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考古发现,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8年),我国已经有了麻质纤维纸质在粗糙,且数量少,成本高,不普及公元105年,蔡伦在东汉京师洛阳总结前人经验,改进了造纸术,以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为原料造纸大大提高了纸张的质量的生产效率,扩大了纸的原料来源,降低了纸的成本,为纸张取代竹帛开辟了的前景,为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蔡伦发明造纸见之古籍记载,《后汉书·蔡伦传》中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筒；其用缣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后世遂尊他为我国造纸术的发明人

造纸术是东汉时期发明的。

造纸是蔡伦发明的。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在总结前人制造丝织品的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用树皮、破鱼网、破布、麻头等作原料，制造成了适合书写的植物纤维纸，才使纸成为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

这种纸很便宜，质量高，原料又很容易找到，所以逐渐被普遍使用。至东晋末期，纸的使用已经完全普及，并逐渐传至周边各国，大大提高了纸张的质量和生产效率，扩大了纸的原料来源，降低了纸的成本，为纸张取代竹帛开辟了前景，为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关于蔡伦发明造纸见之古籍记载，《后汉书·蔡伦传》中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筒；其用缣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后世遂尊他为中国造纸术的发明人。

发展历史：

远古以来，中国劳动人民就已经懂得养蚕、缫丝。秦汉之际以次茧作丝绵的手工业十分普及。这种处理次茧的方法称为漂絮法，操作时的基本要点包括，反复捶打，以捣碎蚕衣。这一技术后来发展成为造纸中的打浆。此外，中国古代常用石灰水或草木灰水为丝麻脱胶，这种技术也给造纸中为植物纤维脱胶以启示。纸张就是借助这些技术发展起来的。

历史上关于汉代的造纸技术的文献资料很少，因此难以了解其完整、详细的工艺流程。后人虽有推测，也只能作为参考之用。总体来看，造纸技术环节众多，因此必然有一个发展和演进的过程，绝非一人之功。它是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

以上内容参考-蔡伦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是谁发明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是东汉宦官蔡伦发明的。主要依据是《后汉书·蔡伦传》的记载。书上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即按书写需要裁好的丝织品)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发明、创造)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因此，后来的一些中、外著作，都据以尊东汉时代的蔡伦是纸的发明者，把他向汉和帝刘肇献纸的公元105年，作为纸的诞生年份。

但自从1933年，已故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地区发现了一片西汉中叶古纸后，对造纸术的发明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1957年5月8日，在陕西省西安市郊灞桥砖瓦厂工地古墓中又发现了成叠的古纸残片88片。这成叠古纸垫在三面铜镜下面，垫得很厚，虽然已成碎片，但边没有完全腐烂。这一发现，更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经考古学家考证，认为这一墓葬不会晚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因此灞桥纸的年代也可大致确定在公元前118年以前。这个时间比蔡伦造纸的年代要早200多年。另外，1973年至1974年，在甘肃汉居延遗址又发掘出两张西汉后期的麻纸。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86年6月至9月，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者在天水马滩西汉墓内发掘了一张地质地图，此纸长55厘米，宽26厘米。这个最新发现的西汉纸质地图是目前所街道的最早的纸张实物。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古代在西汉初期就发明了可用于书写和绘画的纸。

除此以外，在史籍里，早在蔡伦以前，也有一些关于纸的记载。如《三辅旧事》上曾说：卫太子刘据鼻子很大，汉武帝不喜欢他。江充给他出了个主意，教他再去见武帝时“当持纸蔽其鼻”。太子听从了江充的话，用纸将鼻子掩盖住，进宫去见壏帝。汉武帝大怒。此画发生在公元前91年。又如《汉书·赵皇后传》记载：汉武宠妃赵飞燕的妹妹赵昭仪要害死后宫女官曹伟能，就派人送去毒药和一封“赫蹄书”，逼曹伟能自杀。据东汉人应劭解释，“赫蹄”即“薄小纸也”（后来称为丝棉纸）。再如《后汉书·贾逵传》说，公元76年汉章帝令贾逵选二十人教以《左氏传》，并“给简、纸经传各一通“。以上有关纸的文献记载，都早于公元105年，即蔡伦向汉和帝献纸那一年。

持否定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同志认为，”发明造纸术的是西汉劳动人民。东汉劳动人民在继承西汉造纸技术后，又有所改进、发展和提高。至和帝时，尚方令（职掌管理皇室工场、负责监造各种器械）蔡伦组织少府尚方作坊充足的人力、物力，监制出一批精工于前世的良纸，于元兴元年奏上，经推广后，‘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这是争论中的一种意见。

另一种意见则坚持认为，蔡伦是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理由是“根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有关纸的解释，在蔡伦之前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纸，都是丝质纤维所造的，实际上不是纸，只是漂丝的副产品，自古至今要造成一张中国式的植物纤维纸，一般都要经过剪切、沤煮、打浆、悬浮、抄造、定型干燥等基本操作。而灞桥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理由是”从外观看，其纸腩松弛，纸面粗糙，厚薄相差悬殊。经过实体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绝大多数纤维和纤维束都较长，说明它的切断程度较差，是由纤维自然堆积而成，没有经过剪切、打浆等造纸的基本操作过程，不能算真正的纸。或许只是沤过的纺织品下脚料，如乱麻。线头等 纤维的堆积物，由于长年垫衬在古墓的铜镜之下，受镜身重量的压力而形成的片状。此外，其余几种所谓西汉古纸，也都是十分粗糙，充其量不过是约纸的雏形。蔡伦及其工匠们在前人漂絮和制造雏形纸的基础上总结提高，从原料和工艺上把纸的生产抽调到一个独立行业的阶段，用于书写。诚然，“蔡伦纸”不会是蔡伦一手制作，但没有他的“造意”，单凭尚方工匠也制造不出这种植物纤维纸来。因此，即使在雏形纸出土的今天，把蔡伦评作为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或代表人物仍然是正确的，是有充分历史根据的。

另外中，中引《后汉书》有关蔡伦造纸的记载主要取自刘珍的《东观汉记》。刘珍和蔡伦是同时代的人，应为可信。从记载中可知，蔡侯纸既能进贡皇帝，又能代替缣帛用作书写，纸质必定达到一定水平。

有些学者还认为，灞桥纸是不是西汉的产品，也值得进一步考证。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在墓葬人的生活时代未能确切查明以前，很难对古纸的生产年代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判断。何况该墓葬有扰土层，曾受外来干扰，不能排除后代人夹带进来的可能性；同是汉墓的长马王堆，若无其事那样完好，墓主有姓名可查，史料可靠，出土文物如此丰富，但除了千百根简策和丝织古纸帛画，并无一片麻纸。有的研究者还从出土的灞桥纸上辨认出上面留有与正楷体相仿的字迹，酷似新疆出土的东晋写本《三国志·孙权传》上的字体，据此认为灞桥纸可能是晋代的产品。

古代造纸分为5个步骤。第1个步骤是“斩竹漂塘”。造纸的工匠上山砍竹后，把竹子泡在水塘中，将截断的竹子在水塘内浸上100天，取出时用力捶洗使青壳和树皮脱掉，目的是让竹材软化。

制纸的第2个步骤是将软化的竹料拌入石灰水浸在木桶中蒸煮8天，这样，原料中的木质素、树胶、树脂等杂质就去除了。然后取出蒸煮的原料放入清水塘内漂洗，然后再放进锅里浸石灰水蒸煮，如此反复进行十几天。经过反复的蒸煮、漂洗，竹子的纤维逐渐被分解了。

古代造纸的第3个步骤是：取出煮烂的原料放在石臼里用力捣成泥面状，捣烂后的原料用适量的水调配，成为纸纤维的悬浮液，再倒入纸槽里面。然后用细竹帘在纸浆中滤取，纸纤维留在竹帘上形成一层泾纸膜。

把捞过纸浆的竹帘倒铺在板上，然后移开竹帘，这层泾纸膜便落在板上。慢慢堆叠起一层层的纸页，再以重物挤压，排出泾纸页中的水分。重物挤压之下纸膜也慢慢成形，成为一张张四四方方的纸张，这样，纸就基本造成了。

焙干纸张的夹巷是两道土砖砌成的砖墙，焙纸时先在夹巷内生火，然后以轻细的铜镊将一张张湿纸摊在墙上，从空隙中散发的热气使纸张慢慢干燥，干透后揭起来就是一张可使用的纸了。

原料主要来源为制作竹器所剩之废竹料。第一阶段先将原料加以分类较粗之原料，需经机器加工搅碎，再经卤水浸泡，若为细原料，则可直接浸泡卤水。

浸泡卤水的目的在于破坏竹料的组织，使其软化以利后续加工。浸泡时间依其原料之粗细需要七至十二天不等，与古法相比速度较快，但是会有废水污染问题。

过水池的目的再于将竹料的纤维打散，为了使纤维能均匀散开，此阶段必须加入食用废油搅拌，此举是为了避免纤维结块。

标题：第四步：捞纤维

在此阶段中将竹料纤维由水池中捞起，再经由滚筒将纤维压紧密，并把大部分的淡水份压干。

第五步：烘干

利用输送带把已成形的纸材送入烘干机中烘干。烘干机中持续压实的动作，避免纸材起皱。

第六步：整纸

在整纸阶段中，经由烘干机出口的滚筒作用，可以调整纸材的曲度使其平整以利于后续之印刷作业。

示意图

http://wwwveduchinacom/group/thread/viewaspxid=1298

http://wwwclzgcn/xinwen/2008-07/31/content_1501829htm

古代书籍流传到今其实都是历经磨难，充满各种偶然与机缘才幸免于难。历代史书《艺文志》《经籍志》与目录学著作中著录的书籍能够传承下来的九牛一毛吧，而这现存文本也是混乱的、变动不居的，并非最初的原本，有的甚至面目全非~

首先上古即文字发明之前都是靠巫史之类的宗教祭祀人员口耳相传，或者用简单的符号来记忆，比如八卦六十四卦等。然后文字发明，孔子整理六经，创办私学，传播三代之文化礼仪；战国诸子百家争鸣，著书立说。

文字出现以后，造纸术发明以前，书籍文字大都刻写在竹简上，再用熟牛皮或者麻绳把竹简编连起来。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就是孔子经常翻阅《周易》把编连竹简的牛皮带子都翻断好多次。现在出土很多很珍贵的汉代简牍，都可为证。还有把文字写在简帛上的，比如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为篆书或者隶书写成。

那时候书籍流传仍然是人工手抄，所以对于大部头的书籍比如先秦诸子著作或者《史记》等都是皇家诸侯贵族有钱人家才能看得到与组织人力物力抄写的，平民都是文盲~~然后有皇家图书馆专门保存这些书，比如汉代的兰台、石室、东观等。

同时诸子后学也凭自己背诵记忆来一代代传承思想文化，所以最初文献大都为有韵的文本，便于记忆。秦始皇焚书坑儒，焚毁《诗》《书》，仅留医药、卜筮、种树等技艺方面的书，是文化一大灾厄。但是后人考证秦始皇并非全部毁灭经典，只是禁止民间私学流传，其实在皇家图书馆还有保存。但是当时那些诸子后学就是在这样的思想高压之下凭记忆在民间延续了思想的传承。所以汉初齐鲁韩毛四家传诗，伏生以九十岁高龄传授《尚书》，都是非常可敬的。当然也有在墙壁夹缝中藏书的，比如孔庙中孔壁藏书，伏生也曾将《尚书》藏于墙壁之中。

造纸术发明以后，文化传播范围更广了，当然主要还是靠手抄本。但是手抄本与现代出版印刷是全然不同的，每一个手抄本都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我们玩的传话游戏，从第一个人开始传到最后一句话可能与最初的话完全不同。

田晓菲在《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说：每一部手抄本都具有口头表演的品质。口头表演（说书艺人）虽然可以重复使用相同的材料，但是因为时间、地点、观众、演员身心状态的不同，每次表演都和其他表演截然不同。同理，每一部手抄本都具有独特性，而且，抄写一部书也总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之下发生。因为抄写者的知识水平、精神状态都会对这部书产生影响。魏晋南北朝时就有人在书市中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何况上古前代流传下来的作品文本呢？

时代越早书籍中的异文与编排问题也就越多，所以古书的校勘与版本非常重要，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即使是宋代印刷术发明以后，要雕版印刷也须有书商或者财力支持才可以，大部分书籍仍须凭借手抄来流传。而印刷文化兴起以后，印刷文本中的错误对读者产生的影响也较手抄本更为广泛，因为任何一个手抄本中的错误都会在相对较小的读者圈子里。但是手抄本的异文毫无疑问是更多的。

对于书籍作者，其实在先秦两汉之时，书籍都是成于众人之手，最初作者的思想都要经过后来弟子的记忆传承理解才最后写成定本，所以一部书中可能含有各个时期的特征，夹杂不同时期的思想文化。比如我们今天所用《道德经》为魏晋时期王弼注的本子，其中必然含有魏晋时期之思想。而后代注疏对文本理解也有影响，宋代陆九渊即云：“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有兴趣的人可以追踪一本古书，看它在各个时期的版本演变：从作者写成到开始手抄流传，以及在历代史志及目录学著作中的著录情况，还有在宋代印刷术来临之后书商或为了文化或为了牟利的印刷传播，再到后来明清文人对于宋版元版的追捧与收藏，观看其中爱书人与收藏家之间的勾心斗角与机关算尽。书籍的命运随着书籍主人的命运共同在历史的长河中颠沛流离，迁徙流转，充满了各种偶然意外、人祸天灾，流传到今真是万幸万幸！

总之，书籍的流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