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核心典籍》解读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6浏览：1收藏

《国学的核心典籍》解读,第1张

国学的核心典籍

一、国学的核心经典

国学的核心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思想——儒家经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十三经”。

发展演变：十三经是由先秦的六经、西汉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先秦，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汉朝，五经：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朝，九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一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于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清昭连《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5书杂记》卷上）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

《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二、《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经常要查检的书。十三经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号称善本，但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原世界书局将阮刻本缩印为两巨册，使用较方便。

《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魏·王肃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氏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宋宿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

三、十三经简介

（一）《周易》

原称《易》，又称《易经》，是古人卜卦用的书。周朝统治者习惯用蓍草来占卜吉凶。称为占筮。占卜时根据蓍草茎数量的奇、偶，排成各种卦，再参照占筮书的记述，判断出吉凶。《周易》就是这类占筮书的一种。

《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称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

乾三连，坤三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卦的每一卦代表一种物象，一种事物，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对于每一卦象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国君、朝廷、君子、男人、刚健、阳气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还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阴气等。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7叠，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在《周易》中，对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阐述其意义的解说，这就是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是怎样的？《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把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春秋时期，圣人孔子为之作《易传》十文，即《十翼》。可见《周易》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写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是说：《周易》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古代曾有伏羲氏、神农氏推演八卦的说法，那只是传说，并不可信。近代学者们根据卦辞、爻辞记载的一些历史材料，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部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体的作者仍然难以判断。

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这十翼对《周易》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经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但是书中在讲到阴阳二者之间的矛盾变化时，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到了汉朝，《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人们认为它包含了其他各经最根本的道理。汉朝在国家学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间还有大约十家，它们都属于不同的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帛书《周易》的残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虽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却很不一样。汉朝的学者们大多以象数之学来讲解《周易》，也就是依据形象和数量来推测自然界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周易》常常成为他们预言灾异的工具。三国时期，王弼改变了大谈象数的风气。他注释《周易》主要是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古代有大量解说《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必须注意把它们区分开来。

（二）《尚书》

原来仅称为《书》，是中国夏、商、周时代一些政治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因此它属于政治书。春秋以后，《书》被儒家学者们尊奉为经典，称之为《书经》。自汉朝开始，又称它为《尚书》。“尚”即是“上”，“尚书”就是指上古时代的史书。

最初《尚书》中保存的历史文献是很多的。至西汉初年，由山东人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只有28篇了。这部《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的，所以汉朝人称它为“今文尚书”。传授今文《尚书》的学者们常常利用阴阳五行的观点阐发他们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书》的今文经学派，并且由朝廷立为博士官。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先秦时期用古文字体抄写的《尚书》，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汉学者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对古文《尚书》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他们多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等角度来解释经文，形成了《尚书》的古文经学派。在汉朝，古文《尚书》未被朝廷所承认，没有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它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佚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28篇（但被离析为33篇了），共凑成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赜还贡献出一部《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这部书后来经清朝学者们考定，实系后人伪造，于是称它为伪《孔安国尚书传》，但也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了。

（三）《诗经》

最初只称为《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期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经，以后称为《诗经》。书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305篇。这些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也有对庶民的爱情、劳动等社会生活的歌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颂扬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兴”等有价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统治危机的政治诗为主。《颂》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需要指出的是，《风》、《雅》、《颂》三部分在内9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们也有混杂交错的情况。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还有音乐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说，十五国《风》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一带乐调谱曲的；《颂》的配乐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

古代传说周王朝有定时派人到民间搜集诗歌的做法，叫做“采诗”。这大约就是《诗经》的最早来源。在周朝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常常借用《诗》的一章或一两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便无法和人交谈。

《诗经》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属于今文诗学，西汉时得到朝廷的承认，立于学官，各设了博士官并教授门徒。今文诗学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授，属于古文诗学。现今传世的是毛《诗》，共311篇，其中有6篇仅存名而无诗文。《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周人早期的开发活动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作为文学巨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仪礼》

原来只叫《礼》，汉朝时又称它为《士礼》、《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为《仪礼》。

讲究各种典礼仪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希望通过“礼”来区分人们的贵贱尊卑地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就是详细记载古代各种礼仪的书。传说此书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据。《史记》等书则认为它出于孔子之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仪礼》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不过书中记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该在成书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辑、整理各国礼仪，他把演习礼仪作为自己教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游说列国的路途中，也坚持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

现今传世的《仪礼》包括：士冠礼、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等，共17篇。它们记载了周朝统治阶级的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礼仪。西汉初年，由鲁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士礼》即今《仪礼》17篇，至西汉中期分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朝廷也设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汉代抄在简上的《礼》多篇，为我们校定今本《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的《仪礼》内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汉代称为《逸礼》，早已失传。

（五）《礼记》

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们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解释、补充《仪礼》经文，阐发其经义，人们称之为“记”。当时这种《记》很多，作者也只一两个人。至西汉时期，礼学家们也都各自选取一些《记》作为讲授《仪礼》的辅助教材。这些《记》流传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一种是相传为戴德选辑的85篇本的“大戴礼”；另一种是相传为戴圣选辑的49篇本，称为“小戴礼”。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从而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由原来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转变为独立成书，人们称它为《礼记》。在唐代，《礼记》更被列为九经之一，它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称为“三礼”。

《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杂说汇编。它的内容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有专为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丧大记》、《问丧》等篇；有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和守则的，如《投壶》、《礼器》、《明堂位》、《曲礼》、《内则》等篇；有记述孔子言论的（其中许多是假托孔子之名来阐发儒家的言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此外还有一篇属于授时颁政的《月令》，记述了夏历一年十二月的时令及有关的事物。《礼记》中有些篇章如《大学》、《中庸》等，谈及儒家关于如何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哲学伦理观念，被后世理学家编入《四书》中，加以大力宣扬。《礼记》中还有《学记》、《乐记》两篇，从理论上对教育、音乐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可资借鉴。

《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礼记》对于封建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利用封建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行，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断地上升。

（六）《周礼》

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学者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的书。

关于《周礼》的成书，过去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指斥为刘歆所伪造。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时各国政治制度，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据《汉书》河间献王本传记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间的古本《周官》，才使此书为世人所知。因为这部书是古文经，所以长期遭到古代今文经学家的诋毁。

《周礼》记有三百多种所谓周朝的职官，并对其所司职务作了介绍，其中也涉及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全书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组成。书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汉时以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周礼》一书对后世的政治有较大影响，诸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等政治改革，都曾以《周礼》为号召，试图以此为依据。

近代学者曾以周代铜器铭文所记职官对照《周礼》的官制进行考查，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处，以此证明《周礼》系战国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实纪录。然而《周礼》中记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确实在周代实行过，这可以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那里得到证实。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周礼》是我们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七）《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曾经作为东周各国史书的通称，同时也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的专称。现存的《春秋》一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4年间的鲁国历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书。据记载，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了修订、整理，并且把它列为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学生历史知识的重要教科书。相传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曾经运用一些隐微的言辞，暗喻、示意某种深远的意义，后世儒家学者们把孔子这种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称为“微言大义”。例如《春秋》经于鲁隐公元年下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此则解释说，由于共叔段的表现违背了做弟弟的伦常，所以《春秋》经不用“弟”字称呼他；这一事件如同两个国君之间争权，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败是因郑庄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经文不称郑庄公的谥号，而用“郑伯”，以批评他对弟弟有失教诲。不过我们今天看来，《春秋》经的这种“微言大义”被古人过分渲染、夸大了。

古代为《春秋》经作的传，流传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春秋》经本来有自己的单行本，后来按照编年次序，人们把它同各种传文合并起来，先列经文，后述传文。经文对史事介绍十分简短、概括，所以后世学者都要配合传文加以研读。

《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或《左传》。旧传作者为春秋时的左丘明，近代学者们根据《左传》中所述史事，认为它当成书于战国初年。《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多出17年；《左传》所记史事更延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比《春秋》经晚27年。

《左传》以叙事为主，书中用大量史实补充、说明了《春秋》经，有时也订正《春秋》经的某些错误。因此《左传》有助于我们了解《春秋》经的那些概括、简略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叙事生动流畅，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和文学著作。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本是用战国时的古文字写成的，因此在汉代它属于古文经传，而且长时期只在民间传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学官。《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也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它们的编年都与《春秋》经一样。古代学者曾经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为战国时的学者公羊高和谷梁赤所撰写，并且二人同受学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根据。可以肯定的是，二书在战国时仅是口传心授，直到西汉初年才用隶书字体写成定本，因此它们都有属于今文经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都有着重于解释《春秋》经文，很少述说史事，所以它们不是史书，只是儒家后学们以自己的主观臆测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公羊传》、《谷梁传》二书的作者是要把所谓孔子的“春秋笔法”点破、说明，让人明了其中的意义。不过，实际上这两部书的内容冗长空洞，所讲的“大义”也未必符合《春秋》的原旨。同《左传》相比，这两部书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史料，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不过汉代及以后历代的今文经学家常常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把它们作为议论时事的理论根据，因此这两部儒家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八）《论语》

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和他的少数弟子的言语行事的记录，其成书在战国初期。《论语》在西汉时还只作为经书的辅翼，被看作是传、记一类的著作。直到东汉时，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之中。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及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传播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学说的最基本的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论语》一书传到汉朝时，已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鲁论》、《齐论》以及古文本的《古论》。现今传世的《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参照上述各种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汉代以后，《论语》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同《孟子》、《中庸》、《大学》合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使《论语》在宣扬封建礼教方面，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九）《孟子》

这是一部记录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当时人及门人弟子们相互问答的谈话记录。《孟子》一书主要是由孟轲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大约孟轲本人也亲自进行过润色。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他的哲学、伦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舆（约前372—前289年），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在封建社会，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他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贵君轻”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及宣扬人性善等思想，则反映了他的好古、唯心观点。

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当作“传”、“记”一类著作。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学家们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南宋朱熹把它编入《四书》，并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响。《孟了》现今只存七篇。相传另有“外书”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书”系明人伪作。

（十）《孝经》

今本《孝经》仅1799字，分为十八章，基本内容是儒家倡导的封建孝道，宣扬“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等说教。虽然《孝经》通篇提倡行孝，但也由讲孝进而劝“忠”，主张孝子对待国君应该忠贞不贰。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孝经》十分重视，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熟读它，特别是汉代，是读书人第一部必读的书。

《孝经》在内容上，有许多地方抄袭了《左传》、《孟子》、《荀子》等书，有时是撮取其大意加以复述，加上书中某些方面内容陈腐、文字粗陋的缺点，因此它有明显的局限性。

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有“孔子”、“曾子”、“孟子门人”等多种说法，但都不足信，不过认为总是孔门后学所作，当不致有误。《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东汉时被列为“七经”之一。汉代曾有古文《孝经》，南北朝时已亡佚。

（十一）《尔雅》

这是一部古代训诂知识的汇编，即对古代经典中的词语进行解释的书。所以《尔雅》是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后世经学家常常用它来解说儒家经义。

《尔雅》共十九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为一般词语的解释，其余则按各种名物分类解释，如《释亲》、《释器》、《释山》、《释草》、《释鸟》、《释畜》等等。关于《尔雅》的作者，旧说或认为周公所著，或指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有人以为出于汉代儒生之手。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据近世学者们的研究，《尔雅》一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缀辑多家训诂材料汇编而成的。《尔雅》大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后来又经过汉初学者们增补润色，最后才成为今本的样子。

我国古代文学的‘经’和‘传’有什么区别？

传是替经书作注的著作。一般由他人记述，例如：《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

经书。即：作为思想、道德、行为等标准的书，亦称宗教中讲教义的书，或称某一方面事物的专著。细分为：道经、儒经与佛经。

传 zhuàn

如：自传；外传；别传；传状（传记行状）；传叙（人物传记）；传诔（传记和诔文）

替经书作注的著作。一般由他人记述，例如：《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它属于古籍注释体例之一，其它的还有注、笺、正义、诠、义疏、义训。亦有自述生平者，称“自传”。传记大体分两大类：一类是以记述详实史事为主的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另一类属文学范围，以史实为根据，但不排斥某些想象性的描述。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袁可立）子枢，博雅有胆识，为户部郎，别有传。”

我国古代文学的源头是什么

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一直上溯到文学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原始的神话传说和歌谣，在人们口头代代流传，经过漫长的时间，才用文字记下一鳞半爪。由于时间久远难以相传导致变异，后世见诸文字记载的原始文学很难说是其原貌。这些远古歌谣和神话，我们称之为传说时期的文学。

远古时期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在古籍中时有记载。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蜡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本，归其泽！”，这大约是一首农事祭歌。至于传说为尧舜时期的《击壤歌》、《康衢谣》、《卿云歌》、《尧戒》、《赓歌》、《南风歌》等，从其思想内容和语词来看，显然都是后人的伪托。倒是有些简单质朴的韵语，可能是原始歌谣的遗留。如《吴越春秋》卷九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反映的是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语言古朴，但已经具有韵律，显然是一首十分古老的歌谣。《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载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的“候人兮猗”，虽只有一句，却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比较可信的夏代诗歌的遗文。属于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反映了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后来的文字记录大多是片断零散的，有些已经被后人改造，中国神话的原始形态没有很好地储存下来。

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脱离了传说时期。文字的出现，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汉字的起源，历来有若干推断，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随着甲骨卜辞及殷商青铜器的不断出土，探讨上古文学有了可信的资料，为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著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出现了一些较长的钟鼎铭文，这表明具有文学因素的文字出现了。从此，文学的各种形式在语言文字的不断成熟过程中分途发展。

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中国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在我国古籍中有明确的记载。《吕氏春秋·古乐》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葛天氏”应是传说时期的一个部落酋长。这八阕可能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一套乐曲，有歌有舞，歌辞已经无可稽考，舞容极其简单。《尚书·益稷》记载帝舜时的乐曲《大韶》云：“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对其内容和意义的评论，认为此曲“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如天之无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子也曾称赞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孔颖达疏去：“乐之为乐，有歌有舞，歌以咏其辞，而声以播之，舞则动其容，而以曲随之。”这段话具体论述了《大韶》诗、乐、舞三者一体的盛大场面。《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诗、乐、舞三者紧密结合，是中国诗歌发生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诗歌和音乐、舞蹈相互结合的形式，在文字已经成熟并广泛用于文献记录以后，还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如《诗经》中的作品都是乐歌，而其中的颂诗，是祭祀时用的歌舞曲。约在春秋以后，诗歌从乐舞中逐步分化独立出来，专向文学意义和节奏韵律方向发展。

文献学与古代文学史有什么区别

文献

文献就是是记录知识的一切载体。具体地说，文献是将知识、资讯用文字、符号、影象、音讯等记录在一定的物质载体上的结合体。由此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文献具有三个基本属性，即文献的知识性、记录性和物质性。它具有存贮知识、传递和交流资讯的功能。

由于文献的种类繁多，各具特色，不同型别文献所记载的资讯内容也各有侧重，因此，首先了解文献的级别、型别、特点等知识，对进一步做好文献检索工作将有很大的帮助。

文学史

学界对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史”和作为一种知识书写样式的“文学史”的反思已经有些时日。这些反思之所以至今仍未获得什么实质性的突破，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以往的研究，大多停留于经验总结、文学史学反思或文化研究的层次，而从未抵达文学史反思的根基：文学史哲学。有鉴于此，文章以德里达的相关论述和文学史的生成实际为参照，从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历史（时间）、什么是文学史（文学史的生成机制）等基本概念的清理入手，勾画了一种文学史哲学的基本轮廓。

古代文学中，床和床两个字有什么区别？

床,《说文》：“安身之坐者”，《广雅》：“栖为之床”。《易·剥封》：“剥床以足”。《注》“床者，人所以安也。”《通俗文》：“八尺曰床。”《释名·释床帐》“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可见床即床，是可坐可卧的家俱，主要是，供人睡眠用的。

古人亦有谓坐榻、交椅等曰床的，见“胡床”、“绳床”、“藜床”。

我国古代文学六体

古代文学体裁有：赋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它讲求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其特点是“铺采文，体物写志”，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最早出现于诸子散文中，叫“短赋”；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是诗向赋的过渡，叫“骚赋”；汉代正式确立了赋的体例，称为“辞赋”；魏晋以后，日益向骈文方向发展，叫做“骈赋”；唐代又由骈体转入律体叫“律赋”；宋代以散文形式写赋，称为“文赋”。著名的赋有：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赤壁赋》等。骈文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盛行于隋唐。其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世称“四六文”。骈文由于迁就句式，堆砌词藻，往往影响内容表达，韩、柳提倡古文运动之后，骈文渐衰。著名的有南朝梁吴均写的《与朱元思书》。原推究本源的意思，是古代的一种议论文体。这种文体是对某种理论、主张、政治制度或社会习俗，从根本上考察、探讨，理论性较强。如韩愈的《原毁》、黄宗羲的《原君》。辩 “辩”即辩是非，别真伪，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批驳一个错误论点，或辨析某些事实。如韩愈的《讳辩》、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辩》。说古代议论说明一类文章的总称。它与“论”无大异，所以后来统称说理辨析之文为论说文。《文章辨体序说》：“说者，释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我们学过的这种体裁的文章有《师说》、《马说》、《少年中国说》、《捕蛇者说》、《黄生借书说》。论一种论文文体，按《韵术》：“论者，议也”。《昭明文选》所载：“论有两体，一曰史论，乃忠臣于传末作议论，以断其人之善恶。如《史记》后的太史公曰……。二政论，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正其谬误”。如《六国论》、《过秦论》等。奏议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的统称。它包括奏、议、疏、表、对策等。《文章辨体序说》：“七国以前，皆称上书，秦初改书曰奏。汉定礼议，是有四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劾；三曰表，以陈情；四曰议，以执议。” （1）疏。是分条陈述的意思。如贾谊的《论积贮疏》。（2）表。是陈述某种意见或事情。如诸葛亮的《出师表》。（3）对策。古代考试把问题写到策上，令参加考试的人回答叫策，考生回答的文章叫对策，如苏轼的《教战守策》。序（跋）序也作“叙”或称“引”，有如今日的“引言”、“前言”。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序”一般写在书籍或文章前面（也有列在后面的，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列于书后的称为“跋”或“后序”。这类文章，按不同的内容分别属于说明文或议论文，说明编写目的、简介编写体例和内容的，属于说明文。对作者作品进行评论或对问题进行阐发的属于议论文。我们学过的“序言”有：《〈呐喊〉自序》、《〈农村调查〉序言》、《〈指南录〉后序》、《伶官传序》等。赠序文体名。古代送别各以诗文相赠，集而为之序的，称为赠序。如韩愈《送石处士序》：“于是东都诸人士……遂名为歌诗六韵，遣愈为之序云。”其后凡是惜别赠言的文章，不附于诗帙也都叫赠序，内容多推重、赞许或勉励之辞。我们学过明代文学家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铭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叫“铭”。刻在牌上，放在书案右边用以自警的铭文叫“座右铭”。如刘禹锡的《陋室铭》。刻在石碑上，叙述死者生平，加以颂扬追思的，叫“墓志铭”。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祭文在告祭死者或天地山川等神时所诵读的文章。体裁有韵文和散文两种。内容是追念死者生前的主要经历，颂扬他的主要品德和业绩，寄托哀思，激励生者。如袁枚的《祭妹文》。杂记包括：（1）山川、景物、人事杂记。描写山川、景物和人事的，如《小石潭记》、《登泰山记》。（2）笔记文。以记事为主，它的特点是篇幅短小，长的千字左右；内容丰富，有历史掌故、遗文遗事、文艺随笔、人物短论、科学小说、文字考证、读书杂记等五花八门。《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就是这种文体。游记游记是描写旅行见闻的一种散文形式。游记的取材范围极广，可以描绘名山大川的秀丽瑰奇，可以记录风土人情的诡异阜盛，可以反映一人一家的日常生活面貌，也可以记下一国的重大事件，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文笔轻松，描写生动，记述翔实，给人以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美的感受。游记有带议论色彩的，如《岳阳楼记》、《游褒禅山记》；有带科学色彩的，如郦道元的《三峡》；有带抒彩的，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童话儿童文学的一种。通过丰富的想像、幻想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反映生活，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童话的语言通俗、生动、形象、情节离奇曲折，富于趣味性。对自然景物往往作拟人化的描写，能适应儿童的心理、情趣，激发人们的想像，便于他们接受和转化。选入教材的童话有：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民间故事群众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经过很多人不断地修改加工而形成的文学形式。民间故事的特点：故事性强，情节生动；口语化，朴素明快；想像奇特丰富；常用夸张、比喻，艺术感染力强。内容上它来自民间，反映的多是民间生活。有的民间故事常有神话式的幻想情节，充满神奇色彩。例如：《渔夫的故事》、《牛郎织女》等。寓言是带有劝喻或讽谏性的故事。“寓”是“寄托”的意思。寓言，通常是把深刻的道理寄于简单的故事之中，借此喻彼，借小喻大，借古喻今，惯于运用拟人的手法。语言简洁锋利。欧洲文学中著名的寓言作品有古希腊的《伊索寓言》。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寓言盛行，《庄子》、《韩非子》等著作中有不少寓言，如《郑人买履》（《韩非子》）、《鹬蚌相争》（《战国策》）、《刻舟求剑》（《吕氏春秋》）。传说长期在民间流传而形成的，带有某种传奇色彩和幻想成分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自然物貌的故事。如英雄人物传说，西湖的传说，黄鹤楼的传说。有的是以特定历史事实为基础，有的则纯属幻想虚构。人物和事件的传说，大都是颂扬、赞美的，反映人民的理想和愿望；自然景物的传说，则近于优美的叙事散文，例如浅尝辄逝的《浮生萦云》。传奇小说体裁之一。以其情节奇特、神奇，故名。一般用以指唐、宋人用文言写的短篇小说。如《柳毅传》、《浮生萦云》《南柯太守传》等。又因为“传奇”多为后代的说唱和戏剧所取材，故宋元戏文，元人杂剧，明清戏曲也有称为“传奇”的。如明戏曲作家汤显祖的《还魂记》（即《牡丹亭》），清初孔尚任的传奇剧本《桃花扇》。参考连结：文学体裁_ :baikebaidu/view/454693htm#3

论屈宋辞赋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屈宋指的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和宋玉。屈原是骚体的开创者，是中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者，宋玉是在屈原之后的楚国著名诗人，也是有名的辞赋作家，但是其名望和成就都远不如屈原。——常识文学篇。

精卫填海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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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神话传说）体裁

求《离骚》对我国古代文学有什么影响

离骚以大量楚地方言和神话入诗，保留了战国时期楚国风俗、信仰方面的史料

离骚开创了我国文人独立创作诗歌的先河

离骚想象瑰丽，语言自由，抒情真实，开创了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先河

离骚以香草美人比喻诗人的高洁，为后世的文人风骨树立了榜样

请问，古代文学的学术评论应该怎么写？和作品赏析有什么区别吗

学术评论依托文学理论，理论内容多；作品赏析依托作品，赏析多

1，为什么说先秦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的辉煌

先秦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诸子百家的著作上，诸子的著作思想内容深邃，对后世影响深远，艺术形式上更是开文学之先河。有对话语录体之儒家代表作《论语》，有道家哲学寓言体《庄子》，有编年体文史钜著《春秋》，有现实主义诗风的《诗经》，有浪漫主义的《离骚》等楚辞，等等等等。先秦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为中国古代文学奠定了基础，树立了榜样，并且达到了一个几乎让后人无法超越的高峰，当然辉煌灿烂了。

你好，其实您最好可以到当地的道观皈依成为居士的，这样能够有人给您面对面的指导

先来回答您的问题吧。初学者，先看看《道门语要》，这样你可以走少很多弯路。

建议您从《太上感应篇》、《道德经》、《清心诀》、《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以及《南华经》开始学习，首先了解道教的思想和哲学体系。

道教诵习经典的禁忌

见经典如见圣真。凡翻阅经典之前，先沐手叩齿，平神静气，恭敬不二第一。凡玄门经典，乃三界自然之真气凝结而成，来之不易，故要用黄布、红布层层包裹。所陈之处，必有铺垫。开卷之前，双手捧经，平举齐眉，后揭开包裹，左手开经。翻阅页码，不得用手，一般须制作经签：将竹片削成约半公分宽、十公分长，尾端可以雕花，坠以简单饰物。若无经签，可以用线香或殿堂中的其他洁净物代替。凡经典上的文字，不得用经签尖、小拇指、中指指点。遇到不认识的字需要求教时，用经签尾、大拇指、食指或无名指指点。

凡经书，不得涂改、书写。或经书错字，或口传秘旨，或神灵讳字，或运气存意，或种种用法，均是心记。心记不能又恐遗忘时，另备洁纸，把经文页码、文字抄誊一遍，再添修改。熟记之后，焚化笔记。凡写有经文的书卷纸张，均不得任意丢弃，应在僻静、无人的地点焚化。更忌心性放荡，折损、破坏经书。

经典不得放于床头、座椅、腿部等不洁、不尊之处。

习悦经典，忌“凉经”。遇《早晚课》出坛时，诵至“欲求无上道，大众称天尊”（这是《早课》；《晚课》为“欲免轮回苦，大众称天尊”），用红布或经布（若均无，取黄表纸亦可；此处，因经未诵完，故不合经书）遮蔽经文。而后站立起来，称三次天尊后出坛。或做完《天地》《祝将》，或转完天尊后回坛，称三次天尊。复跪下，再揭去经布，继续诵《中堂赞》至功课经完。

学习经典，一般选择干净、僻静处，在黄纸上用繁体汉字毛笔书“学习经典，诸神回避”八字，贴于墙上。诵习经典，有度人度己之功，读错一字，伤及十类万灵，背负无穷罪孽。一般，私下偷习熟悉，法器习练无错，方可在殿内公开讽演。若不慎读错，及时悔改。

凡经师念经、高功做法事，须秉诚单一，默佑诸方。

殿堂之内，不得喧哗。神明面前，不得言语不洁。

凡印刷、诵经错误者，或印刷邪术、扰乱正法、劝善为恶、非佛非道的书籍，无功有殃。地狱内，设有专科，凡诵读不专者，或不慎诵读错误者，或印经错误者，或师长教经错误者，亡过之后，先在地狱补习经典，读对、改过为止。而后，才交由十殿阎王（若是冠过巾的道士，则交由三官大帝）审查。所以，读经时，应谦虚谨慎、诚惶诚恐、毕恭毕敬，不生一丝懈怠。

经者，口口相传，秘法均不在字面。习悦经典，先拜明师，这叫“过经”。未“过”之经，不得修持。经不“过”，则无师承；无师承，则失其魂。若师父不“过”，改日复进，以诚心打动。

玄门必诵的经典为《早坛功课经》（含《常清净经》、《护命妙经》、《度厄真经》、《心印妙经》）、《晚坛功课经》（含《救苦妙经》、《生天得道真经》《解冤拔罪妙经》）、《三官经》、《玄灵北斗经》（合称“四品经”）；常诵经典还有《度人经》、《雷经》、《玉枢经》、《青玄济炼铁罐施食全集》、《皇经》等。常行科仪有四十几种，在此不提。凡全真弟子，须素食、不食酒荤。若是居士读经，或善信跪经，须在前一日起斋戒沐浴。女人经期不进殿堂。各经念诵，另有时辰禁忌，在此不提。

若是道士读《皇经》，则另有严格禁忌，在此不提。玄门经典中，《皇经》最为尊贵，其禁忌最为复杂。

凡善信在道观遇到道士，或寺院遇到僧人，或其他善人诵经，若能陪同跪诵，专诚用神，获福无量，罪业蠲除。遇殿堂诵经，不得凑身观望、翻拉经书等。凡六道中有生灵读经，必有丁甲护持。凡一人诵经，附木精灵、路过蚁虫、蜎飞禽畜，均沾利益；若遇有慧根者，闻经悟性，可以直接拔离六道。诵经中，遇诸天尊圣号，须敲单磬，善信当闻磬叩拜。诵经之时，专一不二，存神运气，山崩地裂，也当不惊不慌，呼吸均匀，如若平常。诵经毕，方可起立查看。自古全真教有“三不起”，经堂念经是其一（另外两条是：寰堂打坐不起，斋堂用斋不起。“三不起”的涵义是：全真教道士在行以上三件事的时候，即使天子王侯来访，也可不立即礼拜；而天子王侯亦不怪罪；行功完毕后，再行见面礼）。

若念经一半身体遇急症或其他紧急事项，可以三拜后，脱去忏服，离开经单；事毕后，返回搭衣，三拜后继续诵经；若是重疾病，可以由其他道士代替，完成诵经，并代为叩首礼谢神灵。

若遇高功法师行跪拜，众善信应随同叩拜。高功俯首面礼天尊时，众善信亦当俯首，心怀诚恐，或忏悔，或祈福家属。高功默讳或表白宣表时，须全坛肃静，不得有杂音，严禁任何拍照、闪光。

另：文字是圣人所造；遇被人抛弃的、写有文字的纸片，捡起火化或埋于土下。不得裸晾于三光下、任凭风雨。

不得践踏凡人书写的书信灰烬，此对他人不敬；不得践踏殿堂内的表疏（关文、符等也在此列）灰烬，此对神灵不敬，有大罪孽。凡科仪结尾，若是在殿内焚化的表疏，殿主须及时双手护送灰烬捧入焚化炉或送入香炉，不得使灰烬随风飘散，以免造人畜误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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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一句，持念天尊圣号不可思议功德，圣号到处，灭罪消愆；宝号宣时，扶危救难。

稽首顿首虔诚吕帝祖师纯阳演政警化孚佑帝君兴行妙道天尊

南昌（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yì）轸（zhěn），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ōu）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fān）之榻（tà）。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huáng）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棨（qǐ）戟（jǐ）遥临；宇文新州之懿（yì）范，襜（chān）帷（wéi）暂驻。十旬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lǎo）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yǎn）骖（cān）騑（fēi）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ē）。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天人）之旧馆。层台（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翔）丹，下临无地。鹤汀（tīng）凫（fú）渚（zhǔ），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列（即）冈峦之体势。

披绣闼（tà），俯雕甍（méng），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闾阎（lǘyán）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gě）舰迷（弥）津，青雀黄龙之轴（通：舳zhú）。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lǐ）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遥吟（襟）俯（甫）畅，逸兴遄（chuán）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è）。睢（suī）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zūn）；邺（yè）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四美具，二难并。穷睇眄（dìmiàn）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天高地迥（jiǒng），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kuài）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míng）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hūn）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

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chuǎn）。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安贫（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hézhé）以（而）犹（相）欢。北海虽赊（shē），扶摇可接；东隅（yú）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余（怀）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爱）宗悫（què）之长风。舍簪（zān）笏（hù）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tāo）陪鲤对；今兹（晨）捧袂（mèi），喜托龙门。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相）遇，奏流水以何惭？

呜乎！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zǐ）泽丘墟。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敢竭鄙怀（诚），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根据《神农本草》记载，茶能解毒，这个说法已经被历代医学家证实，现在茶也被用做解毒剂。茶可以解毒，必然被视为珍品。到了周代，人们非常重视岁时祭祀，就将茶作为祭品。《礼记•地官》记载“掌荼”和 “聚荼”以供丧事之用。由此可知，3000年前茶叶的用途就被扩大了，成了祭品。到了春秋时代（前770〜前476)，茶的用途有所发展，除了被视为祭祀珍品外，还被作为食品。晏婴《晏子春秋》说：“晏相 (公元前514年左右）齐景公（前547~前489)时，食脱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茗菜耳。”这段记事可说明在公元前6世纪，茶叶已经从祭品发展到菜食了。《魏王花木志》中记载：“嫩叶谓之茗。”茗即茶。到了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王褒所著〈僮约》前段说“脍鱼热鳖，烹茶尽具”，后段说“武阳买茶”，可知西汉时茶叶生产已遍布多处，而且产量也很高，所以才能投入市场。到王褒的时候，茶叶已经成为士大夫们的生活必需品，所以王褒在〈僮约》中写家僮每天都要在家烹茶，还要外出到武阳买茶。

古代书籍流传到今其实都是历经磨难，充满各种偶然与机缘才幸免于难。历代史书《艺文志》《经籍志》与目录学著作中著录的书籍能够传承下来的九牛一毛吧，而这现存文本也是混乱的、变动不居的，并非最初的原本，有的甚至面目全非~

首先上古即文字发明之前都是靠巫史之类的宗教祭祀人员口耳相传，或者用简单的符号来记忆，比如八卦六十四卦等。然后文字发明，孔子整理六经，创办私学，传播三代之文化礼仪；战国诸子百家争鸣，著书立说。

文字出现以后，造纸术发明以前，书籍文字大都刻写在竹简上，再用熟牛皮或者麻绳把竹简编连起来。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就是孔子经常翻阅《周易》把编连竹简的牛皮带子都翻断好多次。现在出土很多很珍贵的汉代简牍，都可为证。还有把文字写在简帛上的，比如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为篆书或者隶书写成。

那时候书籍流传仍然是人工手抄，所以对于大部头的书籍比如先秦诸子著作或者《史记》等都是皇家诸侯贵族有钱人家才能看得到与组织人力物力抄写的，平民都是文盲~~然后有皇家图书馆专门保存这些书，比如汉代的兰台、石室、东观等。

同时诸子后学也凭自己背诵记忆来一代代传承思想文化，所以最初文献大都为有韵的文本，便于记忆。秦始皇焚书坑儒，焚毁《诗》《书》，仅留医药、卜筮、种树等技艺方面的书，是文化一大灾厄。但是后人考证秦始皇并非全部毁灭经典，只是禁止民间私学流传，其实在皇家图书馆还有保存。但是当时那些诸子后学就是在这样的思想高压之下凭记忆在民间延续了思想的传承。所以汉初齐鲁韩毛四家传诗，伏生以九十岁高龄传授《尚书》，都是非常可敬的。当然也有在墙壁夹缝中藏书的，比如孔庙中孔壁藏书，伏生也曾将《尚书》藏于墙壁之中。

造纸术发明以后，文化传播范围更广了，当然主要还是靠手抄本。但是手抄本与现代出版印刷是全然不同的，每一个手抄本都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我们玩的传话游戏，从第一个人开始传到最后一句话可能与最初的话完全不同。

田晓菲在《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说：每一部手抄本都具有口头表演的品质。口头表演（说书艺人）虽然可以重复使用相同的材料，但是因为时间、地点、观众、演员身心状态的不同，每次表演都和其他表演截然不同。同理，每一部手抄本都具有独特性，而且，抄写一部书也总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之下发生。因为抄写者的知识水平、精神状态都会对这部书产生影响。魏晋南北朝时就有人在书市中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何况上古前代流传下来的作品文本呢？

时代越早书籍中的异文与编排问题也就越多，所以古书的校勘与版本非常重要，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即使是宋代印刷术发明以后，要雕版印刷也须有书商或者财力支持才可以，大部分书籍仍须凭借手抄来流传。而印刷文化兴起以后，印刷文本中的错误对读者产生的影响也较手抄本更为广泛，因为任何一个手抄本中的错误都会在相对较小的读者圈子里。但是手抄本的异文毫无疑问是更多的。

对于书籍作者，其实在先秦两汉之时，书籍都是成于众人之手，最初作者的思想都要经过后来弟子的记忆传承理解才最后写成定本，所以一部书中可能含有各个时期的特征，夹杂不同时期的思想文化。比如我们今天所用《道德经》为魏晋时期王弼注的本子，其中必然含有魏晋时期之思想。而后代注疏对文本理解也有影响，宋代陆九渊即云：“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有兴趣的人可以追踪一本古书，看它在各个时期的版本演变：从作者写成到开始手抄流传，以及在历代史志及目录学著作中的著录情况，还有在宋代印刷术来临之后书商或为了文化或为了牟利的印刷传播，再到后来明清文人对于宋版元版的追捧与收藏，观看其中爱书人与收藏家之间的勾心斗角与机关算尽。书籍的命运随着书籍主人的命运共同在历史的长河中颠沛流离，迁徙流转，充满了各种偶然意外、人祸天灾，流传到今真是万幸万幸！

总之，书籍的流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意思是常听说峡中水流湍急，记录下来的或口口相传的都是拿恐惧相警戒，不曾有人称赞山水的美丽。

出自于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

原文：

崧言：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

白话译文：

山松说：“常听说峡中水流湍急，记录下来的或口口相传的都是拿恐惧相警戒，不曾有人称赞山水的美丽。等到我来到这个地方，并感到欣喜以后，才相信耳闻不如亲眼所见。

扩展资料

《水经注》因注《水经》而得名，《水经》一书约一万余字，《唐六典·注》说其“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水经注》看似为《水经》之注，实则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

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文笔绚烂，语言清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由于书中所引用的大量文献中很多散失了，所以《水经注》保存了许多资料，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有很多的参考价值。

《水经注》对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水经注》中山川景物的描写，还被作为文学作品受到后人高度评价。

作者简介：郦道元（466或472--527）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字善长。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出身于官宦世家，他也先后在平城（北魏都城，今山西大同市）和洛阳担任过御史中尉等中央官吏，并且多次出任地方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