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注的内容 古书注解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说包罗万象。从释词注音到点明章旨，从说明典故出处到考辨名物制度，从分析句读到提示语法，凡是注释者认为有可能产生阅读障碍或理解困难的地方，无不进行注释或疏解。概括地讲，大致有以下内容： （一）解释词义 词义是理解语意的基础。因此，古人注释古书一般都是从注解词义开始的，解释词义也就成了古书注解的基础工作。古书的旧注对词义的解释与字典辞书的解词释义不同，它对词义的解释必须结合具体的上下文，它所解释的是词在某个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即词的具体义或临时义。古书旧注的释词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释词，二是在串讲句意中释词。另外，古注在解释词义时，还注意辨析同义词之间的差异。 1、直接释词 就是直接拿出原文中的词语进行解释。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的毛传：“泚(zǐ)，鲜明貌；沵(nǐ)沵，盛貌。”郑笺：“鲜，善也。”都是直接释词。有时，古注中对同一字词有不同的解释，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对“殄(tiǎn)”字的解释就有两种：毛传：“殄，绝也。”郑笺：“殄当作腆(tiǎn)，腆，善也。”这就需要我们根据情况决定取舍。 2、串讲中释词 有时古注并不对某词直接注释意义，而是在串讲句意中注释词义。例如《诗经·鄘风·相鼠》“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中的“仪”字，毛传并没有单独拿出来注释，而是在串讲句意中解释“无礼义者虽居尊位犹为暗昧之行”。“仪”解释为“礼仪”。 3．辨析同义词 古注在注释单词时，还注意同义词的辨析。例如 《诗经·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孔疏：“直言曰言谓一人自言，答难曰语谓二人相对。对文故别耳，散则言语通也。 4．注释虚词 古注主要是注释实词，有时也注释虚词。例如 《墨子·鲁问》：“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孙诒让注：“焉犹于是也。”就是对虚词“焉”的注释。 （二）古书的注解，常常在解释词义以外，还要串讲一下文句的大意。 文意赖词义而显，词义在文意串讲中而明，二者互为补充。例如《诗经·邶风·新台》毛传：“水所以洁污垢，反于河上而为*昏之行。”郑笺：“伋之妻齐女来嫁于卫，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谓伋(jí)也，反得籧篨不善，谓宣公也。籧(qú)篨(chú)，口柔，常观人颜色而为之辞，故不能俯也。”都是串讲文意。“疏”以下内容更是以串讲文意为主。或串讲正文之意，如疏解“新台至不鲜”；或串讲注文之意，如疏解“传：‘籧篨不能俯者。'” 古注串讲文意，有时相当于对上文的翻译或改写，有时则是点明或阐发正文的言外之意。如《楚辞·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王逸注：“言日月昼夜常行，忽然不久,春秋往来，以次相代。言天时易过，人年易老也。”前一“言”字之后的注文就是对原文的翻译，而后一“言”字之后的话则是点明诗句的含意，帮助读者加深理解。有的学者（特别是宋代学者），在串讲文意的过程中寄寓或发挥自己的思想观点，对这一类的古注，我们在参阅时须细心体察，这里不再举例。 （三）正字注音 “正字”即纠正错别字。古书在历代的传抄、刻印过程中，文字往往有讹误，为了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文意，古注常纠正这些错误。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郑笺“殄(tiǎn)当作腆”，即是正字例。 古注中注音的方式很多。早期的注音除用读若法外，多采用直音法。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泚(zǐ)，音此”、“污，音乌”等都是采用的直音注音法。后来的注音多采用反切注音法，或直音、反切并用。上例《诗经·邶风·新台》中就是直音、反切并用，不复举例。 （四）分析篇章 古汉语中篇、章的含意与今天不同，“篇”大于“章”。如《学而》是《论语》的第一篇，下面分许多章。而每一章又是独立的，并无关联，所以“章”又不同于今天的“段”。篇章结构是文章的组织形式，是文章表达思想的脉胳。因此古书的注解在解词释句之外，有的还解说章旨，分析篇章结构。尤其是东汉出现的章句体注释，在串讲文意中往往夹有对篇章结构的分析，并且每章之后有“章旨”来点明此章的主要内容。例如：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朱熹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详言之。” （五）补证史实 补证史实也是古注的重要内容之一。补证史实的目的是为使人能更清晰、更完整地了解文章内容。例如《左传·僖公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杜预注：“昭王，成王之孙。南巡守，涉汉，船坏而溺。周人讳而不赴，诸侯不知其故，故问之。”孔颖达疏：“旧说皆言汉滨之人，以胶胶船，故得水而坏，昭王溺焉。” （六）指明典故出处 用典是古人写文章常用的修辞表达方式。汉代以后的作家一般都喜欢引经据典，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用典成风。注解这些作品时，有必要注明典故出处。唐代李善给梁萧统编撰的《文选》作注时，就是以注明典故的来源和某些词语的出处为主。例如： 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 礼记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郑玄曰拳拳捧持之貌说文曰列分解也 “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是司马迁《报任安书》里的一句话，李善注指明“拳拳”之词来自《礼记》（见《礼记·中庸》，原文是：“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并转引郑玄对这个词的注释。对“列”字，则转引《说文》的解释。 （七）说明名物制度 古代文献反映着古代丰富的社会生活，其中自然有许多关于社会制度、民间习俗、器物工具等等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演变，这一切也都不断地发生变化，对于前代的名物制度等，后人势必越来越感到生疏以至于很难弄懂了。因此解释名物制度也就成了古书注释的内容之一。例如 《左传·隐公元年》：“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杜预注：“古者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注文把古代的兵车制度交代得很清楚。 《左传·成公二年》：“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杜注：“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帅，御者皆在中，将在左。”孔疏：“韩厥为司马，亦是军之诸将也。以梦之故，乃居中为御，明其本不当中，先非御者。若御不在中，又不须云代御，以此知自非元帅，其余军之诸将，皆御者在中，将在左。” 又“蔡景公为左，许灵公为右”下孔疏：“若君亲在军，则君当车中，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 了解古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和有关名物制度，实际上是读懂古书更高层次的要求。仅仅是扫除文字上的障碍，还只能说粗知古书。因此古注中比较详细的部分，往往是补充史实或考辨名物制度。

研究古文字的风气是在汉代开始形成的﹐汉代人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主要有3种。一种是先秦铜器的铭文﹐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叙里说﹐各地“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西汉张敞“好古文字”﹐宣帝时美阳(今陕西扶风)出土古铜鼎﹐他曾释读其铭文﹐事见《汉书‧郊祀志 下》。一种是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的字书《史籀篇》的抄本﹐汉代人所说的籀文﹐就指《史籀篇》的字﹐其字体属于大篆﹐一种是所谓古文经﹐即秦始皇焚书时被藏匿起来的一些儒家经籍抄本﹐如汉初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汉景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得到的《尚书》﹑《礼》﹑《论语》等书。这些经籍抄本的字体既不是隶书﹐也不是小篆和籀文﹐汉代人多称之为古文。推崇古文经的经学家如许慎等人﹐认为这种字体比籀文还要早。但是据后人研究﹐所谓古文其实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指秦以东各国)的文字。汉代推崇古文经的那一派经学家﹐后人称为古文学家。另一派经学家﹐反对古文经﹐只相信世代相传的本子﹐后人称为今文学家。古文学家为了读通古文经﹐必须从文字学的角度研究古文﹐所以往往同时是文字学家。他们进行了收集古文并把古文跟当时使用的文字相对照的工作﹐有些人还进一步对汉字的构造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今字》和《隋书‧经籍志》等著录的后汉卫敬仲(即卫宏)撰的《古文官书》等书﹐是前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说的建立是后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属于古文经系统的《周礼》。不过据近人研究﹐把六书解释为“造字之本”﹐大概是汉代古文学家的创造。公元 1世纪末﹐许慎撰写《说文解字》﹐为古文学家对文字的研究作了出色的总结。

《说文》收字的体例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字形以小篆为主﹐同时收入一些写法跟小篆不同的古文和籀文﹐在解释文字的时候﹐许慎依据六书理论﹐尽可能结合字形指出字的本义。所以即使按照不以小篆为古文字的传统文字学的观点来看﹐许慎的工作也是带有古文字研究的性质的。可惜许慎等古文学家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时代都比较晚。在当时虽然古铜器铭文已经受到了有些人的注意﹐但是蒐集﹑研究这种资料的风气却还没有形成﹐学者们很难加以利用。《说文》叙提到了鼎彝上的“古文”﹐但是书中所收的古文看来全都出自古文经﹐实际上只是战国时代的文字。籀文的时代也不算很早﹐而且许慎等人所看到的《史籀篇》是屡经传抄的本子﹐有些字形显然已经讹变。这些古文字以及小篆的字形往往不能反映本义。因此许慎对古文字的发展过程缺乏正确的认识﹐他对字形的解释和所指出的本义也往往不可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缺点是很难避免的。 从魏晋一直到宋初﹐古文字的研究没有很大的进展。这一时期最受重视的早于小篆的古文字﹐仍然是古文学家所说的那种古文。曹魏正始年间将古文学家传授的《尚书》和《春秋》刻石立于太学﹐每个字都用古文﹑小篆﹑隶书三体写刻。这就是所谓三体石经。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或谓在太康元年或二年﹐即280或 281)﹐在汲郡(今河南汲县)的一个被盗掘的战国后期魏国大墓里发现了大量竹简书﹐共有75卷﹐10馀万字﹐字体跟古文经相类。这就是所谓汲冢古文。这批竹书被收入官府﹐先后由荀勗﹑和峤﹑卫恒﹑束皙等人加以整理﹐写定为今文。竹书原本早已不存﹐写定之本除《穆天子传》外也都已亡佚。据史书记载﹐南北朝时也间有古文简册发现﹐但是其内容一点也没有流传下来。在从魏晋到宋初这段时期里﹐仍有人继续做蒐集古文的工作﹐而且还有人用古文刻写碑碣或伪造典籍古本。他们所用的古文﹐有的有根据﹐有的则是杜撰的。五代末宋初的郭忠恕(～977)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古文资料编成古文的字汇﹐名为《汗简》。稍后的夏竦(985～1051)编《古文四声韵》(1044)﹐材料来源跟《汗简》基本相同﹐不过《汗简》是按部首编排的﹐夏书则是按韵编排的。这两部书虽然收入了不少杜撰的古文﹐大部分字形还是有根据的﹐是现代人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郭﹑夏之后﹐古文之学就逐渐衰微了。

在这一时期里﹐有铭文的古铜器也时有发现﹐可惜仍然没有形成蒐集﹑研究金文的风气﹐唐初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发现了重要的先秦石刻──石鼓文。唐代人对石鼓文很重视﹐讲字体﹑书法时往往提到它。由于石鼓文的字形跟籀文比较接近﹐当时人多附会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书。秦始皇巡行天下时所立的篆文刻石﹐在唐代也很受重视。南北朝时石经已有搨本﹔在唐代﹐秦刻石和石鼓也都有搨本流传。

唐代篆文书法家李阳冰曾整理过《说文》。他根据秦刻石改了《说文》的一些篆形﹐如改(欠)为等﹐受到后人的很多批评﹐李阳冰擅改古书是不对的﹐但是他根据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文字资料纠正《说文》﹐这却是值得重视的。他解释字形也时出己见﹐虽多荒谬﹐但也间有可取之处。例如许慎解释“木”字说:“从﹐下象其根”﹐他则认为整个字“象木之形”。 在宋代﹐由于金石学的兴起﹐古文字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真宗咸平三年(1000)句中正等人考定乾州(今陕西乾县)所献“史信父甗”﹐这是宋人研究古铜器铭文之始。由仁宗朝到北宋末年﹐蒐集﹑著录﹑研究古铜器及其铭文的风气日盛﹐南宋时﹐关中﹑中原等发现古铜器的主要地区先后为金﹑元占据﹐蒐集新出土铜器的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但由于北宋学风的影响﹐南宋前期著录﹑研究金文的风气仍相当兴盛﹐到后期就衰落了。

宋代学者在研究金文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北宋的杨元明(南仲)﹑欧阳修(1007～1072)﹑吕大临(1046～1092)﹑赵明诚(1081～1129)和南宋的薛尚功等人。宋人编了不少古铜器和铭文的著录书﹐流传至今的有吕大临《考古图》(1092)﹑宋徽宗撰的《博古图录》﹑南宋赵九成《续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1144)﹑王俅《啸堂集古录》和王厚之(复斋)《钟鼎款识》。前3种兼录器形和铭文﹐后3种单录铭文。吕大临另编有《考古图释文》﹐按韵收字﹐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汇(或谓此书为赵九成所编﹐似非)。政和年间王楚撰《钟鼎篆韵》﹐绍兴年间薛尚功撰《广钟鼎篆韵》﹐材料较吕书增多﹐但皆已亡佚(王书实际上还保存在元代杨的《增广钟鼎篆韵》里)。

殷周金文是学者们最早接触到的早于籀文和古文的文字。宋代学者对金文的蒐集﹑著录和研究在古文字学史上有重要意义。他们通过较古的金文已经认识到“造书之初”象形之字“纯作画像”﹐“后世弥文﹐渐更笔划以便于书”(《考古图》 4‧26上)。《考古图释文》的序对金文形体上的某些特点(如笔划多寡﹑偏旁位置左右不一等)以及辨释金文的方法作了简明的概括﹐也很值得注意。宋人正确释出的金文﹐大都是比较容易认识的。不过他们有时也有很好的见解﹐如杨南仲释晋姜鼎铭文﹐疑“”为“旂”字﹐读为“祈”﹐就比近代古文字学名家吴大澄﹑罗振玉等人以“”为“祈”之本字的说法确切。

在石刻文字方面﹐石鼓文和秦刻石在宋代都继续受到重视。南宋前期的郑樵创石鼓文为秦篆之说﹐认为石鼓是秦惠文王以后始皇以前的刻石。时代稍后的巩丰认为是秦襄公至献公时的刻石。这在石鼓文的研究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北宋时还发现了战国时秦王诅咒楚王于神的刻石﹐即所谓诅楚文﹐欧阳修(1007～1072)﹑苏轼(1037～1101)﹑董逌等人都曾加以研究。

在宋人的六书研究中﹐可以看到金石学的影响。郑樵《通志‧六书略》对某些表意字字形的解释明显胜过《说文》。例如 《说文》说“止”字“象艹木出有址”﹐《六书略》则认为“象足趾”﹔《说文》说“步”字“从止﹑相背”﹐《六书略》则认为“象二趾相前后”﹔《说文》说“立”字“从大立一之上”﹐《六书略》则认为“像人立地之上”﹔《说文》说“走”字“从夭﹑止﹐夭者屈也”(从段注本)﹐《六书略》则说“夭”“像人之仰首张足而奔之形”﹐“步”﹑“立”﹑“走”等字一般都看作会意字﹐《六书略》却收在象形类里﹐郑樵对金石文字颇有研究(《通志》有《金石略》)。他能有上述那类见解﹐显然是由于受了金石文字中较古字形的启发。宋元间的戴侗作《六书故》﹐直接采用金文字形。由于金文字少﹐往往杜撰字形﹐因此受到后人的很多批评。不过戴氏说字颇有独到之处﹐这也是后人所承认的。如他认为是“星”的初文﹐“鼓”字所从的“”本象鼓形﹐就是很好的见解。 元﹑明两代是古文字研究衰落的时期﹐金石学方面值得一提的﹐只有明人蒐集﹑著录古印的工作。这项工作宋人就开始做了。但是宋元时代的古印谱大都已经亡佚﹐流传下来的如《说郛》所收的《汉晋印音图谱》﹐资料贫乏﹐用处不大。明人所编古印谱﹐如顾氏《集古印谱》(1571)﹐内容比较丰富﹐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在这一时期里﹐古文字字汇继续有人编纂﹐但是所收字形大都据前人之书辗转摹录﹐没有多大参考价值。元初杨桓《六书统》﹑明代魏校《六书精蕴》等书也都想根据早于小篆的古文字来讲六书﹐这些书“杜撰字体﹐臆造偏旁”之病甚于《六书故》﹐而见解则不及《六书故》﹐不为后人所重。 进入清代以后﹐金石学和小学复兴﹐古文字研究重新得到发展。清代古文字研究的水平是逐渐提高的。清初闵齐伋作《六书通》﹐后由毕弘述整理刊行﹐这是兼采古文﹑印文和钟鼎﹑石刻文字的一部古文字字汇﹐流传很广﹐但是内容杂乱﹐摹录失形﹐水平很低。乾隆时﹐清高宗先后命梁诗正﹑王杰等人仿《博古图录》体例对内府所藏古铜器加以著录﹐编成《西清古鉴》(1751)﹑《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及《乙编》4书 (后3书稿本民国时方印行)﹐其水平尚在宋人之下。从乾﹑嘉之际开始﹐清人在古文字研究上才有明显超过前人之处。道光以后﹐重要的金石收藏家辈出﹐陈介祺(1813～1884﹐号簠斋)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收藏的古文字资料在种类﹑数量﹑质量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人。由于古文字资料的日益丰富﹐同时也由于小学﹑经学等有关学科的发达﹐古文字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到清代晚期同治﹑光绪时期达到了高峰。吴大澄(1835～1902)﹑孙让是高峰期最重要的学者。

清代古文字研究的重点仍然是金文。乾隆时﹐由于朴学的兴起以及《西清古鉴》等书的编纂﹐士大夫中对金文感兴趣的人逐渐增多﹐嘉庆元年(1796)﹐钱坫刻《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专收自藏之器﹐器形﹑铭文并录。九年(1804)﹐阮元刻《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著录所收集的各家铭文﹐加以考释﹐以续《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此后出现了很多跟钱书或阮书同类的著作﹐影响较大的有吴荣光(1773～1843)《筠清馆金文》(1840)和吴式芬(1796～1856)《捃古录金文》(1895)﹐体例都是仿阮书的。

清代研究金文的主要学者﹐乾嘉时期可以上举的钱坫﹑阮元为代表﹐道咸时期有徐同柏(1775～1854)﹑许瀚(1797～1867﹐字印林)等人。徐同柏著《从古堂款识学》(1886)﹐许瀚曾为吴式芬校订《捃古录金文》﹐他在金文方面的见解多见于此书。同光时期﹐金文研究出现高潮﹐主要学者有吴大澄﹑孙让﹑方濬益(～1899)﹑刘心源(1848～1915)等人。吴大澄跟金文有关的主要著作有《说文古籀补》﹑《字说》等书。《古籀补》是古文字字汇﹐所录之字以金文为主﹐兼及石刻﹑玺印﹑货币和古陶文字﹐释字颇有出自己见者。此书一改《古文四声韵》以来按韵收字的体例﹐分别部居悉依《说文》﹐不可释和疑而不能定之字入于附录。所录之字皆据搨本慎重临摹﹐跟过去那种辗转摹录﹐字形失真的古文字字汇大不相同。后来的古文字字汇﹐在编排的体例上大都仿照吴书。孙让著《古籀拾遗》(1888)和《古籀馀论》(1929)﹐订正前人考释金文之误。方濬益著有《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1935)﹐但在他去世多年后才出版。刘心源的主要著作是《奇觚室吉金文述》(1902)。上述诸人对金文的考释有很多超过前人之处。

宋代以来多把春秋战国时鸟篆之类笔划屈曲奇特的金文视为夏商文字。龚自珍(1792～1841)曾疑王复斋《钟鼎款识》著录的﹑铸有这类铭文的“董武钟”是吴越器。方濬益明确指出:“若薛录之四商钟﹑王氏所录之董武钟﹐要亦周器﹐乃当时自有此一体﹐如秦之有缪篆﹑殳书者”(《缀遗》卷首《彝器说》中)。这是一种进步。在把铭文跟古籍中有关的历史资料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方面﹐清人也超过了前人。 货币文字真正成为古文字研究的资料是从清代开始的。蒐集﹑研究古钱币的风气开始得很早。但是宋代以来研究古钱的人大都把基本上属于战国的东周时代的刀﹑布等类钱币﹐说成太昊﹑尧﹑舜等古帝王和夏商时代的东西﹐解释币文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直到乾隆时撰的《钱录》(1751)﹐仍然停留在这种水平上。古币文字的研究出现转机﹐也在乾嘉之际﹐据蔡云《癖谈》(1827)﹐钱大昕曾说过“币始战国”的话﹐嘉庆时﹐初尚龄作《吉金所见录》(1819)﹐把古刀﹑布断归春秋﹑战国。先秦古币的研究自此渐上轨道。吴大澄《古籀补》收入了不少币文﹐刘心源在《奇觚》里也考释了一些币文。

乾嘉以后﹐玺印文字的研究也有相当大的进步。元明人不知古印中有早于秦代之物(明人古印谱中其实已收入不少战国印﹐但他们不明其时代)。乾隆五十二年(1787)﹐程瑶田为潘氏《看篆楼印谱》作序﹐释出战国印中的“私玺”二字﹐并说“‘玺’但用‘尔’者﹐古文省也”(《通艺录》卷八《看篆楼印谱叙》)。这是清人辨识先秦古印的先声。道光十五年( 1835 )张廷济(1768～1848)编《清仪阁古印偶存》﹐称先秦印为古文印。同﹑光间﹐陈介祺编《十锺山房印举》﹐在汉印之前列“古玺”和“周秦”印两类。按其内容﹐前者基本上是六国印﹐后者包括战国时的秦印﹑秦代印和汉初印。陈介祺本认为周秦印是周末与秦代之物﹐古玺是三代之物。光绪四年(1878)﹐他在致吴大澄的信中说:“……朱文铜玺﹐前人谓之秦印﹐不知是三代﹐今多见﹐亦似六国文字”(五册本《簠斋尺牍》第五册戊寅四月二十二日札)﹐对古玺时代的认识已接近实际。《古籀补》收入了一些玺文。在汉印篆文方面﹐嘉庆时就有桂馥《缪篆分韵》(1796)等字汇刊行﹐摹录印文比较谨严﹐胜于以前其他各类古文字字汇。 道光以后还发现了一些古文字资料的新品种﹐如封泥文字(即打在封泥上的印文﹐以汉代的为多)﹑古陶文字以及在清末才发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甲骨文。古陶文字首先于同﹑光间在山东临淄等地发现﹐稍后又在直隶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地发现﹐陈介祺是第一个鉴定“三代古陶文字”(实际上大都属于战国时代)并加以收藏的人。吴大澄第一个认真研究古陶文。他曾据陈介祺藏陶的搨本写过一些考释﹐还在《古籀补》里收入了不少陶文。

安阳殷墟的甲骨文(主要内容为卜辞)大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受到古董商的注意。次年﹐王懿荣(1845～1900)鉴定为三代古文并加以收藏。殷墟甲骨文资料丰富﹐内容重要﹐时代属商代后期﹐早于大多数铜器铭文﹐其发现在古文字学史上有重大意义。王懿荣在鉴定甲骨文的次年﹐就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自杀殉国﹐所藏甲骨后归刘鹗(1857～1909)。刘鹗选拓了一部分甲骨编为《铁云藏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版。这是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刘鹗在序中已称甲骨文为“殷人刀笔文字”﹐次年﹐孙让据《藏龟》写成《契文举例》。这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此书遗稿由甲骨学的奠基者罗振玉在1917年印行。甲骨文发现后﹐古董商欺骗收藏家﹐把出土地点说成汤阴。罗振玉是学者中最早打听到真实出土地点的人﹐宣统二年(1910)﹐罗振玉作《殷商贞卜文字考》﹐考定甲骨出土之地是殷都故墟﹐甲骨文是殷王朝占卜的遗物﹐把甲骨文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他当时认为殷墟只是“武乙之墟”则是错误的)。此书印行的次年﹐清王朝就覆灭了。

清代金石学的发达﹐在专门研究《说文》的著作里也得到了反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字下引用金文的“勒”来作解释。桂馥本是金石学家﹐他在《说文义证》里屡次引用金石文字。王筠在《说文释例》里更是常常用金文的字形跟《说文》的字形作比较。

随著古文字研究的逐渐深入﹐《说文》的一些错误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吴大澄在《古籀补》自序里指出《说文》中古文的形体跟习见的铜器铭文不合﹐怀疑他们皆“周末七国时”文字。陈介祺也有类似看法(《古籀补》陈序)。吴﹑陈二氏还都对《说文》所收的籀文的时代表示了怀疑。从《古籀补》﹑《字说》等书中关于玺文﹑币文和陶文的一些话可以看出﹐吴大澄已经认识到这些文字资料基本上都是“周末”﹑“六国”时的东西。他在《古籀补》“二”﹑“钧”两字下﹐还明确指出《说文》中这两个字的古文的字形跟六国铜器铭文相合﹐应是“六国时”文字﹐不是真正的“古文”。可见吴大澄对《说文》古文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对战国文字的研究为基础的。对《说文》篆形以及许慎讲字形和本义的错误﹐吴大澄﹑孙让等人也时常根据古文字加以指出。《古籀补》凡例第一条就说:“古器所见之字﹐有与许书字体小异者……可见古圣造字之意﹐可正小篆传写之讹。”

孙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写成《名原》一书﹐从文字学角度总结自己研究甲骨﹑金文的成果。他指出文字“本于图象”﹐汉字最初“必如今所传巴比伦﹑埃及古石刻文﹐画成其物﹐全如作绩(绘)”﹐后来由于书写不便逐渐简化﹐“最后整齐之以就篆引之体”﹐才成为《说文》所载的那种文字。书中还很注意把同从一个偏旁的字放在一起来加以考察。《名原》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圈子﹐是古文字学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一部著作。 到了民国时代﹐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现代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逐渐形成﹐古文字学也逐渐加强了科学性。

民国前期古文字研究的代表学者是罗振玉和王国维。罗振玉对古文字的研究开始于清末﹐不过他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民国时代进行的。罗氏对甲骨﹑铜器﹑金文拓本﹑玺印﹑封泥等古文字资料都有丰富的收藏。他既勤于著录﹑传布各种资料﹐也勤于研究﹑著述﹐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他的著作里﹐最重要的是在《殷商贞卜文字考》的基础上写成的《殷虚书契考释》(1915)。此书在甲骨文字的考释和卜辞的通读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为甲骨学奠定了初基。王国维是在罗振玉的影响下开始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他在甲骨﹑金文和古文﹑籀文的研究上都取得了成就。在甲骨文方面﹐王国维新识之字并不是很多﹐但往往对通读卜辞有重要意义。他的主要贡献是以甲骨卜辞与典籍互证﹐进行历史﹑地理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他在金文方面﹐著有《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和很多单篇文章。在古文﹑籀文方面﹐著有《魏石经考》﹑《史籀篇疏证》以及《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桐乡徐氏印谱序》等文章。他认为古文是战国时东方六国的文字﹐说法比吴大澄精确﹐此说现已成为定论。至于籀文究竟是不是战国时秦国的文字﹐古文字学界尚有不同意见。

罗﹑王都已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对旧的金石学有所不满。罗振玉主张把金石学改为古器物学(《云窗漫稿‧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王国维曾把前人对古铜器和铭文的研究称为“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国朝金文著录表序》)﹐还时常单独使用“古文之学”﹑“古文字之学”或“古文字学”的名称﹐可见他倾向于把金石学分为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客观存在的趋势。不过从罗﹑王的研究工作来看﹐他们还未能真正摆脱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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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能否从历史上列下来 著名的字典们

第一部是

解析:

公元1773 - 1783年（乾隆37年正月到47年7月——见《提要》“圣谕”和“告成进表”），清 用十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图书，编定《四库全书》，同时编纂了一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提要（卷四十）·经部·小学类·序》：“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并号称“体例严谨，不失古义。”其中录列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字词典共210部，包括训诂12部、字书36部、韵书33部，和所谓“存目”（《提要》：“经圣（乾隆皇帝）鉴（阅览）洞烛其妄者，则亦斥而存目（排斥而列在“另册”）”）129部。这个统计肯定不完全：因为古籍由于历代战争、天灾人祸而散失，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四库》编定之后又出版的，如很有影响的《说文解字注》、《说文通训定声》（也是在太平天国的战火中幸存下来的〔见《说文通训定声·序》〕），不可能在内；可以作为它所谓的“字书”入列的明·梅膺祚纂《字汇》，收字33179个，是一部大型字典，即使《康熙字典》也常为引用，却不列入；“古代词海”《佩文韵府》又被列入“集部·类书”。

在这众多的字词典籍中，影响最深广久远的是《尔雅》（邢昺疏：“尔，〔迩〕，近也；雅，正也。〔尔雅〕，言可近而取正也〔靠近它、凭借它，就可以得到对事物的正确理解。〕”）。《尔雅》出现最早。《大戴礼·孔子三朝记》称：“孔子叫鲁哀公学《尔雅》。”那么早就有这么一本书，作者是谁？据《广雅》（增广《尔雅》而作，故称）的作者、三国魏初的张揖《进〈广雅〉表》称：“周公著《尔雅》一篇，今俗所传三篇(现在世面上所流传的是三篇)。”则《尔雅》的作者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据说从孔子起直到西晋，其间有很多人为它作注补的工作。到东晋初，著作郎（大约就是文化部长）郭璞殚精竭虑，对《尔雅》作了深入的研究，著作了集《尔雅》研究之大成的《尔雅注》，《尔雅》才定型下来。《尔雅》定型于晋的其它原因就是从东汉许慎以后，学者不再为《尔雅》做增删的工作，而是自己另起炉灶自编新书了，如三国的张揖就编纂了《广雅》。到北宋初，礼部尚书翰林侍讲国子祭酒（太学校长）爵赐上柱国邢昺又为郭璞《尔雅注》疏解，作《尔雅疏》，使其更完备。因为历代“说经之家多资以证古义”（《提要》语），为历代所重，至唐宋就被列为《十三经》之一。现在我们所说的《尔雅》，就是郭璞注邢昺疏的《尔雅》。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10月第一版《十三经注疏》中就有这部《尔雅》。

《尔雅》之外，成就最重，影响极大，在字典词典的编撰思想、体例、体系等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典籍就是《说文解字》，世称《说文》。它的作者是东汉中前期的许慎。许慎，字叔重；博通经籍，职任太尉祭酒，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誉（见《辞海》）。“许之撰《说文解字》，用功伊始，盖恐失坠所闻也，自永元（汉和帝年号）庚子（公元100年）至建光辛酉（汉安帝建光元年，即公元121年），凡历二十二年，而其子冲（许慎之子许冲）献之”（见《段注说文·第十五卷》）。自《说文》出，“魏晋以来言小学者皆祖慎（都把许慎当祖师爷，学习他、效仿他）”（《提要》语）。《说文》“推究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主要是前四种）之义”，用“分部类从（按偏旁部首分类，同部首的为一类）”的思想，编排全书，构成体系，形成体例。自然引导出“部首检字法”，成为后世历代字词大典甚至大型图书系列的编排方法的先驱。《说文》的主要成就是：1，把自古以来的各种形体（篆、籀、隶、行、草）的文字，“以小篆为宗（以小篆字体为全书之线索、纲领）”（《提要》语，即《说文·叙》“叙（《提要》作“序”字）篆文，合以古籀”），贯通古文篆籀(大篆)，加以整理，对汉文字的形体首作规范。2，用六书的内在联系系统地分析字形、解释字义，创立了自我圆通的“以形释义”的理性体系（段玉裁注：“《说文》，形书也。”“合所有之字，分别其部，每部各建一首（部首）。而同首者，则曰‘凡某之属皆从某’。于是形立而音义易明”），这是许慎集汉代自“独尊儒术”以来“说字解经”的合理内核之大成而弘扬创造的结果。3，由于《说文》的构建体系是分部类从，同“形旁”（部首）的字都在一块儿，意思相关，所谓“凡□之属皆从□”（凡是与某义有关的一类字，都有某部首。如，依、伏、仁、停、像，它们的意义都与“人”有关，就都有“人”字旁）；形旁以外的部分就是“声旁”，同声旁的，读音相同或相近。这样，就开创了揭示“汉文字之三要素（形体、意义和读音）”的必然联系的先河。段玉裁注：“《尔雅》《方言》……皆不言字形原委。以字形为书，因形以考音与义，实始于许，功莫大焉。”

《说文》问世之后，据《提要》统计，有晋·吕忱、唐·李阳冰、五代十国·南唐·徐铉徐锴（世称大徐小徐）兄弟二人、南宋·李焘为之作增补正伪工作，据徐铉说，“阳冰之后，诸儒笺述”（徐铉等《上〈新修字义〉序》，以下简称“徐铉《序》”），人数当不会很少。其中过大者李阳冰，功高者徐锴。本来《说文》到李阳冰（大历年间——公元766 - 780年人）手里时，已流传六百多年，可想其间传抄刊刻之讹误必不在少；但他“刊正”而成的“《说文》新义”“以师心之见，破先儒之祖述”（徐铉《序》），“曲相排斥，未协至公（很不公正）”（《提要》），反成为对《说文》的窜改，受到徐锴《说文系传》的系统反驳批评。由于证据充分、辨正清晰，再加上徐铉的考证，“使许书原貌渐明”（上海古籍出版社《说文·出版前言》）。二徐少孤，皆早慧，成人后都在南唐做官，大徐还做到吏部尚书，都有不少著作（见《宋史·徐铉传》所列）。《宋史》说小徐“因铉奉使入宋，忧惧而卒，年五十五。”《提要》说“宋兵下江南，卒于围城之中。事迹见《南唐书》本传。”《提要》的说法可靠点。大徐在南唐破后，随后主李煜降宋（其情节酷似刘禅主仆降魏），后奉旨校订《说文》，正字形，去伪讹，增释义，定字音（“并以孙愐〔《唐韵》著者〕音切为定”〔徐铉《序》〕），使《说文》终定典型，世称“大徐本”。大徐以后被诬坐罪死于贬所，年七十六。如果小徐（少小时即善小篆）缓死，成就会更大。“大徐本”“小徐本”的《说文》成为自宋至今历代字典（如宋代的《广韵》《集韵》《类篇》、元代的《韵会》、明代的《字汇》《正字通》、清代的《康熙字典》、当代的《汉语大字典》）的必引本。

清代小学（段玉裁注：“谓之小学者，八岁入小学所教也〔启蒙之学、起始之学〕。”）大盛。大名鼎鼎、赫然于众目的《说文》成为学者们注意的焦点，所谓“有清中叶，魁杰巨儒朋起，钩研经训，竟崇许学，名为专家，更仆难数（派人轮流换班地清点也难以数得清）”（卫瑜章《段注〈说文解字〉勘误·自序》）。其中成就突出者，四大家。上海古籍出版社《说文·出版前言》说：“王筠《说文释例》《说文句读》重于形，桂馥《说文义证》偏于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重于声，惟段玉裁《说文注》形、音、义三者并重。”其实朱氏之《训》也很重视六书之义的内在联系，并能全面圆通汉字形音义三者之正理。这时候，《说文》的幽涵奥义，汉字的“三要素”关系就“大放光明”了。

因为《说文》是开山大作，又是汉字简古滥觞之时，难免粗略梗糙。所以“许慎注解，词简义奥”（徐铉《序》），“训诂简质，猝不易通；又音韵改移、古今异读，（故其）谐音诸字，亦每难明”（《提要》）。再加上“篆书湮替，为日已久；凡传写《说文》者皆非其人：故错乱遗脱，不可尽究。”又“《说文》之时，未有反切；后人附益，互有异同。”（徐铉《序》）所以，宋太宗下诏：收集天下《说文》遗本，“委徐铉等点检书写雕造，无令差错，致误后人。（雍熙三年〔公元986〕十一月□日牒）”实际上，徐铉等所作的远不止“点检书写雕造”（见上文）。大徐本问世之后，新的问题仍不断产生。许慎《说文解字·自叙》“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五千三百四十字”，许慎又采集网罗，成“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徐铉增的也很少。而社会发展，文字“递有增加”，且注音读音愈益重要（南宋曾慥《类说》引《古今词话》“真宗朝，试《天德清明赋》，有闽士破题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会试官亦闽人，遂中选。”“道”“德”二字都分不清的人居然中选，说明“宋初程试，用韵尚漫无章程”〔《提要》〕），于是历代 和学者不断编修注音良好的“韵书”一类的、且规模更大的字词典，最后（公元1012年）终于出现了“大宋重修《广韵》（唐朝孙愐等增广《切韵》而著《唐韵》，后又有严宝文、裴务斋、陈道固三家作增广《切韵》的修订工作，并都称《广韵》，所以宋初的《广韵》称“重修《广韵》〔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广韵》〕”〔见《提要》〕）”和《集韵》（公元1038 - 1068年）。

因为中古以前，“三代秦汉所读之音，与今不同也。”“六朝以后之韵书出而古言（音）渐亡。”（清·郝懿行《尔雅义疏·序》。）“古韵失传，魏晋以降，（才）创为律韵行世”（《康熙字典·凡例》）。所以，“先秦用韵现象不易在字典中得到反映，因而古韵部（指本《字表》里的古韵）主要根据《说文解字》谐声、中古音切和异文现象来推求。”（《汉语大字典·上古音字表说明》）可见那时的注音多么艰难。《广韵》收字二万六千余个，《集韵》（为纠正所谓的《广韵》“冗漫殊甚，亦多纰缪，或略而失当”而广采唐代韵书旧文另编的宋修本）收字53525个，又时居中古，而承上启下。《广韵》《集韵》使用的注音办法是反切法（此法之最先集成者，是隋朝的陆法言〔著第一部切音字典《切韵》〕），这个办法比它以前的谐音法、异文直音法都科学。它可以把字的声、韵、调都明确地注出来（不像谐音法朦胧不明、摸棱不准），可以比直音法的使用范围大得多（因为许多字没有同音字，有的同音字又生僻不能读出）。所以《广韵》《集韵》是“研究上古和近代语音·的”“重要的”“韵书”（见《辞海》）。《汉语大字典》中“中古音以《广韵》《集韵》的反切为主要依据”（见《凡例·十》），其《中古音字表》的根据主要也是这两本书（见《中古音字表说明》）。

反切注音法沿用了一千多年，也遇到一些问题，又由于西方文化的东渐，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这个办法需要改革。“世谓汉儒识文字而不识字母 ……七音之传，肇始西域，以三十六字为母，……而后天下之音总于是焉。”（《康熙字典·御制序》）但是从唐末僧人守温仿照梵文创制三十字母、宋人继为三十六字母之后，绵延近千年，而徘徊不前。《康熙》自以为得“七音之准绳”，其实仍在反切上滚来滚去。直到清末，学者们才在前人的长期摸索中悟出拼音法，从此，注音法以加速度向前发展。1919年“五·四”之后，开始使用“国音字母拼音”，1957年，试行“汉语拼音”，很快得到普遍承认和应用。同时，汉文字的整理、定型工作也卓有成效地进行。可以说，到这时，汉文字、汉语言才似乎真正进入到“理想王国”。然而，本人窃以为现虽已有《现代汉语词典》、新修《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的伟大成就，而“战斗仍未有穷期”。比如，汉语拼音的“隔音符号”在书写时究竟要不要那么烦；计算机中，隔音的输入法怎么解决；能不能解决汉语同音字太多的问题；在字词典中，怎样排列文字的始义、本义和逐次的引申义，怎样归属文字的形音义统属系列（《现代汉语词典》的“gōu勾1（句）①②/勾2（句）①②；gòu勾（句）①②”式的归属法引了很好的路”）并确实处处圆通；……确乎任正重、路好远……尽管语言的变化发展不是个短时期理论问题，理论归纳也要先有事实；但“任务”还是任务，“路”也正摆在眼前。

jze21edu/Doc/KeYan03052620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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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名与字是有关系、关联的。字是从名上派生出来的，它对名有表述、阐明的作用，所以又叫“表字”。字所解释的是名的性质和含义，所以也叫“表德”。名与字的关系，有的是意义上的联系，有的是意义上的相辅，有的是意义上的相反。另外，古人的名和字往往取自古典古籍。

　　“古今主要字典有哪些？词典又有哪些？”这个问题我回答后，不知为何没有显示出来，所以就在这道问题中再答一次，还有就是“古书中的用字有哪些”这个问题问得不清楚，可以再具体明白一些，另作一问再提吧！

　　我国古代的字典、词典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一是以义为系的字、词典。它以汉代《尔雅》为代表，按字、词的性质和意义分类排列。《尔雅》系统的著作有汉代孔鲋的《小尔雅》、刘熙的《释名》（又名《逸雅》）、三国魏张揖的《广雅》等，后人通称其为“群雅”或”《尔雅》派”。

　　二是以形体结构进行编排的字书。它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为代表，按字的形体结构排列，《说文解字》以后，有梁代顾野王的《玉篇》、宋司马光的《类篇》、明张自烈的《正字通》、清朝的《康熙字典》（样页）等。

　　三是以字的音韵进行编排的韵书。最早的韵书是魏李登的《声类》，现存的以隋陆法言等的《切韵》为早，是根据字的音韵来排列的。按《切韵》这一体系发展的，有唐代的《唐韵》、宋陈彭年等的《广韵》、丁度等的《集韵》、明乐韶凤等的《洪武正韵》、清李光地等的《音韵阐微》等。

　　这三类字书的编排方式，都经历了一个完善的过程。以排检方法为例，如《尔雅》系统的分类、《说文解字》系统的部首、《切韵》系统的韵部都发生过变化，都随着历史的推移而不断修改，以适应当时的情况。其中部首和韵部，总的趋势是走向简化。如部首法，《说文解字》以汉字构字法原理，把所收的9353个字的篆书形体归纳为540部；而《字汇》根据楷书的形体，从检字法的角度精减为214部，为后世《康熙字典》及现代的《辞海》等书所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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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现代字典和词典的编纂

　　近代、现代的字典和词典，是在古代这一类工具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华大字典》，编者陆费逵、欧阳博存等，中华书局1915年初版。全书收单字四万八千余，稍多于《康熙字典》，还纠正了后者的错误二千多条。尽管该书的缺点和错误也不少，但因它收字较多，在新的大型字典出版以前，还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字典。

　　在词典方面，《辞源》是编辑最早、规模较大的一部，该书由陆尔奎、方毅、傅运森等任编辑，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正编、1931年出版续编，后来又多次重印再版。全书收词目约十万条，内容包括普通语词、成语、典故和人名、地名、书名以及专科术语等等，按字头部首编排；每个字头先用反切注音，并附直音，再标明声韵，解释字义。词条按词头首字排列在字头之后。该书在内容和编排体例上，都吸收了前人的成果，注音简易，词条较多，引证丰富，释义明了，至今仍不失为有使用价值的词典。它的缺点是，第一、文史方面的条目多根据唐宋以来的类书，没有核对原文，往往发生错误和遗漏，而且引书不注篇名，难以查对，第二、摘引原文不标明删节，容易产生断章取义的错误；第三、有的词条去取失当；第四、没有使用新式标点；第五、一些释义上的立场、观点也有问题。

　　继《辞源》之后的百科性词典应数《辞海》，舒新城、张相等编，1936—1937年由中华书局分三册出版，后又再版。全书收录词条的数量和编制体例大致上与《辞源》相同。当然，《辞海》对《辞源》所存缺点错误有一些改正，如引书注了篇名，还采用了新式标点，但是，除此以外，前面所举《辞源》的缺点、错误，在《辞海》中仍多存在，特别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二书有不少共同之处，读者查考时应当注意。《辞海洲辞源》二书收编的条目不尽相同，可相互参照，取其所长。

　　此外，还有一些专门性的字典和词典，如杨树达的《词诠》、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朱起凤的《辞通》、符定一的《联绵字典》、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等等，至今也还有参考作用。

　　解放后，字典和词典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三十年来，先后编辑、出版了《新华字典》、《同音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汉语小词典》、《四角号码新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和一些专门性的字典和词典，并开始新编《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此外，还有《辞源》、《辞海》的修订、改编。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学术界协作努力下，《辞海》（1979年版）已于1979年9月出版，精装三巨册。新版《辞海》收单字一四八七二个，复词九一七○六条，插图二千余幅，计一千三百余万字。这是一部百科性辞书，主要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在改编、修订过程中，除上述1979年的新版本外，从1961年起，《辞海》还曾印刷过四种本子：（1）《辞海·试行本》，1961年出版，按学科编排，平装十六册，附总词目一册。（2）《辞海·试排本》，1963年印，供征求意见用，按部首笔画编排，乎装六十册，精装合编成三册。（3）《辞海·未定稿》，1965年出版，按部首笔画编排，精装二册。（4）《辞海》分册，按学科编排，共计分册，装订成甘八本，分两种版本：“修订稿”，已出版廿三本，1980年出齐；“修订本”已出六本。

　　《辞源》的修订定稿工作也于1979年完成，共四个分册，将于1981年出齐。修订后的《辞源》是一部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供文史研究工作者参考。收词限于古典文史范围，而且一般止于鸦片战争；旧《辞源》中的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全部新词则一律删去。单字下注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并加《广韵》（间采《集韵》等）的反切，标出声纽。释义简明确切，并注意语词的来源及其在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全部书证加注了作者、篇目和卷次，有些条目之末还附了参考书目。

　　http://21824233167:8000/RESOURCE/GZ/GZLS/LSBL/WSGJSDSY/13155_SRhtm

汉（拼音：hàn）是汉语一级通用规范汉字（常用字）。此字初文见于西周金文。汉的本义一说是汉水，一说指天河（银河）。古人把天上的银河看作是天上的汉水，故有“天汉、河汉、星汉、霄汉”等说法。汉曾用做朝代名。汉王朝国力强盛，故后世称中国的主体民族为汉族。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称汉族的男子为汉子，后成为对男子的称呼，又引申指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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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hàn]

汉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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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拼音：hàn）是汉语一级通用规范汉字（常用字）[1]。此字初文见于西周金文[2]。汉的本义一说是汉水，一说指天河（银河）。古人把天上的银河看作是天上的汉水，故有“天汉、河汉、星汉、霄汉”等说法。汉曾用做朝代名。汉王朝国力强盛，故后世称中国的主体民族为汉族。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称汉族的男子为汉子，后成为对男子的称呼，又引申指丈夫。

“汉”字具体产生于何时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它在汉字体系中出现得比较晚。甲骨文无“汉”字，西周及春秋金文有相似字形。

“汉”通常认为是形声字，字形从“水”，表示这个字的本义与水有关；“难”省去“隹”为声。关于“汉”的本义，先秦经典《尚书》记载：“江汉朝宗于海”“冢导漾，东流于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诗经·大雅·江汉》“江汉汤汤（shāng），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洗洗”。二书所说的“汉”是河流的名称，即汉江。《诗经·小雅·大东》又说，“维天有汉，鉴亦有光”，同书《云汉》也说，“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倬，显著；昭，光）。“汉”“云汉”指的都是天河。所以上古时代的“汉”字是什么样子，还不确定，有待于新材料的出土。

传说古代早期的典籍有“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坟典”是“三坟五典”的简称，“三坟五典”“九丘八索”有时用来泛指古代典籍，而“坟典”“坟籍”则常用作古代典籍的代称。

三坟五典，是指中国最古老的书籍。三坟五典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坟”的正体字由土和贲构成，异体字由土和文构成。根据《辞海》，它有多种含义：墓，土之高者，水涯，大，顺貌，土松而起貌，书籍的一种。

扩展资料

古籍善本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讹文脱字的古代书籍。时代下限，一般确定在乾隆六十年。

古代书籍代称如：

1、青简、韦编、青编

古代没有纸时，把字写在竹简上，用皮绳把竹简编缀起来，故称书籍为“青简”“韦编”。

“韦”就是用来编扎竹简的皮绳。“青编”即“青丝编”，以青丝编结，用来记事，因而古代记事书籍常以“青编”代称。

2、芸帙、芸编、芸签

有了纸以后，人们为了防止虫对书的咬噬，常在书里放“芸香”，后人便用“芸帙”“芸编”“芸签”等代称书籍。

参考资料：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想必这也是每个学习文言的人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虽然你能大致领会这个段落要表达的意思，但是里面的关键字、词你却不理解，这就导致了你的词穷。

具体来说，不能很好的翻译句子的原因有：

1,有时候古文中的词语会含有一些典故；

2,有时候一个字在不同的句子中会有不同的含义；

3,有时候文言句式的不同；

所以要想翻译好句子，就要从上面三个方面下手。

1，要会给文言句子进行划分，分的清主、谓、宾；

2，了解句子的结构，分清实词、虚词

3，要动手查询具体的字、词意思。虽然有的字你懂，但是同样一个字古今含义可能不相同，而且一个字往往有多个用法，所以要动手查询字、词的意思，要积累、要熟记，下次遇到你就一目了然了。

我也在学习文言的过程中，这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希望能够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