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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图书三千年

作者：潘美月

豆瓣评分：78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4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从古典中国寻找失落的优雅

当我们用“国学”的视角回看中国文化，其实我们是在竖起一面高墙；当我们用“传统文化”的视角去看中国文化，其实我们是把它定格在遥远的过去。越想接近，越是遥不可及。

但是，几千年的磨砺和积淀，那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真正触碰到。

不如忘掉需要仰视的“国学”高墙，扔掉隔离时空的“传统”情怀，放空、平视，也许豁然开朗。

古典中国的文化和艺术，淬炼出了一套关于人的教养，儒雅、温文尔雅，一幅书画，一件瓷器，一方印章，一个诗句……都守护着一段关于物质与精神之美的密码。优雅地活着，也许是过去世界带给今天的我们的最关键的信息。

每个人都希望能够优雅地活着，“优雅”是当代人的精神深处不变的追求。

无论中国人，还是想看懂中国的西方人，其实都在从古典中国寻找失落的优雅。

◇《优雅》丛书来自台湾

这套书来自台湾，主编何寄澎先生说：中国文化之所以渐趋暗淡，是因为从没有人配合着现代人的环境与生活，透过浅明易解的方式，正确而完整地把中国文化的精华传达给大众。

所以，他邀请台湾当时最有文采、学养深厚的作者一起完成了这套书。

他是用“美”来贯穿全套书，讲的是“中国式的美”。

他说：华夏之美，献给每一个中国人。

其实，中国式的美，可以献给全世界每一个喜欢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人。

《优雅》系列离开传统的国学视角，抛弃繁琐的考证或晦涩的理论，力求从美的角度出发，配合现代人的环境与生活，透过浅明易解的方式，把中国文化的精华传达出来。

《优雅》是献给每一个中国人的，也献给每一个想了解中国文化的人。让我们在浮躁喧嚣的时代里，重拾优雅生活。

◇《优雅》丛书共10种：

01《如何看中国画》

王耀庭：台北故宫书画处研究员、台湾艺术大学书画学系教授。

02《当书法成为艺术》

周凤五：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在台湾大学开设书法课。

03《陶瓷之路》

刘良佑：公认的香学研究第一人，台湾现代陶瓷艺术学会首任会长。

04《中国图书三千年》

潘美月：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印刷史、古籍版本研究权威。

05《诗歌在唱什么》

曹淑娟：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

06《中国花艺》

许淑真：花艺专家，常年在台湾开设花艺课程。

07《篆刻的雕琢》

林素清：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对汉字起源有深入研究。

08《中国式建筑》

李乾郎：台湾古迹研究权威、台湾文化大学建筑系教授。

09《茶的味道》

张宏庸：著名茶史、茶艺专家，对《茶经》有深入研究。

10《昆曲的声与色》

陈 均：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在北京大学开设昆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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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还原千百年来中国人与美的对话，从古典中国寻找失落的优雅；台湾学者专家多年打磨，用一套书讲透中国文化独特之美，献给每一个想认真了解中国的人。10本书10个主题，锁线裸脊，全彩印刷。

1 系统完整：《优雅》丛书共10种，包含绘画、书法、图书、诗歌、陶瓷、建筑、花艺、茶艺、篆刻、昆曲共10个主题，涵括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中国文化之美有全面介绍。

2 内容经典：《优雅》台湾版各分册出版后成为各自领域经典之作、重要参考书。其中《优雅03：陶瓷之路》获台湾出版奖最高奖“金鼎奖”。《优雅01：如何看中国画》先后有台版、港版、日文版及韩文版等多种版本出版。

3 图文并茂：无论是国画、书法，还是陶瓷、图书，都针对内容配以大量彩色。以图解文，以文注图，展示更加直观，读者获得的印象更鲜明具体。

4 作者优秀：《优雅》的主编和作者来自台湾，都是各领域研究专家。其优势尤其在于接受过传统文化熏陶，学养深厚。在传统文化大环境逐渐消失的今天，其独特性愈发凸显。如《当书法成为艺术》的作者周凤五，其父周介夫为张大千关门弟子，家学渊源，自身又进行相关领域研究，在大学开设相关课程。

5 分册内容全面具体：《优雅》每一本书介绍了中国的一种文化，其内容具体而全面。读一本书，可对一种中国文化有具体而全面的了解。如《优雅01：如何看中国画》分专章介绍国画的观点、意境、笔法、色彩、用墨等，并对国画的历史流变进行简要分析，提供欣赏国画的背景知识；《优雅05：诗歌在唱什么》则分章阐述了《诗经》、楚辞、汉赋、六朝诗歌、唐诗、宋词等多种诗歌体裁。

6 写作方式简明易懂：《优雅》以现代人为读者对象，配合现代人的环境与生活，透过浅明易解的方式，正确而完整地把中国文化的精华传达给读者。如《优雅02：当书法成为艺术》，抛弃了繁琐的理论阐释与艰深的考证，只以简要的理论概括了书法的理论与流变，而将叙述重点放在具体作品的风格或技巧的分析之上。

7 思路新颖：与传统的国学著作不同，《优雅》从美的欣赏与创造的角度出发，用“美”来贯穿全套丛书，讲的是“中国式的美”。

8 装帧精美：锁线裸脊，全彩印刷，版式精致典雅。

作者简介：

《优雅》丛书主编：何寄澎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所博士，曾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现任台湾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考试院考试委员。并曾任幼狮文化公司总编辑，主持出版《观念史大辞典》、《世界文明史》、《幼狮少年百科全书》等经典作品。研究领域包括唐宋散文、现代散文、中国文学史等，著有《唐宋古文新探》、《北宋的古文运动》、《典范的递承：中国古典诗文论丛》等，并编辑整理了台静农的《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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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三千年》作者：潘美月

历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佛光大学文学系主任，主要讲授中国图书发展史、中国印刷史、古籍版本鉴别研究等课程，对中国图书史有深入研究。有《宋代私家藏书史》、《中国目录学》（与昌彼得合著）、《图书版本学要略》（与屈万里、昌彼得合著）等著作。

《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扩展资料：

《小雅》是《诗经》中的一部分，为先秦时代中国诗歌，共有七十四篇。创作于西周初年至末年，以西周末年厉、宣、幽王时期为多。

《小雅》不仅描述了周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特殊的文化形态，而且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

其他诗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可以说《诗经·小雅》是中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中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

—诗经

自身作则的把司马迁教养成了一个比较成功的人。

每个孩子成长的背后就离不开一个负责任的家长，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在古时，一般都是父亲承担着老师和教导孩子的重任。一个父亲良好的教养和品质将会是孩子最大的福气。

司马谈一生都在严格的要求自己，他也把这种严格交给了孩子。让孩子知道自己的责任。

司马谈在临死的时候还不忘教导孩子。让孩子记得对家族，孝道，文化以及史学的责任。

     司马迁在这个时候答应了父亲，那么他就开始用自己一生来证明自己是可以承担起来这个责任。

当国家有难的时候，我们有能力的人必须迎难而上。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类人的存在，我们国家才能完美的存在这么多年。

司马谈也是一个成功的人，因为正是他教导出来一个这么有名的司马迁。

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古代教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时代。最初的教育与生产劳动密切相关，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等都亲自教育人民如何劳动和生存。黄帝的妻子还教人们养蚕织衣下面按照时代先后介绍古代教育机构和选士制度:

夏商周:夏、商、周三代，开始有了专门的教育机构。据古籍记载，早在夏朝，就有了学校。西周时，学校分国学（国家官学）乡学（地方官学）。天子所设大学叫“辟雍”（商周时是中央高等学府又是祭祀场所），各诸侯国所设大学叫“泮宫”（学校前半环雨水而得名，西周时代由于各种学校前建筑水池而得名，这种学校建筑形势曾为后代王朝所采用明清两代还在泮宫供奉孔子遗像供书生参拜）。一般说来，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国学，平民子弟只能入乡学。奴隶子女没有入学资格。当时的教学内容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贵族社会制度的崩溃，赖以生存的官学一度衰落。社会对新型文化的教育需要为私学的产生创造了契机。当时产生了一批学识渊博、充满智慧的私学大师。如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不仅在《论语》、《孟子》、《墨子》《荀子》等典籍中记载了大量的教育资料，还出现了象《礼记·学记》《礼记·大学》《荀子·劝学》等教育专著。当时，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广收门徒，只要能交纳“束 ”（干肉）履行入学礼节，不问来者出身贵贱，一律施教。因此，他创设的私学规模愈来愈大。有“弟子三千，贤士七十有二”之美称。春秋战国时私学的发达使学校教育开始走上官学、私学并存的二元化轨道。

汉代:汉代管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类。中央官学主要是太学（太学时最早的官办大学，汉代太学取代了商周似的辟雍。西汉的辟雍仅保留祭祀功能）。地方官学识军郭学校，西汉时期的太学规模宏大，档次较高。汉武帝元朔五年开创太学，设在京师长安的西北城郊，规模相当可观。太学作为中国当时最高学府，与西方的雅典大学、亚历山大尼亚大学等同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高等学校。太学的教师是五经博士，博士中的领袖叫仆射，学生叫“博士弟子”。西汉平帝元始四年为太学扩建校舍，能容纳万人。东汉太学学生最盛时曾达三万多人。在洛阳有汉太学遗址，另外汉代的私学也很发达，又压倒官学之势，学生人数远远超过太学。汉代凡未从政或罢官还乡或得不到博士机会的经学大师都从事私人讲学，收徒教授，人数之多曾达数百，乃至上千人。如东汉有名经师马融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就连西汉著名经师大儒董仲舒晚年谢官以后，都在家专门收徒著书讲学。汉代不管上官学还是上私学，都以儒家经典为教材，而且不管官学还是私学毕业，都可以求官。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息，使官学处于时兴时废、若有若无的状态。但总的来说还是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并存的。一般说来，这个时期的官学是衰颓的，只有个别朝代或个别地区的地方学校短期内比较发达。晋代中央学制分为国子学和太学两种，前者限五品以上贵族子弟入学，后者为平民子弟所设。南北朝时期，学校教育以北朝为盛，北魏太学也设五经博士，学生为州郡所派。南朝宋文帝时，在京师设立四学:儒学、史学、玄学、文学，史称“四学制”打破了儒学一统教育的状况，这对后世专科学校的设立及分科教学制度的发展具有开创意义。

汉代的选士制度实行察举制，察举至就是选拔的意思。汉高祖以来既有选举士人举措。汉文帝二年，下诏选士，对各地选上来的士人，经过测试加以任用。汉武帝时，初选考外，又有察举孝廉等举措。孝廉每年察举一次，中选以后，不必考试就可以委任以官。所谓举孝廉，本是选拔官吏的两种科目名。孝，指孝子；廉，指廉洁之士。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下令各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后来合称为孝廉。汉代的察举结果主要有孝廉、贤良方正、茂才（秀才）。如董仲舒以贤良方正的身份任官职，汉末曹操在二十岁石被地方举为孝廉，后来当了洛阳北部尉。察举制本是选拔推举孝子廉洁之士的制度。但到了东汉末年也出现了假冒作伪，走后门等现象。这种制度与文革期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有相似之处。另外，孝廉中也有假冒的，如有人为了赢得“孝”之名声竟然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给父母吃；有人爬在冰河上，等冰融化了从冰下捕鱼给父母吃。可是一旦被举为孝廉很快就原型毕露了。民间有“举孝廉，父别居”的说法，当了孝廉就不跟父母住一起了。

魏晋南北朝的选士制度，除了察举孝廉、贤良方士、秀才仍沿两汉旧制外，又增添了“九品中正制”。曹魏时期，曹操曾下达“求贤令人”提倡“唯才是举”。他的儿子曹丕（魏文帝）开始实行“九品选人法”。就是推选各州士人按才能分别评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即九等），每十万人举一人，政府按等选用，授以官职。魏文帝后，中正官任用世族豪门担任，所以为世族豪门的子弟开放，一般平民不得进入士流。从此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近400年。隋文帝时废除此制，改行科举制。总之，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为保证世族特权而定的官吏选拔制度，九品实际上是门第高低的标志，成了世族地主操纵政权的工具。

隋唐 唐代的教育十分繁荣，学校教育达到了新的高峰。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完备的学制体系。中央设国子监，国子监具有双重性质，即是大学，又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教育部兼大学），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等，此外还有弘文馆崇文官等等。通称“六学二馆”。地方官学、府州县学和专门学校也很发达。唐代出现了律学、书学、算学、医药学、兽医学、天文学、音乐学等专业学校。比如医学又分为医、针、按摩三个专业，医学专业包括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角法（拔火罐）五科。针学专业学针灸，按摩专业学按摩治病和正骨术。由于大唐教育先进，吸引了大量周边各国的留学生，比如日本来过十三批留学生，学习经史、法律、礼制、文学、医学等中国文化。当时的大唐长安成为东西方各国文化教育交流的中心。

一、因材施教，启发诱导

“因材施教”是公认的优秀传统教学思想之一。所谓“因材施教”即根据教学要求，针对教育对象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进行教育，使学生各尽其才。孔子是最早注意到这一方法并加以实施的教育家。孔子注意到了学生的不同特点“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接受能力、品德、才识等方面确定不同的教学内容和进度。孟子也强调因材施教，注意到了教学方式的变化，“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之者。”后来的教育家如朱熹、王守仁都承继了这一优秀的教学方法。

启发诱导—这是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有效形式。孔子在教学中对能够“闻一知二”、“闻一知十”、“告诸往而知来”的学生大加赞扬，认为他们有独立钻研，自求自得的精神，孟子也很重视启发式教育，并形象地喻之为“引而不发，跃如也”其意是说，教师如同射手，引满了弓却不发箭，作出跃跃欲试的姿态，以启发和诱导学生。他特别强调培养学生“自得”的兴趣和能力，“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

二、温故知新，学思并重

学习与思考是学习过程中两个决定性环节。孔子提出了学思并重的思想，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成为历代教育家一致赞同和普遍遵循的原则。思孟学派在《中庸》一书中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的思想，充分肯定了学、问、思、辩、行的相辅相成关系，发展了孔子的“学思并重”的思想。孟子尤其强调“思”的重要性，甚至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王充更重思考，说“唯精思之，虽大无难”。朱熹重视读书和思考相结合，“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王夫之说得更透彻“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这些主张都是对学、思辩证关系的精辟总结。

在温故与知新的关系上，古代教育家既重视时习温故，又不忽视探索新知识。《论语》第一句话便是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他还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宋代朱熹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这种思想，认为“故”是“新”的基础，“新”是的“故”的发展。“时习”能使其所学融会贯通，转化为技能并应用无穷。他说“温故又要知新。唯温故而不知新，故不是以为人师。“

三、循序渐进，由博返约

中国古代教育家普遍重视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孔子的学生颜渊赞扬孔子“循循然善诱人”，表明孔子善于引导学生由浅入深，有步骤地学习。孟子认为教学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把教学过程比作流水一样不分昼夜地前进，但在遇到坎坷时必须一个个的等水盈满才能继续前进，“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孟子还以禾苗的自然生长来比喻人受教育的时候，一方面要尽心耕耘，绝不可放任自流，另一方面又切忌拔苗助长，急于求成。后代的教育家普遍认识到，知识的累积，智力的增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由博返约是强调教学中正确处理广博与专精的关系。孔子非常重视博学，又强调用一贯之道去驾驭广博的知识。孟子提出学习深造的途径，不仅要博学而且还要善于由博返约。荀子认为缺乏广博的知识，就失去了专精的基础，而没有专精的功夫就会散乱无章，一无所得。王夫之认为，广与专、博与约不可偏废，由博返约，以约驭博，教学效果才可以提高。

四、长善救失，教学相长

长善救失，就是长于发扬学生的优点，又要善于补救学生的缺点。长善救失的教学思想是《礼记·学记》提出来。《学记》说，在学习过程中，有的固步自封，畏难而退，“多、寡、易、止”是学生对待学习的不同心态，教师只有了解这些心理状态，才能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克服这些毛病。清代王夫之进一步就“多、寡、易、止”作了辨证的研究。他说“多、寡、易、止”虽各有失，而多者便于博，寡者易于专，易者勇于行，止者安其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则善长矣。“多、寡、易、止”各有弱点，但其中又有一定的积极因素，教师要掌握具体情况，因势利导，发扬优点，克服弱点。

中国古代教育家还强调教学相长。《礼记·学记》中首先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思想，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教能助长学，学也能助长教，这就叫“教学相长”韩愈继承与发展了《学记》的“教学相长”的思想，进而提出了“相互为师”的观点。他一方面肯定教师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思想。他教人要向有专长的人学习，树立“能着为师”的观念。

五、言传身教，尊师爱生

中国古代教育家大都直接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对教师的甘苦深有体会。对教师的修养有明确的认识，对如何处理师生关系也有很深的感受。对于教师的条件和修养，古代教育家尤其重视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孔子要求教师事事处处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作为学生的表率，这就是他说的“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相信这种“无言之教”对学生影响和教育的威力是巨大的。荀子认为教师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教师要有尊严，能使人敬服;二是教师要有崇高的威信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三是教师需要具备有条有理有系统地传授知识的能力而且不违反师说;四是了解精微的理论而且能解说清楚，可见古代对老师的标准是很严的。

关于师生关系，中国古代教育家提倡学生尊敬教师，教师热爱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孔子热爱学生，对学生非常好，他关心学生的志愿，多次让学生言志，并加以引导，关心学生的出路，根据学生的专长推荐给上层统治者；荀子主张尊师重道，特别强调教师的威严和学生的服从。荀子强调教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正是对自己高度负责的表现，如果说孔子是和善可亲的先生，荀子则是威严可敬的老师。他们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教师的两种风格。

经学·经学的兴起和兴盛

古“六经”经过孔子的一番整理，传给了弟子们。孔子殁后，“六经”主要在孔门弟子和再传、数传弟子间得以传播。清初朱彝尊《经义考》认为：“孔门自子夏兼通“六艺”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开之习《书》，子舆之述《孝经》，子贡之问《乐》，有若、仲弓、闵子骞、言游之撰《论语》，而传《士丧礼》者，实孺悲之功也。”

孔子弟子传经者中，比较杰出的是子夏。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词，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榖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撰定也。”洪迈的说法，有些是值得怀疑的，比如认为《公羊》、《榖梁》同为子夏所传，就不大可信。但也至少可以说明子夏在传经方面的贡献。

荀况则是战国时最杰出的传经者。汉应劭《风俗通义》指出：“孙卿善为《诗》、《书》、《礼》、《易》、《春秋》。”荀子传授的经典，据清人汪中 《荀子通论》和近人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等著作，有《诗》、《春秋》、《礼》，还可能有《易》、《春秋公羊传》。荀子还善于吸收经典中的说教，阐述自己的主张，在“经”的名义下，发挥自己的思想，这实际上开了董仲舒以下义理派经师的先河。

秦时，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的经书遭受了空前的厄运。汉兴，儒生们开始了恢复经书的工作。秦火中受害最大的是《尚书》，秦亡后，原秦博士官济南人伏生将藏至墙壁内的简册取出，有几十篇朽了。只剩下二十九篇，伏生用汉朝通行的隶书(今文)写出，教于齐鲁之间。《礼》经只有《士礼》十七篇，汉初有高堂生能传。汉初传《易》的有齐人田何。传《诗》的则有鲁人申公传《鲁诗》，齐人辕固生传《齐诗》，燕人韩婴传《韩诗》。《春秋公羊传》则有董仲舒、胡母生传之。这些传授的儒家经典，都是用“今文”记录，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也都是立的今文博士。终西汉一朝，是今文经学大行。

西汉经师传承，讲究严守师法家法。从学者对老师有关经文音义、注释、训诂的解说，只能遵循，不能有所改变。关于师法和家法，马宗霍《中国经学史》论述道：“或谓前汉多言师法，而后汉多言家法，师法家法，名可互施。然学必先有所师，而后能成一家之言。若论其审，则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其间微有不同。今以《汉书·儒林传》证之，凡言某经有某氏之学者，大抵皆指师法，凡言某家有某氏之学者，大抵皆指家法。” 当时的家法很盛行，以《礼》为例，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而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

今文学派主要治经方式是章句，本指训释、理解文义而分章断句。起初章句之学注重以义理说经，比较简赅。后来越来越流于碎屑烦琐。今文经学治经思想是讲究“微言大义”以便于儒生根据统治者的需要加以发挥。

在经学史上，义理一派似乎更被统治者所倚赖和重视。两汉时期今文经学一直是官学，理学自宋至清一直被统治者所推崇。究其原因，盖义理一派更能在儒家经典的框架内灵活地吸收一些其他学派的说法，加以消纳，适应时代需要，创立一套能为统治者服务的理论。这一传统自董仲舒就开始了。

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最著名的大师，儒家发展史上的重要大儒。但他的儒学已不是纯粹的孔子意义上的儒学，而是杂凑了阴阳五行学说，还夹杂了法家一些观点，以 《公羊》为蓝本和依据，借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把自己的思想以“《春秋》之道”“《春秋》之义”“《春秋》之法”的形式，著书立说。其最著名的作品是《春秋繁露》、《天人三策》等。

董仲舒生活在西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空前强大和统一，他从维护国家统一的要求出发，阐发《春秋》“大一统”之旨。他还提出了“天人感应说”。他说：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危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他一方面奉劝统治者对人民施一些“宽政”，另一方面又把君权神圣化，所谓“天子受命于天”。他还提出了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伦理学说，以维护封建秩序。董仲舒的这些理论是很适合封建统治者口味的，儒术得以独尊，实赖董仲舒之力焉。

西汉中期有一件学术大事，即石渠会议。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异同，由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宣帝亲自称制临决。这次会议完成了一百五十五篇“石渠议奏”，包括《尚书》、《礼》、《春秋》、《论语》议奏和五经杂议。随后宣帝下令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春秋榖梁》博士，加上石渠会议前增立的施氏《易》、孟氏《易》，宣帝黄龙元年，博士的名额共有十二位。

在今文经流行的同时，还有周秦以前的古文字书写的经典传世。据传来源有三：(一)武帝末鲁共王刘余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礼》、《论语》、《孝经》等。(二)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征得先秦古籍 《周官》、《尚书》、《礼》、《礼记》等。(三) 民间献书。

西汉时今文经学人多势众，又是官学，相比之下，古文经学就势单力薄了。西汉一朝于古文经有力的只有孔安国等少数人。《汉书·儒林传》载：“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

今古文经主要分歧是对孔子和“六经”的看法不同。今文经派认为“六经”经过孔子制作，是托古改制的书，视孔子为哲学家、政治家，尊孔子为素王。古文经派认为孔子传“六经”述而不作，“六经”是古代史料，视孔子为史学家。今文经多讲“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古文经则注重训诂考证，政治上比较保守。

西汉末年，刘歆官中垒校尉，在府库整理群书。他认为“六经”经过战国战乱，已有散失，特别是暴秦“焚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汉书·刘歆传》)。至于汉兴除挟书之律“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今文凭口耳相传，已“朽析散绝”，而古文经得自孔壁，较为可信，可补今文经的残缺。建议设置《周礼》、《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博士。刘歆的建议，遭到今文博士的反对，从此揭开了纵贯东汉，清代又起的今古文之争的序幕。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愤怒地指责反对者“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同上引)。王莽执政，因为古文经的复古倾向，得到想托古改制的王莽重视，古文经一度立博士。但这只是昙花一现，随着王莽的覆败，古文经博士亦废。

光武中兴以后，今古文又掀起了第二次论争 。争论的起因是尚书令韩歆上疏欲立古文经《费氏易》、《左氏春秋》为博士。争论的结果是《左氏春秋》设立博士，但不久又废。

第三次今古文经派争论是章帝继位不久，争论的双方首领是古文经师贾逵，今文经师李育。这次论争的结果导致了白虎观会议的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今文学家居多，但也有贾逵、班固等著名经古文家。会议讲议五经异同，一连讲了几个月。章帝亲临裁决，会议的直接成果是由班固记录撰定的《白虎通》一书。

《白虎通》是以今文经学为主构成，同时融会了各家学说的合集。书中的基本观点同董仲舒《春秋繁露》差不多。宣扬“天人合一”，强调君权神授，正式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政治伦理原则。书中大量引用纬书作论据，合神学、经学于一炉。这次会议以后，今古文经学在一些方面有合流的趋势。

大凡事物之理，皆不出盛极而衰，途穷则变。这一辩证原理也贯穿二千年经学发展史的始终。今文、古文经学此伏彼起如此，玄学、理学异军突起亦如此。西汉一朝，今文经大盛，时至东汉，它仍然是统治者扶持的官方学派。这不但不能挽救它的衰微，而且加速了它走向荒诞和迂腐。今文章句之学，越到后来越变得烦琐空疏，有的解说动辄百万余言，废话连篇。为迎合东汉统治者的意旨，今文经学附会谶纬，迷信盛行。在这种情况下，古文经学昌盛起来了。

东汉涌现出了不少古文经学大师，他们大都博通群经，笃实严谨，在我国训诂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贾逵，从刘歆受 《左氏春秋》，兼习 《国语》、《周官》，又受 《古文尚书》于涂恽，学 《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他于今文经学亦有涉览，以大夏侯《尚书》教授，兼通五家《榖梁》。汉章帝雅好《古文尚书》、《左氏传》，他很器重贾逵的才学，先后两次诏他入北宫白虎，南宫云台讲学。在这儿，他与今文家李育进行辩难，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贾逵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万余言。

郑众，从父郑兴受《左氏春秋》，明《三统历》，兼通《易》、《诗》。作《春秋难记条例》，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后汉书·儒林传》又记其传《周官经》、《毛诗》、《费氏易》，《后汉书·马融传》记其注《左氏春秋》。

马融，从挚恂受学，博通经籍，《后汉书·马融传》载：“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 《三传异同说》，注 《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等。马融治经，已有兼采古今经各家经说的倾向。

许慎，少博学经籍，当时人称赞他“五经无双许叔重”。撰《五经异义》、《说文解字》十四篇。服虔，作《春秋左氏传解》。魏晋年间，杜预 《春秋经传解》行世之前，一直为经学者所习。

东汉唯一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是何休。何休是董仲舒的四传弟子，精研六经。何休在东汉末年党锢祸起的情况下，“屡陈忠言”。在受到宦官集团排挤后，怀着“补敝起废”的企图，整理和解诂《公羊》，博采诸家，择善而从，撰《公羊解诂》，阐述他强化君权，提倡孝道，选贤任能的思想。另有 《公羊墨守》、《左传膏育》、《榖梁废疾》，申《公羊》，斥《左传》、《榖梁》。

东汉后期的古文经学大师，所以取得卓著成就，往往在于他们是一代通儒。他们能突破古文经师家法的门户之见，吸收今文家学派的一些合理成分。这说明，今古经文学在进行斗争的同时，还有融合的倾向。到了东汉末年，属于古文经学派的大师郑玄终能兼采今古文所长，成为一个集大成者。

郑玄少在大学受学，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可见郑玄既学习今文经学，也学习古文经学。后来，“山东无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辞别马融后，“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千人。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郑玄的著述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遍注群经，二是混淆家法。著《驳五经异义》以驳许慎，又著《发墨守》、《起废疾》、《针膏肓》以驳何休。郑玄之学，最精于《三礼》，著述凡百余万言。

郑玄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后汉书·郑玄传》这样评述：“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相互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世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学兴起后，“世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魏博士张融说：“玄注渊深广博，两汉四百余年，未有伟于玄者。”范晔也说：“郑玄经传洽孰，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后汉书·郑玄传》)从此，延续了二百多年的经今古文之争平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