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人信仰了佛教，通常被称为居士。那么，做一个居士，跟普通的在家人又有什么不同呢？ 佛教在中国，信仰的人最多，误解的人也最多，多数人所以为的佛教，就是那些供奉偶像的寺庙，那些为死人念经的僧尼，那些木鱼，那些钟磬，那些……就代表了佛教。所以，也就认定佛教是消极的，是逃避现实的。 其实，那些只是出家人的佛教，而且还是变质流俗了的佛教，佛教的根本精神，几乎已被这股流俗的浪涛所吞没。佛教的信徒，分有出家与在家的两大类，出家人的本务是修道与传道，并住持佛教，至于表达大乘入世的菩萨精神并作佛教的外护者，却是在家的居士。 《一》三类法门 修学佛法的法门虽多，若从大体上说，可分三大类： 第一是人天道； 第二是解脱道； 第三是菩萨道。 学佛的宗旨，是在求取解脱道；学佛的著力点，却在于人天道。尤其是人道，乃是生死与解脱的最大关键。所以，学佛的人，不能离开了人天道而另求解脱道。 解脱道的求取，也不等于佛果的圆成，解脱生死的人，并不就是成了佛的人，要想成佛，必须将人天道与解脱道兼顾并重，这便称为菩萨道。 从性质上说，人天道是偏重于福业的经营，比如布施、救济、放生、戒杀、社会公益等等；解脱道是偏重于慧业的修持，比如持戒、修禅、拜佛、念佛、听经、看经等等。最要紧的，还是在于恋世与出世的区别：如有恋世的心、虽修慧业，仍是人天福报；如有出世的心，虽营福业，也归解脱之道。 毫无疑问地，学佛的目的，不在人天道；佛教的态度，也不仅在解脱道。自求解脱，也要使得一切众生求得解脱，自求解脱是慧业，助他解脱是福业，福慧双修的，便是菩萨道。可见，佛教的宗旨虽是出世的，佛教的方法却是入世的。因为自求解脱，是求解脱世间的种种苦恼，所谓出世，是出离世间的苦恼。救济众生，是为帮助众生解脱世间的种种苦恼，虽然出世，却不逃世。同时，佛教所谓的解脱，是重于心──精神的自在，不受五欲（粗）的烦恼的束缚，便是心解脱，便可离欲界而生色、无色界，乃至出离生死；若能不受无明（细）的习业及无知的束缚，便是慧解脱，便可超脱生死，乃至成佛。因此，解脱了的人，固然不受生死的束缚，但也并不就是不受生死，为了度众生，他们仍须生死。不过，他们的生死，是出于自由意志（愿力）的自主，不同于一般凡夫的生死，是由于烦恼造成（业力）的牵引。正像一个去监狱为犯人讲演的自由人，虽也进入监狱，接触了犯人，但他的心理感受，与被法律制裁而监禁在狱中的犯人，是不同的。所以，已经解脱了的人，虽入生死，仍不以生死为苦；虽在生死，却不受生死的束缚。 《二》解脱道与菩萨道 修持解脱道，毫无疑问，是佛教的本意；解脱道的修持工夫，也毫无疑问，是以出家的身分为宜，至少，出家人的牵挂没有在家人那么多。所以，出家人可证小乘四果，在家人最多只能证到三果，南传的北道派，虽主张在家人也可证到四果，但其既证四果，必然就会出家。 说到菩萨道，无疑地，菩萨道的精神，是佛教的根本，菩萨道的修持者，则以在家的身分更为相宜，至少，在家人的生活范围，可比出家人更大更广，深入群众而接触群众，正是摄化群众的最佳方便，所以佛经中的菩萨，除了极少数外，都是现在家相，乃至最后一生在兜率内院的菩萨，也是现天人相，而非出家相。当然，现在家相的菩萨，并不即有男女性的差别，三界内的色界天，已经没有男女欲，何况是圣位的菩萨。菩萨多现在家相的原因，乃在说明菩萨道的修持者，最适合在家人的身分。 解脱道是可贵的，但还不如菩萨道更加可贵。因为菩萨道的修持者，除了自求解脱，还要助人解脱；既是解脱道的求证（或已取得）者，也是人天道的实行者。从实质上说，菩萨虽现在家身，却比出家圣者更伟大。这也正是大乘佛教一向责斥小乘心行的基本原因。 但是，在家人，实践人天道的福业，是容易的，只要出钱出力，多做社会公益的慈善事业就行了。至于要求在家人能像莲花生于污泥而不为污泥所染──修持解脱道，那就比较难了。如果只行人天道而不修解脱道，那仅仅是人天道而非菩萨道，只能换取来世人天界中的福报，不能解脱生死，更不能自主生死。这也就是出家人比在家人更加尊贵与超胜的因素之一。 根据这一要求，便可进一步的知道，同样的在家人，信佛与未信佛的人是不同的，未信佛的在家人，纵然他是最伟大的慈善家，那也仅可获得人间及六欲天的福报，福报享尽，仍要堕落三涂──傍生、饿鬼、地狱中去受苦。至于信了佛的在家人，纵然不能确实修持解脱道，也能对于解脱之道，生一向往之心，所以也必将进而修持解脱道，今生修不成，来生乃至许多许多的来生之后，必将有修成解脱道而得到解脱道的希望；信佛的在家人，纵然不能积极地经营人天福业，最低限度，也不致积极地造作三涂的恶业。所以，同样是在家人，信佛的要比未信佛的，前途更有希望，也更有保障。 《三》居士宜修菩萨道 到此，我们就要谈到居士的问题了。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多以为“居士”这个名称，是佛教称呼在家男女信徒的专有名词，其实不然。 在佛教的原始圣典中，尤其是在律部之中，居士乃是俗人的通称，梵语称为迦罗越，不论信佛、不信佛，凡是居家之士，便可以称为居士。男的称居士，女的称居士妇，是对已婚俗人的通称。故在罗什法师的解释是：“外国白衣多财富乐者，名为居士。”（注：《维摩经》卷一）《十诵律》卷六则说：“居士者，除王、王臣，及婆罗门种，余在家白衣，是名居士。” 在中国，运用居士一词的，也不是以佛教为始，在《礼记》中就有“居士锦带”一语，那是指的为道、为艺的处士，含有隐士的意义，所以在中国古籍中，往往见到一些文人雅士，每喜以居士自号，但那并不表示他们是佛教信徒。 佛教习以居士称呼在家的信徒，大概是从维摩居士而来。维摩居士，确可称为居士，但也因此而被后人附会，如慧远大师《维摩经疏》卷一说：“居士有二：一、广积资财，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 正因如此，居士一名，渐渐地，也就成了佛教的专用。清朝的彭际清，编写一部在家佛徒的传记，也以“居士传”为命名。实际上，以居士称呼学佛的居家之士，固然没有什么不可，若以中国人的观念，以隐士的含意，来比附学佛的居家之士，那是不妥当的，甚至是意义相反的。因为，隐士是过独善其身、明哲保身的生活；而居家的学佛之士，应该是菩萨道的实行者，为度众生，可以不惜生命，自求解脱，也必助人解脱。这怎么可以与隐士同一意义？ 然而，既已相沿成习，我们也只好随俗称呼了。 照理，一个名副其实的在家居士，便是一位大乘的菩萨。 虽然，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菩萨，并不是简单的事，太虚大师曾说：“悺正须入祖位者，乃能宏大乘教，否则……但能令得人天权小之益，及种大乘善根，不入大乘。”（见《佛法导言》）要到禅宗的破了三关，相当于六根清净位，才入祖位，入了祖位，才能弘扬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菩萨道，真是难能可贵。 可是，我们总不该因了菩萨道的难行而就不行，虽然不能即生成就优入圣位的大乘菩萨，如若继续种下了大乘的善根，终究必将成为优入圣位的大乘菩萨。 所以在家的居士们，不要气馁，在家人虽在解脱道的求取上比出家人相差一阶，然在菩萨道的实践上，却比出家人的条件优胜得多。 《四》菩萨道的重心 我们知道，人天道的主要德目，是五戒十善（杀生、偷盗、邪*、妄语、饮酒为五项必戒的德目，故称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妄言、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欲、不镇恚、不邪见，称为十善。详细内容，请参阅拙著《戒律学纲要》第三篇〈人间天上的护照〉）；解脱道的主要德目是戒、定、慧的三学；菩萨道的主要德目，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六度。六度包含了三学，三学又包含了五戒十善。所以，菩萨道才是佛教的根本道。 然在六度之中，乃以布施为首，可见，菩萨道的实践，是以布施为重心，因为要度众生，必须先要安慰众生，先使众生在物质上与精神上，得到了安慰，然后才能对你发生好感，接受你的化导，并也信任你的化导。 布施，分有财施、法施（离苦的方法）、无畏施（给怯弱者鼓励）三种，财施属于物质的，法施与无畏施属于精神的。理想的布施工作，最好能三种并重，但在一般的众生（人），在现实生活的驱迫之下，对于物质的要求救济，远比对于精神的要求寄托，更为急切，首先使他吃饱了、穿暖了，才能再谈精神的追求。近世教在中国的风行，原因也在于此，不管教的教义怎样肤浅，能给人群以物质的实惠，总是真的，除了破衣面粉的诱惑，他们也办了许多的医院和学校。一般人，那能都是神学家或哲学家，会去研究它的教义和内容？所以教的分子，传教士的群中，有以信教为职业的伪善者，信徒的多数，是出于盲目的附从（他们的确需要宗教的安慰，但却未得到正确的引导），另有一些是出于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别有用心。在佛教，以布施的工作来说，居士要比僧尼更能做得彻底，因为根据律制，出家人是不该有财富也不会有财富的，既然没有财富的积蓄，对于物质的布施，就无法做到。即或今日的僧尼，未见有几人是把银钱一戒持得清净的，但是除了公有的寺产，也不致有太多的私产。所以，出家人，只能以佛法布施，以无畏的精神鼓励，却不能利用物质来救济。虽在佛经中说，布施的功德，以佛法的布施最为殊胜。但在前面说过，接引众生的先决条件，应以物质第一。至于教化众生离苦得乐──走向解脱之道，那才是佛法的功能，这个功德虽大，却不是解除现实贫困的直接方法。同时，在所有的出家人之中，能以佛法及无畏来布施的百分比，也是相当低的，我们在原始圣典中可以得到证明：佛世的出家弟子，经常随从的，约有一千人左右，那些多数是大阿罗汉，此外的凡圣僧尼，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但在僧团中能起领导作用的，不过数十位而已，至于弘化方面有大成就并有名字记载的人，比数上也是非常之少，虽然圣典的记载，不免挂一漏万，但在法施方面真起大作用的人，确实不会太多，那当属于事实。后世的僧尼，当然更加不用说了。因为出家人是以修持解脱道为主，行有余力，才能谈到救济众生的工作。 至于居士，如果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菩萨道的实行者，也便可以做到三施并重了：自己有财富，可用物质救济贫困，自己深通佛法的胜义，可以用来教化众生，安慰众生，鼓励众生。 所以，真正的大乘精神，虽由出家的大菩萨乃至佛陀来摄化，一般凡夫的出家人则不能充分表达出来，唯有发大心的在家居士，才是菩萨道的理想实行者。 当然，这里所说的理想居士，在历史的记载上，也是数得清的。至于一般的居士，确实不容易做到理想那样的境地。有钱的居士，能够以财物布施，但也仅止于财物的布施，未必也能够深达佛法的胜义而用佛法布施。若期他们进一步地对于解脱道的欣求，那是难上加难了（当然不是没有）；所以，他们的布施，乃是局限于人天福业的经营。 至于深达佛法胜义的居士，虽可做到法施，但他们未必就是大富长者，对于物质的布施，也就力不从心了。大多数的正信居士，是在人天道与解脱道的交叉路口徘徊，既向往解脱道，却无法摆脱人天业；乃是在人天业中，慕求解脱之道。他们当然还是幸运的，也是可敬的，最低限度，他们必将走上解脱之道，乃至走上真菩萨道的。 《五》居士应具的条件 上面是讲理想的居士。理想的居士，是从一般的居士中产生的，也是要从一般居士的立足点上做起的。那么，一般的居士，应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呢？ 在《杂阿含经》三三．九二七等的规定，在家居士，应该具足五个条件，称为五法具足，那就是： 第一、信具足 信心第一要紧，如不建立深切的信心，一切的问题，都是不必谈的。对佛教，首先要有正确的信仰，信仰的中心，是佛法，佛法能使我们离苦得乐，所以要信仰。佛法是由佛说的。佛法是由僧众结集（编辑）、传流、住持、弘扬的，所以也要信仰。合起来，便是信仰“佛、法、僧”，称之为三宝。信仰的入门，便是归依三宝，归依三宝，是将整个的身心，无条件地□没在三宝的光辉与恩德之中，归依三宝之后，便能从三宝的启导之下，得到人生大道的指归──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正道。 第二、戒具足 主要是指五戒──不杀生（不杀动物，而非即是吃素）、不偷盗、不邪*（不与夫妇之外的异性交接）、不妄语、不饮酒。五戒本是三归弟子的必修德目，归依三宝与受持五戒，本不该看作两个阶段的两层意义，如果归依了三宝而不受持五戒。好比只向学校登记注册，而不真去上课求学，那只是种善根而得不到现实的利益。五戒十善是人天道中的人天业，如果不能受持五戒，那就连人天道中的人天果位都保不住，岂能解脱生死？

　　“史”的第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正确性。关于这一点，我在前评郑著本书第二册中，为李群玉的出处问题，曾加指摘（参阅后面的附论）。兹读续出各册，无意中又发现不少疑问。例如：

　　（一）《旅獒》是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之一；而这二十五篇之为梅赜伪造，阎若璩已从种种方面证实，郑先生也说这个证实已经“成了一个定谳”（页四三）。但是，他在叙述《尚书》内容“第三类 记事的断片”时，为要证明“《尚书》中的诸文，每有一小段纪事列于其首”，也不惜引用这篇伪史料的“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页四五）。其实，除《旅獒》外，《金滕》便有现成的例子，为什么弃而不用

　　（二）引《诗经》原文，也有许多不经意处。如“匪言勿言，匪由勿语”，误作“匪言忽言，匪由忽语”（页六一）。 “匪鸡则鸣，苍蝇之声”。误作“匪鸡之鸣，苍蝇之声”。又“其室则迩，其人甚远”，为《郑风·东门》之诗，而郑先生则误作《东风》。同诗：“岂不尔思，子不我即”，也误作“岂不尔思，子不我既”这类的错误，我相信必不止此，但也不能替郑先生逐条校对，只凭记忆所及，随手拈来而已。像这样杂引伪史，误改题文，在郑先生著书既多，注重在提纲挈领，或许不拘小节，以为是无关宏旨，其实是贻误初学的（像“匪鸡则鸣”改作“匪鸡之鸣”，相信决不是手民之误。我所引各例，查过《勘误表》，并未改正）。

　　（三）第三册页六五七至六五八论北宋词人：

　　向镐字+之（按；疑丰之之误），河内人，有《喜乐词》。他和黄庭坚一样，也颇喜用当时白话写词，因此，很有些今已不能懂得的句子。像《如梦令》：“谁伴明窗独坐我和影儿两个。灯烬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无那，无那，好个凄惶的我。”……

　　这样明白浅显的词句，郑先生为什么“不能懂得”我真“不能懂得”。按这首词，实是李易安作的（见《词统》》，四印斋刊《漱玉词》，把它收入《补遗》里面。虽有传说是向镐所作，但只要稍有文学功力，稍稍读一下李向二人作品，即能辨出这词应归入那一集。即使郑先生认为两可，则两可的作品，尤不应举为某一人的代表作。又《喜乐词》条下郑注云：“《喜乐词》有四印斋汇刊《宋元三十一家词》本”。案《宋元三十一家词》的目录如下（据光绪十九年原刊本）：

　　一，逍遥词；二，筠溪词；三，＋榈词；四，樵歌拾遗；五，梅词；六，绮川词；七，东溪词；八，文定公词；（以上第一册）九，燕喜词；十，梅山词；十一，拙庵词；十二，宣卿词；十三，晦庵词；十四，养拙堂词；（以上第二册）十五，双溪诗余；十六，龙川词补；十七，龟峰词；十八，梅屋诗余；十九，秋崖词；二十，碎锦词；二十一，潜斋词；（以上第三册）二十二，覆瓿词；二十三，抚掌词；二十四，章华词；二十五，藏春乐府；二十六，淮阳乐府；二十七，樵庵词；二十八，墙东诗余；二十九，天游词；三十，草庐词；三十一，五峰词。（以上第四册）

　　并没有《喜乐词》。其中《燕喜词》是曹冠（宗臣）所作，又非《喜乐词》之误。另有《四印斋所刊词》，包括《东坡乐府》等十七种，亦不收《喜乐词》。然则，郑先生所谓“有《喜乐词》”云者，果何所据

　　（四）页二零一 “魏与晋的诗人”章中，把诸葛亮列为诗人之一，并抄了“一首很平淡的咏史诗”——《梁父吟》——以为证。按诸葛亮“好为《梁父吟》”这句话，见于《蜀志》。照字面讲，这里的“为”字可作自己创作的“作”字解；也可以说是有好吟别人作就的诗的涵义。郑先生既已经把诸葛亮列为诗人，可见他的心目中，《梁父吟》必是诸葛亮的创作了。因此，我们为史料的正确性问题计，不得不辨。我以为《蜀志》所载，是说诸葛亮一面耕地，一面哼哼《梁父吟》；是说他喜欢那首歌，不是说他自己作那首歌。若只凭“好为《梁父吟》”五个字，便断定《梁父吟》是诸葛亮所作，那末，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李群玉作的，因为他的诗中有“抱膝时为《梁父吟》”（《长沙紫极宫夜雨愁坐》》；也可以说是杜甫作的，因为他的诗中有“日暮聊为《梁父吟》”（《登楼》）。恐怕在前朝的诗集中，这类例子多到指不胜屈，我们安得把人人都指为《梁父吟》的作者!再看前人对于这首歌的意见，也是如此。郭茂倩说：

　　《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有《梁父吟行》，今不歌。”谢希逸《琴论》曰：“诸葛亮作《梁父吟》”。《陈武别传》曰：“武常骑驴，牧羊诸家。牧竖数十人，或有知歌谣者，武遂学《太山梁父吟》，《幽州马客吟》，及《行路难》之属。”《蜀志》曰：“诸葛亮好为《梁父吟》”，然则不起于亮矣!李勉《琴说》曰：“《梁父吟》，曾子撰。”《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冻。旬月不得归，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蔡邕《琴颂》曰：“《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按：梁父，山名，在泰山下。 《梁父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又有《泰山梁父吟》，与此颇同。（《乐府诗集》卷四十一）

　　所谓“梁父吟，曾子撰”一类的话，当然未必可靠，但非诸葛亮所作，亦已大白矣。

　　二 史料的取舍

　　一部著作既名为“史”，作者便应当根据史实，对于史料的取舍，不应该阿其所好。节制自己所要说的话，和说自己所不爱说或不熟悉的话，本来是不很容易的事。 一般著作家对于这点，大都缺少训练；而本书的作者，似乎也未能免俗：

　　（一）作者对于“赋”——特别是汉赋——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是“遍搜奇字，穷稽典实的代名词”，和骚坛的“无病呻吟”。（页二一九）要说《三都》《两京》 一类汉赋是一篇篇的“呻吟”，我以为是一件很勉强的事。要用“遍搜奇字，穷稽典实”来呻吟，我想班固张衡诸人，虽然“诗思消歇”，或许不致一笨至此!至于汉赋的体裁，在浮面上诚然是“遍搜奇字，穷稽典实”，但它气魄的雄伟，典实的精博，词藻的丰富，音调的朗亮，站在历史的立场上看，似不应当受人菲薄。其实它也是诗，是Descriptive Poetry。中国文学史上没有真正的Epic( 有些乐府古辞在量的方面太差：《西游记》和《平山冷燕》等等在质的方面又太不像样) 。但这并不能说中国就没有产生过能写Epic的伟大诗人。只是因为文献不足，不能使伟大的诗人往那条路上走，没有现成的基础让他们建筑起Epic的宫殿来罢了。实际上，一些伟大的诗人，往往在别的体裁上透露他们能写Epic的天才，而汉赋的那种Grandeur（宏壮，威严，华贵）正是Epic所有的。郑先生又说:“汉赋的作者们，对于屈宋是亦步亦趋的……(页二一九)但惜我还没有见过屈原或宋玉做过《三都》《两京》一类的赋!

　　（二）作者因为不满于汉赋，所以后世和赋相类的“骈文”，也同遭摒弃，甚至于和赋不相类的后汉三国的表章书启，都没有给它们丝毫地位。其实建安七子和曹（丕，植）吴（质）等人的书札，也不一定在他们的五言诗之下。五言诗限于字句，写不酣畅，又往往刻意为之，后世读者遂不免感到疏隔。反不如当时亦骈亦散，恣笔纵横的书札表章（如《荐祢衡表》，《求通亲亲表》，《求自试表》等），能够表现个性，透露各人心灵的消息。《文心雕龙·书记篇》说：“公干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其实岂仅公干（刘桢）而已，我们读曹氏兄弟，吴质，和陈琳的书札，比读他们的诗要亲切得多。这些都是当时的白话书札，不应遗弃。至於《梁父吟》之不是诸葛亮所作，评者在前面已经说过；最可怪的，是作者因为错认了，便硬把诸葛亮也列为诗人之一。除引了《梁父吟》外，还说起了许多“今皆不传”的著作，而于传诵至今，直率动人的《出师表》，反不提起只字!

　　（三）四六骈文在整部的中国文学史中，也不应当完全遗弃。本来，中国文体，除诗歌外，有骈散二大流，到六朝初唐，骈文不仅全部征服了散文，连诗都被它吞没不少；六朝轻清的小赋，便是诗给骈文并吞了的产物。自后汉以至盛唐，四六骈文统治了四五百年的文坛，连诗歌都被它逼得“绮靡不足珍”了，一直等到韩愈起来革命。但是令狐楚，李商隐诸人还来一个光灿耀目的回光返照。李商隐自以为他的四六文不在他的诗以下；在述他从令狐楚学四六的经过，有“自从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之句，是何等自负!王维的书札，刘知几的《史通》，都脱不了这一体的樊篱。而郑先生在“六朝的辞赋”章中，轻描淡写的从建安时代的曹植弥衡王粲讲起，总共不到五页（页三零六——三一零）！以全书一千六百页计算，不及三百分之一。

　　（四）关于北朝文学，大体上也嫌简略。《乐府诗集》所收北朝诗歌，如“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我一身，飘然旷野!”和“男儿宁当格斗死，安能拂郁筑长城!”一类极伟大的作品，都不曾提起。

　　（五）从另一方面看，凡郑先生所喜欢的东西，则虽并不必要，也不惜反覆申述，至再至三。即如《西厢记》的本事，凡稍留心中国文学者，类能知之；在文学史中，简要的叙述一次果也不妨，不叙却也没有关系，郑先生则把一个大同小异的故事，叙述至三次之多（页六九四——六九五，七零零——七零六，八五九——八六二)。前后共占十余页，较“八朝的辞赋”一章多二倍有余。故事前后叙述作者，故事源流，版本及解释内容一类的文字，还不在内，又如“讲史及英雄传奇”一章中的《全相平话》在文学上可称毫无价值；它的价值，只在“有过这么一回事”上面。一个专门学者，可以把它的发现的经过，版本的源流，作者的研究等写成他爱那么厚就那么厚的专书；但在一般人适用的文学史中，毫无问题，它只能占极少篇幅，只要说明“有过这么一回事”罢了。而郑先生则似乎对于讲史平话故事特别感到兴趣，把五种平话的故事内容，浩浩荡荡，从“武王伐纣”一直讲到“刘聪灭晋”总共占了十八页（页九三八——九五五）。这一章所占的篇幅，几抵“六朝的辞赋”全章的四倍，比“南宋诗人”一章还多一倍。其实这些平话的内容，据郑先生自己说：“其叙述虽或近于历史，或多无稽的传说，或杂神怪的军谈，然其文字的鄙陋不大通顺，白字破句累牍皆是，却是五作如一的”（页九五六）。郑先生一口气把“无稽传说”“神怪军谈”的故事说了十八页还不够，又把“鄙陋不通”，“白字破句”的原文引了四页（页九五六——九五九）。而他叙述北宋大词人晏几道，只引了原文五十五字（页六三三）；对于“诗存者不下万首”的陆游，仅仅引了两首七律，连上叙述，不到八行（页七九六）！

　　在“批评文学的复活”一章中，作者提出朱熹诸人用直觉来读古书，很是恰当。但作者说：“从六朝以后的批评的精神便堕落了。……唐人批评的精神很差；尤其少有专门的批评著作。他们对于古籍的评释，其态度往往同于汉儒；只有做着章解句释的工夫，并不更进一步而求阐其义理”（页八零七）。我想作者也许只看见了陆德明的《释文》，没有看见刘知几的《史通》，所以才说那样厚诬唐人的话。实则，宋人的批评，出发点是求哲学上的真，《史通》的出发点是求史料文献上的真。以言性质，则刘氏的书似更属于文史批评方面。宋人著作则偏于哲学上的“知识论”方面。说到“专门的批评著作”，恐怕《史通》一类的书不能算不专门，也不一定比任何宋人著作不专门。以诗论诗的风气，也是唐人开的。李白《古风》中一首“大雅久不作”便是一篇论诗的宣言。以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义山的《漫成五章》（首二章），实开后代论诗绝句（如元遗山）之风。李杜诗中零零碎碎论前人及当时人诗句的，也不在少。司空图的《诗品》虽只及原则，不实指诗句，其实不在宋人许多闲谈式的“诗话”之下。后人诗话，多从《诗品》揣摩出来：《艺苑卮言》所用种种拟诗的譬喻，尤为明显。所以如果抹煞古人的著作，回头又来说他们批评精神的堕落，不能算是一个平心之论。

　　三 不传及非名作人史

　　郑先生最根本的错误，是在写书的时候，不以文学作品本身为中心，而以各代史书中什么文苑传，文学传的人名单为中心——特别是宋元以前的部分。因此，就产生了两种最严重的谬误：

　　第一，许多极重要的作品都被遗弃，或竟潦草敷衍。如前面说起的《乐府诗集》中许多诗歌，魏晋的函扎，《弘明集》和《广弘明集》中许多美丽的骈文（如《三藏圣教序》等），佛教的许多文学性极重的传记及经典（如法显《佛国记》，《本缘部》的许多譬喻经等），唐代极好的白话文（如《五灯会元》《六祖坛经》等），都占不到地位。又如苏东坡的诗只引五七言各两句；而关于他连同他父亲老苏和弟子由的叙述，通共不到九行（页六一五——六一六），这种忽略的写法，将使读者对于许多伟大的作家，无从得到明确深刻的印象，无从感觉兴趣，无从觉得他们的伟大——虽然郑先生也不吝惜地用“伟大”“大家”，“晶莹的珠玉”一类不着边际的字眼。

　　第二，许多极小极不相干的作家，因为偶然在文苑传上占有数行传记的位置，便不管他有无作品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是不是文学，郑先生都把那些人的姓氏，籍贯，官阶，卒年，依样照开；或者补上一句：“有……集”。连作品极幼稚或竟并无作品传下来的，也都把这个一定的公式套上。试举数例如下：

　　秦宓有《远游》一诗：“……”颇具稚气，难称名篇。宓字子教，广汉绵竹人，刘备平蜀，以为从事祭酒。后为大司农。（页二零二）

　　孔稚圭字德璋，会稽山阴人，齐时为太子詹事，散骑常侍卒。张融字思光，吴郡人，齐时为司徒，兼右长史，是稚圭的外兄。二人情趣相得，并好文咏。然所作零落已甚，并不足观。（页二八二）

　　叶宪祖，字美度……余姚人，官至工部郎中。……他所作传奇有《双修记》，《四艳记》，《玉麟记》……《玉麟》、《双修》二记，皆未见。……宪祖的诸记，……也足以使人感得不舒服；特别是《四艳记》，四段故事，情节皆面目相似，读之尤恹恹无生气。（页一一八一）

　　车任远宇+斋，号遽然子，上虞人，著《四梦记》。……今《四梦》原本未见，唯《焦鹿梦》存耳。此剧……叙述过于质实，反失空灵幻妙的趣味；教示过于认真，又有笨人说梦的感觉……（页二二八）

　　孙原文字南公，号笨庵，无锡人，著《饿方朔》一剧，今不传。（页一二一九）

　　陆世廉，字起顽……长洲人。宏光时官光禄卿。入清，隐居不出。著《西台记》……惜今亦不传。（页二三零）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与其把这一类既非名作，又多不传的玩意儿来占据宝贵的篇幅，何如就把正史中艺文经籍各志的“集部”或“子部”的东西整个抄了进去！

　　四 意义不明

　　郑书颇多晦涩之处。例如：（一） 页一五一：

　　在乐府古辞之中，原有些叙事诗，但大都不是以五言体写成的；用五言体写的，只有《陌上桑》等一篇耳。现在我们所讲的五言体的叙事诗，在实际上只有两篇；……

　　在这里，既有所谓“《陌上桑》等”云者，则除《陌上桑》外，当然至少还有一篇；加上《陌上桑》，便有二篇，怎么“只有……一篇耳”？假使“等”是多余的，怎么接着又说“在实际上只有两篇”？究竟是“《陌上桑》等一篇”，还是“《陌上桑》 一篇”？是“只有一篇” ，还是“只有两篇”？

　　（二） 页一六零

　　第四类“清商曲”（按此承上页论汉代乐府古辞）今存者有《豫章行》，《董逃行》，《相逢行》及《长安有狭斜行》四首。……第五类“瑟调曲”今存者有《善哉行》，

　　《陇西行》，《步出夏门行》，《折杨柳行》，《西门行》， 《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雁门太守行》，《双白鸪》，《艳歌行》二首及《艳歌上留田行》等。在这个曲调中，颇多叙事的作品……

　　这段文字和上面所引一段对看，似觉自相矛盾。上面说乐府歌辞中五言叙事诗只有两篇（指《孔雀 东南飞》及《悲愤诗》），而这里说到的《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陇西行》和郑先生所不曾说起的《上山采靡芜》，都是五言叙事诗，不知郑先生将何以自解

　　（三）页一六五：

　　中国古代的史书都是未成形的原始的作品，太史公书才是第一部正式的史书。

　　我不知道“古代”是何代。“史书”是什么样的书，“原始”的定义又应当怎样下姑且假定《史记》以前是“古代”，试问《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及已佚的《世本》是不是“史书”？《史记》当然不“原始”，何以见得这些书就“原始”？《史记》记载汉以前事，整篇抄上述各书，甚至抄《尚书》，这“原始”的定义以什么作标准

　　（四） 页一七二： 。

　　他（指刘歆） 又极力表章著了一部绝代的理想政治的模式《周礼》。后人每以《左传》，《周礼》为他的伪作；但那实是不近情理的一个偏见。

　　“表章著了”四字，令人莫名其妙！是他表章了《周礼》，还是他著了《周礼》假使他只是表章而已，则郑先生是不是以为《周礼》确是所谓“周公居摄以后作”？ 如果郑先生也以为《周礼》并非周公所作，是刘歆自己弄出来的玩意儿，那当然是“伪作”为什么郑先生还说“后人每以《左传》《周礼》为他的伪作；但那实是不近情理的偏见”？。按照郑先生的意思，这部托名为“周公居摄以后作”的《周礼》，似是大政治家刘歆弄出来的；可是又不准你说是刘歆伪作，你若这样说，便是“不近情理”，便是“偏见”。

　　（五） 页一八六：

　　既疑《萁豆诗》过于浅薄显露，不似子建的口吻，且此诗本集不载，仅见于《世说新语》；何以又在前页说“子建便也高唱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

　　五 考证太简略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也是写文学史最大困难之一。郑书中关于考据部分，就是失之太略，试举一例，如“在唐以前，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里所引起的发酵性作用实是微之又微的”（页二六六）。不知此语有何根据据我看，佛教文学在唐以前的中国文学中至少引起了下列各种问题：

　　第一，因为佛经的梵文，每句往往是八个音节，所以译文也随之而以四言为句，每二句合成八言。这种工整的文体，促成了后来四六骈文的发展。又因为梵文佛经中有每句十音节的偈语，在译文中遂有五言的诗偈。此种诗偈的五言译文，起源极早。《大藏经》所收后汉时安世高，康孟详，支曜的译文（如安译的《佛说尸迦罗起六方礼经》，《五阴譬喻经》，《佛说婆罗门避死经》；及康译的《佛说兴起行经》，《舍利弗摩诃目莲游四衢经》等），便有极朴质畅晓的五言诗偈。此类诗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不仅在于促成了五言诗的发展和运命，并且直接影响了五言诗作者的思想。陶渊明的三首“神”“形”“影”的酬答，谢灵运的《十譬赞八首》，便是最好的例子。正因为有陶谢的酵，所以才酿成王维王梵志的酒。

　　第二，是因为梵读的音转，而起中国文字的四声。没有四声，恐怕唐诗，宋词，元剧，昆曲都失了最主要的神味——音乐性。而四声之起，在唐以前；四声之来，由于佛教文学。

　　第三，佛教的故事，直接跑进中国文学的园地，为中国作者所叙述（不是翻译）。试读《水经注》，随处可以看到这种例子，更不必求之于法显《佛国记》一类的书。

　　然而郑先生却说：“在唐以前，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里所引起的发酵性的作用是微之又微的。”

　　六 其 他

　　（一）页六六二：“无数的词人诗人，写着无数的离情闺怨的诗词；他们一大半是代女主人翁立言的，这一切的诗词，在清照以前，直如粪土似的无可评价。”这话未免有些说得过火。要是六朝乐府中的《吴歌》 《子夜》，王（昌龄）崔（颢）的七绝，张籍的《节妇吟》，李白的《长相思》，和温（庭筠）周（邦彦）的短令长调等果真“粪土似的无可评价”，为什么作者对于上述这许多“粪土”又不在摒弃之列呢7．

　　（二）页二四八： “陶谢并称，然渊明远矣”。不知所云。似此文字上的疏忽，竟弄得意义不明，希望再版时，作者有以修正。

　　平心而论，郑先生这部巨著在中国文学史中，以言赡博——特别是近代部分——可说是无与伦比。如果读者能取这书之长而善读之，当能得到这本书对于他们的益处。我们也很希望郑先生自己或其他学者，仍就现有材料，更作精审的研究和著述，完成一部比较完善的中国文学史。

　　原载《图书评论》第二卷第七期， 一九三四年

　　附 论 变文发生时代与词的起源诸问题

　　我在《新月》四卷六期发表批评郑著《文学史》后，著者即有一函，致《新月》编辑，刊在四卷七期，声辩“变文”发生时代，词的起源，李群玉出处等五点。这五点中除最后一点外，其余都是文学史上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随即也有一篇很详细的答辩文，寄给《新月》编者。后因印刷方面的问题，《新月》未能刊出；我的稿子也无法索还；以致有许多人误会我已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承认了郑先生的主张了。其实不然。今乘重评郑著之便，谨再答辩。

　　（一）关于“变文”发生的时代问题 “最早的‘变文’”，我们不知其发生于何时，但总在开元天宝以前吧”——郑先生说他“这话是不能动摇的”有许多理由，都与《插图本文学史》所说的大致一样。无庸代为重述。其实，我也并没有意思要“动摇”这话，因为这话的确不能“动摇”。郑先生如果再稳当一点说：“变文的发生，总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前吧”，那就更不能“动摇”了。问题是：开元，天宝以前，盖亦久矣夫，千百年来，非一日矣!“但究竟是前十年前五十年，或前一百年，前二百年”——郑先生问，“则谁能明白的指出呢”我的回答是：文学史的著者应能明白指出。

　　我认为《高僧传》卷十三的“唱导”即是变文的起源，郑先生不承认我的话，理由是因为他读了《广弘明集》卷十五梁简文帝的《唱导文》，王僧孺的《礼佛唱导发愿文》，《忏悔礼佛文》等，使他“爽然若失”的否定了。我想郑先生弄错了。郑先生大概对于《广弘明集》的文章和《高僧传》所记的，都没有看清楚它们的内容，所以把二者混为一谈，那其实是两件绝不相同的事。郑先生引了一段梁简文帝的文章以证明和“变文”的不同，那当然是不同的，但可惜郑先生没有把那文章看完，看出它内容结构的要点何在。郑先生读《高僧传》，似乎也只读了“传记”部分，并没读“跋论”部分，以致对于《高僧传》卷十三的“唱导”究竟是怎么回事，仍未了解。《广弘明集》卷十五所谓“唱导文”，或“礼佛唱导发愿文”或“忏悔礼佛文”，其实都是“发愿文”。郑先生如果把简文帝的文章再耐性一点儿读下去，可以发现：

　　奉为至尊敬礼娑婆世界释迦文佛，欢喜世界旃檀德佛……

　　奉愿圣御与天地比隆，慈明与日月齐照，九有被康哉之泽，八方延仁寿之恩，……

　　奉为皇太子敬礼东方宝海，南方灯明，西方无量寿，北方相德。……

　　奉愿离明内映，合壁外和，玉震云浮，金声海镜，日朝颜色，四善流风。既善温文之德，实著监国之重。……

　　奉为贵嫔归命敬礼五十三佛，三十五尊……

　　奉愿月相与万善同休，金声与四时并佑；兴七觉以炳照，冏十智于常乐。闺守奉仁，宫储钦德……

　　奉为临川，安城，建安，鄱阳，始兴，豫章，又南康，庐陵，湘东，武陵诸王家国戚属，六司，鼎贵，归命敬礼：：

　　奉愿心镜凝深，身清岳峙；克隆帝祉，永茂皇枝，……

　　王僧孺的《礼佛唱导发愿文》也是这样的：

　　仰愿皇帝陛下至道与四时并运，玄风与八埏共广；反淳源于三古．，舍浇波于九代。至治已睹于今日，大道复属于此时。……

　　仰愿皇太子殿下厚德体于苍苍，广载侔于＋礴，前星照耀，东离焕炳，淑闻自远，和气熏天……

　　仰愿诸王既明且哲，声跨于河楚；令闻令望，道均于旦奭……

　　仰愿诸王殿下穆穆与清风并扇，英英将白云共朗；永钟清祉，长享元吉。……

　　愿六宫眷属业华姬日，声丽妫辰；震彩镌图，传芳诗史。……

　　愿诸公主日增智性，弥长慧根。四摄四依，已尊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辍。……

　　愿现在众等身口清净，行愿具足。……

　　《忏悔礼佛文》的内容和形式，与上文所引完全相同：

　　愿大王殿下五畏内遣，十方外扶；百福庄严，万祉周集。……

　　仰愿皇帝陛下景祚与“七政”相齐，皇基与“二曜”均永。地平天成，乐和礼洽。……

　　仰愿重明累圣＋然如在：腾神净国，总驾天宫；托化金渠，邀游宝殿。……

　　愿诸王殿下裂壤盛于诸姬，磬石过于隆汉；……

　　《初夜文》也是如此，无非是“仰愿大王殿下”之类。我因为要让读者知道那些文章的内容和格式是怎么回事，所以引了不少原文。这些文字，据我看，完全是千篇一律的“发愿文”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第四所收《广弘明集》卷十五的玉氏的文章，没有“唱导”字样，仅作“礼佛发愿文”，可见我的论断无误）；和“变文”当然不同，和《高僧传》卷十三所谓“唱导” 的本子，我以为也自不同。这些千篇一律的“奉为”“仰愿”满纸塞行的善颂善祷，岂能使听众“心形战栗”“怖泪交零”？这样骈四骊六的文章，又岂是一般听众所能感到兴趣而爱听《高僧传》所谓“

老子的故乡在春秋时期的楚国苦县，也就是现今的河南鹿邑。

老子大约于公元前571年出生于楚国苦县，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说，老子即李耳，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

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郭兰芳在《论老子哲学思想》中也写道：老子姓李名聃，是楚国苦县的厉乡曲仁里人，生于春秋末期，曾任周王朝的图书馆长、管图书，是孔子的前辈，曾向他问礼。

扩展资料：

老子自幼聪慧，静思好学，常缠着家将要听国家兴衰、祭祀占卜、观星测象之事。尹氏请一精通礼乐的商容老先生教授。商容通天文地理，博古今礼仪。

一日，商容教授道：天地之间人为贵，众人之中王为本。老子问道：天为何物，先生道：天者，在上之清清者也。

老子又问：清清者又是何物，先生道，清清者，太空是也。太空之上，又是何物先生道：太空之上，清之清者也。

之上又是何物，清之清者之上，更为清清之清者也。老子又问：清者穷尽处为何物，先生道：先贤未传，古籍未载，愚师不敢妄言。

夜晚，老子以其疑惑问其母，母不能答；问家将，家将不能言。于是仰头观日月星辰，低首思天上之天为何物，彻夜不能寐。

又一日，商容先生教授道：六合之中，天地人物存焉。天有天道，地有地理，人有人伦，物有物性。有天道，故日月星辰可行也，有地理，故山川江海可成也，有人伦，故尊卑长幼可分也。

有物性，故长短坚脆可别也。老子问道：日月星辰，何人推而行之，山川江海，何人造而成之，尊卑长幼，何人定而分之，长短坚脆，何人划而别之。

先生道：皆神所为也，老子问道。神何以可为也，先生道，神有变化之能。造物之功，故可为也老子问：神之能何由而来，神之功何时而备。

先生道：先师未传，古籍未载，愚师不敢妄言。夜晚，老子以其疑惑问其母，母不能答。问家将，家将不能言。于是视物而思，触物而类，三日不知饭味。

—老子（出生苦县）

—苦县

三千小童国学馆标准国学经典

第一阶段：知书达礼

《千字文》：“天下第一字书”。帮孩子养成自主学习和探究式学习的习惯。 《弟子规》：系统化的“儿童行为守则”。教孩子懂得待人接物的礼貌常识。 《三字经》：中国文化史纲。对孩子的升学考试和文化修养都有极大的帮助。 第二阶段：开智明理

《论语》：中国人的“圣经”。从小熟读，可助其塑造理想人格、洞察人性。 《诗经》：中国古代诗歌开端。对孩子的语言水平和知事明理都有很大作用。 《大学》：中国人必读的一本书。帮孩子树立正确的三观，构建远大的人生格局。 第三阶段：通达言志

《易经》：不学易经，无以为将相、无以成大医。群经之首，内容涉及诸多领域。 《唐诗宋词》：中国文化学史上的璀璨明珠。培养孩子良好的韵律感，陶冶情操。 《中庸》：“和谐”人生指南。培养孩子处理人际关系的智慧，成为高情商人才。 《老子》：中国人的智谋奇书。书中智慧可以运用到工作、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三千小童结合时代变化，创新国学六艺特色课程 纵横文武，德艺双修让孩子更出众

礼：古礼体验。不学礼无以立，培养孩子懂礼貌、有教养。 乐：古琴修习。提升孩子文化修养，助其养成优雅含蓄的气质。 术：武术锻炼。塑造挺拔的外形、强身健体、锻炼坚强的意志力。 棋：围棋钻研。开发孩子智力，培养机动灵活的战略思想意识。 书：书法艺术。提高孩子专注力，提升个人修养和审美能力。 数：数艺传承。锻炼孩子快速运算能力，提升数艺思维。

丹凤眼简称凤眼，是一种有聪明才智的，极富魅力的眼睛。《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即是这种眼睛。中国古典戏剧中的英雄美人，都是被化妆成这种眼睛。这是因为这种凤眼不仅是美，而且还是一种智慧才干的象征。谚云：龙眼识珠，凤眼识宝，牛眼识青草。男人“目如凤凰，必定高官”（见曾国藩《冰鉴注评》中州古籍出版社1954年版，第145页）。女人，有了一双凤眼，就天生有了美丽聪慧的资本。凤眼须清。若眼光暗淡朦胧，则不智。凤眼须与人的整体形貌联系起来看。只有美的形貌中的凤眼，才有上述之美和聪慧性格。有一些人若孤立看他（她）的眼睛，确是凤眼，但其整体形象不美，甚至是丑、俗、愚，则其眼仅是形似而已，不足道也。只有内外双修，才能使凤眼大放异彩。

凤眼的神韵实在难以形容，其威严会在一瞬间造成距离感，其实对女孩来说，杏眼或者桃花眼都比丹凤眼来得亲切。演员如果化凤眼妆，十有八九演太后或皇帝。其威仪和高贵不言自明。

藏文化丰富多彩，为大家列举一二。

1阳光：因为离天空最近，西藏是最受阳光眷顾的地方，全年日照时间长达3000小时以上。

2笑容：藏族人的笑容会让所有摄影师兴奋，并拍下个人摄影生涯最棒的照片。这样的笑可以用金子来形容。

3布达拉官：没去过西藏的人也早在无数影像和文字中熟悉了它，不过真正见到时感受完全不同。

4大昭寺：据说能在大昭寺的殿顶悠闲地待上大半天，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背包客。

5转经轮：藏族人用转经轮来代替念经，除了寺庙里的大经轮，最常见的就是手摇小经轮，游客最爱买的礼物之一。

6长明灯：在西藏，有寺庙就有长明灯。信徒们表达敬意的方式之一就是给每一盏长明灯添酥油，边添边诵经，默默祈祷。

7八廓街：拉萨最古老的街道，著名的汇聚各地朝拜者的转经道，拉萨的地标之一。

8磕长头：口诵六字真言、三步一拜、每拜必五体投地的伏身叩拜者在西藏随处可见。他们的虔诚让人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

9六字真言：藏传佛教著名的“嗡、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就是如来佛把孙猴子压在五行山下那六个字，韩红在歌里也反复哼唱过

10密宗：密宗又称藏密，因其神秘性而多附会，武侠小说就最爱用密宗双修法来说事。

11雅鲁藏布江：西藏第一大河，藏人的母亲河，正如郑钧所唱，雅鲁藏布江有着把心洗清的能量。

12神山圣湖：朝拜神山圣湖是藏族人的人生目标之一。神山圣湖中最神圣、最受尊崇的是冈仁波齐和玛旁雍错。

13冈仁波齐：在印度教、藏传佛教、西藏原生宗教苯教看来，世界的中心就是这座在藏语中意为“神灵之山”的山峰。

14转山／转湖：朝圣者最常采用的方式，很多藏族人一生中总要有几次转山／转湖的经历。

15唐卡：唐卡即藏语卷轴画之意，唐卡是供奉的圣物，绘制完工后要经由开光、加持，使之具有灵气，才算完成。

16哈达：尽管蒙古族也献哈达，但远远没有藏族人用得那么普遍。藏人出门总要随身带上几条以备不时之需。

17藏民族：传说神猴与罗刹魔女结合而繁衍出藏族先民。远古的传说竟与猿变人的进化论不谋而合，不能不说是奇迹。

18藏语：除了扎西德勒和金珠玛米，“锵”(青稞酒)恐怕就是内地人最熟悉的藏语单词了。

19藏医：神奇之处甚多，比如对胚胎学的认识甚至早于西医，至今没有合理的解释，难道真是神示的结果

20藏香：是西藏宗教生活不可缺少的必备品；藏区之外，它成为情调的发散装置和保健用品。

胎从伏气中结，气从有胎中息。气入神来为之生，神去离形为之死。知神气可以常生，固守虚无，以养神气。神行即气行，神住即气住。若欲长生，神气相住，心不动念，无来无去，不出不入，自然常住，勤而行之，是真道路

胎息经胎从伏气中结脐下三寸为气海，亦为下丹田，亦为玄牝。世人多以口鼻为玄牝，非也。口鼻即玄牝出入之门。盖玄者水也；牝，土母也。世人以阴阳气相感，结于水母，三月胎结，十月形体具而生人。修道者，常伏其气于脐下，守其神于身内，神气相合而生玄胎。玄胎既结，乃自生身，即为内丹，不死之道也。气从有胎中息神为气子，气为神母，神气相逐，如形与影。胎母既结，神子自息，即元气不散。气入身来为之生，神去离形为之死《西升经》云：身者神之舍，神之主也。主人安静，神即居之；主人躁动，神即去之。神去气散，其可得生？是以人耳目手足，皆不能自运，必假神以御之。学道养生之人，常拘其神以为身主，主既不去，宅岂崩坏也。知神气可以长生，固守虚无以养神气《道经》云：我命在我，不在天也。所患人不能知其道，复知而不行。知者但能虚心绝虑，保气养精，不为外境爱欲所牵，恬淡以养神气，即长生之道毕矣。神行即气行，神住即气住所谓意是气马，行止相随，欲使元气不离玄牝，即先拘守其神，神不离身，气亦不散，自然内实，不饥不渴也。若欲长生，神气相注相注者，即是神气不相离。《玄纲》云：纤毫阳气不尽不为鬼，纤毫阴气不尽不为仙。元阳即阳气也，食气即阴气也。常减食节欲，使元气内运，元气既壮，即阴气自消。阳壮阴衰，则百病不作，神安体悦，可觊长生。心不动念，无来无去，不出不入，自然常住神之与气，在母腹中本是一体之物，及生下为外境爱欲所牵，未尝一息暂归于本。人知此道，常泯绝情念，勿使神之出入去来。能行不忘，久而习之，神自住之矣。勤而行之，是真道路修真之道，备尽于斯，然圣人之言，其可忘欤。

胎从伏气中结，气从有胎中息。气入身来谓之生，神去离形谓之死。知神气可以长生，故守虚无以养神气。神行即气行，神住即气住。若欲长生，神气相注。心不动念，无来无去。不出不入，自然常在。勤而行之，是真道路。 注释－－张义尚

胎者胎其神，息者息其气。胎字是指神之泰定，不动不摇，不忧不惧，不思不想，如婴孩之处母腹。息字是指粗气绝灭，外气不行，气既不行，自然百脉冲和，一片光明。气犹水也，神犹月也，月动由于水漾，神摇由于气牵。水澄则月明，气定则神慧，神气相抱，达于大定，而内丹自成，故曰“胎息”。

胎从伏气中结，气从有胎中息。

神犹人也，气犹马也，马载人驰，犹之气牵神动。故欲神定自在，有如孕妇之怀胎者，舍降伏其气，使气能归根蛰藏，莫由致也。 《抱朴子》曰；“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则道成矣”。朱子《调息铭》曰：“静极而嘘，如春沼鱼，动极而吸，如百虫蛰。春鱼得气而动，其动极微，寒虫含气而蛰，其蛰无朕。调息者，须似绵绵密密，幽幽微微，呼则百骸万窍，气随以出，吸则百骸万窍，气随以入”。 《摄生三要》曰：“初学调息，须想其气，出从脐出，入从脐灭，调得极细。然后不用口鼻，但以脐呼吸，如在胞胎中，故曰胎息。初闭气一口，以脐呼吸，数之至八十一或一百二十，乃以口吐气出之，当令极细，以鸿毛着于口鼻之上，吐气而鸿毛不动为度。渐习转增数之，久可至千．则老者更少，日还一日矣”。气入身来为之生，神去离形为之死。

举凡生物，莫不有气，而命即寓于气之中，凡生物之所以有知觉、运动者，莫非气之运用也。无气则不能动，自成死物矣。凡蠢蠢者莫不含灵，灵者神也，而性即藏于神之内，无神以主，则有如木石，非死而何？故知人身之所以生者，气与神也。惟是此气与神，禀之于天，而又受天之陶铸，《阴符经》所谓天地万物之盗，及古哲云，天与之，天复取之，失其气，气尽而死也，皆指此。

知神气可以长生，固守虚无，以养神气。

此乃本经最要之诀。盖虚无者，即是致虚守静，更立玄牝之法。虚者虚其心，无者无其身，虚其心则神自清，无其身则气自静，能清能静，神气自养矣。然此非一赋可几者，必朝斯夕斯，动静一如，方能有成。故曰固守，言不可须臾相离，一刻怠忽也。

老子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素问·上古天真论》日：“恬憺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神行即气行，神住即气住。

此言神之与气，是一非二。无气则神无依，无神则气无主。神既为主，故神动即有气动，神不动，则气亦不动，如影之随形。经虽明言神气并举，阴阳两列，然修道之功，惟在阴阳合一，而固守虚无，即是致虚极，守静笃，又为合一之手段也。

若欲长生，神气相注。

神气合一而定，即是此节之旨。盖神行气行，气行精败，形因之衰矣。惟神凝气定，形随以泰，自然长生。

张三丰《道言浅说》曰：“大凡打坐，须将神抱住气，意系住息，在丹田中，宛转悠扬，聚而不散，则内脏之气与外来之气，交结于丹田。日充月盛，达乎四肢，流乎百脉，撞开夹脊双关而上游于泥九，旋复降下绎宫而下丹田，神气相守，息息相依，河车之路通矣。功夫到此，筑基之效，已得一半矣”。

心不动念，无来无去；不出不入，自然常住。

心不动念，无来无去，即是心定神凝之功。岂特无来无去，直须绝对待，离二边, 空三际，如如长住，住无所住方是。心不动则气不动，故继之以不出不入，自然常住，是气无出入，息灭尽定，心气不二矣。

勤而行之，是真道路。

《胎息经》自始至终不离神、气二字，有神有气则相守，忘神志气则入虚，功夫由浅入深，而效验则步步不同。学者如能恪守勿失，勤而行之，则柔气功之道尽在是矣。 张义尚

1982年第3期《气功》杂志载拙作《胎息经注释》一文，多年来不少人来信赞我注释，比之《云笼七签》中葛洪所论和王文禄、幻真诸前辈所注超胜，但经中有些语句，尤其入手二句还不无疑义，希望我能更进一步地解释。其次，认为《气功》所载非全豹，希望我能把原作全稿复印出来，分惠于同好。回答如下：

《胎息经》是我国古代气功文献中的精品。胎息二字，胎是圣胎，乃真神所结：息是真息；乃内外呼吸气停（真息无息）所成。只此二字，已明明指出神之与气，互相对待，互为其根。神属阴，喻之为汞；气属阳，喻之为铅，此是本身之阴阳。神是性。气是命，性不离命，命不离性，二者是二是一，即是性命双修。故虚靖真君日：“神是性兮气是命”。曹文逸仙姑曰：“我为诸公说端的，命蒂从来是真息”。

经首二句，“胎从伏气中结，气从有胎中息”。话是两句，事只一端。前句言神（胎即是神之喻），后句言气。而神气合修之主旨，专在“伏气“二字，乃是修习之手段。气如何伏？又专在“凝神”。故虚靖真君说：“神不外驰气自定”。并且经中言神气之重要, 有“气入身来为之生。神去离形为之死”句；言神气之互根，有“神行则气行，神住则气住”句；言修习之方法，有“固守虚无，以养神气”和“若欲长生，神气相注”句。虚是虚其身，无是无其气；曰养则不是勉强造作，而是自然而然，两者相注如水乳交融。反反覆覆，都只是神气二字，真可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也。

总上可知：“胎”是比喻心神能安住不动，也就是出生定力。道家谓之为内丹或阴丹，须已摆脱了身外的呼吸和身内脏器功能，即一切气化之气的干扰方能形成。到了那个境界，是为“伏气”。就是自然地不觉有内外呼吸之痕迹，而唯一神独耀，故曰“胎从伏气中结”。在此圣胎凝结之同时，内外气息亦自归于寂灭，故曰“气从有胎中息”。古仙曰：“脉住气停胎始结”，陈泥丸祖师曰：“我昔功夫行一年；六脉已息气归根，有一婴儿在下田，与我形貌亦如然。”皆可为证。

还有必须知道的，玉蟾仙翁曰：“昔日遇师真口决，只是凝神入气穴”。气穴，一般都指为脐下之下丹田。实际上所谓气穴，我得真师指授，乃是在静定之中，真神与真气相依相抱而合一；换句话说，即是以气为穴而神凝之，所谓“神入气中, 如在深穴之内”者是也。善乎闵一得真人之言曰：“圆虚圆寂，圆清圆和，何内何外？何有何无？生生化化。一付如如，还返妙用，如斯如斯，成身内身，是名真吾”。此种高级层次功夫的行持，是不拘行住坐卧，只要能祛除一切杂念妄想，不思过去未来，惟用现前一念，将全身放松，与整个宇宙太空法界融为一体，则气自养。如是熏习既久。自见“灵光独耀，迥脱根尘”矣。

总之，《胎息经》之所指示者，乃是直接从神气人手，一而不是在后天幻躯上去纠缠。这符合于老子“外其身而身修，忘其形而形存”之旨，亦符合于《谭子化书》“忘形以养气”之诀，故在古代气功中，乃是比较高级的层次，除了真正人元丹法乃依同类阴阳而修外，此则是本身阴阳亦通虚空阴阳之唯一可靠而无偏倚之大道，至简至易，至圣至神者也。

至于拙作《胎息经注释》之原稿，本名《胎息经笺疏》乃辑入了各门各派有关入门之语句作印证而成，将来如有必要，考虑修订单行。若就真实修持、真实受用而言，则正如白真人所云“一言半句便通玄，何用丹书千万篇”！若就最高境界而言，则“举心便错，动念即乖”！总上所述，皆是葛藤，应早承领三百痛棒去！ 序曰：在胎为婴，初生曰孩。婴儿在腹中，口含泥土，喘息不通，以脐咽气，养育形兆，故得成全，则知脐为命门。凡婴孩或有初生尚活，少顷辄不收者，但以暖水浸脐带，向腹将三五过即苏，乃知脐为命门，信然不谬。修道者，欲求胎息，先须知胎息之根源，按而行之，喘息如婴儿在腹中，故名胎息矣。乃知返本还元，却老归婴，良有由矣。绵绵不闲，胎仙之道成焉。故先序经纪体用兼明备矣。

凡欲胎息，先须于静室中，勿令人入，正身端坐，以左脚搭右脚上，解缓衣带，徐徐按捺肢节，两手握固于两腿上，即吐纳三五过，令无结滞，涤虑清闲，虚心实腹；左右徐徐摇身，令脏叶舒展，讫，还徐徐放着实；即鸣天鼓三十六过，漱满华池；然后存头戴朱雀，脚履玄武，左肩有青龙，右肩有白虎；然后想眉间一寸为明堂，却入二寸为洞房，却入三寸为丹田宫亦名泥丸宫，宫中有神人，长二寸，戴青冠，披朱褐，执绛简；次存中丹田中丹田，心也，亦名绛宫，中有神人，亦披朱褐；次存下丹田在脐下二寸半紫微宫，亦名气海也，中有神人，亦披朱褐桑榆子曰：《金刚经》云：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诸相具足，彼所以立相生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