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婚姻习俗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6浏览：1收藏

泉州婚姻习俗,第1张

闽南泉州的婚嫁习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起闽南泉州的婚嫁，不仅礼节繁多，而且每种习俗都富有地方色彩。当男女情投意合，不管对象是自由恋爱的也好，媒人介绍的也好，如果想结婚，无不例外的都要先来个“定婚”手续。所谓的“定婚”就是小伙子由其长辈或族亲长辈择个吉日，带上金银手饰、礼（聘）金、喜糖、香烟等礼品到女方家“压定”，或称订盟，宣告婚事已定。闽南人是很注重这个的，因为它是结婚前的必经手续，被看作是未有法律程序前的事实婚姻，在很大程度上等价于结婚。年轻女子在定婚后就视对方为未来的终生伴侣，对外亦不必再羞答答地玫瑰静悄悄地开，扭扭捏捏，不敢向外人道了。更有甚者，让男方住到自已家中或自己住到男方家中也就天经地义，不必担心他人有什么闲言碎语，流言蜚语了。

定婚的金银首饰起早就该准备好了，一般是“从头到脚”都要有，什么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金手链、金脚链，上下珠光宝器，金光闪闪的。数量多少根据不同的家庭经济情况而有所不同，一般人家量力而为。礼（聘）金是不可没有的。按照以前的说法，这聘金是男家给女家的“养钱”（养育姑娘的钱）。女家先出个价，男家则视自家的经济情况来还价，再由媒人从中说和。早些年日子苦，女方父母会把聘金留一部分贴补家用。如今这样做就显得太过寒酸了。通常是聘金全部作为嫁妆费用，还得再加一些，以免显得小气，姑娘嫁过去面子上也好看些。依现在一般情形，这礼金通常在五千元到一万元之间，最少的依据是够上买一部摩托车或彩电、冰箱、洗衣机之类来做嫁妆，最多就没封顶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礼（聘）金较少，有的地方还把这聘金以最大的面额一张张镶在玻璃框里，让人看得见，更多的是一种炫耀。现在不同了，谁也不愿那么麻烦，或者说不愿“冒富”，简单的只要带上一张活期存折就行了。此外，喜糖也是定婚必不可少的，它是给女方用来分发亲戚朋友，遍告亲友家中的闺女已许了人家，即将出阁了。喜糖的数量多少，就要看女家的需要了，一般三两百斤就够了。

准备好这些东西后，男方可择吉日邀媒人前往女方家定婚了。男方到了女家，分宾主落座之后，姑娘端来茶水招待男方家人，然后由媒人对男家来的客人和女方的父母做了介绍。应该说媒人在整个订婚的过程中起的是主持的作用，其地位不得而知。一些男女自由恋爱而喜结良缘的，也会赶紧拉一个做媒人，这样觉得自然些。当然媒人倒不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媒人男女双方不拘礼节的不会计较，反而觉得亲切些。

介绍完了, 姑娘过来收回茶杯。仪式的高潮是戴定婚戒指，姑娘由家中的长辈妇女陪同，在祭祀祖宗的正厅，脸向外坐在凳子上，两只脚搁在小凳子上，媒人上前说几句吉祥话语，诸如：“坐得正，才会得人疼”“坐得歪，以后才会乖” 等。接着由小伙子拉上姑娘的手，小心翼翼地为心中的伊人戴上订婚戒指，从此缘定三生，白头偕老。其他聘礼交给姑娘家人即可。同时媒人还应告诉姑娘的父母，男方已择某月某日吉时将来迎娶姑娘，婚前的7天、5天或3天，将送给女家“轿前盘”，需要什么物品，需要多少也在这个时候定好。

女家收下的礼物要供奉祖先，意思可这般理解：敬告祖先，你的子孙某某已经完成与某某订婚的礼仪了。完成了仪式。有的女家还置办酒席来招待男家的客人，并由女家的伯叔长辈陪席，席间彼此谈笑风生，融洽了气氛，增进了了解。这样以后，订婚的仪式就算结束了。

婚期前的“轿前盘”俗称“花包”，除了猪肉、鸡、羊之外，就是“花包”了。一般“花包”每个重一斤左右。像一个直径六寸的圆盘，一寸多高，用上等的精白面粉做皮，白糖、花生、肥肉、冬瓜糖等做馅。面皮的正中，要盖上圆的双喜字。花包的多与少，依女方的需要，一般要100个，多则200个，分成若干盛（农村中的一种盛具），装成若干担，每盘上面要还要放上一个大红的双喜字。除此之外，还要准备一担 “礼担”，连同“轿前盘”一起送往女方家。“礼担”装有猪蹄、猪肉、面线、鸡蛋、鸡、酒等，专门来孝敬女方父母养育之恩。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闽南泉州婚嫁中的“定婚”风俗也逐渐趋于简单、淡化，如“轿前盘”、“礼担”除了在偏僻的农村还有外，城镇几乎没有了，但“定婚”的仪式仍然存在，只是礼节不再那么繁琐而已。

诸葛亮，字孔明，是一个非常富有才能的人，在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中，简直就是已经被神话了的存在，也正是他的聪明才智，他一生辅佐了好几个皇帝，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病逝于军营，刘禅追封诸葛亮为忠武侯。

诸葛亮的葬礼并没有举办的轰轰烈烈，反而跟平民出殡大同小异，诸葛亮一生可谓是“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葬礼结束后，刘禅按照礼仪慰问诸葛亮的亲人，刘婵对待诸葛亮是相当尊敬的，但他到了诸葛亮家也是吃了一惊，气得破口痛骂，换作谁也接受不了。

诸葛亮的家并没有金碧辉煌的造势，甚至不说这是丞相诸葛亮的家，别人还以为是哪个普通村民的家，刘婵看着像茅草屋一般的陋室，也是又生气又悲伤，因为他这次来到诸葛亮家，不仅是为了慰问诸葛亮的家人，还因为有人在他面前打了小报告。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十分有才华，有不少人也认为他有当皇帝的才能，但诸葛亮却对皇帝的位置不感兴趣，对君主从来没有一丝逾越，不过这不代表他不会受到别人的妒恨，总有那么几个人在皇帝耳边煽风点火。

因此就有人向刘婵告状说，诸葛亮利用自己的权势到处敛财，刘禅和诸葛亮相处的时间没有刘备那么长，而且刘禅还没有刘备那般聪慧，旁人的几句话就让他信以为真，但他并没有草率责罚诸葛亮一家，而是来了诸葛亮家一探究竟。

他命人清点了诸葛亮的家财，发现诸葛亮和他的家人的衣服不超过五件，衣服也是自己养蚕抽丝，然后织出来的，因此诸葛亮家种的桑树对他们一家来说，是非常珍贵的，要是桑树长得不好，那么家人只能用麻做衣服。

而且诸葛亮家的米还是自己的种出来，院子里还种有菜，诸葛亮好歹是一国之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身份尊贵，结果除了当官的儿子可以乘坐宫中安排的马车，其他人都是选择牛车出行，在诸葛亮更是没有发现什么金银珠宝。

刘禅一时觉得十分羞愧，感到非常愤怒，自己竟然听信了谗言，对自己的相父一无所知，连他过得这般清贫都不知道，于是刘禅也对诸葛亮的家人特别好，时常赏赐些东西，不过诸葛亮家家风严谨，过惯了清贫的日子，将收到的馈赠都好好保存了起来，没有动用。

提起为什么说乌龟不能捡回家，大家都知道，有人问路上的乌龟能捡回家吗，另外，还有人想问捡到了一只乌龟有什么预兆吗，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其实捡到乌龟好吗？有什么说法吗？家是农村的，没时间也不会养乌龟，能不能吃啊，貌似是巴西龟。下面就一起来看看路上的乌龟能捡回家吗，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为什么说乌龟不能捡回家

1、为什么说乌龟不能捡回家:路上的乌龟能捡回家吗

当然能。为什么路上乌龟不能捡。

乌龟是长寿的象征，同时也是财富的代表。乌龟，意味着好运是自己争取的，乌龟自己进门，意味着会有一笔财富。要好好饲养。

捡到乌龟好吗？有什么说法吗？家是农村的，没时间也不会养乌龟，能不能吃啊，貌似是巴西龟。

2、为什么说乌龟不能捡回家:捡到了一只乌龟有什么预兆吗

我们生活中会在路上看到很多东西，比如钱，衣服等等，在看到钱时，相信大家都是非常愿意捡起来的，在路上看到乌龟的人比较少见，但是在风水学中，乌龟代表的是长寿的寓意，有些人看到不知道该不该捡回家，那么，在路上捡到乌龟有什么预兆吗？风水说乌龟不能随便养。

乌龟在古籍当中被定为祥瑞，如果养在家里，也会有镇宅祛煞的作用。因为乌龟本身自带正气且生命力顽强，就算是有异常难缠的小，碰上它也只能乖乖绕道走，而不敢再对屋主作祟。所以捡到乌龟的时候可千万别忽视它的作用，这种乌龟可以说是家里的。捡到乌龟可以保证高升乌龟象征贵人运，捡了一只回家里养起来，不久之后无论是职场还是，都会有传来。因为乌龟会给你带来暗贵运，虽然不是正面的直接的提拔，却会在侧面为你提供升迁或是大展宏图的机会，比如公司忽然给你机会让你一个部门或项目等。

乌龟属水，天生利财。捡了乌龟之后，如果带回家里仍然能够保证它的生机，将它继续饲养，你的财运也会有起色。这种动物对财运的作用不是忽然而来的暴发式急财，而是稳健的慢财，无论是工作收入还是长线投资，靠着乌龟的带动都能稳定盈利，家底也会越积越厚。捡到乌龟可以利健康乌龟生命力顽强，又有辟化煞之功效，如果老人能够捡到它并善待饲养之，健康长寿是妥妥的。物以类聚，乌龟通常极少出现在短寿体弱者面前，因为它们本属灵瑞，自然也会以己，在它们到老人身上德才兼备，方才会追随他们回到家中，助其在世间。

如果你有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都感到压力很大，心情沮丧绝望，这时捡到一只乌龟对你是个。这种时候碰上的乌龟在风水中叫转运龟，能通的它是来助你走出困境，迎接新生的。它们能人的进取心，心态变得积极起来，好运就会找上门来。哪个生肖不宜养龟。

3、捡到乌龟好吗？有什么说法吗？家是农村的，没时间也不会养乌龟，能不能吃啊，貌似是巴西龟。

不方便养吃了它。不要，巴西龟是非常会环境的，繁殖能力超强！

4、为什么说乌龟不能捡回家:马路上捡到乌龟有什么忌讳？

你！这没什么忌讳，俗话说：龟养人！全是个好兆头，喜欢养就养着，不想养了就好！

以上就是与路上的乌龟能捡回家吗相关内容，是关于路上的乌龟能捡回家分享。看完为什么说乌龟不能捡回家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

1996年

论文：同林、利民《对立互补趋于融通——〈列朝诗集小传〉、〈静志居诗话〉对读三则》（《南通师专学报》第1期）；李世英《论钱谦益与朱彝尊诗学观的异同》（《北方工业大学学报》第2期）；王英志《朱彝尊山水诗初探》（《暨南学报》第4期）；李南蓉《朱彝尊简论》（《安徽大学学报》第4期）；曾贻芬《〈经义考〉初探》（《史学史研究》第4期）。

按：本年论文中，有两篇对钱谦益、朱彝尊的诗学予以同时观照。同林、利民使用散点透视的研究方法，通过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对唐寅、李梦阳、袁宏道三位诗人传评的对读，指出清初诗论对立互补、趋于融通的时代特色，印证了学界对清代是古代诗歌理论总结时期的判断。李世英指出，钱、朱二人都主张诗歌要能抒性情，反对模拟和僻涩诗风，倡导以学问救俗学之弊。但就“言志”内涵而言，钱氏主张抒发愤悱之情，朱氏则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造成差异的原因，既有时代社会的共性，也有个体遭际与思想的差异。王英志关注朱彝尊的山水诗创作，指出朱氏以追求“醇雅”为创作依归，但早期寄寓民族兴亡之感，学王孟之冲淡；中岁抒发个人情思，学杜甫之遒壮；归田后反映闲适心境，兼学苏轼等宋人之作。朱氏山水诗体现了清初诗坛创作远离政治功利性及由学唐向学宋转化的趋势。王英志注意到朱氏诗作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质，在研究诸作中较为突出。李南蓉《简论》专论朱词，介绍了朱氏爱情词、咏物词，揭示了朱词的风格与特点，用以纠正各种偏见；评述了朱氏清空醇雅的词论体系，以及浙西词派得以形成的各种因素。曾贻芬对《经义考》的分类体系、著录体系作了探讨，对朱彝尊按语的学术价值作了评述，多中肯之论；尤其是关于朱氏所分各类用意之探析，颇能辨源析流，得其大体。

1998年

论文：杨晋龙《〈四库全书〉处理〈经义考〉引录钱谦益诸说相关问题考述》（《第七届所友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高雄师范大学国文学系，5月）；林庆彰《四库馆臣篡改〈经义考〉之研究》（《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刘玉才《朱彝尊诗文词的结集与刊布》（《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语言文献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按：杨晋龙、林庆彰都聚焦于《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四库馆臣畏于清高宗弘历的严命，如何对《经义考》中的“违碍”文本进行改写、删除的问题。由于《经义考》集经学目录之大成，卷数有三百之巨，足以昭显本朝文治之盛，因此深受弘历看重，亲自作诗褒扬，下令刊行。尽管如此，《经义考》仍然避免不了部分文字被删改的命运，于此可见清修《四库全书》“寓禁于征”“寓毁于修”之一斑。刘玉才梳理了朱彝尊诗文词作品的结集与刊布情况，从《竹垞文类》《腾笑集》《曝书亭集》，到其集外作品、注释之作，均有详细介绍；对江浩然、杨谦、孙银槎三家诗注之概况、价值高下，也有论析；最后指出，现有的整理之作，相对于朱彝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亟应加强。

1999年

论文：丁宏宣《不惜丢官的藏书家朱彝尊》（《南京史志》第3期）；杨果霖《历来补正经义考的成果综述》（《研究生论文发表会论文集》第九期，12月）。

按：《经义考》问世后，受到学人广泛关注，出现了翁方纲《经义考补正》等系列相关著作。杨果霖即以翁氏此书、罗振玉《经义考目录》《校记》、吴政上《经义考版本异文校记》（附录于氏编《经义考索引》）等为考察对象，综论前贤考订成果，既分析其方法，又归纳其内容，复评论其优劣，指出既有考订存在琐碎不全、论证不足等问题。全文条分缕析，俱有明证，讨论深入，简括得当。

2000年

著作：林庆彰等《朱彝尊〈经义考〉研究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筹备处）。

论文：魏中林《〈词综〉的编选与朱彝尊的“醇雅”说》（《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何宏玲《此恨绵绵无绝期——朱彝尊〈桂殿秋〉赏析》（《名作欣赏》第2期）；陈鸿森《〈经义考〉孝经类别录》（上、下）（分载《书目季刊》第三十四卷第一期、第二期）；杨果霖《〈经义考〉引文方式的分析》（《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第五期，3月），《罗振玉〈经义考目录·校记〉研究》（《书目季刊》第三十三卷第四期），《〈经义考〉征引〈文献通考·经籍考〉考述》（《孔孟月刊》第三十八卷第十期，6月）；沈乃文《朱彝尊与〈经义考〉》（《国学研究》第七卷，6月）；王同策《〈京氏易考〉作者辨——〈经义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陈少川《学术巨匠朱彝尊的文献学实践》（《图书与情报》第3期）；刘洪权《朱彝尊与图书编纂学》（《图书馆学研究》第3期）；徐雁《朱彝尊曝书亭》（《书屋》第7期）。

按：本年著作与论文，涉及经学、文献学、词学等领域。林庆彰等主编的研究论集，汇集了前述吴梁、翁衍相、田凤台、杉山宽行、邱建群、卢仁龙、蔡瑱琪、朱则杰、陈祖武、曾贻芬、王渭清、黄忠慎、杨果霖、乔衍琯、杨晋龙、林庆彰、庄清辉等17位作者的23篇论文，前附罗仲鼎、陈士彪所编《朱彝尊年谱》，后附王清信、叶纯芳所编《朱彝尊研究资料汇编》，为研究《经义考》及朱氏生平与学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经义考》问世后，出现了翁方纲《经义考补正》、沈廷芳《续经义考》等十数种衍生著作，可分为校正之作、续作与补作三个系列，足证该著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详张宗友《〈经义考〉研究》第七章第一节，中华书局2009年版）。陈鸿森踵清人及前贤成例，对《经义考》孝经类予以考正与补遗；计考正四十事，补遗七十事，搜罗齐备，辨析详明，足称功臣；所用分经考释之法，足资仿效。在《经义考》专题研究方面，杨果霖用力甚巨，成就也最为突出。《经义考》以著录弘富、广征博引著称，杨氏对其引文方式进行了归纳，指出共有直录、约引、讹增、抽换、倒置、并合、析离等七种方式，各以例发明之，既全且当。罗振玉曾为《经义考》编制目录，并撰有校记，以校其误。杨氏对罗氏校勘义例进行了总结，分析所校内容之类别，兼论其优点、缺点之所在，全而且要，可谓深得文献条例之学；就《经义考》而言，则是“研究之研究”。同此类似，杨氏复对《经义考》征引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的资料，相互比较，分析其所征内容之类型、著录数量等，并比较二书之优劣，指出学者在整理《经义考》时，不能不吸引《通考》的内容，以求完备。沈乃文在介绍朱彝尊的家世、才学、仕履之后，对《经义考》的编撰背景、体例传承、完成时间、成稿方法、成就与不足、传刻源流等，均有具体而微的论述，其中不乏洞见；沈氏复对该书版本优劣问题，举出数十条例证，参互比较，得出初刻本最优等结论，堪称定评。馆臣编撰《四库全书总目》，于经部内对《经义考》征引颇多，乃至照录其误。王同策指出，《雅乐发微》的作者张敔系德兴人，而非朱彝尊认为的合肥人；《总目》因袭朱氏之说，实未能明辨。陈少川、刘洪权分别关注朱彝尊的文献学实践与图书编纂学，后者在思想层面能有所概括。

2001年

论文：陈静莹《朱彝尊〈明诗综〉之诗观研究》（台湾辅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诸葛忆兵《〈词综〉编纂意图及其价值》（《江海学刊》第2期）；杨果霖《翁方纲〈经义考补正〉研究》（《“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七卷第一期，3月）；吴蓓《论朱彝尊词的典范意义——兼论浙西词派发生、发展、衰落原因》（《浙江学刊》第2期）；刘世南《对〈朱彝尊选集〉的意见——与叶元章、钟夏两先生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3期）；吴美娟《浅述棹歌体诗的地方文献价值》（《文化大省建设中的图书馆现代化——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八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按：《明诗综》是朱彝尊编选的明诗选集，是研究朱氏诗学理论与明代诗学发展的重要文本。陈静莹的学位论文，重点探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朱彝尊编选《明诗综》的编辑精神、编选原则及评论内涵；二是该著所蕴含的诗学观念，诸如诗歌本源论、创作论、风格论及重要诗家之评鉴等。对《明诗综》之价值与影响，也有所论列。这是关于《明诗综》研究的第一篇学位论文。诸葛忆兵指出，朱彝尊编纂《词综》，是为了推尊词体，使创作归于醇雅，以救《草堂诗馀》给明代带来的*逸卑下、饾饤琐屑的词风。《经义考》问世后，学者继起校订、补作、续作，蔚成系列，存世者尤以翁方纲《经义考补正》贡献最大。杨果霖对该书加以研究，揭其义例，明其内容，并评述其优劣，各举例发明，颇为细密。至于朱彝尊词，吴蓓认为，朱氏博采两宋之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清一代，无人能及，具有典范意义；朱彝尊所开浙西词派，与咏物之风相始终，但当咏物词堕为高雅的文字游戏之后，其生命力即大受限制，浙西词派之盛衰，实与此密切相关。刘世南指出，《朱彝尊选集》中存在断句、注释错误；为朱彝尊的作品做注，实属不易，非学养深厚、审慎坚韧者不能为。吴美娟认为，以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为代表的棹歌系列，再现了嘉兴历史与前朝掌故，描绘了当地名胜古迹，记载了地方特产与风俗人情，具有丰富的地方文献及文化价值。对于棹歌而言，吴氏的概括实具有普遍意义。

2002年

论文：杨果霖《试析〈曝书亭集〉书籍跋文的价值》（《“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八卷第一期，3月）；李瑞卿《从〈静志居诗话〉看朱彝尊美学的一个侧面“清”》（《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朱彝尊以情为主的理学风雅合一论——在理学和经学之间的诗学选择》（《大连大学学报》第3期）；杨德贵《谈〈词综〉得失》（《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汪涌豪《朱彝尊论诗重学与清代实学思潮之关系》（《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0辑）；鲁竹《〈乐府补题〉与浙西六家的咏物词——兼论浙西词派的形成》（《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杨果霖《有关经义考著录的几项分析》（《“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八卷第四期，12月），《朱彝尊〈经义考〉“剪裁之法”的运用析论》（《醒吾学报》第二十五期，12月）。

按：朱彝尊《曝书亭集》有八十卷，其中序八卷，跋十四卷，合二十二卷，在朱氏诗文中堪称大宗（惟诗有二十二卷，可与比肩）。杨果霖首次对朱氏书籍跋文的价值作了考察，指出藉之可以考察朱氏藏书始末、校勘成就、学术交游、治学方法与偏好；此类文字因涉及各种版刻的考订，可以作为《经义考》的有益补充，并且成为四库馆臣重要的考证资源。“清”是古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批评术语与美学观念，李瑞卿梳理了这一观念的发展历程，对《静志居诗话》中含有“清”字的语词进行了概括与分析，指出朱彝尊对这些语词的使用，分别体现了对魏晋以来“清”的传统的怀恋，对厚重温和的风格、古朴真挚的品位的主张，以及对庸俗世风的矫正。李瑞卿认为，朱彝尊对情理关系的讨论，针对的是理学与风雅相分离的事实，主张二者并不矛盾对立，抒写情性也并不妨害道德；所谓“理学风雅合一论”，带有折中朱王的理学反思，具有原始经学的内涵。朱彝尊论诗重学，针对的是严羽之论，但置于明末清初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就有了纠偏止弊、提倡实学的现实意义，汪涌豪结合清初政治、学术风气，对此有长篇透辟的分析。汪氏认为，对清初的实学思潮而言，朱彝尊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提倡者、参与者，有较大的影响。鲁竹指出，《乐府补题》的被发现，激发了浙西词派创作咏物词的热情，物态刻画穷尽，文词精美雅洁，美感纯粹简单，因而能扫明词之弊；但对情意传达的忽视，却有悖于重视情志的文学传统，其流弊遂至于空疏枯寂。杨果霖利用电脑技术，对《经义考》进行要素统计、定量分析，不仅查明全书的“家底”（诸如著录总数、四柱分布〔存、佚、阙、未见等〕、引用文献的数量与种类、历朝经籍数量等），还发现该书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体例不合、经籍重出、归类失当等。《经义考》征引文献极富，同原文相较，常有改易删并，其间颇有规律可寻。杨果霖名之曰“剪裁之法”，并对其删并改易的情形进行了归纳。此法之优点在于：镕贯剪裁，如出一手；内容适当，繁简适中；条理秩然，体例详明；同时也有内容误删、剪裁失真、体例未能一贯的缺点。史著最重义例，杨氏对《经义考》剪裁之法的研究，可谓深切著明。

导读：

1、乱世中耀眼的“明星”

2、自信爆棚的业余中医

3、任三大医学院院长，为中医站台

他以一张口、一杆笔，傲立于乱世。

他这样填写户口调查表：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

他被称为“疯子”，他说“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

他爱骂人，骂人水平极高，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口诛笔伐从来都不会留情。

他很“邋遢”，不爱洗澡，脏兮兮的衣服，长长的、黑乎乎的指甲，不妨碍他“指点江山”。

他满腹经纶，是一位通古博今的大学问家、思想家，被尊为“一代大儒”“国学泰斗”，为“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胡适语）。

他是坚韧的革命家，被视为“民国先驱”，在风起云涌的乱世，“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鲁迅语）。

他师从古文经学、诸子学和小学等领域的大师，青出于蓝胜于蓝，却被老师骂为“不忠不孝，非人类”。

他的弟子众多，不管是最得意的“三大巨头”“四大天王”，还是后人列出的“八大弟子”，都是影响中国近代文化响当当的人物；此外，还有几位是中医界的知名人物。

他生于余杭书香门第，家中珍藏古书5000多卷。6岁能诗，9岁起随外祖父习诵四书五经，并“涉猎史传、浏览老庄。”

16岁，他参加童子试，不屑论答“论灿烂之大清国”，据说因为写下“吾国民众当务之急乃光复中华”排满言论，被逐出考场。家人为掩人耳目，以“突发癫痫而弃考”为说辞。

21岁，他入诂经精舍，师从清末朴学大家俞樾，历7载，学问大进。37岁时，公开发表了一篇《谢本师》，与政治思想不合的老师“反目”。

28岁，在上海任《时务报》撰述时，与康有为门人发生冲突，被殴打，避走杭州，自办《经世报》，与《时务报》分庭抗礼。他鄙夷功利、虚伪的“康圣人”之流，讥讽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是“一群屎克螂在推滚粪球”。

34岁，他在《苏报》提倡民族革命、谩骂满清而身陷囹圄三载，也因此将革命之火彻底引爆。

39岁，他在日本东京主持《民报》，因排满、宣传革命新思想，二入牢狱，庭审时，辩驳的裁判长理屈词穷。最终，由鲁迅等代交罚金而获释。

44岁，婚后不久的他，“以大勋章为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而遭软禁，被好吃好喝的伺候了3年。

58岁，脾气不改，在康有为70岁寿诞，送上一副取自《中庸》《论语》语“ 国之将亡必有 （妖孽）”“ 老而不死是为 （贼）”的对联，暗戳戳而又明目张胆的骂康有为是“妖孽”和“贼”。

大革命时期（1924-1927年），他也因为思想壁垒和成见，被一批别有用心的政客所裹挟，被“拖去做反对大革命的炮手”“ 起劲为‘反赤’摇旗呐喊”。

大革命失败后，他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以“中华民国遗民”身份自居，远离令他失望的现实世界，回归到书本的学问中，其中包括了他的业余爱好——中医学。

“九一八事变”（1931年），日寇为患，国难当头之际，他时而会放下书本，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告。

63岁，一次在燕京大学演讲，五大弟子“护法”，阵仗非比寻常：钱玄同负责板书，刘半农负责他满口的余杭土话方言的翻译，黄侃负责倒水，马裕藻和吴承仕负责回答学生的提问。

生活的他有点可爱。

34岁时，上报刊发“征婚告白”征婚，列出续娶五条标准，有地域限制却又开明，言“夫死可嫁，亦可离婚”。他还说过“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

44岁时，他续娶民国才女汤国梨，前卫的举办了一场西式“文明婚礼”，一时之间，轰动上海。

他与流氓大亨杜月笙交好，杜月笙的名字，也是他给改的。他还给四个女儿起名，章㸚（lǐ）、章叕（zhuó）、章㠭（zhǎn）、章㗊（jí），江湖传言，这几个生僻字吓退了不少青年才俊。

他的逸闻趣事，还有很多……

他的学生陈存仁，写过一本《阅世品人录》，曝光了章太炎的不少“料”，以及被困北京时期的84封家书。个人事迹、人情世故、情感八卦等等，趣事多端，倒是有点像写小说。

他“追星”，因为仰慕顾绛（顾炎武）而改名为“绛”，号太炎。

他就是章炳麟（1869 -1936年），世人口中的“太炎先生”。

可他却说：我是医学第一。

郑逸梅在《艺林散叶荟编》中记述说道：“有人问章太炎：你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太炎笑答：都不是，我是医学第一。”

章太炎，书香门第出身，祖上又是富甲一方的大户。即使后来家道中落，也是“瘦死的骆驼”，家境也算殷实，书香未断。其祖父章鉴（字“聿昭”），妻子生病被庸医误诊致死，遂发愤读医书，小有所成，开始为亲友开方看病，效果还不错，于是慢慢地开始给乡邻看病。就像喜欢藏书一样，对章氏来说，行医看病不过是业余爱好而已。到了1860年，太平天国起义，兵连祸结，但凡有点家底或者有投奔去处的老百姓，都在奔走避难。章氏一门也不例外。直到3年后，战乱平息，才回到余杭，只是物是人非，家无余财了。好在章鉴有医技在身，行医乡间就成了主业。

彼时，章太炎的父亲章濬（字“轮香”），正值盛年，学问也大，受到了官方的赏识，担任县学训导，一时之间也还算风光。不幸的是，因为与造成“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的知县刘锡彤过从甚密而被牵连革职，不得不退居乡里，在为章氏子弟讲课的同时也以医立身。后来的县志，言其“长于医，为人治病辄效”。

似乎是受家庭的熏陶，章太炎也喜欢医学，特别喜欢收集古代医籍和古今医方，也写过医学论文，著过医书，有《霍乱论》和《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出版。个人以为，但凡有着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人，谁又不会爱上中医呢？中医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片沃野。

章太炎曾说：“吾家三世皆知医。”

三世，包括了他自己。

然而，尽管章太炎说在自己的所有学问中“医学为第一”，为何医学史上却没有他这么个人物呢？

毋庸讳言，中医理论水平和医术差强人意。

“将传统医学提高到一个新高度”，话说的似乎有点大。

有人说章太炎“为亲朋治病,常能手到病除”。

有人说他“精于理而疏于术”。

我个人不赞同这两种说法，不敢恭维章太炎先生的中医理论水平和治病水准。

不敢妄评先贤，但也不做一个歌颂者。

人无完人，谁也不是全才。

（1）医术

章太炎，爱读医书，喜研医理，时而会按奈不住给人开方看病，并且爱用经方。那么，他的医术水平怎么样呢？看几段文字：

1904年，因《苏报》案，章太炎与邹容一起被监禁狱中。为邹容看病，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为邹容看病开方是事实，但看病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至于给孙中山先生开方，应该是在日本期间，药吃没吃都不得而知了。

至于1920年，章太炎自治愈黄疸的事，不敢妄加揣测。但是，这一年他还自己

诊断过“阳明少阳病”，自己开方四五剂没有疗效，后来请来中医仲右长诊治好了，倒是事实。

《伤寒论》96条小柴胡汤方后加减有言“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两”。猜想，章太炎按图（症）索骥（检方）所致。按仲右长所诊“阳微结”，是“必有表，复有里”，用小柴胡汤就可以了。他在《医术平议》里批判郑文焯说“按病检方，而不察起病之本，是亦徒知经方，不知医经者。诚用其术，惧不可以应变”，却应在了自己身上。

对于，章太炎的医术还有一个流传版本，大概是这样的：

章太炎认为自己医术高明，很爱给亲朋好友开方看病。但凡见到有谁患牙痛、发胃病什么的，便主动为人诊治开方。他说理说的头头是道，但实际效果根本就不行。据说，他用起药来,动不动就是一两八钱,因此谁也不敢吃他开的药。但是，碍于情面，当他问起时，都说吃了他开的药好的。这样，章太炎越来越自信。中年以后，自信心更是爆棚。他的孩子生了病，他也不肯去请医生，一定要自己看。夫人汤国梨深知他的脾气，表面上让他开方看病，背地里却偷偷另请医生来治。孩子的病好了，章太炎就以为是自己治好的。如此一来，他更为自得了。他常和人说起，谁谁的病吃了他的方子如何灵验，听的人似乎都知道事非如此，但也没人当面说破。

我个人相信最后一种说法。看到此处的您呢？

说一说另一个根据——医理未透。

（2）医理

章太炎通医理是毋庸置疑的，看过那么多的书，也写过不少文章。他对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和《伤寒论》都是下过功夫的，只是还欠点火候。

但是他学通、学透了吗？没有。

尽管章太炎的传统文化功底很深厚，但是他医理不精。现代医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还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觉得中医的理论不科学，主张废除阴阳五行之说，摒弃“天人通应”的理论。在他的头脑中，这些都是杂草、糟粕，太低级了，是会让别人耻笑的东西。他说“五行、六气字样，徒令人厌笑”“通天人、陈五运者,医之稗荑”。（后来，对六气又有了新的认识，采取了肯定的态度。说“六气可凭，五行五运不可据”“不知六气三候，而欲按病疏方，则人人能为医矣。此本专门之技，岂文儒泛滥者能袭取。”）

他在1926年的《医界春秋》发表文章“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主张废除五行。在上海国医学院任院长时，撰“发凡起例”，说要“一洗阴阳五行之说，欲以科学解释中医”。

这是西方来的“赛先生”（SCIENCE）造就的一个时代现象，能有几人幸免？和我在前面几篇文章写到的胡适、鲁迅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章太炎是中医爱好者，有着一定的中医功底。这才更令人感到悲哀。

1927年12月，中医界的秦伯未、王一仁、许半龙、严苍山、章次公等7人，在上海创办了 中国医学院 ，公推章太炎为首任院长。因为学术主张不同，徐衡之、章次公、陆渊雷、章巨膺等，在1928年重新创办了 上海国医学院 ，同样推举太炎为院长。这是当时中国“第一所正式采取现代医学作为基础的中医学校”。

1934年秋，章太炎对上海繁华嘈杂的生活心生厌烦，由上海迁居苏州，又应邀出任 苏州国医专科学校 名誉校长和国医研究院院长。太炎先生为苏州国医专科学校题写校训“诚敬勤朴”，在苏州国医研究院医刊上题词“取法方东，不震远西，下问铃串，不贵儒医”。

还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国医专科学校的房子，还是章太炎以二万四千元巨款购得。

由此可见，章太炎在医学界的声望也是很高的。只是，这与他的医学水平并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一身的名望所致，也与他的两个学中医的学生陈存仁、章次公的参与促成有关。章太炎不缺这些头衔，他有的只是对中医的喜爱和想为中医教育助一份力。

章太炎虽然学医不精，但在中西医论争、“废止中医”案中为中医站台。

他说：

中医迂缓而有神效，其失也糊涂；西医切实而直速，其失也执着。

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名不苟得,以疗者之口为据。

夫中医不可废也。然或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信。则前者近于辞遁，后者真令人笑耳！

……

然而，令人感慨的是，章太炎的老师俞樾是《废医论》（1879年）的作者，是国人主张废除中医的鼻祖；提出轰动全国的“废医存药”废止中医案的始作俑者余云岫，是他的学生。

在“人民网”看到一篇文章，令人……无语。

我个人对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十分敬佩的，写这篇文章是就事论事，不妄评先贤，也不做一个歌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