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图书馆的馆藏
东方图书馆主事者十分重视馆藏图书收集、购买。不惜重金、不怕艰难,持之以恒。四处收集、寻觅、收购大量古今中外名著,古籍中善本、珍本、孤本等图书、资料。馆长王云五历游欧美时,购进公元15世纪前所印的西洋古籍多卷,堪称珍品。张元济从民国7--25年,几乎每天下午5点左右,接待旧书店外勤人员,回家仔细阅读送来的书籍,精心鉴别,批示价格,予以收购、收藏。在大量藏书中,有当时荷兰出版的《通报》、英国亚洲文会出版的《学报》、香港出版且已绝版的《中国汇报》、《哲学评论》、《爱丁堡评论》等著名期刊,多为难得珍本。德国《李比希化学杂志》初版全套期刊,为远东唯一孤本,尤为著名。国内出版报纸、杂志更为齐全,上海《时报》、《神洲日报》、《民国日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清光绪至宣统年间《京报》等著名报章、杂志均手为馆藏。至1931年,实藏普通中文书268万册,外文书8万余册,图表、照片等5千余种,内有梵蒂冈罗马教皇所藏末唐王只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司礼监太监畈依天主教、上教皇书之影片及中国古画10余轴,均由张元济购入,以供编辑考订古代制度、俗尚之用。此外,如德、英、美诸国所出版地质地图、人体解剖图、西洋历史地图、油画及照片之原底,尤为不可胜数。更为珍贵的是古籍四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各书及藏有22个省整套相当数量的方志书籍,2641种,25682册,其中元本2种,明本139种,府、厅、州、县志2081种,入馆1752种,占84%。全馆总藏量达463万余册(不含照片、图表),蔚成巨观,当时堪称国内无匹。
丰富、珍贵的藏书,受到读者青睐。1929年,阅览人数近3万人。是年底,底层设流通部,采购新书万册,吸引读者更多。1930年,阅览人数为36万人。
我国传统出版业历史悠久,历代遗留下来的典籍浩如烟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许多珍贵的古籍善本书不仅是新出版业不可多得的出版资源,而且以皕宋楼藏书外流日本为凶兆 ,帝国主义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觊觎之心不可小觑。有鉴于此,张元济对古籍和善本书的收购,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并且一开始就得到我国著名目录版本学家缪荃孙、傅增湘的协助。北京位居京城,故家藏书多,琉璃厂书肆更是古籍善本的渊薮,张元济谈及此时曾说道:“每至京师,必捆载而归。贾人持书售求,苟未有者,辄留之。”私家藏书聚散无常,因而是张元济的重点求购对象。从20世纪初年起,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介绍,张元济以商务印书馆的名义收购了绍兴熔经铸史斋的全部藏书,接着购买了长州蒋氏秦汉十印斋的藏书,广东丰顺丁氏持静斋的藏书,以及清宗宝盛氏意园藏书数十种,其中有影元钞定本《元秘史》、影宋钞《事实类苑》、《公孙谈圃》、明覆宋《宣和遗事》、嘉靖本《长安志》等,后又亲自到太仓,购入顾氏闻斋的藏书。顾氏所藏,大多为黄荛圃、汪阆源两家故物,其中有不少是稀世之宝。昭文张金吾所辑的《诒经堂续经解》,也是从闻斋得来的。后来阳端氏、巴陵方氏、荆州田氏、南海孔氏、海宁孙氏、江阴缪氏的藏书先后散出,张元济辗转搜求,颇有收获。如宋刊本《六臣注文选》,得之阳端氏;宋黄善夫刊《史记》、南北宋刊合配的《南华真经》,得自荆州田氏;宋刊元修的《资治通鉴》,得自南海孔氏;宋庆元刊《春秋左传正义》、抚州本《春秋公羊传解诂》、 宋绍兴刊《后汉书》,得自海宁孙氏。此后又陆续收藏了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扬州何氏藏书。在这两批书中有不少精本。《永乐大典》十余册,就是从密韵楼得来的。这十余册《永乐大典》之所以可贵,是因为武英殿聚珍本《水经注》所自出的前半部,即在其中。除搜购之外,张元济还采取其他形式向公私藏家移录副本,或分别借照。如通过缪荃孙从江宁图书馆移录钱塘丁氏八千卷佳椠;从傅增湘借影《冷斋夜话》、《老学庵笔记》、《避暑录话》、《曲洧旧闻》、《白虎道德论》;从平湖葛氏传朴堂借抄地方志,等等,数量都很可观。
西学东传与西籍中译对我国现代文化的启蒙与现代出版业的萌生有着不可抹煞的催生作用。因此,张元济亦极其重视对世界各国名著及报刊资料的收集与利用。据曾在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工作的茅盾回忆,在1918年左右,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已经藏有不少英文名著,如《人人书库》、《新时代丛书》等。这些丛书里收集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名著和英国以外的文史名著英译本,从希腊、罗马时期的著作到易卜生、比昂逊等人的著作,都应有尽有。著名的外文报刊,如荷兰出版的《通报》,英国亚洲文会出版的《学报》,出版长达一百余年的德国的《李比希化学杂志》,都藏有全套。此外还收藏了15世纪以前的西洋古籍多卷。在收藏的中,有罗马教皇梵蒂冈宫所藏明末唐王的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其司礼监太监皈依天主教上教皇书的影片。这是张元济在欧美考察时所收购,尤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在广泛搜集中外图书的基础上,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业30周年,商务印书馆所主办的东方图书馆于1926年5月3日举行开馆仪式,1927年正式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时的藏书量,据《东方图书馆概况》记载:共计藏书33万余册,中外杂志900多种, 中外报刊45种, 地图约2 000幅, 各种照片约10 000余张。后又经多年搜求,在1932年11月28日东方图书馆毁于日军炮火之前,东方图书馆共计有藏书518万余册,图表照片5 000多册。除普通书籍外,善本书中,有宋版书129种,2 514册;元版书179种,3 124册;明版书1 419种,15 833册;清代精版书138种,3 037册;抄本1 460种,7 712册;名人批校本288种,2 126册;稿本71种,354册;杂志31种,383册(以上数据不包括1931年购进的扬州何氏藏书四万余册,因其部分版本尚在整理),从而使东方图书馆成为当时中国藏书量首屈一指的公共图书馆,涵芬楼(东方图书馆之组成部分)亦成为以收藏善本书而驰誉海内外的著名藏书楼。
古籍善本本身蕴含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价值,因此它是我国民族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应该被好好的珍藏。近年来,对于古籍善本的收藏也成为众藏家非常青睐的一件事情。那么古籍善本收藏如何正确保存呢
钱梅溪《(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原件
对爱好古籍善本收藏的藏家来说,在收藏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正确保存藏品,如何妥善地保护好书籍,延长书籍的寿命。对此,业内专家特别强调要注意防虫和除污。致力于民间藏品出手渠道建设一八二一四七三零七五三讼壬/p>
不管是古籍善本还是平时我们所使用的书本,放久了都会引来小虫子,严重缩短了书的使用寿命。藏家必须保证书籍表面的清洁干燥,放置的位子也应该保持通风良好。此外,藏书温度最好保持在6-20度左右,湿度则应该保持在50%-60%之间。对于这些古书籍,平常要时不时地挪动一下,并定期翻动。
在除污方面,古籍善本收藏沾染上污迹不仅会缩短书的寿命,而且还会影响看书的效果。书籍如果沾上油迹,可以在油迹上面放一张吸水纸便可以把油分吸尽。如果混上墨水迹,可以在染有墨水迹的书页上下边各垫上一张吸水纸,再用20%的双氧水溶液或高锰酸钾溶液浸污斑去除。对于霉斑,则可用棉花蘸上氨水擦拭。此外,由于人为翻动,最常见的污迹便是手指印,去污时可以先用肥皂蹭去手指印,再用湿布擦去肥皂迹,最后在书页间衬上吸水纸,把水吸干。致力于民间藏品出手渠道建设一八二一四七三零七五三讼壬/p>
从我的个人工作经历来看,对中国古籍保存来说,最大的问题是纸张和污迹问题,中国古籍纸张经常由于酸化导致发黄变脆,而污迹则分为霉斑、油迹、指迹、墨渍、苍蝇便迹和蚊虫污迹等,污迹影响古籍原貌,同时会随着温度湿度环境发生不同程度的扩散效应,也严重影响古籍保存。古籍保存时,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因为西方纸张存在一定腐蚀性,特别是民国时的西方纸张,同时在书柜中放置天然樟脑、冰片及灵香草、芸香、檀香等中草药及其制剂防虫,严禁使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绝对不能用化学胶水、化学浆糊、玻璃胶纸等修补古籍。
8月1日,哈佛燕京图书馆正式宣布,馆藏的4200部/53000卷中文善本特藏数字化工程已全部完成,更让人欣喜的是,网友可以免费在线浏览、下载。整个数字化项目耗时十年,合作机构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以及浙江大学CADAL(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图书馆等机构。
根据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2014年接受采访时提供的数据,目前,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藏书将近150万册,其中中文文献逾80万册,日文文献将近35万册,朝鲜文文献将近20万册。“在中国本土之外,哈佛燕京图书馆是西方世界里两个最大、最好的中国古籍善本收藏图书馆之一(另一个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图书馆)。”
高兆煌 光州志 :68卷, 附志馀 : 12卷 [China], 乾隆35
为什么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如此丰富?这要从这个图书馆的源头讲起。哈佛燕京图书馆1928年开馆,是哈佛燕京学社下面的一个私人图书馆,当时叫“汉和图书馆”,主要收藏中国和日本的文献。1976年,哈佛燕京图书馆变成哈佛文理学院图书馆系统的一个分馆,改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
裘开明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一任院长,也是美国第一个华裔图书馆馆长,在他的带领下,图书馆的善本珍藏数量增长很快,到1936年,藏书已增长至7万多册。日本侵华时期,许多古籍流散于上海等地,图书馆便购入大批书籍;二战以后,日本流出大量私藏古书,裘开明又多次赴日访书。
中华民国海关进口出口税税则 :自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施行
此外,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发展也和二战后美国汉学、东亚研究的兴起密不可分。根据郑炯文的介绍,“二战以后,美国成为西方国家的领袖,因为要理解几个国家的国情,才发展出大量的东亚图书馆”,而哈佛燕京图书馆是这类图书馆中的佼佼者。
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数字化工程下共列包括中国旧海关资料、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特藏稿、基督教传教士文献、中国珍稀方志、拓片收藏、莫里士中国老照片、明清妇女著作、韩南教授藏书在内的25个大类文献。
现在,通过这个链接(http://guideslibraryharvardedu/Chineseutm_source=Library+Staff&utm_campaign=9fca5a7bb3-EMAIL_CAMPAIGN_2017_06_28&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4bb25c0228-9fca5a7bb3-26352423#s-lg-box-6321879)就可以直接去浏览、下载这些珍贵善本的电子版。
中国为世界做出贡献了。
您好
西方史学史最开始是古典史学
最早的资料是荷马史诗,讲述的大约是公元前11-8世纪的。
公元前是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长征记》《希腊史》
在罗马时代,罗马史学产生
先说早期罗马史学,代表人物是费边皮克托,著作是《罗马史》,还有罗马史学的奠基人老伽图写的一些著作。
后来是共和国时期的撒路斯提乌斯的《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历史》,凯撒的《高卢战记》《内战记》
再到帝国时期的李维的《建成以来史》,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阿古利可拉传》
接下来是基督教史学
代表人物是尤西比乌斯的《编年史》
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上帝之城》
好多好多的,先说这些吧
一般来说,西方的古代历史是看以上历史古籍研究的。
望采纳,谢谢了,纯手打,好累,,,,,,
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
本文2023-08-03 20:50:54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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