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茶叶名称在唐代以前的古书中有多种称呼：“荼”、“茶”、“荈”、“槚”、“蔎”、“诧”、“茗”、“葭jia”、“葭萌”、“诧”、“卢”等,其中以“荼”字用得最多,但当时“荼”是一个多义字,“荼”有苦菜和茶两重意思。后来为了区分苦菜和茶,将指茶的荼字加一个“木”字旁,因此就有了“木荼”。在唐代以前“荼”和“木荼”,是茶的常用文字称呼,读音一般仍读音茶(cha)。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湖南省有个茶陵县,是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于古长沙国置的县称“荼(cha)陵县”

　　继韩剧《渊盖苏文》将唐太宗李世民射成“独眼龙”后，韩国历史小说《蚩尤天皇》再次戏说中国历史，最近该书内容被披露后引起议论纷纷——书里不但将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的蚩尤追溯为祖先，更在描述争夺中原的“涿鹿之战”时，称蚩尤征服轩辕黄帝，让对方在剑下屈膝投降，不禁令国内读者大跌眼镜。

　　小说

　　蚩尤大败黄帝

　　近日，许多读者在各大论坛上披露称，韩国历史小说《蚩尤天皇》认蚩尤为祖先，还大肆描写蚩尤在“涿鹿（今河北涿鹿）之战”时大败黄帝，令人匪夷所思。 根据读者提供的网址，记者昨日进入韩国一家图书网站上看到，该书被列为《大韩民族通史》系列，分为“天地创造”、“炎帝神农氏”、“黄帝公孙轩辕氏”、“蚩尤大帝”、“涿鹿大捷”等十余章。

　　从网上披露的该书插图，记者看到蚩尤已被封为韩民族上古时第14代天皇与军神，其率领的骑兵装备空前先进，不仅有头盔、铠甲、弯刀、弓箭、马镫，还有马拉战车以及军犬队、上古“空军”鹫鹰队。与黄帝逐鹿中原时，蚩尤先是攻克空桑城（今山东曲阜一带），接着更在大战中击败轩辕黄帝。只见一张插图里，一身铠甲的蚩尤得意洋洋剑指黄帝，逼迫其举军旗投降。

　　作者: 吉祥 发布日期: 2007-11-15

　　蚩尤是农部落的名称

　　蚩尤见之正史，载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纪。因其有与黄帝争战失败的经历而闻名。

　　历代史家为作之作注。裴骃撰《史记集解》引应劭曰：“蚩尤，古天子”；又转达引《汉书音义》臣瓒引《孔子三朝记》云：“蚩尤，庶人之贪者”。列举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之后，司马贞撰《史记索隐》，对“天子”“与庶人”两说提出质疑。先引太史公原文“诸侯相侵伐，蚩尤最为暴”，析其意，蚩尤非为天子，又引《管子·地数篇》所言“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说明蚩尤并非庶人。进而提出“蚩尤盖诸侯号也”之说。

　　然则，张守节撰《史记正义》，引《龙鱼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优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威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引述这一夹杂神话的民俗传说，显然对“诸侯”“天子”“庶人”诸说都有否定之义。因为，仅是一幅遗像便足以使“八方万邦皆为弭服”，其威风远非一般诸侯可比，亦非庶人可及。然而，又有天遣玄女助黄帝而非助蚩尤之说，可见蚩尤亦与“天子”无缘。

　　诸学者之所以把“天子”“庶人”“诸侯”等概念硬往蚩尤身上套，明显是局限于周秦封建社会结构模式的认识框架，因而不能正确诠释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蚩尤身份及这一概念的社会历史的内涵。

　　蚩尤所处的时代，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正值“神农氏世衰”之时。

　　神农氏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民明农耕生产工具耒、耜的一个氏族。《易·系辞》记：“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从此，在中华大地上，许多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谋生手段的族硌先后转向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如《白虎通义》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之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氏”。这是对狩猎肉食的族群转向农耕生产历史的追忆。又如《淮南子·修务训》记：“古者民茹草饮水，采草木之实，食螺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这又是对采储果实及螺蚌之肉为主食的族群转向农耕生产历史的记忆。

　　耒耜的发明是中国原始社会生产力的一次大飞跃，它奠定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基础，导致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神农氏之世”的出现。神农氏功绩伟烈，被尊为“农皇”，又称“地皇”。《尚书大传·卷第四》说：“神农为农皇也。……神农以地纪，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指其功德之实质在发挥地力，亦称“地皇”。

　　在中华远古传说中，“皇”的意思有两层：一是有重大发明功大德美泽被天下者，“皇，君也，美也，大也”[1]，如燧人氏发明个钻木燧取火而被尊为“燧皇”[2]；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用于捕兽捞鱼，并制定婚姻嫁娶之礼，使人类本身的繁衍进入健康有序的轨道，因而被尊为“羲皇”[3]。二是指不存在公共权力的早期原始社会，“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称曰皇”[4]，“烦一夫扰一妇以劳天下，不为皇也。不扰匹妇故为皇”[5]。其情景如《庄子·盗跖》所述：“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

　　到了神农氏晚期，由于农耕业逐渐成为主要生产方式，游荡觅食的原始群也渐次定居，逐步形成氏族社会，并发展为部落组织，出现拥有超出本部落影响力的部落联盟首领，这就是“帝”。《说文解字》释：“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也”。“谛”是指“审谛”，即举措详谨周密，合乎客观规律。《白虎通义》说，“德合天者称帝”[6]。“王天下之号”是指超越部落范围的号召力。“帝”的称号出现标志着原始社会从早期游群和氏族社会阶段向晚期部落社会阶段的转变。此时，神农氏也开始被称为“炎帝”。

　　“炎帝”之“炎”，其义有二：一是火光，焚烧。《说文解字》释：“炎，火光上也”。《玉篇》释：“炎，热也，焚也”。这与原始农业离不开“火耕”有关。所谓“火耕”，是指先砍倒烧光荒地上的杂草灌木，然后耕种点播的一种垦殖手段。二是指南方之神。《汉书·卷七十四》：“南方之神炎帝”，这是从黄河流域的地理视角而言，发祥于湖北厉山，崩葬于湖南茶陵的神农氏当属南方无疑。

　　从被尊为“农皇”的“神农氏之世”，到被称为“炎帝”的“神农氏世衰”之时，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时代。

　　蚩尤活跃于历史舞台之时，即“神农氏世衰”的“炎帝”之时。当时部落林立，各部落依仗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武力互相争斗，不再服从由于发明耒耜的功绩而自然形成的部落联盟首领炎帝神农氏的约束。“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蚩尤最为暴”[7]。此所言“诸侯”，并非周秦社会制度下分封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之贵族，而是指原始社会末期的各部落酋长。蚩尤是其中之一。

　　“蚩”是贬词。《说文解字》释为“虫也”。作冠词用，若今之詈辞“小爬虫”之类。《六书正伪》曰：“凡无知者，皆为蚩名之”。“尤”为部落名。尤又作由，意为农。杨慎《丹铅录》云：“由与农通”。《韩诗外传》云：“东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吕氏春秋·勿躬》例举“管子复于桓公曰：‘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甯[]，请置以为大由’”。注：“大由，大农也”。《管子·省官》说：“相高下，视肥[]，观地力，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诏期即《礼记·月令》所谓“王命布农事”之日期。由田即农田，亦农官之谓也。《钱谱》神农币文“农”作“由”。“尤”是依传闻所记部落名称，与“由”为同音异字。故“尤”部落即“由”部落，亦即农部落。贬之即谓“蚩尤”。中国古代对氏族及部落的名称与其酋长名称和氏族部落民名称常常不加区别地称呼，所以，“蚩尤”既为部落名，亦为该部浇酋长与部落民之共名。

　　作者: 吉祥 发布日期: 2007-11-15

　　二、蚩尤与炎帝、黄帝的关系

　　蚩尤与炎帝有族裔的关系。《路史·蚩尤传》说：“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

　　炎帝与蚩尤均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同属农耕部浇联盟。炎帝部落为神农氏族之直系后裔，仰成于其先祖神农氏发明耒耜功绩之余烈，得以居逐耕部落联盟之首，而称“炎帝”。炎帝与神农氏既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故《史记·封禅书》例举封禅大典时，将神农氏与炎帝分列先后。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神农氏与炎帝的记叙非常贴近，但未予指明其间的关系。《帝王世纪》说：“神农氏作，是为炎帝”，已经注意到二者的亲缘关系。《汉书2古今人表》及《易·系辞》疏将为帝与神农氏合称呼为“炎帝神农氏”。

　　《易·系辞》疏引《帝王世纪》云，“炎帝”之号，凡传八世：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帝哀、帝榆罔。至帝榆罔之世，始见蚩尤部浇崭露头角。

　　蚩尤部落是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的一群农耕部落中实力最强的一个部落。其实力雄厚的原因，一是益于其居地产盐；二是在煮盐的生产过程中，发明了冶炼金属与制作兵器。

　　《梦溪笔谈2卷三》记：“解州盐泽，方面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氵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宋代解州治在今山西运城市解州镇。盐泽今名解池，素有“国宝”之誉，有硫酸钠、氯化钠、硫酸镁等盐，含钙、碘、钾、硼、锂、铯、锶等稀有元素。《太平寰宇记·卷四六》客观存在邑县条下记：“蚩尤天在县南一十八里”。故安邑县即今县，亦受辖于运城市。这里曾经是蚩尤部落的居地。得盐泽之富，蚩尤部落才有实力与黄帝抗争。如《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

　　《管子·地数篇》说：“葛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二十”。葛庐之山及雍狐之山具体所指无考。其地处当不会离今运城市太远。或者就在其地。“金”泛指金属，不限于黄金。

　　与今山西运城市相邻的今河南三门峡市，也是农部落的聚居中心。数千年之后，这里仍有神农氏后裔。《史记·本周纪》载，周武王伐纣成功，“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裴骃《史记集解》注释：“《地理志》弘农陕县有焦城，故焦国也”。《汉书·地理志》弘农郡，首县弘农，治在今河南灵宝县。陕县今属三门峡市。《地理志》载弘农郡“有铁官，在[]池”[]池即今渑池县，亦属三门峡市。灵宝县有金矿，至今仍有重大开采价值。其它如银、铜、铁、锌、铝等矿藏资源储量也很丰富，该地区具有金属冶炼的必备条件。相传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处，即在灵宝县境内[8]，其相对历史年代在轩辕与蚩尤之战后。这一地区不仅矿藏丰富，而且土地肥饶，盛产五谷林果及紫胡、天麻、黄苓、丹参等中草药，宜于农耕部落居住。

　　由史籍所载观之，蚩尤部落因得盐池之利，金属冶炼之法，成为以炎帝为首的农耕部落联盟中实力最雄厚的一个部落。蚩尤与炎帝同为神农氏后裔，显赫者称炎帝，失败者称蚩尤。

　　关于蚩尤与黄帝之战，载籍所见，有三种说法：一说是黄帝胜炎帝之后，再胜蚩尤而巩固帝位，黄帝与蚩尤之战似为黄炎之战争的余波；另一说是蚩尤驱逐赤帝（即炎帝），赤帝求诉于黄帝，二帝联手杀蚩尤于中冀；三说是蚩尤作兵攻黄帝，兵败被杀。

　　第一种说法如《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依附杀蚩尤”。太史公言黄帝名轩辕，国号有熊轩辕本意为车，应是指发明制作车的技术而得名的氏族及其首领的名称，如发明制作农耕工具技术称神农氏，发明制作捕捞工具技术而称伏羲氏，发明钻燧取火技术称燧人氏然。有熊国号。当时的“国”，实为部落。熊、罴、貔、貅、[]、虎为六种兽名，应是有熊部落中六个氏族的名称，或谓图腾。阪泉，水名，在今北京市延庆县。涿鹿，山名，在今河北涿鹿县，与阪泉相距不远。

　　第二种说法见于《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广平之地曰阿。争战发生在涿鹿山下的开阔地带，隅指角落，“九”意指多，并不限于具体数目八加一。“九隅无遗”是说蚩尤驱逐赤帝（即炎帝）部落不留遗地。地冀指中原冀州。《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郭璞注：“自东河至西河”。当时把黄河入海处称为东河，河套向南流处称西河。《周礼·职方》记：“正北曰并州”，今山西太原、河北正定保定皆属之；“东北曰幽州”，今北京市属之。上古冀州位于幽、并之南，地在今山西南部及河北西南部。传说蚩尤被杀之处，在今山西运城解州。

　　第三种说法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风伯雨师是农耕蚩尤部落专司气象的巫师，后为农业气象神，立有庙，岁时奉词。《韩非子·十过》说：“昔者黄帝俣鬼神于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反映了风伯雨师与蚩尤部落之密切关系，因为农业部落生产的丰收部是与风调雨顺分不开的。

　　三说孰是，今已无考查之可能与必要。对于此类沪传千年后才被记入载籍的史前传说，史学家注视的焦点，是其中透出的史影；而民族学者关心的问题，则是该传说反映出的族体的类型、文化特征及其形成和衍变的过程。

　　蚩尤战败后的结果，一说是被黄帝擒杀，如前引述《史记》《逸周书》《山海经》所记；另一说是受到黄帝重用，如《龙鱼河图》所言：“黄帝制服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逮至秦汉，民间尚有以蚩尤为兵主行礼祠之俗。以致秦始皇东游及高祖刘邦起兵，皆从民俗礼祠蚩尤，见载于《史记·封禅书》及《史记·高祖本纪》。

　　《管子·五行》亦有黄帝重用蚩尤的记载：“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蚩尤明天道，故使为当时”。“当时”是中原黄帝部落联盟的一种公职名称，其地位与职能约与《周礼》中的“天官”相类，亦近似于后世各朝之宰相，是辅佐部落联盟首领（帝）管理各部落公共事务的部宰。此处所言之“天道”，是指天文历法岁时月令的经验知识。熟悉这些知识，是安排农业部落生产生活，管理好农业部落社会的关键。

　　关于蚩尤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的记载，反映了黄帝与蚩尤关系的不同阶段与不同侧面。“蚩尤”本是农部落的他称，既是对部落酋长的他称，也是对部落全体成员的他称。蚩尤部落的第一任酋长称蚩尤，第二任酋长亦称蚩尤；第一代部落成员称蚩尤，第二代部落成员仍然被称为蚩尤。如同《大载礼记·五帝德》记“黄帝三百年”之类传言的实际内涵。把黄帝与蚩尤的战后关系放到原始部落战争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杀戮是不可避免的，斩尽杀绝又是不可能的，最终只能是让战败的部落在服从的条件下保持原状生活下去。

　　作者: 吉祥 发布日期: 2007-11-15

　　三、蚩尤的遗裔

　　在蚩尤部落活动过的地方留下了聚居点（后世所谓“城”）、坟冢、祀祠等遗迹的记载，追溯这些遗迹，可以看出蚩尤部落的活动地区，以现其遗裔的线索。

　　关于蚩尤城的记载，见于（水经注·卷十三）涿水条记：“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经涿鹿县故城南……〈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侧流注阪泉”。又引〈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故涿鹿在今河北涿鹿县。涿水待考。蚩尤泉在今涿鹿县。阪泉在今北京市延庆县。 新安县有蚩尤屋场等。

　　《太平寰宇记·河东道七》客观存在邑县条下记：“蚩尤城在县南一十八里……其城今摧毁”。故安邑县治在今山西运城市安邑镇。

　　关于蚩尤冢的记载，见于《皇览·墓冢记》：“蚩尤冢，在东平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三国时之东平寿张县治在今山东阳谷县寿张镇。山阳钜野县治在今山东巨野县。

　　关于蚩尤祠的记载，见于《史记·封禅书》。秦始皇东巡游，封泰山，禅梁父，礼祠齐八神。八神之中，“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今山东东平县即其故治。又，《汉书·地理志》东郡寿良（张[9]）县条下记：“蚩尤祠在西北（涑）[10]上，有朐城”。汉东郡寿起兵之时，“祠黄帝蚩尤于沛庭”。秦时沛县，治在今江苏徐州市沛县。沛县东境隔微山湖与山东相望。

　　《逸周书·尝麦解》中，有“命蚩尤于宇少昊”之语。这里的“宇”释为“边”。于屋则檐边为宇，于国则四垂为宇。意思是说蚩尤部落曾被安排在少昊部落的边垂居住。当时少昊部落居地，以曲阜为中心。《左传2定四年》杜预注：“少昊墟，曲阜也，在鲁城内”。蚩尤在少昊之西垂。

　　《述异记·卷上》云：“太原村落间祭蚩尤神，不用牛头”。又云“汉武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其俗遂为立祠”。又载：“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载牛角而相[]。汉造角[]戏，盖其遗制也”。秦汉置太原郡，属并州，首县晋阳，治在今山西太原市。两汉时的冀州，地在今河北南部、山西南部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

　　依上列籍记述，关于蚩尤的遗迹、遗俗、传说，历数千年之久，逮至秦汉，仍然以浓烈的色彩保存于民间。在北至河北涿鹿，西至山西太原运城，东到山东东平，南至江苏沛县的广大地区，礼祠蚩尤之俗经久不衰。按“民不祀非族”的古俗，这些地区定有为数众多的蚩尤遗裔，才能具备形成和保持这种祭祀蚩尤民俗的社会条件。这些地区在两汉时期又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腹心之地，无疑有相当多的蚩尤遗裔成为汉族成员。

　　蚩尤遗裔见于载籍者，有邹氏屠氏。王嘉《拾遗记》载：“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其先以地命族，后分为邹氏屠氏”。邹姓屠姓今为汉族常姓。

　　“有北之乡”指北方寒冷不毛之地，见于《诗·小雅·巷伯》，也颖达疏：“北方太阴之气寒凉而无土毛，不生草木，寒冻不可居处”。说明曾经有一部份蚩尤遗裔被迁到北方。蒙古族学者陶克涛著《毡乡春秋——匈奴篇》，论蚩尤是匈奴在传说时代的称号，被黄帝北逐的荤粥当是蚩尤[11]（部落遗裔）。司马贞《史记索隐》释荤粥：“匈奴之别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俨]狁，汉曰匈奴”，《周书·帝纪第一》：“太祖文皇帝守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指出：“宇文氏出自匈奴南单于之裔”。

　　古有仇犹国，公元前457年被晋国智伯所灭。《史记·樗里子传》记：“智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今山西盂县东北有仇犹国遗址。仇犹与蚩尤音近，其国或为蚩尤遗裔所建。

　　蚩尤部落遗裔之向南迁者，不见经传，但存口碑。黔东南苗族史诗《枫木歌》，说苗族始祖姜央（炎）是从枫树树心中生出来的。苗族学者联系《山海经·大荒南经》记：“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谓枫木”。论证苗族为蚩尤之裔[12]。《苗族简史》载：“川南、黔西北一带有蚩尤庙，受到苗族人民的供奉”。从枫木中生出苗族始祖之传说，实涵蚩尤再世之象征意义。

　　《尚书·周书·吕刑》将蚩尤与苗民相提并论：“蚩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说“作乱”是从蚩尤开始的，延及平民，无不以各种方式取人财物：群行攻劫曰寇，杀人曰贼，以鸱张跋扈为义；作乱在外曰奸，作乱在内曰宄，强取曰夺，窃取曰攘，诈取曰矫，固取为虔。“灵”意为善，即不以善教化，而是制作刑法。指斥苗民沿袭了蚩尤之习性。时至今日，布依族仍称苗族为“布由”。布依族“布”意为“人”或“族”。在祠法上是限制成分在中心成分之后，“布由”意为“由族”亦可记为“尤族”。与蚩尤部落的他称一致。

　　《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崩葬长沙茶乡。茶乡即今湖南茶陵县，在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西侧。古三苗居地亦曾及于湘赣间。据《史记·吴起列传》记：“昔三苗之居，左洞庭，右彭蠡”。洞庭即今日洞庭湖，彭蠡即今鄱阳湖。因此，三苗极可能是从神农氏之裔，或即蚩尤（农部落）之遗裔发展而来的游耕农部落群。苗族普遍存在长时间远距离迁徙的传说历史。这是与其较长时间地保持游耕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分不开的。当然，也有政治和社会的原因。

　　还应当注意到，如同汉族是多元形成的一样，作为中国南方的一个古老的族群，苗族原初的族源即呈现出多元性。苗族古称“苗民”或“三苗”。除了上述炎帝神农氏和蚩尤（农部落）与“苗民”、“三苗”有直接的族源关系而外，黄帝之裔缙云氏、颛顼之裔驩头也都分别是三苗、苗民的主要族源之一。 在榕江一偏僻苗塞中发掘出的“苗族古歌”，解答了榕江西山上“苗王庙”的千古之谜，同时解释并确认了“苗王庙”所供的祖像是中华民族三大始祖之一“蚩尤”。

　　“三苗”之始见载籍，有《尚书·虞书》：“窜三苗于三危”。孔颖达疏：“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此所谓“国名”，实为部落名称。“缙云氏”是黄帝部落中的一个氏族名称，后发展为部落名称。《史记正义》案：“黄帝有熊国君，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直接指缙云氏为黄帝。《史记集解》说黄帝“亦号轩辕氏”。杜预注《左传·文十八年》：“缙云，黄帝时官名”。此所谓“官名”，实指黄帝部落的分职名称。《左传·昭十七年》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名”。即以云作为本部落以氏族为单位的军事编制（云师）的名称和该氏族所担任的部落公职名称（云名）。

　　《史记集解》引应劭曰：“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表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列出春夏秋冬的官名，如《周礼》，春官宗伯管祭祀礼乐，夏官司马管行政军事，秋官司寇管刑法禁令，冬官司空管工程建设。这种以云为公职名称是早期黄帝部落内部由各氏族分别担任的部落公职，至于黄帝成为部落联盟首领之后，由各部落分别担任的部落联盟公职名称，如《管子·五行》所记，则称为“当时”（天官）、“禀者”（地官）、“土师”（春官）、“司徒”（夏官）、“司马”（秋官）、“李”（冬官）。今浙江省有缙云县，其县有缙云山，相传为黄帝游仙之处。

　　《广韵》释“窜”为“放也”，即流放之意。“三危”，孔安国传曰：“西裔之山”，裔指边远之地。《山海经·西山经》有“三危之山”，郭璞注：“今在敦煌郡”。汉置敦煌郡，治在今甘肃敦煌市。敦煌市东北有三危山，今置三危镇。《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戎”本意指山间谷地，用以指人群，意即居于山间谷地之人，今之所谓“山地民”是也。“西戎”即西方山地民。今日黔西北苗族流传的古史传说，言其祖先原住积石山以西，从日没方向移到积石山，经过若干代的长途迁徙，渡过黄河，到了长江中游一带，最后进入西南地区。[13]

　　《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敦璞注：三苗之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驩头又作驩兜，见《尚书·舜典》：“放驩兜于崇山”。又作驩兜，见《史记·五帝本纪》：“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崇山在今湖南大庸市西南，此地属武陵山区，行政建置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苗族简史》说，湘西苗族五大姓之一的石姓，与驩兜有亲缘关系。石姓有大小之分，大石姓在苗语中被称为“驩兜”，[14]泸溪、花垣有驩兜墓、驩庙。

　　综合汉文古籍记载，蚩尤是中国原始社会末期活跃在今河北山西及山东西部的一个农耕部落名称，即该农耕部落酋长与部落民之共同名称。蚩尤部落为神农氏氏族后裔，属炎帝部落联盟。传说蚩尤部落善长于金属冶炼和制造兵器。蚩尤部落与黄帝部落争战失败，其遗裔大部份留居中原。据《管子》所记，蚩尤部落加入了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并在其中担任了重要公职。《拾遗记》载，邹氏、屠氏为其遗裔中可查之姓氏。

　　蚩尤部落中一部份迁到北方，与荤粥（匈奴之别名）有族源关系。

　　蚩尤部落中的南迁者，与苗民、三苗有族源关系。三苗来源呈多元性，除蚩尤遗裔之名，尚有黄帝缙云氏之后，颛顼氏之后等。

　　从关于蚩尤和三苗传说的记述中，可以看到中华大地上，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间由汇聚、争战、融合、迁徙待环节所构成的大规模的搅拌运动。这种搅拌运动造成了中华各族在起源形成阶段就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状况。

长沙作为地名，应出现于城市形成以前。长沙一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篇》，《逸周书》又名汲冢周书，传为281年（晋太康二年）得于汲郡（今河南汲县）战国时期的魏安厘王墓中，则其成书至少在战国以前，虽然战国至秦汉时期篇章有所增变，但据历代学者考证其记载的史迹多有根据。“王会篇”记载了公元前11世纪周公营建雒邑竣工后，周成王大会诸侯，方国的盛况。当时“长沙鳖”是作为方物贡献给周王室的，据孔晁注“王会篇”，谓“长沙鳖”“特大而美故贡也”。方物以地而名，可见长沙当时已是很有名气的地方，这是长沙之名出现有据可考的最早时间，此后在《战国策·赵策》中有“长沙之难，太子横为质于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长沙，楚之粟也”等等，长沙的名称就屡见不鲜了。如果说历史文献在流传过程中还有可能失实的话，还有一份最有权威的资料，1986年湖北荆沙铁路修建时发掘的包山2号大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2件有长沙之名，一为“长沙正”名“龚怿”，一为“长沙公之军”。包山2号墓的时代为战国中期，约公元前300年。以上资料证明，长沙地名的出现不晚于战国中期，可能早于公元前11世纪。据《湘川记》云：“秦分黔中郡以南之沙乡地区置长沙郡，则长沙之名始于洪荒之世，而以之为乡为郡，则在后世耳。”所谓洪荒之世，也是指有人类聚居生活之始。

长沙一名是怎么得来的，历来众说纷纭，史籍记载各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说：

第一，得名于长沙星。古代天文学家观测天象时选择一批星象作为定位观测的标志，创二十八宿之说。认为上有星象，下有相应的“星野”，《史记·天官书》云：“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二十八宿中轸宿有一附星名为“长沙”，古人按星象分野的理论，将长沙之地以应长沙星，认为长沙地名源于星名，故长沙又有“星沙”之称。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长沙一星在轸中，主寿命。”又云长沙星明则“主长寿，子孙昌。”这些说法适应于封建社会人们的认识和心理需要，故长沙得名的此说影响最大，流传最广。

第二，得名于万里沙祠。万里沙祠一说最早见于晋阚马因 所著《十三州志》：汉“有万里沙祠，而西自湘州，至东莱万里，故曰长沙。”此后，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援引《东方朔记》云：“南郡有万里沙祠，自湘州至东莱可万里，故曰长沙。”唐杜佑《通典》中潭洲“秦为长沙郡”的自注亦云：“有万里沙祠，故曰长沙。”于是以后的各代地方志，多引此说作长沙得名之源，并加以阐发考释，认为长沙在古代有祭礼沙土之神的活动。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在元封二年（前111年）春，曾到山东东莱祈祷“万里沙”（东来曲城有“沙径三百余里”的沙原），东汉应劭注曰：万里沙，神祠也。长沙至东莱相距万里之遥，人们将此事和此两地联系，于是有“长沙者，所谓万里长沙也”之说。

第三，得名于“沙土之地”。长沙的地质结构为以石英砂岩、砂砾岩、粉砂岩及页岩等为基础，经过长年的外力作用，地层崩塌的岩石，经风化和水流的冲刷，使大量的砂、石都聚积于地表，特别是现长沙市区所在的湘江河谷地带，分布着大片的沙滩，沙洲等，每当枯水时节，这些洲、滩露出，向人们展现出成片的砂土，尤其是沙粒长大，“白沙如霜雪”。在古代，自然环境未经污染破坏，这种景象很是引人注目，故古籍中多有称长沙为沙乡或沙土之地。如唐大历间长沙太守张谓著《长沙土风碑铭》引《遁甲记》云：“沙土之地，云阳之墟。”又《路史》曰：“沙，为长沙；云阳，为茶陵。”又《元和郡县志》云：“《禹贡》荆州之域，春秋为黔中地，楚之南境。秦并天下，分黔中以南之沙乡为长沙郡，以统湘川。”

第四，得名于长形的沙洲。长沙湘江中的水陆洲，长约5000米，宽约100米，是一较有特色的地理景观。关于水陆洲的出现，有不同的认识，过去人们根据宋代《太平寰宇记》说：“晋惠帝永兴二年此洲生。”认为水陆洲是东晋才出现的。但地质工作者在对长沙的地质结构作取样分析时，确认水陆洲为第四纪全新世时形成的一级阶地的典型地层，时代至少在1万年以上。古代湘江水位较低，如1986年发掘的长沙县南土乇 遗址，与水陆洲南头相距不远，位置就在低于水陆洲的河滩上，遗址年代距今7000多年，其底层亦为属第四纪全新世地层。因此，水陆洲应早在东晋以前就已出现，可能由于水位的涨落，有时被洪水淹没。

第五，得名于“蛮越”语“祭礼女神的地方”。在楚国“南平蛮越”之前，长沙居民属“蛮越”族。在蛮越语中，“长”是“祭坛”的意思，“沙”是“女神”的意思，而不是“沙土之神”。“长沙”在蛮越中的含义就是“祭祀女神的地方”。至今，壮、侗诸民族聚居区还有女神崇拜的风俗，他们的成语中有“未立村塞，先立长沙”之语。

以上数说，经过各时代文人学者的研讨，第一、二说逐渐被否定。关于第一说，认为提出“天有九野，地有九州”理论的著作《吕氏春秋》中记录了轸宿和长沙子星，但该书的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239年。轸宿名称的出现也仅在公元前443年。曾侯乙墓1件漆器上有二十八宿图和轸宿之名。此外，根据二十八宿的部分星宿在《诗经》已有出现，可把其星宿营的出现定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但以上均晚于长沙一名出现的时间。正如《善化县志》所说“星以沙而得名，非沙以星而得名也。”至于第二说，亦早有人提出质疑，明崇祯《长沙府志》云：“通志谓郡有万里沙祠，日方 （按：开始）于周威烈王之季，不可考矣。”又明《一统志》云：“在莱州府城东北三十，夹万岁两岸，沙长三百里，是祠在东莱，与长沙无与。”综合各方面关于“万里沙祠”并无关系，长沙是否在周威烈王时始有万里沙祠，不但连记述者都认为“不可考矣”，且周威烈王在位为公元前425年至前402年，距长沙一名出现的周成王时晚了600多年，恐怕即使有万里沙祠，也在长沙地名出现之后。

第三说和第四说的依据基本相同，都是突出长沙的地物特征，不同的是前者偏重于个体，后者则偏重于群体。沙质土是长沙的地质结构特点，长如米，白如雪也一定是很引人注目的，但形成长约5000米的沙洲则是更壮观的景物了。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古代人们以其居住的自然环境的突出特征来命名地名，是古代地名产生的主要来源，这符合古代人们的认识水平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长沙地名，应是先民们根据长沙古代的自然环境特征而逐步确认，最后约定俗成，流传后世；理应“始于洪荒之世”，至西周时被确认。

至于第五说，虽无定论，但亦可作为一家之言。长沙地名的来源之多，正好说明了地名文化的丰富内涵。

参考资料：

http://wwwcsonlinecomcn/infomation/rlxccszb/t20030813_283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