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流水的相关典籍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6浏览:7收藏

高山流水的相关典籍,第1张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郑国人列御寇在《列子·汤问》中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无论是“志在高山”,还是“志在流水”,伯牙在曲中每表现某一主题或意象时,钟子期必能领会其意。一日,伯牙与钟子期共游于泰山之阴,逢暴雨,二人止步于岩下。伯牙心情郁闷,于是弹奏了一会琴。琴曲起初表现的是雨落山涧的情景,接着模拟山流暴涨和岩土崩塌之音。每段曲弹奏完毕,钟子期“辄穷其趣”,把曲中意象说的穷极通透。伯牙于是离开琴而叹道:“善哉,善哉,阁下能听出曲中志趣,君所思即是我所思啊,我哪里能隐藏的了我的音声呢?”于是二人成为人生知己。

但《列子》中并无伯牙因钟子期离世而从此不再鼓琴的内容。 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吕氏春秋》,在《本味篇》中也做了类似的记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时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吕氏春秋》的记述与《列子》的记述大致相当,但交代了结局: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复鼓琴”。(秦大路)

《吕氏春秋》虽非信史,但有《列子》记述在前,其内容也并非毫无根据。于是伯牙不复鼓琴一说被当作佳话流传下来。伯牙在当时应该很知名,荀况在《劝学》篇里也曾提到他:“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虽然语近夸张,但大音乐家伯牙的琴技之高是毫无疑问的。《列子》和《吕氏春秋》之后,西汉的《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东汉的《风俗通义》、《琴操》、《乐府解题》等等众多古籍纷纷援引。这些作品里,有关伯牙的描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例如东汉蔡邕的《琴操》中还记载了伯牙向音乐家成连拜师学习古琴“移情”之法的逸事。 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开卷第一篇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在这篇小说中伯牙成了乐官俞伯牙,钟子期却成了汉阳的樵夫,上古的一小段百来字的典故此时完全变成了人物、地点、情节样样俱全的话本小说。

《高山流水》和伯牙钟子期这一段千古佳话,之所以能在两千多年里广为流传,概因其包含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文化精神在这段佳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明代朱权的《神奇秘谱》对此做了精当的诠释:“《高山》、《流水》二曲,本只 一曲。初志在 乎高山,言仁者乐 山之意。后志在乎 流水,言智者 乐水之意。”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高山流水》蕴涵天地之浩远、山水之灵韵,诚可谓中国古乐主题表现的最高境界。然而,伯牙的《高山流水》琴曲并没有流传于世,后人无从领略伯牙所弹之曲的绝妙之处。所以,后人虽不断传颂《高山流水》的故事,完全是“心向往之”,对音乐并无切身体会。

因而这个佳话得以流传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伯牙与钟子期之间那种相知相交的知音之情。当知音已杳,伯牙毅然断弦绝音。岳飞在《小重山》一词中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正是伯牙当时心境的准确反映。伯牙的绝琴明志,一者做为对亡友的纪念,再者为自己的绝学在当世再也无人能洞悉领会而表现出深深的苦闷和无奈。想那伯牙也必是恃才傲物、卓尔不群之人,他的琴曲曲高和寡,凡夫俗子自然难以领会其乐曲的精妙。所以伯牙才会感到孤独,才会发出知音难觅的感慨。(秦大路)

《高山流水》之所以能被春秋战国的诸子典籍多次记录转载,是与当时“士文化”的背景分不开的。先秦时代百家争鸣,人才鼎盛。很多士人国家观念淡薄,并不忠于所在的诸侯国。这些恃才之士在各国间流动频繁,他们莫不企盼明主知遇。他们希望能遇见象知音一般理解自己的诸侯王公,从而一展胸中所学。这几乎是几千年来所有读书人的梦想。然而能达到此目标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一生怀才不遇而汲汲无名,有的或隐身市肆,有的则终老山林。由此可见,《高山流水》在先秦时代就广为流传,是因为这个故事背后的寓意是人生遇合的美妙,及人生不遇的缺憾。所以千百年来引起无数人的共鸣当在情理之中了。

这么说来,友谊倒在其次了。所以本篇称,《高山流水》为千百年来被善意地无限夸大了的友谊。能引起人们无限向往的乐曲和友谊,也许并非故事的本味所在。

“古来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意思是:自古以来描写记录山水景色的人,郦道元是最好的。

郦道元是北魏时期官员、地理学家,著有《水经注》四十卷,成为中国游记文学的开创者,对后世游记散文的发展影响颇大,另著《本志》十三篇及《七聘》等文,均已失传。

相关信息:

郦道元写成地理著作《水经注》,《水经注》是六世纪前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述。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水经注》共四十卷(原书宋朝已佚五卷,今本仍作四十卷,是经后人改编而成的),三十多万字,是当时一部空前的地理学巨著。

它名义上是注释《水经》,实际上是在《水经》基础上的再创作。此书不仅开创了古代“写实地理学”的历史,而且在世界地理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水经注》在后世学者对其不断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门学问——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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