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宫姓来源，史载有两种说法。一是以官氏为氏，一是认为是虞大夫宫之奇之后。《古今姓氏书辨证》云：“周官掌宫门者，以世官为氏。”《通志·氏族略》云：“虞大夫宫之奇后，望出河东。”

宫之奇是春秋时虞国的大夫，是周初所封同姓★国（山西平陆县东）国君的族人，因★国被晋灭掉，他逃到虞国，改以国名为姓，“★”去“邑”为“宫”，表示离开故国，故姓宫，称宫氏。

公元前655年，晋献公要攻打虢国，就派人带着稀世名马和珍贵玉璧为礼物，要求虞国国君准许晋军过境攻打虢国。虞国与虢国本是友好邻邦，两国订有攻守同盟，但虞君却垂涎于名马玉璧，答应了晋的要求。宫之奇知道后连忙劝阻虞君说：“不能借路啊！虞虢两国的关系就像人的牙齿和嘴唇，俗话说‘唇亡齿寒’，失去了嘴唇，牙齿就要受冻。再说晋献公是个贪得无厌的人，虢灭亡了，他还会允许虞国单独存在吗？”但虞君却鬼迷心窍一般，听不进他的忠告。宫之奇仰天长叹说：“看来虞国是注定要灭亡了，我不能等在这里做晋人的俘虏。”于是宫之奇率领族人奔往曹国（山东定陶县西南）去了。晋灭虢之后，果然在回师途中，顺便把虞也灭掉了。宫之奇的后人，便成了宫姓，称宫氏。

[宫氏名望]

宫姓名人，东汉有道术家宫崇，元有宫天授，明有平蛮将军宫聚、翰林学士宫伟镠，清有福建巡抚宫梦仁、诗人宫鸿历等。

 张范津

南宫碑即张裕钊撰文并书丹的《重修南宫县学记》碑。

张裕钊（1823—1894年），字廉卿，湖北武昌人，为“曾门四弟子”书文之首。时任莲池书院山长，著名教育家。堪称学界硕儒，书坛宗师，被誉为中国书法从仓颉造字到毛笔字退出信息交流主导载体地位，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最后一位大师，而南宫碑正是其书、文的巅峰之作。

读其为文，从“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的思想出发，证引出只有废除“其弊已极”的“八股之文”，倡导“明体达用之学”，才会出现“风会之变、人才之奋”、“人蹶而兴”局面的结论。整篇或纡徐疾促，或流荡凝滞，声气并茂，劲悍雄奇。观其碑书，劲洁清拔，碑骨帖姿，内圆外方，不愧书刻兼优、“文字双美”的艺术珍品之誉，其书法的独特品格因南宫碑的泐刻而被书界称为“南宫体”，为书法流派以地名命名之唯一。

关于南宫碑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可谓“前人之述备矣”。然而至于何人玉成此事，却由于史料的缺失，至今尚不了然。因此很有必要对此做一番更加深入的研究。

从目前可见的资料分析，玉成南宫碑这一文化项目的当有五人。从他们的身份看，有两位大师、两位县令、一位南宫老乡。“两位大师”即同为“曾门四弟子”的张裕钊和吴汝纶。张裕钊开篇已有介绍。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晚清著名学者、文人和杰出的教育家，有“海内大师”、“古文宗匠”之盛名，时任冀州知州，衙署即在现冀州市。“两位县令”是指时任代理南宫县令李传棣和继任县令陆植。“一位南宫老乡”则为时任莲池书院提调邢朝桢。从他们的职责分工看，李传棣是倡导者，张裕钊是担纲者，吴汝纶是推动者，陆植是实施者，邢朝桢是协调者。

对于南宫碑，张裕钊之作为，尽人皆知，毋庸赘述。而首倡泐刻南宫碑的李传棣则应细说。李传棣，字梅生，即《重修南宫县学记》中“摄县事”之“李君”。这里“摄”乃代理、代行之意。“摄县事”即代理县令。据民国版《南宫县志》载，李传棣，是光绪十年代理南宫县令的，任职仅一年左右。更重要的是李传棣湖北孝感的乡籍，与张公同乡，包括其家兄李佛生（笙）均与张裕钊、吴汝纶稔熟有加。李佛生（笙）何许人也，就目前所见文献，尚不清楚。《张裕钊诗文集》、《吴汝纶全集》均多处提及李佛生，同时还收录了多篇与之往来书信、唱和诗文。如光绪初年李佛生因过得究，被劾罢官，张公得知后不仅作《送李佛生序》“索一言以为赠”，而且还致信劝慰，“知足下必不以一官置意中……力所能谋谋之，所不能谋，则听之而已，固亦不足恤也。”（《张裕钊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为替佛生求情，吴汝纶则放下身架向友人写信请托，“某处此馆三年，旧时交游，凡有请托，一概谢绝，不敢出位妄言，人亦谅之，相安若素。近有一事，不能不破例上闻者：署定兴令李传棣，亦执事所识，其兄李佛生……近为一小事撤任”，解释“破例”的原因是，“某与其兄弟，交游廿余年”，“与为至交”（《吴汝纶全集》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三册第54、55页），言辞恳切之至。由此可见张、吴、李三人关系之密。

而从张公与吴汝 纶来往信件所议之事看，李传棣之摄南宫县令，很有可能是张公抑或张公与吴汝纶“合谋”，利用其在保定与直隶总督府相近，特别是与时任署理直隶总督李鸿章同为曾门弟子、“文武双臂”的特殊关系，为李传棣“运作”而成的。是否史实，姑妄说之。

据史料载，李鸿章同治九年（1870年）九月任直隶总督，至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其母丧奏请丁忧，直隶总督则由两广总督、李鸿章淮军重将张树声署理。李鸿章奔丧两个月后，适逢朝鲜兵变，李被急调天津接办通商大臣事物，此时直隶总督虽仍由张树声署理，但实已由李鸿章接任。光绪九年六月（1883年）清廷调张树声回两广总督原任，以李鸿章丁忧未满故直隶总督由其署理，至光绪十年八月五日（1884年9月23日）再度实授。在此间，于光绪十年（月份不详）张公在给吴汝纶的信中已透露，“贵署南宫一缺，方伯已函禀傅相，商定以梅生委属（代理），刻下专俟尊处查覆严君事迹，详到即行挂牌。”这里“方伯”是对布政使的尊称，“傅相”是指李鸿章，“详”为旧时的一种公文，“挂牌”即挂牌公示。因为这是人事秘密，所以张公一再嘱咐“此事自弟而外，无一人知者，千万秘之。必祈阁下赶紧详上，万勿迟延为要”。并且要求“此纸阅后祈即付掌烜氏，切切。”（《张裕钊诗文集》第475页）“即付掌烜氏”即烧掉。而李鸿章实授直隶总督未至一旬，便公布了对李梅生的任命。因此，光绪十年8月13日张公在给吴汝纶的信中称“梅生经藩署牌示，委署南宫。足下得此贤能为署吏，相得益彰，想喜可知也。”大功告成，喜之必然。而安排南宫任职，恰又为密友吴汝纶的属下，更便于关照，有无这方面的考虑尚不得而知。

李传棣赴任后，即谋对自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移建今邑治之县学“葺而新之，期年而工竣，乃走书属裕钊记其事”。（《重修南宫县学记》）。请一个大师级人物既撰文又书丹，按常理润格肯定不菲，然而在张李之间就少了这些计较。“其碑已与李梅生及南宫绅士宋弼臣朝桢有约，刻成，当为我拓五百纸，并嘱任事者，督令工人精刻为要。”（《张裕钊诗文集》第471页）这是张公对吴汝纶亲述他对南宫碑开出的润格。

张公为何竟以500张拓片的薄筹应允为南宫碑撰文书丹这一费神劳力的苦差？除与前面所述张李二人私交甚密之外，笔者妄揣，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时正当碑学大兴之际，李传棣的创意恰为张公发挥其特长搭建了平台，点中了他那条始终兴奋的神经，从某种角度分析，不啻投桃报李之举。

对于张裕钊之为文作书，世人一向誉评甚高，张公自己亦非常自信且自负。在《与黎莼斋书》中称“裕钊自惟平生于人世都无所嗜好，独自幼酷喜文事。”（《张裕钊诗文集》第80页）只要文章能垂世不朽“虽百郡守，不以易也”，更奈何“穷通、得丧、愉戚、寒饥者温饱者”。（同上，第94页）在《答李佛笙太守书》中，他自评“且私计国朝为古文者，惟文正师吾不敢望，若以此文校之方、姚、梅诸公，未知其孰先孰后也。”（同上，第94页）方，乃方苞；姚，即姚鼐；梅者，梅曾亮，此三人皆为桐城派世有公论的文章大家，与之相比敢言“未知其孰先孰后也”，“足见作者意态”（国学大家徐世昌言）。

对于其文如是，对于其书自评更高。尝自谓“ 古文吾亦犹人，书法当独有千古。”（《 清国史·张裕钊传》中华书局1993年6月版，第12册741页）他在给吴汝纶的信中说“惟拙书乃颇益长进，独以此沾沾自喜且自笑。”（《张裕钊诗文集》第472页）正因为这种自信和自负，使他产生了“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强烈愿望，“人生一瞬耳，所争乃千古”，（同上，第286页）足见其对千秋之名的期待。

然而现实又如何呢？张公曾有如是之叹“近世金石刻稀少，吾书虽工，世不求，无所讬已久，恐身死而迹灭”。因此他设想“吾将归于黄鹤楼下，选坚石良工，书而刻之，凿悬崖石壁，使中空如箧（小箱子），陷吾所书石其中，别用他石锢箧口，四周固不使隙也，千百世后，必有剖此石壁，得吾书者。”（同上，第556页）正如太史公所言“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传于后世之愿既生，必谋实施之途。李传棣的求文刻石之托，岂非天从人愿？立即得到应允，正乃水到渠成。更何况此时的张公刚逾花甲，正值精力旺盛之佳期，书法功力已臻炉火纯青之至境呢。

张公对此“刊之贞石，以垂无穷”之为，亦视之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谓重视之至，撰文用功不亚于“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之卢延让，数易其稿，终不合意，至光绪十一年《重修南宫县学记》尚未脱稿，此时代理县令李传棣却已离任。继任者山阴监生陆植陆培亭又与张公素无关联，在二人眼中无非一个名士，一个县令而已。陆植是否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气度和胸怀，张公不得而知。尽管如此，《重修南宫县学记》的创作却并未止停。至光绪十一年十月廿一日终成其稿，他随即抄示吴汝纶，并言辞恳切地说“弟懒慢无可比似，乃至终岁不作一文，一昨始撰得《南宫学记》一篇，寄呈阁下为是正。年老才竭，于此事已无能为役，请即加批，掷付送信人领下。此乃将勒石垂示后世之文，幸直言相告，万不得客气也。”（《张裕钊诗文集》第470页）张公明白，不论吴贤弟之学识还是官职，都堪可成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坚强依凭。

吴汝纶与张裕钊同为曾门弟子，且相知颇深、交谊甚厚，正如吴汝纶所言“吾与之岁相往来，日月相问讯，有疑则以问焉，有得则以告焉，见则面相质，别则以书，每如此。”（《吴汝纶全集》第一册第73页）其时正于冀州任知州。当时的冀州是直隶州，辖管南宫、枣强、新河、武邑、衡水五县。作为张公密友他深知自己有责任、也有能力帮助学兄实现这一梦想,他的知州职衔本身就是撬动南宫碑项目的最好杠杆。

张、吴之间一向知无不言，吴汝纶对张文进行了认真披阅，特别对南宫子的表述提出了修正意见。经张公酌修后，即告完稿，并于光绪十一年腊月廿九日即除夕前一天，再次致信吴汝纶恳请学弟“嘱任事者，督令工人精刻为要。敬祈足下更与新任陆公、绅董孙公言之是何”（《张裕钊诗文集》第470页）。随后，吴汝纶回信“《南宫学记》尚未上石，昨已传语陆公，严督刻手，务令精好。”（《吴汝纶全集》第三册第31页）至此终于打通了南宫碑项目通向成功的“最后一公里”。

第五位重要人物宋朝桢，其字曰弼臣。“肄业保定莲池书院，以文学为山长张廉卿、吴挚甫所知”之后“充书院提调”（民国版《南宫县志（卷十七）人物篇·名绩列传》）据邢赞亭《莲池书院忆旧》介绍，提调负责“综理院内一切事物”，张公及继任者吴汝纶皆将宋朝桢“倚如左右手”（《河北文史集粹·教育卷》），此间宋曾任长垣训导、束鹿教谕、直隶学政等职，后任职山东邹县、潍县、菏泽，于菏泽县令致仕。在莲池书院提调任中，宋朝桢就是山长张裕钊想法的忠实执行人。由于其“素长交际”（ 民国版《南宫县志（卷十七）人物篇·名绩列传》），再加之南宫地籍之利，因此在南宫碑项目实施过程中协调落实更为方便。尽管未见关于宋弼臣在南宫碑项目中所做工作的更多文字记载，但可以想象，若仅有决策而无幕后执行，会有切实的成果吗？这或许就是张公在于吴汝纶通信中特提“其碑已与李梅生及南宫绅士宋弼臣朝桢有约”的一个深层用意吧，一个“及”字透露了幕后的天机。

南宫碑工竣，使南宫之域有了一通中外瞩目的名碑，在此工程中，吴汝纶的督责推动之功、李传棣的策划首倡之功、宋朝桢的协调沟通之功，均当彪炳史册。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县令陆植成人之美且不争名利的品德，更应嘉赞（《重修南宫县学记》是陆植上任后成文的，但对陆植之功未述一词）。李传棣“葺而新之”了邑治之县学，陆植真正成就了南宫碑。正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才使一代硕儒宗师的功业更熠千古。

2014年1月22日完稿

2014年2月24日再修

（）

宗亲制度之姓氏制度与华夏的血脉繁衍

<<华夏的一些入门认识>>(二)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姓”这个字，它左边是一个“女”，右边是一个“生”，就是一个女人生小孩。当然，如果这样解释，没太大价值。其实这个表达出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姓”最初来源于母亲。下面慢慢给你讲:

在我们华夏族里，起初，并没有几个姓， 可能“姬和姜”要更早些，现在所说的上古八大姓，就是“姬、姜、好、嬴、妫、姒、妊、姞”，而象“姞”姓都是黄帝之后产生的。也许有人感到奇怪，这些姓都有“女”字旁，为什么，其实，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们代表了都来源于同一个祖母嘛。 这几个姓之间是通婚对象，过着“知母不知父”的生活。如果你好奇，你会发现，自这几个古姓后，就几乎很少出现过，带有“女”字旁的新姓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母系开始过渡到父系了。我们华夏历史上，从母系过渡到父系，应该是轩辕黄帝前后。轩辕黄帝出生于姬水，其实，就是出生于姬姓的母系部落里,那个部落旁边有一条河，当然就叫姬水了。炎帝出生于姜水，其实，就是出生于姜姓的母系部落里,那个部落旁边也有一条河，就叫姜水了。所以，最早的姓，专指女方的标志。炎帝和黄帝是同父的兄弟。之后，姓有所增加，如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为姬、酉、祁、己、滕、任、荀、葴、僖、姞、儇、依十二姓，其中有四人分属二姓。祝融之后，为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八姓，称祝融八姓。有了新姓后，后世子孙就以此为姓，就不能再延续原来那个宗姓，这个叫另立宗姓。

为什么要另立姓呢按照同姓不婚的原则，只有很少的姓的氏族通婚，也不方便啊。而且，同姓的人有一定代数隔离，还是可以通婚的，重新立个姓，就可以通婚了。比如，从姬姓中分出一部分，改姓滕，以后，姬姓就可以和滕姓通婚了。你看先秦以后，两个同姓是可以通婚的，不过还是要互相查看一下，有没有五六代内的血亲关系，如果有，那就结不成婚。就好象现在某人娶了他的表妹，一般来说，表妹都隔了足够的代数了，所以，结婚的也存在。先秦之前，我们的祖先其实也规定了多少代内同姓不婚，对我们的祖先当时所处的条件来说，操作起来也比较困难，所以，一般实施，都以异姓通婚为准。所以,这一切都是为了便于“生育儿女繁衍子孙”。

先秦之前，这个“新姓”的产生，可不是乱产生，不是你想取个姓就取个姓，这些姓都是天子赐封的，因为先秦之前的宗亲制度是相当严格的，自己另立姓根本就得不到华夏内部的承认，把你当外族人看待，' 立姓之礼 ' 只有天子才具有，这个就是赐姓。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九曰：“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 《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这都说出了“姓”的本义是“生”,就是“生育繁衍”。到东周春秋时可考的有姬、姒、子、风、嬴、己、任、祁、芊、曹、董、姜、偃、归、曼、熊、隗、漆、允等二十二姓，这些都是"天子赐姓"。总之，有了新"姓"代表你到外地开了新宗，比如中原迁徙到福建，在中原时候你叫"姬"姓，把你分封到福建某地，赐予你一个新姓，比如"王"，那你就在福建某地开始你"王姓"的新宗，这个福建某地就是你这个姓的发源地。

那么，先秦之前，华夏人是怎么称呼自己的名字呢？是不是，你姓“姜”，你就对别人说我是“姜某某”呢？不是这样的，古书也不会这样记载，你说的你是“姜某某”，那是先秦之后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因为先秦时期，女子 “称姓不称氏”，且称姓时要放在名字之后。而氏仅仅男子使用，男子“称氏不称姓”，并且称氏时要放在名字之前，这个习惯可能是祖母社会遗留下来的，因为汉人的“姓”最早起源于母系部落，象黄帝姬姓，就是来源于其母。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原因，与同姓不婚有关，就是求婚的是男子一方，男子要根据女方提供的姓，来判断是不是和自己同姓，同姓则不能求婚啊，所以，女子的' 姓 '，是男方很关心的。而男子称氏，主要是向女方表明自己来自哪个家族。所以，才有“男子称氏不称姓，女子称姓不称氏”的说法。

关于男子的称呼，举例来说:

你看“吕不韦”，“吕”其实是他的家族的“氏”称，也就是“吕氏家族”，他不姓“吕”，他姓姜，他的门客们写的《吕氏春秋》，可以看出了吧，以他家族的名义写的。先秦之后，其子孙以其氏“吕”为姓，所以，后来的“吕姓”，就来源于先秦的吕氏家族。

还有“管仲”，他不姓“管”，他姓“姬”，他叫“管氏”，代表了他所在的“管氏”家族，“管氏”家族的后代，以其“氏”为姓，就是现在的“姓管”的人。

另外，现在的人都把秦始皇叫“嬴政”，其实是开玩笑，的确秦始皇姓“嬴”，但是，他是赵氏，名政，在那个时候，应该叫“赵政”，他的家族叫“赵氏家族”，所以，你看现在“赵”姓的人就是以“氏”为姓，其宗祖就是姓“嬴”。“赵氏家族”在商王朝的时候，就是放马的，到西周时候，专门给周王室放马，并在西边圈了很大一片地，作为牧马场，家族地位虽然不高，但全国的很多马都出自他那里，因为周王室的出了一点事情，让犬戎给打过来了，赵氏家族就几乎都去打犬戎了，而且周王室在赵氏家族的护送下，从秦川迁到了洛阳，后来,肥沃的秦川都由赵氏来经营，秦始皇家族就从这里开始发家。

还有现在所说的"姜尚"，姓姜，名望，吕氏，字子牙，在先秦之前，可不是称呼其"姜尚"，应该称"吕望"，属于吕氏家族，吕不韦是吕望的家族后裔。

"孔子"，其实不姓孔，应该是姓"子"(也有说姓“姬”或“妫”)，孔氏，名丘，字仲尼，代表了当时的"孔氏家族"，今天的"孔姓"是其后人。

屈原，姓芈，屈氏，名平，字原，又自名正则，字灵均，代表当时的"屈氏家族"，当时"屈氏家族"的高祖是华夏五帝之"颛顼"，屈氏家族出自上古的颛顼所在的"高阳氏"家族，屈原的父亲是"伯庸"。因为《离骚》有"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其后有"屈"姓。

禹，姒姓，来自夏后氏家族，名文命，字高密，号禹，后世尊称大禹，大就是伟大的意思，表示他治水功劳很大。

而关于先秦"女子称姓不称氏"的例子，如商王妃"妇好"， 这个"好"是表示她的姓，而这个"妇"是她的一个称谓，所以，我们要倒过来读，"妇好"的解读就是:姓'好'，称谓'妇'。晋文公重耳的夫人“齐姜”，‘姜’就是她姓姜，‘齐’是表示她是齐国女子，齐君的宗女。

其实，到西周春秋的时候，可考证的姓，仅仅只有二十二姓。 怎么后来一下子就发展到那么多姓呢，你看到宋代时候，那个《百家姓》里都收录了五百多个姓。 这个是因为先秦以后，华夏文明，西周完善的宗亲制度受到了影响，过去，只有天子才有立姓之礼，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姓氏不分，概念混在一起，就把氏当姓，把姓当氏，虽然后世天子也可以赐姓，但是，已经没那么严格了。你看《史记》记载项羽“项氏世世为楚将，封於项，故姓项氏”，就是项羽的祖先被封在一个叫“项”的地方，所以，他的家族氏号就为“项”，项羽家族是武将世家，不然他怎么会继承他家族彪悍的体质-力拔山兮气盖世呢，后世“项”姓人家发源于项氏家族；记载秦始皇“名为政，姓赵氏”；记载刘邦“姓刘氏，字季。”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出现姓氏连贯在一起的习惯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突出家族代号，比如“刘家”的称呼，逐渐变成了“刘姓”的称呼，你看那个“刘备”，按照后来的标准，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姓刘”的一个人，但是在当时，“刘氏”，“刘家”的概念还没有完全过渡到“刘姓”，虽然他是个平民，但他也以出自“刘氏家族”举匡扶汉室的大旗，因为“刘氏”是汉室宗亲啊，刘备当然也就是汉室宗亲，不然怎么会被当时认同呢。最鼎盛的东汉，我们汉人的总人口就三千到四千万左右而已，不象现在一个姓的人数有达上亿。三国时期发生内战，这个是我们祖先的重大失误之一，那时候的各大家族损耗不小，我们汉人的一流二流三流武将文臣基本都消耗光了，总人口打来还剩几十万，所有胡人总人口超过了汉人，结果就发生了五胡乱华，中原无力坚守，都被胡人占去了，最后，汉人不得不衣冠南渡，还剩下两晋半壁江山以及四流五流不入流的武将文臣，维持了几百年。先秦的姓当然没那么多，但氏有那么多嘛，所以，先秦后的姓一下子就变多了。现在讲“陈姓”和“陈氏”，都搞成一样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把“姓氏”连贯起来称呼。要是在过去，“姓”就是“姓”，“氏”就是“氏”，象管仲，姬姓管氏，他的一些后人就把"管"从氏变成了姓。其实,我们华夏的“先秦二十二古姓”，在今天，只有很少的姓能看到存在，很多姓都没有继承了。

既然，现在已经姓和氏不分，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区别了呢？还是有区别的，“氏”和“姓”的分工，还是不一样，只是其称呼自先秦以后， 不那么讲究了。比如"张氏"和"张姓"就不一样。 "张氏"，代表某一个"张姓"的小家族。"张姓"代表所有姓"张"的大宗族或大家族。比如你看那"张氏米店"等等，其实就是"张家米店"，就是一个"姓张"的人家，开的一个米店。"张氏族谱"其实是指一个小家族的族谱，并不是宗姓谱。观察其区别，就是张姓代表宗姓，张氏代表家族，意味着:张姓包含了很多张氏的家族。

说了那么多， 我们来举个如果全面认识“姓氏名”的实际例子，比如你迁徙到“青水”(假如的话)，那么你可能的氏族号或家族号，就是“青氏”，这个根据你来定。而“名”就是指你所在氏族或家族内部个人身份区别称呼，那就是“桃"，还有字，比如字“玄”，《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十五笄而字”。整个下来，对你的表达就是“青氏，刘姓，名桃，字玄”，在先秦之前，男子称氏不称姓的时候，那么，你就称呼自己为“青桃”，别人也这么称呼你。先秦之后，姓氏名称不分，那么你就叫“刘桃”，这个时候，就不会单独去弄个叫“青”的氏族名，直接就是刘氏。如果有辈分字，比如是“家”字辈，那就叫“刘家桃”。后来，还盛行“号”，就是美称尊称，比如自号“广莲居士”，还有岳飞谥号“武穆王”等等。

这里顺便说说"辈分字"，应该后来才盛行的，主要用于一个家族内部辈分排列，从中看出辈分高，还是辈分低,处于哪个辈分，所以，辈分字用于区分辈分。为什么需要辈分字呢？因为一个小家庭，几口人，很容易区分出辈分，但是，一个家族大了过后，要区分辈分，是非常非常难的，记不住那么多啊，这样就要借助辈分字，从辈分字中区分出辈分大小。这个是我们华夏宗亲制度的范围。各个家族的辈分字都不太一样。但有的家族的人迁居出去了，成立新家族，也可能会继续使用原来那套辈分字排列，以后两地的人一起对照一下辈分字，就知道辈分大小，也可以看出两地家族迁居渊源关系。

比 如:湖北省孝感县祝站镇下新乡岗上湾一带李氏，32字次序字辈如下: “ 方正端凝 启延宗庆 统承宏绪 基贤继盛 显扬先业 邦家之光 文章炳耀 永世其昌”。

江西建昌(今南城)李姓一支派字为：“略德宝弼，岑林松荣，义乾朝集，千端可夫，亭文本处，如吉士春，韶淑近日，开正大光，明显忠厚，传家鸿儒。”

湖南临澧《张氏族谱》一支辈分派字为：“宏开锦运，家邦昌明，远辉先业，丕振贤升，元良登久，福泽龙兴。”

《韶山毛氏族谱》辈分派字为：“立显荣朝土，文方运际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孝友传家本，忠良振国光，起元敦圣学，风雅列名章。”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辈分"的概念，实际是宗亲制度的一部分，教化族民，传承了几千年。当我们的宗亲制度很完善，辈分表达都很完善的时候，其它民族或部落还处于野人状态，无伦序的状态，至今，很多民族还没有比较完善的辈分制度，有,则多是学华夏而成。

下面是常见的辈分参考，这个是必须要知道的，各地以及各个时代叫法有点点区别，但是意义是一样的。

1、祖辈

祖辈的亲属，按宗亲的范围，是从高祖开始。高祖以上的直系祖先则称为远祖、先祖、先人、鼻祖（鼻，始的意思）。

（1）祖：广义是指所有父辈以上的男性先辈，狭义则是指祖父。

（2）祖父：在过去，“公”、“太公”、“翁”也可用来称呼祖父；如今对祖父最常见的称呼是“爷爷”。

（3）祖母：祖母之称古今通用。

（4）婆：是对成年妇女的很普遍的称呼，也可以用来称祖母。

（5）奶奶：是今天对祖母的普遍称呼，使用较晚。作为称谓，“奶”最早是作为乳母之称，以后又用以称母亲，又作为对以婚妇女的较广义的称呼。

（6）堂祖父、从祖父、伯公、伯祖、伯翁、叔公、叔祖、叔翁等：这些是对祖父的兄弟的称谓。

（7）堂祖母、从祖母、伯婆、伯祖母、叔婆、叔祖母等：这些是对祖父兄弟妻子的称谓。

2、曾祖辈

（1）曾祖：即祖父之父。过去还有“太翁”、“曾翁”、“曾大父”、“大王父”、“王大父”、“太公”、“曾太公”等称呼，比较特殊的是称“曾门”。

（2）曾祖母：指曾祖之妻，还可以称为“太婆”、“曾祖王母”、“太奶”，其中较常见的为“太婆”。

3、高祖辈

（1）高祖：即曾祖之父，多称为高祖父。但需注意的是，过去对高祖之上的历代远祖也可称为高祖。

（2）高祖母：指高祖之妻。

4、父母

（1）父母：父母是亲属中最重要的亲属，除“父母”、“双亲”、“二老”、“爹娘”等古今通用的合称外还有“高堂”、“严君”、“尊亲”、“严亲”、“两亲”、“亲闱”等。

（2）父、父亲：是对父亲古今习见的称呼，还可以称父亲为“公”、“翁”、“尊”、“大人”、“严君”、“爷”、“爹”、“爸”、“老子”等。

（3）尊：常见的敬称用语，称自己的父亲可称“家尊”，称对方的父亲则称“令尊”。

（4）爷：对成年男子较广义的称呼，宋代开始用作对祖父之称，魏晋就用作对父亲之称，或写作“耶”。

（5）母：是对母亲最常见的称呼。过去又用作对成年妇女或老年妇女的泛称。其中较重要的有：“婆”、“娘”、“娘娘”、“姥”、“大人”、“妈”、“慈”、“家家”和“姊姊”等。

（6）继母:如果自己的母亲去世、离异，则称续娶之妻为继母、继亲、后母、假母、续母。

（7）出母:如果自己的母亲离家之后还能相见，则称为出母。

（8）生母：自己的生身母亲为“生母”或 “本生母”。

（11）姨: “姨”、“姨姨”、“阿姨”。

( 12 )义父：指是在自己的父亲之外再拜认某人为父。

( 13 )义母：指是在自己的母亲之外再拜认某人为母。

5、与父亲相关的亲属

（1）诸父、诸母：是对父亲的兄弟及其妻室的统称。

（2）世父：对父亲的兄弟的称谓，现在更多的场合是称“伯父”、“叔父”

或简称“伯”、“叔”。

（3）伯母、叔母：是对父亲的兄弟的妻室的称呼。

（4）从父：对父亲的叔伯兄弟可统称“从父”，又可分别称为“从伯”、“从叔”。

（5）姑：对父亲的姊妹可称为“姑”，又可以称为“诸姑”、“姑姊”、“姑妹”，对已婚者一般都称为“姑母”、“姑妈”。

（6）姑父：对姑母的丈夫，既可称为“姑父”、“姑丈”，又可以称为“姑婿”、“姑夫”。

（7）表兄弟：对姑母的子的称谓。

（8）表姊妹：对姑母的女的称谓。

6、与母亲相关的亲属

（1）外祖父：对母亲的父亲，称其为“外祖父”（与今同），又可称为“外翁”、“外大人”、“家公”、“老爷”等。

（2）外祖母：对母亲的母亲，称为“外祖母”、“外婆”（与今同），又称为“姥姥”、“老老”等。

（3）舅：对母亲的兄弟，古今均称“舅”，在不同场合，可加上一些修饰或补充性文字，如：“舅氏”、“舅父”、“嫡舅”、“元舅”、“堂舅”等。

（4）舅母：对舅父之妻的称谓。

（5）姨母：对母亲姊妹的称呼，先秦时称为“从母”，秦汉以来则称为“姨母”，或称为“姨娘”、“姨婆”、“姨妈”等。

（6）姨父：对姨母之夫称为“姨夫”或“姨父”。姨母之子女也称“表兄弟”、“表姊妹”。

（无论是舅父之女、姨母之女，还是姑母之女，都可以以“表兄弟”、“表姊妹”相称，统称为“诸表”。）

8、夫妻

（1）夫：或作“丈夫”，本是对成年男子的美称，但又用作夫妻之夫。除此，还可以用“良人” 、“郎”、“丈人”、“君”、“老公”、“官人”、“汉子”等称呼丈夫。

（2）妻、妻子：对妻的最主要的称呼。在妻之前加上各种附加成分，还有“贤妻”、“良妻”、“仁妻”、“令妻”等。除此，还可用“妇”、“室”、“君”、“夫人”、“娘子”、“浑家”、“内”、“老婆”、“婆娘”、“太太”等来称呼。

9、与丈夫相关亲属

（1）公：也称公公，对丈夫之父，古称为“舅”，也称为“公”、“公公 ”。这些称呼正是今天称丈夫之父为“公”、“公公”、“老人公”的前身。

（2）婆：也称婆婆，对丈夫之母，古称为“姑”以及由“姑”派生出的“君姑”、“严姑”、“慈姑”、“阿姑”等。后又称“婆”、“婆婆”。

（3）舅姑、姑舅：是早期对丈夫父母的合称。近者称“公婆”。此外还有一个常见的称呼是“姑章”，或作“姑嫜”。

（4）伯叔：对丈夫的兄弟的称谓，与近代所称的“大伯”、“小叔”是一致的。

（5）小姑：对丈夫妹妹的称谓。

10、与妻子相关亲属

（1）岳丈：是对于妻子之父的称呼，以前还有“泰山”、“冰翁” 外舅” “外父”、“妻父”等代称。

（2）岳母：对妻子之母的称谓，或称为“丈母”。

（3）姑、外姑：早期用来对妻子之母的称呼。

（4）舅舅：对妻子兄弟的称呼，或称为“舅”、“舅爷”、“舅子”等，还称为“内兄”、“内弟”、“妻兄”、“妻弟”等。

（5）姨：对妻子的姊妹的称呼，或称“大姨”、“小姨”，也称为“妻妹”、“内妹”。

11、兄弟及与其相关亲属

（1）兄：又称为“昆”。今天则可用“哥”来称呼兄长。有兄弟数人的情况下，称呼中必须表示出排行，或以数字为排行，或用伯、仲、叔、季这些排行常用语等。（“哥”，古代是用得十分广泛的称呼，可以称父、称兄、称弟、称子。）

（2）嫂：对兄的妻子的称谓，或称“嫂嫂”。

（3）弟：是对与兄相对者的称呼。

（4）弟媳：对弟的妻子的称谓，或称“弟妹”。

（5）侄：对兄弟的子女最常见的称呼。

12、姊妹及与其相关亲属

（1）女兄、女弟：古代对姊妹的称谓，或直接称姊妹为兄弟。“姊”又称“姐”，与姊相对者称为“妹”。

（2）姊夫、妹夫：对姊妹的丈夫的称呼，也可称为“姊婿”、“妹婿”。

（3）甥：对姊妹之子最普遍的称呼，还称为“外甥”、“甥女”、“外甥女”。

13、子女及与其相关亲属

（1）子：在古代是一个使用范围较广的称呼，秦汉以后主要用作儿子之称。

（2）女：对女儿的主要称呼。

（3）义子、义女：指不是自己生育的，而是收养的子女，又称“养子”、“养女”。

（4）媳妇：对儿子之妻的称呼。最初只称为“妇”，后因儿子又称为“息”，所以子之妻又称为“息妇”，或写作“媳妇”。

（5）婿：对女儿丈夫的称呼，或称为“女婿”、“子婿”、“郎婿”、“快婿”等。

女婿到了岳丈家，除了岳父、岳母可以称“贤婿”之类，岳家一般人都尊称其为“姑爷”、“姑老爷”。

（6）孙：对儿子的子女的称呼，或称“孙息”、“孙枝”。“孙”又分为“孙儿”、“孙女”，“孙女”又称为“女孙”。

（7）外孙：对女儿的子女的称呼。女姓还可称为“外孙女”。

1清初诗歌

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大学者，他们的思想和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正如龚自珍所说“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这三位学者也是名诗人。

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字宁人，因是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人们习惯称他亭林先生。他在明末曾参加抗清起义，失败后拒绝与清朝统治者合作，专事游历各地，进行学术研究。下面这首五言古诗《精卫》表述了他的爱国之心: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

鹊来燕去自成窠。

前四句是向精卫鸟设问:天下不平事很多，你为什么要填海不止徒然自苦呢接下的四句是诗人借精卫之口言志:说自己也是填海的精卫，并且死而无怨。最后两句是借鹊、燕讽刺那些卖国求荣、卖身求荣的人，嘲笑他们忘却民族利益只去营造自己的安乐窝。

黄宗羲(公元1610—1695年)，字太冲，号黎州，浙江余姚人。他也曾参加抗清斗争，明亡后拒绝为满清做官，潜心著述，终成大家。他的《卧病旬日未已，闲书所感》表明了明亡后他的痛苦心情:

此地那堪再度年此身惭愧在灯前。

梦中失哭儿呼我，天末招魂鸟降筵。

好友多从忠节传，人情不尽绝交篇。

于今屈指几回死，未死犹然被病眠。

作者认为在明亡后的中国不好再生活下去了，为自己没能为国捐躯而感到惭愧。梦中失声痛哭被儿子唤醒；为亡友招魂时有飞鸟落到祭筵上，想象那可能是友人的灵魂化成的。许多死去的至交都可以入《忠节传》中，可是卖国投降的朋友也不少，给他们写绝交书都写不胜写(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之典)。屈指算来自己经历过多次死去的危险，如今勉强活着又被病魔缠住，承受着精神和肉体双重的痛苦。他的许多诗作都充满着这样的爱国精神。

钱谦益本是明末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尚书，但他没有经受住生死考验，投降了清朝，晚节不忠，被人诟病。他学问渊博，诗风老辣，影响很大。他注释的杜诗至今仍是研究杜甫的重要参考书。

吴伟业(公元1609—1672年)，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他也是横跨明清两代的人。他的诗内容宽泛，成就很高，诗名很大。他的名诗较多，其中最著名的还是讽刺吴三桂卖国行径的七言歌行《圆圆曲》。诗一开头就直接进入主题: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

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鼎湖”代指死去的皇帝(相传黄帝铸鼎于荆山，鼎成后乘龙升天，于是就把其处称为鼎湖)，这里指崇祯皇帝朱由检在李自成进北京时自杀于煤山事。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打败李自成收复北京，并进而向西进军。他的全部军队都为崇祯穿上白色孝服。据说吴三桂本来是准备归顺李自成的，后听说其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一说是刘宗敏)掠去，一怒之下改变主意投靠满清，并引清兵入关攻李自成。“红颜流落非吾恋”是拟吴三桂的口气，说失去一个女人我并不在意，主要是逆贼李自成太荒*腐败了。这是用反话讥刺吴三桂。吴三桂迅速扫平李自成起义军并占领其根据地(黄巾是汉末农民起义军，黑山是汉末农民军根据地，在此代指李自成)。祭奠完崇祯和其父吴襄后再和陈圆圆见面(吴三桂全家38口人全被李自成杀死。陈圆圆暂时下落不明，不是吴三桂不想见)。接下去大段诗叙述吴三桂娶陈圆圆的经过。陈圆圆原是苏州一个采莲女，后来成为名妓，还入宫当过宫女。从宫里出来成为贵戚家的歌妓，又被贵戚(崇祯帝田贵妃之父田弘遇)送给吴三桂。打败李自成后，吴三桂找到陈圆圆，举行了盛大的迎接仪式。以后陈圆圆伴随吴三桂远征云南，直到吴三桂称王称帝，享尽荣华富贵。诗中说: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妻妾之类的事本不该和国家兴亡的事搅到一起，可是吴三桂这位“英雄”偏把美人摆到第一位，不惜让自己全家人被杀，使一个女人的名字留在历史上。这几句诗可谓讽刺入骨了。诗的最后借用吴王夫差沉缅酒色导致国破家亡的例子比喻吴三桂，讥刺他空做一场美梦，留下千古臭名。这首诗的内容也许不尽与史实相符，但诗是可以这样作的。吴三桂先是背叛国家，后又背叛清朝，是千古罪人，应该受到唾骂。

继吴伟业之后最著名的诗人是王士祯。王士祯(公元1634一1711年)，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官至刑部尚书。他的诗追求一种清新淡雅的风格，其七言绝句作得尤其好。我们看他一首《初春济南作》:

山郡逢春复乍晴，陂〔bēi杯〕塘分出几泉清。

郭边万户皆临水，雪后千峰半入城。

这是描写泉城济南的春色。陂塘即池塘。春天阴晴多变，此时突然放晴，阳光下的池塘里流出一股股清凉的泉水。济南素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之称。春雪过后城南千佛山的山影映入城中，无处不赏心悦目。再读他《真州绝句》之一首: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

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真州即今江苏仪征。江岸住的多是渔民，到处点缀着疏疏的柳树和池塘。傍晚风平浪静，在深秋的红树林中热热闹闹地在买卖鲈鱼。这是渔米乡的景致，描绘得简洁利落，宁静中带出活气。王士祯还是一位诗歌理论家，他推崇唐诗，强调诗要清新明丽，语言含蓄，要有神韵。这就是有名的“神韵说”，有相当影响。

清初诗人还有号称“南施北宋”的施闰章和宋琬，又有查慎行、赵执信等，他们虽不是当时的第一流诗人，可也相当著名。

2清中叶诗歌

清中叶(乾隆、嘉庆时代)是清王朝稳定发展的时期，学术上形成“乾嘉学派”，在考订、整理古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伟大的小说《红楼梦》。诗歌创作也有不小的成绩，是诗人辈出的时代。

这里应该提一笔乾隆皇帝，因为他喜欢到处题诗，所谓“乾隆遗风”大家都熟悉。他曾说“平生结习最于诗”，最推崇杜甫，是个热烈的诗歌爱好者。晚年自称平生赋诗四万多首，仅就数量说，他可能是中国“第一”诗人。他的许多诗摆皇帝架子，无甚特色，因此文学史上从没有人提到他。其实，他有一部分诗是写得挺不错的。我们从他的《过蒙古诸部落》中选几首读一下。其一:

识路牛羊不用牵，下来群饮碧溪边。

儿童骑马寻亡牯，只在东沟西谷边。

这是一幅黄昏牧归图，熟悉牧区生活的人都知道儿童骑马寻牛是常事，并且凭经验总能把牛找回来。其二:

小儿五岁会骑驼，乳饼为粮乐则那。

忽落轻莎翻得意，揶揄学父舞天魔。

小儿骑骆驼，嘴里吃着乳饼，高兴得不得了。有时偶而掉下来落在软草上，他就势顽皮地学着父亲跳起天魔舞(蒙古舞名)来。写得活泼可爱，恰似一幅牧民风俗画。其三:

猎罢归来父子围，露沾秋草鹿初肥。

折杨共炙倾浑脱，醉趁孤鸿马上飞。

猎罢归来，升起篝火烤鲜肥的鹿肉，拿出皮制酒囊(浑脱)尽情一醉，然后翻身上马追逐孤鸿飞驰而去。这就把勇壮剽悍的蒙古民族性格和其特有的生活方式活画出来了。诗中散发出浓郁的草原气息，这是那些文弱书生写不出来的。

沈德潜(公元1673—1769年)是乾隆年间影响较大的诗人。他字确士，号归愚，苏州人。他主张写古诗要以汉魏为准，写近体诗要以唐诗为准。他倡导“格调说”，即诗的内容要“温柔敦厚”，作诗要讲求格律、声调。按他的标准，他曾编选过《古诗源》、《唐诗别裁》等几部书，直到今天仍在印行。他在朝做官时和乾隆皇帝关系密切，是诗友。退休后，乾隆路过苏州时还召见过他。沈德潜有些小诗写得很新巧，如《过许州》:

到处陂塘决决流，垂杨百里罨〔yǎn掩〕平畴。

行人便觉须眉绿，一路蝉声过许州。

许州即今河南许昌。这样的夏景常见:池塘里流着清水(决决，流水声)，垂柳罨覆着平野。到处一片翠绿，满眼都是生机，使人觉得仿佛胡须眉毛都被染绿了，一路蝉声伴你走过许州。这下联想象新奇，不落陈套，令人觉得新鲜而又贴切。他的五绝《晚晴》也颇有新意:

云开逗夕阳，水落穿浅土。

时见叱牛翁，一犁带残雨。

乌云拉开空隙透出夕阳，仍有稀稀落落的雨点落在地上，可见是一场小雨。老农仍在喝牛耕田，犁铧上仍带着残留的雨滴。这一首也是下联写得形象。沈德潜影响大的是他的诗说和他编的历代诗别裁集，自己没有特别有名的诗传世。

提起郑板桥几乎人人皆知，他以绘画和书法闻名于世，其实他还是一名诗人。他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从不标榜什么派别，写诗从不装模作样，有话就说，直抒胸臆，憎爱分明，人们很爱读。我们先读他一首题画诗: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这是他在山东潍县做知县时题在一幅画上的诗。他出身贫苦，做官不忘民间疾苦，也是难能可贵的。他的另一首《题竹石画》诗也被人们喜爱: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这是用劲竹顽强的生命力比喻人的顽强精神，既是勉励世人，也是勉励自己。他曾自称“不仙不佛不圣贤，笔墨之外有主张”。他的画怪，字怪，诗也别具一格，怪得可爱。

袁枚、蒋士铨、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其中袁枚知名度最高。袁枚(公元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年轻时中过进士，入过翰林，当过县令，33岁便辞官归家，终其一生都以诗文自娱，是个典型的文人。在沈德潜提倡格调说的同时，袁枚提倡“性灵说”。所谓性灵，就是真性情，真感受，或者说是“赤子之心”。他反对模仿，认为模仿的作品虚假，只有真实才有生命。他曾说:“蛟龙生气尽，不如鼠横行。”这些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只是他没有认识到丰富的生活阅历的重要，使他的理论瘸了一条腿。他的七古《独秀峰》写得很有意味:

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

桂林山水奇八九，独秀峰尤冠其首。

三百六级登其巅，一城烟水来眼前。

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焉

前六句描摹独秀峰的孤立状态，平淡无奇，突然笔锋一转由山峰说到做人:为人正直有时可能会被孤立，这也同独秀峰一样，有独秀之美，不必为此烦恼。由于有这最后两句全诗就耐人寻味了。再看他的《马嵬》诗之一首: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人们读过白居易的《长恨歌》之后，都为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生离死别叹惋不止。袁枚认为社会上像杜甫《石壕吏》所写的那种家破人亡的悲剧无时无地不有，那要比李、杨的悲剧凄惨得多。这个翻案文章作得多好!诗人和一般人唱反调，一细想，这个反调唱得有理，启人深思。袁枚的生活内容就是写诗作文，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

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他作诗态度极为认真，到了老年仍像年轻女孩梳妆打扮一样，自己未修改满意之前从不示人。这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有人吹嘘自己写诗作文文不加点一稿成，表示自己文思敏捷，读了袁枚这首诗应该感到惭愧。袁枚诗佳作不少，但没有历史上一流诗人那类大作，这是为什么他说:“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所谓“灵犀”，就是他说的“性灵”，或者说是灵感，这他不缺乏；但他缺乏生活——广阔的社会生活，因而写不出大作。他写的《随园诗话》有许多很好的见解，至今广为流传，相比之下他的诗作就逊色了。

和袁枚同时又有翁方纲提出新理论——“肌理说”。他所说的“肌理”，就是道理和文辞，也就是学问。这种主张导致后来形式主义诗风的发展。

比袁枚略晚些出现一位著名诗人黄景仁(公元1749—1783年)。他字仲则，江苏武进人。家贫好学，怀才不遇，35岁便死去了。他的好些诗在其生前就广被传诵。如《癸巳除夕偶成》一诗至今仍常被人们引用: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漏，是古代的计时器。除夕之夜，在千家万户欢声笑语中时间慢慢逝去。诗人孤独寂寞地一人站在市桥之上，仰望星空陷入沉思。他感到可见的现实之外，似乎酝酿着某种危机正在暗暗向社会袭来，而沉浸在节日欢乐中的人们尚未觉察。这首诗作于1773年，当时正是所谓“乾隆盛世”，过了这个“盛世”，清王朝就急剧走下坡路了。作者不是未卜先知，而是居安思危，这正是我们文化传统中可贵的“忧患意识”。

3晚清诗歌

果然如黄景仁预感的，巨大的忧患降临到中国，从鸦片战争始中国陷入内忧外患之中。也正是在此时出现了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龚自珍。

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字璱〔sè瑟〕人，号定盦〔ān安〕，浙江杭州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他就看清了官僚政治的腐朽，预感到危机的来临，呼吁进行社会改革，写了许多抨击现实的著作，诗歌也是他批判现实的武器。他的《咏史》一诗向来被人称道: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牢盆”是煮盐的器具。牢盆狎客指盐商即有钱人。“团扇”代指美人。团扇才人即专门吟咏*辞艳赋的无聊文人。田横是秦末起义英雄之一，刘邦统一中国后他以自杀拒绝降汉，其500名部下也随他悲壮自杀。这首诗以悲愤的心情谴责社会的堕落。东南地方的人们整日过着奢侈*靡的生活，上层社会的人们只知争名夺利勾心斗角。有钱人操纵社会，帮闲文人洋洋得意。人们谈起“文字狱”都吓得半死，不敢说真话；有人写书著文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最后作者愤激地指问:像田横及其部下那一类刚勇猛烈的中国人都哪里去了难道都爬上官位享受荣华富贵去了吗作者忧愤之情难以自抑，诗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和龚自珍齐名的魏源也是一位思想家和诗人，其忧国爱民的诗作同龚自珍近似。鸦片战争中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有许多好诗传世。

鸦片战争之际，出现过许多爱国诗篇，如诗人张维屏的长诗《三元里》就写得有声有色，表现了鲜明的爱憎，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

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

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

乡分远近旗斑斓，什队百队沿溪山。

真把乡民的义勇精神和壮大的气势活画出来了。接下来写英军的狼狈状态:

众夷相视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

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

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

岂特火器无所施，夷足不惯行滑泥。

下者田塍〔chéng承〕苦踯躅，高者冈阜愁颠挤。

老天也来帮忙下起大雨，火药淋湿，枪炮失灵，英军死伤惨重，眼看就要被全歼。可是腐朽无能的清政府阻止三元里民众进击，网开一面，使残余的英军得以逃遁，这使诗人无比愤慨。优秀诗人替人民说了话。

到19世纪后期，清王朝内外交困，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随着救亡运动的展开与发展，梁启超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语)，也即以旧形式表达新思想，应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也就在这时出现了杰出诗人黄遵宪。

黄遵宪(公元1848—1905年)，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他是一名职业外交家，在东西各国居住多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他一直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并且是清末维新运动中的一员。他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就是主张写亲身经历，亲身感受，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去当古人的奴隶。他经历多，“百年过半洲游四”，到过四大洲，见识深广，思想解放，所以他的诗内容开阔，手法灵活，真正实现了他“我手写我口”的主张。时移世易，人的思想也要随着世事的变化而进步，他的《感怀》诗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

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嘴。

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

上言三代隆，下言百世俟。

中言今日乱，痛哭继流涕。

摹写车战图，胼胝〔piánzhī骈枝〕过百 纸。

手持井田谱，画地期一试。

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

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

识古贵知今，通情贵阅世。

卓哉千古贤，独能救时弊。

贾生《治安策》，江统《徙戎议》。

当世的儒生们迂腐、固执、僵化、无知，他们诵读古书仅是武装嘴巴，装点门面。他们动辄说古代如何如何，指手划脚高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开口就是夏商周三代，说百代以下只要效法三代就好了。说到今天的乱世，他们只会痛哭流涕。继而大讲古代车战的经验，累死累活写出长长论文；或者研究古代的井田制，并要拿到今天实行。诗人说，古人并不是存心骗我们，只是今天和古代已完全不同，古人那套东西怎能用于今天儒生们对当今世界懵〔měng猛〕然无知，就没有资格评论当前世务。认识历史是为了认识今天，要了解今天更重要的是去观察世界。历史上的卓越人才都是能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的，像汉代的贾谊写《治安策》、晋代的江统写《徙戎议》那样。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不算稀奇，但说在一百多年前，那是须有相当见识的。在他的《人境庐诗草》中，诗人还介绍了许多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知识，讲到许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事物，开阔了当时人们的眼界。

和黄遵宪同时的一些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也都有许多好诗留世；而当时以复古为趋向的“同光体”诗人却没有什么传世之作。

19、20世纪之交，旨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许多革命志士如章太炎、秋瑾、邹容、陈天华等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们的铮铮作响的诗句将与他们的英名一样永远垂示后人。下面是秋瑾的一首《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她忧心如炽，奔走救国，这种感情宣泄出来就成为动人的好诗，读过之后一位爱国女英雄的形象就矗立在我们眼前。

邹容在1901年东渡日本之前也曾写诗言志: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他写过著名的《革命军》一书，号召人们参加革命斗争，并把自己19岁的年轻生命献给了革命。

以柳亚子等人为首，以同盟会员为主体的“南社”是一个著名的诗歌团体，其宗旨很明确，就是要以诗歌为武器参加推翻满清的革命斗争，留下了许多优秀诗作。如南社重要成员苏曼殊的《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前一首以战国末年反对秦始皇称帝逃隐海上的鲁仲连自比，表示抗清决心；后一首用《易经》“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意思比喻清末战乱，对许多荆轲一样的猛士为民族解放捐躯表示悼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