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丝撩人琴音住，了如未了，最是伤心弦”这句台词并没有在乾隆王朝第29集中出现，也不属于和珅的台词。

和珅的经典台词是：“奴才遵旨之中，又恐人心难测，无论大小太监，哪一个不是拿着个主子，畏着个主子，所以广布爪牙，以便查访。”另外，该台词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珅是清朝乾隆时期的大臣，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乾隆四十年（1775年）被提升为乾清门侍卫。随后就进入宫廷内阁，担任过很多重要职位。他先后担任过很多重要职务，包括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理藩院尚书，还兼任内务府总管、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总纂官、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他的权势和地位都非常显赫，是当时朝廷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此外，“游丝撩人琴音住，了如未了，最是伤心弦”这句台词更像是一位诗人或文人所写的诗句，而无法确信是历史上的哪位人物所言。如果您对这句台词的具体出处感兴趣，可以继续进行深入的调研或查询。

说到大贪官三个字，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和珅。和中堂的贪财真是历史出名，他对金钱的渴望毫不隐藏，不光满朝文武知道，乾隆皇帝也心知肚明。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我们看乾隆与和珅的互动总会背后一凉。和珅一手上好的溜须拍马的功力让人叹为观止。难道就是因为这个，才让乾隆对他的贪婪视为不见，任凭他疯狂敛财也坐视不管？乾隆作为一代明君，这个可不是明君作为啊。

和珅贪婪，乾隆是心知肚明的。他的耳目众多，海量的亲信侍卫帮他监视着满朝文武的所有动向，再加上和珅的贪婪几乎不背着人，稍加留意就能发现。那乾隆为什么不处理这条大清朝的蛀虫呢？还是因为乾隆实在不能没有和珅。

和珅是清朝少有的大才子，他的能力非常出众。都说大奸之人必有大才，和珅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更是机敏聪慧，知人善任。他虽然说贪财，但是从不误事，只要是和珅办的事，乾隆都非常满意。他尊重知识分子，重视教育，而且无论是查案，还是处理外交，他都做得非常出色。说话做事总是能做到乾隆的心坎里，这人真是太好用了，乾隆喜欢的不得了。连女儿都嫁给了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

乾隆是一个喜欢挥霍奢靡的皇帝，他一生花钱无数，六次南巡劳民伤财。而内务府就是皇帝的钱袋子，私房钱都是内务府出的。在和珅的打理下，内务府赚得盆满钵满。不得不说和珅理财是一把好手，内务府不光支付了乾隆六次南巡的全部费用，还有盈余。能赚钱的和珅，就算他贪财，也不是不能接受。

乾隆不杀和珅，而且宠爱非常，很大一部分就是和珅确实太会拍马屁了。每次都能拍到正点上。乾隆是一个很虚荣的皇帝，从他的爱好就能看出，疯狂写诗，见到古画古籍就题字，自称十全老人……谁都爱听好话，而乾隆这样的皇帝，更加喜欢听。和珅放到现在，就是一个精通厚黑学和心理学的人，他揣摩圣意是一把好手，乾隆实在是太喜欢听他说话了。无数次的嘉奖和珅，给他很高的评价。这个时候，如果乾隆杀了和珅，就等于是打了自己的脸。所以就算知道和珅贪污，也得憋着不杀。

最后一个就是帝王之心了。和珅，就算乾隆留给儿子的一笔丰厚的、会增值的遗产。乾隆看着和珅成长，虽然他权倾朝野，但是其实并没有深厚的背景。和珅的家族，不像其他权臣有强大的世家加持，而且他与大臣们的交情多是金钱往来。所以和珅看似权力很大，其实很容易扳倒除掉。乾隆留着他，一旦自己不在了，自己的儿子就会马上除掉和珅，这样不仅能得到一大笔丰厚的财富，还能立威立信。

果然，乾隆刚刚去世，嘉庆就迫不及待地处死了和珅。在清算和珅财产时候，真是让人大开眼界。晚清外交家薛福成所著的《庸庵全集》里面有一节叫《查抄和珅家产清单》，里面详细记载，和珅的家产，已经估值的大约26亿两白银，加上没有估值的，总计约11亿两白银，而当时清朝每年全国税收才7000万两白银！一个和珅，真可算是富可敌国，一下子就把空虚的国库填得差不多了，要不怎么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啊！

毕升：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家。

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号南溟、太函，歙县人，明代中后期文坛上一位较有影响的诗人、散文和杂剧作家。有杂剧《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以及《唐明皇七夕长生殿》等五种。此外他还写了一些散曲。

许国：（1527—1596）字维桢，歙县人，明大臣。历任太子出阁、入侍太子的右赞善、礼部左侍郎、礼部右侍郎等职，著有《许文穆公集》。

曹文埴：（—1798）字竹虚，清安徽歙县人。清朝大臣。乾隆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累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再迁詹事府詹事。授左副都御史，历刑、兵、工、户诸部侍郎。后擢户部尚书。为官持正，不阿附权臣和珅。以母老引退。嘉庆三年卒。谥文敏。 曹振镛：（1755—1835）字俪笙，歙县人。清朝尚书曹文埴之子，此后先后任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学政、军机大臣等职。他曾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担任学政，前后典乡会试四次，严于挑剔一般小毛病。在他的影响下，这种严于挑剔一时成为一种风气。他曾任《会典》、《实录》、《河工方略》、《明鉴》、《皇朝文颖》、《全唐文》的总裁。

黄宾虹：（1865—1955）原籍安徽省歙县，生于浙江省金华城，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上承前启后的大家。除了山水画创作，他在金石学、美术史学、诗学、文字学、古籍整理出版等领域均有卓越的贡献。一生著述宏富，有《黄山画家源流考》、《中国画学史纲》、《虹庐画谈》、《古画微》、《黄宾虹画语录》、《画学编》、《印学》、《宾虹诗钞》等35种。

渐江：（1610—1664）俗姓江名韬，字六奇，法名弘仁，县城桃源坞人。新安画派的奠基人。存世作品有《黄山图》、《晓江风便图》等约150件。

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号子怀。历任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户部、工部、兵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务。任京官前后达30年，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不携眷属随任，一人独居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闻名。 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濬，又名知行。近代著名教育家。著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等。

张曙：（1908-1938）人民音乐家，原名张恩袭。张曙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歌曲200余首，现存80余首，其题材大多表现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精神，音调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他的代表作有《保卫国土》、《丈夫去当兵》、《壮丁前线》、《日落西山》、《赶豺狼》、《洪波曲》等。 李济仁（1931—），皖南医学院附属弋矶山医院主任医师、教授，首届国医大师。

张其成（1959—），著名国学专家，养生专家，中医文化学家，文人书法家。 全国政协委员。

纪昀

纪昀简介

纪昀，(右图）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纪昀祖籍为应天府上元县，传其家为纪家边。明永乐二年（1404），奉命“迁大姓实畿辅”（乾隆《献县志》），始迁来献县，入安民里四甲籍，卜居献县城东九十里之景城镇。到纪晓岚，北迁已十四世。

有据可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纪坤（1570—1642），庠生，屡试不第，有诗名，著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父纪钰（1632—1716），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后入太学，才学曾受皇帝褒奖。祖父纪天申（1665—1732），监生，做过县丞。父亲纪容舒（1685—1764），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外放云南姚安知府，为政有贤声。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时，尤长考据之学，著有《唐韵考》、《杜律疏》、《玉台新咏考异》等书。至纪容舒，纪氏家道衰而复兴，更加重视读书，遗训尚有“贫莫断书香”一语。纪晓岚为纪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纪晓岚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勤奋好学。博古通今。正如自谓的“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骋。”他襟怀夷旷，机智诙谐，常常出语惊人，妙趣横生，盛名当世。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3461种，7930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为代表清代目录学成就的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实际上是一部学术史，对每一部书和源流、价值等都作了介绍。它成为后来学者研究这些古书的一个切入点。很多大学者都承认，他们是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作学问的。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纪晓岚一生精力，悉注于此，故其他著作较少。《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毫无疑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纪昀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丝毫不可忽视。以《总目》而言，全书行文风格一致，思想主旨贯通，都昭示了纪昀“笔削一贯”的重要作用。四库馆总阅官朱珪在纪昀墓志铭中写道：“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云：“或言纪文达公（昀）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一手裁定”、“一手删定”、“一手编注”《总目》或者说纪昀“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都说明纪昀对《总目》所倾注的心血得到时人和后人的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文化思想就不是什么无本之木了。正如黄云眉所言：“就形式观之，《提要》似为多人心血之结晶品，其实此书经纪氏之增窜删改、整齐画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

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总目》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阮元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晚清张之洞对读书士人谈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对该书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还谈到清朝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将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对《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

纪昀在四库馆修书十年，“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其辛劳不言而喻，却也是人生收获颇丰的十年。他既为恰逢“王事适我”的历史机遇而欣慰，又为“期于世事有补”愿望的实现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题校勘四库书砚》诗中所云：“检校牙签十余万，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曾读人间未见书”只是一个表象，纪昀和他的同仁们为中国学术文化树立的一座丰碑才是看不见的永恒！ 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晓岚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

纪晓岚还有口吃的毛病。当然，纪晓岚既然能通过各层科举考试，其间有审音官通过对话、目测等检查其形体长相以及说话能力，以免上朝时影响朝仪“形象”，应该不至于丑得没法见人，但无论如何，纪晓岚长相不好看，却是无疑的。长得丑，近视眼，口吃，这些生理特点都成为纪晓岚一辈子与乾隆貌合神离、不得乾隆真正信任的重要原因。

纪晓岚一生著述甚丰，既有以官方身份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热河志》等，也有以私人身份著述的《阅微草堂笔记》。但在纪晓岚生前，就有关于他平生不著书的说法流传。

有人说，纪晓岚认为自己的作品超不过古人，所以不重著述，不存作品。纪晓岚的门生刘权之就说他老师文名满天下，经常给人写文章，但都“随手散失，并不存稿”，原来纪晓岚总是认为这些文字不过是古人的糟粕而已，没有刊刻的价值。纪晓岚的另一门生陈鹤也说，老师自从主持纂修《四库全书》，纵观古今著述，知道该有的都已经有了，后来的人再怎么挖空心思，所著也不出古人的范围，而那些自谓超过古人的人，都是自不量力罢了。所以纪晓岚“生平未尝著书”，偶尔为人作序记碑表之类的文字，也都随即丢弃，未尝保存。陈鹤感慨地说，如今某些人偶尔写了一点小东西就四处炫耀，急欲表露，真是厚颜啊！

清代大学者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中却说，纪晓岚一生精力全都耗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又喜欢写些稗官小说，故而“懒于著书”，他青少年时期的著作都藏在家中，未曾流传于世。

庄氏史案本末而按照纪晓岚自己的说法，与上面都稍有出入。纪晓岚晚年就曾讲起，“我早年就学习诗歌，其间意气风发，与天下同好互相唱和，总是不甘人后。如今我年纪差不多80岁了，却转而瑟缩不敢著一语，平生所写的稿子也不敢自存”。他说这是因为随着阅历的增长，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得意作品，大多都是古人已经说过的东西，自己辛辛苦苦地著述，不过是徒自苦耳。从纪晓岚的话来看，他并不是“未尝著书”，早年还是勇于吟诗弄赋的，只不过后来他对自身所处的世道逐渐有了深刻的体会，越来越不敢从事写作了，而且也不敢保存自己的稿件。要说是因为怕超不过古人而罢笔，这个理由似乎很是勉强。这个理由背后还有着极大的社会政治背景，那就是乾隆年间思想控制的加强，文字狱屡见不鲜。

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士甚众，在士林影响颇大。其主持编修，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纪晓岚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

纪晓岚天资颖悟，才华过人，幼年即有过目成诵之誉，但其学识之渊博，主要还是力学不倦的结果。他三十岁以前，致力于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姑妄听之》自序），加之治学刻苦，博闻强记，故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其学术，“主要在辨汉宋儒学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纪维九《纪晓岚》），主持风会，为世所宗，实处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纪晓岚为文，风格主张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内容上主张不夹杂私怨，不乖于风教。看得出，他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除开其阶级局限外，其在文风、文德上的主张，今天仍不失其借鉴价值。纪昀对于文学的批评，主要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与若干书序(如《爱鼎堂遗集序》、《香亭文稿序》、《云林诗钞序》、《田侯松岩诗序》、《挹绿轩诗集序》、《四百三十二峰诗钞序》等)，另有《文心雕龙》评和《李义山诗集》评。他的文艺批评标准，虽仍不脱“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传统见解，但不甚拘泥，较为通达。承认“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诗日变而日新”，认为文学的演变取决于“气运”和“风尚”，强调后代文学对于前代文学既应有“拟议”又要有“变化”。在艺术风格上，肯定“流派”，而反对“门户”，反对“舍是非而争胜负”的朋党之习。纪昀晚年主持科举会试时，曾以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内容出题策士，实为创格。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但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只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和一部《纪文达公遗集》传世,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郑、《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他还参与编选、评点其它一些书籍，也参与了另外一些官书的纂修。 。《阅微草堂笔记》共五种，二十四卷，其中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陆续写成。嘉庆五年（1800），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本书内容丰富，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无不涉及，知识性很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来饶有兴味。内容上虽有宣传因果报应等糟粕的一面，但在不少篇章，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揭穿了道学家的虚伪面目，对人民的悲惨遭遇寄予同情，对人民的勤劳智慧予以赞美，对当时社会上习以为常的许多不情之论，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在艺术上，文笔简约精粹，不冗不滞，叙事委曲周至，说理明畅透辟，有些故事称得上是意味隽永的小品；缺点是议论较多，有时也不尽恰当。此外，评诗文，谈考证，记掌故，叙风习，也有不少较为通达的见解和可供参考的材料。不失为一部有很高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书籍。当时每脱一稿，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同曹雪芹之《红楼梦》、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笔记小说的艺术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藉位高望重以传者矣。”（《中国小说史略》）。其《纪文达公遗集》，是纪晓岚的一部诗文总集，包括诗、文各十六卷，为人作的墓志铭、碑文、祭文、序跋、书后等，都在其中。此外还包括应子孙科举之需的馆课诗《我法集》，总之多系应酬之作。另外，二十岁以前，在京治考证之学，遍读史籍，举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为学者掌握和熟悉中国史典提供了方便。

在政治上，纪晓岚也是很有见地的，惜为其文名所掩。他认为，“教民之道，因其势则行之易，拂其势则行之难”。主张“酌乎事势”，趋利避害。也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因势利导。其目的在于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引起一决横流，出现明末农民大起义那种局面。纪晓岚的家族，在明末动乱中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和打击。纪晓岚重视民情，因势利导的主张，不能不说是一种经验之谈。同时也说明，他对当时在“盛世”掩盖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看得比较尖锐。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对民间疾苦比较关注。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北京附近遭受严重水灾，盗贼蜂起，大批饥民拥入京师就食，秩序十分混乱，大有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之势。纪晓岚看到这种情势，急忙向皇帝上疏陈情，剖析利害，奏请截留南漕官粮万石，到灾区设粥放赈，京师饥民不驱自退，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虽然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朝廷统治，但在客观上帮助灾民度过了饥荒，不能不说是一宗善政。

在政治上提倡“酌乎事势”，因势利导，在理论上就不能不起来批判宋儒之苛察。自从宋儒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以后，流毒明清，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程朱理学成了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一些道学家只会空谈义理性命，一遇实际问题，就茫然如坠五里雾中。等而下之的，更是一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纪晓岚对道学家的迂腐和虚伪十分痛恨，其冷嘲热讽，但有机会，一触即发，措词也相当尖刻。在《阅微草堂笔记》的一则故事中，他甚至借冥王之口，向社会疾呼道：“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者，独此人也哉！”在他八十岁那年，还挺身而出，就烈女范畴问题向程朱理学展开了一场挑战。有司规定，妇女抗节被杀者为烈女，予以旌表；而对“捆缚受污，不屈见戕”者，不以烈女视之，例不旌表。纪对此大不以为然，以为纯属道学家不情之论。他公然郑重上表称：“捍刃捐生，其志与抗节被杀者无异。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虽缚使跪拜，可谓之屈膝贼廷哉？”经他慷慨陈词，皇帝“敕下有司，略示区别，予以旌表”。纪晓岚无疑是胜利了。这虽然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争论，但在如何看待妇女这个社会问题上，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纪晓岚“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是十分中肯的。他与那些虚伪的道学先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物。纪晓岚及其作品，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因为和珅这个人为人圆滑，会说话，非常讨乾隆的欢心。而且虽然和珅是个贪官，但是除了这个贪财不说，和珅知识渊博，不论乾隆皇帝派给他什么任务，都可以完成的非常完美。在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但是不拉帮结派，一直跟在乾隆皇帝身边。这一点应该是任何一位帝王都会喜欢的地方。

大家应该都知道，在历史上和珅是一位大贪官，但是虽然和珅贪钱，他却从来没有过乱臣贼子的心思，和珅的财产，富可敌当时的国家，和珅也从来没有想过造反。

和珅之所以作为一名贪官但是依然被乾隆看重，原因有三点。第一点，和珅做人圆滑，会说话。和珅这个人很会察言观色，在乾隆前面不停的说乾隆的好话，把皇帝哄得特别开心。所以即使后来知道和珅贪钱，乾隆也是得过且过。

第二点，和珅知识渊博，精通各类古籍，办事能力强。和珅小时候家里穷，所以读书特别用功，希望知识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珅在官场上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却从不拉帮结派。让乾隆非常放心。同时乾隆也需要和珅来制衡朝堂上黑暗的一面。

第三点，和珅最懂乾隆心意。乾隆晚年，因为之前过度的消费，导致国库空虚，但是皇帝还好面子。和珅就帮助乾隆变着法的敛财。满足乾隆的花钱欲望，深得乾隆欢心。

试想这样一个办事能力强，聪明，懂自己，又没有造反心思的大臣，任何一个皇帝都会非常喜欢，即使贪财也可以得过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