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过听杀人，自拘当死。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辞不受令。文公曰：“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离曰：“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

--《史记·循吏列传》

2． 案情今译

李离是晋文公的司法官，由于过失而错判了死罪，于是把自己拘禁起来，认为应当受死刑。晋文公说：“官位有贵贱，处罚有轻重。你手下的官员有了过失，并不是你自己犯了罪。”李离说：“我官做得大些，并没有让位给手下。领受的薪水也比下属多些，并没有与他们分利。今天审理案件错杀了人，就把罪责推诿给属下，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事。”不接受晋文公的赦令。晋文公说：“你认为自己有罪，那不是也说我有罪了？”李离说：“有关司法官员法律规定，判刑有了错，就应当受到与错判的刑罚同样的处罚，如果错判了死刑，就应当受到死刑的惩罚。晋文公您觉得我能够辨别细微之处、判断案件的疑难之点，因而任用我作司法官。现在我审案出现了疏漏，错误地杀了人，这是死罪。”因此坚决不接受赦令，用剑自杀而死。

3．法律评析

我国司法机关与司法官吏的历史非常悠久，某种程度上讲，它的历史比法的历史还长， 正因为有了司法官吏对不断重复的相似的事件作相同的处理这样一个司法实践，才会有法律规范的诞生。我国古籍中关于皋陶作刑、舜命皋陶作士、执行五刑均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应该就是司法官员与法律诞生历史的一种反映。由于“刑起于兵”，法的起源与兵、军队、军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最早的司法官吏并非专理司法，而往往同时又是军队的首领，因而早期司法官吏的名称和军事首领有关，如关于皋陶的记载，既有称其为“士”，也有称其为“理”的。夏朝的司法机关开始系统的建立，分别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在中央称之为大理，掌管全国重要案件的审判。地方的司法官吏也有士和理两种称谓，既理军政又理狱讼。商代的司法机关承袭夏代而略有变化，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为“司寇”，也是一种军职名称。地方由于实行分封制而有所不同，由中央管理的畿内由“士”掌管，而由诸侯控制的畿外的司法由诸侯自行决定。周代的中央司法机关是大司寇，其下有司寇直接审理案件。王畿之内的乡、遂各级设士，既理政务，又兼理狱讼。诸侯国也设立了自己的司法机关各级，但名称各不相同，有司寇、士、理、司败等称谓。本案中晋国的司法官即称为“理”。

中国历史上一直十分重视用法律来保障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据《尚书·胤征》载，早在夏代就有了“政典”以规范国家机关的运转，用刑罚手段来惩治渎职与失职官吏。商初也制定了专门规制官吏的《汤之官刑》。西周对司法官员的选拔任用都作了规定，要求“惟良折狱”，即用善良正直的人审判案件。对各个司法官吏的职责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对审判官员的要求也严格起来，要求必须兼听双方意见，并创立了“以五声听狱讼”，要求司法人员在审判案件时注意观察当事人的言语、脸色、气息、声音、眼神等各个方面。总结审判经验，把心理学运用到了审判中。同时，对司法官吏的责任也严格起来，规定了“五过之疵”[1]，唐孔颖达《尚书正义》解释道：“《释古》云：‘疵，病也’。此五过之所病，皆谓狱吏故出入人罪，应刑不刑、应罚不罚致之。”对于司法官吏依仗权势、私报恩怨、暗中牵制、敲诈勒索、贪赃枉法等五种枉法行为的惩罚是“其罪惟均”[2]，即“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罚不刑，使得在于五过，妄赦免之，此狱吏之罪与犯法者同。”[3] “五过之庛”是故意加重或减轻对罪犯的惩罚，是故意犯罪，官吏要受到与犯法者同罪的惩罚。本案中的“过听杀人”是由于过失而错误地判处了死刑，应该说与“五过之疵”的故意犯罪有本质的不同，但李离所引的法律“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则没有区分故意与过失。因过失而错误地判处死刑杀了人就是死罪，这对司法官吏的要求较“五过之疵”提高了许多。

向春字体元，号野厓，普洱人。是书推衍《皇极经世》旧说， 立占卜之法，惟论干支生克，五行制化。盖方技家言，非说《易》之书也。自称 六卷而隆庆二年邓世芳序称八卷，与此本合。据世芳序，是书一刻于大理，再刻 于京师。及在武定，又集前刻之未备者刻之。盖自序乃初刻时作，此则增定之本 耳。

　　(秦孝公用卫鞅。鞅欲变法，孝公恐天下议己，疑之。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智之虑者，必见傲于人。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人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人而教，不劳而功成；缘法而理，吏习而人安。”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常人安于习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贽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修礼无邪。”卫鞅又曰：“治代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遂变法也。)

　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因其时而建功立德焉。(孟子曰：“虽有磁基，不如逢时；虽有智能，不如逢代。”范蠡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语》曰：“圣人修备以待时也。”)

　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霸用权智。”(说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而无刑罚，谓之帝；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兴兵众，立约盟，以信义矫代，谓之伯。

　文子曰：“帝者，贵其德也；王者，尚其义也；霸者，迫于理也。道狭然后任智，德薄然后任刑，明浅然后任察。”议曰：夫建国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

　五帝以上久远，经传无事，唯王霸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秦汉居帝王之位，所行者霸事也。故以为德之次。)

　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

　(论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匹妇蚕之，年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数口之家，耕稼修理，可以无饥矣。鸡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时，老者可以食肉矣。夫上无贪欲之求，下无奢之人，藉税省少而徭役不繁，其仕者，食禄而已，不与人争利焉。是以产业均而贫富不能相悬也。”)

　然后教以礼仪。

　(故明王审己正统，慎乃在位。宫室舆服，不逾礼制，九女正序于内，三公分职于外。制井田以齐之，设诸侯以牧之，使饶不溢侈，少不匮乏，然后申以辟雍之化，示以揖让之容，是以和气四塞，祸乱不生，此圣王之教也。)

　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

　(虞帝先命禹平水土，后稷播植百谷，契班五教，皋陶修刑，故天下太平也。)

　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

　(王者，父天母地，调和阴阳，顺四时而理五行，养黎元而育群生，故王之为言，往也。盖言其惠泽优游，善养润天下，天下归往之，故曰王也。)

　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着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

　(夫霸君亦为人除难兴利，以富国强兵，或承衰乱之后，或兴兵征伐。皆未得遵法度、申文理，度代而制，因时施宜，以从便善之计，而务在于立功也。)此霸者之术。

　(王道纯而任德，霸道驳而任法。此优劣之差也。)

　《道德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文子》曰：“所谓无为者，非谓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谓其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故曰：“智而好问者圣，勇而好问者胜。乘众人之智，即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即无不胜也。故圣人举事，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也。)故曰：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泛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原马，服騊駼。孔、墨，博通也，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出险阻。

　由是观之，人智之于物，浅矣；而欲以昭海内、存万方，不因道理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远。故智不足以为理，勇不足以为强，明矣。然而君人者，在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

　(《吕氏春秋》曰：“昊天无形，而万物以成；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也。”)

　夫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之使。至精之感，弗召自来。待目而昭见，待言而使令，其于理难矣。

　(《文子》曰：“三月婴儿，未知利害，而慈母之爱喻焉者，情也。”故曰：言之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又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也。)

　皋陶喑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师旷瞽而为大宰，晋国无乱政。

　(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不言之令，不视之见，圣人所以为师。此黄老之术也。

　(《文子》曰：“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可更；事犹琴瑟，每调终而改调。故法制礼乐者，理之具也，非所以为理也。”

　昔曹参相齐，其治要用黄老术，齐国安集。及代萧何为汉相，参去，属其后相曰：“以治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由是观之，秦人极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狱繁。此其弊也。《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正。”参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扰其末也。太史公曰：“参为汉相，清静寡欲，言合道意。然百姓离秦之酷扰，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议曰：黄老之风，盖帝道也。)

　孔子闲居，谓曾参曰：“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守也，则必折冲千里之外；其征也，还师衽席之上。”

　曾子曰：“敢问‘七教’？”

　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敬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亮，上亲贤则下择交，上好德则下无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此之谓七教也。”(七教者，治之本也。教定则本正矣。凡上者，人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也？)

　昔明王之治人也，必裂土而封之，分属而理之。使有司月省而时考之，进贤，退不肖。(然则贤良者悦，不肖者惧矣。)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悌，选才能，此七者修，四海之内，无刑人矣。

　上之亲下也，如腹心；则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其于信也，如四时；而人信之也，如寒暑之必验。故视远若迩，非道迩也，见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此之谓“明王之守，折冲千里之外者也”。

　(议曰：昔管子谓齐桓公曰：“君欲霸王，举大事，则必从其本矣。夫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缓其刑，举事以时，则人安矣。”此谓修本而霸王也。)

　曾子曰：“何谓‘三至’？”

　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理；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何则？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既知其实，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则天下之明誉兴焉，此谓之“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所谓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也。)故仁者莫大于爱人，智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能官。有德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此之谓“折冲千里之外”。(夫明王之征，必以道之所废，诛其君，改其政，吊其人，而不夺其财也。)故曰：明王之征，犹时雨之降，至则悦矣。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言安而也。)。故扬雄曰：“六经之理，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

　此孔氏之术也。(议曰：孔氏之训，务德行义，盖王道也。)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为宫室，就陵阜而居，穴而处，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圉风寒。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不以为观乐也。故天下之人，财用可得而足也。当今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而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难理也。为宫室不可不节。(议曰：此节宫室者也。)

　古之人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暖，夏则不轻而清。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圣人作，诲妇人，以为人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足以为轻暖；夏则絺绤，足以为轻清；谨此则止，非以荣耳目，观愚人也。是以其人用俭约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当今，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由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此为观好也。是以其人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夫以奢侈之君，御僻之人，欲国无乱，不可得也。为衣服不可不节。”(议曰：此节衣服者也。)

　此墨翟之术也。(议曰：墨家之议，去奢节用，盖强本道。)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慎子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受赏者虽富，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富，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人之智也，所以去和塞怨也。故曰：夫君任法而不躬为，则怨不生，而上下和也。”)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卖兔满市，盗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虽尧舜禹汤，且皆加务而逐之；名分已定，则贫盗不敢取。故尧舜圣人之为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定分也。(《尸子》曰：“夫使众者，诏作则迟，分地则速，是何也？无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君臣同地，则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陈绳则木之枉者有罪，审名分则群臣之不审者有罪矣。”)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在制之有道故也。”)

　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设其本，臣操其末。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网，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网，用圣人之符，则万物无所逃矣。”

　(议曰：韩子曰：“人主者，非目若离朱乃为明也，耳若师旷乃为聪也。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者少矣，非不弊之术也。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身居深宫之中，明烛四海之内，而天下不能蔽、不能欺者，何也？匿罪之罚重，而告之赏厚也。”

　孙卿曰：“明职分，序事业，材伎官能，莫不治理。如是，则厚德者进，廉节者起，兼听齐明，而百事无留，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闻，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此操契以责名者也。”

　《尸子》曰：“明君之立，其貌庄，其心虚，其视不躁，其听不，审分应辞，以立于朝，则隐匿疏远，虽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长耳目，不行间谍，不强闻见，形至而观，声至而听，事至而应；近者不过，则远者理矣；明者不失，则微者敬矣。此万物无所逃也。”)

　动者摇，静者安；名自名也，事自定也。

　(议曰：《尸子》曰：“治水潦者，禹也；播五谷者，后稷也；听讼折衷者，皋陶也；舜无为也，而为天下父母。”此则名自名也。

　太公谓文王曰：“天有常形，人有常生，与天人共其生者，而天下静矣。”此则事自定也。)

　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

　(《尹文子》曰：“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无用，使不得用。用与不用，各得其用，奚患物之乱也？”

　《尸子》曰：“听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问其孰进之；有大过者，必问其孰任之，而行罚赏焉。且以观贤不肖也，明分则不弊，正名则不虚。贤则贵之，不肖则贱之。贤不肖，忠不忠，以道观之，犹白黑也。”)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议曰：夫暗主以非贤为贤，不忠为忠，非法为法，以名之不正也。)

　李斯书曰：“韩子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夫轻罪且督，而况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

　(商君之法，皆令为什伍，而相司牧，犯禁相连于不告者，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田宅妻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芬华。务于耕战。此商君之法也。)

　此商鞅、申、韩之术也。

　(桓范曰：“夫商鞅、申、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兵，守法持术，有可取焉。逮至汉兴，有宁成、郅都之辈，仿商、韩之治，专以杀伐为能，顺人主之意，希旨而行，安时趋利，敢行祸败，此又商、韩之罪人也。然其抑强族，抚孤弱，清己禁，背私立公，尚有政焉。至于晚代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趋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辩，使官无谴负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复是申、韩、宁、郅之罪人也。”)

　由是观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黄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所以异也，虽经纬殊制，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今议者或引长代之法，诘救弊之言(议曰：救弊为夏人尚忠，殷人尚敬，周人尚文者。)；或引帝王之风，讥霸者之政，不论时变，而务以饰说。故是非之论，纷然作矣。言伪而辩，顺非而泽，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白族先民就在以苍山洱海和滇池为中心的地区生息繁衍，在河旁湖滨的台地上创造了早期的稻作文明，过着农耕渔猎游牧的生活。大致与战国相当时期白族第一个王国---白子国（亦称白国）形成，从春秋至唐初，白族先民的对外商贸交流初具规模。华夏文明、 古印度文明两大文明陆续传播到洱海地区。白族先民不断学习借鉴，由此具有梵/汉特色的白族文化初步形成。昆明、东（西）洱河蛮、渠敛诏、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诸部先后臣服于 白子国。　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白国势微，白王张乐进求禅位于蒙舍诏之诏主蒙细奴逻。公元737年，唐派御史严正诲协助南诏攻下石和城（今凤仪）、石桥城（今下关），占太和、袭大厘逐河蛮，之后又继续兼并各诏。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皮罗阁在唐王朝支持下兼并五诏，进爵云南王，以西洱河（今洱海）地区为基地建立政权，以其族姓为国号，称大蒙。次年迁都太和城（今大理）。中原史称南诏，吐蕃人称之为姜域。　897年，清平官郑买嗣指使南诏蒙氏之近臣杨登，杀死南诏皇帝隆舜。902年，隆舜之子舜化贞死后，又杀死舜化贞八个月的儿子及蒙氏亲族800余人，蒙氏南诏灭亡。郑买嗣建立大长和国，自称皇帝，909年卒，庙号圣祖，谥号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其子郑仁旻嗣位。　公元928年，恭惠帝郑隆亶被部下东川节度使杨干贞杀死，立清平官（宰相）赵善政为王，改国号“大天兴”，一名兴源国。赵善政为悼康帝，年号尊圣。大长和国灭亡。公元929年，杨干贞夺赵善政之位，建大义宁，改元兴圣。其弟弟杨诏指段思平有帝王之相。在疑惧下，杨干贞急欲追杀段思平。在被杨干贞追杀期间，段思平曾到秀山神祠占卜得到启示，藏匿在自己舅父爨判的部族中。会善政臣守高方和段思平关系密切，派段思平之弟段思良和军师董迦罗前来加以保护。公元930年，杨干贞的位置被其弟杨诏所篡，杨诏得位后，改元大明。段思平向东方的黑爨三十七蛮部借兵，会于石城，以董迦罗为军师，讨伐杨干贞，所向皆克，遂进攻大理。当时杨诏等陈兵据桥，段军不能通过。当晚段思平在睡梦中得到三个梦境：“人无首；玉瓶无耳；镜破”，感到大惑不解，其军师董迦罗指段思平的梦境乃天大吉兆，因为“君乃丈夫，去首为天；玉瓶去耳为王；镜破则无对者”，因而军心大振。是日，段军找到一名浣纱妇女，指引段军适合大军渡河的地点，曰：“人从我江尾，马从三沙矣，尔国名大理。”段思平大军按照浣纱妇女的指引，渡河成功，杨诏兵败自杀，杨干贞知道兵败消息后弃城而逃，为段思平军所擒，大义宁灭亡，段思平即位，建号大理国，建元文德，仍定都都大理。历500多年。　公元1253年大理国被蒙古灭亡。元朝在原大理国境建立了云南省。元朝任命投降的大理国末代皇帝段兴智为“大理总管”，世袭其职。终元之世，大理总管传11代。公元1381年明朝大军平定云南，取消了段氏在大理的世袭特权。元明清三代，白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与中原逐步形成一体。 白族

　　白族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与周边的各民族相互往来，创建了灿烂的经济文化。早在先秦时期，白族先民就开辟了一条被誉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蜀身毒道。公元前122年，博望候张骞从西域归来，向汉武帝禀报了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奇特发现，“居大夏时见蜀布、卭竹杖，问所从来，曰东南身毒（今印度）国。”历代帝王的官方记载上从未有过通商记录的西域国土上，张骞居然发现了大量独产于四川的蜀布和卭杖。其实早在春秋时期，白族马帮就在崇山峻岭中开辟了一条通向南亚次大陆及中南半岛的民间“走私通道”。这条中国最古老的道路使云南成为古老中国最早的“改革开放”前沿。印度洋的海风从此吹入红色高原，驮着蜀布、丝绸和漆器的马队从蜀地出发越过高黎贡山后，抵达腾越（今腾冲）与印度商人交换商品。或继续前行，越过亲敦江和那加山脉到印度阿萨姆邦，然后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再抵达印度平原。“窃出商贾，无所不通”。印度和中亚的玻璃、宝石、海贝以及宗教与哲学也随着返回的白族马帮进入始终被中原认为是“蛮荒之地”的洱海地区。大理三月街形成于1000多年前，商贸盛况在古籍中均有记载。白族马帮通过不断的发展与整合，到清末民初，逐步形成了叱咤东南亚的“迤西三大商帮”，喜洲商帮、腾冲商帮、鹤庆商帮。　另外，白族马帮沿着横断山脉一直往北，将 白族

云南的茶叶运到北方的青藏高原，与藏族人民进行茶马互市，这便是神秘绝险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的开通，加强了云南各族人民与藏区的往来，促进了中国西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

白族是我国西南边疆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丽江、碧江、保山、南华、元江、昆明、安宁等地和贵州毕节、四川凉山、湖南桑植县等地亦有分布。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白族人口数1858063。

白族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列中国第15大民族。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和湖北五省是现代白族世居地,其中云南有1,505,644人，占白族人口的8087%；贵州有187,362人，占1006%；湖南有125,597人，占675%；湖北有7,173人，占039%。除世居地外，因工作、婚姻迁徙，32个省市区及现役军人中均有白族人口分布。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大理曾有着显赫的地位和作用。秦、汉之际，大理是“蜀·身毒国道”（从四川成都，经云南大理、保山进入缅甸，再通往印度）的必经之地，这条通道，对促进大理地区和内地的联系、促进中国和东南亚诸国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

大理地区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据考古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广泛分布在以洱海为中心的高原湖泊群周围。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先民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种植水稻，驯养家畜，从事采集、渔猎，创造了大理地区的远古文明。汉元封年间(公元前１１０～前１０５年)，汉王朝在大理地区设置了叶榆、云南、邪龙、比苏４县，属益州郡管辖，从此大理地区正式纳入了汉王朝版图。东汉时期，大理地区属永昌郡，蜀汉时期分属永昌、云南２郡；晋朝时分属宁州的永昌、云南２郡，刘宋王朝时分属宁州的云南郡、东河阳郡、西河阳郡，南齐时期分属宁州的云南郡、东河阳郡、西河阳郡、永昌郡；隋代属昆州；唐武德四年(６２１年)，洱海地区置有“八州十七县”，麟德元年(６６４年)，改属姚州都督府。８世纪３０年代，洱海地区“六诏”中的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合六诏为一，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了南诏国。唐昭宗天复二年(９０２年)，南诏权臣郑买嗣发动宫廷政变，建立了大长和国，南诏亡。后唐天成二年(９２７年)，又先后建立了大天兴国和大义宁国。后晋天福二年(９３７年)，通海节度段思平联合滇东三十七部，进军大理，推翻了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南宋宝元年(１２５３年)，元世祖忽必烈率大军灭大理国，建立云南行省。南诏、大理国历唐、宋两朝，达５００余年，使云南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统一体，奠定了祖国的西南边疆，推动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元代，云南政治中心东移昆明，元朝在大理地区设立了上下二万户府。元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改设路、府、州、县，大理地区分属大理路、鹤庆路、威楚路和云龙甸军民府。明代，大理地区分属大理府、鹤庆府、蒙化府、永昌府、楚雄府。清代，大理地区分属大理府、丽江府、永昌府、蒙化直隶厅。１９１３年，大理地区属滇西道。１９２９年，国民政府实行省、县两级制，大理地区设祥云、弥渡、宾川、凤仪、蒙化、大理、永平、云龙、漾濞、邓川、洱源、剑川、鹤庆１３县。４０年代后期，云南省政府在大理、蒙化、鹤庆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１９５０年２月１日，大理专员公署建立，辖下关、大理、凤仪、邓川、宾川、祥云、弥渡、蒙化、云县、缅宁、顺宁(凤庆)、永平、漾濞、云龙、洱源１５县市。１９５６年，云县、缅宁、顺宁３县划归临沧专区，丽江专区的鹤庆、剑川２县划归大理专区。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２日，建立大理白族自治州，下关定为自治州首府。２０００年止，大理白族自治州辖１市１１县，即：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大理地区设叶榆县，直至南北朝叶榆县的建制一直未变。唐初，洱海地区“六诏”中的蒙舍诏势力渐强，在唐朝支持下，于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统一“六诏”，建立南诏国。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南诏国都城由巍山迁至太和城（今大理苍山太和村附近），此后又迁都羊苴咩城（今大理古城城西一带）。南诏与以后建立的三个王朝及大理国都城均定都于羊苴咩城。从公元8至13世纪的唐宋五百多年间（即从公元738年南诏国建立至公元1253年大理国覆灭），大理一直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诏、大理国的都城所在地。

元代大理国灭亡后，仍然将云南政治中心设于大理。元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建立云南行省，行政中心始由大理迁至昆明，但大理仍为滇西第一大城，一直沿袭至今。

云南大理旅游景点都：

1、大理崇圣寺三塔

大理崇圣寺三塔距离下关14千米，位于大理以北15千米苍山应乐峰下，背靠苍山，面临洱海，三塔由一大二小三座佛塔组成，呈鼎立之态，远远望去，雄浑壮丽，是苍洱胜景之一。崇圣寺三塔的基座为方形，四周有石栏，栏的四角柱头雕有石狮，其东面正中有块石照壁，“永镇山川”四个大字，颇有气魄。

三塔的主塔名叫千寻塔，为方形16层密檐式塔，底宽99米，高6913米，塔顶有铜制覆钵，上置塔刹，与西安大小雁塔同是唐代的典型建筑。三塔相传建于南诏保和时期，近年来曾在塔顶发现南诏、大理中时期的重要文物600余件。南、北二小塔，位于主塔之后，两塔间距975米，与主塔相距70米，成三塔鼎足之势，两塔均为八斛形檐式空心砖，共10级，各高43米。崇圣寺三塔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巍山古

巍山古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蒙化志稿·城池志》载：“(巍山)城方如印，中建文笔楼为印柄。”从文笔楼为中心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延伸出去就是古城的四条主街道。由于种种原因，古城的东、西、南三座古楼已毁，而今只有北门古楼和城中的文笔楼幸存下来。

古城池形如棋盘，24条街和18条巷星罗棋布，纵横交错，是典型的明清风格“棋盘式”城池布局。走进古城，映入眼帘的是青瓦白墙、木雕大门、黑底鎏金的招牌、被岁月磨得光亮的石板路。

3、鸡足山

鸡足山是国家AAAA级风景名胜区，是享誉南亚、东南亚的佛教圣地，中国十大著名佛教名山之一，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大理景区的重要景点、是以展示佛教文化和生态景观为主的集佛事朝拜、佛学研究、观光旅游、科普科考为一体的多功能旅游景区。

鸡足山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境内，距古城大理86公里，距春城昆明410公里，最高峰天柱峰海拔3248米，苍崖万仞，翠微千里，高峻险拔，因“前列三峰，后拖一岭，俨然鸡足”而得名。鸡足山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气候温暖湿润，常年如沐春风。山顶终年云雾缭绕，如梦似幻。

原始生态保存完好，珍禽异兽数十种，形成了以动物和原始生态植被为主的自然生态体系。古人用一鸟、二茶、三龙、四观、五杉、六珍、七兽、八景来概括鸡足山的自然景观。按区位划分，鸡足山风景名胜区可分为：山门游览区、祝圣寺游览区、迦叶殿游览区、金顶游览区。鸡足山是佛教禅宗的发源地。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首座弟子饮光迦叶守衣入定鸡足山华首门，奠定了它在佛教界的崇高地位。

南诏，唐代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又往往被忽略的西南古邦。由于资料比较稀少，传承说法很多，南诏究竟是从何而来？究竟南诏这一名称是什么含义？如何演变壮大，以及他们是不是后来宋代大理祖先？今天对这个古代西南地区的邦国依然充满各种猜想，显得十分神秘。 今天云南洱海的南诏风情岛 一、「 ”诏”是什么意思？南诏究竟是什么部族？ 唐朝前期原本生活有六诏，今天一般都解释相当于六个部落，可以这样认为，但不能认为他们是六种「 ”族群”。 「 ”诏”不是族名，诏的本义相当于「 ”王”，六诏就是指六个部落王，顾名思义，南诏就是称南边部落的「 ”王”。而这一部落正式名称是蒙舍诏，所以，南诏完整准确的含义是「 ”蒙舍部落的王”，而蒙舍也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从人名延续的部落称谓。 既然六诏并非族名，那么南诏与这些诏究竟是什么部族？ 其实，他们是历史上乌蛮与白蛮的一部分，六诏，只是中原方面对西南诸部的一个概括性称呼，这与川西当时有「 ”西山八部”一样，这西山八部是西南羌族部落，被列入《旧唐书》「 ”南蛮西南蛮”中。 乌蛮与白蛮，是魏晋南北朝近三百年时间逐渐演变，形成相对比较强大的六诏部落。其中属于白蛮的有越析、磨些等族，与川南的一些部族有关，他们接近隋唐管辖地区，文明程度略高。六诏中，白蛮部落占了四个。 唐代时期云南部族分布示意图 而南诏祖先乌蛮，学术界倾向于是原本生活在昆明东川区到昭通巧家县一带的古爨人分化，其中有孟族，可能出自三国孟获一族，孟获不是汉姓，而是部族称呼。另有乾罗罗族等，后来他们移居到洱海南部地区。只有洱海以南与哀牢山的蒙舍和蒙嶲两诏是乌蛮后人。 另外，早期哀牢山一带有古王族的首领被称诏隆，意思是大王。下属各部落首领称呼哀隆或哀牢，就是大哥或头人，今天普遍认为是傣语泰语「 ”哀隆”一词转音。南诏的部族构成，就是古哀牢人和乌蛮部族融合而成。 隋朝后期，哀牢后裔舍龙（据说含义是老虎）在衰微之际，领族人投奔建宁豪族张乐进，避居巍山（今巍山县地界，位于大理州西部），是第一代正式的蒙舍诏，其姓氏为蒙。 张乐进家族世代居建宁（由三国蜀汉建宁郡分化而来，隋唐时大约是曲靖市味县、陆良县一带），也是部族出身，传说是诸葛亮收服西南诸部时封家族祖先为首领，赐姓为张，记于《南诏野史》（该书真正作者还没有完全定论，目前倾向于杨慎编辑，由清代乾隆时期的湖南人胡蔚进行增订）。 贞观二十三年（649），张乐进与蒙舍龙都向李世民称藩入贡，受封为首领大将军。当时西南各部林立，张乐进为了巩固力量，与蒙舍龙互相联姻，这就是南诏的正式开端。 二、南诏和唐朝关系的变化 唐高宗李治永徽四年（653），蒙舍龙的儿子细奴逻在位，派儿子逻盛炎出使，高宗封为巍州刺史，其他五诏在吐蕃力量朝东拓展时纷纷归附。唯有南诏相对偏远，始终附唐，一直得到扶持。 古籍南诏野史 唐玄宗开元中，皮逻阁继位，以响应唐朝打击河蛮为名拓展势力，封越国公，赐名蒙归义。史书记载皮逻阁扩张与获得封赏，时间有点混乱，归纳来说，先后打败的有邓赕诏、石桥诏、石和诏以及河蛮。唐朝杜佑《通典·南蛮上》「 ”松外诸蛮”说：「 ”有杨、李、赵、董等数十姓，各据地方……自称本来是 ，自滇池以西，都说是庄蹻之后裔。”河蛮是早期 与当地部族融合的后裔。 以《新唐书》记载，约开元二十五年（737），皮逻阁打败河蛮，占据太和城（今大理城南下关镇太和村一带）和大厘城（也作大厘城，今大理市北面喜洲镇），迫使河蛮向北迁徙至浪穹诏。几个月后，皮逻阁赶走外甥咩罗皮，占大厘城，将其赶回邓川。皮逻阁因受唐朝扶持封王，个人野心开始膨胀。 随着南诏势力逐渐扩大，唐朝为了防范其不服约束，也曾用兵给与警告。如《新唐书》记：「 ”初，安宁城有五盐井，人得煮鬻自给。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及井，复立马援铜柱，乃还……”安宁城原属于浪穹诏（在六诏中属于西北方向），河蛮迁居在此，而安宁城则属于今洱源县以北与安宁市相邻一带。 唐朝扶持南诏消灭其他几部，将其他部族进行安置，南诏势力开始逐渐北上，天宝以后，剑南节度使章仇（复姓）兼琼遣使至云南协调。这次出使，章仇兼琼在西川刚打退吐蕃对安戎城（今四川茂县、汶川西面某地）进犯，希望南诏能配合防守西南，但协商很不顺利，史书没有记载皮逻阁的正式态度，透露双方摩擦的前兆。 章仇兼琼是玄宗年间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居然两唐书没有留下传记，据说他与杨贵妃、杨国忠一家关系匪浅，因为他在蜀地发掘了杨国忠。杨国忠接替李林甫当宰相，推荐过去在蜀地恩人鲜于仲通做剑南节度使，与南诏的关系发生了转变。 这一年是天宝十载（751），另一大将高仙芝也在西北塞外同大食交锋，无独有偶，西北与西南两处用兵，唐朝都以失败告终。 据说写《新唐书》的欧阳修等人痛恨杨国忠招来祸事，故意夸大其词，鲜于仲通实际应该没有从京师征调兵源，剑南方面有约六万人，除了留守，真正到南诏只有三四万人。引发南诏对抗的姚州都督（今姚安县，云南历史上最重要的古城之一）张虔陀，约天宝七载开始任职，坚守顽抗，最后身死（一说是服毒死）。鲜于仲通失败，史书称杨国忠以败为胜，欺瞒皇帝上奏表功。南诏转而与吐蕃交好，被赞普称为「 ”钟”，意思是弟弟。 影视剧中的唐玄宗形象 云南大学方铁先生早有考证，新旧《唐书》记张虔陀引起唐朝与南诏关系巨变，原因不近情理。他向阁罗凤索要贿赂，对南诏蛮横的事迹并不见《蛮书》《德化碑》等记载。 如《德化碑》记，南诏的确是把张虔陀作为反抗的主要责任人，但原因并不是索要贿赂和态度蛮横，恰恰张虔陀忠实执行唐朝的策略才导致矛盾尖锐。似乎有些不大容易理解，只有拉长时间审视唐朝的边疆策略才能找到原因。自太宗李世民以来，对于各部就是功利心，需要时加以扶持，一旦发现可能产生威胁就转变态度遏制，在西北有薛延陀，在东北就是契丹，在西南就是南诏。 阁罗凤不能忍受唐朝从扶持变为压制，所以起兵攻打张虔陀，因为他是代表唐朝的当事人，这才是《德化碑》数落张虔陀六大罪的原因。南诏攻姚州，唐朝于天宝十三载（754）由李宓领兵出击，再次失败。阁罗凤就在太和城中立《德化碑》，表明南诏与唐朝交兵是不得已的反抗，另一方面就为了说明事实真相。 三，南诏与唐朝的相爱相杀 安史期间，南诏经常与吐蕃联合行动，势力已经进入巴蜀。如肃宗时，吐蕃进犯川西维州、松州等地，严武接任剑南节度使，积极防范吐蕃与南诏的联合。 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名将李晟在大渡河大破吐蕃与南诏联军共十万之众，见于《资治通鉴》《新唐书》，可能数据有水分，但这一战的确又是南诏态度的转折点。因吐蕃怨恨败绩，取消与南诏的兄弟称呼，南诏王异牟寻不满，就希望恢复与唐朝友好。 异牟寻之父凤伽异原本很武勇，在昆明筑拓东城，一度被称为南诏副王，还数次参加战事。由于凤伽异死于阁罗凤前，所以由孙子异牟寻继位，迁居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市）。清平官郑回（ ）劝说：「 ”中国有礼义，对属国很少苛责索求，不像吐蕃那么贪婪刻薄，不如脱离他重归顺唐廷。” 保留在今大理太和村的南诏德化碑 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剑南节度使韦皋安抚西南，异牟寻就决定归顺唐朝。贞元九年(793），异牟寻与韦皋夹攻吐蕃，得铁桥等与吐蕃相邻的十六城。铁桥城原位于中甸县，今云南省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著名的香格里拉市境内，可见恢复与唐朝关系后，南诏继续向西部扩张，这一番交好维持二十年左右。 文宗大和三年（829），因长年与南诏相安，剑南节度使杜元颖武备废弛，苛待将士，南诏收买雅州（今四川雅安市）方面唐军，乘虚而入攻到成都外城，杜元颖毫不知情，掠走数万人。要不是梓州方面郭钊（为重臣郭子仪的孙子）前来救援，杜元颖估计都被活捉。李德裕接替出任剑南节度使：「 ”德裕乃练士卒，葺堡鄣，积粮储以备边，蜀人粗安。” 这期间，南诏由王嵯巅揽事。王嵯巅早年参加过异牟寻时的一系列做战，成为北部重要的弄栋节度使（隶属于姚州都督，今楚雄州姚安县）。 王嵯巅能崛起是他除掉南诏王劝龙晟，但这一举动不能说他就是反派野心家，劝龙晟年纪轻轻当王也想与唐朝翻脸，率军攻打嘉定州（今四川乐山市南部犍为、峨边一带）。士卒都不愿打仗，劝龙晟编了一个「 ”飞天神将入嘉定”弥天谎言。 王嵯巅站了出来，扶持劝利晟继位，赐姓蒙氏，还称「 ”大容”，就是认宗兄大哥的意思。劝利晟仅二十出头病死，另一个弟弟劝丰祐继位，长达三十多年。而劝丰祐与王嵯巅相处也不错（大理著名的崇圣寺和三塔是这一时期扩建修缮），算是南诏中兴的阶段，所以王嵯巅不算跋扈揽权的反派。 李德裕来西川整顿，王嵯巅把握时机归还俘虏的蜀人，双方继续修好了十年左右。偏偏唐宣宗登位以后一反武宗与李德裕的策略，发生古宗之战。 武宗时期名相李德裕塑像 关于古宗当时究竟指什么说法不一。一般在云南历史上，古宗并不指地名，而是部族称呼。在南诏方面指不同于乌蛮、白蛮的西南其他部族，在吐蕃方面指臣服的西南诸部。古宗似乎是既臣服南诏，也臣服吐蕃，介于他们之间的某种族群。 而古宗大体生活在盐源附近，史学界推测是在今四川凉山州盐源县一带。换句话说，古宗之战表面上是唐朝与南诏之间争夺古宗，实际代表双方争夺盐源地区的战事，因为产盐地区对唐朝、吐蕃和南诏三方来说都是命脉，这是唐宣宗会出动大军的真正动因。 唐军这次达十万人，为历年与南诏交战人马最多的一次。王嵯巅带领王太子世隆出马，南诏以逸待劳，取得大胜，「 ”杀唐兵数万人，立铜柱于界上”。《南诏野史》说，「 ”古宗之战，唐帝惧世隆为患，妻以宗室女，伺察其所为”派去和亲女子充当间谍。 之后，南诏进一步让骠国成为附庸，这一幕也非常有戏剧性。南诏出兵的时候，西南方面狮子国带着象兵也朝骠国进犯。王嵯巅对南诏王劝丰祐示意让将军段宗牓（是大理段氏段思平的五世祖）领军相救， 南诏名义上成了保护者，顺利进军骠国与狮子国开打。南诏是能与唐朝、吐蕃一较高下的，狮子国怎么能相比？ 骠国事后信守承诺，不但给了巨大的酬劳，还答应臣服。段宗牓得意洋洋返回南诏时，地位急剧提升，他对王嵯巅也开始动心思了。《南诏野史·劝丰祐传》写「 ”牓回至腾越，闻嵯巅篡位”，段宗牓听到传闻王嵯巅要自己当国君，于是设计除掉，他是一个忠心功臣。事实当然不是如此，试想王嵯巅年富力强的时候，接连扶持几代南诏王，长达四十年揽事，他什么时候夺位不好？要等到年过七十才来这么一出？ 王嵯巅的死是南诏与唐朝关系再次转变，也是南诏本身走向衰亡的重要导火线。 王嵯巅时期扩建修缮的崇圣寺和三塔 四，南诏的衰亡 唐宣宗与劝丰祐先后死于同一年。 《新唐书·南诏传》记：「 ”会宣宗崩，使者告哀，是时丰佑亦死。坦绰(指嵯巅)立酋龙(世隆)，恚朝廷不吊恤，又诏书乃赐故王。以草具进使者而遣，遂僭称皇帝，建元建极，自号大礼国。懿宗以其名近玄宗嫌讳，绝朝贡。”南诏不再向唐朝称臣，也成了西南的皇帝。 世隆其名与唐朝两个重要皇帝李世民、李隆基都犯忌讳，其人曾是王嵯巅亲自栽培，之前打败狮子国，受骠国臣服，开始膨胀，建号大礼，自认为礼仪之邦，也就是后来大理的名号渊源。 段宗榜杀王嵯巅，过去不少人认为是段氏揽权的开始，事实并非如此。南诏豪酋大姓势力众多，且世隆本身也有相当能力。《蛮书》作者樊绰评价说：「 ”伏以故南诏蒙异牟寻嗣孙酋龙，不守祖训，既违明誓，自掇祸殃。尚未悛心，犹恣狂暴。全驱蚁聚之众，攻劫邕、交之人。五载兴兵，三来虏掠。顾生灵之何负，受涂炭之辛苦。”显然对世隆与唐朝为敌的策略是很不满的。 另一方面，唐懿宗继位贪图玩乐，以至于南诏攻破安南交趾城。当地唐军退守岭南，向朝廷求援。咸通五年（864），宰相夏侯孜举荐高骈为安南都护兼经略招讨使，先进峰州（今越南河内市相邻富寿省一带）大破南诏军，进而收复交趾。 髙骈率军在交州斩敌将张诠，攻破波风三壁，李溠龙率万人投降；又打败南诏杨缉思，斩酋迁、脆些、诺眉，向唐朝献上三万敌军首级；又打败归附南诏的邕州（广西南宁一带）土蛮，杀死酋长，土蛮帅众归附者一万七千人。 南诏后期大将段宗牓塑像 南诏决心反击，世隆督大军向四川进发，直趋成都。唐朝博野将曾元裕在新都打败南诏军，斩二千级。大将宋威率忠武军斩首五千，获马四百尾。南诏初战不利，撤退星宿山（具体地点有争议，但大战在成都附近，倾向于成都市北郊十里左右的升仙山，升仙与星宿这一说法在古代文化有紧密联系，再从升仙山顾名思义，后来该地就发展为成都著名的磨盘山公墓），将领宋威进驻沱江驿。清代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四川二》载：「 ”沱江驿在（新都）县南。唐置驿于此，以沱江为名。” 南诏听说凤翔、山南军朝四川而来，打算挫其锐气，再次挺进，迎战于新都毘桥（今新都毗河一带），当时是成都通向广汉、绵阳，进出四川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这一次颜庆复为东川节度使，领军赶到设伏，宋威也从沱江驿北上合击，南诏为被唐朝大败，前后死七八千，伤者不计其数。史书称当地百姓都拿着棍棒参与围攻南诏军，可见南诏多次袭扰西川引起民愤极大。 当时从军在兴元（即陕西汉中，山南节度使所在与四川密切联系，山南军一度支援东川救援成都）的诗人唐彦谦为此写了《奏捷西蜀沱江驿》一诗。 乾符元年（874），高骈到西川任职，指挥步骑五千越过大渡河，活捉酋长数十人，送成都斩杀。髙骈派人修复邛崃关、大渡河诸城栅，又筑城于戎州马湖镇，号平夷军，又筑城于沐源川，在南诏进军要路各置兵数千驻扎。 多次战败使南诏「 ”屡覆众，国耗虚”，世隆并不醒悟。乾符三年（877）进犯黎州（今四川汉源县）再次大败，退至巂州（今凉山州越西一带）景净寺，世隆羞愧恼恨而死，年三十五岁。由于世隆连年出征，史料称「 ”弩藏不给，横剑于民，上下俱困。” 世隆儿子隆舜继位。乾符六年（879），西川节度使高骈为了趁机笼络，奏请和亲。右谏议大夫柳韬、吏部侍郎崔澹认为有辱身份。高骈到荆南以后仍然上奏和亲。隆舜探听到消息，派赵宗政往唐朝进贡，代其朝拜唐僖宗。唐朝派岭南节度使辛谠的幕僚徐云虔前往南诏，隆舜还向徐云虔请教《春秋》，表明结好的愿望。 唐僖宗因躲避黄巢到成都，陈敬瑄等再提议和亲，于是许婚宗室女安化长公主，公主是唐懿宗之女，僖宗的妹妹。君臣对公主远去南诏有一些犹豫不舍，加上当时避乱，以礼仪用度没有准备好，有些拖延。 光启元年（885），隆舜再派宰相赵隆眉、清平官杨奇鲲（一作杨奇混）、段义宗三人往成都行宫朝见，准备迎接公主。高骈上言：「 ”这三人是南诏的心腹，该把他们留下鸩杀，蛮人可控制。”《新唐书》认为唐僖宗采纳建议，鸠杀赵隆眉等三人，其实不可信。 高骈是力挫南诏，好容易恢复双方和睦的重臣，而且也是在世隆死后，最先提议与南诏新君和亲的，为什么会在僖宗同意和亲之后，南诏也非常重视，来迎亲的时候故意破坏？而且僖宗还在成都，不惜将唐朝卷入战事？如此不识大体，不顾僖宗安危的拙劣计策，这种事情想想也知道很不靠谱。《新唐书》的说法主要采自五代孙光宪的笔记史料《北梦琐言》。 孙光宪之所以会记「 ”高太尉请留蛮宰相”故事，主要是错记段义宗的生平事迹，他后来遇害与南诏时出使的顺序混为一谈。当时南诏和亲虽然波折，最后应该是成功了。高骈上书请多留三人不假，主要是因为这三人是南诏重臣，希望僖宗君臣多加笼络。三人出使中还留下一些诗歌，也表达了友好的意愿。 但隆舜毕竟是末代君主，喜好游猎，赵隆眉与杨奇鲲不久相继身故。郑回的后人郑买嗣当上清平官，拉拢蒙氏近臣杨登杀死隆舜，另立舜化贞为君，仅仅几年再次杀掉，建立大长和国，南诏就此覆灭。 金庸影视剧中浪漫化的大理段氏形象 五、大理兴起与南诏的渊源 段义宗是仅存的南诏旧臣，可能郑买嗣与段义宗关系较好，还提为宰相。郑氏家族对南诏王族十分严酷，号称杀八百多人，南诏毕竟是多部族聚居，郑氏的做法不得人心。随着唐朝被灭，郑氏与王建的前蜀还发生过摩擦，段义宗出使成都，这才因此被扣留毒害。 郑氏时期，杨氏等其他宗族势力依然不小，如东川节度使杨干贞（南诏后期设东川郡，当时含四川凉山州的会东、宁南等地，辖区很大），以扶持白蛮赵氏的赵善政为名，除掉郑隆亶，没多久废掉自立为大义宁王。杨氏当了几年皇帝，这时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起兵，杨干贞出逃，携家人隐居剑川（今大理白族自治州西北），也算平稳着陆。 南诏时期，段氏先祖就地位显赫（如异牟寻时大将段俭魏，服狮子国骠国的段宗牓等），段思平之父段保隆也是宰相，杨干贞十分忌惮，所以将段思平弄到相对偏远的通海为节度使。 通海位于滇南，实际上是回到南诏发家地区，段氏出身在白蛮、乌蛮中都有渊源，加上自己文武双全，号称有滇东黑爨等三十七部借兵支持他反对杨干贞。《南诏野史》记载他们结盟于秀山，至今留有石碑。赶跑杨干贞以后，段思平就建立大理，改通海为秀山郡，改秀山为玉隐山。相传段思平出家还法号「 ”玉隐”。因为段思平的确十分英勇，使金庸创造了大理段氏为武学世家的艺术化形象。 段氏是得到白蛮、乌蛮部族支持上位，所以对部族大姓有优待，算是恢复南诏部族大姓豪酋的利益，如白蛮高氏不仅封侯，几乎一直是大理宰相世家。 大理与南诏的关系是很容易产生误解，有必要梳理澄清一下，总的来说两者是有渊源，但不是传承和延续的关系，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释： 第一，大理这一名号是来自南诏后期世隆建号大礼的变异，可以理解相通，但不是直接的延续。古代儒家经典希望崇尚礼仪，最理想的社会为「 ”礼治”，而理与「 ”礼”「 ”治”分别通音和通义，所以段氏定号为大理。 第二，从身份来说，段氏家族并不是南诏蒙氏的王族，连偏远支系都算不上，段氏与蒙氏可能有过联姻，但就史料看也很少记载。段氏与大理的其他权贵基本是白蛮居多，如赵氏、杨氏都是白蛮出身，而南诏的蒙氏王族则是乌蛮，所以从出身来说，大理段氏也不是南诏蒙氏的延续。 第三，从其他方面说，南诏时期云南地区各部族百姓相对原始落后，南诏权贵属于开拓阶段，崇尚武功策略，到后期才逐渐受唐朝影响，转向文治，包括推崇佛教。而段氏大理时期，西南地区基本有了较深的中原文化影响，大理崇尚文治，中原宋朝也崇尚文治，双方相对都比较安宁。除了大理内部有过一些争位，几乎没有大的战事发生，虽然民众很多是南诏各部后人，但两者治理方式也颇为不同，所以大理本身文化方面，与南诏方面只有间接相似（如崇佛），但并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有。笔者先前已经指出，昆仑山”的白语释义是“蛇龙山”，就是现在的“苍山、横断山”。“苍山”多蟒蛇，故称“蛇龙山”。苍山的山体为大理石，土层薄，林木不茂密，又有蟒蛇出没，因此不“来虎”。苍山，亦称点苍山，在古籍中又有玷苍山、熊苍山、大理山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