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纪年的长短和古籍历史资料的多少并无必然联系或者说文明的时间起源和发展和史料没有必然的关系中国史载最早王朝为夏,但学术界尚无定论,这和考古发掘的资料有关{如夏代相关文明特征,诸如,文字,城市,政府结构等的确认}

二,埃及,玛雅,巴比伦虽在古籍历史资料方面较中国少,但由于近代西方史学界和考古界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结合诸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已做出相关断代工程,这主要得益于考古发掘得出的资料,和一些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综合的断代结果

三,你所说的中国精确历史纪年与其他文明比之较短在于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此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在考古发掘以及其他学科综合来确定年表

四,中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完成,定位于夏代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公元前1046年。大体上构架了所谓中华五千年悠悠文明时间表

五,夏尚周断代工程争议很大,但大体无妨

付:本人非专业人士,仅供参考

解读《史记》的史料来源

　《史记》内容的博大与其史料的来源是不无关系的。笔者在反复研读《史记》和相关研究沦著的基础上，认为《史记》的史料来源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

　一、书籍

　元封三年司马迁任太史，至天汉三年遭李陵之祸，出狱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司马迁先后任太史公、中书令的特殊经历，使得他得以广泛地接触到各种文书档案，这在《史记》中有明显的反映。

　譬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侯国国名、侯功、户数、始封年月日、益户、徙封、莞嗣、诛兔、侯第等，非常具体:《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载诸侯王的'始封、徙王、入朝、除国、诛灭、自杀、莞嗣、溢号等，详尽且系统:《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诸篇，记载侯国基本情况，亦颇详明《惠景间侯者年表》云“太史公读列封至便侯”，“长沙王者，著《令甲》”。作者所读史料，都属于国家档案一类，《史记》王侯诸表，应是依据这类资料整理而成书籍。司马迁自幼受其父的影响，博览古籍经书，无所不读，可以说，凡汉代以前古书，如经书、国语、国策、楚汉春秋、诸子、骚赋等都是他写史的主要来源。《六国年表》序言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从这段文字可知，诸侯史记也是司马迁着重阅读，获取史料的来源。秦火之后，诸侯史记基本上都己损失，但无疑这些资料对司马迁创创《史记》是至关重要的，故而司马迁曾专门外出寻求诸侯史记。据卫宏《汉旧仪》云:“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虽原始史料与现在《史记》中所记内容有所出入，但那都是经作者改写熔铸而致。资料来源于诸侯史记是确凿的，孙德谦曰:“《史记》本纪、世家，其间多有称‘我’者，如:《秦本纪》桓公三年‘晋败我一将’，昭襄王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吴世家》‘吴伐楚，楚败我师’，诸如此类，或以为史公删之未尽者，不知既用旧文，当留存之，有不必刊削者也。盖周时列国诸侯各有国史，一国之史言‘我’，所以别于人，故谓之‘我’者，为其国史之旧可见矣。”父司马迁在《史记》中载录各国事件时，常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字，我们从中不难断定主方和客方，因而确定作者是依据哪国史记来写定这些文字的。

　在阅读诸侯史记之外，司马迁还广泛阅读了其它书籍，这在《史记》的许多篇章里都有明确的说明。如《三代世表》中说“余读《谍记》，皇帝以来皆有年数……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皇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马攘直列传》中说“余读《司马兵法》，阂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竞其义”:《五帝本纪》中说“护观《春秋》、《国语))"《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降》等等。

　二、档案

　司马氏家族世为史官，司马谈曾任太史公，后来司马迁又继任父职《太史公自序》云:“(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铀史记石室金之书”铀，是缀集的意思:石室、金，都是国家藏书之处太史一职，为司马迁充分利用国家图书资料提供了便利。因此，汉初档案如诏令救命、记功册，臣下百官的书奏议疏等都能见到，并且用作写史的资料。这一点，也可在《史记》中得到证明。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儒林列传》中说:“余读《功今》，至于广厉学官之路”等等。《随书·经籍志》云:“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密室之府”《太史公自序》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秘府藏书丰富，司马迁可以自由翻阅查检，这是《史记》能够顺利撰写的一个重要前提。

　三、游历

　为了著《史记》，其游历是极其丰富的《太史公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游于沉、湘:北涉注，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都、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邓、竿、昆明，还报命”可见太史公游历范围之广。从《史记》各篇来看，太史公到过的地方也是非常多的。如《五帝本纪》中说“余尝西至岭蛔，北至琢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河渠书》中说:“余登庐山”:《魏公子列传》中说:“吾过大梁之墟”:《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适长沙”:《龟策列传》中说:“余至江南”:《伯夷列传》中说:“余登箕山”:《蒙恬列传》中说:“吾适北边……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等等这些反映了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同时也说明了他周游各地与’弓作《史记》的密切关系。

　王国维云:“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太史公的游历，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扩大了见闻范围，这为完成《史记》创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四、见闻

　《史记》中所载的一些内容，是作者亲身经历所得的材料司马迁所任太史公、中书令二职，地处枢要，侍从皇帝左右，有机会参与一些重大的事件。如《封禅书》载:“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至，不愈。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其事秘，世莫知也。”文中指出:神君之事极其秘密，“世莫知”，而作者却对神君的言沦，行动了如指掌，这其中的原因司马迁在《封禅书》的赞语中为我们作了解释:“太史公曰:余从巡驾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沦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据此可知《封禅书》所记载的内容也与作者亲历有着很大关系。

　此外，《史记》中所载的有些人物是与司马迁有过交往的。如《屈原贾生列传》云“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张释之冯唐列传》云“(冯)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田叔列传》云“仁与余善，余故并沦之” 这些从见闻中得来的材料，不仅增加了史料来源，而且增强了《史记》内容的真实性。

史书古代史书指古籍中专门记载历史的书。史书的种类我国的史书卷帙浩繁，种类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下列五种。正史：以纪传体、编年体的体例，记载帝王政绩、王朝历史，人物传纪和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诸方面情况的史书叫正史。如，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除少数是个人著述(如司马迁的《史记》)外，大部正史是由官修的。杂史：只记载一事之始末，一时之见闻或一家之私记，是带有掌故性的史书。别史：主要指编年体、纪传体之外，杂记历代或一代史，实的史书；有时与杂史难以区分。野史：有别于官撰正史的私家编写的史书。稗史：通常指记载闾巷风俗，民间琐事及旧闻之类的史籍，如清代人潘永因的《宋稗类钞》，近代人徐珂的《清稗类钞》。有时也用来泛指“野史”。史书的体例纪传体：纪传体史书创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它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用“本纪”叙述帝王；用“世家”记叙王侯封国和特殊人物；用“表”统系年代、世系及人物；用“书”或“志”记载典章制度；用“列传”记人物、民族及外国。历代修正史都以此为典范。又如《汉书》。编年体：编年体史书按年、月、日顺序编写，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如《左传》、《资治通鉴》等都属于这一类。纪事本末体：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这种体裁的特点是以历史事件为纲，重要史事分别列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年、月、日顺序编写。通史：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史实的史书称为通史，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也可称为通史。因为他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历时三千多年的史实。断代史：记载一朝一代历史的史书称为断代史，创始于东汉班固的《汉书》。《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外，其余都属断代史。国别体：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的历史。如《战国策》《三国志》。 另外，还有记载各种专门学科历史的史书称专史，如经济史、思想史、文学史等。古代史书的体裁本纪，是按年月顺序编写的帝王简史，以记载帝王的言行为中心，兼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重大事件。表，是用表格的形式，谱写人物和事件。书，是有关各种典章制度以及某些自然与社会现象的专编。世家，用来记载王侯封国以及历史上重要人物的活动。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 来源:

《明史》是张廷玉写的。《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明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张廷玉是清朝杰出政治家、大学士张英次子，历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拜保和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等职，完善了军机处制度。张廷玉兼管翰林院多年，又担任其他好几个修书馆的总裁官。在此期间，大量的编纂工作都是由他主持开展的。

张廷玉一生作诗数千首，题画诗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张廷玉的诗歌作品中还有一些饱含理趣饱含智慧的作品，如他的《杂兴二十首》就比较典型。诗歌内容丰富，较为全面地表达了他的种种人生见解。是其处世立行的心得之言。这一组诗带有浓厚的理味，儒道思想兼有，体现了作者在立世“处心”为官方面的种种思想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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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汉书》虽然晚出，但史料价值较高。该书广泛利用了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资治通鉴》等书，还引用了《九国志》、《十国春秋》、《五国故事》及广东地方志等近百种古籍，史料来源丰富。对于前人记载的南汉史料，梁廷均细加鉴别，“事同则采其古，事异则采其详﹔说有不可通则旁推曲引，务求必当”。故所载史事比较翔实、准确，可补正诸史之疏脱、谬误。其史料价值高于《南汉春秋》及清吴兰修所撰之《南汉纪》（成书稍晚于《南汉书》﹐仅记载南汉五主之事）。

《南汉书》撰成后，与《南汉书考异》十八卷、《南汉文字略》四卷、《南汉丛录》二卷合刊为《南汉丛书》，道光十年后收入《藤花亭十种》及《藤花亭十七种》。

　　古代史书指古籍中专门记载历史的书，在四库分类之中就是史部。

中国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已有历史记载，如晋国之《乘》、郑国之《志》、楚国之《梼杌》、鲁国之《春秋》等，《墨子》里面说墨翟曾见过“百国春秋”。早期的史书都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存在，晋朝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东汉末年，荀悦撰成《汉纪》，开创了编年体的断代史。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编年体的优点是方便考查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还避免叙事重复，《资治通鉴》的成功开创了撰写编年史的高潮。陈寅恪曾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编年体盛行起来，从而产生了纲目体与纪事本末体，梁启超以为：“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

范晔撰著《后汉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过比较。他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人拟作，所以为短；纪传体，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张辅根据《史记》、《汉书》字数多寡来评价作者，“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所以认为《史记》优于《汉书》。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

袁宏谈及写作动机说：“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袁山松撰写《后汉书》，他总结说：“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

杜佑推出《通典》后，史书增加了典制体，又衍生了会要体。

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主张以《表》、《典》、《记》、《考纪》、《别录》等五种体例来撰写历史；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主张以《年表》、《载记》、《志略》、《传志》四种体例撰写历史。

梁启超在《新史学》将史籍划分为十种二十三类，即正史（官书、别史）、编年、纪事本末（通体、别体）、政书（通体、别体、小纪）、杂史（综记、琐记、诏令奏议）、传记（通体、别体二）、地志（通体、别体）、学史、史学（理论、事论、杂论）、附庸（考据、注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