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是：周朝建造城市的基本制度，标准（理想化）的城市面积为9平方里，每侧有三门，城市里共有9条南北向干道，9条东西向干道，每条干道路幅宽9轨（一轨为两轮马车轮间距），左面（东侧）为祖先的宗庙，西侧为祭天地的社稷坛，南面皇宫，北面是集市。

原文：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庙门容大扃七个，闱门容小扃三个，路门不容乘车之五个，应门二彻三个。

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

白话译文：

匠人营建都城，九里见方，[都城的四边]每边三门。都城中有九条南北大道、九条东西大道，每条大道可容九辆车并行。[王宫的路门外]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王宫的路寝]前面是朝，[北宫的后面]是市。每市和每朝各百步见方。

夏后氏的世室，堂前后深七步，宽是深的四倍[为二十八步]。堂上[四角和中央分布]有五个室，[每室四步见方，每边都有]三个四步见方；[每边都有四道墙，每道墙厚三尺，每边都有]四个厚三尺。[堂的四周]有九层台阶。

[每室的]四方[各开一门]，每门两旁有两窗相夹。[用蛤灰]把墙涂饰成白色。门堂是正堂的三分之二，[堂后的]室是正堂的三分之一。殷人的重屋，堂深七寻，堂高三尺，[堂上]有四注屋，[四注屋上]有重屋。

周人的明堂，用长九尺的筵来量度，[它的南堂]东西宽九筵，南北深七筵，堂高一筵，共有五室，每室二筵见方。室中用几来度量，堂上用筵来度量，宫中用寻来度量，野地用步来度量，道路用车轨来度量。

庙门的宽度可容七个大扃，闱门的宽度可容三个小扃，路门的宽度容不下五辆乘车并行，应门的宽度为三轨。路寝内有九室，九嫔居住在那里。路门外有九室，九卿在那里处理政事。把国事划分为九个方面，由九卿负责治理。

王宫门屋屋脊的建制高五雉，宫墙四角[浮思]建制．高七雉，城墙四角[浮思]建制高九雉。[城内]南北大道宽九轨，环城大道宽七轨，野地大道宽五轨。用王宫门阿建制[的高度]，作为[公和王子弟]大都之城四角[浮思]高度的标准。

用王宫宫墙四角[浮思]建制的高度，作为诸侯都城四角[浮思]高度的标准。用王都环城大道的宽度，作为诸侯都城中南北大道宽度的标准；用王畿野地大道的宽度，作为[公和王子弟]大都城中南北大道宽度的标准。

此文出自西周·周公旦所著的《周礼 考工记》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史记·周本纪》载：“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周公废黜殷祀，袭击淮夷以后，回到西周首都丰京，写下了《周官》。《周官》即《周礼》，是西汉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的先秦古籍，是记录周代礼制的集大成者。

周礼目的是以周人的标准来规范各族和各代礼乐内容，各种典礼所用的音乐主要是“雅乐”——宗周丰镐京畿之乐，并通过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各个不同等级的统治阶级中去；其意义在于扩大周文化的影响，加强周人血亲联系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其本质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

作者简介：

周公，姬姓，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

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旦，是周武王姬发之弟。周文王姬昌还在世时，周公非常孝顺，忠厚仁爱，胜过其他兄弟。到姬发即位，旦经常佐助辅弼姬发，处理很多政务。周文王时，周人已经开始了与商王朝的周旋与斗争。

当初，姬昌取得了商纣王帝辛的信任，殷王赐命姬昌弓矢、斧钺，可以有征伐之权。姬昌受命七年驾崩，姬发即位，仍然以太公望（姜尚）为国师，以周公旦为辅相。太公、周公是武王最为得力的助手。

周公是武王的同胞弟弟，这一点与太公不同，因此，无论军国大事，还是其他的疑难小事，武王总是与周公商讨。

经过孔子几十年的工作，他亲手完成了六种古籍的整理和编纂。

(一)《诗》：后称《诗经》，包括“颂”(周、鲁、宋的宗庙祭祀乐歌)、“雅”(贵族创作的歌诗)、“风”(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歌诗)，编集了距今两千五百年至三千年之间的歌诗共305篇。这是中国由口头文学转化为书写文学的第一部诗集，被称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与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并称世界古代三大文学名著。孔子不但对这本诗集的歌诗进行收集、整理、校勘，还进行正乐(校正音律)和语言规范化的处理。《论语》中有他教学生读《诗》以及他用《诗》和讲《诗》的记录。

(二)《书》：即《尚书》，又称《书经》，是夏、商、周三代历史档案文献。《尚书》就是上古的书，上起尧舜，止至东周，是中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记录了距今四千年到两千六百年间的若干政事活动，涉及政治、军事、哲学、宗教、法律、地理、历法等诸多领域，是研究古史不可缺少的历史文献资料。据《纬书》说，《尚书》原有3240篇，经孔子辑佚整理，得120篇；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时还有100篇，经魏晋南北朝又有散佚，现仅传58篇，包括《虞书》5篇、《夏书》4篇、《商书》17篇、《周书》32篇。

(三)《易》：即《周易》。原本是卜筮用书，但它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也有许多社会史料和文学资料。孔子不迷信鬼神，也从不占卜。他五十岁时钻研《周易》，发现了它的哲学价值。《论语述而》第十七章记录：“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读《易》曾“韦编三绝”。据说，他为讲解《易》，写了《周易大传》，发掘《易》的哲学内涵，孔子是第一位把《易》作为哲学来读、来讲的学者，从而确定了这部文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四)《礼》：又称《礼经》，实际指《仪礼》17篇。(后来“十三经”中的三《礼》，指《仪礼》、《周礼》、《礼记》。《周礼》是战国人编的，《礼记》是汉代人编的礼学论文集。)这17篇，全是周代礼仪的详细记录，记录婚、冠、丧、祭等礼节仪式的过程及其具体安排，其中保留了我们民族原始礼仪的若干成分。《仪礼》是孔门弟子从事司礼活动的依据，其中若干成分一直沿袭到现代的礼俗活动之中。

(五)《乐》：又称《乐经》。孔子特别爱好音乐，也精通音律。他认为音乐的功用是陶冶人的情操，激发人的情感。如何运用音乐，既关系人的意志，也影响社会风气和国运兴衰，所以他推重一些乐曲，也坚决反对一些乐曲。《乐经》是他推崇的乐曲的曲谱，也有一部分理论说明文字。到汉代时，《乐经》已经失传。

(六)《春秋》：《春秋》本来是鲁国历代史官逐年逐月大事记的名称，孔子依据鲁国的史记，参考其他国的史册，以鲁国纪年及十二公年次为序，进行整理修纂，记载了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共242年间各国史事1800多条。因为孔子编著的这本书，中国历史分期便把这个时期称为春秋时期。孔子将其作为教学用书，就是当时的近代史教材。它用的鲁国纪元，记的是这一历史大变革时期的各国之事，书中记的都是原始记录，经后人考证，所记的天象一一符合现代的科学推算，再验证出土文物和他国史书，记事可作为可信的历史资料。孔子编修《春秋》，并非只是抄集各国的史官记事，也非单纯记述史事，而是“以述代作”，在记述中表现出他的政治主张。司马迁《史记》说：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后人把书中表现的政治思想，称为“春秋大义”；把他一字不苟、字寓褒贬的严谨笔法，称为“春秋笔法”；《春秋》的义理和笔法，都对后世影响深远。《春秋》文字简约，最长的一条记事，也只有23字，读《春秋》必须有“传”、“记”作解释和补充，才能够明了。通行的传记有《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后世将经和传合编，《春秋》三传均列入“十三经”。

学者孔丘整理编修以上六种古籍，为中华民族保存了珍贵的上古文献，而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位成绩巨大的古文献整理专家。

教师孔丘用这种教材教授学生，用《诗》作文学和语言教材，用《书》作政治教材，用《易》作哲学教材，用《礼》作礼仪教材，用《乐》作音乐教材，用《春秋》作近代史教材。

那是在先秦时的周代初期，历史上著名的圣人周公旦，他是周文王的次子，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很有仁德，在当时享誉九州，百姓们都很信服他。

后来，周武王驾崩了，新继承的周成王还在襁褓中，根本无法管理国家。周公旦担心天下没人管理会出现祸乱，他就登上天子位代替周成王掌政了。

后来，有人在国都散布谣言说：“周公旦将要对周成王不利了，他想自己做天子！”

周公旦知道后，他便召集百官和百姓们，他说：“我之所以不避嫌代理朝政，就是因为我哥哥早逝，我的侄儿年幼，我担心天下会出现战乱，那我将无法回报我的哥哥和父亲了。”

于是他得到了百官和百姓们的信任，人们便不再理会那些流言蜚语，周公旦也继续代替周成王执政，帮助他管理天下。

没多久，周成王得了重病，病情不断加重，很快就奄奄一息了。周公旦知道后非常着急，他就剪掉自己的指甲沉到黄河中，率领百官们载歌载舞。

周公旦祈祷河神说：“我的侄儿年幼还不懂事，触犯神命的人是我周公旦啊！请天神降罪于我，千万不要伤及我的小侄儿！”周公旦将祈祷册文封好，他又率领百官们载歌载舞，为天神娱乐。果然，周成王的病很快就痊愈了。

后来，周成王长大了，周公旦就将政权交还给周成王，从此，他严谨地服侍周成王，为他出谋划策。后来，有人在周成王面前诬告周公旦，周公旦就逃到了楚国去避难。

没过几天，周成王听说了自己年幼时，周公旦创作礼乐舞蹈为天神娱乐，并祈祷自己的重病痊愈的事情，他又见到了周公旦祈祷河神的书册。周成王责问史官说：“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件事呢？”

史官们回答：“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当年周公旦命令我们不要说出去，我们才严守这个秘密的！”

周成王这才知道了周公的一片义胆忠心，他感动地哭了起来，他哭道：“从此以后，都不会再有这么虔诚的舞蹈和占卜了！这都是我的过错啊！”

周成王知道自己误会了周公旦，他便马上派人去楚国请周公旦回来。后来，周成王命令百官将周公旦创作的礼乐舞蹈演化成一种礼仪，这才逐渐形成了我国礼乐文化。还有，这种礼乐舞蹈世代流传，对我国后来的舞蹈发展也有很大影响。

其实，商纣王朝的覆灭，源自一个因果的恶性循环。而西周王朝是我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一个朝代。

周人的祖先，原本是居住和活动于大河西部的岐山部族，所以又被称为来自西方的部族。周文化逐渐兴盛，到了周武王剪灭商纣王以后，他就把黄河东西部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各种条件的促进下，形成了古代历史上空前强盛的周王朝了。

《六代舞》据说是周公旦依据周国原来的制度，参照殷礼而制作的一种舞蹈。周公旦通过一系列重大的举措，对上古氏族祭祀乐舞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整理，这样不但树立了周朝权威，也表达了对祖先敬畏之心。

周公旦提倡了制礼作乐，并且将此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做。所谓的“制礼”，也就是制订各种典章制度，几乎涉及了敬奉神灵、政治、经济、军事、刑法、人们的言谈举止等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从行为规矩到祭祀祖先，从婚丧嫁娶到日常用语，而“礼”作为一种“规矩”在我国周代是无所不在的。

具体地说，“礼”主要又分五类。第一是“吉礼”，是周王朝祭祀和敬奉邦国鬼神的礼仪；第二是“凶礼”，是周王朝哀伤忧患和丧亡殡葬的礼仪。第三是“宾礼”，是关于朝聘盟会的礼仪；第四是“军礼”，是周王朝关于兴师动众的礼仪；第五是“嘉礼”，就是周王朝用于婚姻宴饮的一种礼仪。

所谓的“作乐”，主要就是指每逢用到礼仪时，就要用“乐舞”来配合这些礼仪的规矩。西周人所说的“乐”，其实就是音乐和舞蹈的统称，特指那些配合着不同的礼仪而采用的不同音乐和舞蹈动作。所以，西周的礼仪是用来区别贵贱和判断是非的。

西周乐舞用来缓和上下，整合人心。周代礼乐制度，是政治和艺术教养的结合，讲求礼乐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以便充分起到巩固统治和调和人心的作用。

周公旦制礼作乐在实际上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乐舞的大整理，形成了周代祭祀乐舞《六代舞》。《六代舞》，又称《六乐》、《六舞》或者《六大舞》等，它是周代帝王们用于祭祀的6个乐舞。

根据古籍《周礼·春官·大司乐》中记载：

《六代舞》即黄帝的《云门》、尧帝的《咸池》舜帝的《大韶》、禹帝的《大夏》和商汤的《大濩》与周武王的《大武》。

据说以文德得天下的帝王就必须用“文舞”来祭祀；而以武功得天下者就可以享受“武舞”。因此，前4个舞属“文舞”，而后两个舞则属于“武舞”。

《六代舞》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六代舞》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乐舞典范，实际上综合了许多文化成果。

周代人们建立了庞大的乐舞机构“大司乐”，人们在举行大祭时，通常是由大司乐率领贵族子弟跳《六代舞》，还有，在不同场合需要演奏不同的乐舞。每一个乐舞都有明确功能，分别用作祭祀天地、四方山川和祖先的。

根据古籍《周礼》中的记载：

舞《云门》时奏黄钟、歌大吕，用以祀天神；舞《咸池》时奏太簇、歌应钟，用以祭山川；舞《大韶》时奏姑洗、歌南吕以祭四望。

舞《大夏》时奏宾、歌函钟，祭祀山川；舞《大濩》时奏夷则、歌小吕，用以享妣；舞《大武》时奏无射、歌夹钟，用以享先祖。

表演这6个舞蹈的都是王室和贵族的子弟，乐舞人数更有严格的规定，体现了周礼的等级制本质。其中，《大韶》和《云门大卷》是西周雅乐舞中以黄帝《云门大卷》为开首之乐，用以祭祀天神。

周代人们将《云门大卷》列为“六大舞”之一，足可以见到它的重要程度。黄帝是中原各族共同祖先，文德武功兼备。

虽然传说中黄帝因为阪泉之野的大战而战胜蚩尤得以服天下，但他更是文德昭彰。所以，西汉皇叔刘向在他所主编的《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

昔者黄帝治天下，……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百宫正而无私，……道不拾遗，市不豫贾。

传说中黄帝号有熊氏，又号轩辕氏、缙云氏，一般认为这是把我国北方许多氏族的称谓融合于一身的结果。

相传黄帝曾经为了同蚩尤作战而训练熊、罴、貅、虎、貔、等6种野兽。据专家考证，这些野兽为部落图腾。黄帝统一了各部落，才得到了广泛推崇。后人尊其为始祖神，也与他“统一”大业有关。

周代将《云门大卷》作为“制礼作乐”的祭祀天神的舞蹈，这说明了黄帝在战胜蚩尤之后，在周代已经不仅是民间传说里的统一之王，而且已经上升为神的代表，这是有比较深刻含义的。

还有，《大章舞》作为周代的祭祀性乐舞，《大章》祭祀的对象是“地祇”，也就是地神。

《大章》原本是唐尧时代记功性乐舞，根据传说它的内容原本是为祭祀上帝，并由尧的臣子质所创作，后来的秦国吕不韦在他所主编的《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中记载：

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糜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

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

周代的《六代舞》也有把这一乐舞称之为《大咸》的。根据古籍《周礼·春官宗伯下·大司乐》中的记载，祭祀唐尧的乐舞《咸池》，原本祭祀的对象是黄帝。

到了唐尧时代，如果有所“增修”，那也就是在基本保持原名的

基础上改叫做《大咸》。如果“乐体”没有什么变化，就把原名改掉，叫做《大章》。据此可以看出，周代将《大章》列入《六代舞》，大约是更多地

保留了唐尧时代乐舞的面貌。还有，《大韶舞》是传说中祭奠帝舜的乐舞。舜是古代的贤明君主，古籍《尚书·舜典》记载他曾经巡行四方，咨询四岳，善选贤人。因此，周代以此舞祭祀“四望”，也就是四方，还有的说是指名山大川，或者是日月星海的。

传说舜命夔以乐舞教育贵族子弟，因此这既是帝舜文德，又被后人提炼为中庸之德，大约《大韶》乐舞也具有“中庸”为美的特点。

对此，史籍中多有记载。如古籍《尚书·尧典》记载《韶》时用“八音克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这便是说人们用器乐音律之间的配合，来达到人神沟通、协调的作用。

南宋学者罗泌在《路史·后纪》中记载：

韶者，舜之遗音也，温润以和。

《大韶》经过了周代确立，又经历了历代传衍，最终它成为了“文舞”代表作。除去享受了皇家王朝尊敬之外，还受到民间喜爱。

湖南湘潭的韶山，就流传着古时舜帝曾在此演奏过《韶》乐，以致吸引了凤凰飞翔，麒麟欢舞，韶山这个地名由此得来也与它有一定的渊源。

广东韶关附近有一块巨石，名为“韶石”，传说这就是当年舜帝曾经巡游此地。舜帝曾经在这里演出过《韶》乐。

如果联想到《大韶》举行往往是“拊石击石，致舞百兽”的情形，似乎这《大韶》之乐与石制的乐器有关，也许石头也是乐舞表演时的神圣“道具”吧？

《大韶》不仅有隆重祭祀意义，在长期发展中也逐渐丰满，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相对有机统一，具有很高艺术欣赏价值。

据后来的春秋时期著名学者左丘明所著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载：

吴国公子季札曾经游历卫、郑、徐等国。到达鲁国时，自然要求观赏周代乐舞。他对《韶》是极力推崇：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叹为观止。

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曾经在欣赏《韶》乐之后“三月不知肉味”，孔子称赞这支乐舞是尽善尽美的，可见人们对它评价之高。还有，《大夏》原本是人们歌颂夏禹的乐舞，后来周代人们把《大夏》用来祭祀九州山川，大概是因为禹是古代以治理洪水而传颂后世的。古籍《尚书·大禹谟》中记载：

禹克勤于邦，克伦于家，敬承尧舜，外布文德。

国学的核心典籍

一、国学的核心经典

国学的核心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思想——儒家经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十三经”。

发展演变：十三经是由先秦的六经、西汉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先秦，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汉朝，五经：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朝，九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一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于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清昭连《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5书杂记》卷上）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

《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二、《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经常要查检的书。十三经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号称善本，但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原世界书局将阮刻本缩印为两巨册，使用较方便。

《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魏·王肃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氏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宋宿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

三、十三经简介

（一）《周易》

原称《易》，又称《易经》，是古人卜卦用的书。周朝统治者习惯用蓍草来占卜吉凶。称为占筮。占卜时根据蓍草茎数量的奇、偶，排成各种卦，再参照占筮书的记述，判断出吉凶。《周易》就是这类占筮书的一种。

《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称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

乾三连，坤三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卦的每一卦代表一种物象，一种事物，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对于每一卦象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国君、朝廷、君子、男人、刚健、阳气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还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阴气等。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7叠，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在《周易》中，对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阐述其意义的解说，这就是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是怎样的？《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把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春秋时期，圣人孔子为之作《易传》十文，即《十翼》。可见《周易》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写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是说：《周易》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古代曾有伏羲氏、神农氏推演八卦的说法，那只是传说，并不可信。近代学者们根据卦辞、爻辞记载的一些历史材料，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部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体的作者仍然难以判断。

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这十翼对《周易》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经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但是书中在讲到阴阳二者之间的矛盾变化时，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到了汉朝，《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人们认为它包含了其他各经最根本的道理。汉朝在国家学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间还有大约十家，它们都属于不同的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帛书《周易》的残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虽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却很不一样。汉朝的学者们大多以象数之学来讲解《周易》，也就是依据形象和数量来推测自然界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周易》常常成为他们预言灾异的工具。三国时期，王弼改变了大谈象数的风气。他注释《周易》主要是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古代有大量解说《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必须注意把它们区分开来。

（二）《尚书》

原来仅称为《书》，是中国夏、商、周时代一些政治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因此它属于政治书。春秋以后，《书》被儒家学者们尊奉为经典，称之为《书经》。自汉朝开始，又称它为《尚书》。“尚”即是“上”，“尚书”就是指上古时代的史书。

最初《尚书》中保存的历史文献是很多的。至西汉初年，由山东人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只有28篇了。这部《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的，所以汉朝人称它为“今文尚书”。传授今文《尚书》的学者们常常利用阴阳五行的观点阐发他们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书》的今文经学派，并且由朝廷立为博士官。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先秦时期用古文字体抄写的《尚书》，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汉学者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对古文《尚书》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他们多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等角度来解释经文，形成了《尚书》的古文经学派。在汉朝，古文《尚书》未被朝廷所承认，没有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它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佚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28篇（但被离析为33篇了），共凑成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赜还贡献出一部《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这部书后来经清朝学者们考定，实系后人伪造，于是称它为伪《孔安国尚书传》，但也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了。

（三）《诗经》

最初只称为《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期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经，以后称为《诗经》。书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305篇。这些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也有对庶民的爱情、劳动等社会生活的歌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颂扬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兴”等有价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统治危机的政治诗为主。《颂》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需要指出的是，《风》、《雅》、《颂》三部分在内9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们也有混杂交错的情况。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还有音乐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说，十五国《风》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一带乐调谱曲的；《颂》的配乐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

古代传说周王朝有定时派人到民间搜集诗歌的做法，叫做“采诗”。这大约就是《诗经》的最早来源。在周朝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常常借用《诗》的一章或一两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便无法和人交谈。

《诗经》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属于今文诗学，西汉时得到朝廷的承认，立于学官，各设了博士官并教授门徒。今文诗学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授，属于古文诗学。现今传世的是毛《诗》，共311篇，其中有6篇仅存名而无诗文。《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周人早期的开发活动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作为文学巨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仪礼》

原来只叫《礼》，汉朝时又称它为《士礼》、《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为《仪礼》。

讲究各种典礼仪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希望通过“礼”来区分人们的贵贱尊卑地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就是详细记载古代各种礼仪的书。传说此书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据。《史记》等书则认为它出于孔子之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仪礼》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不过书中记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该在成书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辑、整理各国礼仪，他把演习礼仪作为自己教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游说列国的路途中，也坚持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

现今传世的《仪礼》包括：士冠礼、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等，共17篇。它们记载了周朝统治阶级的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礼仪。西汉初年，由鲁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士礼》即今《仪礼》17篇，至西汉中期分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朝廷也设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汉代抄在简上的《礼》多篇，为我们校定今本《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的《仪礼》内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汉代称为《逸礼》，早已失传。

（五）《礼记》

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们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解释、补充《仪礼》经文，阐发其经义，人们称之为“记”。当时这种《记》很多，作者也只一两个人。至西汉时期，礼学家们也都各自选取一些《记》作为讲授《仪礼》的辅助教材。这些《记》流传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一种是相传为戴德选辑的85篇本的“大戴礼”；另一种是相传为戴圣选辑的49篇本，称为“小戴礼”。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从而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由原来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转变为独立成书，人们称它为《礼记》。在唐代，《礼记》更被列为九经之一，它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称为“三礼”。

《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杂说汇编。它的内容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有专为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丧大记》、《问丧》等篇；有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和守则的，如《投壶》、《礼器》、《明堂位》、《曲礼》、《内则》等篇；有记述孔子言论的（其中许多是假托孔子之名来阐发儒家的言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此外还有一篇属于授时颁政的《月令》，记述了夏历一年十二月的时令及有关的事物。《礼记》中有些篇章如《大学》、《中庸》等，谈及儒家关于如何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哲学伦理观念，被后世理学家编入《四书》中，加以大力宣扬。《礼记》中还有《学记》、《乐记》两篇，从理论上对教育、音乐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可资借鉴。

《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礼记》对于封建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利用封建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行，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断地上升。

（六）《周礼》

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学者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的书。

关于《周礼》的成书，过去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指斥为刘歆所伪造。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时各国政治制度，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据《汉书》河间献王本传记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间的古本《周官》，才使此书为世人所知。因为这部书是古文经，所以长期遭到古代今文经学家的诋毁。

《周礼》记有三百多种所谓周朝的职官，并对其所司职务作了介绍，其中也涉及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全书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组成。书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汉时以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周礼》一书对后世的政治有较大影响，诸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等政治改革，都曾以《周礼》为号召，试图以此为依据。

近代学者曾以周代铜器铭文所记职官对照《周礼》的官制进行考查，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处，以此证明《周礼》系战国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实纪录。然而《周礼》中记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确实在周代实行过，这可以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那里得到证实。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周礼》是我们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七）《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曾经作为东周各国史书的通称，同时也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的专称。现存的《春秋》一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4年间的鲁国历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书。据记载，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了修订、整理，并且把它列为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学生历史知识的重要教科书。相传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曾经运用一些隐微的言辞，暗喻、示意某种深远的意义，后世儒家学者们把孔子这种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称为“微言大义”。例如《春秋》经于鲁隐公元年下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此则解释说，由于共叔段的表现违背了做弟弟的伦常，所以《春秋》经不用“弟”字称呼他；这一事件如同两个国君之间争权，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败是因郑庄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经文不称郑庄公的谥号，而用“郑伯”，以批评他对弟弟有失教诲。不过我们今天看来，《春秋》经的这种“微言大义”被古人过分渲染、夸大了。

古代为《春秋》经作的传，流传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春秋》经本来有自己的单行本，后来按照编年次序，人们把它同各种传文合并起来，先列经文，后述传文。经文对史事介绍十分简短、概括，所以后世学者都要配合传文加以研读。

《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或《左传》。旧传作者为春秋时的左丘明，近代学者们根据《左传》中所述史事，认为它当成书于战国初年。《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多出17年；《左传》所记史事更延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比《春秋》经晚27年。

《左传》以叙事为主，书中用大量史实补充、说明了《春秋》经，有时也订正《春秋》经的某些错误。因此《左传》有助于我们了解《春秋》经的那些概括、简略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叙事生动流畅，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和文学著作。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本是用战国时的古文字写成的，因此在汉代它属于古文经传，而且长时期只在民间传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学官。《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也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它们的编年都与《春秋》经一样。古代学者曾经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为战国时的学者公羊高和谷梁赤所撰写，并且二人同受学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根据。可以肯定的是，二书在战国时仅是口传心授，直到西汉初年才用隶书字体写成定本，因此它们都有属于今文经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都有着重于解释《春秋》经文，很少述说史事，所以它们不是史书，只是儒家后学们以自己的主观臆测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公羊传》、《谷梁传》二书的作者是要把所谓孔子的“春秋笔法”点破、说明，让人明了其中的意义。不过，实际上这两部书的内容冗长空洞，所讲的“大义”也未必符合《春秋》的原旨。同《左传》相比，这两部书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史料，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不过汉代及以后历代的今文经学家常常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把它们作为议论时事的理论根据，因此这两部儒家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八）《论语》

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和他的少数弟子的言语行事的记录，其成书在战国初期。《论语》在西汉时还只作为经书的辅翼，被看作是传、记一类的著作。直到东汉时，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之中。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及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传播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学说的最基本的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论语》一书传到汉朝时，已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鲁论》、《齐论》以及古文本的《古论》。现今传世的《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参照上述各种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汉代以后，《论语》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同《孟子》、《中庸》、《大学》合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使《论语》在宣扬封建礼教方面，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九）《孟子》

这是一部记录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当时人及门人弟子们相互问答的谈话记录。《孟子》一书主要是由孟轲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大约孟轲本人也亲自进行过润色。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他的哲学、伦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舆（约前372—前289年），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在封建社会，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他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贵君轻”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及宣扬人性善等思想，则反映了他的好古、唯心观点。

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当作“传”、“记”一类著作。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学家们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南宋朱熹把它编入《四书》，并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响。《孟了》现今只存七篇。相传另有“外书”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书”系明人伪作。

（十）《孝经》

今本《孝经》仅1799字，分为十八章，基本内容是儒家倡导的封建孝道，宣扬“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等说教。虽然《孝经》通篇提倡行孝，但也由讲孝进而劝“忠”，主张孝子对待国君应该忠贞不贰。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孝经》十分重视，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熟读它，特别是汉代，是读书人第一部必读的书。

《孝经》在内容上，有许多地方抄袭了《左传》、《孟子》、《荀子》等书，有时是撮取其大意加以复述，加上书中某些方面内容陈腐、文字粗陋的缺点，因此它有明显的局限性。

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有“孔子”、“曾子”、“孟子门人”等多种说法，但都不足信，不过认为总是孔门后学所作，当不致有误。《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东汉时被列为“七经”之一。汉代曾有古文《孝经》，南北朝时已亡佚。

（十一）《尔雅》

这是一部古代训诂知识的汇编，即对古代经典中的词语进行解释的书。所以《尔雅》是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后世经学家常常用它来解说儒家经义。

《尔雅》共十九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为一般词语的解释，其余则按各种名物分类解释，如《释亲》、《释器》、《释山》、《释草》、《释鸟》、《释畜》等等。关于《尔雅》的作者，旧说或认为周公所著，或指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有人以为出于汉代儒生之手。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据近世学者们的研究，《尔雅》一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缀辑多家训诂材料汇编而成的。《尔雅》大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后来又经过汉初学者们增补润色，最后才成为今本的样子。

看是关于具体那方面的儒家的代表就是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要是民俗的话就有很多啊……多半都是文人笔记比如《东京梦华录》、《酉阳杂俎》、《北梦琐言》等等……上海古籍出过一个笔记小说大观有电子版，下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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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是儒家经典，其成书在战国时期。今从其思想内容分析，则说明儒家思想发展到战国后期，融合道、法、阴阳等家思想，与春秋孔子时思想发生极大变化。《周礼》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为上古文化史之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