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33

叶蜚声《语言学纲要》、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黄伯荣《现代汉语》、

胡裕树《现代汉语》、王力《古代汉语》、张之强《古代汉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郭志刚《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上海师范大学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30

张斌《新编现代汉语》（复旦大学出版社）、叶蜚声《语言学纲要》

陈昌来、齐沪扬《应用语言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试：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要略》）

华东师范大学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29 语言基础+作文

对外汉语教学 未定 语言基础+作文

民俗学 5 文学基础+作文

文艺学 3 文学基础+作文

中国古代文学 11 文学基础+作文

汉语言文字学 9 汉语基础+作文

文学基础：《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钱理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外国文学史》郑克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语言基础：《现代汉语》胡裕树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代汉语》王力主编，中华书局；《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北京大学出版社。汉语基础：《现代汉语》胡裕树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代汉语》王力主编，中华书局；《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北京大学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20

王德春《语言学概论》（外教社）、胡裕树《现代汉语》

中山大学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10

《古代汉语》，王力主编，中华书局，20004修订本（旧版本也可）。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教出版社，19977。《中国文字学》，唐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一版

曁南大学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32

黄伯荣《现代汉语》、王力《古代汉语》1-2册、叶蜚声《语言学纲要》

（复试：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要略》）

中国人民大学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13

《现代汉语》北大现代汉语教研室编 商务印书馆、《古代汉语》人大古代汉语教研室 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24

课程与教学论 20

黄伯荣《现代汉语》、王力《古代汉语》、叶蜚声《语言学纲要》

北京大学 现代汉语 10

主要参考书

现代汉语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商务印书馆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刘月华 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语法讲义 朱德熙 商务印书馆

语言学纲要 叶蜚声、徐通锵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古代汉语（三本） 郭锡良 天津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化要略 程裕祯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 高教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史（二册） 唐弢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11

黄伯荣《现代汉语》、叶蜚声《语言学纲要》、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纲要》（中华书局）、南京大学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招生人数不明

《文艺学纲论》胡有清著，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钱理群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朱维之等著，南开大学出版社；《古代汉语》王力主编，中华书局；《现代汉语》胡裕树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语言学纲要》叶蜚声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徐州师范大学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18

《语言学概论》，高名凯、石安石，中华书局。《语言学纲要》，徐通锵、叶蜚声，北京大学出版社。《西方语言学流派》，刘润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厦门大学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招生人数不明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古代汉语》王力著，中华书局；《语言学概论》叶宝奎著，厦门大学出版社；《应用语言学概论》，于根元主编，商务印书馆，2003年；《汉语词义学》苏新春，广东教育出版社；03方向：《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著，高等教育出版社；《语言学概论》叶宝奎著，厦门大学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17

①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中华书局，1999年版；

② 许嘉璐主编《古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③ 郭锡良等编《古代汉语》（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④ 邢福义主编《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⑤ 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⑥ 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南京师范大学（2004）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20

初试：《现代汉语》,胡裕树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或《现代汉语通论》,邵敬敏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现代汉语》,黄伯荣等主编，高教出版社）；《语法答问》,朱德熙，商务印书馆；《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陆俭明，商务印书馆；《语言学纲要》,叶蜚声等主编，北大出版社（或《基础语言学教程》,徐通锵，北大出版社）；《语言理论》,彭泽润、李葆嘉主编，中南大学出版社；《C程序设计》,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反映近年来学术动态的期刊论文。

复试：《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何九盈，广东教育出版社；《中国语法学史》，龚千炎，语文出版社；《简明语言学史》，罗宾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或类似的“语言学史”论著）；《计算机基础》詹江平，机械工业出版社。

南开大学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10

胡壮麟《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叶蜚声《语言学纲要》，胡明扬、沈阳、贺阳 《语言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黄伯荣《现代汉语》，邢公畹 《现代汉语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 解惠全《古代汉语读本》南开大学出版社，王力主编《古代汉语》

四川师范大学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15

（1）《现代汉语》(修订二版)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古代汉语》王力主编，中华书局（复试用教材）；

（3）《古代汉语》郭锡良、李玲璞主编，语文出版社2000年版（复试用教材）；

（4）《古代汉语》许嘉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5) 《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语言学概论》胡明扬主编，语文出版社2000年版；

复试：古代汉语（笔试）；语言学知识（含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外语）（口试）

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国家标准局，国家计量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中宣部新闻局，出版局公布）

为使出版物在涉及数字（如表示时间、长度、重量、面积、容积和其他量值）时使用汉字和阿拉伯数字体例统一，特制定本规定。

1． 总的原则

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遇特殊情形，可以灵活变通，但应力求保持相对统一。重排古籍、出版文学书刊等，仍依照传统体例。

2． 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的两种主要情况

2．1 公元前8世纪 20世纪80年代 公元前440年 公元7年 1986年10月1日 4时20分 4时3刻 下午3点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 杨雄（公元前53～公元18） 鲁迅（1889925～1936．1019）。

注：①年份不能简写，如1980年不能写作80年，1950～1980年不能写作1950～80年。

②星期几一律用汉字，如星期六。

③夏历和中国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如正月初五 丙寅年十月十五日

秦文公四十四年（公元前722年）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二十四日（清咸丰十年九月二十日，公元1860年11月2日）。

④中国民国纪年和日本年号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如民国38年（1949年）昭和16年（1941年）。

2．2 记数与计量（包括正负整数、分数、小数、百分比、约数等）

例：41302—125．03 1／16 1／1000 45倍 34．05％ 45 3：1 1736．8 万 公里 4000克 125平方米 21．35元 45．6万元 270美元 48岁 10个月 17℃ 0．59安〔培〕 东经123 50 维生素B 500多种 60多万公斤 HP一3000型计算机 21／22次特别快车 国家标准GB3212——80 84602部队

注：①一个数值的书写形式要照顾到上下文。不是出现在一级表示计量和具有统计意义数字中的一位数（一、二……九）可以用汉字，如一个人、三本书、四种产品、六条意见、读了九遍。

②4位和4位以上的数字，采用国际通行的三位分节法。节与节之间空半个阿拉伯数字的位置。非科技专业书刊目前可不分节。但用“，”号分节的办法不符合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应该废止。

③5位以上的数字，尾数零多的，可改写为以万、亿作单位的数。一般情况下，不得以十、百、千、十万、百万、千万、十亿、百亿、千亿作单位（千克、千米、千瓦、兆赫等法定计量单位中的词头不在此列）。如：345 000 000公里可改为3．45亿公里或34 500万公里，不能写作3亿4500万公里或3亿4千5百万公里。

④一个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多位数不能移行。

3．应当使用汉字的两种主要情况

3．1 数字作为词素构成定型的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语句

例：一律 十滴水 二位体 三叶虫 八国联军 四氧化三铁 二万五千里长征 第三世界 “一二·九”运动 十月革命 “七五”计划 五省一市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上海二商局 第一书记 路易十六 某部五连五排六班 白发三千丈 相差十万八千里

32 邻近的两个数字（一、二……九）并列连笔，表示概数（连用的两个数字之间不应用顿号隔开）

例：二三米 三五天 十三四吨 四十五六岁 七八十种 一千七八百元 五六万套 十之八九

4．引文标注中版次、卷次、页码，除古籍应与所据版本一致外，一般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例：①许慎：《说文解字》，四部丛刊本卷六上，第九页。

②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陈昌治本，第12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493页。

5．横排标题涉及数字时，可以根据版面实际需要和可能灵活处理。

提倡横排。确需竖排时，文中所涉及的数字除必须保留的阿拉伯数字外，应一律用汉字。确需保留的阿拉伯数字以顶右底左的方向横置。

6．本规定自1987年2月1日起试行。在试用过程中可随时提出意见，以便进一步修订。

我是中文系毕业的，中文最难修的是古代汉语，训诂、格律、音韵什么的，很复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古代汉语研究生很少人报名，甚至，有的招考单位招两个，也许只有一个人报名。大专院校也缺少古汉语老师的。不过，就业范围不宽。下面是一些书目，你可以挑选着看。

《古代汉语》课程参考书目

《古代汉语》课程以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99年5月校订重排本，共四册）为教材。为了帮助学生开阔眼界，特开具如下参考书目，供选择阅读。

一、教材

1 郭锡良 唐作藩 何九盈等《古代汉语》 商务印书舘出版 上下 2001年

2 周秉钧《古汉语纲要》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1月第1版

3 王力《汉语史稿》 中华书局 上中下 1980年6月第1版

4 郭锡良 李玲璞 《古代汉语》 上下 语文出版社1992年

5 杨宝忠 《古代汉语词语考证》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年

6 萧泰芳 张儒等 《古代汉语注释商榷》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年

7牟维珍等《王力古代汉语注释汇考》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年

二、工具书

1 许慎 《说文解字》 中华书局 1963年

2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康熙字典》 中华书局 1958年1月第1版

4 杨树达 《词诠》 中华书局 1965

5 裴学海 《古书虚字集释》中华书局 1954年

6《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版 商务印书馆2005年7月

7 王力 《王力古汉语字典》 中华书局2000年6月第1版

8《辞源》 商务印书舘

9《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0《汉语大字典》 四川辞书出版社 湖北辞书出版社

11《汉语大词典》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2 杨伯峻 《古汉语虚词》中华书局 1981年

13 王海棻等 《古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

14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古代汉语研究室 《古代汉语虚词词典》 商务印书舘

三、文字类

1 唐兰 《中国文字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9月第1版

2 胡朴安 《中国文字学史》 上海书店 1984年3月第1版

3 经本植 《古汉语文字学知识》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84年9月第1版

4 高亨 《文字形义学概论》 齐鲁书社 1981年2月第1版

5 梁东汉 《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59年2月第1版

6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 商务印书舘 1988年8月

7 蒋善国 《汉字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7年8月第1版

8 杨五铭 《文字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10月第1版

9 罗君惕 《汉字学要籍概述》 中华书局 1984年5月第1版

10 陆宗达 《说文解字通论》 北京出版社 1981年10月第1版

四、词汇类

1 赵克勤 《古汉语词汇概要》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年4月第1版

2 何九盈 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讲话》 北京出版社 1980年10月第1版

3 苏宝荣 宋永培《古汉语词义简论》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7年10月第1版

4 洪成玉 《古汉语词义分析》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年11月第1版

5 高守纲 《古代汉语词义通论》 语文出版社 1994年10月第1版

五、语法类

1 马汉麟 《古汉语语法提要》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年出版

2 张之强 《古代汉语语法知识》 北京出版社 1979年7月出版

3 刘学林 刘天泽 迟铎《古汉语语法》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4月第1版

4 刘诚 王大年 《语法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10月第1版

5 何乐士 《古代汉语语法》

6 郑奠 麦梅翘 《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 中华书局 1964年

7《文言语法》 杨伯峻 著 北京出版社 1956年11月第2版

8 马建忠 《马氏文通》 商务印书舘 1983年

六、虚词类

1 何乐士等 《文言虚词浅释》 北京出版社 1979年7月第1版

2 杨伯峻 田树生 《文言常用虚词》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年10月第1版

3 陕西师大 《常用文言虚词词典》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年3月第1版

4 吕叔湘 《文言虚词》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七、修辞类

1 赵克勤 《古汉语修辞简论》 商务印书舘 1983年3月第1版

2 李维琦 《修辞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10月第1版

3 杨树达 《汉文文言修辞学》 中华书局 1980年9月新1版

4 郑子瑜 《中国修辞学史稿》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年5月第1版

八、古代文献

1杨伯峻 《论语译注》 中华书局 1980年

2刘宝楠 《论语正义》 中华书局 《诸子集成》本

3杨伯峻 《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 1960年

4焦循 《孟子正义》 中华书局 《诸子集成》本

5孙诒让 《墨子闲诂》 中华书局 《诸子集成》本

6郭庆藩 《庄子集释》 中华书局 《诸子集成》本

7王先谦 《荀子集解》 中华书局 《诸子集成》本

8陈奇猷 《吕氏春秋校释》 学林出版社 1984年

9陈奇猷 《韩非子新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

10司马迁 《史记》 中华书局点校本

11班固 《汉书》 中华书局点校本

12 洪诚 《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选注》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年

九、古书注解和诗词格律

1 杨树达 《古书句读释例》 中华书局 1954年12月第1版

2 俞樾等 《古书疑义举例五种》 中华书局 1956年1月第1版

3 王力 《诗词格律》 中华书局 1977年

4 陆宗达 《训诂简论》 北京出版社1980年

十、杂志

1《古汉语研究》

2《中国语文》

3《汉字文化》

一、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随着其真人**的上映，已经成为了一个80年代人的集体怀旧符号。而80年代孩子们小时候人手一个的变形金刚玩具，现在也成了市面上的抢手货。可以说，变形金刚不仅仅是一个玩具，对中国孩子来说，他们第一次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是一次西方价值观念的普及式教育，擎天柱、威震天所代表的行为模式让中国孩子第一次在屏幕上了解了西方概念中的善与恶，虽然这种脸谱化的解读多少有点肤浅，但这丝毫无法影响变形金刚在孩子们心中的地位。

　1984年变形金刚在美国推出之前，日本曾有过一个机器人动画片，主角是一群可以变换为汽车、飞机形状的机器人，设计者日本TAKARA公司推出了 MICROMEN和DIACLONE两个系列玩具，并没有制作相应的动画片，只是依靠漫画杂志进行随刊介绍，至多是拍摄了一份玩具广告在电视上播放，但是早期的这些设计始终在强调驾驶员，能够变形的机器人不过是驾驶员操纵的机器，以至于市场魅力大打折扣。

　这时候美国孩之宝公司主动找上门来，希望与日本的TAKARA株式会社共同开发这些能够变化的机器人玩具，经过一系列的谈判与注资，苦于打开美 国市场的TAKARA最终与孩之宝走到了一起。孩之宝建议将原来TAKARA的两个系列进行合并，经过双方设计师的封闭研发，孩之宝挑选出 MICROMEN和DIACLONE两个系列中一些出色设计，并分为两派机器人创作故事，在1983年底悄悄的推出了重新包装的玩具产品，变形金刚就此诞生。

　二、芭比娃娃

　如果说变形金刚是男孩子的专利，那么芭比娃娃就是女孩子的最爱了。芭比娃娃按照西方最经典的概念设计成型，简直可以看作西方女性美的实体标准。虽然有些人一直对芭比娃娃的造型嗤之以鼻，认为她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可是，对于一个尚未成年的天真小女孩子，有又什么比梦想更重要的呢？

　全名：芭比•蜜丽森•罗勃斯

　英文：Barbie•Millicent•Roberts

　生日：1959年3月9日

　星盘：太阳双鱼座+月亮双鱼座+水星白羊座+金星白羊座+火星双子座

　身高：28cm

　三围：38、28、34

　芭比诞生于二战后的美国。当时美泰公司创办人露丝•汉德勒见女儿喜欢玩当时流行的纸娃娃，兴致盎然地帮它们换衣服、换皮包，便想到应该设计一款立体娃娃。

　而一次在德国度假时，露丝无意间发现了身高115寸，三围39-18-33的德国娃娃“莉莉”。正是这个娃娃激发了露丝的灵感，回到美国后，露丝立刻对莉莉的形象加以改造，让她看上去像玛丽莲•梦露一般地迷人。

　1959年3月9日，世界上第一个金发娃娃正式问世，露丝用小女儿芭芭拉的呢称给她命名，从此这位金发就叫做“芭比”。

　2010年3月9日，芭比娃娃已经52岁了，可是她依然被称作娃娃，她的身材仍然窃窕，皮肤依然紧绷，眼睛依然神采飞扬。几十年来，她是世界上越活越年轻美丽的女性，她是千百万小女孩的朋友，是她们心中的梦想。现在世界上出售芭比娃娃的国家达140多个，平均每秒种就售出2个芭比娃娃。50多年来，为了给芭比和她的朋友们作服装就用了近1亿米布料，每年制作的新式服装多达120种。有 人统计说，如果把从1959年至今卖出的芭比家族的娃娃从头到脚排起来可以绕地球7周。她拥有35种宠物，10亿双鞋子，有姐妹及朋友，围绕她已形成了一个女孩子梦想中的玫瑰帝国，而这个帝国每年为她的拥有者带来20亿美元的收入。

　三、SD娃娃

　SUPER DOLLFIE 简称SD。是日本VOLKS公司制造生产的1：3球形关节人偶。由VOLKS下属造型村工厂人偶设计师圆句昭浩开发塑造。SD娃娃是目前最容易被弄混的词 ——根据VOLKS公司法律事物部的声明，“SD娃娃”这个词并不是泛指所有的球形关节人偶，而专指该公司造型村设计的、直属经营店销售的、未进行创意性改造的、用做非经营用途的娃娃。

　标准SD娃娃的身长约在60公分左右，重约二公斤多，捧在怀里的感觉比以往的洋娃娃真实，而且采用球形关节，肢体动作的变化多。正常规格的「素体」SD娃娃定价54,800日币，加上当地的消费税之後，约合台币16,000元，在台湾的售价则在20,000元左右。但是素体并不包括衣服，一套原装的公主服要台币五、六千元，如果买已经穿著好衣服的「限量版」，在台湾要30,000台币。

　四、魔方

　估计所有的中国孩子都玩过或者知道这个玩具。的确，在我们小时候，魔方被认为是能够开发智力的玩具。知道怎么样将魔方复原的孩子，肯定是当时欢迎的 “小神童”（笔者就一直没有玩明白过）。其实，魔方不仅仅是一种玩具，更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中国人发明的“华容道”， 法国人发明的“独立钻石”和匈牙利人发明的“魔方”，被称为智力游戏界的三大不可思议。魔方被列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100项发明之一，这并不是魔方爱好者们所为，而是社会学家根据魔方对人类的影响和作用，将魔方列入上个世纪对人类影响较大的100项发明之列，世界排名第七。魔方最初是由匈牙利的一位名叫鲁比克的建筑学教授发明 的，他是于1974年夏天研制出来做教具的，随意转动了几下却发现无法被还原，他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去研究各方块的的位置关系，最后才使魔方恢复了原状。他认为这实在是一种很有教育价值的智力玩具，于是，写下了这种玩具的详细说明，第一批商品魔方于1977年在匈牙利问世。1978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的一次国际数学家代表会议上，匈牙利的数学家们将魔方介绍给了与会的专家和学者，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重视。随后，在英国出现了第一批魔方理论研究小组，其中数学家David Singmaser被誉为魔方大师。

　魔方除了渐渐成为受更多人关注的体育运动，对它的研究也被引如了诸多的科学研究领域。首先引起的是数学家们的兴趣，魔方首次风靡全球时，其最吸引人的是还原问题，因此，当时的数学家们出尽风头。他们根据群论和线性代数等专门的数学理论和知识，借助电子计算机，得到了各种各样的魔方复原方法。而现在的研究和计算机技术的提高，对魔方的研究已大大超过了当时的水平。现在已经可以利用计算机算出每种状态的最简还原方法，不过现在的难题是谁也还不知道22或 23转的魔方最远状态的的样子。总之，群论最先闯入魔方领域，并从根本上支持将魔方上升为一门科学。现在，魔方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有将魔 方引入计算机领域的。有的物理学家建立了魔方和粒子物理的关系。也有的化学家通过魔方的变换来使得自己加强对物质的认识。当然，魔方的物理构造也是建筑学 方面的优良教具。相信虽了解魔方的人越来越多，魔方还可以被引入更多的科学研究领域给更多的科研人员以帮助。

　五、华容道

　又是一个让小孩子们绞尽脑汁的游戏。华容道游戏取自的三国故事，曹操在赤壁大战中被刘备和孙权的“苦肉计”、“火烧连营”打败，退逃到华容道，又遇上诸葛亮的伏兵，关羽为了报答曹操 对他的恩情，明逼实让，终于帮助曹操逃出了华容道。游戏就是依照“曹瞒兵败走华容，正与关公狭路逢。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这一故事情节，通过移动各个棋子，帮助曹操从初始位置移到棋盘最下方中部，从出口逃走。不允许跨越棋子，还要设法用最少的步数把曹操移到出口。曹操逃出华容道的障碍是关羽，关羽立马华容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关羽与曹操当然是解开这一游戏的关键。四个刘备军兵是最灵活的，也最容易对付，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也要充分考虑周全。“华容道”有一个带二十个小方格的棋盘，代表华容道。棋盘下方有一个两方格边长的出口，是供曹操逃走的。棋盘上共摆有十个大小不一样的棋子，它们分别代表曹操、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和关羽，还有四个卒。“华容道”有几十种布阵方法，如“横刀立马”、“近在咫尺”、“过五关”、“水泄不通”、“小燕出巢”等等玩法。棋盘上仅有两个小方格空着，玩法就是通过这两个空格移动棋子，用最少的步数把曹操移出华容道。这个玩具引起过许多人的兴趣，大家都力图把移动的步数减到最少。

　华容道游戏属于滑块类游戏，就是在一定范围内，按照一定条件移动一些称作“块”的东西，最后满足一定的要求。滑块类游戏究其起源，最早的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重排九宫”。那应该是产生于出现河图洛书的时代，有数千年历史。1865年，西方出现“重排十五”游戏，特别是萨姆洛德在1878年推出 “14－15”游戏，风行一时。此后，各种各样的滑块类游戏不断涌现。哈代（LWHardy）发明三角旗游戏并在1909年取得专利。再往后，法国出现红鬃烈马游戏。可以设想，这个游戏传到中国，本土化成为华容道游戏。

六、七巧板

　80后的人知道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少儿节目——七巧板，估计也都玩过这个奇妙的小玩具——七巧板。

　宋朝有个叫黄伯思的人，对几何图形很有研究，他热情好客，发明了一种用6张小桌子组成的“宴几”——请客吃饭的小桌子。后来有人把它改进为7张桌组成的宴 几，可以根据吃饭人数的不同，把桌子拼成不同的形状，比如3人拼成三角形，4人拼成四方形，6人拼成六方形……这样用餐时人人方便，气氛更好。后来，有人把宴几缩小改变到只有七块板，用它拼图，演变成一种玩具。因为它十分巧妙好玩，所以人们叫它“七巧板”．到了明末清初，皇宫中的人经常用它来庆贺节日和娱乐，拼成各种吉祥图案和文字，故宫博物院至今还保存着当时的七巧板呢！

　今天，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七巧板和七巧图，它在国外被称为“唐图”（Tangram），意思是来自中国的拼图（不是唐代发明的图）。七巧板的历史也许应该追溯到我国先秦 的古籍《周髀算经》，其中有正方形切割术，并由之证明了勾股定理。而当时是将大正方形切割成四个同样的三角形和一个小正方形，还不是七巧板．现在的七巧板是经过一段历史演变过程 的，它是由宋代的燕几图到明代发展为蝶几图，到清初再演变成七巧图，到现在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18世纪，七巧板传到国外，立刻引起 极大的兴趣，有些外国人通宵达旦地玩它，并叫它“唐图”，意思是“来自中国的拼图”。在欧洲，大约在1805年出版的《新编中国儿童谜解》中有24幅七巧 图并附有一份木制的七巧板。随后，1810年在法国，1818年在德国和美国都纷纷出版了关于七巧板的书，在意大利出版的书中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在这些书 的前言中说：这是一种男女老少、达官贵族、平百姓无不咸宜的消遣游戏，而且它不像其他赌具那样会让您输掉钱财。

　七、电子宠物

　曾经，人类的玩具都是来自自然中，像泥巴、树枝等等，都是孩子们曾经的玩具。不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这些自然物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且随着在城市中居住时间的加长和电子用品的使用，用电子元件取代宠物的发明也出现了。

　日本的玩具公司万代曾在1996年间推出蛋型电子鸡玩具，玩家必须坚持对它进行饲养，包括喂食和保持清洁等，一时风靡世界，被戏称在全球发了一场“电子鸡瘟”。

　2004年，万代推出的“电子鸡plus”，仅用了26个月，销量就冲破2000万套，当时该产品的售价为220元。然而，电子宠物的疯狂没有超过十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那种只能装在口袋里的电子宠物已失去往昔的吸引力，渐渐退居二线。

　八、九连环

　自然中国古代人经常说玩物丧志，可这丝毫没有影响中国人在发明玩具上的热情。比如被西方人认为是最智慧的玩具——九连环。依据拓普学原理设计的九连环，和华荣道、孔明锁一样，都是在简单之中包含着大智慧。九连环历史非常悠久，《战国策》中记载为“玉连环”。宋朝以后，九连环 开始广为流传。在明清时期，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特别钟爱。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记述有林黛玉巧解九连环的故事。在国外，数学家卡尔达诺在公元 1550年已经提到了九连环。后来，19世纪的格罗斯深入研究了九连环，用二进制数给了它一个十分完美的答案。

　九连环主要由九个圆环及框架组成。每一个圆环上都连有一个直杆，各直杆在后一个圆环内穿过，九个直杆的另一端用板或圆环相对固定住。圆环在框架上可以解下或套上。玩九连环就是要把这九个圆环全部从框架解下或套上。九连环的玩法比较复杂，无论解下还是套上，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格罗斯经过运算，证明共需要 341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它更为便捷的答案。

　在数学还不发达的当时，古人就能够创造出今天的数学家才能分析解答的难题，这不能不说是奇迹。在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中，至少，这些益智玩具占有重要地位，它们也是古代文明的直接见证。九连环环环相扣，互相制约，只有第一环能够自由上下，在任何正常状态下，都只有两条路可走：上某环和下某环，别的环动不了。最关键的秘诀是：上中有下，下中有上。这又有了一种哲理，这正是九连环经久不衰的原因吧，它除了能够益智健身和留下数学之谜外，还可以催人思索，对看待事物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技巧，提供一定的资讯，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生活态度。

　九、游戏机

　要是在往前推100年，那时的人一定会将我们现在的游戏机奉为神物。不但在一块小玻璃里面能出现各种各样的人物，还能指挥他们上窜下跳，着实有点做上帝的快感。要是往前推10年，游戏机对我们来说也是稀罕物，不过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游戏机已经变成现在孩子的玩具了。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日本游戏业基本上还处于混沌时期，这段时间里日本的游戏厂商包括任天堂在内一直居于游戏业界的二线地位。在当时掌握大量计算机核心技术的美国一直站在业界的最前沿。雅达利在1977年推出的ATARI CVS主机在欧美掀起电子游戏狂潮，截至1983年大崩溃前夕，雅达利的第一代电子游戏主机总共售出了1500万台，创造了电子游戏市场10亿美元的最初规模。在当时由于雅达利对于游戏制作商缺乏应有的约束，各大游戏厂商竞相制作各种低成本劣质游戏，一时间市场上到处充满了垃圾游戏引起玩家们的季度反感。 1983年圣诞期间，雅达利所开创的电子游戏市场突然崩溃。同年7月15日，任天堂称霸十载的Family Computer发售，短短两个月首批47万台主机销售一空。电子游戏重镇从此从美国转向日本，游戏掀开了新的一页。

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的比较权威。

商务印书馆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以张元济、夏瑞芳为首的出版家艰苦创业，为商务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早在商务创立不久就成立股份公司，并从此先后延请高梦旦、王云五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开展以出版为中心的多种经营，实力迅速壮大。

编写大、中、小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编纂《辞源》等大型工具书，译介《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学术名著，出版鲁迅、巴金、冰心、老舍等现当代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整理《四部丛刊》等重要古籍。

翻译作品：

商务印书馆译作编辑室是一个专门出版翻译作品的部门，以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为主，同时全面系统地译介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及时反映国外学术界的思想和潮流。编辑室以出版精品图书主，主要翻译出版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法律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学术著作。

代表出版物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世界名人传记丛书》《法国思想文化译丛》《现代性研究译丛》等。

学习的目的决定版本的选择。如果是想从《古文观之》开始学习古文，或者以前文言文读得不多的话，可以选用注音版。而对于经常读古籍的书友来讲，映雪堂版是公认的比较好一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古文观止》的许多译注本，都是用中华书局本为底本。中华书局本实有两种：一是1959年本。这是由原古籍刊行社转来的本子，此本“据映雪堂本断句，并校正了个别显著的错字”。

二是1987年本，即安平秋点校本。此本虽以1959年本为底本，但用映雪堂原刻本复核过，用文富堂本、怀泾堂本、鸿文堂本参校过，还用相关史书、总集、别集所收古文校勘过，而且补录了二吴之《序》和乘权所撰《例言》。

如果是想从《古文观之》开始学习古文，或者以前文言文读得不多的话，可以选用注音版。

而对于经常读古籍的书友来讲，映雪堂版是公认的比较好一版，这个版本十分权威。此版本校勘精善，结构疏朗，没有画蛇添足的白话，仅带原版注释，最能体现《古文观止》编纂者之原意。映雪堂的重排本，解放后只有中华书局重排出过繁体字本，现鹏为古籍出版了映雪堂的重排本。

内容而言，是繁体竖排的，注释十分详细，没有后人所加的翻译，便于对文章产生自己的理解。同时每一篇选文后都有作者几句精炼的评论，读者对于书的理解和作者的心得体会之间产生跨时空的共鸣，这种奇妙的感觉，正是读书的真正乐趣所在！

　　李煜是唐五代最后一位杰出词人，也是中国词史上最优秀的一位帝王词人。李煜现存词作可信者仅三十余首，数量虽少，却以少胜多，篇篇精彩，首首传诵，深受历代读者的喜爱。笔者据唐圭璋先生《词话丛编》检索统计，历代词话著作对李煜词的品评多达203项次。又据抽样统计，在历代较为流行的词集选本中，李煜词作的入选率也位居唐五代词人之前列。李煜作为五代十国时期一个偏安小国的亡国君主，为什么其词作能穿越历史的时空、受到历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的接受和喜爱呢？为此，本文特从接受美学的视角，以历代词话、词论等资料为依据，以历代词人和词论家这一特定的读者层为对象，考察和描述李煜词在宋代至近代约千年的接受历史，藉此观照近千年来后人在对李煜词接受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同文化意识和审美趣味，进一步加深理解李煜词的艺术生命和美学价值。

　　两宋：“亡国之音”的体认

　　据现存资料，李煜及其词最早进入词学批评的视野，是从宋初的两位统治者宋太祖、宋太宗开始的。

　　据宋叶梦得记载：“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尝因曲燕问：‘闻卿在国中好作诗？’因使举得意者一联。煜沉吟久之，诵其咏扇云：‘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上曰：‘满怀之风，却有多少？’他日复燕煜，顾近臣曰：‘好一个翰林学士！’”（注：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0页。）又据宋胡仔记载：“南唐后主围城中作长短句，未就而城破……艺祖曰：‘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九引《西清诗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太祖对李煜及其词作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出身行伍的宋太祖对江南亡国之主李煜的文学才华不无嫉妒和嘲讽，但依然掩饰不住欣赏之意，故有“好一个翰林学士”的称誉；另一方面，作为雄才大略的开国奠基者，宋太祖对李煜的为人为政则持贬斥态度，他将李后主的作词与亡国联系起来，俨然已将其词视为与历史上陈后主、隋炀帝同类的所谓“亡国之音”。

　　宋太宗也是这样，作为李后主词的接受者之一，他最先品出的也是亡国之音的凄惋意味。“后主在赐第，因七夕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祸云。”（注：王zhì＠(12)：《默记》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后主《虞美人》（春花秋月）一词，乃借伤春悲秋、离别相思的传统题材，寄托抚今追昔的故国之思、丧国之痛。有着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宋太宗，自然品出了词中眷念故国、心犹未泯的意味。这对于作为征服者的大宋皇帝来讲，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如果说宋太祖尚且还能够宽容的话，那么宋太宗则已是忍无可忍，遂有赐牵机药酒之事。宋太宗并非不懂欣赏词艺，其赐杀李后主有其更深层的文化心理。清沈雄《古今词话》云：“或问词盛于宋，而宸翰无闻何也？余谓钱tì＠①之‘金凤欲飞遭掣搦’，为太祖所赏。李煜之‘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太宗所忌。开创之主，非不知词，不以词见耳。”（注：沈雄：《古今词话》，据唐圭璋先生《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59页。）由此可知，宋太宗之所以毒杀李后主，乃心有所“忌”也。

　　此后，宋人对李后主词的品评，也多着眼于对亡国之音的体味。苏辙题后主《临江仙》（樱桃落尽）云：“凄凉怨慕，真亡国之声也。”（注：陈鹄：《耆旧续闻》卷三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清照评“江南李氏君臣”词云：“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引。）黄升评后主《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云：“此词最凄惋，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注：黄升：《花庵词选·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这些品评都共同体认出后主词凄惋的特质。

　　宋人对后主凄惋的亡国之音的体认是受其词学观影响的。随着文人作词的广泛化和词体本身的不断成熟，文人对词体的认识也逐渐深入。苏轼“以诗为词”，用词抒写自己的性情、学问、人生经历、胸襟抱负，将词家“缘情”与诗人“言志”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于诗与词的差异之争、抒情与言志之别等问题，在词坛上激起不小的波澜。宋室南渡后，偏安一隅，苟延残喘，有志之士振臂一呼，亡国之痛、家国之慨遂成为文坛主流。而李煜入宋后的词作，洗净宫体和倡风，以词抒写自身经历和生活实感，多家国之慨，发哀婉之音，遂把词引入了歌咏人生的正常途径，这恰好开启了宋词抒情言志的先河，指明了唐宋词发展的方向，因而其凄惋的亡国之音遂成为宋人品评的热点，也成为他们接受李后主词的一个契机。

　　总结有宋一代三百多年对李煜及其词的品评和接受，可以看出：批评多于称赞，贬抑甚于推崇；偏重于“亡国之音”的感性体认，缺少对其词史地位的理性观照。

　　元明：“词之正宗”地位的确立

　　词发展到元、明两朝，创作进入低谷时期。但元、明时代的词学思想却自有特色，对唐宋词的传播和接受也做出了贡献。元人对李煜词的接受资料较少，而明人对李煜词的接受则确立了李后主“词之正宗”的历史地位。

　　崇情主情是明代词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理论。如杨慎在谈及韩琦和范仲淹两位宋代名公的词情致委婉的言情特征时，就借题发挥说：“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无情？但不过甚而已……予友朱良矩尝云：‘天之风月，地之花柳，与人之歌舞，无此不成三才。’虽戏语，亦有理也。”（注：杨慎：《词品》卷三，《词话丛编》本，第467页。）杨慎立论的基点就是“人自情中生，焉能无情”，他理解的情和欲，主要是指人的生存和享乐欲望的满足。在词的功能上，杨慎显然从以理节情向以欲激情迈出了有力的一步。但杨慎并未直接触及词的体性问题，明确地把言情视为词体基本特质的是沈际飞。沈氏在《草堂诗馀序》中说：“文章殆莫备于是矣！非体备也，情至也。情生文，文生情，何文非情？而以参差不齐之句，写郁勃难状之情，则尤至也。”（注：沈际飞：《草堂诗馀序》，据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67页。）他认为词体形式特征最宜于把人内心的情感表现得委曲尽致，在这一点上词胜于其他任何文体。由于对词体言情特质的重视，明代词论家便多以之作为论词高下的标准。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高度评价李煜词云：“‘归来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致语也；‘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情语也。后主直是词手！”（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407页。）与言情说相表里，明人对词之价值的认定在于感人而非教化，申明“不感人非词也”（注：周逊：《词品序》，据《词籍序跋萃编》，第856页。）。王世贞《艺苑卮言》主张词的创作要达到“移情而夺嗜”的效果，也是强调和肯定词的移情作用和审美价值。李后主词中描愁写恨的词句凄婉动人，感人肺腑，因而成为明人品评赏玩的热点。如《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一词以抒写“别是一番滋味”的“离愁”而著称，沈际飞评云：“七情所至，浅尝者说破，深尝者说不破。破之浅，不破之深，‘别是’句妙。”（注：长湖外史辑、沈际飞评：《草堂诗馀续集》卷下，据史双元编《唐五代词纪事会评》，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685页。）又如《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一词，传为后主的绝笔之词，以含思凄惋而擅胜，李攀龙评云：“结句‘春去也’，悲悼万状。”（注：吴从先辑：《草堂诗余隽》卷二，据史双元编《唐五代词纪事会评》，第680页。）这种对“愁”、“恨”的细腻品评，表明明人对李后主词感人价值的认同，也体现了明人细腻精巧的艺术感受力。

　　与崇情的词学观相联系的，是明人趋向浅俗和香弱的词体审美观。如王世贞便鲜明地表示对艳词的赞赏态度，其《艺苑卮言》云：“盖六朝诸君臣，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故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秋花于闺chān＠②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可作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385页。）“宁为大雅罪人”，也不愿矫情伪饰，丢弃词的本色。王世贞更明确地用“香弱”二字来揭示词体本色。《艺苑卮言》云：“温飞卿作词曰《金荃集》，唐人词有集曰《兰畹》，盖取其香而弱也，然则雄壮者固次之矣。”（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386页。）对王世贞的词体“香弱”论，清沈曾植十分赞赏，其《菌阁琐谈》指出：“此yǎn＠③州妙语，自明季国初诸公，瓣香《花间》者，人人意中拟似一境而莫能名之者矣，公以香弱二字摄之，可谓善于侔色揣称者矣。”（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3605页。）的确，“香弱”二字堪称是明人对词体特征的独特认识。

　　本着这种偏嗜香弱绮艳的词学观和审美观，明人不再像宋人那样注重后主凄惋的“亡国之音”，而是对其风流才华和艳词情词津津乐道，赏赞不迭。对于后主的为人，他们不像宋人从政治伦理道德标准出发，而是肯定后主的风流。沈际飞评曰：“后主、炀帝辈，除却天子不为，使之作文士荡子，前无古，后无今。”（注：沈际飞辑评：《草堂诗馀别集》卷二，明刻本。）又如徐士俊评曰：“天何不使后主现文士身而必予以天子位，不配才，殊为恨恨。”（注：明卓人月《古今词统》卷八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8页。）这些品评的字里行间，充溢着惋惜之情。对于后主词，尤其是早期艳情词，品评较多，称赞也特多。如对《菩萨蛮》（花明月暗）一词，《古今词统》卷五载徐士俊以“珠声玉价”来评论，而潘游龙《古今诗馀醉》卷一○则赞赏“结语极俚极真”。对于《菩萨蛮》（铜簧韵脆）一词，《古今词统》卷五载徐士俊评语曰：“后主率意都妙，即如‘衷素’二字，出他人口便村。”又如《玉楼春》（晚妆初了）一词，茅哄《词的》卷二从中看出的是“风流帝子”的本色，李廷机于《草堂诗馀评林》卷三中亦以为“人主叙宫中之乐事自是亲切，不与他词同”。这些品评都体现了明人对李后主风流才华及其艳情词的欣赏，对艳丽香弱词风的认可。

　　区分正、变，辨别体、性，是明代词学批评的又一重要特色，也显示了中国词学批评发展的一大趋势。所谓“正”即正宗、正体；“变”即别格、变体。关于词之正、变，张＠④的提法最具理论意义。《诗余图谱·凡例》“按语”云：“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刻，长公丽而壮，幼安辩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注：据清徐＠(13)《词苑丛谈》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张＠④在此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将词体析为二格，并以婉约为正，将李煜纳入“词之正宗”的行列，但他没有指出以婉约为正的根据，也没有对两者有很明显的褒贬、轩轾。至明中叶，王世贞则进一步发挥了张氏的正变观，并给唐宋词人划分了两大阵营。其《艺苑卮言》云：“《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说靡也。《草堂》以丽字取妍，六朝＠⑤也。即词号称诗馀，然而诗人不为也，何者？其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诗chǎn＠⑥缓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385页。）通过诗与词的比较，本着崇婉约抑豪放的观点，以“婉娈而近情”、“柔靡而近俗”，推后主为“词之正宗”。在明代，像王世贞这样崇正抑变者还有很多，如何良俊、沈际飞、王骥德等，他们对婉约都特别钟爱。何良俊提出“乐府以＠⑦迳扬厉为工，诗馀以婉丽流畅为美”（注：何良俊：《草堂诗馀序》，据《词籍序跋萃编》，第669页。），代表了明人对词之体性认识的主流。

　　总之，明人一反宋人重教化、崇雅正的词学观念，追求“近情”、“近俗”的审美理想，从而给李后主的才情及其词的创作以极高的评价。由于时空的阻隔和心理距离的拉远，明人已经不再像宋人那样对李后主作为亡国之君的身份特别敏感了，因而也渐渐淡化了对“亡国之音”做政教伦理型的体认；同时也由于明代词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明人已更理性更宏观地来接受和观照李后主及其词作，因而在整个明代词学批评的视野中，李煜的词史地位也就得到了有力的提升。

　　清及近代：正变之争与境界之说

　　清代无论是词的创作还是词学批评，都呈现一种复兴局面。在清代词学批评的视野中，李煜及其词被接受的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如果说明人对李煜词的接受主要以赞赏肯定为主流，那么清代对李煜词的接受则更为丰富多彩。

　　崛起于明清易代之际的云间词派，其努力的方向是接续明以来的“词统”观念。这一派理论的主要贡献者陈子龙不满明词*哇俚俗之风，力倡雅正，但他却从“言情”的角度推崇李煜的词作。其《幽兰草词序》云：“晚唐语多俊巧，而意解深至，比之于诗，犹齐梁对偶之开律也。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nóng＠⑧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淡逸，穷倩盼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注：陈子龙：《幽兰草词序》，据《词籍序跋萃编》，第505页。）由此可见，陈子龙论词追求纯情自然的“高浑”之格，因此他赞赏李煜词“境由情生”、“元音自成”的特色，将李煜推尊为词之“最盛”的代表作家。

　　明人对李后主“词之正宗”地位的认识，在清代前期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如王士zhēn＠⑨继承明代王世贞关于词体正变之说的理论，而阐发得更为精细：“语其正，则南唐二主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高、史其嗣响也。”（注：王士祯论词语，引自清田同之《西圃词说》，《词话丛编》本，第1451页。）在“词之正宗”内部重排座次，尊后主为正宗之祖。另外，他又极力推崇后主的词情，其《花草蒙拾》云：“钟隐入汴后，春花秋月诸词，与‘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一帖，同是千古情种，较长城公煞是可怜！”（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677页。）又如沈谦，也从“本色”、“当行”的角度高度评价李煜的创作。清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沈谦语曰：“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皆是当行本色，前此太白，故称词家三李。”（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605页。）沈谦《填词杂说》又云：“‘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俱不及‘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云来去’。予尝谓李后主拙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为南面王，觉张郎中、宋尚书，直衙官耳。”（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632页。）可见，沈氏乃从风格、情调、语言、声律等方面推许李煜词“当行本色”，实际上也是对其“词之正宗”地位的进一步认定。又如纳兰性德，其论词作词皆追求情致，故对李后主词极为推崇和赏爱：“《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注：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卷四，据孙克强编《唐宋人词话》引，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由于纳兰的气质、才性十分接近李煜，故后世多称其乃李煜之“后身”，赞其“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注：〔清〕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八引陈其年语，《词话丛编》本，第1937页。）。由此可见，纳兰性德在性情的真率深婉方面接近李后主，故在创作实践方面也深受后主哀感顽艳词风之影响，其在词学批评和接受方面对后主词给予高度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代后期，常州词派主盟词坛近百年之久。其创始人张惠言在词学理论上以儒家的传统诗教为基础，重视词的比兴寄托。《张惠言论词·词选序》云：“五代之际，盂氏、李氏君臣为谑，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1617页。）斥后主词为新调之变声，词之“杂流”。这是对明代以来视李后主为“词之正宗”的词史定位的一种否定。其《词选》所录李煜词7首，均为南唐亡国以后的作品，而对其前期一些以直叙白描手法描写的闺情词和艳情词一概摒弃，表现出重雅正求兴寄的倾向。这说明张氏正变观是建立在儒家政治教化论的基础之上的。常州词派后来的重要人物周济，在理论上既承袭了明代以来的正、变观，也秉持了张惠言的词学思想。其《词辨》以温庭筠等17家为“正”，以李煜等15家为“变”，这种选词标准与张氏无甚差别，其基本观念仍是雅正派系统的。不过，在对待“变”的问题上，他比张氏通达多了，对李煜等人并不以“杂流”斥之，而是以“变体”、“别格”来加以区别对待。其《词辨自序》明确指出：“南唐后主以下，虽骏快驰骛，豪宕感激稍漓矣，然犹皆委曲以致其情，未有亢厉剽悍之习，抑亦正声之次也。”（注：陈子龙：《幽兰草词序》，据《词籍序跋萃编》，第782页。）可见他不是从政治教化观点来区分正变，而是着眼于艺术风格的流变，这种评价是公允的。他对李煜词的评价极高，其《介存斋论词杂著》云：“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也。”（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1633页。）这些品评和见解，都显示出周济较张惠言的进步之处。

　　常州词派理论在晚清至近代的词学批评中得到不断修正和发展。谭献、冯煦、陈廷焯、况周颐等词学家都曾努力修正论词专主政治寄托的偏向，这也体现在对李煜词的品评与接受方面。谭献在“正变观”上正好与周济相反，其《词辨跋》云：“予固心知周氏之意，而持论小异。大抵周氏所谓变，亦予所谓正也，而折衷柔厚则同。”（注：陈子龙：《幽兰草词序》，据《词籍序跋萃编》，第783页。）可见谭氏又翻转周氏之意，重推尊李煜词为正声。由此出发，他在《复堂词话》中对李煜词大加赞赏。冯煦也极为推崇李后主词，其《蒿庵论词》云：“词至南唐，二主作于上，正中和于下，诣微造极，得未曾有。”（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3585页。）陈廷焯论词主张“沉郁”，重视创作主体是否有真实的感受，是否深厚沉郁。在《白雨斋词话》中，他一方面批评后主词不够沉郁深厚，“非词中正声”，另一方面又称赞后主词以情取胜：“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则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情不深而为词，虽雅不韵，何足感人！”“后主词思路凄婉，词场本色，不及飞卿之厚，自胜牛松卿辈。”（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卷一，《词话丛编》本，第3952、3779页。）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鉴赏品评之中已显现出多元的视角，丰富的蕴含。况周颐的《蕙风词话》是常州词派在晚清近代之际出现的一部较系统的词学著作，其论词极重“性灵”，因而对“李重光之性灵”大加赞赏，推许为唐五代词坛上之“铮铮佼佼者”（注：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词话丛编》本，第4418页。）。

　　清代后期至晚近时期的词学论坛，除了常州词派依然余韵袅袅不绝如缕之外，整个词学批评的传统格局正在悄然酝酿着新的变化。对李煜词的接受和评价，也不再是仅仅囿于传统的正、变之说加以简单的推崇或贬抑了，而是把李煜的词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来对待，注重阅读和鉴赏自身的美学发现及艺术价值的认定。因此，对李煜词的品评和解读，也就显得丰富多彩、新意迭出了。如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一认为“南唐二主词似唐之初”（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3227页。），以初唐诗比南唐二主词，实际上是将李后主词放置于词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肯定其开创奠定之功绩。又如王kǎi＠⑩运《湘绮楼评词》评后主词云：“高妙超脱，一往情深。”（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4285页。）对后主“高妙超脱”词风的体认与揭示，也别具心得。又如陈锐《＠(11)碧斋词话》云：“‘帘外雨潺潺’，寻常白话耳，金、元人词，亦说白话，能有此缠绵否？”（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4201页。）赞赏后主以寻常白话写缠绵之情，也颇有新意。又如蔡嵩云《柯亭词论》云：“唐五代小令，为词之初期，故花间、后主、正中之词，均自然多于人工。”（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4902页。）肯定后主词自然而工的本色，视为初期文人词的基本风貌，见解也极为精辟。

　　20世纪初期出现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堪称是传统词学批评终结与新变的标志。这个标志的核心就是王国维在词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境界”说，与此同时，从美学、艺术哲学的层次上对中国词学进行了不同于传统的词学批评方法的探究。《人间词话》一开始就提出其评词标准：“词以境界为最上。”又曰：“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4239～4240页。）以“境界”说为理论核心，王国维对李煜词的接受也达到了更新的理论高度和更高的审美层次。

　　首先，王国维对李煜词情有独钟，《人间词话附录一》云：“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4274页。）其次，从主体观察客体的倾向和主体的创作方式上，王国维将境界分为“造境”与“写境”，并从“造境”角度称赞后主性情之“真”。《人间词话》云：“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4243页。）其三，王国维又将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从“有我之境”出发，他高度评价著我色彩极为强烈的李后主词。《人间词话》云：“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