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的基本知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所以又称《诗三百》，与《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合称为五经。“古者《诗》三百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最初称《诗》，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也称《诗三百》。他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诗经》里的内容，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诗经》不仅是最早的诗歌总集，而且也是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源头及代表作。

2、元曲的基本知识

3、唐诗的基本知识

4、宋词的基本知识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巨钻，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

唐诗的兴盛和发展，达到了古代诗歌史上的巅峰。词萌芽于隋唐之际，兴于晚唐五代而极盛于宋。广义来说，词本属诗之一体，然逐渐与传统诗歌分庭抗礼，经宋代无数词人于此倾注深情，寄托豪兴，驰骋才华，精心琢磨，创作出大量晶莹、灿烂、温润、磊落，反映时代精神风貌而且具有不同于传统诗歌艺术魅力的瑰宝，遂与唐诗如峰并峙，各有千秋。

一、曲子词与长短句。

词初名曲、曲子、曲子词。简称“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被称作诗余、歌曲、长短句。归纳起来，这许多名称主要是分别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形式特征。

我国古代诗乐一体，《诗三百篇》与汉魏六朝乐府诗大都是合于音乐而可歌唱的。“乐府”原为汉时政府音乐机关之名。汉以后的五、七言古体诗和唐以后的近体诗始为徒诗而不可歌。唐人的拟乐府古题与新乐府不再合乐，实为古体诗了。唐代绝句也有可配乐歌唱的，或称“唐人乐府”，有时与词相混，如《阳关曲》《杨柳枝》等，也被作为词调名。

唐宋之词，系配合新兴乐曲而唱的歌词，可说是前代乐府民歌的变种。当时新兴乐曲主要系民间乐曲和边疆少数民族及域外传入的曲调，其章节抑场抗坠、变化多端，与以“中和”为主的传统音乐大异其趣；歌词的句式也随之长短、错落、奇偶相间，比起大体整齐的传统古近体诗歌来大有发展，具有特殊表现力。曲子词、近体乐府、诗余、长短句之名由此而得。作词一般是按照某种乐调曲拍之谱填制歌词。曲调的名称如《菩萨蛮》《蝶恋花》《念奴娇》等叫做“词调”或“词牌”，按照词调作词称为“倚声”或“填词”。宋词唱法虽早已失传，但读者当时的倚声或后来依谱所填的词，仍然可以从其字里行间感受到音乐节奏之美，或缠绵宛转，或闲雅幽远，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令人回肠荡气，别有一种感染力量。

前人按各词调的字数多少分别称之为“小令”、“中调”或“长调”。有的以58字以内为小令，59字到90字为中调，91字以上为长调；有的主张62字以内为小令，以外称“慢词”，都未成定论。词调中除少数小令不分段称为“单调”外，大部分词调分成两段，甚至三段、四段，分别称为“双调”“三叠”“四叠”。段的词学术语为“片”或“阕”。“片”即“遍”，指乐曲奏过一遍。“阕”原是乐终的意思。一首词的两段分别称上、下片或上、下阕。词虽分片，仍属一首。故上、下片的关系，须有分有合，有断有续，有承有起，句式也有同有异，而于过片（或换头）处尤见作者的匠心和功力。我们看到宋代许多词人于此惨淡经营，创造出离合回旋、若往若还、前后映照的艺术妙境，在一首词中增添了层次、深度和荡漾波澜。

大部分词的句式长短不齐，押韵也变化多端。例如为唐宋词人所常用的词调《菩萨蛮》，系唐代时据从东南亚传入的乐曲所制。北宋魏夫人依此调所填的词云: 溪山掩映斜阳里，楼台影动鸳鸯起。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 绿杨堤下路，早晚溪边去。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

本词调全首八句，句句押韵。上片前两句七言押仄韵，本词用仄声中上声“纸”韵；后两句五言押平韵，本词押平声中“麻”韵。下片四句均是五言，前两句押仄韵，本词用仄声中的去声“遇”和“御”韵；后两句押平韵，本词押平声中“微”韵。通常近体诗八句的，全篇都是七言句，或都是五言句，隔句押同一个韵，首句也有押韵的。两者比较，词调显然别呈错综参差之美。本词上片写景色，下片写女主人公的行动与心理活动，环境与人物、人物的动作与内心，通过五、七言长短参差的句式、“麻”“微”平韵和“上”“去”仄韵的交替迭代，臻于多角度、多层次地情景交融的美妙境界。平仄诸韵分别具有声情之美。一般说来，平声声调长，不升不降，宜于慢声吟唱，表达不尽的情意、盎然的韵味。仄也称“侧”，是不平之意。诗词中仄声包括上、去、入三声，声调都是短的。上声是升调，去声是降调，入声是特别短促。以欹侧短促的仄声押韵，易于寄寓奇拗不平的感慨，令人激动不已。

不少词调中平仄诸韵递押，也就是长短声调递用、平调与升、降调或促调递用，不仅声调抑杨顿挫，激荡而和谐，蕴蓄的感情也显得更加丰富曲折。这是我们诵读宋词时所值提注意的。

词调有一般诗体中罕见的一字、两字句，或八字以至十字以上的长句，交错迭出。例如蔡伸《苍梧谣》（即《十六字令》）:“天！休使圆蟾照客眠。人何在？桂影自婵娟”。开头以一字句振起全篇，接以七字、三字、五字句，又有摇曳的余韵。再看辛弃疾的《唐河传》: 春水，千里。孤舟浪起，梦携西子。觉来村巷夕阳斜。几家？短墙红杏花。 晚云做些儿雨，折花去。岸上谁家女？太狂颠！那边，柳棉，被风吹上天。

这里二字句、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七字句，押平韵的、仄韵中上、去声的，错综递用，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描绘出无边春色的生意盎然，青春少女的天真娇憨，全词在写作上对前举魏夫人《菩萨蛮》似有所借鉴，而写来更加清新活泼、跌宕多姿，也与所用词调更加灵活多变有关。相对说来，《菩萨蛮》 句式保留较多五、七言诗体痕迹。词中的长句也能使情意更加宛转，气势更见浩瀚: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阳当楼。（柳永《八声甘州》）

柳词中“渐”字下领三个四字句，实为十三字句。再如刘克庄《沁园春》中的 “叹年光过尽，功各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也当为十七字长句。长短句比诸齐言体提供选词用语方面远为灵活的条件。李清照《声声慢》的运用大量叠字就是著名的例子: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前人对此评价极高:“此乃公孙大娘舞剑器手”，“出奇制胜，真匪夷所思。” 王又华《古今词论》略云:“晚唐诗人好用叠字语，义山（李商隐）尤甚，殊不见佳。”“如《菊诗》:‘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亦不佳。”李清照《声声慢》“起法似本于此，乃有出监之奇。盖此等语，自宜于填词家耳”。晚唐诗人李商隐是造语的高手，李清照却更能“出奇制胜”、“青出于监”，除其绝世才华外，还因为“曲子词”、“长短句”这个在当时来说属于现代化的有多功能设备的舞台使得她得以充分施展其绝技。本词开端一连十四个叠字，一波三折而一气贯串，诗中无此句法。“到黄昏点点滴滴”，七字句而上三下四，于诗属拗句，而在句法参差的词中则读来十分自然，断续连绵细雨凄清入耳的声情也充分而又有余不尽地传达出来了。当然，词调中也有全首齐言的，如《生查子》上、下片实为两首五言绝句，《玉楼春》上、下片实为两首七言绝句。词体并不完全丢掉整齐之美。

二、词体的格律与自由 。

李清照《词论》对词的音律提出很严格的要求:“盖诗文分平侧（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有些词调既押平韵，又押仄韵。仄声之中，有要求专押上、去或入声的。各个词调的句式的长短与句中词语的平仄也是有规定的。传统诗歌中，以律诗的格律最严，字数、平仄、对偶都按修辞、审美、音韵学原则规定。故元代方回《瀛奎律髓》说过:“文之精者为诗，诗之精者为律。”倚声填词，每个字都须按照曲拍的谱填写，在审音协律方面有比律诗要求更加严密之处，这使词的语言音调显得特别精美。然而词体之所以为广大作者所乐于运用、成功地运用，除精审的格律外，更因其在运用时还有相当大的自由。词律也有比诗律远为解放者。

首先，词有大量不同音律句式的调和体，作者可以在极为广泛的范围内选择符合创作需要的词调。据清康熙时编的《词谱》所载，有 826调、2306体，还有好多尚未收入。各种词调的长短、句式、声情变化繁多，适应于表达和描绘各种各样的情感意象，或喜或悲，或刚或柔，或哀乐交迸、刚柔兼济，均有相应的词调可作为宣泄的窗口。

再者，词调与体的变化和创造原是没有限制的。懂得音律的作者可以自己创调与变体。康熙《词谱序》云:“词寄于调，字之多寡有定数，句之长短有定式，韵之平仄有定声，杪忽无差，始能谐合。”然试看《词谱》所载同一词调诸体的句式、平仄、押韵、字数常颇有出入，可见古人填写时有着相当程度的自由。词韵常比诗韵宽，有时平仄以至四声可以通押或者代替，也有押方言音的。如《满江红》词调，一般押仄声中入声韵，以寄寓磊落不平之感，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抒发激烈的壮怀，读来使人慷慨悲愤，押的便是入声韵。然而姜夔的《满江红》（仙姥来时），遐想湖上女神，却换押平韵，声情遂变作缓和舒徐，富有潇洒优游的情趣。姜夔《长亭怨慢》自序云:“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该词中有句如:“阅人多矣，谁得以长亭树？树若有情，不会得青青如此！”“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分付？”写景抒情，卷舒自如，浑如散文。但由于作者深谙音律，故虽随意为长短之句，而自然合乎律度，适应歌者口吻。“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种自由与规律高度统一的产物。

词的格律宽严有一个发展过程。唐到北宋前期还比较宽松，而北宋后期至南宋则越来越严密。各时期不同作家对审音协律也有不同要求。如有人认为苏轼的词不协音律，有则为之辩护。陆游《老学庵笔记》云: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 《跋东坡七夕词后》 又云:‘歌之曲终，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跋东坡七夕词后》又云:“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从其他记载也可看到苏轼的代表作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大江东去）也都被“善讴者”歌唱或赞赏过，说明还是合乐可歌的，只是有些地方突破声律的束缚。大凡过于不守音律也许失却词的韵味，遵律过严也会成为枷锁，重要的是运用音律为情意服务。如《声声慢》调在李清照以前作者多押平韵，而李清照却选押仄韵，又用了话多齿音、舌音字，创造了情景交融的特殊艺术效果。可见她要求作词的严辩音律，却正是自由地运用之以突破陈规进行创造，而不是作茧自缚。宋代许多绝妙好词，虽然长短错落，自由卷舒，有的类同口语、散文，而吟诵起来的韵味盎然，富有节奏感。个中奥妙是很值得我们体味的。有些例子，则未必可取。如张炎 《词源》 记其父张枢“作《惜花春早起》云:‘琐窗深’。‘深’字音不协，改为‘幽’字；又不协，再改为‘明’字，歌之始协。此三字皆平声，胡为如是？盖五音有唇、齿、喉、舌、鼻，所以有轻清重浊之分，故平声字可为上、入者此也。”按“深”“幽”与“明”情景大不相同，竟如此改来改去，即使改得完全适应歌喉，遵律虽严，却并是值得效法的文学创作态度。

三、词境的有限与无限。

词体也有其局限性。一般说来，词的篇幅不长。《词谱》所载，最短的单调《竹枝》为14字，最长的《莺啼序》为 240字，不比诗歌行数可以无限增多。

王国维所谓词“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并云:“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言下之意，词的境界比诗狭窄。词的篇幅短小，是对词境及其表现能力的一种严酷限制。然而，有限制必有反限制。明王夫之《姜斋诗话》云:“论画者曰:‘咫尺有万里之势。’‘势’字宜若眼。若不能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五方绝句以此为落想时第一义。”艺术作品欲于有限篇幅内涵蕴阔远意境，关键在于写出所描绘形象的磅礴气势。诗中最短小的是五绝，尤宜注意于此。词的篇幅亦不足盈尺，但宋代许多杰出词人挥洒其传神妙笔，成功地在这画框里渲染出浩瀚无际、绵邈不尽的景象和情意，激发出读者丰富的联想、杳渺的遐思。这些词的意境，即“长”而“阔”。孕蓄无限于有限，以有限体现无限。这是宋代词人创造的艺术辩证法。例如秦观《鹊桥仙》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诸句，概括天上人间的悲喜剧，歌颂地久天长的爱情，由一变到无数，在刹那中见永恒，欢乐中有悲哀，悲哀中也有欢乐。苏轼《送参寥》云:“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王夫之《姜斋诗话》云:“以乐境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鹊桥仙》个中滋味，是哀？是乐？难以分辨，读来但觉意味深长，咀嚼不尽，在时间、空间、情意方面都是无限的。晚清谭献《复堂词话》云:“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言思拟议之穷，而喜怒哀乐之相交，向之未有得于读者，今遂有得于词。”此论旨趣颇有与近代西方接受美学思想相通之处。宋代许多作者努力加深和扩大词境的创作，为这种理论批评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四、词为“小道”与“别是一家”。

诗余之名，一说是由于唐人乐府七言绝句之衍变为长短句；一说是指诗降为词，词是诗之余绪，这里反映出对词的轻视。当初民间新曲主要是通过歌女们的曼低唱传到文人手中的。这些文人大都生活比较浪漫，在对酒当歌之际，为了佐欢遣兴，销愁解闷，漫笔偶成，付诸歌喉。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歌词，自然多属描写男女情爱、留连光景之作，而词也就被视为“小道”“艳科”，不登大雅之堂。作者们对于这具有许多优越性的新兴诗体，既非常喜爱，又当作一种游戏笔墨。正如南宋初年胡寅《酒边词序》所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然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这使当时有些流传之词常常作者难明，更有大量佚失。南宋大诗人陆游也因存在轻视词体观念而抑制自己这方面的创作。其《长短句自序》云:“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汨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并表示“今绝笔已数年”，不再犯此“过失”了。可见这观念给词坛造成多大的损失。

词之被轻视虽是其不幸，在另一种意义上却是其大幸。因为作者们于此卸下在作传统诗歌时的庄重礼服，换上便装，得以没有顾忌地尽量抒发自己心底蕴蓄的哀感顽艳之情，形式上也解除峨冠博带的束缚，只求赏心悦耳，随意采用新鲜活泼的语言、“里巷”“胡夷”的曲调，使作品具有活跃的生命力。

在中国古代，诗受到特殊重视。《诗·大序》云:“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诗的社会作用与价值被如此尊崇，诗坛上出现了大量反映现实的不朽之作。到了宋代，在诗中说理、博学的成份越积越重，文学之士不能自己的一往深情、万种闲愁便习惯倾吐于“诗余”“小道”。宋诗自有巨大成就，但或谓整个南北宋可称道的言情之诗，只数陆游《沈园》两首七绝，这也可说是其时诗坛的遗憾了。

北宋欧阳修是一位兼擅古文诗词的大文学家。他论诗主张“触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恶者刺之”。他在词中则大谈其儿女私情，不讲什么“美刺”。其 《玉楼春》 云:“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大胆揭示“情”是人自身所固有的，表示了对爱情的热烈、执着追求。这里反映出某种新意识的萌芽，具有反封建礼教性质。宋代词人多倡言“多情”。豪放如苏轼，王保珍 《东坡词研究》 中列举其“重复使用‘多情’一辞”达十八处之多。“痴亦绝人”“疏于顾忌”的晏几道《点绛唇》公然宣称“天与多情”，谓其有情出于天所赋与，殆为人性之觉醒。此类观念实为明汤显祖“世总为情，情生诗歌”等论点的先导。正式宣布词的独立地位的是李清照的《词论》。她挂出词“别是一家”的招牌，总结词的特殊创作规律，把那些“学际天人”的大学问家、诗人、文章家视为门外汉，而睥睨一切，大有惟我独尊的豪概。李清照倾注其主要精力于词。南宋王灼《碧鸡漫志》说她:“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之语，肆意落笔，自古搢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从其论的侧面可以看到李清照词的调度艺术成就及其词中的反传统精神。从清新之笔抒写多情善感是初期歌词的特色，也是当时词人的开辟与新探；对传统诗歌来说是一种解放；但仅以如此写法为词的“本色”，也会成为限止词体发展的框套，故北宋中期苏轼等“以诗为词”，赋予词体以诗歌的多种职能，大幅度地丰富了“小词”的表现能力与范围，实为词之再解放。

五、婉约与豪放——宋词中的两种主要艺术风格。

明张綖:“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当以婉约为主。”清王士祯加以补充道:“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见《花草蒙拾》）这些从宏观角度概括宋词中两川主要艺术风格，而以秦观、李清照和苏轼、辛弃疾分别为其代表作者。这几乎已成为宋词研究中的通论。前代论词者多崇尚婉约而以豪放为别调，近世论者则有独推豪放为积极而以婉约为低靡。那些硬把宋代词人划分为对立的两派并在其间强分优劣的，均不免有其片面性或属机械论，有些学者完全否论两种风格流派的存在，也似矫枉过正。按词中之豪放与婉约乃属艺术风格范畴，犹南宋严羽论诗“大概”有“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清姚鼐论散文风格之分阳刚与阴柔，近世王国维论美学之有宏壮与优美。两种概念本身有着相当的模糊性，两者相互关系也是辩证的，并非壁垒分明。宋代词人之分派乃后人参照其代表作品的主要特色而作大概的归纳，不是说其作品都是清一色，不妨碍他们创作或欣赏多种艺术风格，尤其大作家往往是多面手，更不是说婉约、豪放之外，词坛别无其他艺术风格存在。“婉约”一词，早见于先秦古籍《国语·吴语》的“故婉约其辞”，晋陆机《文赋》用以论文学修辞:“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按诸诂训，“婉”“约”两字都有“美”“曲”之意。分别言之:“婉”为柔美、婉曲。“约”的本义为缠束，引伸为精炼、隐约、微妙。故“婉约”与“烦滥”相对立。南北宋之际《许彦周诗话》载女仙诗:“湖水团团夜如境，碧树红花相掩映。北斗阑干移晓柄，有似佳期常不定。”并评云:“亦婉约可爱。”此诗情调一如小词。“婉约”之名颇能概括一大类词的特色。从晚唐五代到宋的温庭筠、冯延巳、晏殊、欧阳修、秦观、李清照等一系列词坛名家的词风虽不无差别、各擅胜场，大体上都可归诸婉约范畴。其内容主要写男女情爱，离情别绪，伤春悲秋，光景留连；其形式大都婉丽柔美，含蓄蕴藉，情景交融，声调和谐。因之，形成一种观念，词就应是这个样子的。北宋中期时人曾说:苏轼的“以诗为词”为“要非本色”（见陈师道《后山诗话》）；秦观“诗似小词”，苏轼“小词似诗”（见《王直方诗话》）。“本色”“小词”之论当属婉约派的主张。李清照“别是一家”说中认为只有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始能知之”（《词论》），反映她所崇尚也是婉约一宗，虽然贺铸以至李清照都有并不婉约之作。宋末沈义父《乐府指迷》标举的作词四个标准:“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可说是对婉约艺术手法的一个总结。

宋人也有以婉约手法抒写爱国壮志、时代感慨的，如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及宋未周密、张炎等一些词章。但其表现多用“比兴”象征手段，旨意朦胧，须读者去体味。有些论者对原来也许并无专门寄托的委婉隐约之词，也深求其微言大义，如清代词论家张惠言《词选》评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句句为之落实时事，以为讽喻政治，那就不免穿凿附会，反而缩小这些词作的感慨万端而难以名状的典型意义。

婉约词自有其思想艺术价值，已见上文。然而有些词人把它作为凝固程式，不许逾越，以至所作千篇一律，或者过于追求曲折隐微以至令人费解，这就走到创作的穷途了。

“豪放”一词其义自明。宋初李煜的“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浪淘沙》），已见豪气。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也是“沉雄似张巡五言”。正式高举豪放旗帜的是苏轼，其《答陈季常书》云: 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

又其《与鲜于子骏书》云: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永）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是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子，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这了说明他有意识地在当时盛行柔婉之风的词坛别开生面。这里谈到的近作当即其《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词中抒写自己“亲射虎，看孙郎”的豪概和“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壮志，与辛弃疾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破阵子》)及“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壮词”先后映辉。豪放之作在词坛振起雄风，注入词中强烈的爱国精神，唱出当时时代的最强音。然而可以看到，苏轼的审美观念认为:“短长肥瘦各有态”，“淡妆浓抹总相宜”，“端庄杂流丽，风健含婀娜”。他是崇尚自由而不拘一格的。他提倡豪放是崇尚自由的一种表现，然也不拘泥于豪放一格。如所作《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即为王士禛《花草蒙拾》称为“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坡但解作‘大江东去’耶？”有些豪放词的作者气度才力不足而虚张声势，徒事叫嚣，或堆砌过多典故，也流于偏失了。

总之宋词中婉约、豪放两种风格流派的灿烂存在，两者中词人又各有不同的个性特色，加上兼综两格而独自名家如姜夔的“清空骚雅”等等，使词坛呈现双峰竞秀、万木争荣的气象。还应看到，两种风格既有区别的一面，也有互补的一面。上乘词作的风格即有偏胜，往往豪放而含蕴深婉，并非一味叫嚣，力竭声嘶；婉约而清新流畅、隐有豪气潜转，不是半吞半吐，萎弱不振。辛弃疾《沁园春》云:“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董士锡说秦观词云: “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终不能到。”（《介存斋论词杂著》引）冯煦《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秦观、晏几道“谈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刘过词为辛弃疾词“附庸”，“然得其豪放，未得其婉转”。可见峥嵘生妩媚、平易清浅而深致永味，乃辛弃疾、秦观等豪放、婉约词的极诣。

一、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因为汉代儒家学者把它奉为经典，于是叫做《诗经》。《诗经》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雅”是正声雅乐，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是“五经”之一。诗经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二、先秦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记录贵族事功、诉讼原委或赏赐情由等等，记叙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散文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先秦诸子散文风格多样，或气势磅礴，或雄辩锐利，或浪漫奇幻。诸子散文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楚辞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四、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是古典文学中影响深远的体裁。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五、南北朝民歌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南北朝时代，也像汉代一样，设有专门的乐府机关，采集诗歌，配合音乐演唱。这些乐府诗中有民间歌谣，也有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民歌部分更为新鲜活泼和艺术的魅惑力量。

六、唐诗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七、宋词

词，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唐，定型于五代，盛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风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词有词牌，即曲调。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

　 宋词的派别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柳永、李清照、秦观、晏殊、晏几道、周邦彦、姜夔等。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婉约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八、元曲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元曲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会现实是元曲兴起的基础，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繁荣，宏大的剧场，活跃的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进元曲的形成；再次，元曲是诗歌本身的内在规律及文学传统继承、发展的必然结果。

元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期：元朝立国到灭南宋。这一时期元曲刚从民间的通俗俚语进入诗坛，有鲜明的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和犷放爽朗、质朴自然的情致。作者多为北方人，其中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王小军、白朴等人的成就最高，比如关汉卿的杂剧写态摹世，曲尽其妙，风格多变，小令活泼深切，晶莹婉丽，套数豪辣灏烂，痛快淋漓。马致远创作题材宽广，意境高远，形象鲜明，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被誉为元散曲中的第一大家“曲状元”和“秋思之祖”。中期：从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顺帝后至元年间。这一时期的元曲创作开始向文化人、专业化全面过渡，散曲成为诗坛的主要体裁。重要作家有郑光祖、睢景臣、乔吉、张可久等。末期：元成宗至正年间到元末。此时的散曲作家以弄曲为专业，他们讲究格律词藻，艺术上刻意求工，崇尚婉约细腻、典雅秀丽，代表作家有张养浩、徐再思等。总之，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题材丰富多样，创作视野阔大宽广，反映生活鲜明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感人，语言通俗易懂，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宝贵遗产。元曲四大家：一说法是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一说法则是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

九、明清小说

在魏晋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的基础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小说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起来。宋代前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话本已初具小说规模﹐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加入新的创作﹐逐渐成熟。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为小说脱离民间口头创作进入文人书面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明代文人创作的小说主要有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两大类。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收集白话短篇作品较多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其后，凌蒙初模仿“三言”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其中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占很大的分量，这类作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进步的爱情婚姻观念，批判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明代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

清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给小说创作以深刻影响。清初至乾隆时期是清小说发展的全盛时期﹐数量和质量﹑内容和形式﹑风格和流派与前代相比都有较大发展。清代小说基本是文人的创作﹐虽有历史﹑传说等素材的借鉴﹐但作品多取材於现实生活﹐较充分地体现了作者个人的意愿﹐在结构﹑叙述和描写人物各方面也多臻於成熟的境界。乾隆年间产生的《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分别把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创作推向顶峰。文言小说自唐传奇以後虽历代续有新作﹐但多叙事简单﹐文采不足﹐至《聊斋志异》则如异峰突起。作者蒲松龄用文言如白话﹐颇有传神之笔﹐小说主人公多为狐鬼﹐但形像可爱﹐富於人间情趣。它代表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绩。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

近期选购12书思虑记略：其中10书为别集选集

@铁山青士（笑独行）[述记]

4月28日与29日、5月8日与10日四次前往福州鳌峰坊书店，一次前往福州安泰中心书店，合计购书14种12册。其中7种5册为别集，5种5册为选集，从个人的读赏习惯和购藏喜好出发，除了一本篇幅很小的《楚辞》带有译文外，买的都是注释本（甚至是接近白文本的简注本）。兹略记如下：

1《晏殊词集·晏几道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5月初版，国学典藏）

晏殊词集此前没买过，主要是因为觉得晏殊与欧阳修在宋词中都只是过渡名家，不值得专门买别集，而且二人词作均与冯延巳词有所关联，风格也相近，而个人则是对冯延巳相当反感的；晏几道词集拥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初版的《小山词》（王根林校点，64开本词林集珍）。

2《黄庭坚词集·秦观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6月初版，国学典藏）

黄庭坚词集此前没买过，主要是因为对黄庭坚认识不够；秦观词集拥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初版的《淮海词笺注》（杨世明笺）。

3《辛弃疾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5月初版，国学典藏）

辛弃疾词集拥有岳麓书社2005年1月初版的《稼轩词注》（俞樟华注，印次未详）。

4《姜白石词笺注》（陈书良笺注，中华书局2013年1月初版，2018年8月二印，中华国学文库）

姜夔词集此前没买过，除了因为对南宋词缺乏认识外，也与个人很不喜欢“夔”字有关。

5《李贺诗集》（张立敏注评，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10月初版，2017年3月四印）

李贺诗集拥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10月初版的《李贺诗歌集注》（[清]王琦等注，即《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又拥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月初版的《李贺诗集》（叶葱奇疏注，1984年6月三印）。

这次买该书主要是因为这个“注评”版本是横排本，而上述两个版本则都是竖排本。

6《元曲三百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二版，2013年12月五印，任中敏、卢前选编，潘天宁注析新编）

任中敏、卢前选编的《元曲三百首》早前至少买过两个版本，应该还保存着一本，只是记不清版本了。

这次买该书主要是因为个人对元曲（无论是散曲还是杂剧）实在是太不熟悉了，此前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正经读赏过。

7《唐宋词格律》（龙榆生编撰，中华书局2018年1月初版）

龙榆生编撰的《唐宋词格律》早在大学时代的1982年5月就曾让同窗密友帮我以三倍价格从北大图书馆“赔”过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0月初版），后下落不明；

又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0月初版、1983年2月三印本，并一直使用到现在（后来又至少买过一本这个版本的某个版次本送人）；

还拥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7月初版的《唐宋词格律》（龙榆生词学四种）。

这次买该书主要是因为已经买了三十六年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0月初版、1983年2月三印本实在是太陈旧了，同时还有所污损，使用起来很是影响心情。而且，该书所附词韵乃是《词林正韵》全编，感觉也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0月初版所附张珍怀辑《词韵简编》（根据《词林正韵》删编）更适应填词需要。

8《唐宋名家词选（全本）》（龙榆生编选，中华书局2018年6月初版）

龙榆生编选的《唐宋名家词选》曾买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月新一版、1982年5月三印本（后来又买过这个版本的1998年6月十印本和另一个版次本送人），不过保存着的到底是这个版本的哪个版次也记不清了；

还拥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7月初版的《唐宋名家词选》（龙榆生词学四种）。

这次买该书主要是因为这个版本是“全本”，恢复了[1956年]修订本删去的[1934年]初印本中的177首词作，也就是说，这个“全本”比通行的[1956年]修订本多了177首词作。其间，与初印本相对照，修订本最极端的改变乃是删略了吴文英29首词作。

如今这个初印本与修订本合璧的“全本”入选词作最多的词家是辛弃疾（49首），其次为苏轼（45首），吴文英（39首）、贺铸（38首）、周邦彦（37首）、晏几道（35首）分列第三至第六，欧阳修（31首）排名第七，柳永（29首）、姜夔（29首）并列第八。随后是冯延巳（24）、张炎（23首）、温庭筠（22）、韦庄（22）、李清照（21首）、李煜（19首）、晏殊（19）、秦观（19）、元好问（19），位列第十至十八名。

9《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全本）》（龙榆生编选，中华书局2018年1月初版）

龙榆生编选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曾买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新一版；

又买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7月初版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龙榆生词学四种）。

这次买该书主要也是因为这个版本是“全本”，不过，这个“全本”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可与《唐宋名家词选（全本）》同日而语的，主要就是恢复了[1962年]修订本删除的[1956年]初印本中的陈曾寿全部20首词作。

10《宋词三百首》（[上彊村民编，]陆明校注，岳麓书社2016年11月初版）

朱孝臧（上彊村民）[1924年]重编本《宋词三百首》曾拥有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新一版的《宋词三百首笺注》（唐圭璋笺注）；

《宋词三百首笺注》又买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新一版、1994年11月三印本。

这次买该书主要是为了读赏个人此前很少关注的南宋词。实际上，《宋词三百首笺注》早前个人也很不熟悉，这次翻检该书目录才意识到，吴文英词作入选25首，这个比例实在是相当惊人的，因为朱孝臧的重编本《宋词三百首》总共也就收录了283首词作。岳麓书社这个“校注”版本的精装本封面封底颜色和设计感觉有点土（内页设计也不讲究，只能说还看得过去），在书店里比较了这个“校注”版本的平装“插图珍藏本”，后者封面封底颜色和设计要好很多，而配了插图每册多5元也不贵，可惜的是插图尺寸不一且偏小，而且有些插图品相不佳，看着有低劣感，所以还是觉得精装本相对好一点。

11《楚辞》（[战国]屈原、宋玉著，韩星编译，三秦出版社2018年6月初版，国学经典10元本）

《楚辞》拥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新一版的《楚辞集注》（[宋]朱熹撰，李庆甲校点）；

买过中华书局1983年3月初版的《楚辞补注》（[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

拥有凤凰出版社2007年1月初版的《楚辞补注》（[宋]洪兴祖 补注，卞岐整理）；

拥有北京出版社1980年5月初版的《楚辞选注》（金开诚选注，1982年12月二印）。

这次买带有译文的该小书主要是因为这个“编译”版本不是《楚辞》全本，只选了屈原名下的所有作品和宋玉名下的一篇《九辩》，同时解题和注释都相当简略，所以整体篇幅很小，又配有尺寸相对统一的线描插图，感觉大大改善了阅读的小“环境”。《楚辞》的注释向来存在繁琐累赘和穿凿附会的问题，故个人读赏《楚辞》始终害怕依据《楚辞补注》与《楚辞集注》。

12《国学常识》（曹伯韩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7月初版二印）

曹伯韩所著《国学常识》近四年前曾买过一本送知己女友，感觉其间对于“国学”范畴的界定比较符合个人认识，而其中关于古物、佛学、理学、科学及艺术的常识又是个人相对欠缺的，于是便再为自己买一本。

以上12册书有6册是精装本，这其实是个人不太喜欢的，因为精装首先是让一本书变得沉重了，且不说多数情况下也让书变得昂贵，而如果装订又不够精工和紧致，那就更烦人了。说到昂贵，应该说价格也是个人买书时比较介意的一个问题，尽管个人在买书方面已经算是相当大方的了。如今出版社出书每每都有做大、做厚、做重、做豪、做花等倾向，这对于首先看重内容质量的书友来说实在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做贵。当然，封面封底的颜色、质地和设计讲究还是很重要的，总之是不能给人以粗俗和低劣的感觉。

以上12册书价格最高的是48元的《唐宋名家词选（全本）》，其次是39元的《姜白石词笺注》，说实话，这两本书个人就已经感觉有点贵了，只是勉强还能接受。本来看到朱孝臧编年、龙榆生校笺的《东坡乐府笺》，个人也是很想买一本的（此前买过岳麓书社2005年1月初版、吕观仁注的《东坡词注》），但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6月二版的竖排精装本一本78元（2017年5月初版横排平装本一本55元，可惜现在书店里买不到，得上孔夫子旧书网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6月初版的横排平装本一本68元，便气短作罢了。

（2019年5月11日）

启蒙教育 ：三字经 、千字文 、幼学琼林 。

少年时期 ：唐诗三百首 、宋词三百首 、元曲三百首 。

青年时期 ：论语 、庄子 、史记 、左转 、战国策 、古文观止 、资治通鉴、三国志 、红楼梦 、增 广贤文 、 治家格言。

学规举隅面是国学方面的书经部十三经周易 尚书 诗经 周礼 礼记 左传 公羊传 谷梁传 论语 孝经 尔雅 孟子 仪礼其他四书章句集注 春秋繁露 新本郑氏周易 大戴礼记 韩诗外传易纬是类谋 易纬坤灵图 易纬乾元序制记 陆氏易解 中庸东坡易传 周易正义 轻松学诗经 尚书正义 易传韩诗外传 毛诗正义 泰泉乡礼 深衣考误 深衣考仪礼注疏 礼记正义 周礼注疏 春秋左传正义 大学春秋谷梁传注疏 孝经注疏 春秋公羊传注疏 周易参同契 大学集注孟子集注 中庸集注 论语集注 孟子字义疏证 大学问论语注疏 孟子注疏 尔雅注疏史部二十五史史记 宋书 梁书 魏书 陈书南史 北史 南齐书 北齐书 周书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晋书 隋书旧唐书 新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辽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清史稿其他资治通鉴 续资治通鉴 唐才子传 贞观政要 逸周书古列女传 徐霞客游记 大唐西域记 荆楚岁时记 战国策前汉纪 后汉纪 华阳国志 东观汉记 通典唐会要 唐律疏议 吴越春秋 洛阳伽蓝记 越绝书前汉纪 江表志 江南野史 五国故事 邺中记三楚新录 江南馀载 吴越备史 九州春秋 越史略东观奏记 北狩见闻录 竹书纪年 五代史阙文 官箴平宋录 大金吊伐录 松漠纪闻 翰林志 高士传李相国论事集 赤松山志 真腊风土记 荆楚岁时记 北戸录岳阳风土记 溪蛮丛笑 吴中水利书 岁华纪丽谱 吴地记平江记事 南岳小录 岭表录异 东京梦华录 风土记益部方物略记 游城南记 淳熙三山志 桂林风土记 朝鲜赋南宋都城纪胜 桂海虞衡志 洛阳名园记 南方草木状 佛国记捕蝗考 宋朝事实 大清律例 三国杂事 史通子部兵书类武经七书《孙子兵法》 《吴子兵法》 《六韬》 《司马法》《三略》 《尉缭子》 《唐李问对》其他兵书《孙膑兵法》 《百战奇略》 《握奇经》 《练兵实纪》 《将苑》 《何博士备论》《三十六计》 《守城录》 《孙子略解》 《乾坤大略》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兵制》 《阴符经》 《太白阴经》 《历代兵制》 《素书》 《备论》其他子部墨子 列子 庄子 荀子申鉴 说苑 新语 论衡茶经 棋经 中论 邓子盖庐 人物志 潜夫论 初学记洛阳牡丹记 王守仁全集 四十二章经 论衡校释梦溪笔谈 太平广记 孔子家语 韩非子鬼谷子 归田录 唐新语 公孙龙子搜神记 搜神后记 周易参同契 山海经 校注艺文类聚 穆天子传 唐摭言 颜氏家训古画品录 盐铁论 宋高僧传 广弘明集老子道德经 钝吟杂录 弘明集 宣室志世说新语 金匮要略注 九章算术 吕氏春秋黄帝内经灵枢经 黄帝内经素问 备急千金要方 伤寒论注难经本义 神农本草经 孔丛子 抱朴子内篇法言义疏 风俗通义 鹖冠子 齐民要术潜夫论 范子计然 西京杂记 晏子春秋周髀算经 朱子语类 山房随笔 林泉高致集吴子兵法辑佚 银雀山尉缭子 司马法逸文 群书治要三略孙子略解 水战兵法辑佚 群书治要六韬 敦煌写卷六韬怀王墓竹简六韬 六韬逸文 汉墓竹简六韬 老子集注范蠡兵法辑佚 太公兵法 太公金匮 太公阴谋端溪砚谱 歙州砚谱 扬州芍药谱 橘录糖霜谱 刘氏菊谱 洗冤录集 荔枝谱高僧传 阴符经 随隐漫录 画继续高僧传 方言校笺集部楚辞楚辞 楚辞补注总集类全上古三代文 全秦文 全汉文 全后汉文 全三国文全后周文 全北齐文 全陈文 全梁文 全齐文全隋文 全唐文 先唐文 唐文拾遗 唐文续拾全宋文 全晋文 全后魏文 全唐诗 全宋词千家诗 文心雕龙 文选 乐府诗集 全元曲全宋诗 历代诗词赋其它集类优古堂诗话 诚斋诗话 庚溪诗话 草堂诗话 藏海诗话六一诗话 后山诗话 彦周诗话 二老堂诗话 怀麓堂诗话沧浪诗话 诗品 诗人玉屑 中山诗话 观林诗话李太白全集 王右丞集笺注 欧阳修集 国 语其他四库全书目录（介绍、史话、乾隆《文渊阁记》）总 目 经 部 史 部 子 部 集 部 考 证辑注类三字经 庄子集解 商君书 汉官六种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千字文 孟子全译 史记三家注 九家旧晋书辑本 敦煌变文集新书百家姓 老子校释 世说新语笺疏 太平经合校 管子轻重篇新诠幼学琼林 列子集释 新语校注 龙文鞭影 八家后汉书辑注论衡校释 孙子兵法论正 明夷待访录 裴注三国志 文心雕龙注古文观止 曾国藩文集 菜根谭 传习录 文心雕龙考异增广贤文 曾国藩家书 金人铭 众家编年体晋史 文心雕龙义证专题类历史 军事 文化 古典小说类世情小说 历史演义 历史小说 志怪小说历史工具类中国历代量制演变简表 中国历代纪年表 中国历代帝王年表中国历代衡制演变简表 中国历代年号索引表 中国历代疆域图古今地名对照 历表（隋之前） 中国历代度制演变简表历代人口的官方统计数 二十四节气表 三国地图民国地图 万年历 (一)工具之部

《书目举要》 (周贞亮，李之鼎)南城宜秋馆本。这是书目的书目。

《书目答问》 (张之洞)刻本甚多，近上海朝记书庄有石印"增辑本"，最易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存目录广东图书馆刻本，又点石斋石印本最方便。

《汇刻书目》 (顾修)顾氏原本已不适用，当用朱氏增订本，或上海北京书店翻印本，北京有益堂翻本最廉。

《续汇刻书目》 (罗振玉)双鱼堂刻本。

《史姓韵编》 (汪辉祖)刻本稍贵，石印本有两种。此为《二十四史》的人名索引，最不可少。

《中国人名大辞典》 商务印书馆。

《历代名人年谱》 (吴荣光) 北京晋华书局新印本。

《世界大事年表》 (傅运森) 商务印书馆。

《历代地理韵编》，《清代舆地韵编》 (李兆洛)广东图书馆本，又坊刻《李氏五种》本。

《历代纪元编》 (六承如)《李氏五种》本。

《经籍纂诂》 (阮元等)点石斋石印本可用。读古书者，于寻常典外，应备此书。

《经传释词》 (王引之)通行本。

《佛学大辞典》 (丁福保等译编) 上海医学书局

(二)思想史之部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胡适)商务印书馆。

二十二子：

《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尸子》《孙子》《孔子集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扬子法言》《文子缵义》《黄帝内经》《竹书纪年》《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山海经》

浙江公立图书馆(即浙江书局)刻本。上海有铅印本亦尚可用。汇刻子书，以此部为最佳。

《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最好先看白文，或用朱熹集注本。

《墨子间诂》 (孙诒让)原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庄子集释》 (郭庆藩)原刻本，石印本。

《荀子集注》 (王先谦)原刻本，石印本。

《淮南鸿烈集解》 (刘文典)商务印书馆出版。

《春秋繁露义证》 (苏舆)原刻本。

《周礼》 通行本。

《论衡》 (王充)通津草堂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湖北崇文书局本。

《抱朴子》 (葛洪)《平津馆丛书》本最佳，亦有单行的；湖北崇文书局本。

《四十二章经》金陵刻经处本。以下略举佛教书。

《佛遗教经》 同上。

《异部宗轮论述记》 (窥基)江西刻经处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 (东晋译本)金陵刻经处。

《妙法莲华经》 (鸠摩罗什译)同上。

《船若纲要》 (葛彗)《大般若经》太繁，看此书很够了。扬州藏经院本。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玄奘译)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鸠摩罗什译，菩提流支译，真谛译)以上两书，流通本最多。

《阿弥陀经》 (鸠摩罗什译)此书译本与版本皆极多，金陵刻经处有《阿弥陀经要解》(智旭)最便。

《大方广圆觉了义经》 (即《圆觉经》)(佛陀多罗译)金陵刻经处白文本最好。

《十二门论》 (鸠摩罗什译)金陵刻经处本。

《中论》 (同上)扬州藏经院本。

以上两种，为三论宗"三论"之二。

《三论玄义》 (隋吉藏撰)金陵刻经处本。

《大乘起信论》 (伪书)此虽是伪书，然影响甚大。版本甚多，金陵刻经处有沙门真界纂注本颇便用。

《大乘起信论考证》 (梁启超)此书介绍日本学者考订佛书真伪的方法，甚有益。商务印书馆将出版。

《小止观》 (一名《童蒙止观》，智觊撰)天台宗之书不易读，此书最便初学。

金陵刻经处本。

《相宗八要直解》 (智旭直解)金陵刻经处本。

《因明入正理论疏》 (窥基直疏)金陵刻经处本。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慧立撰)玄奘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伟大人物，此传为中国传记文学之大名著。常州天宁寺本。

《华严原人论》 (宗密撰)有正书局有合解本，价最廉。

《坛经》 (法海录)流通本甚多。

《古尊宿语录》此为禅宗极重要之书，坊间现尚无单行刻本。

《大藏经》缩刷本腾字四至六。

《宏明集》 (梁僧祐集)此书可考见佛教在晋宋齐梁士大夫间的情形。金陵刻经处本。

《韩昌黎集》 (韩愈)坊间流通本甚多。

《李文公集》 (李翱)三唐人集本。

《柳河东集》 (柳宗元)通行本。

《宋元学案》 (黄宗羲，全祖望等)冯云濠刻本，何绍基刻本，光绪五年长沙重印本。坊间石印本不佳。

《明儒学案》 (黄宗羲)莫晋刻本最佳。坊间通行有江西本，不佳。

以上两书，保存原料不少，为宋明哲学最重要又最方便之书。此下所列，乃是补充这两书之缺陷，或是提出几部不可不备的专家集子。

《直讲李先生集》 (李觏)商务印书馆印本。

《王临川集》 (王安石)通行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二程全书》 (程颢、程颐)六安涂氏刻本。

《朱子全书》 (朱熹)六安涂氏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朱子年谱》 (王懋竑)广东图书馆本，湖北书局本。此书为研究朱子最不可少之书。

《陆象山全集》

《陈龙川全集》 (陈亮)通行本。

《叶水心全集》 (叶适)通行本。

《王文成公全书》 (王守仁)浙江图书馆本。

《困知记》 (罗钦顺)嘉庆四年翻明刻本。正谊堂本。

《王心斋先生全集》 (王艮)近年东台袁氏编订排印本最好，上海国学保存会寄售。

《罗文恭公全集》 (罗洪先)雍正间刻本，《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