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_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著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

实际上，《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如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七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

浙西词派自朱彝尊开其端，经过厉鹗的扭转、发展，至吴锡麒、郭麐，又有新气象。这也是学术界对浙西词派发展变化的一般体认。其中，郭麐虽被称为“浙派殿军”，但浙西词派发生较多新变，却是从吴锡麒开始的。严迪昌先生指出：“所谓‘浙派’的晚期嬗变，简要地说也就是由密返疏，变艰涩为流利，并以情趣来调剂一味讲雅洁的空枵。这样的创作路子较之原先一些作家的作品来显然活泼自然得多，情味也要浓足得多。吴锡麒的词是这一嬗变的先声。”①至于承袭前贤，又能融而化之，自成一体者，则以项廷纪为杰出。吴、郭、项，可谓浙西词派后期三大家。加上钱枚、严元照、冯登府、赵庆熺诸人，阵营遂成，蔚为壮观。

吴锡麟(1746—1818)，字圣征，号谷人，自署东皋生，钱塘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授编修。嘉庆元年(1796)入值上书房，为曾皇孙师傅。六年授国子祭酒。乞养归，主讲扬州定安、爱山、云间诸书院。校刊《全唐文》，称善本。清中叶重要骈文作家。词尤佳。有《有正味斋全集》，词附。《全清词·雍乾卷》录其词525首。

吴锡麒为后期浙西词派代表作家，力图纠该派乏真情、少意味之弊。其《董琴南楚香山馆词钞序》提出“正变斯备”的发展观，主张不唯姜、张是尊，注重“性情”和“天籁”，兼取“精心”与“健骨”。其自序《伫月楼分类词选》，则重申“穷而后工”的诗学传统，强调抒 实自然的“萧寥孤奇之旨”。这些观点虽是老调重弹，但对于修正前期浙派的偏颇，使浙西词派在朱彝尊、厉鹗之后仍有发展的余地，是有着切实的纠偏与自砺的作用的。

如其理论主张所追求的，吴锡麒的创作特色，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五代、北宋之清新流丽，代表作有《采桑子·马兰头》、《少年游》(江南三月听莺天)、《洞仙歌·田家词》、《临江仙》(桥外有堂堂外竹)、《南楼令·题曲江亭为柳村赋》、《虞美人》(寻莲寻藕风波里)、《台城路·富春道中》等;二是东坡、稼轩之沉痛壮阔，代表作有《百字谣·夜宿清河大风》、《无闷·出古北口》、《齐天乐·游岱宿碧霞宫下》、《满江红·题唐六如画郑元和像》、《过秦楼·怀柔道中》、《珍珠帘·滦河大雪》等。但不管哪种风格，根本上是一致的，即自然与真情。而像《望湘人·春阴》、《月华清》(鸦影偎烟)、《合欢带·蜀府扇》、《水龙吟·秋芦》、《湘月·题马湘兰兰竹》、《眉妩》(怅银云写影)等，又分明姜、张诸家法式矣。兹各举例以观其风貌。当然，无论哪一类作品，细读之下，都能感受作者尽量内敛含蓄而不过分任性或张扬的矜持，此其所以为浙派也。故梁绍壬《两般秋雨斋随笔》卷一有云：“吴谷人祭酒，词华盖代，然偶以雕琢掩其才气。”

第一类词作如《少年游》：“江南三月听莺天，买酒莫论钱。晚笋余花，绿阴青子，春老夕阳前。欲寻旧梦前溪去，过了柳三眠。桑径人稀，吴蚕才动，寒倚一梯烟。”以白描直叙手法写文人的闲情逸致，贴近生活，清新活泼，仿佛一轴山村野行图卷。此外像《台城路》下片写月光下富春江上的钓船渔火，俊逸鲜丽如在目前：“空明一片。想深谷高眠，白云都懒。钓火何来，隔滩流数点。”

第二类词作请看《无闷·出古北口》。词云：

垂者云耶立者铁耶相对峥嵘万古。绕一发中原，自成门户。照出墙边冷月，怕更向、秦时从头数。断鞭笼袖，回身马上，但看来路。行旅，乱山去。问酒肆谁家，冒寒沽取任落叶呼风，吼声如虎。高歌出塞，尽卷入、丁丁琵琶语。待射侣、相约残年，为短衣休误。

古北口，在北京密云县东北一百二十里，亦曰虎北口，为县城口。据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唐庄宗取幽州，辽太祖取山南，金之破辽兵，败宋取燕京，皆由北古口。故中居庸、山海而制其阨塞者，北古、喜峰二口焉。”经此兵家必争之地，自然豪壮感慨丛生。全词沉雄遒劲，气概昂扬，实苏、辛之流亚，可与陈维崧并辔而行。

第三类词作如《望湘人·春阴》。词云：

惯留寒弄暝，非雨非晴，误抛多少春色!半带闲愁，半迷归梦，黯黯蘼芜空碧。阁处云浓，禁余烟重，欲移无力。最晚来、如雪东栏，一树梨花明白。孤负饧箫巷陌。已清明时过，懒携游屐。只润逼熏炉，约略故香留得。天涯燕子，问伊来也，可有斜阳信息听傍人、半晌呢喃，似怨暮寒帘隙。

上片写春阴蒙蔽无限春光，唯一树梨花略呈鲜丽;下片写宅室幽居，徒见春色散耗，呢喃的归燕也似乎怨嗟不已。梁绍任《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评此词云：“细腻慰贴，玉田、白石不得专美于前。”由此可见吴锡麒多方面的艺术素养和才能。

有了吴锡麒尊性情、重自然，以及求新求变的引导示范，到后来“浙派殿军”郭麐以“诚斋体”和“性灵派”的理论主张来从事词体创作，浙西词派才终于从醇雅沉缓而一变为鲜活灵动，成就它最富于创新活力的一段历史。惜郭麐本江苏吴江人，虽迁居嘉善，但长期客游江淮，多年馆幕淮安，故未能在本书讲述。

后期浙西词派除吴锡麒外，尚有二十余家，也多表现出求新求变的蕲向。其中风格特征较为突出者，有钱枚之浅近凄恻，严元照之清丽婉约，冯登府之婉豪兼施，赵庆禧之清空激越。吴衡照则是后期浙派的重要理论家，惜创作特色不明显，成就一般。

钱枚(1761—1803)，字枚叔，又字实庭，号谢盦，仁和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吏部文选司主事。工词，与杨芳灿、吴自求、杨夔生辈唱和。有《微波词》。谢盦一生落拓不遇，纵酒成疾，卒年四十三。其词用语素净而清丽凄婉，深挚感人。如《浣溪沙·寄内》云：

征鸿南下水东流，早晚行人过兖州，客中难得寄书邮。一枕轻寒千里梦，两边明月十分愁，不眠同在五更头。

“客中”句朴实，“不眠”句专诚，皆动人好句。

又如《金缕曲·题黄仲则先生<悔存斋词稿>，即用集中赠汪剑潭原韵》云：

太白才奔放。记扁舟、洞庭吹笛，高楼秋望。读罢《金荃》新乐府，又见苏辛身量。细领略、一生惆怅。今日先生埋骨矣，只春愁，难付秋坟葬。一缕继，夜飘荡。才名合在孙(渊如)洪(稚存)上。尽消磨、闲中滋味，客中情况。书剑飘零朋旧散，剩得灵光无恙。肯掷向、蓬蒿穷巷。高卧玉楼仙梦稳，有明霞作枕云为帐。天风送，佩声响。

常州黄景仁才华出众而落拓不遇，与作者正相似，故多同病相怜之感，写来情真意切，满纸悲慨，风调激越。

严元照(1773—1817)，字修能，又字久能，号悔庵，湖州归安人。有《柯家山馆词》。《金缕曲》可为其代表作。词云：

无那春归早。正连宵、风风雨雨，落红如扫。狼藉韶光留不住，啼煞花间妖鸟。又惹起、闲愁多少。风貌只今成惆怅，对菱花、不比当年好。帘半卷，柳丝袅。天涯是处多芳草。问东君、匆匆此去，几时重到来岁雕栏还依旧，只怕凭栏人老。须底物、忏除烦恼。离合悲欢浑闲事，似雪泥、偶印飞鸿爪。人世恨，更何道。

此词取材、立意均无多新意，基本秉承浙派温雅感伤的传统，但又表现出一定的变化，比如意象的翻陈出新，语言的平易晓畅，和整体风格的清婉流丽。“天涯”以下三句，和“来岁”二句，运用前人成句，转出生新，更显情深。

冯登府(1783—1841)，字云伯，号勺园，又号柳东，嘉兴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授江西将乐县知县。不两月，以亲病辞官。服阙，授宁波府教授，又辞归。有咯血疾，闻英人陷宁波，病剧而卒。金石、古文、诗、词皆工，著述甚多。有《种芸仙馆词》。存词200余首。

柳东词工于写景状物，宗姜、张，承朱、李，又“意欲独立一帜，故其词辄戛戛生造”，然“繁绔弗删，遂嫌质直”。①总体看，虽创新不多，却婉豪清壮兼施，风格多样，自具特色。如《惜余春慢·夕阳》词云：

淡抹岚头，微明沙尾，萧瑟楚天将暮。半痕欲断，几点才斜，露出秋城疏树。不尽千山万山，一片残晖，乱鸦驮去。趁征人马背，鞭丝影里，倦扶归路。蚤又见、腰笛吹残，荷锄话晚，指点荒村何处。古寺红墙，江亭白舫，都为酒人留住。莫问铜驼故宫，金粉飘零，六朝谁主正寒烟衰草，凄迷凝远，倚楼无语。

此宗姜、张而承朱、李者。而《忆王孙》云：“疏疏杨柳不藏秋，点点芦花半覆洲。衰草粘天无尽头，怕登楼。一片斜阳一片愁。”以及《南乡子·雨夜》云：

春梦过红樱，三月东风惯作阴。夜雨催人眠得未，声声。滴到芭蕉总在心。旧事最关情，一曲潇潇唱与听。听得尊前频报道，清明。开遍桃花不放晴。

清丽婉约，显系晚唐、北宋风味。而《忆旧游·京口渡江》词云：

忽帆移岸走，涛挟山奔，万里长风。一舸频呼渡，如惊沙倏下，乱蹴晴空。三山远排天外，七十二芙蓉。正日浴鼋鼍，云翔鹳鹤，笛吼鱼龙。冥濛，回望处，笑一霎江行，树失千里。便欲乘槎去，认南朝烟绿，东海霞红。江山尊俎非昔，秋色又相逢。渐酒醒潮平，前津已落瓜步钟。

意境阔大，气象雄浑，感慨深沉，又显系豪放派路数。

赵庆熺(1792—1847)，字秋舲，仁和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家居二十年，始授陕西延川知县，以病不赴;改授金华府教授，亦未履任。授徒为生。性倜傥，工诗词，尤擅散曲。有《香销酒醒词》。存词100余首。

赵庆熺终生沉埋，自然满腹悲慨。这种人生际遇，加上他的豪宕性情，遂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浙西词派传统的疏离者。所以，虽然项名达《香销酒醒词序》称其词“一往情深，谐姜、张之声，縇吴、蒋之色，深入南宋诸名家三昧”，却又不为所囿，时露郁勃、激越之声情。此亦人生际遇影响词风之又一显例也。

庆熺词短调多写离别相思，风格清丽婉约;长调多写羁旅情怀，风格幽矫激越。如《长相思》云：“苏公堤，白公堤，十里亭台高复低。断桥流水西。杜鹃鸣，鹧鸪啼，楼外斜阳一酒旗。杨花不住飞。”写情而纯以景出之，如明珠仙露，不着点尘，绝似一幅图画。而《陌上花》写荒郊野外的羁愁，却又是另一番滋味。词云：

西风画角，荒城吹上，满天霜气。远水斜阳，红到乱山无际。楼台一味销魂色，翠袖有人寒倚。料珠帘半卷，断愁如我，百端难理。向关河走马，飘零长剑，旧梦凄凉空记。便作黄花，瘦也问谁提起年来多少无名泪，何处生绡缄寄但青衫，幅幅啼痕印满，湖波不洗。

有张炎晚年的劲峭，但更为矫激。多不平之气，故多夸张之语。像“远水”二句，“断愁”二句，“啼痕”二句，皆决绝沉痛语，读之酸楚。

庆熺另有《金缕曲》题“亡友陈小鲁《一窗秋影庵词集》”二阕，借他人之杯酒，浇自己胸中块磊，甚见其态度和识见。如第一首下片写道：

可怜笔阵千人扫。奈何他、古今常例，词场纱帽!传与不传原偶耳，传者岂皆绝调只达士、付之一笑。如此奇才偏抹煞，想天涯、埋没知多少。布衣耳，有谁晓!

这是对怀才不遇的同情与愤慨。文坛亦如官场，话语权在权贵手里。如果寒士亦有扬眉吐气的机会，文学史上一定会增添不少充满个性的作家作品，可惜现实往往像第二首下片所言：“满纸白描秋水影，落笔山林气概，在秦柳、苏辛之外。不少旗亭同赌酒，奈词坛、从此无君派。”

项廷纪(1798—1835)，原名继章，乡举名鸿祚，字莲生，改名廷纪，钱塘人。幼失怙，艰难力学，弱岁即有声庠序间。沉默寡言，尝读书寺院。道光九年(1829)，家遭火灾，应亲戚之招，奉母北上京邸，途中遇水，母死舟中。廷纪归里后，幽忧益深。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人，再上春闱不第，归即病重。廷纪家资本富，中年以后，屡遭变故，以致困顿。自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忆云词丙稿序》)，故肆力于词，“当沉郁无憀之极，仅托之绮罗芗泽以泄其思，盖辞婉而情伤矣!”(《忆云词丁稿序》)谭献《箧中词》以之与纳兰性德、蒋春霖并举，称“三百年中，分鼎三足”，评价甚高。有《忆云词》甲乙丙丁稿。

谭献《箧中词》对忆云词推崇备至，甚至说：“莲生，古之伤心人也!荡气回肠，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涩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无其率，有梦窗之深细而化其滞，殆欲前无古人。”评价或稍许过当，但必须承认，忆云词的深厚功力、集成功劳，尤其是深情特质，在中期浙西词派作家中，确实是无与伦比的。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便强调这一特色：“《忆云词》古艳哀怨，如不胜情，猿啼断肠，鹃泪成血，不知其所以然也。”项氏自己也承认：“生幼有愁癖，故其情艳而苦，其感于物也郁而深。”(《忆云词甲稿序》)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则进一步指出其创作的渊源：“莲生深于情，小令尤佳。其词仿吴梦窗。”忆云词虽以学梦窗词为主，但其之所以能独立名家，还在于如谭献《项君小传》所云：“君……善填词，幽异窈渺，浸*五代两宋而撷精弃滓。好拟温、韦以下小乐府，津逮草窗、梦窗，蹊径既化，自名其家，谈者比之江淹《杂体诗》云。”可见项氏是一位转益多师，又能食而化之、自成一体的词家。

忆云词小令写得最好的，当数《减字木兰花·春夜闻隔墙歌吹声》：

阑珊心绪，醉倚绿琴相伴住。一枕新愁，残夜花香月满楼。繁笙脆管，吹得锦屏春梦远。只有垂杨，不放秋千影过墙。

这是作者二十五岁之前的作品。上片写自己终日与琴、酒为伴，夜不能寐;下片以隔院笙歌反衬自己的幽独孤愁。末二句反用张先《青门引》“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言垂杨竟不放秋千影过墙，既是暗指所思之人未能前来，也进一步凸显出主人公的孤寂焦虑，从而回应上片满枕新愁、彻夜无眠的缘由。篇幅虽小，构思精巧，宛转入情，耐人咀嚼。

《清平乐·池上纳凉》则是一首更具象征意味的作品。词云：

水天清话，院静人消夏。蜡炬风摇帘不下，竹影半墙如画。醉来扶上桃笙，熟罗扇子凉轻。一霎荷塘过雨，明朝便是秋声。

此词写于道光初年，也是作者的早期作品。上片写景，以动衬静，以虚写实，别出心裁。下片写池上纳凉，由写实出发，最后又化实为虚，以秋声作结，催生无限萧条秋意，从而使全篇主题具有了隐喻和象征意味，足见作者词心之细微幽渺。这既是作者悲凉身世的流露，也似乎是清王朝走向下坡路的征兆。

忆云词长调佳作亦颇多。如《水龙吟·秋声》：

西风已是难听，如何又着芭蕉雨泠泠暗起，澌澌渐紧，萧萧忽住。候馆疏砧，高城断鼓，和成凄楚。想亭皋木落，洞庭波远，浑不见、愁来处。此际频惊倦旅。夜初长、归程梦阻。砌蛩自叹，边鸿自唳，剪灯谁语莫便伤心，可怜秋到，无声更苦。满寒江剩有，黄芦万顷，卷离魂去。

“秋声”自宋玉以来便是常写不衰的题材，其中尤以欧阳修的《秋声赋》最为有名，本篇构思显然受此影响。全词紧扣秋风，从风声、雨声、砧声、鼓声到砌蛩声、边鸿声，组成一片肃杀凄楚的秋声。由“已是难听”到“如何又着”，由“听”到“想”，层层递进，然后归结到“莫便伤心，可怜秋到，无声更苦”，别开新境。绘秋声不脱不粘，写情绪入木三分。末三句境界阔大浑茫，荡魂夺魄，把读者带进一幅空阔而又迷茫的“寒江芦荡图”中。

与忆云词每言苦愁不同，《百字令·将游鸳湖，作此留别》是茫茫愁海中一片难得的喜色和亮点。词云：

啼莺催去，便轻帆东下，居然游子。我似春风无管束，何必扬舲千里官柳初垂，野棠未落，才近清明耳。归期自问，也应芍药开矣。且去范蠡桥边，试盟鸥鹭，领略江湖味。须信西泠难梦到，相隔几重烟水。剪烛窗前，吹箫楼上，明日思量起。津亭回望，夕阳红在船尾。

从词序和作品内容可知，本词作于将游鸳湖而与妻子话别之时，写的是因将游鸳湖而引起的想象与情思。词中既有对早春景物的描绘，也有与妻子暂别的留恋，写得委婉曲折而又轻松愉快，是忆云词中的别调。“我似春风无管束”、“夕阳红在船尾”，都是令人过目不忘的佳句。

其他像《湘月》(绳河一雁)、《三犯渡江云》(断潮流月去)、《玉漏迟·冬夜闻南邻笙歌达曙》等，也都是可以反复品读的长调。阅读忆云词，已使我们认识到它博取众长的一面，但还须注意到它自铸一体，甚至推陈出新之处。像《水龙吟·秋声》、《百字令·将游鸳湖，作此留别》两篇“豹尾”式的煞拍，就不是朱、厉二家所能涵盖的。当然，总体看，必须承认，忆云词还是承袭较多而创新偏少。

论资质、阅历和取径，项廷纪当有越迈朱、厉的可能，惜天不假年，中道夭殒，未能有更多发展，从而对词史形成足够大的冲击，甚至有所突破，使之改辙易轨，产生历史性巨变。在谭献所云“清词三大家”中，廷纪也是力量较弱的一位。痛哉!

另外，钱塘陈文述(1771—1843)，仁和李堂(1772—1831)，填词也都以学梦窗词为主，如陈氏所作《一剪梅·青鸾阁雪夜对饮》、李氏所作《探芳信·西湖秋感》，都以密丽幽凄见长，算是项廷纪的同调。

纵观浙西词派自初祖曹溶以降的发展情形，很容易发现一个基本的变化规律。最初，曹、朱、二李诸人生当易代之际，有欲言而不能直言者，选择学南宋，以寄托其家国身世之感;嗣后，朱彝尊仕途通达，生活无忧，遂渐生雕琢饾饤之弊;再后，厉鹗以真情与幽隽矫其琐细、僵硬，追求清婉深秀之致，其实只是回到曹、朱之当初而略有变化。至此，浙西词派实已用足、用完姜、张一派所能提供的门径和资源。要想使创作有突破，有新意，就必须另寻出路。于是，到后期吴锡麒这里，便转而兼学别样，博取众长，在坚持姜、张本位的同时，竟越迈鸿沟，来取苏、辛之豪壮。其实，若就文学创作原理与规律而言，本不应有所偏颇，故大家博取广施;然于一般流派、风格型作家，一旦博取广施，又是对其宗旨、特色的自我消解。故所谓流派者，说得刻薄些，便是瘸着腿走狭窄的路，永远都身处两难境地。

当然，必须承认，在千年大词史上，无论是吴锡麒、郭麐，还是项廷纪，如果与朱彝尊、厉鹗两位相比，还是稍逊一筹，该屈居“第二梯队”。不错，吴、郭等人的创作，不再囿于前贤和成规，有了可喜的新变，但从流派的稳定性和特色来讲，却又是背离和散失。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浙西词派到发展后期确实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这种衰落有它的必然性。一方面，创作规律有求新求变的内驱力;另一方面，清王朝内外交困的社会政治局面，使得词家们不得不变，这是创作发生变化的外推力。

我们不必为浙西词派的衰落悲观，相反它恰恰昭示新局面的开启和新事物的诞生。常州词派和大量反帝反侵略爱国词篇的出现，便是这种新变催生的果实。在取材的广泛和艺术境界的拓展上，都有“承宋之绪而后来居上者”①。

①严迪昌著《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页。

①谢章铤撰《赌棋山庄词话》卷二,《词话丛编》第四册,第3348页。

　　汾湖蟹

　　汾湖蟹是产于嘉善县境内汾湖和附近水域的一种高档水产品。它的蟹壳是青灰色的，脐部饱满、雪白，蟹脚坚硬结实，最特别的是汾湖蟹的两只螯（俗称大钳）有大小，右边那只大，左边那只小。汾湖蟹生活在汾湖里，汾湖湖水清澈，湖边芦苇根连根，养料丰富，最适合螃蟹的生长。汾湖蟹富含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价值很高，而且膏肥肉香，鲜美可口，是蟹中上品。

　　沱湖螃蟹

　　沱湖螃蟹生产历史悠久，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曾在此品蟹赏菊。八十年代中期，沱湖承担了国家星火计划项目—《河蟹人工养殖技术开发》，螃蟹生产有了迅速发展，年产量达150吨以上，成为沱湖的龙头和特色产业，养殖面积和产量位居皖北之首，沱湖人民衣在螃蟹、食在螃蟹、住在螃蟹、行在螃蟹，当地有一句俗语叫 “吃蟹饭、住蟹房、娶蟹婆、嫁蟹郎”，螃蟹养殖在沱湖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可窥一斑。沱湖生产的清水大闸蟹选用正宗的长江系中华绒鳌蟹苗，水草茂盛、清洁无污的沱湖为其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丰富的小鱼虾、螺狮等天然水生物是其食之不竭的饵料，沱湖螃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具有膏丰肉满、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特点。民国早年，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是个出了名的品蟹美食家，他把各地出产的蟹分为六等：一等是湖蟹、二等是江蟹、三等是河蟹、四是等溪蟹、五是等沟蟹；六等是海蟹。沱湖的螃蟹当属一等湖蟹中的极品。它所含的水份少，蛋白质、脂肪质、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A等营养成份特别丰富。据专家测定，每 100克沱湖蟹肉中含蛋白质15克，铁14毫克，核黄素072毫克，维生素A5970国际单位。螃蟹除了是名贵的美食，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外，还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是传统的食疗方剂，据《本草纲目》和我国古代一些医书记载，蟹肉清热散血、养筋益气，可治筋骨损伤、疥癣、烫伤，湿热黄疸；蟹爪破血消积，可治产后瘀积，血崩、腹痛；蟹壳攻毒行瘀，可治瘀血积滞，乳痈、冻疮等，同时蟹壳还可提制成可溶性的甲壳质，该物质粘性高，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工业原料。沱湖螃蟹在省内外市场享有很高的声誉，每年近100吨销往上海、南京、欧美及东南亚等地市场，深受消费者的好评。

　　“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是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欢迎您在金秋十月到风景如画的沱湖来，来看看大闸蟹的故乡，来听听大闸蟹的故事，来品尝朱元璋亦爱食的沱湖大闸蟹。秋高气爽，持螯赏菊，人生之一乐，您岂可错过!

　　从五河县城驱车西北35公里，便是风景秀美的沱湖省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拥有6万亩沱湖大水面，是中华绒螯蟹的盛产地，年产优质大闸蟹150多吨。沱湖为一手掌形河迹洼地型浅水湖泊，其湖岸弯曲，核心区面积5800公顷，常年水质清新无污染，水草丰茂，淤泥深厚，浮游动植物种类较多，天然供饵力强。近年来，沱湖乡党委、政府立足乡情，充分发挥沱湖水资源优势，积极实施“走水路、念水经、发水财”的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以螃蟹为重点的特种水产养殖，使沱湖逐渐成为皖北最大的商品蟹生产基地。

　　阳澄湖大闸蟹

　　阳澄湖大闸蟹 此蟹产于江苏苏州地区阳澄湖，是闻名国内外的中国名产。阳澄湖湖水大闸蟹，个大体肥，一般三只重500克，大者只重250克以上，最大者可达500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十肢矫健，蟹肉丰满，营养丰富。自古以来，阳澄湖大闸蟹即令无数食客为之倾倒。章太炎夫人汤国黎女士有诗曰：“不是阳澄蟹味好，此生何必住苏州!”

　　阳澄湖蟹,历来被称为蟹中之冠。这与阳澄湖的特殊生态环境有关。水域百里方圆,碧波荡漾,水质清淳如镜,水浅底硬,水草丰茂,延伸宽阔,气候得宜,正是螃蟹定居生长最理想的水晶宫。所以,阳澄湖蟹的形态和肉质,在螃蟹家族中,大大的与众不同。形态有四大特征:一是青背,蟹壳成青泥色,平滑而有光泽；二是白肚,贴泥的脐腹甲壳,晶莹洁白,无墨色斑点；三是黄毛,蟹腿的毛长而呈**,根根挺拔；四是金爪,蟹爪金黄,坚实有力,放在玻璃板上,八足挺立,双螯腾空,脐背隆起,威风凛凛。肉质肥嫩鲜美,食过后再食其它再好的佳肴名菜,都会索然无味。就在离开阳澄湖数公里的雉城湖，湖蟹产量亦多,但受海潮影响,肚不白,毛微黑,肉质远不如阳澄湖蟹好吃。同一境域的湖蟹,尚且不能相比,其它地区的螃蟹,更是大为逊色了。因此,阳澄湖蟹在海外久享盛誉,被称为"中华金丝绒毛蟹。

　　阳澄湖蟹为什么又普遍称为"大闸蟹"呢包笑天曾对这个名称写过一篇《大闸蟹史考》,说到"大闸蟹三字来源于苏州卖蟹人之口。""人家吃蟹总喜欢在吃夜饭之前,或者是临时发起的。所以这些卖蟹人,总是在下午挑了担子,沿街喊道:'闸蟹来大闸蟹'。"这个"闸"字,音同"炸",蟹以水蒸煮而食,谓"炸蟹"。这样的解释,尚不能尽意。 他"有一日,在吴讷士家作蟹宴(讷士乃湖帆之文),座有张惟一先生,是昆山人,家近阳澄湖畔,始悉其原委。"

　　吴讷士是苏州草桥中学的创始人,父亲吴大征晚清时官至湖南巡抚,甲午战争中当过刘坤一的副帅,一门三代,都是著名的古籍收藏家。

　　张惟一就是方还,与王颂文同为吴讷士的好友,吴家的常客。顾炎武《天下邵国利病出》手稿,流失二百多年,为吴士讷所购得,又为方还和王颂文在吴家发现,并慨然接受相赠迎回昆山。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成为书林中的一段佳话。 事有凑巧吴家设蟹宴,方还亦在座，包笑天作了有关"大闸蟹"名称的解释:"闸字不错,凡捕蟹者,他们在港湾间,必设一闸,以竹编成夜来隔闸,置一灯火,蟹见火光,即爬上竹闸,即在闸上一一捕之,甚为便捷,之是闸蟹之名所由来了。" 竹闸就是竹簖,簖上捕捉到的蟹被称为闸蟹,个头大的就称为大闸蟹。

　　阳澄湖大闸蟹形成里与众不同的四大特点：一是青背，阳澄湖蟹壳成青灰色，平滑而有光泽；二是白肚，贴泥的脐腹，晶莹洁白；三是黄毛，脚毛长黄挺拔；四是金爪，阳澄湖蟹爪金黄坚挺有力，放在玻璃上能八足挺立，双螯腾空。

　　营养价值：螃蟹是高蛋白的东西，具有滋阴壮阳的作用。而且蟹肉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比如磷等人体所需的物质，因此吃螃蟹对人身体是有好处的。一般都可以吃。但是有些人还是慎食螃蟹，因为螃蟹性寒，对于伤风感冒的人暂时少吃，等身体恢复健康以后可以放心吃了。

　　据《本草纲目》记载：螃蟹具有舒筋益气、理胃消食、通经络、散诸热、散淤血之功效。蟹肉味咸性寒，有清热、化淤、滋阴之功，可治疗跌打损伤、筋伤骨折、过敏性皮炎。蟹壳煅灰，调以蜂蜜，外敷可治黄蜂蜇伤或其他无名肿毒。蟹肉对各种癌症都有较好的疗效。同时，又是儿童天然滋补品，经常食用可以补充儿童身体必需的各种微量元素。

　　螃蟹营养丰富，含有多种维生素，其中维生素A高于其它陆生及水生动物，维生素B2是肉类的5-6倍，比鱼类高出6-10倍，比蛋类高出2-3倍。维生素B1及磷的含量比一般鱼类高出6-10倍。每100克螃蟹可食部分含蛋白质175克，脂肪28克，磷182毫克，钙126毫克，铁28毫克。螃蟹壳除含丰富的钙外，还含有蟹红素、蟹黄素等。

　　螃蟹不但为食中佳肴，作为药用也有奇功。《本草拾遗》说：“其功不独散，而能和血也。”祖国医学认为螃蟹性寒味咸，蟹肉有清热、散血结、续断伤、理经脉和滋阴等功用；其壳可清热解毒、破淤清积止痛。

　　现代研究发现，蟹壳含有一种物质——甲壳质，甲壳质中可提炼出一种称为ACOS-6的物质，它具有低毒性免疫激活性质，动物实验已证实，该物质可抑制癌细胞的增殖和转移。

　　但是，现在许多阳澄湖大闸蟹都是“洗澡蟹”，即到阳澄湖区养一段时间（洗澡）。正宗的都已出口至香港及国外。

　　东平湖中华绒鳌蟹

　　东平湖螃蟹，学名“中华绒螯蟹”，俗称“湖蟹”、“毛蟹”。我县沿湖乡镇商老庄、银山、老湖镇等都有养殖，总养殖水面约10000亩以上，其中湖内网围养殖5000亩，湖外池塘养殖4000亩，稻田养殖1000亩，年总产量约30万公斤。商老庄乡是湖塘和稻田养蟹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乡，约占全县养蟹总量的一半左右。

　　中华绒螯蟹为方蟹科，属绒毛蟹类。它有步足五对，第一对步足呈棱柱形，末端似钳，称螯足；螯足是五对步足中最强的一对，密生绒毛，故而取名绒螯蟹。步足，是中华绒螯蟹爬行、游泳和捕捉食物的器官，但由于它的头胸部的宽度大于它的长度，步足伸展又在身体的左右两侧，关节向下弯曲，长短不等，爬行时只能一侧步足抓地，另一侧推送身体向侧方移动，所以移动时总是向斜前方，人们故而戏称它为“横行介士”。

　　中华绒螯蟹平时在淡水中生活成长，到了交配产卵季节，需要到咸淡江河入海口附近的浅海中繁殖。刚孵化出的中华绒螯蟹幼体经过四至六次的蜕壳变态后，即成幼蟹，它便又回到江河湖泊中生活成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东平湖与黄河相通，每年都有大量的河蟹进入湖内生长，产量甚丰。六十年代，湖河相接处建闸，阻塞了河蟹回游通道，湖蟹基本绝迹。1975年，我县水产部门从上海崇明岛引进蟹苗360公斤，放入湖内试养成功，1976年10月，湖内出现大量成蟹起动回游，当年捕获成蟹20万公斤。1979年，东平湖沿岸照蟹如灯市，全湖捕蟹达100万公斤以上。从试养情况看，由于东平湖水质优良 ，食物丰富，每放养1公斤蟹苗可获1吨成蟹，产量比在崇明岛养殖还高，且食之味道美于它的故乡崇明岛之蟹。九十年代以来，沿湖养蟹面积逐年扩大，产量大幅度提高，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并进入国际市场，成为名牌绿色食品。因此，在湖蟹市场上，出现了“南有崇明岛，北有东平湖”之说。

　　东平湖所产螃蟹个体大（雄蟹每只重6两左右，雌蟹每只约重3两）、膏满、黄实、色鲜、味美，很早以来，就进入了名菜系列。蟹的腹部俗称“脐”，用以抱卵。雌蟹为圆形，俗称“团脐”，雄蟹呈三角形，俗称“尖脐”。我国南方食蟹有“七月尖，八月团”的说法，就是说七月以尖脐雄蟹最肥；八月以团脐雌蟹最肥。由于气候和环境方面的原因，东平湖蟹一般在每年的八九月份进入捕获期，此时正值秋高气爽，金菊盛开，也是东平湖旅游旺季，游客在饱览湖光山色之后，品尝膏满黄实的菊花蟹，会增添无限乐趣。

　　湖蟹除食用外，还有多种用途，如蟹壳可提炼甲壳质，广泛用于纺织、印染、人造纤维、造纸、塑料以及医药等方面。

　　南湖蟹

　　南湖蟹 此蟹产于浙江省的杭、嘉、湖水网地带，素以个体肥大，肉质鲜美而著称。这里的湖蟹，过去都是靠自然繁殖，每年到汛期捕捉上市。现在已开始人工繁殖和放养，并获得了一定成果。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王楠（中华书局编辑） 来源:《史学月刊》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方面：一，汉学论著翻译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对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二，由于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翻译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译、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著翻译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译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翻译原则和规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著翻译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译文难于处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Piao"译为"彭彪"（第193页，注2），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倒数第1行："储同舒（音译，Ch'uTung-Tsu）《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此处把"Ch'uTung-Tsu"误译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47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98年）一书中第172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译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765，注9，VillageandtownlifeinChina（《中国的城乡生活》）著者为YKLeong和LKTao。此处的原著者显然是中国人名的简写，译者仅译为YKLeong（郎）。笔者作为此书的责编之一先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写成T'aoLiKung和LiangYu-kao。又阅读此书的《序言》得知，两人均为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学者，此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生活。此书出版之后，T'aoLiKung回国任教，而LiangYu-kao则留在英伦。既然T'aoLiKung已回到本国，那么《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果然T'aoLiKung即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北大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1888—1960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译。查找LiangYu-kao更加困难，因为其始终旅居国外，本国很可能没有介绍他的专文。只好仍以陶氏为线索，终于在多卷本的辞书《北大人》中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另一作者LiangYu-kao的中文名为"梁宇皋"。

类似情况还有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页，文下注②："见于君芳《Chung-fenMing-pen与禅》，载陈学霖与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此处未译的"Chung-fenMing-pen"应为元代禅师"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写成"中峰明本"。有关资料可参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行录》和《天目中峰广录》。（见《碛砂藏》589-591册；或参见《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续藏经》2-27-4，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

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谨慎核对。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者把"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译为《京华中国研究学刊》。在遍查材料未获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论文为线索查知此刊应该是《清华学报》。

材料的还原。刘东先生所译《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89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习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为官员们归休不视事政事的借口。而有关洗浴的中文词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义，‘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分别意指着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译注：此词中文出处不详，权且直译出来，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此处典故可以在《初学记》、《唐会要》卷82《休假》，尤其是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3《时序·三澣》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为沐涤，故一月有三澣。后以上澣、中澣、下澣称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像刘东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在译文中尚且出现此种搁置情况，可见史实还原之难。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preliminaryaddress"作"疏意"，审读译文时未查到出处。但根据文意应为"序言"的同义词，即"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上写主人姓名及拜忏缘由等。（参见《辞源》页2130；《汉语大辞典》第8册，页508）改"疏意"为"疏头"既比较符合原意，且更准确。

又此书页724，注4，把《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典》简称为《通考》和《通典》。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四部书，应根据历史学规范简写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误导读者。

在审读《法国汉学》第四辑中有如下译文："在上引《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述的道教仪式之外，还用一种不太肯定的口气记录了一种道士们所宣称但却未必如此的箓的古代传说。（中略）虽然隋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个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说法，（中略）很难证实隋代的编年史学家们"《隋书》是唐代史学家编纂的，此处应改为"隋史的编纂者"或"唐代的历史学家"。同类者尚有侯旭东在《误译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译本琐谈》（载《中华读书报》）文中的举例："如原书页19‘intheHou-Hanchi,afourthcenturyhistoryoftheLaterHandynasty,'中译作‘在记载公元4世纪后汉历史的《后汉记》中，'（页29）令人啼笑皆非。按《后汉纪》（译文作‘记'误）为东晋人袁宏作，书成于四世纪，而后汉亡于三世纪初，中译应作‘在《后汉纪》——4世纪成书的关于后汉的史籍——中'"。这种常识性史料还原的错误应在译文中绝对杜绝。

对背景文化还原的难度还应在前两者之上。因为背景知识准确的掌握不仅包括对史实的确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不止是一个词，一段话的索骥，而应把文化内涵整个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译文达到风格上的忠实与流畅。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theprincipalpalaceswerearrangedonanorthsouthaxis"，原译为"（故宫）各大宫殿按南北向轴心排列"。这容易引起歧异。事实上，原作者不是想强调宫殿的南北对称，或者是要说明所有宫殿都是南北排列。因此译为"重要的宫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就更明了。又同书"Confuciancommentators"译作"儒家评论家"也不能算错，但"清议"一词可能比较符合传统，也更典雅。又比如称南方地区下级管事者为"teacher"，译作"蒙师"不如"师爷"确切。

袁筱一等译法国马丁·莫内斯蒂埃著《人类死刑大观》（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页两副插图下的注文分别为"西方军事势力代表对‘拳击手'施斩首刑"和"拳王的斩首刑（中国，1901年）。"。"boxer"在此处不应直译为"拳击手"，而是专指1900年前后中国民间反侵略组织"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一词。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注72"见L·S·杨的两篇文章，收入的《汉学中的远行》（ExcursioninSinology）"。"L·S·杨"即杨联升。1"Excursion"一词本身有远行之意，但用在中国书籍和文章的名称当中，应释作"短文"，又可引申来表达中文特有的文体"赋"、"策"等。如苏东坡《赤壁赋》，英国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HGiles）把它翻译成"AnExcursionBelowtheRedWall"，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杏村则译为"AnExcursiontotheScorchedCliff"，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赋"一词。所以杨联升"ExcursioninSinology"一书或译成《汉学散策》可能更为恰当。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译者翻译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仅从两书一些章节标题翻译文字的差异就可想象其内容的大相径庭。第5章第4节，江苏版译为"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商务版则为"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育类型中的地位"，两书所提概念绝对不属于同一学科范畴。又如第6章第12节前者译为"早期儒学的激越"；后者为"早期儒学的悲歌"，孰是孰非难以明确，且会令读者啼笑皆非。

当然细读所译内容，其中是有高下之分的。如江苏版译为："同样的，一个人能否像非士人阶层那样在祖庙中享有一个祖宗牌位，也取决于其官阶。甚至连城市之神在众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员的级别而定。"（页138）；商务版则译："倒是正好反过来：一个人的官品决定着他是否能有祖庙（没读过书的人只有一个祖宗牌位），祖庙中能供多少祖先。就连万神庙里城隍的级别也取决于该城父母官的官品。"

又如，江苏版译为："宋代的常备军，除了‘近卫军'以外，尚有由地方军队和民兵组成的两个编队，但它们一旦融合之后，便告瓦解。"（页92）；商务版则译："宋朝统治时期，除了地方军（厢军）和民兵（乡兵）这两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军队以外，还有作为常备军的‘禁军'。"（页129）

再有，江苏版译为："王安石于1086年死后被封为圣徒，受人供奉，而在12世纪，对他的供奉连同圣徒的称号统统被取消了。"（页93）；商务版则译："他（1086年）死后的封号和祭奠安排，在12世纪又被取消了。"（页131）

把"城隍"译为"城市之神"，"禁军"译为"近卫军"，"地方军队"和"民兵"不说明特指中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厢军"和"乡兵"，从行文上还可勉强接受的话，那么把王安石说成是"圣徒"则甚为乖谬了。文化所囊括的内容既宽泛又细微，因此对它的还原绝非易事，非学养深厚、细心琢磨不可为之。

二．形式上的统一

讲求学术规范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与扩大学术交流领域和层面的基底。汉学论著翻译作为学术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否则就会降低其价值，甚至误导读者。

形式问题之一：在审读汉学译著时，历来把核对有关海外学者的名号与著述题目的看作是译文的关键，也是难点。目前所遵循的原则是：国外汉学家已有汉文名字，或约定俗成的中译法的应遵从；其他所有外国人名都应以通用字典，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各国人名译法辞典为据，并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标出原文。专著或论文的题目也当如是处理。如法国汉学家KristoferMSchipper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分别被译为"席佩尔"、"史波儿"、"施博尔"。在参加了一次Schipper在京举办的讲座中，我才知道他的正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又比如《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以擅长中国语言学和历史学闻名、撰写过《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中华书局，1999年）的蒲立本先生（EdwinGeorgePulleyblank）译作"普利布兰克"。《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一书的著者Schafer被翻译为"谢弗"，其实他有中文名字，叫"薛爱华"。

或者过分强调译名的精确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于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种音、形、义相结合的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含义，通假和转注则有特别的规定。就算在阅读姓氏名称时，出现同音异形的字，也会被认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使用此种与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国人在阅读时也养成了更重视识别文字字形而不是读音的习惯。而且长期以来汉语对外来词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贯的，并形成了以意译为主或意译与音译杂糅的翻译规律。2这种意译法的使用更加强调字符形态与音读对应的确定性和准确度。所以译者采用了不同译名来反映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就会误导读者，即翻译时差之毫厘，理解时必然谬以千里。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译者把日本学者林友春的论著译为"《元明时期的学堂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而且出版地未译出。但核对了日文原著才知，其名当为《元明时代的书院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国土社出版。同样的错误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第222页也出现了。日本中国学者及其论述往往夹杂中文或者全部使用中文，这既为译者提供了方便，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稍稍疏忽就可能因未查检而出现译文不准确的情况。

形式问题之二：对史料翻译形式的规范化处理是衡量译者学术水准的标尺。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之中译本则较好地体现了形式统一、内容充实的原则。文中所有涉及中文史料的地方，译者都先根据外文把原著者对这段史料的理解文字忠实译出；再把原始的中文史料附见于后，并改变字体，用括号括出以示区别。例如：此书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8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樊迟请求学农，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农民。'他又请求学园艺，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园艺。'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这本来可以认为是对传统技术人员的谦虚态度，然而不幸的是：

樊迟走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一个眼界狭窄的人！如果一个君主或官长喜好良好的习俗、正义和真诚，人民就会背负着他们的孩子从各地都来归附他。这样，他还需要知道怎样去务农吗？'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又如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也采取类似的格式。随举一例：

"礼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这一事实：人是生来就有欲望的，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人就必定要追求它们。当这种追求进行得没有限度或分寸时，必定会发生争执。随着混乱就出现了耗竭。古代的君主憎恨这种混乱，就把礼和正当性加以法典化而设立必要的限制，于是欲望就会得到调剂而他们的追求也就得到了满足。他们以这种方式使得欲望不会被事物无限扩大，而事物也不会因欲望无度所耗竭。从而这两者可以互相配合而共同滋长。礼就是从这里来的。（《荀子集解·礼论第十九》第一章）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