深，历来有“一篇锦瑟解人难”之称。此外的“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霜月》）；“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等也都给人以极深的印象。

与李贺一样，李商隐也善于写梦；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在李商隐的诗中，这两种境界水乳相溶，借梦寻得对痛苦人生的解脱，借梦寻得灿烂美丽快乐的人生。如“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牡丹》）；“十年长梦采华芝”（《东还》）等。

李商隐的诗固然是诗苑奇葩，文也是文囿异卉。他的诗情真意切，绵邈曲折，散文却峭直刚劲，独出机杼，锐不可当，驳尽世俗定见，直抒胸臆；工本章奏则典丽公整，才情富瞻，不受文体所限而善于表情达意，对后世影响很大，被奉为四六文的金科玉律。

《李商隐全集》以清人冯浩的《玉溪生诗集笺注》三卷、冯浩详注《樊南文集》八卷、钱振伦钱振常兄弟笺注《樊南文集补编》十二卷汇合成全集，并删除笺注而成，内容全而篇幅不长，价格较低，并在书后附以李贺诗集，适合有一定古文基础而又喜爱晚唐诗文的读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