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

　　照理，我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实在说不过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第二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蹚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式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背躬曲膝、哆哆嗦嗦地来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二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遑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

　　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他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个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

　　三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正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徵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家，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

　　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四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

　　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延绵数百年的苦役。

　　活到八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儿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

　　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们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诮或鄙薄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

　　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

　　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与范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十九岁的黄宗羲在廷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学和历史学家。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牛。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

　　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六万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万七十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的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五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里。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终于失效。

　　六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怒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事。幸好，本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孑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阁中一位年老的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杳无可寻。

　　由此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裴明海先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溥、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内中有一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实。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祁山位于甘肃礼县，山川秀美，境内名胜古迹多处。礼县为秦人的发祥地，秦早期都邑西犬丘(西垂)，就在县东永兴一带。陇南名胜＿祁山，为著名的三国古战场，蜀汉丞相诸葛亮“六出祁山”，在此屯兵，北伐中原。“祁山武侯祠”经过近年的维修扩建，以崭新的面貌接待中外游客旅游观光。古卤城——盐官，曾为西北的骡马集散地，西汉时此地盛产水盐，诗圣杜甫著有“卤中草木白，青者官盐烟”的盐井诗。位于县城南郊的“赵世延家庙碑”，建于元至元三年(1337)，翰林学士承旨程钜夫撰文，赵孟頫奉敕书丹。赵孟頫是元代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世称“赵体”。碑刻为他晚年作品，书体用笔圆润，骨力内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该碑刻为稀世之珍品。县西南石桥乡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高寺头、石沟坪仰韶文化遗址二处，该乡斩龙村为五代诗人王仁裕故里，还有三国姜维大战铁笼山古战场遗址等。

人们对诸葛亮六出祁山的了解，更多的来自于《三国演义》。根据《三国演义》描述，诸葛亮七擒孟获之后，平定了南方，凯旋而归，喘息未定，即又计划北伐。只因有司马懿为魏国骠骑大将军，镇守西凉，是诸葛亮的心腹之患。诸葛亮用离间计，使曹睿把司马懿贬为庶民，诸葛亮即上书请求北伐。

然而，要历史地看待六出祁山和诸葛亮本人，《三国志》应该是最具说服力的：实际上诸葛在五次北伐中至少有两次没去祁山。其实，诸葛亮出兵祁山多少次并不重要，因为这只是诸葛亮晚年北伐战略思想的代称，重要的是祁山在北伐中的战略地位。

祁山在当时的地理位置真的很重要吗回答是肯定的。祁山位于甘肃礼县东侧，绵延约25公里。境内重峦叠嶂，被誉为“九州”之名阻，加之又在蜀陇过渡地带，自然就成为三国时魏蜀必争之地了。

祁山堡遗址。在礼县祁山乡政府以南的西汉水河床中部，矗立着一座外形酷似战舰的孤山，这便是闻名遐迩的祁山堡。史料记载，三国时期，祁山堡四面如削，城墙坚固，只有一个城门能进出，易守难攻，可能是诸葛亮的军事指挥部所在地。西晋伊始，垒上即建武侯祠，供奉有诸葛亮之塑像。几经修缮，其建筑规模越来越大。如今祠内香火旺盛，慕名旅游者络绎不绝。

观阵堡遗址。观阵堡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处古战场遗址，该遗址位于祁山堡南侧约两公里的一座山头上，居高临下，山势险峻。山顶四周为坚固的土城墙。向着祁山堡的的一方有三个特别加固的了望口。了望口内两侧各能蹲下三四个人，便于轮流站岗和躲避堡外弓箭的袭击。据考证，观阵堡长约100米，宽约50米，可能为部队营地。

点将台遗址。点将台遗址在祁山东北方约1公里的一个山丘上，是用土一层一层筑起的一个圆台。我们现在还能看到残留的一些三国时期的瓦当。站在高台，平川尽收眼底，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诸葛亮当年点兵点将、挥旗调遣三军的雄风。

九谷堆遗址。九谷堆是最有传奇性的。当地人说，蜀军北伐时遇到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粮草问题。由于自古蜀道难且路途远，粮草紧缺导致无法打持久战。魏将司马懿深知蜀军的这一点，便部署重兵围住蜀军，迫使蜀军缺少粮草不战自溃。在此情形下，诸葛亮暗暗在祁山至罗堡十多里的平川里垒起了9个土堆，上面覆盖上粮食，然后有意让司马懿知道，司马懿不知中计，以为蜀军粮草甚丰，便撤兵了。解围后的蜀军立刻补充了粮草，战事出现了转机。九谷堆由于风蚀雨淋加之农垦开挖，现在只能看到两处还有土堆的样子，其余的都不明显了。

除这些遗址外，祁山周围还有当时圈养战马的圈马沟遗址和驻扎军队的藏兵湾等遗址。

据当地人说，这一带人经常会在田间地头发现锈迹斑斑的箭头、矛、戟等兵器，而且当地博物馆里也存有不少，可以想像当年军队的浩大和战争的残酷。

　　宁波名胜古迹

　　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城西北25公里处余姚市河姆渡镇。1973年发现。遗址面积4万平方米，堆积厚度4米，由相互叠压的4个文化层组成。经两期考古发掘，共出土文物7000余件，早期文化遗存距今已有6900多年的历史。遗址的第四文化层里发现大量人工栽培的水稻和生产工具骨耜，证明长江下游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地区之一。遗址出土的成排的木桩、板、柱等木构建筑残件，分布井然有序，部分凿有榫卯，为干栏式建筑遗存，是人类建筑技术上的奇迹。出土的工艺品有小猪、小狗、木碗、骨匕、象牙饰件等，用彩绘、刻画、捏塑、编结等手法制成。遗址出土了6支木桨，说明宁波的先民们早在7000年前就开始了水上活动。遗址还出土大量骨器、木器、陶器和少量的石器以及亚洲象、犀牛、四不像、猕猴、梅花鹿等动物的遗骨。继河姆渡遗址之后，市域内又发现了八字桥、辰蛟、董家跳、淄山、童家岙、茗山、塔山等属河姆渡文化的遗址30余处。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

　　天童禅寺

　　天童禅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城东南27公里处鄞县东吴镇太白山麓。始建于西晋太康元年(280)，原址在今称之为"古天童"的东谷，开山祖师为义兴。唐重建时名"太白精舍"，唐至德三年(758)因东谷地狭谷浅，徙建于太白峰下即今址。乾元二年(759)，因传祖师义兴在修行诵经时，感动玉帝派童子下凡入侍，又因太白山有玲珑岩，唐肃宗赐名"天童玲珑寺"。宋景德四年(1007)敕赐为"天童景德禅寺"，南宋嘉定年间列为天下五山之第三山。明洪武十五年(1382)赐名"天童禅寺"。几经兴衰，现寺宇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布局严谨，气势轩昂，中轴线上有伏虎亭、古山门、内外万工池、七浮图、照壁、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先贤堂、罗汉堂等，两侧为配殿、禅堂、钟鼓楼、僧房、客房等，总计999间，占地面积76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88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大，全国少见。天童寺在海内外负有盛名，为日本曹洞宗的祖庭。天童寺和太白山现辟为天童寺风景名胜区。风景区内，青松夹道，爽气扑面，抬头可见翠岗之上古塔挺秀，此为进山入寺的第一门户小白岭，岭上有五佛镇蟒塔、铁蛇关、揖让亭等胜迹。过小白岭，渐入佳境。太白山主峰高6533米，重峦叠嶂，怪石嶙峋，潭深溪长，松茂竹密，与千年古刹天童寺构成了"深径回松"、"清关喷雪"、"东谷秋红"、"南山晓翠"、"平台铺月"、"凤岗修竹"等10大胜景。旖旎的山水风光，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来此游览抒怀，王安石游览天童时有诗："村村桑柘绿浮空，春日莺啼谷口风。二十里松行欲尽，青山捧出梵王宫。"描绘了深山藏古寺的意境。今天太白山的山林和生态环境还保持着原始风貌，并作为国家森林公园予以保护。�

　　阿育王寺

　　阿育王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城东20公里处鄞县五乡镇宝幢阿育王山西麓。西晋太康三年(282)始建。相传阿育王寺的开山祖师慧达为求贮有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宝塔，行至会稽之山，在今古育王地祀祷，忽闻地下有钟磬之声，有舍利宝塔自地下涌出，遂建庐守护。因原址狭隘，后又另择宝地即今址建造殿宇。南朝梁武帝普通三年(522)赐额"阿育王寺"，而其坐山也以阿育王名。历1700多年来，几经兴衰，现存寺院由山门、钟楼、天王殿、大殿、舍利殿、法堂及僧房、斋堂、偏殿等以及元代的东西二塔、新建的仿楼阁式塔等建筑组成，占地124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阿育王寺不但风光秀丽，殿宇巍峨，在中国佛教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南宋理宗时将其列为"天下五山之第二"，明洪武十五年(1382)诏定为"天下禅宗五山第五"。宋高宗、宋孝宗、清乾隆帝等曾御书匾额，唐代高僧鉴真在东渡日本时曾卓锡在此。另外，寺内还藏有许多文物，有唐代书法家范的所书"大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宋代张九成撰写的"妙喜泉铭"碑，唐贯休十六尊者像石刻以及"钦锡龙藏"经等。寺附近有"佛迹亭"、"极目亭"、"仙人岩"、"月现岩"、"七佛潭"等胜景。�

　　梁祝古迹遗址

　　梁祝古迹遗址宁波市鄞县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城南8公里处鄞县高桥镇。遗址由梁山伯庙、梁山伯祝英台合葬墓组成。相传梁山伯为晋代人，曾任县令，有政绩，晋安帝时追封为义忠王，建义忠王庙，后称梁山伯庙。梁祝的爱情故事，千百年来流传甚广。梁祝故事最早见于梁元帝《金缕子》一书，宋代的《四明乾道图经》有详细记载。墓地内曾有大量的晋墓砖出土，全国许多地方都有梁祝故事传说，但遗留有墓与庙的仅鄞县一处，现已辟为梁祝文化公园。�

　　上林湖青瓷窑址

　　上林湖青瓷窑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城西北60公里处慈溪市桥头镇境内。越窑是中国著名的瓷窑之一，主要分布于绍兴的曹娥江两岸和宁波地区，而上林湖窑址则为越窑的中心产地。上林湖坐落在栲栳山下，四面环山，湖形狭长，岸线曲折，长达20公里的湖岸上分布着东汉、三国、唐、五代至北宋的120余座青瓷窑址。上林湖青瓷胎质细腻，釉色晶莹。唐陆龟蒙在《秘色越瓷》诗中赞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青翠如玉的秘色瓷不但成了奉给皇上的贡品，自唐以后还由明州远销高丽、日本以及阿拉伯诸国，成为中国古代外销商品中的大宗商品，形成了海上的"瓷器之路"。上林湖的高峰期为晚唐，其主要产品有壶、罐、碗、盘、盏、托、盒、杯、唾盂、水注、香炉、砚等，并烧造出珍贵的"秘色瓷"。瓷器的纹饰，以花草、鱼龟等为题材，采用刻、画、镂、堆塑等手法，技巧娴熟。北宋后期，越窑生产衰落。�

　　保国寺

　　保国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市区北部江北区洪塘镇安山村灵山山腰。相传创建于东汉，原名灵山寺。唐会昌五年(845)灭法，寺毁；广明元年(880)重建，改名保国寺。现建筑群由山门、经幢、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藏经楼及钟鼓楼、斋房、僧房、偏殿等组成。主体建筑大殿重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距今已有980余年，是中国古建筑中的瑰宝。大殿的平面进深大于面阔，前槽安装有3个镂空藻井，斗拱古朴粗壮，为七铺作单拱双杪双下昂偷心造。柱子的设计，别具一格，以小拼大"四段合"的做法为全国现存木构建筑中的孤例，斗的做法也各不一样，海棠斗、靴角斗等在现存的木构中也极为罕见。大殿的外观原为三开间单檐歇山式，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增建了下檐，现为重檐歇山式。保国寺大殿反映了当时高超的建筑艺术，前人题赞"山岙藏得古招提，宫殿岿然结构奇"。寺内还藏有珍贵的唐代经幢两座。寺四周层峦耸翠，流水潺潺，亭台楼阁点缀其间，是宁波市内著名的旅游胜地。�

　　天封塔

　　天封塔宁波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城内海曙区大沙泥街。是古代宁波城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唐武后天册万岁及万岁登封年间(695～696)，故名。后汉乾�NB039�三年(950)建天封塔院。南宋建炎初毁于兵火，绍兴十四年(1144)重建，以后元、明、清历代均曾修葺。清嘉庆三年(1798)十二月修塔时，因塔灯失火，烧毁了塔的斗拱、平座、扶拦、楼梯等木结构，仅存砖塔身，1989年重修。现天封塔高515米，平面六角形，七明七暗，共14层，有飞檐、平座、栏杆等，朱栏青瓦，飞檐翼角，呈宋代砖木结构楼阁式古塔风貌。游客可拾级而上，凭栏远眺。天封塔院建筑毁于清后期，现尚存天王殿。�

　　鼓楼

　　鼓楼宁波市文物保护单位。又称海曙楼，是宁波城市建立的标志。位于宁波城内中山西路公园路口。唐长庆元年(821)，明州的州治从今鄞县的鄞江镇迁至今宁波市区，并在今公园路一带建筑了明州城，鼓楼即为明州城的南城门。唐末在今老城区的环城马路一带增筑了罗城，则以公园路的老城为子城，成为州官衙门的所在地。五代时，鼓楼称"望海军楼(门)"，宋时称"奉国军楼(门)"，置有刻漏，鄞县令王安石登楼并撰有《新刻漏铭》。元初被毁仅存残阙，至治元年(1321)重建，名"明远楼"。明万历十三年(1585)再次重建，并更名为"海曙楼"。现存建筑系清咸丰五年(1855)重建。城高8米，城门宽5米，楼为五开间，三重檐歇山顶，飞檐翼角，气势雄伟。1930年后在鼓楼上置大时钟和警钟。�

　　它山堰

　　它山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西南26公里处鄞县鄞江镇西它山之麓。鄞西为四明山区，每逢雨季，山洪暴发，人为鱼鳖，旱时，则咸潮上溯，良田被毁。唐大和七年间(833)，山东琅�NB044�人王元任县令，为根治灾患，率众踏勘地势后在此建造了它山堰。为增强泄洪能力，又在南塘河上分别建造了乌金�、积渎、行春三座闸，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水利体系。它山堰全长1137米，面宽48米，堰高305米，用长23米、宽1米、厚03米的条石砌筑而成。它山堰建成后江河分流，涝时水流七分入江，三分入溪；旱时七分入溪，三分归江，使鄞西7乡20余万亩农田得以灌溉，明州城内居民得以饮用。为纪念王元�NB045�为民造福的功绩，当地群众在它山之巅建造了遗德庙、"片石留香"碑亭。它山堰至今已有1000余年的历史，经过宋、元、明、清各代的整修、疏浚、配套，工程更臻完善，至今仍发挥着阻咸蓄淡、排洪泄涝的功能，被誉为水利史上的奇迹。�

　　天宁寺塔

　　天宁寺塔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城内中山西路。天宁寺为市区内历史悠久，最具代表性的佛教寺院之一。原名国宁寺，始建于唐大中五年(851)。北宋崇宁二年(1103)改称为崇宁万寿寺，政和元年(1111)更名为天宁万寿寺。几经兴废。明洪武十五年(1382)定名天宁禅寺。寺前原有东西两塔，东塔毁于清光绪年间，现存为西塔。西塔系砖结构楼阁式方塔，高约12米，每边长约32米，五层，逐层收缩，每层叠涩出檐，四壁均设佛龛，底层四面开门，内呈筒形，塔壁厚约076米。塔砖上有正书"咸通四年造此砖纪"铭文。1995年对东塔塔基进行了发掘，发现东西两塔大同小异。天宁寺塔是长江以南少有的唐代砖塔，也是全国仅存的唐代寺前双塔实例。�

　　七塔寺

　　七塔寺宁波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城内江东百丈街。始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称东津禅院。唐咸通二年(861)改名栖心寺。明洪武二十年(1387)，信国公汤和由普陀山宝陀寺迎来观音像，遂名普陀寺，有"小普陀"之称。其大雄宝殿内供奉千手观音像，以代释迦牟尼佛。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寺前建七座石浮图，故称"七塔报恩禅寺"，为浙东四大丛林之一。现寺院由大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方丈殿、钟鼓楼及偏殿、僧房等建筑组成，布局严谨。为市区内保存最完整的佛寺。另外，寺内还藏有开山祖师《唐敕赐心镜禅师真身舍利塔》、南宋的铜钟、明代的古木槎、清刻的五百罗汉像等。�

　　后海塘

　　后海塘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市镇海区东北，东接巾子山，西至余范的嘉燮亭，全长4800米，其中东端1300米与镇海的古城墙合在一起，用条石垒筑。海塘始筑于唐，原为泥塘，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改建为石塘。历代多次修葺，清乾隆十三年(1748)一次大修，用了3年多时间；道光二十八年(1848)进行全面整修，拓宽塘基，塘身采用条石交错的竖砌坡陀法，敷以黏性强的蛎灰抹缝，使海塘更为牢固，不但有拒潮挡浪保城护田的作用，还兼有城防作用。聪明的镇海军民将镇海县城的北城墙建在塘上，城塘合一，一物二用。这段城塘之上设有城垛、望海楼、警铺等，安置了火炮，曾在抗倭、抗英战争中发挥过作用。城塘的西端建有明万历元年(1573)的"定(镇)海县建城碑亭"一座，石质，内立"增筑定海城碑记"碑，为当时的兵部尚书张时彻撰文，记述了镇海建城的历史沿革。�

　　郡庙

　　郡庙宁波市文物保护单位。即宁波府城隍庙。位于宁波城内药行街西端。始建于五代，原址在子城西南，后遭火毁，明洪武四年(1371)迁今址。现存建筑系清光绪十年(1884)重建。坐北朝南，呈纵长方形，中轴线上有照壁、正门、仪门(戏台)、正殿、后殿，东西为厢房、偏殿、偏屋等。正门面县学街，为五开间单檐硬山顶，檐下饰如意斗拱，上悬"宁波府城隍庙"额，仪门后连戏台，台顶为鸡笼顶藻井，朱金木雕，装饰华丽轻巧。正殿为五开间重檐硬山式，明间前建抱厦，用材硕大，气势轩昂，庙内藏有明正统十一年的《宁波府城隍庙之碑记》等碑刻27方。清顺治二年(1645)六月，张苍水、钱肃乐等志士为抗击清军入浙，曾在庙内聚众起义。�

　　清真寺

　　清真寺宁波市海曙区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城区西南部月湖西岸后营巷。是宁波对外交往的历史见证。自北宋以来，明州(宁波)港对外交通贸易日趋繁荣，许多波斯、阿拉伯人到这里从事商贸活动，并定居下来，最早的集居点在今狮子街一带。北宋咸平年间(998～1003)，在该地建造了清真寺，元至元年间(1264～1294)随着集居点的迁移，寺迁建于原冲虚观前。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重建于今址。现清真寺为中国的传统建筑风格，坐西朝东，由头门(望月楼)、二门、照壁、礼拜殿和南北厢房组成。礼拜殿内悬有阿拉伯文的匾额。�

　　高丽使馆遗址

　　高丽使馆遗址宁波市海曙区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城区西南部月湖东岸宝奎巷一带。是昔日宁波港对外交往和中国与高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中国与高丽的友好往来，历史悠久，到了北宋，两国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熙宁七年(1074)宁波开始接待高丽使者。政和七年(1117)在宁波建造了高丽使馆，供高丽使节居住。现仅存遗址。�

　　南宋墓道石刻

　　南宋墓道石刻宁波市鄞县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城东南25公里处鄞县东钱湖的韩岭、上水及福寿山一带。由史诏墓道、史弥远墓道、史渐墓道、叶氏太君墓道等组成。史诏为宋丞相史浩祖，累封太师越国公，墓道现存石羊、石虎、石马、石文相、石武士、石椅等石刻11件。史弥远，史浩的第三子，曾为相25年，墓道现存石笋、羊、虎、马、武士等。史渐，史浩之堂弟，赠太师齐国公，墓道现存石刻有羊、虎、马、武将、文臣等。叶氏太君，慈溪人，史诏生母，赠冀国夫人，墓道现存石笋形神道柱一对及残损的翁仲等。这些墓道石刻，武将气宇轩昂，文臣沉静含蓄，马鞍等处饰缠枝牡丹、海兽波涛等，雕技细腻娴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填补了南宋石刻艺术的空白，也为研究古代服饰提供了实物资料。�

　　广济桥

　　广济桥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城南22公里处奉化市江口镇南渡村，横跨于县江之上。该地自唐以来为明州(宁波)经奉化至台州、温州的驿道必经之地，原只有船渡，因与北上的另一渡口北渡相对应，故称南渡。北宋初年始建木桥，但因河宽水急，屡建屡毁。到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当地人汪及易木桥为立柱式石墩廊桥，元至元年间重建。以后历代均有修缮。现桥东西向，长52米，宽66米，为四孔石墩廊桥。桥墩立柱式，每墩用6块断面为长方形的条石直列而成，上下有榫卯，连接地�NB038�与横额，有明显的侧脚。桥墩上搁粗大的圆原木桥梁，铺设桥板，桥上建有人字坡、小青瓦的廊屋16间，并藏有记载广济桥历史的碑石数块。�

　　游仙寨

　　游仙寨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城东南52公里处象山县赤坎村南。寨城东北为大爿山，西北距大海约1公里，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56米，南北长约121米，占地18万余平方米。墙断面呈梯形，外砌块石，中为填土，高约8米，上宽12米至21米不等，顶部外侧有高18米的城垛，城门设在西南面，有残存瓮城，城门宽25米，与瓮城门相距10米，城外有宽约5米的护城河环绕。寨城内道路纵横交叉，路面用鹅卵石铺成，当年的兵营已不复存在，但尚可见到排列整齐的断墙残基。城内西北面有大小两处当年练兵的校场遗址，原有水井四口，分布在四隅，现仅存一处。寨城北侧的山上有几座烽火台。游仙寨建于明正统八年(1443)，属爵溪所管辖，有225名官兵驻守。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进犯象山，攻游仙寨甚急，爵溪所百户秦彪与弟秦汉率兵杀敌，俱战死，后人多有赞叹。游仙寨作为象山县城、爵溪所城之门户，历代有驻兵防守，直至清道光年间后不再驻守，寨城渐废。�

　　天一阁

　　天一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城区西南部月湖景区的芙蓉洲上。为明嘉靖年间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楼，建于1561～1566年之间。范钦一生爱好藏书，致仕后在宅第的东侧建造了藏书楼，取《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名为"天一阁"，寓意以水制火，以期藏书永存。清乾隆皇帝在修《四库全书》后，命杭州织造寅著来天一阁丈量书楼、书橱的营制尺寸，并据此而建造了文渊、文源、文溯、文津等北方四阁和文汇、文宗、文澜等南方三阁，以置放《四库全书》，天一阁遂名闻天下。现天一阁为重檐硬山式，观音兜山墙，楼上一大通间，楼下6间，有藏书30万卷。阁前为天一池、"九狮一象"假山，阁后有后期迁建的尊经阁和"明州碑林"。近几年，天一阁又扩建了东园，建造了书画馆，迁建了清代藏书楼"抱经楼"和"水北阁"，以及数幢古建筑，掘池垒山，植木栽竹，一座占地24万平方米的"南国书城"如一颗明珠，镶嵌在古老的明州城。�

　　范宅

　　范宅宁波市海曙区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城区西南部海曙区中山西路月湖文化景区入口处。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坐北朝南，由三开间的台门、二门、照壁和单檐硬山顶三开间的前厅、后厅、后楼及东西厢房组成，结构简朴，用材硕大，占地面积2400平方米，建筑面积2150平方米。是宁波市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明代住宅建筑。范氏的后人盐运使范廷谋，在清乾隆年间曾任台湾知府，对台湾的建设作出过贡献。�

　　钱肃乐故居

　　钱肃乐故居宁波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城区江东潜龙巷。建于明嘉靖年间。原建筑由台门、厅堂、后楼及厢房等组成，现仅存三开间、单檐硬山式的厅堂。钱肃乐(1606～1648)字希声，号止亭，明崇祯十年(1637)进士，官太仓知州等职。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钱肃乐与张苍水等在郡庙组织义军抵抗，迎鲁王监国。后追随鲁王，官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等职，联合各路义军，转战在浙闽沿海一带，曾连克兴化、福清等30余城。由于鲁王政权的腐败，官宦之间的倾轧排挤，致使连江等相继失守。钱肃乐忧愤至极，病故于连江的琅江舟中。南明政权赐太保，谥号忠介。著有《正气堂集》、《越中集》、《南征集》等。后世为纪念这位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将其故居西南端的一条马路命名为"忠介街"，现故居已辟为纪念馆。�

　　张苍水故居

　　张苍水故居宁波市海曙区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城区海曙区苍水街。张苍水抗清失败后，隐居于象山县南田悬岙岛(一说舟山悬岙)，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严辞拒绝清军的劝降，矢志以岳飞、于谦为榜样，于康熙三年(1664)九月在杭州慷慨就义。遗体葬于南屏山下，现存祠及墓。故居尚存年轻时读书的书房及张氏后人所居的三合院，院门上有砖匾"近圣人居"四字。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1936年将宅前大路命名为"苍水街"。�

　　黄坛、前童明清古建筑群

　　黄坛、前童明清古建筑群黄坛清代古建筑群位于宁海县黄坛镇。保存完整的有司马第居易堂、益善堂、厚贻堂、**楼等。这些建筑的石雕砖刻精细美妙，梁枋、门窗等处的木雕艺术更是堪称一绝。前童明清古建筑群位于宁海县的前童镇。该镇"家家用活水，户户有雕墙"，整个村庄清溪环绕，曲折精致的卵石路面，别具一格。现整个村庄较好地保存了明清时期的风貌，其中较好的传统民居有10余幢。除明代古建筑外，均为清嘉庆、道光年间的建筑，门窗等处雕饰精美，屋脊、马头墙的做法风格独特。�

　　白云庄

　　白云庄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市海曙区西郊乡前丰村。原为明末户部主事万泰的别业。康熙七年(1668)，启蒙主义思想家黄宗羲来此处授徒讲学，创"甬上证人书院"，白云庄成为浙东学派的发祥地。清末，书院废圮。1934年重建。现白云庄由人字坡大门、牌楼式二门、三开间单檐硬山式厅堂及后屋组成。相邻的宅院为史学家万斯同的故居，由大门、中厅和后厅组成。西边有万泰之父、明都督万邦孚及万泰第五子浙东学派中坚人物万斯选墓。�

　　黄宗羲墓

　　黄宗羲墓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城西北约29公里处余姚市陆埠镇十五岙村化安山下龙山东南麓。坐西朝东，馒头形封土，正面形似观音兜墙面，条石错缝叠砌，中竖圭式墓碑，上镌隶书"黄公梨洲先生墓"七字。墓前有祭台，置石桌、石凳。墓周围青山环抱，林木葱郁，更有潺潺溪水，鸟语花香。墓对面的虎山坡上有其父亲、东林党的著名人物黄尊素墓。黄宗羲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冬选长期从事著述读书的龙虎草堂旁作为其安息之处，并营建了简朴的寿域。康熙三十四年(1695)，黄宗羲因病逝世，儿孙遵其"不棺而葬"的遗愿，简单而庄重地将其安葬。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史学家全祖望撰写神道碑，萧山毛奇龄撰写墓志铭。�

　　四先贤故里碑亭

　　四先贤故里碑亭余姚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城西北45公里处余姚城区龙泉山腰。四先贤指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黄梨洲，均为余姚人氏。原碑分别建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和清末，其地在江边"接官亭"处，后迁今址。现碑亭系1982年重建，由四座单间歇山顶石结构亭子组成，坐北朝南，亭高355米，每亭阔093米，深184米，内立一石碑，亭柱上镌有楹联、眉额。�

　　全祖望墓

　　全祖望墓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市海曙区南郊公园南面王家桥东侧，前有南塘河的支流由东向西流淌。历史上为全氏家族的葬地。墓地略高于周围的农田，现墓地上有墓三穴。全祖望墓在东南侧，坐北朝南，呈长方形，长8米，宽48米，里为砖椁，外用块石砌筑，墓碑横长式，上刻"谢山全太史墓"。全祖望(1705～1755)是黄宗羲的私淑弟子，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史学家、文学家。�

　　江北岸天主教堂

　　江北岸天主教堂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市区江北岸中马路，面临三江口。明崇祯元年(1628)，葡萄牙籍教士将天主教传入宁波。清顺治五年(1648)，意大利人己济泰始建天主教堂，不久为清兵所毁。康熙五十二年(1713)，法国人郭忠传在药行街购地再建教堂。几经兴衰，现仅存部分房屋。现存的天主教堂为同治十一年(1872)由浙江教区的法籍苏主教兴建，在中法战争中，清廷降旨得以保护，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增建了钟楼。现教堂由钟楼、教堂、主教公署、本堂区和偏屋等组成。其钟楼高耸挺秀，教堂穹隆高大宽敞，呈哥特式建筑风貌，是浙江省最雄伟的天主教堂，也是外来建筑文化在宁波市的代表作。�

　　五桂楼

　　五桂楼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城西北约28公里处余姚市梁弄镇。是清代诸生、藏书家黄澄量的藏书楼。黄澄量，字式筌，号石泉，自幼好读书藏书，认为"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赢金遗后诚不若楹书教子为愈也"，遂于嘉庆十二年(1807)在住宅之南建造了藏书楼。因其远祖有兄弟五人，在当地很有名望，人称"五桂"，故以"五桂"为楼名。五桂楼坐北朝南，由大门、天井和正楼组成，四周高墙护围。正楼三开间单檐硬山式楼房，五马头山墙。楼下明间上悬"七十二峰草堂"匾，为其读书会友之处；楼上明间悬白水山人胡芹所书"五桂楼"匾，朝南设花格窗、板窗和玻璃窗三道，以根据气候关启调节。所藏古籍按经、史、子、集顺序排列。黄澄量死后，其后人继续收藏古籍，藏书增至6万余册，数量直逼天一阁的藏书，故有"浙东第二藏书楼"之称。现存藏书8600余册。�

　　朱贵祠

　　朱贵祠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原为高节祠，又名慈廓庙，俗称朱将军庙。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西门外郑山山麓，面对大宝山。朱贵(1779～1842)字黻堂，祖籍南京，曾祖父于清顺治年间流寓于甘肃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朱贵行伍出身，因战功先后任榆林、凉州、西安等地守备、游击参将副将等职。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调任金华协副将。鸦片战争爆发后，为抗击英军入侵，二十二年一月朱贵奉命率昭南、共南、韦南三子及甘陕籍精兵900余人屯兵慈溪县城慈城(现属江北区)大宝山待命。二月初四拂晓，英军头子璞鼎查率2000余人直扑大宝山，朱贵率兵迎击，战斗从早到晚，在无援兵情况下，他亲执大旗，身先士卒，奋勇作战。终因寡不敌众，朱贵与第二、四子及将士220余人英勇阵亡。二十三年秋，参加慈溪县秋试的举人联名捐资为朱贵建祠，二十六年祠成。祠由台门(连倒座)、正殿组成，正殿三开间单檐硬山式，占地1000余平方米。祠内有林则徐题写的"忠规孝矩"额及礼部右侍郎关钟骏撰写的"慈廓庙碑记"等。祠后山上有大宝山战役阵亡将士墓。�

　　庆安会馆

　　庆安会馆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因其为祭祀天后娘娘的宫殿，又称"甬东天后宫"。位于宁波城区奉化江、甬江、余姚江汇合处三江口的东岸。这一带在明清时期为木材的集散地。清咸丰三年(1853)建。坐东朝西，面临三江，中轴线上有接水亭、照壁、宫门、仪门(连戏台)、后殿、左右厢房及偏屋等。现接水亭、照壁、仪门(连戏台)及部分厢房、偏屋已毁。宫门三开间单檐硬山顶，两边为高耸的马头山墙，大门开在明间，前封檐墙上有砖雕飞椽出檐及花板等砖饰，雕刻细腻精美。正殿为祭祀天后的神殿，外观比较独特，明次间为重檐歇山式，梢间为硬山式，马头山墙。明间廊柱为石质蟠龙柱，从云间俯冲直下的神龙，张牙舞爪，栩栩如生。次间廊柱为石质凤柱。两侧墙面上嵌有"西湖十景"的浅浮雕石刻各一方。与正殿相连的后戏台藻井为螺旋式，玲珑精巧。庆安会馆

本次展览对新疆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各种语言文字的重要文献进行了集中展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首都北京队新疆珍贵历史文献的全面展示，也是对新疆古籍保护工作成果的一次汇报。来自全国23家收藏单位的320件展品参与了展出，历史跨度长，内容丰富，包含了从先秦至明清2000年间关于新疆的重要文献文物，涵盖各民族文字的木简、文书、古籍、舆图、拓片登22种类型，展示了新疆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多宗教且历史悠久的鲜明特点。该展览由文化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共同主办，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承办，联合承办单位多达20余家。

　　展览还全面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新疆古籍保护工作的成绩。通过展板和实物，展示了新疆古籍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展现了党和国家***对新疆文化建设的关怀。

　　中国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典籍。中国人对纸的使用比欧洲早了1000年，利用印刷术比欧洲早了600年。而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离不开各个民族。很多少数民族很早就有自己的文字，并用这些文字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典籍。而位于我国西北的新疆地区，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处，存世的汉文和各个民族文字古籍藏量异常丰富，但由于历史和特殊的社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前，新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极少开展，且由于基础薄弱，仍存在古籍保存条件差、修复手段落后、经费紧缺、从事古籍保护工作的人才严重匮乏、学科建设相对滞后，古籍老化破损比较严重等突出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新疆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之下，新疆的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全面启动后，新疆维护尔自治区认真开展古籍普查工作，配合国家古籍普查整体规划，积极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目前已有64部古籍入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也入选了“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内的我国各省在古籍保护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使得中华古籍这一纪录文明历程的重要标志和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得以正规科学的修缮和保护。

　　我们的祖国有着有就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各类古籍便是这些文明的重要载体，从这个角度上说，古籍保护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它保护的不仅是古籍本身，也是我们国家的文明史。虽然自己的本职工作与古籍保护工作还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作为一名文献工作者和一名***员，看到我国的古籍保护工作如此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重视，心中倍感温暖，这个展览也再一次深深激发了我爱党敬业的思想。在日常的工作中，我会秉承图书馆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并充分发挥***员的先进性，来回报党和国家的培养和关怀。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