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散文集就是《朝花夕拾》啦。

　　序言如下：

　　细读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享受着不时从字里行间中透露出来的那份天真烂漫的感情,眼前不由出现了一幅幅令人神往的自然画

　　"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

　　我读鲁迅先生的这篇充满对童年回忆的散文,正如读着发处鲁迅先生心底的那份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童真童趣突然间,我仿佛看到了幼年的鲁迅趁大人不注意,钻进了百草园他与昆虫为伴,又采摘野花野果,然后与玩伴一起捕鸟,但由于性急,总是捕不到很多;他又常听保姆长妈妈讲故事,因而非常害怕百草园中的那条赤练蛇在三味书屋,虽然有寿先生严厉的教诲,却仍耐不过学生们心中的孩子气,当他读书读得入神时,却没发现他的学生正在干着各式各样的事,有的正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优质戏,而鲁迅正聚精会神地在画画……

　　一切感受都是那么天真烂漫,令人回味,也许是引起了我心中的共鸣吧,真不懂自己怎么会那么喜爱《朝花夕拾》中的一篇,尤其是作者以一个孩子的眼光看世界,读起来让人感到亲切,充满激情

　　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表现了他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那股热情,希望能自由自在地玩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不希望整日被父母,家奴管束着,这正是儿童特有的曾几何时,我已经远离了童年,进入了少年,每天都在这忙忙碌碌的学习之中,纷纷挠挠的生活之中但我自己认为自己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有时还做着甜美的童年之梦回忆起那些童年琐事,还时常记忆犹新,忍俊不禁我家原属市郊,附近有一大片田野,小时候,总去那里享受着春日的阳光,秋日的清风,还有那片总被我采得一朵不剩的油菜花,我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小时候,每天一吃完饭嘴都不擦就去邻家串门子,和小伙伴一起去吃豆腐花,一起去田野里玩,时不时还跌进泥坑变出个"小泥人",采了各式各样的花,又生怕主人找来,就把花藏在树洞里,一会儿回去花早就枯萎了,但我仍沉醉在无拘无束的自由空间之中而如今,田野上造起了楼房,我和小伙伴都在为自己的前程努力着,因此感受不到了大自然的亲切,也少了许多自由,但我仍沉醉在无拘无束的自由空间之中而如今,因野上了造起了楼房,我和小伙伴们都在为自己的前程努力着,因此感受不到了大自然的亲切,也少了许多自由,但我仍旧热爱自然,向往自由,无论现在能否实现这也许就是我和幼年鲁迅的相似之处吧,使我在读过文章后有了这么多感动童年已渐渐遥远,留下的只是些散琐的记忆,倒不如细读一下《朝花夕拾》,体会一下那个不同年代的童年之梦,和鲁迅一起热爱自然,向往自由

　　读书笔记——《朝花夕拾》（鲁迅）

　　《朝花夕拾》是鲁迅在受到政府的压迫、“学者”们的排挤，又历经战乱后写下的回忆。作者在这样纷扰中寻出一点空闲来，委实不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到了只剩下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算是无聊了，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对往事的回忆，只是现实生活的一点安慰，而每一个美好的回忆又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百草园和绣像摹本卖掉了，长妈妈也匆匆告别了人世，本应是激发人们的爱心的《二十四孝图》背后，却隐藏了谋人性命，教人看的丑恶祸心。去留学，并且碰到了一位令自己敬仰的师长，却因为感受到医治人的精神比医治身体病症更重要而离别了，在学校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的可以的老友范爱农，终究摆脱不了贫困潦倒落水而逝的命运。

　　在对这一连串苦乐参半的事件的记叙中，作者还追究了自己的一些思想根源，例如仇猫，小小的，带给作者遐想的隐鼠的失踪，只是个象征的意念：当我失掉了所爱的，心中有着空虚时，我要充填以报仇的恶念！这才是作者仇猫的动机：它在夺人所爱。从鲁迅先生一生的经历看：嫉恶如仇，不过是对缺乏爱、失落爱、痛惜爱的一个自然反应罢了。

　　对这个细节下作者又给自己开了个伤心的玩笑：他的仇猫是毫无道理的，虽然猫吃老鼠，但他的隐鼠却不是猫吃的，而是被长妈妈踏死的，那么是否要恨长妈妈呢？在下一节回忆中，长妈妈也确实有些让人生厌，睡觉时占领了全床，满脑子的穷规矩和愚昧的信念，就是这样一位长妈妈，却把作者日思夜想的，别人都不能重视的渴望化成了现实，不懂识文断字的长妈妈把她自己都叫不出名的《山海经》买来，送给了“我”。正因为长妈妈这颗未被旧道德泯灭的爱心，使作者记起她，追念她。

　　在朝花夕拾的回忆中，作者多次写到封建教育的失败和狭隘。

　　小时候，长妈妈的故事里说：“倘若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千万不可答应他，以免那是害人性命的美女蛇，提防陌生人，并假想他就是坏人的逻辑。

　　在朝花夕拾之间，我随作者一起，回到“我”的童年时代，重新回味那些人和事。走过留学的日本的求学索过程，一起追忆失去的老友。沿着这条线索，我看到二十纪初，以“我”为中心的一个个生活场景，人物心理历程，读着每一个寓意深远，回味无穷的结束句，我的心也随着作者一起潮起潮落。

　　摘 要:近三十年,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文章先回顾了家谱的历史演变,再分析了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并以家谱的“前言”、“后记”来例证。　　关键词:家谱 重修 原因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7(a)-0220-01

　家谱,也称宗谱、族谱、世谱、家书等,是记载一个家族迁徙、繁衍、兴衰历史,褒扬家族功德人物的史实资料,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这股热潮,其声势之大、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编修家谱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这股编修新谱的热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可以从新修的家谱的“前言”、“序”、“后记”等中得到印证。

　1 家谱的演变

　最早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在甲骨、青铜器上简单刻有父子兄弟世系,这是中国最古老、最原始形态的家谱。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家谱适应世家豪族的政治需要处于兴盛期,成为了世族之间通婚和做官的主要依据。唐代,谱学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官修谱牒巨大,私修家谱亦十分兴盛。宋代为家谱的转型期,官修谱牒废绝,私修家谱兴盛。家谱作为用来区别门第身份的政治功能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尊祖、敬宗、收族”和“尊尊亲亲之道”的道德教化功能,并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欧式谱例和苏式谱例。进入明代,中国家谱发展趋于成熟,编修家谱的体例、内容更加完善,并基本定型。明代修谱进一步发展以朱熹“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作为修谱的指导思想。清代及民国时期,编修家谱的活动在民间非常普及。新中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编撰家谱一度停止,大量的旧谱牒遭到了破坏。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率先出现了重修家谱现象,很快遍及全国各地。

　2 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例证

　21 主观愿望——敬宗睦族,惟有修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极为深刻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增长,即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求学日曾增多。各家族子孙迁居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而家谱,就是家族群体联系感情、亲情的纽带。族中老人希望通过修家谱,达到“敬宗睦族”的目的。浙江海宁《褚氏家谱》的“前言”中写到:“当大部分子孙汇集硖石参加迁葬时,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尤其是少、青、壮年一代对褚氏根从何来、对家史一无所知。所有健在老人都为自己重任深感不安和内疚。后经合计,一致认为,有续修家谱刻不容缓的急切愿望,因此开始筹编。”修谱可以使民族源流清晰,能得到族人相互提携帮助。……吾族之谱,自公元一九二四年第四届续修至今,屈指已八十有六载,由于年代久远,族内后裔或谋生外迁,或经商发迹,子孙繁衍,徙居各地,昭穆既远。当今后裔辈份不清,祖宗支派不明,犹如陌路之人,如何将族内之人团结起来,惟有修谱。”

　22 客观基础——盛世修谱,势在必行

　中国有句古话: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盛世也为修谱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冲破了“左”的思想牢笼,思想大解放使人们打破了精神枷锁,营造了宽松的文化氛围,让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新生的政治条件;二是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日益增强,百姓日益富裕,为修谱的各项费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上虞管溪徐氏宗谱》序:“盛世修志,盛世修谱。可以说,政通人和,太平盛世赋予编史修志著谱的神圣使命和高度的责任感。”

　23 推动因素——“两个通知”的发布

　1984年,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等单位联合编撰《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为使这项涉及全国各图书、档案、文化部门的联合目录编撰顺利,国家档案局会同教育部、文化部联名向大陆地区各文化厅、文管会、档案局等单位发出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国档会字(1984)7号)。为了增加大陆以及海外收藏的中国家谱目录,2000年国家决定编撰《中国家谱总目》。为了推动此项工作进展。文化部办公厅于2001年2月发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办社图函[2001]29号)。“两个通知”的发布对近三十年来的家谱编修意义十分重大,推动了家谱重修的盛行。

　首先,家谱的价值重新得到了确认。在“”时期,家谱被认为是封建糟粕,不要说是修谱,连收藏的旧家谱也遭到了破坏。而在“两个通知”中,明确指出: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钱塘孔氏宗谱》重修宗谱新凡例中说:“家谱,是记载一个家族繁衍迁徙的历史文献,曾经被作为维系宗法制度和祖先祭祀的工具而被奉为圣物。然而在上世纪中叶的“”中被作为“旧时代”的遗物而惨遭毁灭。浩劫之后,家谱的性质和现实意义重新被人们所认识,被认为与国史和地方史志同为民族历史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

　第二,为农村修谱提供了契机,成为了修谱宗旨。需要敬宗睦族,修谱有了主观愿望。思想解放、物质丰富,修谱有基础。而家谱目录整理工作的开展,为修谱者重修家谱提供了契机。家谱目录专业工作人员为了对各地家谱资源进行调查、征集和著录工作,深入城乡,宣传家谱的价值、家谱工作的意义,民间私藏家谱被公诸于世。在家谱目录整理工作开展之际,各族人认为有必要对自家的家谱进行重修,并把“两个通知”精神定为修谱的宗旨。广西北流《郑氏族谱》凡例第十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编好《中国家谱总目录》等文件精神编好士球公宗支系族谱。并在书前附有“两个通知”的原文。《齐贤镇西徐巷村樊氏家谱》“谱例”第一条:遵循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国档会字[1984]第7号联合通知“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也是建筑自己的血缘关系……”之精神,作为编修本谱之宗旨。

　编修新谱是历史上续修家谱的继续与发展,是适应社会需要、民众需求的一个文化现象。新修的家谱跟旧家谱相比,有继承、有批判、有创新。我们应对其进行引导,使新谱编修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健康向前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担当起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1] 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赵小玲家谱征集工作的实践和体会[J]当代图书馆,2004(4)

《圣谕广训》是由清朝官方颁布，并运用政治力使之广为刊行的官样书籍。《圣谕广训》一书的内文，基本上分为康熙〈圣谕十六条〉与雍正〈广训〉两个架构。〈圣谕十六条〉乃摘录自康熙九年（1670）所颁上谕， 每条七字，结构工整，兹列于下：

1、敦孝弟以重人伦

2、笃宗族以昭雍穆

3、和乡党以息争讼

4、重农桑以足衣食

5、尚节俭以惜财用

6、隆学校以端士习

7、黜异端以崇正学

8、讲法律以儆愚顽

9、明礼让以厚风俗

10、务本业以定民志

11、训子弟以禁非为

12、息诬告以全善良

13、诫匿逃以免株连

14、完钱粮以省催科

15、联保甲以弭盗贼

16、解雠忿以重身命

而「广训」部分，则完成于雍正即位次年（1724）。雍正自云，期望其子民「俾服诵圣训者咸得晓然于圣祖牖民觉世之旨，勿徒视为条教、号令之虚文」 ，因此就康熙〈圣谕十六条〉各条目，逐一「寻绎其义，推衍其文，共得万言，名曰圣谕广训」 ，而创作了十六篇短文，及一篇序言。至此《圣谕广训》一卷于焉问世（后简称《广训》。

《广训》出现后，不仅被颁发于各地，清朝政府还一再发挥其政治力，命令及诱导官民阅读该书。《大清会典》即载：「雍正二年，御制《圣谕广训》万言，颁发直省督抚学臣，转行该地方文武各官暨教职衙门，晓谕军民生童人等，通行讲读。」 对此，《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圣谕广训」条（乾隆四十七年十月）说得更清楚：

「方今（注：即乾隆）布在学官，着于令甲：凡童子应试、初入学者，并令默写无遗，乃为合格；而于朔望日，令有司乡约耆长宣读，以警觉颛蒙。盖所以陶成民俗，祇服训言者，法良意美，洵无以复加云。

意指清朝统治阶级除「命令要求帝国各地区都要于每月初一、十五朗读该读本之一部分」 外，还要求清朝士子凡求取科甲功名者，需熟读该书，无论县考、府考或科考，其中必有默写《圣谕广训》之考试，非但不可有错，亦不得误写或添改。」

自康熙以来，《广训》条文的定期朗读，即与明以来的乡约制度相结合，成为「圣谕宣讲」传统之始。 「圣谕宣讲」后来成了有清一朝地方施政的要目之一，和中国各地民众的团体活动之一。各级官员皆需于每月两次（朔望或初二、十六）举行公开集会，对百姓进行宣讲，并解释《圣谕》。 而雍正《广训》颁布后，「圣谕宣讲」则以该书为宣讲的主要内容。

再者，也许为求宣讲时，平常百姓得以了解「万岁爷的意思」，当时陆续地出现了许多白话解释版的《圣谕广训》。此因定期举行「圣谕宣讲」，本来为的是让被统治阶层通晓并遵行《广训》的条文规约，然而雍正《广训》以简洁文句写成，一般乡野间不识字的百姓们无法了解；加以定期宣讲时，各级官员也需说话材料，因此地方上出现了一些《广训》白话解释本。这些口语化的《广训》版本，极便于宣讲时所用，因而为各省官员所反复刻印，种类极为繁多。然而其中最有名的是《圣谕广训衍》，以及道光三十年敕颁的《圣谕广训直解》。

没有具体作者，只知道是上古流传下来的。所述与我们的世界大不相同，疑是穿越文说起《山海经》，国人大都知道这是一本风格独特的奇书、怪书。此书分《山经》五卷和《海经》十三卷，虽仅有三万一千余字，但就其叙述的内容而言，从天文、地理、神话、宗教，到民族、动物、植物、矿产等，天南海北，包罗万象，堪称我国古籍中蕴珍藏英之最者，实为研究上古时代绝好的宝贵资料。然而，由于它所述多奇诡怪异，常被人斥为荒诞无经，所以，《山海经》的书名虽最早见之于《史记》，但司马迁观之却叹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因此，直到约百年后汉成帝时， 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勘整理经传诸子诗赋，才将此书公之于众。 《山海经》涉猎之广，内容之奇杂，从古至今使人对其该归于何类多有分歧。《汉书·艺文志》将它列入形法家之首，《隋书·经籍志》以下则多将它归入地理书，但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谓其为"小说之最古者尔"，鲁迅先生则将它视为"古之巫书"。因此，《山海经》问世之后，围绕其内容、成书时间的争论，对它的作者是谁一直众说纷纭是个谜，乃至酿成学术界中千年未解的悬案。

　　按照刘向、刘歆父子和东汉王充的"正统"说法，《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但人们在《山海经》中却找到了发生在大禹和伯益以后的史实，因此"禹、益作说"受到了质疑。此后，隋朝的颜之推虽坚持旧说，但面对难以掩盖的漏洞，他只好用"后人羼入，非本文也"来作掩饰。所以，《山海经》的作者便成了众多学者考证的对象，种种假说纷纷而出，如"夷坚作说"；"邹衍作说"；后人综合炎黄两族的传说而成说；南方楚人作说；巴蜀人作说；早期方士作说，等等。当代学者袁珂认为，《山海经》实际上是无名氏的作品，而且不是一时期一人所作。以上各说虽有不同，但都肯定《山海经》的作者是中国人。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有关《山海经》作者的争论并未到此为止，一些学者、特别是国外学者对《山海经》的内容的作过仔细分析和研究后，将寻踪作者的视角向国外延伸，作出了令人大吃一惊的结论。他们说，《山海经》并不是中国人所作，它的真正作者很可能是外国人。这种说法就象《山海经》中光怪陆离的神话一样，让人大开眼界！那么，他们得出这种结论的根据何在？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认为，《山海经》所述地理系受到公元前5世纪外来的印度和伊朗文化潮流的刺激和影响而成。其言下之意，暗示《山海经》的作者可能是印度人或伊朗人。而香港学者卫聚贤在其《古史研究》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山海经》的作者为印度人隋巢子。

　　1978年在台北出版的《屈原与九歌》的作者苏雪林在提及《山海经》时，又把作者的属地推向更西更远的巴比伦。他认为，《山海经》是关于阿拉伯半岛中两河流域的地理书，原为古巴比伦人所作，战国时由波斯人带到中国，其中有些关于中国地理的内容是后人混入的。他还认为，《山海经》可能是也是邹衍的讲义，由其弟子笔录，但记录者并非一人。

　　还有一些欧洲学者将《山海经》所记载的内容同希腊神话进行了比较，认为书中有关长耳、奇股、三足等怪人形象与希腊神话里的怪物极其相似。另外，美国学者也认为，《山海经》中有对美洲大陆的精确描写，如《海外东经》、《大荒东经》中描述的"光华之谷"，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东山经》则生动而精确地描写了美国内华达州的黑色石、金块、旧金山湾的海豹、会装死的美洲负鼠等。有些研究者还按照《山海经》指示的路线考察了美洲大陆，发现两者之间有着极为吻合的地理现象。从这些欧美学者的考证看，其弦外之音似乎《山海经》又成了希腊人或美洲人所作！

　　对《山海经》作者的争论，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今天此书在历史、地理、文学、动植物学等诸多领域内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一些研究者从中国之外去寻觅作者的作法，虽然看上去有些牵强和难免哗众取宠之嫌，但也不乏真知灼见。究其原因，实因《山海经》所涵盖的令人惊叹的博大庞杂、无所不包的内容所致，以致使研究者产生了仁智互见的结论。因此，这一疑案的彻底破解尚需要时日。而现在看来，历史学家凌纯声的看法可能较符合实际，即：《山海经》乃是以中国为中心，东及西太平洋，南至南海诸岛，西抵西南亚洲，北到西伯利亚的一本《古亚洲地志》，它记述了古亚洲的地理、博物、民族、宗教等诸多宝贵的资料，至于其作者可能已难于确认。

　　《山海经》主要栏目：中篇新故事、聪明人的故事、城乡奇闻、惊险故事、家庭悲喜剧、

　　亲历故事、清官故事、幽默与讽刺故事、民间传奇、茶馆趣闻录、妙联巧对故事、民间奇案、海外奇闻、伤心女子故事、宫廷密闻、三教九流的故事、谜语故事

《山海经》的内容

　　《山海经》是先秦古籍，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它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山海经》还以流水帐方式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 全书18篇，约31000字。五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全书内容，以五藏山经5篇和海外经4篇做为一组；海内经4篇作为一组；而大荒经5篇以及书末海内经1篇又作为一组。每组的组织结构，自具首尾，前后贯串，有纲有目。五藏山经的一组，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节间的关系表现的非常清楚。

　　该书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在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 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山海经》奇书

　　《山海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奇书之一。它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山海经》[1]为述图之书。

　　刘锡城在《全像山海经图比较》（1）序言中指出：“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13首》）、学者郭璞的“图亦作牛形”和“在畏兽画中”的记载和论述，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曾有“山海图”流行于世。而且据说《海经》部分是图在先、文后出，因而“以图叙事”的叙事方式，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已形成一种文化传统”。马倡议（2）也认为：“《山海经》的母本可能有图，它(或其中一些主要部分)是一部据图为文(先有图后有文)的书，古图佚失了，文字却流传了下来，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山海经》。” 刘宗迪（3）写道：“《海经》的荒诞色彩和神话色彩，与这本书的特殊来历息息相关，这本书的来历在古代典籍中是独一无二的，简单地讲，这本书是述图之作，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海经》，先有图，后有书，书中的内容是对一幅图画中内容的写照。《山海经》中的文字多静态的刻画，而少动态的叙述，多记空间方位，而少间时间进程，其述图特点可谓一目了然，其实，前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宋代学者朱熹，但前人在这一点上都有同一个误解，即认为整部《山海经》包括《山经》都是有述图的。实际上，像《山经》那样包罗万象的博物学知识是不可能在图中画出来的，更何况其中还记载了很多动物的声音、习性等等，这些内容又如何能用图画表现出来呢？除非古时候已经有了现在这样的多媒体技术。不过，《海经》所凭借的图画早就佚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中都有插图，怪怪奇奇，琳琅满目，那只是后人根据书中的内容想象增补的，与我说的古图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二，《山海经》保留了大量远古时期的史料。

　　《山海经》历来被大多数人认为“荒诞不经”。连敢于打破《尚书》束缚，将中国上古史推至炎黄二帝的史学家司马迁都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形成这种看法的原因似乎与《山海经》由图到文字的成书过程有关。例如《海外东经》记载“工虫在其北，各有两首。一曰在君子国北”。根据《山海经》先有图后有书的成书过程推测，《山海经图》上在君子国的北方画有一个彩虹的“虹”字，表示该地经常见到彩虹。当时的图像文字应该类似甲骨文的虹字，是彩虹的图像，两端有首（见熊国英著《图示古汉字》）。而后来古人根据《山海经图》著《山海经》时，时间已经过了几百年，而著者并不见得一定是文字学家，这时彩虹的虹字已经成为“工虫”的样子，因此将彩虹描述为工虫，并望文生义将其描述为“各有两首”，使后人无法知道到底叙述的是天边的彩虹呢，还是描写一只有两个头的怪物。所以就连司马迁也说“余不敢言之也”。

　　也正因为《山海经》的所谓荒诞不经，几千年来该书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因而也很少被后人改动，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书的风貌和许多珍贵的远古资料和信息。

　　第三，《山海经》与东方夷族有关。

　　金荣权（4）在“帝俊及其神系考略”一文中指出：“帝俊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一个谜一般的神性人物，他的事迹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只见于《山海经》之中，尤其集中反映在“大荒”、“海内”两经之中。究其神系渊源与脉略，显不属于炎帝世系，也不隶属于黄帝世系，是与炎、黄两大神系并存的第三神系”。“关于帝俊在中国古代诸神中的地位，今天众说纷纭，然一般认为帝俊当是上古时代东方民族的祖先神，这种看法是一致的，因为《山海经》记载的帝俊活动地及其子孙之国大多在东方”。

　　徐旭生（5）说：“帝俊这个人物，在《山海经》里面，可以说是第一显赫的了。里面载他的事，多至十六（在《经》里面只有帝颛顼多至十七事，可是他与九嫔葬处一事三见，那只剩下十五事。此外黄帝十事，炎帝四事，帝喾三事，帝尧二事，帝舜九见八事，帝丹朱二事，帝江一事，帝鸿一事。其余的人没有帝称）”。通过这十六项的帝俊故事可以看出，第一，他东西南北，无所不至；第二，古代重要的大发明，差不多全出于他的子孙；第三，包括姬姓、姜姓、姚姓在内许多氏族都是由他分出；第四，太阳是他的儿子，月亮是他的女儿，在他之下有“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名曰奢（she）比尸”的神人和“五采之鸟”的“下友”。

　　西汉刘向(歆)《上〈山海经〉表》（6）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后人大多从其说。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称《山海经》相传“作于禹益,述于周秦”。但后人研究认为，《山海经》非一人所作，有出自周人、齐人、楚人之说。而刘宗迪（7）认为，尽管“古人关于禹益作《山海经》的说法虽不可信，但可能也不是空穴来风”。自古以来，“神不禋非类，民不祀非族”，《山海经》中的某些史料特别是反应帝俊神系事迹的人文历史地理资料来自东夷伯益或者伯益的族团应该无大误。

　　第四，《山海经》有两部分组成。

　　顾颉刚（8）认为：“《山海经》则至今流传，其中《山经》和《海经》各成一体；《海经》又可分为两组，一组为《海外四经》与《海内四经》，一组为《大荒四经》与《海内经》。这两组的记载是大略相同的，它们共就一种图画作为说明书。所以可以说是一件东西的两种记载”。现代研究同意这一观点，王宁在“《山海经》的分篇问题”中说“《大荒四经》其实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海外四经》”。因此，在考证《山海经》地望时，《大荒东经》和《海外东经》可以相互印证。

　　第五，《山海经》地理描写的顺序与现实的顺序不同。

　　《山海经》的顺序是南、西、北、东，这可能与古人“天南地北”的习俗有关。也就是说，古《山海经图》与现在的地理图在方位上不同。以《海外东经》的汤谷地望为例：“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竖亥北，为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郝懿行云：「黑下当脱齿字。王逸注楚词招魂云：『黑齿，齿牙尽黑。』高诱注淮南坠形训云：『其人黑齿，食稻啖蛇，在汤谷上。』是古本有齿字之证。“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上述记录明确说明《山海经图》中，黑齿国在图的上方（南方），而汤谷在黑齿国的下方（北方）。这为《山海经》地望考证提供了方向上的坐标。

　　根据以上背景和原则，我们通过研究鲁东南地区龙山时期（伯益为龙山文化后期东夷部落首领）考古资料和历史地理文献，考察鲁东南地区沿海一带人文风物山川地理形势，发现《海外东经》描述的地域与《尚书》中嵎夷的地望以及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的分布极为一致

一个文化大省，要有标志性人物，山东省因为有孔子、孟子、管子、墨子、孙武、孙膑这样一些誉满中外的文化名人，因而被公认为文化大省。但是，一个文化大省还必须有标志性的文献。以省级地方文献丛编为例，清代道光至同治年间广东的伍元薇、伍崇曜编刻《岭南遗书》、光绪年间定州王灏编刻《畿辅丛书》、民国年间山西省文献委员会排印《山右丛书初编》、金毓黻编印《辽海丛书》、张鹏一编印《关陇丛书》、安徽丛书编审委员会影印《安徽丛书》、卢靖编刻《湖北先正遗书》、孙文昱编印《湖南丛书》、胡思敬编刻《豫章丛书》、广东丛书编印委员会编印《广东丛书》、琼州海南书局排印《海南丛书》、贵阳任何澄等编印《黔南丛书》、云南丛书处赵藩等编刻《云南丛书》等等，都是一省文化之标志。下至地区一级文献丛书，也不乏闻名于世的，其典型事例为民国年间上海暨南大学校长张寿镛个人出资编刻的宁波地方文献丛书《四明丛书》，久已被学术界视为善本。其馀如丁丙编刻《武林先哲遗书》、盛宣怀编刻《常州先哲遗书》等都享有盛名。可是，山东作为一个文化大省从没有像其他几个省份那样，编印出足以标志山东文化的“山东丛书”，这是一个重大遗憾，也是我们当代山东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根据山东大学教授王绍曾先生主编的《山东文献书目》、沙嘉孙先生编著的《山东文献书目续编》，从先秦到近代，山东历史上产生的著述在一万种以上，数量庞大，在此基础上选编一部超过其他各省的山东地方文献丛书，是具备优越条件的。作为山东省第一学府素以文史研究闻名于世的山东大学，理应承担起这一重任。二○○五年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王学典院长、杜泽逊教授提出编纂《山东文献集成》的计划，经山东大学领导上报山东省人民政府，由韩寓群省长特批立项，成为山东省政府重大文化工程。二○○五年底开始筹备，二○○六年初正式启动。《山东文献集成》由韩寓群省长任主编，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朱正昌、校长展涛等任副主编。编纂处设在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王学典任编纂处主任，杜泽逊任副主任。全书初步计划搜集山东先贤著述一千种，主要收入流传未广而又价值较高的稿本、钞本、刻本等，影印出版。外省人士所撰关於山东的重要书籍，亦酌予收入。共分四辑，精装十六开本二百册。

现在出版的是第一辑五十册，收书一百七十九种，以名家未刊稿本、钞本为主。其中经学著作有清卢见曾《读易便解》（清钞本）、清牟庭《周易注》（钞本）、清张尔岐《书经直解》（清钞本）、清牛运震《尚书评注》（清钞本）、清宋书升《尚书考》（稿本）、清王守训《诗毛传补证》（稿本）、《春秋地理补考》（稿本）。语言文字学著作有清王维言《方言释义》（稿本）、清时庸劢《单县时氏音学遗著》三十八种六十二卷（稿本）。金石学著作有清刘喜海《古泉苑》一百卷（清稿本）、清翁树培撰、刘喜海补注《古泉汇考》（稿本）、清许瀚《许印林先生吉金考释》（钞本）、《攀古小庐古器物铭》（钞本）、《攀古小庐甎瓦文字》（王献唐钞本）、《攀古小庐古器物铭释文初草》（稿本）、《攈古录金文考释》（王献唐钞本）等。史部著作有清李文藻《恩平程记》（稿本）、《长途备忘录》（稿本）、清杨以增撰、杨绍和辑《杨端勤公奏疏》（清稿本）等。集部有清高凤翰《南阜山人诗集类稿》、《斅文存稿》（清刘喜海藏精钞本）、清孔广栻辑《海岱人文》三十三种（稿本）、清蒲松龄《聊斋文集》（稿本十二册）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些珍贵的稿本、钞本，大都未曾刊印过，学术界难得一见。

济阳张尔岐是清初著名经学家。顾炎武曾说：“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亭林文集广师》）对张尔岐评价很高。但张氏教授乡里，生前著述多未刊行，今影印其《书经直解》清钞本，对《书经》之诠释，深入浅出，细致入微，显示出张氏深厚的经学功力。诸城刘喜海为金石学大家，久负盛名，其《古泉苑》一百卷，系清稿本。又大兴翁树培《古泉汇考》，从未刊行，刘喜海在书眉作了详细批注考释，是计划刊印而未成的原稿本，书中还保存了著名金石学家利津李佐贤、福山王懿荣的手批，更加珍贵。王献唐先生曾说：“大兴翁氏《古泉汇考》与刘氏《古泉苑》、李氏《古泉汇》并为泉学钜制，李书已刻行，此与《泉苑》迄未付梓，学者以不见为憾。”（《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续编古泉汇考跋》）刘氏《古泉苑》保存在山东省博物馆，翁著刘批的《古泉汇考》原件保存于山东省图书馆，今将二书一并影印，可谓中国古钱币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至于不为人知的音韵学大家时庸劢，生活于同治至光绪前期，曾是著名金石学家吴式芬的门人，用一生心血著成音韵学专著三十八种，对清代音韵学家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等人的成就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提出独到的古音体系。对诸家文字的归部，进行了细致讨论，涉及古文字学、训诂学等领域，多有创获。王献唐先生认为：“他的功力和新颖见解，在清代二百六十年内，具有山东全省的代表性，同时也有全国的代表性。”但时氏音学遗著沉埋一百多年，几乎不为人知，此次全部影印问世，将为研究中国音韵学提供一大批崭新的文献资料，也为我们全面认识有清一代的音韵学成就提供更为广泛的可靠依据。日照许瀚为清中叶著名金石学家、文字学家和校勘学家，龚自珍《己亥杂诗》称赞他“北方学者君第一”，有“北方顾千里”之誉。但一生潦倒，著述多未刊行。王献唐先生作为日照後学，曾努力搜访借钞，在一九三一年前後集为《许印林遗书》，计二十一种，一大函。在七十馀年後，我们予以影印问世，实现了老一代文献学家的宿愿。

历城马国翰终生从事辑佚之学，成《玉函山房辑佚书》六百零三种七百二十九卷。著名文献学家王重民先生说：“清代辑佚，我推先生为第一家。”（《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绝非过誉。这部辑佚大书在道光间由马国翰陆续刊版，直至他咸丰七年去世，尚未最终完成。同治十年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期间，从马国翰女婿章丘李氏家借得书版，由泺源书院山长匡源等修补整理刷印，即济南皇华馆书局印本，这部书才流传稍广。近年来有出版社影印《玉函山房辑佚书》，根据的是南方重刻本，效果不佳，往往有漫漶不清之处。此次重印有三个优点：一是采用马国翰的初刻本，当然优于南方重刻本。二是印本清朗。我们用山东省图书馆藏济南皇华馆白纸印本重新扫描，缩为上下栏十六开本，清晰度大大胜于以往影印本。三是附有光绪十五年章丘李氏所刻《玉函山房辑佚书续补》十一种十四卷、《目耕帖续补》二卷，以及光绪间蒋式瑆撰辑《玉函山房手稿存目》一卷、《玉函山房辑佚书书後》三篇。这都是南方重刻本所没有的，却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次影印本可说是清代第一辑佚大书《玉函山房辑佚书》迄今最完整的本子。

《山东通志》二百十一卷，创修於光绪十六年，经山东巡抚张曜、杨士骧等前後苦心经营，耗费著名学者孙葆田半生心血，集数十位晚清学者的智慧，历时二十年始告修成，而完成时间恰为宣统三年。在各省通志中，这样完整系统地记载上古至清末一省地理、历史的，实在不多见。同为文化大省的江苏、浙江，也都没能在清末民初这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修成他们的通志，因此宣统《山东通志》弥足珍贵。商务印书馆曾在民国间缩小拼版影印为三十二开本，上海在近年又翻印商务本，版小字密，小注几不可识。鉴于该书有重大学术价值，我们改用山东通志刊印局初印本重新扫描影印，完全解决了清晰度问题，为读者提供了更好的读本。

对山东文献的系统搜集整理工作，前人早已开始。以诗歌而论，乾隆间卢见曾辑刻《国朝山左诗钞》六十卷，收入清初山东诗人六百二十馀家的诗作，同时宋弼辑《山左明诗钞》三十五卷，乾隆三十六年李文藻刻印，收明代山东诗人四百三十一家的诗作。嘉庆间张鹏展辑刻《国朝山左诗续钞》三十二卷《补钞》四卷，上继卢氏，收山东诗人七百四十七家的诗作。道光间余正酉又辑刻《国朝山左诗汇钞後集》三十九卷，收入山东诗人三百八十九家的诗作。合计以上四种，共得近五百年间山东诗人二千一百八十七家，每人都系有小传。其中绝大部分人物没有别集传世，其姓名亦不见经传，因此这四种前後蝉联的地方诗歌总集，是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对研究山东古代文学史、古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史，都堪称资料渊薮。此次将四种总集配齐影印，有着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

在调查搜集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著述，尽管曾经印行，但流传仍十分稀少。例如莱阳姜埰、姜垓兄弟，在明末清初都有重要影响。姜埰《敬亭集》有光绪十五年山东官书局刻本，尚不难得。其弟姜垓在崇祯间曾建言除掉题名碑上奸臣阮大铖的名字，南明弘光间阮大铖得势，欲杀姜垓，垓乃变易姓名，逃到宁波，明亡後隐居苏州。姜垓的集子《流览堂残稿》六卷，经其後人四处搜集，于宣统二年由莱阳通兴石印馆石印。这个普普通通的石印本，十分罕见，网罗晚明文献最完备的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大型书目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专门书目《山东文献书目》等，均未记载这个本子。《清人别集总目》虽然著录了该书，但唯一的收藏者是山东省图书馆。我们这次就是用山东省图书馆藏宣统二年莱阳石印本影印的，这不仅有利于该集的利用，同时也有利于该集的保存。值得指出的是，该书有王懿荣在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作的序言，三个月後八国联军进北京，王氏就以身殉国了。这篇序言《王懿荣集》没有收录，其子王崇焕作的《王文敏公年谱》也只字未提。该序对研究王懿荣显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我们的编纂工作包括调查搜集、版本鉴别与遴选、书名卷数之核定、作者及其籍贯之确认等等。对于前人的错误，我们尽可能作了订正。例如山东省博物馆藏《海岱人文》稿本，收入曲阜颜氏的诗文集三十三种，大部分传世稀少。该书的编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定为清代王懿荣。但我们从这部书上未曾发现王懿荣任何痕迹，既无序跋批校，亦无印鉴。同时我们发现，大部分集子有微波榭主人亲笔补写的详细目录，并留下了题记。如：《水明楼诗》补目末：“乾隆乙卯（六十年）正月廿四丁未微波榭钞，是日天阴有风。”《江干幼客诗集》目下：“乾隆癸丑（五十八年）冬十月十四日甲戌颜运生崇规学博所贻，一斋记。”同上补目下：“嘉庆三年戊午冬十二月廿四日癸丑午刻微波榭晴牕录。”考“微波榭”是曲阜孔继涵堂号，但孔继涵已于乾隆四十九年去世，这些题记显然是孔继涵之子所作。又考“一斋”为孔继涵长子孔广栻的号，题记中最晚的一条是嘉庆三年十二月廿四日，而孔广栻嘉庆四年去世。从《祇芳园诗》补目下的题记，我们可以了解到嘉庆三年冬孔广栻已有病在身。该题记云：“嘉庆三年戊午腊月廿二辛亥录。是日招诸弟与颜思诚饮，予以疾不陪。”孔广栻在去世前犹抱病为这批文献钞补目录，作必要的编纂工作，他的精神对我们也具有很大的感染。顺着这一思路，我们查阅了王献唐先生题跋，发现两条有关的记载：一是《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续编十子诗略跋》：“此《十子诗略》之一，护叶後面十子名次及《乐圃集目》、集中批点，皆曲阜孔伯诚广栻先生手笔。……身後遗藏，十年前多为北平翰文斋购去。先後凡见四十馀种，其《微波榭遗书》、《通德遗书所见录》、孔氏说经稿底本，由余作介，仍归衍圣公家，馀则多为山东图书馆购藏。内以曲阜孔、颜各家诗文集钞本为多，类经伯诚先生订定编录，朱墨烂然，似当时欲编集付梓者。”二是《双行精舍书跋辑存藤梧馆金石题咏集录跋》：“右书为曲阜孔伯诚先生集录。……藤梧馆为先生书室，所著诗文均以是名署之，前见《海岱人文》先生集钞各书，板心多有藤梧馆三字。”从这两条跋文，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这部《海岱人文》是孔广栻所辑。过去定为王懿荣辑，是错误的。那么，这一错误是为何发生的呢？考《王文敏公年谱》，光绪十七年云：“公自本年始搜集《海岱人文》，九月，撰《海岱人文序》。”天津图书馆藏有王懿荣《海岱人文册目》稿本二册，经向该馆专家请教，系王懿荣所藏山东人书札、诗牋、闲帖等文献的目录。王懿荣收藏的山东人书札等文献，装裱成册子，题名《海岱人文》，所以这两本目录题作《海岱人文册目》。《册目》前有王懿荣自序，亦未提及孔广栻的《海岱人文》。可见王氏所辑《海岱人文》与孔广栻辑《海岱人文》是内容不同的两部书，只是书名相同而已。前人误定孔广栻所辑《海岱人文》为王懿荣辑，当是循名失实所致。至于孔、王两书有无先後配合的关系，孔广栻辑《海岱人文》内容是否止於此，尚待进一步探讨。

在编纂《山东文献集成》过程中，我们时时感受到前人在搜集保护乡邦文献方面的苦心孤诣和卓越贡献。乾隆间德州学者宋弼，在与卢见曾合辑《国朝山左诗钞》後，又辑《山左明诗钞》，当时益都学者李文藻也参与了搜集工作。宋弼把《山左明诗钞》稿本交给卢见曾，希望卢氏刊刻行世。乾隆三十三年秋卢见曾获罪，被抄家，数十万卷藏书都堆在德州官府内。时宋弼官甘肃按察使，入觐途中死在洛阳。李文藻深恐此书就此湮没，第二年正月赶到德州，托人购买此书，花了三天时间，才从书堆中清理出该书的稿本三十五卷。可是未找到诗人小传。数日後，宋弼的灵柩从洛阳迎到德州。李文藻吊唁後，打开宋弼的行李箱，小传一册正在其中。延津剑合，盖出天意。这年秋李文藻得了广东恩平知县，就携带这部稿子南下广东。次年夏到任，入冬即着手校刻，使这部包括四百三十一人诗作的山东文献得以问世。

至于王献唐先生，几乎用一生心血搜集、保护、研究山东文献，他在古代史、金石文字、版本目录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愧一代宗师。抗日战争爆发，王献唐与屈万里、李义贵携带山东图书馆善本、文物，历尽千辛万苦，向後方迁徙，因资金匮乏，甚至讨饭，而所有图书文物丝毫无损。途经万里，时逾十载，一九五○年冬这批珍贵文献终于从四川运回山东，後来入藏山东省博物馆。其中山东先贤遗著稿本、钞本，未经刊行的，数量可观。我们这次影印的不少文献，就是王献唐先生带到四川又运回山东的，许多书上都留下了献唐先生的题跋，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山东文献的重要向导。在国破家亡，战火联绵的年代，王献唐先生辑印《山左先喆遗书》的计划难以实现。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受到高度重视的今天，我们有条件把这些珍贵文献影印出版。可是，如果没有前辈们的薪火传灯，我们今天无论如何也无法创造出这些文献。前人对于我们是这样，我们对于後人也应该是这样。保护和传承文献，实质上就是保护和传承古老的中华文明，这才是我们编纂出版《山东文献集成》的初衷。

《山东文献集成》的编纂出版工作，得到山东省政府的关怀和支持，还得到山东大学、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师范大学、济南市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负责编纂工作，山东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工作，江苏金坛古籍印刷厂负责印刷工作，有关人员都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山东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

二○○六年十二月十日

序的意思如下：

序，是汉语词汇，汉语拼音为xù，指的是次第，如，顺序;秩序;次序;工序;程序;序数。在古代另有一种序是惜别赠言的文字，叫作"赠序"，内容多是对于所赠亲友的赞许、推重或勉励之辞，是临别赠言性质的文体。

1基本释义：

次序：顺～。秩～。工～。程～。井然有～。

排次序：～次。～齿。

开头的：在正式内容以前的～幕。～曲。

序文：写了一篇～。

古代指厢房：东～。西～。

古代由地方举办的学校：庠～

2古籍解释

《唐韵》徐吕切《集韵》《韵会》《正韵》象吕切。《尔雅·释宫》东西墙谓之序。《注》所以序别内外。《疏》此谓室前堂上东厢西厢之墙也。《集韵》或作㘧䦽。

3、词性及示例

<名>(形声。从广，予声。从广(yǎn)，与房屋有关。本义:东西墙)《尔雅》:"叙，绪也。"《毛传》:"序，绪也。……"序"通"绪"，自然也与"叙"同义。(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第47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4序的写作手法

序，又称叙、叙文、叙言、序言、序文、引、引言、导言等。据说序始于孔子的赞《易》。序在古代多放在书的后面，现在一般放在书的前面，而把放在书后面的序称为后序或跋。序跋的内容、体例大致相同，因而可合称序跋文。一般的书有序无跋，如觉得序意未尽，后面仍可有跋。

序有自序和他序之分。自序偏于说明著作宗旨、撰写经过、编写体例等，还可就书中的重点和难点，作简要的阐述。自序有时也称前言。他序则常常要对作者、作品作介绍和评论，或对书中的观点作引申和发挥。自序和他序可以并用，不同的观点还可以展开争鸣。

1． 古籍：指1911年以前抄写、出版的图书（需指出：上述时间是粗线条的，处于保护利用需要，民国时期出版的线装书（古人所著）通常仍当“古籍”看待）

2． 版本：由特定工艺制作的、具有特定形式和内容的图书物质形式

3． 古籍版本学：研究古籍版本源流以及古籍版本鉴定规律的一门学科

4． 版本源流：广义上：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狭义上：每种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

5． 文献考证法：把古籍版本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

6． 比较研究法：通过比较版本异同，比较版本

7． 试验研究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如物理化学实验），对古籍版本进行鉴定

8． 计量分析法：通过计量分析研究版本

9． 版框：也叫边栏，指一张印纸四周的围线

10． 四周单边：四周边栏只有一条围线

11． 左右双边：左右边栏各有两条线组成的

12．四周双边：四周边栏都是两条围线的，又称文武栏

13．字栏：用 字组成的栏线

14．竹节栏：用竹节图案组成的栏线

15．博古栏：用各种乐器图案组成的栏线

16．界行：字行之间的分界线 界行和栏线有朱墨两色：红色栏线的叫朱丝栏；黑色栏线叫乌丝栏

17．版心：也叫中缝、书口、版口，指每页正中较窄的一格，格内常常刻有书名、卷次、页码、字数和刻工姓名

18．鱼尾：版心全长四分之一处的鱼尾形标志

19．单尾鱼：版心只有一个鱼尾

20．双尾鱼：版心有两个鱼尾

21．三尾鱼：版心有三个鱼尾

22．对尾鱼：两个鱼尾方向相反者

23．顺尾鱼：两个鱼尾方向相同者

24．以鱼尾虚实图案分：只有鱼尾外部轮廓的，叫白鱼尾

鱼尾轮廓用墨填写的，叫黑鱼尾

鱼尾由线条构成的，叫线鱼尾

鱼尾由图案构成的，叫花鱼尾

25．象鼻：连接鱼尾和版框的一条线。有粗细之分：粗的叫大黑口或阔黑口，细的叫小黑口、

线黑口或细黑口；没有象鼻的叫白口；白口刻有文字的叫花口

26．天头：也叫书眉，指上栏以外的空白处

27．地脚：下栏以外的空白处

28．书耳：也叫耳格或耳子，指版框外边上端的小方格，用以书写篇名、室名等

29．书衣：也叫书皮，指包在全书最外层的一张纸，较厚，有保护全书的作用

30．书签：贴在书衣左上方的一个长方形纸条或丝条，上面标有书名，书签常常请名人或师长题写

31．书名页：书衣之后题有书名的一页

32．书首：也叫书头，指书的上端

33．书根：书的下端截面

34．书脑：装订线右边的部分

35．书脊：也叫书背，装订线右侧的截面

36．副页：也叫护页、扉页，指夹在书衣和书名页之间的空白页子。其作用：保护图书，防潮防蛀

37．包角：用细绢所包订线一侧上下之角，既美观又起保护作用

38．衬纸：修补图书时，在书页内所加的白纸

39．金镶玉：修补图书时，因书品太小，不可剪裁，书页之内衬一张长于书页上下两端的白纸，由于原书旧页如金之黄，新村白纸如玉之白，故名

40．书帙：包装卷轴装书籍的外衣

41．书套：书函的一种，指保护古籍的外套

42．四合套:外露书首、书根，仅包前后左右四面的书套

43．六合套：前后左右上下六面全包起来的书套

44．木匣：书函的一种，指专门盛放珍贵图书的木制匣子

45．夹板：夹在图书上下的两块木板

46．高广：书页的长度和宽度

47．书品：两个意思,1 指书籍大小；2书籍的新旧完损程度

48．序：征文之前说明写作经过、刊刻情况、学术源流等内容的文字

49．跋：图书在流传过程中写上的有关版刻源流、流传源流的文字

50．凡例：全书编制体例的说明文字

51．卷首：正文之前独立成卷的部分

52．卷末：正文之后独立成卷的部分

53．附录：正集之后的附加部分，和卷末的情况基本相同

54．外集：正集之外的部分

55．卷端：每卷正文前两三行表示书名、著者、编纂校刊姓氏、版刻情况的文字

56．小题和大题：小题指篇名，大题 指书名（古籍卷端书名写在篇名之下者，叫做“小题在上，大题在下”）

57．牌记：刻书者用以宣传刻书情况的特殊标识

58．墨钉：正文中表示阙文的黑色方块

59．墨围：为了强调“注”、“疏”等关键字眼，在其四周围上墨线

60．阴文：笔画凹下的字，多用于“注”、“疏”等字

61．白文：只有正文、不含注疏的本子

62．行款：书页版面的行数和字数

63．藏章：也叫藏书印，是古籍在流传中钤上的印章

64．帮手：指藏章、序跋等可以帮助鉴定版本的一些东西

65．古籍版本的类别：

以刻印时间分：

宋刻本：宋朝刻的书

元刻本：元朝刻的书

明刻本：明朝刻的书

清刻本：清朝刻的书

三朝本：南宋时，国子监刻书甚多，到了元朝，其书版被运入杭州西湖书院，稍事修补，继续刷印。明朝洪武八年（1375年），又将书版运至南京国子监，再次修补印行。因为这些书版历经宋元明三朝修补刷印，故名

递修本：书版残缺，经过多次修补印成的书

旧刻本：刻印时代不详的早期刻本

初刻本：同书异本之中的最早刻本

重刻本：根据原书本重新付刻的本子 其行款n不一定与原刻本相同

翻刻本：也叫覆刻本，是指严格按照原刻本的内容、行款、版式重新付刻的本子

影刻本：按照原刻本逐页影摹刻印而成的本子

初印本：书版刻成之后初次印成的本子

后印本：初印本之外同一书版的其他版本

以刻印地点分：

浙本：即浙江刻本。

建本：又叫闽本，即福建刻本

蜀本：又叫川本，即四川刻本

江西本：即江西刻本

平阳本：即平阳刻本，平阳又叫平水，在今山西临汾一带，是金代和元代北方刻书中心

朝鲜本：即古代朝鲜用汉字刻印的书 因朝鲜古称高丽，故又称高丽本

日本本：古代日本用汉字刻的书，又叫和刻本

越南本：古代越南用汉字刻印的书

梵本：用古代印度文字书写的佛经

以刻印单位分：

官刻本：各级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所刻的书

家刻本：私人所刻的书

坊刻本：书商所刻的书

京本：即京城官本的简称

监本：国子监刻本

兴文蜀本：元代兴文署所刻的书

经厂本：明代经厂所刻的书

殿本：清代武英殿所刻的书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廷内部刻印的书

藩本：明代藩王在封地藩府所刻的书

局本：清代各省地方官书局所刻的书

扬州诗局本：清康熙间扬州诗局所刻的书

书院本：各地书院所刻的书

公使库本：宋代各地公使库所刻的书

汲古阁本：汲古阁所刻的书 汲古阁主人为明末清初著名刻书家毛晋，故又叫毛刻本

陈宅书籍铺本：南宋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所刻的书

建安余氏本：宋代福建建安余氏所刻的书

以装订形式分：

写本：人工抄写而成的书

拓本：把铸刻在金石器皿上的文字图案用纸拓下来装订而成的书

刻本：雕版印刷而成的书

活字本：用活字摆印而成的书

套印本：将书中正文、评点等不同内容分别各刻一版，然后用不同的颜色一次加印在一起而成的书

钤印本：将印章直接钤盖在纸上而成的书

石印本：用药墨将文字写在特制药纸上，再将药纸上的字迹移置在石版上，然后滚刷油墨印成的书

影印本：将原书逐页照相制版印成的书

饾版：这是一种彩画的印刷方q法：把画面按颜色、深浅分刻若干小版，然后刷上颜色，逐块加印在一起。据说古代有一种五色小饼，像花卉禽兽珍宝之形，以盒盛放，名叫饾饤。饾版，大抵色彩斑驳陆离，同饾饤有些相像，故名

拱花：也是一种图画的印制方法：用凸凹两版嵌合，使画面部分拱起，就像使用钢印的效果一样

以写本种类分：

写本：成书时以写本形式流传的本子

稿本：著者的原稿

手稿本：著者亲笔写成的稿子

清稿本：指用以增补、校订或付印的著作眷清本

抄本：又叫传抄本，是指根据底本传录而制成的副本

精抄本：指纸墨精良、书法工整、内容错误较少的抄本

乌丝栏抄本：用墨栏格纸所抄写的书

朱丝栏本：用红栏格纸所抄的书

影抄本：把透明纸覆在底本上面，按其原有字体、行款照样摹写的本子

毛抄本：明末清初，毛晋所抄的书

旧抄本：时间不详的早期抄本

以活字种类区分：

泥活字本：用泥活字摆印而成的书

木活字本：用木活字摆印而成的书 清乾隆皇帝以为活字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

铜活字本：用铜活字摆印而成的书

铅活字本：用铅活字摆印而成的书

以字体、行款区分;

大字本：字体较大的本子。一般来说，大字本的行款小于半页10行、行20字

小字体：字体较小的本子。一般来说，小字本的行款大于半页10行、行20字

软体字本：用软体字(即楷体)所刻的书

硬体字本：用硬体字刻成的书 又叫宋体、匠体，是刻书工匠经常使用的字体

×行本：半页×行的本子

以纸张区分：详见第十二章第十节

以颜色区分：

朱墨本：用朱墨二色套印而成的本子

朱印本：用红色刷印的本子

蓝印本：用蓝色刷油的本子

以版式区分：

巾箱本：指那些版式较小、便于携带的本子

两节版本：书版分上下两栏的印本。或上图下文，或下栏为正文，上栏为注解或批语，多半是民间通俗读物

三节版本：书版分上中下三栏的印本

百衲本：拼凑不同书版印成一部（套）完整的书

配本：集合许多不同的书版，配合成一种完整的书

黑口本：凡书口为黑口的本子

以刻印质量区分：

邋遢本：版本模糊，极不整齐的本子

大花脸本：墨色深浅不一，字体大小不同，而用刷印模糊的本子

书帕本：明代官场作为礼品送人所刻的书

写刻本：名家手写上版刻成的书

精刻本：内容无误，写、刻俱佳的本子

以内容区分：

单刻本：只含一种书的刻本

合刻本：两种以上著作合刻在一起的本子

抽印本：抽取一种（套）书的部分内容刻印而成的书

丛书本：汇刻多种著作而成的书

增订本：增订原本内容而成的新书

删本：删节原本内容而成的书

足本：卷数完整的本子

残本：卷数残缺不全的本子

校本：经过校勘而成的本子

注本：带有注解的本子

批点本：带有眉批、圈点的本子

真本：也叫正本，内容无误的原本

伪本：通过各种手段作伪而成的书

序跋本：带有某人序跋的本子，在对同书异本比较的时候，常称××序跋本，以示区别

插图本：带有插图的本子

过录本：将名家批校文字移录而成的本子

×卷本：正文包含 ×卷的本子

以用途区分：

进呈本：进呈给内廷的本子

底本：作伪校勘主要依据的本子或据以编纂、刊刻的本子

样本：以待审查、校订、观赏的本子

以流传情况和价值区分

俗本：流布较广，容易得到的本子

孤本：举世无双的本子

秘本：秘不示人的本子

善本：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或学术价值较高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