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名琴现在它们在哪里？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6浏览：1收藏

中国古代名琴现在它们在哪里？,第1张

　　1号钟

　　“号钟”是周代的名琴。此琴音之宏亮，犹如钟声激荡，号角长鸣，令人震耳欲聋。传说古代杰出的琴家伯牙曾弹奏过“号钟”琴。后来“号钟”传到齐恒公的手中。齐恒公是齐国的贤明君主，通晓音律。当时，他收藏了许多名琴，但尤其珍爱这个“号钟”琴。他曾令部下敲起牛角，唱歌助乐，自己则奏“号钟”与之呼应。牛角声声，歌声凄切，“号钟”则奏出悲凉的旋律，使两旁的侍者个个感动得泪流满面。

　　2绕梁

　　今人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语。其语源于《列子》中的一个故事：周朝时，韩国著名女歌手韩娥去齐国，路过雍门时断了钱粮，无奈只得卖唱求食。她那凄婉的歌声在空中回旋，如孤雁长鸣。韩娥离去三天后，其歌声仍缠绕回荡在屋梁之间，令人难以忘怀。琴以“绕梁”命名，足见此琴音色之特点，必然是余音不断。据说“绕梁”是一位叫华元的人献给楚庄王的礼物，其制作年代不详。楚庄王自从得到“绕梁”以后，整天弹琴作乐，陶醉在琴乐之中。有一次，他竟然连续七天不上朝，把国家大事都抛在脑后。王妃樊姬异常焦虑，规劝楚庄王说：“君王，您过于沉沦在音乐中了!

　　过去，夏桀酷爱‘妹喜’之瑟，而招致了杀身之祸；纣王误听靡靡之音，而失去了江山社稷。现在，君王如此喜爱‘绕梁’之琴，七日不临朝，难道也愿意丧失国家和性命吗？”楚庄王闻言陷入了沉思。他无法抗拒“绕梁”的诱惑，只得忍痛割爱，命人用铁如意去捶琴，琴身碎为数段。从此，万人羡慕的名琴“绕梁”绝响了。

　　3绿绮

　　“绿绮”是汉代著名文人司马相如弹奏的一张琴。司马相如原本家境贫寒，徒有四壁，但他的诗赋极有名气。梁王慕名请他作赋，相如写了一篇“如玉赋”相赠。此赋词藻瑰丽，气韵非凡。梁王极为高兴，就以自己收藏的“绿绮”琴回赠。“绿绮”是一张传世名琴，琴内有铭文曰：“桐梓合精”即桐木、锌木结合的精华。相如得“绿绮”，如获珍宝。他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的音色，使“绿绮”琴名噪一时。后来，“绿绮”就成了古琴的别称。一次，司马相如访友，豪富卓王孙慕名设宴款待。酒兴正浓时，众人说：“听说您‘绿绮’弹得极好，请操一曲，让我辈一饱耳福。”相如早就听说卓王孙的女儿文君，才华出众，精通琴艺，而且对他极为仰慕。司马相如就弹起琴歌《凤求凰》向她求爱。文君听琴后，理解了琴曲的含意，不由脸红耳热心驰神往。她倾心相如的文才，为酬“知音之遇”，便夜奔相如住所，缔结良缘。从此，司马相如以琴追求文君，被传为千古佳话。

　　4焦尾

　　“焦尾”是东汉著名文学家、音乐家蔡邕亲手制作的一张琴。蔡邕在“亡命江海、远迹吴会”时，曾于烈火中抢救出一段尚未烧完、声音异常的梧桐木。他依据木头的长短、形状，制成一张七弦琴，果然声音不凡。因琴尾尚留有焦痕，就取名为“焦尾”。“焦尾”以它悦耳的音色和特有的制法闻名四海。汉末，蔡邕惨遭杀害后，“焦尾”琴仍完好地保存在皇家内库之中。300多年后，齐明帝在位时，为了欣赏古琴高手王促雄的超人琴艺，特命人取出存放多年的“焦尾”琴，给王仲雄演奏。王仲雄连续弹奏了五日，并即兴创作了《懊恼曲》献给明帝。到了明朝，昆山人王逢年还收藏着蔡邕制造的“焦尾”琴。

　　春雷

　　宋徽宗赵佶在宣和内府曾专门设有所谓的“万琴堂”，专门搜罗流传天下的古琴放置其内。在万琴堂所藏的琴器中，唐代制琴家雷威斫制的“春雷”琴是名列第一品。由此，我们可见唐琴“春雷”在当时琴界的影响，以及它在琴人中的地位。古人即有“唐琴第一推雷公，蜀中九雷独称雄。”传世古琴之中，以唐琴为最珍贵；唐琴之中，以雷公琴最为珍贵。唐代蜀中雷氏家族中，其中以雷威成就最大。雷威一生所制之琴，又以“春雷”为高。在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琴神品中，“春雷”可以称得上是最珍贵的无价之宝。

　　这张价值连城的瑰宝流传至今，实为琴界一大幸事，其失而复得的传奇经历不失为一段令人神往的佳话。北宋时徽宗赵佶爱琴，将此琴藏之宣和殿，为万琴堂藏琴第一。赵佶有着极高的艺术修养，在书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画工笔花鸟堪与院体画家相比，书法更创制了“瘦金体”，而琴也是他的雅好之一。流传至今有绘赵佶于松下弹琴的《听琴图》，图中赵佶穿玄色袍，所弹为一仲尼式琴，可能即春雷的原型。

　　金灭北宋后，金人将掠夺自宋宫的珍宝，装了2050车，运往燕京。“春雷”琴也随之来到了北京，成为了金帝宫中的第一琴，被收藏于承华殿中。金章宗死后，以此琴陪葬。

　　在地下埋了18年后，古琴“春雷”又复出于世间，成为了元代宫中的珍宝。后来，“春雷”琴被赏赐给了元朝丞相大琴家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曾将其赠予老师万松老人。以后，“春雷”琴又复归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以后其琴又归赵德润所有。

　　明朝时，“春雷”传入明宫之中。到了清朝，“春雷”琴流传到裕亲王府中。以后，该琴又流出府外，后来为满州大琴家佛诗梦所得。后来，佛诗梦又将“春雷”琴传给了他的入室弟子北京大琴家汪孟舒（汪精卫的长兄）。这张古琴又成为了汪氏的传家之宝。现“春雷”琴再经辗转被北京琴家郑珉中收藏。

　　秋波

　　著名古琴“秋波”传为唐代制品，体制为蕉叶式，在其琴体的龙池上有隶书“秋波”二字，并在凤沼上有“戛玉鸣金”篆文印，上并有嘉庆年间重修时的题记。琴的通体断纹为“蛇腹纹”，古色历经风雨，已呈斓斑状。

　　此琴的流传过程较少记载。据传曾为宋代杨万里（诚斋）收藏过。民国时期，这张古琴归广东香山人李蟠所有。李蟠曾任孙中山侍从之职，此琴据说为其家传宝物，所以他的斋名为“秋波琴馆”。李蟠的曾祖父李遐龄是道光咸丰间著名诗人，喜收藏，并罗致有大量的珍贵器物。这张“秋波”琴大约是李蟠的祖父所藏。现在，这张琴下落不明。（据说仅在1947年出版的陆丹林所著的《革命史谭》中收有《琴书自娱的李仙根》一文中略有述及此琴）。

　　天蠁

　　“天蠁”古琴传为唐代成都著名斫琴名家雷氏所制。这张古琴琴体的龙池上有玉筋篆“天蠁”二字，下有“万几永宝”印文，铭文如下：式如玉，式如金，恰我情，绘我心，东樵铭。这张古琴传为唐代大诗人韦应物所有。此琴流落过程一直未见披露，仅知在嘉庆年间一位姓石的秀才以千金购归岭南。清代广东南海人叶应铨《六如琐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天蠁琴闻本是昭烈帝（南明）内府之物，明末流落民间，道光间先君子曾用五百金典来，偶因不戒失手，琴腰中微断，幸其声音无恙，不过略为久亮耳。后典者赎回，复闻入潘德畲家，筑天蠁琴馆藏之。今潘氏籍没，此琴又不知如何矣。”

　　潘德畲即潘仕成，是广州著名的园林海山仙馆的主人。海山仙馆于同治末年被清政府籍没，并将园林及藏品以**形式出卖。这张驰名的古琴于是就流散到民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琴界人士都认为这张古琴乃是宋代时期斫制。广东富商黄永雩以重金收得此张古琴，大喜过望，并将自己的书斋以这张古琴的名字命名为“天蠁楼”，并请著名学者叶恭绰先生为题。他自己的诗词集也命名为《天蠁楼诗》、《天蠁词》。

　　同是广东人的文献家黄慈博有《风入松》以吟咏此琴，其中有“成连一去海云冥，无奈远峰青，么弦欲奏水清曲，怕鱼龙，睡里愁听。”黄慈博是一位爱国商人，喜好收藏文物，对传统的文物器皿尤其重视。他对当地的慈善教育也是不遗余力。后来土改时期，被工作队定为奸商、地主，险些丧命。后来，南海农会认为他并非什么罪大恶极之人，也没有什么血债民愤，于是建议改为罚巨款释放。黄慈博随即贱卖了大量藏品才抵交了罚款。这样，这张古琴与其他重要的文物一起归入到了广州博物馆。现在，有的琴专家认为该琴系明代所制。这种争论无论结果如何，并不能否认这张古琴的名贵。

　　绿绮台

　　“绿绮台”为唐代所斫制的名琴。以此命名的古琴有两张，一为武德琴，一为大历琴。大历为唐代宗年号，大历琴制于大历4年，即公元769年，此琴在清初还有所闻，后不知所踪。

　　武德琴制于武德二年，即公元619年，体式为仲尼式，琴体通体的断纹为牛毛纹。琴体龙池上以隶书刻“绿绮台”3字，无其它铭文。这张古琴在清末已残其首尾，40年代时这张古琴已经不能弹奏。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这张古琴为明武宗朱厚照所有。朱厚照是明代典型昏君，曾专设“豹房”等以专门享乐。这张古琴后来为明末诗人邝露所得。邝露工诗能琴，其居“海雪堂”中所藏文物甚多，最珍惜者为两张古琴即“绿绮台”及“南风”。其中“南风”琴为宋琴。邝露出游一般都要携带这两张古琴。有时穷困得不行的时候，他也将琴暂质于当铺，等有钱时再赎回来。他的诗句有“四壁无归尚典琴”，说的就是这方面的事情。明亡后，邝露从容殉国，两张古琴遂流落于市上。后为叶龙文以重金购得。这张“绿绮台”琴由叶龙文后人保存了数代。到道光末年后，这张古琴被东莞人张敬修购得。

　　张敬修购得“绿绮台”琴后专门辟“绿绮楼”来保存。张氏家族喜好风雅，其侄张嘉谟、孙辈张崇光等都是书画名家，名园名琴，传为一时佳话。民国初年，张家亦逐渐中落，琴亦以破残不堪修复而售于同邑邓尔雅。邓尔雅字万岁，是杰出的书法家、篆刻家，他与张家素有交往，深知此琴的意义，因此他所得虽是一张朽琴，却视同性命，自己作诗屡次提到此琴。

　　据传有一种叫做虞美人草的植物对古琴有欣赏能力，懂得古琴的音律。古人演奏某一个曲子时，虞美人草会十分激动，枝叶都会自然地摇动起来。据说，这是在合着琴声的节拍和旋律，高兴地翩翩起舞。这个曲子后来被人命名为《虞美人曲》。

　　唐代之前，弹琴的人一般自己都会制作琴。后来，弹琴的人多了，便有了专业的制琴人。制琴的专家对琴的制作在选材、造型、昕制、上漆等各项工艺，都有较高的要求。隋文帝的儿子杨秀在四川当官时，据说他自己就会制作古琴。唐代宰相李勉也很热衷于制琴。

　　在民间，唐代制琴最有名的是四川的雷氏，世代造琴，以雷威最有名。雷氏家族除了雷威制琴外，还有雷霄、雷俨、雷珏、雷文、雷会、雷迟等。雷氏造的琴被称为“雷我琴”。他们都在自己制作的琴全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当时四川还有一位制琴名手叫郭谅。江南当时也有制琴的名手如沈镣和张越。雷霄与郭谅齐名。

　　据传，古琴虽然用桐木制作，但是桐木必须保存多年，使水分都干透。这样，琴的声音才激扬优美。

　　唐代初期遗留下来的一张雷氏琴，木头已经枯朽了，差不多已经不起指头的按抚。可是，它的声音却还非常清脆。还有一张保存下来的张越琴，传说是用古墓里破旧的杉木棺材板制成的，琴声非常刚劲挺拔。有一个和尚保存一张琴，是用碧珠做琴微，纹石做琴轸，琴轸是较正琴弦音高的轴。制作的规格和音韵都达到了高妙的水平。琴腹有李阳冰写的篆书数十个字，大概意思是说这张弦的来历：在南溟岛上得到一段木材，名叫伽陀罗，木纹象银末，坚硬如石，叫人制成了这张琴。篆书写得古老苍劲。伽陀罗是一种稀有的木材。

　　传说伏羲氏制琴十分讲究。他认为凤凰是百鸟之王，不是梧桐树就不会在树上栖落，于是认为梧桐是非常优良的木材。他制琴的时候，叫人把梧桐砍来，要选择三丈三尺高的，然后截成三段。这三段的意思表示天、地人三才。选木料时，他先取来一段，敲一敲，如果声音太清，认为木质过轻了，不要；再取另一段，敲一敲，声音要是太浊了，认为木质过重了，又不要；最后，再取来不轻不重的一段，用手指弹一弹，声音清浊相当，轻重也适宜，便把这木材送进流水中，泡浸七十二天，然后，取出来阴干，再请高级的匠人制成古琴。

　　作琴的材料十分讲究，要求材料具备轻、松、脆、滑等特点。

　　古琴的琴面一般是用桐木做的，梓木为底。用木头做琴轸，涂上漆，用金属做琴微。据说最好的琴弦是用冰蚕的丝做的，叫做冰弦。

　　琴身用梧桐木制成后，涂上了漆，时间久了，漆面发生断裂，这叫断纹。断纹的种类：蛇腹纹；有象流水，有象牛毛、梅花、冰纹，等等。断纹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漆木、灰、胎的制作而引起的。古旧的年代多少，有经验的人可以从漆纹断裂的情况来断定。

　　古琴讲究爱护：受潮和曝晒都会使琴身变形，琴的声音也变坏。古人说琴有六忌：忌大寒，忌大暑，忌大风，忌大雨，忌迅雷，忌大雪。

　　古琴式样：

　　历代名琴有十四式：伏羲式、神农式、黄帝式、虞舜式、孔子式、师旷式、俞伯牙式、钟子期式、闵子式、师曹式、王刚式、秦钰式、汉绮式。

　　历代沿用下来的有仲尼式、联珠式、落珠式、落霞式、蕉叶式。

　　古人将古琴称为“雅乐”，是属于有道德的君子所有。这种乐器可以修身养性，使人心地纯洁，养成高尚的情操；还可经防止邪恶的东西侵蚀人的心灵。

　　古人很重视古琴的价值，在制作古琴时，有意识地让琴制的长短尺码来象征着天地六合等，说明古琴的高尚，是天经地义的。

　　古琴流变

　　（一）古琴的始作与定制时代

　　文献记述：伏羲或神农氏“削桐为琴，绳丝为弦”，是琴的创始，继之有“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的记载，说明当时琴是有五根弦，已具有“宫商角征羽”五音，这大约是在原始社会时期，也就是七弦琴的原始阶段。其后进入了周朝，经过文王、武王在琴上各增一条弦，成为七条弦，解决了旋宫转调的需要，使古琴的音乐功能达到最高阶段，事实证明，古琴自七弦定制，使之成为一件完备的乐器了。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墓出土了十弦琴，湖南马王堆献侯墓又出了一具与之相似的七弦琴。有的音乐史家将两地出土的琴说成是今天七弦琴的原始形态，因此它音乐功能不高，认为它们是法器，是巫师师矌用的法器，琴体完成定型化是约在春秋之世发端，魏晋之际完成的新奇看法，从而否定了西周民歌集《诗经》当中的有关琴的记述，否定了“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是琴与其它乐器的合奏，否定了七弦琴的悠久历史，说七弦琴的形成比琵琶还要晚几百年。如果这个论点成立则“士无故不撤琴瑟”、“丧服祥鼓素琴”就不能成立了，如果《诗经》、《礼记》不可信，那《韩非子》、《淮南子》又何足为凭呢？可见七弦琴魏晋之际形成之说是不能成立的，曾侯、献侯墓的琴，是琴的一种，而不是七弦琴的原始形态。从山东女郎山战国墓出土的彩绘鼓琴俑与四川绵阳出土的东汉弹琴俑的古琴形像可以证明，战国到东汉的琴并不是擂鼓墩，马王堆战国到西汉琴的样子，就从头到尾整体的音箱而论，山东、四川陶俑所弹的琴和流传至今的七弦琴是一脉相承的，曾侯、献侯的琴并非七弦琴的原始形态。若问今天七弦琴的原始形态，它就应该与女郎山陶俑之琴的样子，不过安五根弦而已。

　　二）古琴与唐琴流传于世的缘因

　　要说明弦乐器中只有古琴传世的缘因，必须上溯到七弦琴定形之初的西周，武王灭商建立了周朝统治之后，为了巩固政权，安定社会，大力推行礼制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倡音乐特别是琴乐，用以陶冶人的性情，所以《礼记》中才有“士无故不撤琴瑟”和“丧服祥鼓素琴”的规定。本来当时居丧是要撤琴瑟，不举乐的，郤又规定居丧一年后可以弹没有纹饰的素琴，其用意古人解释说：“礼之所不作而乐作焉，正声入乎耳，而人皆有事父事兄事君之心”。说穿了，就是“寓教于乐”。在西周实行礼乐教化的对象主要是士，通过士来贯彻普及，而礼乐乐主要是古琴，于是琴和士就建立了与其它乐器不同的特殊关系，从“士无故不撤琴瑟”的要求变为自觉的行动，所以后栈来才有“琴书剑佩不离左右”的现象。在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古琴依然在弦乐器中、甚至在一切乐器中，处于特殊的地位，所以在明朝抄严嵩家的清单《天水冰山录》中还证明这样一个问题，其中古琴，包括新的“时琴”在内，都是与古籍、书画一样，逐件开列名单上缴朝廷，而其它乐器筝、琶之属，写明共若干件，折合银两若干，通通给作价处理了，这就是传世古乐器中只有古琴的缘因。所以今天明琴多如过江之鲗，欲求一面明朝琵琶皆不可得了。

　　至于传世古琴中何以唐琴最古？这也是必须交待清楚的问题。

　　由于传世古琴中，最古的琴是唐代的遗存，于是令人产生了错觉，认为古琴音乐到唐代才成熟，这样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否定古琴的悠久历史传统。他不是文物工作者，对传世文物状况不了解，今天所见到的原始社会的石器、陶器，三代的青铜器、玉器、以及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的文物，除了碑刻石窟造像是两汉北魏以来所遗，绘画、古琴为唐代所遗者外，其它器物，皆非传世品，而是不同时期的出土文物，古代的宗庙重器都没有一代一代的继承下来，独“舜在床琴”的琴，孔子的琴，司马相如、蔡邕的琴流传下来了，岂不成为怪事！虽然历代种种器物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从古代遗留下来的文献可以知道古代的历史发展，而且正在被出土器物所证实，商王朝的世家已被出土的甲骨文所证实，如果没有史书的记载，又从何而识别甲骨文刻的是商王世家呢？三代的鼎彝、越窑青瓷不都从文献中获得认识的，所以否定文献，割断历史是非常错误的。

　　传世古琴何以未见魏晋之遗而有唐代所作？这是由两个缘因形成的，其一是天灾人祸的破坏，当秦灭六国，画纳其珍藏于阿房宫中，被楚人一炬，化成焦土，清入关接明朝宫定府库，仅圆明园的藏琴，据宫中档案记载不下百数十张，至英法联军侵略，名图遭洗劫焚烧，名园珍藏均化为乌有。只要翻开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就知道战乱中保存下来的文物是何等可贵了。其次是琴制作本身极易损坏，收藏不善，一旦受潮，不免木料变形，漆皮剥落，原音消失而被弃去，即使世家子弟，对于家传古琴，因不擅琴，亦不免将其弃置于薪柴煤炭之间任其毁灭，这就是唐以前古琴未得传世的缘因所在。到唐代时期，音乐因受到皇家重视得到飞跃发展，擅长鼓琴的名琴辈出，斫琴名手亦应时而生，诸如蜀之雷霄、郭谅、吴之张越、沈镣，是盛唐时期名噪一时的斫琴巨匠，此外还有冯超、娄则、李勉及三慧大师等人也是享名一时的高手。陈拙《琴书》说：“唐贤所重为张雷之琴，雷琴重实，声温劲而雄，张琴坚清，声激越而润，可见他的所造的琴，声音是超越前代的，这是被保存下来的一个缘因。特别其中西蜀雷氏祖孙三代、兄弟伯仲皆以制琴为业，影响尤为深远。他们所制之琴，不仅为唐人所重，尤为其后的宋儒所珍赏，“好古敏求”，欧阳修《三琴记》之后的事例是比较多见的，这些记述，为后人辨别唐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宋以后，琴乐发展，斫琴术随之提高，名手辈出，名琴传制在好古之风风行之下，唐代以后的古琴遂得以流传至今。从周密的《云烟过眼录》中记录的古今名琴来看，流传至今者己寥若晨星了。

　　（三）唐琴典型器的发现

　　对于传世唐琴的认识，无论是前辈古琴大家，还是当今的琴人，都是有一个过程的。以大琴学家杨时百来说，他在一九一一年写《琴粹》时说：“读欧阳公三琴记，唐琴在北宋时已不多得，况更历千年乎，宜乎今日唐琴如凤毛麟角也。”八年后写《琴余漫录》说：“予向以为唐琴如凤毛麟角，今乃知并不罕靓”。又过六年在《藏琴录序》中说：“今天大唐琴多矣！然求其音韵全美无少疪累者，千百中不得一二，”在十四年间他对唐琴遗存的认识有如比巨大的变化，主要是鉴定方法使然。从他论着中可以知道，他鉴定古琴一个是凭声音木质，一个是凭腹款提跋，这两者结合好了，有时可以作出正确的鉴定结论，比如他对佛霍汀藏的“九霄环佩”是定为唐物无疑，并明确表示十年不得九霄环佩为恨。他在《藏琴录》中讲“玉振”印时说：“独幽池也内刻太和丁未，大圣遗音刻至德丙申，飞泉外刻贞观二年，皆鸿宝也。”的论点就是十分正确的。这几张琴确是唐朝的制作，然而《藏琴录》中所记唐琴有的是根据腹款铭刻定的，有的凭声音木质定的，就完全错了。其后的琴家也发现九霄环佩和三件鸿宝与其它唐款之琴确有不同，于是又提出宫琴野斫之议，鸿宝与九霄环佩之类为宫琴，其余为野斫的观点，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后期。在发现鸿宝中的至德丙申款琴为中唐器，太和丁未款琴为晚唐器，晚唐之作不及中唐浑厚，九霄环佩比中唐浑厚，应是盛唐之作。并有鸿宝中的贞观二年印，系后刻，腹中无款字，琴背池之两旁有原刻篆书铭文三十二字中，有“至人珍玩，哲士亲清，达舒蕴志，穷通幽情”之句，显然不是皇家琴上所宜有，而至德丙申四字款琴的铭文为“峄阳之桐，空桑之材，凤鸣秋月，鹤舞瑶台”，比之前者铭文显然是两种气象。可见有四字腹款者为宫琴，没有腹款当系野断。据唐人记载，“明皇返蜀，诏雷俨待诏襄阳。”雷俨以制琴为业，出自一人之手的琴必有共同风格，其不同只是为皇家所作与待价而沽之别而矣。于是在一九七八年琴学丛书中肯定的这四张唐琴就成为盛唐、中唐、晚唐琴的标准器，同时也是雷氏琴中宫琴野斫的典型，根据这个典型，计发现盛唐琴二张，中唐琴六张，晚唐琴七、八张，其中宫琴四张，野斫十二张。雷氏琴十二张，非雷氏琴四张。当然唐代斫琴名家并不会只有上述八家，而最有名的是吴蜀四人，就以吴之张越来说，文献记载只见到三条，一是“材分短小”，二是“形如简瓦”，三是“张琴坚清，声激越而润”。此外还有什么，就以这三条对照传世古琴中，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件能够与之相对应的，当年欧阳修所藏的三张唐琴，是雷氏，张越、娄则之作，都是凭款字，今天没有一张具有唐琴的时代风格，又有张越腹款或与文献所记的三点相合的琴，研究工作只能根据文献与实物，而不能从愿望出发，鉴定文物要根据标准器对比，这是画人皆知的事。据唐朝人说：“雷琴重实，声温劲而雄。”雷氏自家评价说：“选材良，用意深。五百年，出正音”。唐朝人说：“张琴坚清，声激越而润。”制成之初即响亮激越，五百年后会不会向空虚发展？是否由于声音变化而逐渐不受重视于人，郭、张、沈、冯、娄、李及三慧大师之作，皆不可见，独有雷琴流传于世也是不可能的，不过雷琴以外的四张琴未有一件与张琴三项特点相合者。

　　（四）唐代以来七弦琴形制特点的变化

　　唐代不同时期的琴，在形制上有变化。这在九疑山人杨时百的著作中所著录的“九霄环佩”、“大圣遗言”、

　　“独幽”和“飞泉”琴上都有反映，它们都是唐琴的标准器。大圣遗音的腹疑刻“至德丙申”为唐肃宗至德元年，是中唐之始，其琴形制浑厚、表现在面板的弧度具有漫圆而肥之象，在项与腰的上下边楞削圆，使侧面减薄，与两侧之厚薄，接近一致，琴额之下由轸池向上斜出，使头的边沿厚薄与周边接近，经过这标处理的琴，虽厚而毫无蠢笨之象，这是中唐琴的突出特点。太和丁未“为唐文宗元年，是晚唐之始，琴制不及中唐浑厚，表现在面板的弧度发生了变化，略具当中高而两侧坡下之势，漫圆之象己失，项与腰虽因内收增厚，而面板由额至尾际的边沿坡度一致，故面板的项腰两处没有削圆之象，而底面上述两处与琴头之下，依然做成削圆与斜出，减薄的做法如故。九霄环佩琴，是具有雷氏第一代人创始的家法，据宋人考证，雷氏第一代制琴，始于唐开元之世，开元为盛唐后期，故九霄环佩较之大圣遗音尤为浑古，减薄的做法与大圣遗言相同。唐琴之肩俱自三徽始，腰由八徽至十一徽左右，足在九徽之下，龙池居于肩与凤翅之中，肩宽不小于二十公分，尾宽不窄于十四公分，这都是相同的。只是琴的通长尺寸有点变化，盛唐雷氏琴是一米二十三、四左右，而中唐琴多为一米二十一左右，晚唐琴则两种尺度都有。灰胎皆为纯鹿角霜胎，漆色为栗壳色、朱色、黑露紫色。断纹为小蛇腹、细纹、冰纹、大蛇腹间牛毛纹，琴背漆胎下皆施以葛布。造型有伏羲式、神农式、师旷式、仲尼式、凤嗉式、凤势式、连珠式。

　　五代琴究竟如何，目前尚难论定，有人凭琴背所刻的“洗凡”或“清绝”就吹嘘是吴越王的遗物，显然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的。有人说音乐研究所的“轻雷”是五代琴，也是错的，五代在北宋之前，不能造出与南宋风格相同的琴。五代琴只能是具有晚唐特点的。如十六张唐琴中的旅顺博物馆所藏的“春雷”琴，很有可能是五代琴。前辈琴人查阜西先生在为该馆鉴定藏琴时，对这张春雷琴写的书面意见，说它“漆糙均古，断齐而长，唐代物也，未必即宋内府原品，或民仿野斫，但绝不在五代之后。”十分清楚的指出这张琴是有唐琴特点的五代琴。今天将此琴侧面置于琴案之上，自首至尾皆与案面相接触，而唐琴伏羲式之琴头则未触及案面，宋斫伏羲式琴首亦与桌面接触，其为五代之遗风也。查阜西先生之说，信不诬也。如此，则所见十六张唐琴实仅十五张而已。其中雷氏琴外的三张是否还有五代之作，尚待深入研究。

　　宋代是继唐朝之后的古琴发展时期，据《宋史》载：太宗曾下令改七弦琴为九弦琴，徽宗用魏汉津之说，造大晟乐，用一、三、五、七、九弦的五等琴，祭祀、朝贺的大乐中要用八十多张琴，仅七弦琴就要用二十三张。《画继》载：政和间宫中还有“琴院”之设，宣和殿还有“百琴堂”收藏古琴名琴。《格古要论》称：“宋置官琴局制琴，其琴俱有定式，长短大小不一，古曰官琴，但有不如式者，俱是野斫”。这是统治者古琴的爱好。

　 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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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榷

记载明代重要史实的编年体史书。谈迁撰。谈迁专长於史，鉴於明代历朝实录经史官垅断，曲笔聚讼，多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伪陋肤冗，艰辛寻访各种资料，广徵博采，力求徵信。天启元年(1621)始编著，先后六易其稿，初稿六年完成。顺治四年(1647)全稿被窃，又发愤重写，以三十馀年编成《国榷》一书。该书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书中敢於直书《明实录》避而不谈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实；对一些重要事件，常以个人和诸家的评论并列於后。其史实注意考订精审，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参考价值。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后金同明的关系的记载，尤为他书所少见。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十七年的史实，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书中叙事有的过於简略，有的事件前后记叙重复且说法不一。另外，封建正统史观、儒家天命论、佛道等迷信思想，在书中也有浓重反映。《国榷》原稿称百卷，谈迁死后仅有抄本传世，后经浙江海宁张宗祥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及崇祯一朝十卷本互相校补，加以标点，分为一百零四卷，又卷首别作四卷，共一百零八卷。1958年由古籍出版社分六册出版

1、孙嘉淦伪奏稿案。乾隆十五年，社会上流传所谓孙嘉淦伪奏稿。孙曾官至工部尚书，生性耿直，敢于犯颜直奏，因此社会上有人冒其名写奏稿，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过”（据后来所传，说奏稿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他南巡扰民，奢侈浪费和赏罚不公等）。乾隆大怒，说这“全属虚捏”，他下令各省督抚、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的炮制者和传播者。至同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就逮捕了嫌疑犯280多人。山东曾发现伪奏稿，山东巡抚以为“无庸深究”，被乾隆革职查办；御史书成上疏委婉提出劝阻，说此案旷日持久，“株连终所难免，恳将人犯即行免释”，乾隆阅后大怒，连降二道谕旨申斥书成为“丧心病狂之言”，书成被革职服苦役，此后无人敢谏

在继续追查中，有挟仇诬告，有畏刑妄承，有株连扰累，总之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抚鄂容泰，奏报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逾月，军机大臣在刑讯诱供中又得知南昌守备刘时达父子同谋。乾隆十八年三月，卢鲁生被凌迟，刘时达等俱定秋后斩决，家属照例连坐。办案不力的大员如江西巡抚、按察使、知府等俱被革职拿问，连两江总督、漕运总督也被牵连问罪。

其实此案疑点很多，卢的供词前后矛盾，他说伪稿是刘所供，但二人并未对质，又无其他证据，只是负责此案的官员怕担当“查处不力”的罪名，就仓促判决定案了。

乾隆虽未加罪孙嘉淦，但孙吓得心惊肉跳，面对身边哭泣的妻儿，自悔以前不该耿直敢奏，致使别人冒己名写伪奏稿。乾隆十八年，孙因惊惧而死。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正气傲首俱丧，以后敢于直言的就更少了

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胡中藻，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学士及广西学政等职，乾隆十八年，有人将胡所著《坚磨生诗抄》送乾隆处告密，说《诗抄》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乾隆大怒，认为这是“悖逆诋讪怨望之词”，日月合写为明字，是胡有意恢复明朝，指斥胡诗：“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前，是何心肝？”胡诗中还有“穆王车驾走不停”之句，乾隆又认为是胡讽刺他多次南巡，等等，据此推理，胡的整部诗抄就成为有系统的反清的书

胡中藻案又引发鄂昌案。鄂昌，满族人，是已故大臣鄂尔泰的侄子，历任广西及甘肃巡抚。因胡曾任广西学政，二人诗文唱和，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乾隆因鄂昌没有及时举报胡中藻而大怒，搜查鄂家，发现鄂的诗《塞上吟》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批示：满蒙本属一体，称蒙古人为胡儿，“此与自加诋毁何异？非忘本而何？”定案是：胡中藻斩首，鄂昌赐自尽，鄂尔泰的神位也被抬出贤良祠。乾隆又传谕八旗，应保持满族人骑射尚武传统，不得沾染汉人诗词习俗，玩物丧志，云云。

3、王锡候《字贯》案。王锡候，江西新昌（今宜丰）人，中举后九次会试都落榜，从此他心灰意冷，专心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检、识证都不容易，于是用数年的功夫，编了一部《字贯》，于乾隆四十年刊成后，被仇家王泷南告发，说他删改《康熙字典》，贬毁圣祖。乾隆一看，该书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则教人怎样避讳，即凡有康熙帝名玄烨、雍正帝名胤�、乾隆帝名弘�等字样时应如何改写以避讳。王锡候所教的方法是完全按官方规定，都用了缺笔处理，以示敬避。可是乾隆还认为该书没有按更严格的避讳方法（如“弘�”二字应写成“上一字从弓、从厶，下一字从�从日”等），于是勃然大怒，认为此实“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王被斩立决，家属按例受株连。江西巡抚满人海成，当初在接到王泷南控告后，立即上报，拟革除王锡候的功名。乾隆认为海成判的太轻，“有眼无珠”，被革职治罪。这个满洲大吏，以前因查缴出禁书8000多册，曾受到乾隆嘉奖，如今一着不慎，便沦为阶下囚。从此以后各省督抚大员及各级官员，遇到这类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在拟具处理意见时，就宁严勿宽，宁枉勿纵，以免被皇帝加罪

4、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案。徐为江苏东台县举人，生于康熙中叶，约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生前曾著有《一柱楼诗集》，死后十多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却被仇家蔡嘉树告发，子孙因而获罪。该诗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与“胡儿”谐音）搁半边”；“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等句都被乾隆认为是“叛逆之词”，说“壶儿”是讽刺满人；“清风”一句是指满人没文化。诗集中还有两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朝”二字本是指明天早晨，意思非常清楚，而乾隆偏说是指“明代”，因此这两句便被说成是怀念明朝。最后判决：徐及其子已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的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但仍以收藏“逆诗”罪论斩。最冤枉的是其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兄弟，因二人名字合成是“首发成濯”四个字，乾隆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草木凋零也”，遂认为此二人的名字是诋毁本朝剃发之制，以大逆不道之罪处死。

此前，江苏省布政使陶易曾接到蔡嘉树的告发，陶认为蔡是挟嫌倾陷，令其幕友陆琰批文将此案交扬州府查办。案发后，乾隆对如此处理震怒异常，陶被押解出京，被判斩监候，不久瘐死狱中。陆琰完全是办理上级交的公文，但也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曾为徐的诗文作序的、被认为办案不力的俱被杖一百，或革职或流放。

5、石卓槐，湖北黄梅县监生，在其所著《芥圃诗抄》中，有“大道目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经仇家告发，乾隆批道：“

6、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县生员程明湮在读《后汉书·赵壹传》中的五言诗“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句后批道：“古今同慨”四字，被仇家告发为以古讽今，判斩立决。

7、山东省寿光县民魏塾读史时，对一千多年前晋代大夫江统写的《徙戎论》作了一些批注。《徙戎论》针对晋朝时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人逐渐迁入中原居住的情况，建议把他们迁徙回原处，以使“戎晋不杂，各得其所”。此议未被晋政权采纳。魏塾对此加批注，说那时“在朝诸官俱是驽才猪眼，不用江统之论，遂酿成五胡之灾”。经人告发，乾隆认为五胡、戎狄等都是影射清朝，魏塾因此被判斩立决。

8、江西省德兴县祝庭诤为教儿孙识字并学点历史知识，手写成一本《续三字经》，经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该书“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如写元朝有这样几句：“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被乾隆认为是影射清朝，“明系隐寓诋清”，结果已故的祝庭诤被开棺戮尸，其子及16岁以上的孙辈均被斩立决。

9、乾隆四十四年，安徽和州的戴世道被人告发其已故的曾祖父戴移孝所著《碧落后人诗集》和已故的祖父戴昆所著《约亭遗诗》中有“悖逆”句，如“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被乾隆认为怀念明朝，咒骂本朝强迫剃发，“卜太平”一句被认为是“暗指今日不太平，不然何用卜乎”？就这样，戴移孝、戴昆虽死去数十年，仍被开棺戮尸，戴世道受祖先之累，被斩立决，其子侄多人亦被斩监候。

10、清初浙江仁和县人卓长龄亦因诗中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等句。被人告发，乾隆判为逆诗，乾隆四十七年卓及其子虽已死多年，仍被开棺戮尸，其孙卓天柱等被斩立决。

11、乾隆二十一年，江苏大灾，庄稼歉收，米价暴涨，灾民无以为生，而贪官污吏只顾自己享乐，置灾民于不顾。常熟人朱思藻十分气愤，乃将《四书》凑集成文，题为《吊时语》，抨击贪官。乾隆认为这是“侮圣非法，实乃莠民”，朱被杀，凡看过《吊时语》而未告发的也被严惩

背弃即位之初的诺言

雍正在位13年，制造了查嗣庭等十多起文字冤狱。乾隆可能是为了记取历史教训，在他即位初年，颇表现了某些开明。大学士鄂尔泰曾奏请回避御讳。乾隆说：“避讳虽历代相沿，而实文字末节，无关大义也。”他宣布：“嗣后凡遇朕御名之处，不必讳。”如遇“弘�”二字，“上一字着少写一点，下一字将中间禾字，书为木字，即有避讳之意矣”。

乾隆还曾说，“（朕）自幼读书宫中，从未与闻外事，耳目未及之处甚多”，要求群臣“各抒己见，深筹国计民生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毋欺毋隐”，“即朕之谕旨，倘有错误之处，亦当据实直陈，不可随声附和。如此则君臣之间，开诚布公，尽去瞻顾之陋习，而庶政之不能就绪者鲜矣”。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认识到这一点，并能向群臣公布，真是不容易的。

乾隆元年，监察御史曹一士曾上《请宽妖言禁诬告疏》，指出康熙、雍正时期文字狱的弊病：“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时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违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若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也。”

曹御史冒犯陈言，对清王朝康、雍两代的文字狱造成的祸害条分缕析，切中时弊。也可能受曹御史此奏疏影响，在此后的十多年间，文字狱较少见，但在乾隆十五年以后，即孙嘉淦伪奏稿以后，他就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不只不许臣民“据实直陈”他的“错误之处”，而且对臣民的诗文吹毛求疵，断章取义，随意附加“影射讥讽”等罪名，杀人无数。乾隆言行矛盾，于此可见。

一般认为，乾隆四十七年以后，文网稍宽，对下面官员或因邀功或因畏罚而送上来的文字狱案，乾隆有时批示：“朕凡事不为己甚，岂于文字反过于推求？”“毋庸深究”等。也有人侥幸逃过此难的。

但纵观清史，康熙、雍正、乾隆相比，在制造文字狱上，应说以乾隆为最甚。

按《大清律例》规定：“凡谋反及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男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姐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还有史料说：罪人家的十五岁以下男幼童可免死，但在给付功臣之家为奴之前，俱应先予阉割，十分残忍。上述许多以“悖逆”罪判决的文字狱，大都是按此处理。御史汤先甲曾上奏折，建议：凡收藏野史之类的案件，不宜视为大逆而过分诛求，结果被乾隆严加申斥，将原奏折掷还。自后无人敢再提。

乾隆更一再下令各省督抚大员和各级官吏，搜查禁书。对于有积极表现的，就奖励升官；对于不积极的，就予以申斥治罪。因此各级官员都战战兢兢，到处搜查禁书，翻箱倒柜，弄得各州县乡里骚然。官员们在处理案犯时也就无限上纲，宁枉勿纵，而何谓“悖逆”，何谓“禁书”，又没有个标准，所以奸人就可以乱加解释，挟嫌诬告，或因敲诈不遂而告发。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势必产生一批文化鹰犬，如浙江巡抚觉罗永德在乾隆三十三年向皇帝密报：“为查获行踪妄僻，诗句牢骚可疑之犯……臣谆饬各属，不论穷乡僻壤，庵堂歇店细加盘诘。”官府尚且如此，一些无耻文人更为虎作伥，用各种卑鄙手段获取告密材料，以为自己升官发财进身之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鲁迅也说：“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在这种文化专制恐怖主义之下，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不得不声明，此书大旨言情，不敢干涉朝廷，都是些“贾雨（假语）村言，甄士（真事）隐去”，其良苦的用心都是为了躲过残酷的森严文网。当时的士人绝大多数也终日战战兢兢，提心吊胆过日子，更不敢言创新和改革，只能谨守“祖宗之法”，终日揣摩上意，歌功颂德，唯唯诺诺。

大清建国以来，对中原民族不但在军事上予以残酷杀戮，而且在经济上大肆掠夺破坏，尤有远见的是大量炮制文字狱，大搞文化压迫。早在清军入关不久，清廷就开始了对中华文化的压迫摧残。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人黄毓祺被告发写有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抄家灭门戮尸，儿女发配给旗人为奴。顺治四年(1647年)，广东和尚释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以私撰逆书的罪名流放沈阳。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是目无“正统”的“不赦之条”。由此清廷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这就是最早的言论审查专制。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至于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干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中华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彻底摧毁中华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中华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中华弄成完全顺服的走狗！满清统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狱；所“汉化”深者：工于心术而极力摧残中华，尤其中华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难怪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态度！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至于那些奴才走狗们说什么根据《高宗实录》(这又是一部可以唬人的著作)，这个《四库全书》是乾隆帝亲校(够他校一辈子的)，纪晓岚亲自三校。这除了给出版界、学术界增添些笑料还能说明什么呢？

愿为江水，与君同流。

你觉得爱情里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般配。

所以我才会觉得如此苦恼，我与孟柯，我们并不般配。

我读的是历史专业，孟柯读的是水产养殖专业，爱好兴趣不一样。我打小在县城里长大，来北京读大学之前连地铁都没坐过，孟柯从初中开始寒暑假便跟着父母满世界地旅行。我们的星座也不搭，我是十二星座里最感性的双鱼座，孟柯是务实理性的摩羯座。

除此之外，还有……我能找到一百条我与孟柯不般配的理由。

我决定同孟柯分手。

他当时正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接到我的电话从实验室走出来。我站在走廊上等他，见到他出来以后，放下了电话：“孟柯，我们分手吧。”

他身上还穿着实验室里的白大褂，微微愣了愣。

我把想好的理由说了出来：“我觉得我们并不般配。”

孟柯看着我：“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伴侣是般配的呢？”

“很多啊，钱钟书和杨绛，霍启刚和郭晶晶，天作之合，神仙伴侣。身边的人？身边的人我最羡慕的，肯定是钟教授和他的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