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伐斧遂——传说中最早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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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1-17 14:30:25

　　徐南洲

　　我国古代兵书中最早的战争记载，当推神农伐斧遂。

　　这次战争见于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见威王》和《战国策．秦策》。据记载：孙膑为了说服齐威王用兵，列举了许多古代战例，首先就谈及“神戎战斧遂”。苏秦说秦惠王连横，同样以“神农伐斧遂”作为最古老的战争讲述。《孙膑兵法》的注者称：“神戎，即神农。斧遂或作补遂”，认为孙膑和苏秦讲的是一回事。可见这次战争并非一家之说，而且在战国，至迟在秦汉时候已由口头流传进而载人简册。

　　然而两文所载，除寥寥五字外，都无下文。现仅以有限的文献资料，对此次战争的起因、结局和意义作些初步的探讨。

　　神农和斧遂的社会性质

　　神戎在传说中有四种涵义：人名、氏族或部落名、朝代名、指整个农业社会而言。①

　　从传说中看神农氏并不是固定的，不论是神农氏这个称号，还是他的活动都是发展的。起初，最先发明原始农业的人被称为神农，以后神农所在的氏族部落也被称为神农氏。后来，邻近的民族部落学会掌握了种植农作物以后，也由牧业进而为农业氏族部落，而被称为神农氏族，或者神农民族的子孙繁衍，分离出去组成的新氏族，也袭用神农的称号。到了最后，凡是以农业为生的氏族部落，都通称为神农氏。所以，古籍中所记载的神农氏的活动范围相当广阔。例如：《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长于姜水”，姜水为渭河支流，在今岐山以东；《大清(乾隆)一统志》引《荆州记》与《据地志》称，神农氏兴于今湖北随县以北的厉山(又称烈山)；《帝王世纪》称，炎帝神农氏崩葬于长沙， 《世本》称葬于茶陵；《管子》：“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据《大清(乾隆)一统志》说，淇山在河南辉县西北： 《帝王世纪》称炎帝神农氏“初都陈(今河南淮阳)，又徙鲁。”《路史．后纪三》注引《都国志》等书称： “神农初都陈，后别营曲阜。”《吕氏春秋．用

　　① 其一，指人名，如毛白虎通令：“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戎，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来相，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立之，故谓之神戎也。”又如《春秋左传》：“神戎生三展而能盲，五日而能行。七朝而渔具。三岁而知称符、般戏之事。”其二，指民族或部落名。如《帝王世纪》： “炎帝，神戎氏，姜性也。”炎帝是人名。为神戎氏族的一员，则神戎氏当为姜姓氏族中的一个民族。其三，指整个原始农业社会而言。如《易．系辞》：“包牺氏没，神戎氏俗”，又曰：“取牺牲以亢包厨，放号目包牺年”。用禽兽肉为主食的叫包牺氏，以农作物为主食的则称神戎氏，说明包牺、神戎是两个时代的代名词。其四，指朝代名。《吕氏春秋．棋势令》：“神戎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史记。五帝本纪》曰：“符辅之时，神戎氏世表。诸侯相侵钱，暴虐百姓，而神戎氏弗能动。”用这种改朝换代的帝王观点去解释原始社会的现象，古籍中为数甚多，也不奇怪，因为任何作家总离不开自己时代的政治观念和社会思想意识的影响。

　　民》：“夙沙氏，自攻其君，而归神农。”据《说文》说：“古者宿(凤同音字)沙初作煮海盐。”这个煮盐的手工业氏族在今山东临淄地区。

　　《淮南子．主术训》称神农“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汤谷，西至三危。”这种种传说，比春秋各国疆域的总和还大，显然这不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

　　斧和遂为两个地名。以一个字命名是古代氏族部族的特点。正如神戎氏本名历山氏，也可单称“厉”。尧兴于陶后也单称“唐”一样。又如前面所说神戎氏建都之淮阳。古时也单称一个“陈”字。斧和遂这两个氏族部落就因其居住之地而得名。

　　斧，在今山东定陶县境内，春秋时名釜丘，又称陶丘民。釜、斧古音都在五部。从斧字的意义看，大概斧民族善于打制石器斧，或者也长于冶烧陶器。石斧不但能砍伐树木和当武器使用，也是打制石锄、石镜等石具的工具，有如现代的工作母机一样，所以用斧名其地名和族名。

　　遂，在今山东肥城与宁阳县之间，又名炫，或隧。三字为古今字。这里的氏族大概是鲁西南一带最初使用石器挖掘黄土、造穴而居的民族，或擅长于打击石头取火，与斧氏族同样是具有传统技艺的工巧之族。斧和遂并肩作战，可见其关系密切，也可能是同一部落的两个氏族。后来，他们又同样地由游牧为生转而兼作石器，成为半牧半工的氏族部落，这是由他们的生存环境决定的。

　　都于陈的神戎部落，因农业生产的发展，日益需要数量多、质量好的石器农具，而他们本身却难以制作高质量的石器。一则缺乏坚质石料，二则没有较高的工巧技能。现在看来极其简陋的石器工具，当时却是“尖端”产品。为此，他们不得不用自己的一部分农产品去换取斧、遂氏族的石器和陶器之类的东西。这种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仅促进了斧、遂地方的石器工业的兴起，而且神戎氏族部落与斧、遂氏族部落的交易关系也日益频繁，形成了互相依赖的密切关系。

　　战争的起因和结局

　　有联系也就有矛盾。神戎和斧、遂的战争也就植根于双方的联系之中。可以作这样几种推断：

　　(1)神戎氏生产力低下，有时没有多余的农产品可供交换。《文子》描述神戎社会“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机者；妇女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宗者。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力者无以衣形”。这种情况对外交换当然不会很多，而斧、遂氏族以娴熟的技巧、辛勤的劳作制造出来的手工产品换不到农产品，辘辘饥肠迫使他们有时采取抢夺的办法，取得神戎氏的农产品。加之，他们本是牧猎氏族，剽悍勇猛，又有锐利的石制武器可恃，容易挑起战争。

　　也可能起初只是少数人的零星劫掠，得手以后，尝到甜头，逐步形成规模较大的持续性的掠夺，以至于于掠夺成性。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神戎氏族经常遭受到斧、遂的掠夺，必然要进行反击，因而酿成战争。《汉书．食货志》称：“神戎之款日，有石城十仍，杨池百步，带甲十万，而无票不能守也。”这种坚甲危城的描述，未必符合神戎社会的情况，但却反映了原始农业部落重视组织防御战，以对付游猎部落的掠夺，则是可信的。游牧部落掠夺农业部落的事，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虽然原因不尽相同。

　　(2)斧、遂氏族部落也可能经常以抬高石器价格的做法，换取更多的农产品，进行不公乎的交易，致使神戎氏部落无法忍受，双方发生争斗，因而形成战争。

　　(3)神戎氏为了发展生产，企图拥有自己的石器工业而出兵征服斧、遂，爆发了战争。

　　(4)神戎氏到泰山地区去建立自己的工业基地，途中遇到斧、遂的袭击，因而交战。

　　《路史．后纪三》说：神戎氏是因为“补、遂不供，乃伐补、遂，而万国定。”《说文》：“洪，战票也”这不能算是战争的起因，没有说明斧、遂为什么不害怕。显然是神戎对他们采用了威胁手段，而斧、遂不畏强暴，奋起反抗。如果是这种情况，战争的起因就是上述(3)、(4)两种。但也可能是(1)、(2)两种原因，由于斧、遂偷袭或强取神戎氏的农产品，神戎氏对之发出警告，斧、遂不听，引起战端。不论是上述何种原因，神戎氏先采取了威胁手段是无疑的，企图吓唬对方，不战而胜；终于遭到了斧、遂的反抗，这也是无疑的。

　　战争的结果，神戎氏取得了胜利，不然他就无法“徙鲁”、“别营曲阜”、“万国”更无法而定。同时，苏秦称“神农伐补遂”，用一伐字已带有神戎获胜的意思。《释名》曰：“伐，豁也。所向莫敢当前，豁然破散也。”苏秦与孙膑不同，他是外交家，很讲究遣词用字，绝非信口言“伐”。是根据他所知道的战争结果而说的。再者，神农获胜的条件远过于斧、遂。第一，神戎氏族部落有比较充足的粮食供应，斧、遂无法相比，长期饿着肚子作战，虽有“不供”的精神，也必然会失败。第二，神戎氏族部落人数众多，有足够的兵员补充，他之所以事先要提出威胁或警告，也是自恃其人多势众。而作为手工业部落的斧、遂，尽管石制武器比较精良，但武器并非决定战争胜败的唯一因素，也终会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战争的特点和意义

　　失败之后的斧、遂氏族部落，是被屠杀灭种，沦为奴隶，还是有其他前途，这是值得考察的。

　　《春秋左传．庄公十三年》经曰：“春，齐候、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夏六月，齐人灭遂。”传曰：“会于北杏以平米乱，遂人不至。夏，齐人灭遂而戍之。”说明：遂到春秋时还以独立小国的姿态而存在，而且对于当时势力强大的齐桓公竟然不予理睬，不派人前去捧场，过去那种“不供”的氏族自尊心，这时也还不曾泯灭。虽然不久遂国便被齐桓公灭掉，但反抗的浪潮未息，不然为什么齐国还要派兵去“戍之”呢显然，原始社会的炎帝神戎氏不曾像阶级社会中的齐桓公那样，对斧、遂采取灭国、镇压的手段。

　　再者，煮海为盐的夙沙氏，距斧、遂不远，最了解战败后的斧、遂的情况，如果神戎氏奴役或者屠杀了斧、遂人民，夙沙氏之民是不会“目攻其主，而归神戎”的。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说：原始社会中的氏族、部落制度是十分单纯质朴的，人与人之间“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他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当易洛魁人在1651年前后征服伊利亚部落和‘中立民族’的时候，他们曾建议这两个部落作为完全平等的成员加入到他们的联盟；只是在被征服者拒绝了这个建议之后，才被驱逐出自己所居住的地区”。恩格斯这段论述说明，原始社会的战争有它不同于阶级社会的特点。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战败的斧遂也曾以“平等”成员的资格加入到神戎部落中去。从神戎来说，石料产地和工艺技巧都已获得，目的已达，更何所求。按理，原始战争也应有它独特的战略战术，因史料缺乏，无从考察。但神戎进攻的路线可作如此设想：即从豫东平原出发，渡过降水，先同斧作战，得胜后再沿古大野洋向东北续进，渡过江水再同遂作战，然后南下定居曲阜。

　　这次战争不仅反映了原始农业社会已经发生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而且还反映了二者既是互相结合，又存在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反映在人与人、氏族部落与氏族部落之间的关系上，就爆发了神农与斧遂的战争。

《齐民要术》是北魏时期中国著名的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综合性农书，也是世界上农学史上最早的著作之一，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农书。齐民要术这本书概括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牧业生产的一些经验以及农作物如何加工储存？详细的介绍了气候季节和不同土壤，以及不同农作物之间的关系。主要概述了农林牧渔等各部门的生产技术知识。本书共十篇，92卷，书中引用的古籍近200种。齐民要术也是对农业生产科学技术以及经济效益之间的一本综合著作。为了许多可行的经营方式，能够使农民的收入得到一定的增加。

齐民要术成熟的时间是北魏时期，北魏之前中国处于长期分割的局面，100多年之后拓跋氏统一了北方地区，建立了北魏政权，社会秩序逐渐稳定，社会经济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北魏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促进了农业的生产。贾思勰年轻的时候正达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高峰时期，朝廷以农为主，促进农业的发展，这也给贾思勰成书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贾思勰做官的时候，曾经到过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他非常注重农业的生产，曾经亲自参与实践，躬耕于田野，向经验丰富的农民学习。曾经养殖过畜牧，种植过粮食，进行过各种实验，吸收劳动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宝贵经验。贾思勰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以及自己的实践经验，系统的整理概括总结了齐民要术这本著作。

贾思勰，山东人，出生在一个务农的书香世家。他从小就喜欢读书，尤其是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虽然家境不富裕，但是却有很多书，这也为他写齐民要术这本书打下了基础。成年之后，他就走向仕途，学习经验之后返回故乡，开始进行农牧业的生产，最后总结成书。这本书对中国农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也是我们农学史上非常著名的成就。

我国小麦的种植，早在龙山时期就有记载，而小麦研磨成面的记录则出现在战国时期左右，而面的出现是我国饮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国家的历史源远流长，是现存的唯一一个古代四大文明古国。在这么悠长的历史中，除了文化底蕴丰厚，我们对于饮食文化也是多彩多样。例如，我们在现代餐桌上经常见到的面食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古物”。

面食一般都是由面粉加工而成，而制作面粉的谷物就是小麦。据考古学家研究，小麦不是我们本土的农作物，它们起源于亚洲的西部地区，是由当时的西域民族放牧时带入了我国地区。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成为我国百姓食用的重要农作物。

在得出小麦不是我国本土作物之后，很多学者对小麦什么时候传入我国产生了研究兴趣。其中日本有位历史学家经过研究得出小麦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才传入中国的。这个结论是非常不严谨的，早到了我国学者的严厉反驳。早在古籍中记载，我国小麦的种植时间可不是只有这么短的时间。按最早的古籍记载，小麦传入我国至少有四千年的历史了。

虽然古籍中记载的时间是这样，但是无奈当时没有有力证据证明，所以这个结论仅仅存在于理论之中。直至后来有考古学家在新疆地区挖掘出古代小麦遗留，小麦在我国的种植事件才进一步被更精确的确定。这些挖掘出来的小麦显示，早在龙山时期我国就已经有小麦的种植事实。

小麦研磨成面的记录也是历史悠久，在战国时期，就有史料记载的小麦研磨器。因此不管是小麦，还是面的研磨，在我国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同时也推翻了日本学者不严谨的历史定论。

　炎帝神农对中华和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是发明种植，首创农具。《易·系辞下传》云：“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又《沦衡·感虚》说： “神农之挠木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谷。”《白虎通·号》也说：“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通鉴前编》也说：“炎帝因天时地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与耜都是木制启土工具，是先民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最主要的用具。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神农氏对生产工具的改进，势必对生产力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原始农业也因之逐步发展起来。《国语·鲁语》说：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日柱，能殖百谷百蔬。”

　　《管子·形势解》说：“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同书《轻重戌》说：“神农作，树五谷谌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下化之。”《淮南子·修务训》也说：“于是神农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古籍虽未明言所种谷蔬的具体名称，但神农时已有人工栽培的稻谷蔬菜则无疑问。

　　二是制作陶器，首创纺织。在人类发展史上，人工种植农作物与制陶术的发明是原始社会两项最主要的创造，也是人类由原始的茹毛饮血的蒙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迈进的基础。《逸周书》说：“神农之时，……作陶冶斤斧。”《太平御览》卷引《逸周书》则说：“神农耕而作陶。”这是见于古籍较早的制作陶器的记载。《庄子·盗跖》：“神农之世，……耕而食，织而衣。”《吕氏春秋·爱类》云：“神农之教日：‘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这虽有用后世男耕女织经济生活去附会远古经济生活的迹象，但毕竟反映出当时纺织业的某些因素已得到发展。

　　三是发明医药、煮盐，首创琴瑟。相传炎帝神农氏为了解除疾病和创伤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深入山野辨尝各种草木的性味，从而发明草药医治疾病和创伤的方法。《世本·作》说：“神农和药济人。”《史记·三皇本纪》也说：“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盐的发明对于改善营养结构，增强人类体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世本·作》说：“宿沙作煮盐。”《淮南子·道应训》说：“昔宿沙之官，皆自攻其君而归神农。”由此可知，首创煮盐的是炎帝神农的部属宿沙之民。《世本·作》说：“神农作琴，神农作瑟。”桓谭《新论》说神农氏“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又云：“神农氏为琴七弦，足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扬雄称赞说：“昔神农造琴以定神，禁*僻，去邪欲，反其天真者也。”

　　四是始有地理观念，创立原始天文学和历法学。相传炎帝神农氏造历日，正节气，审寒暑，定为八节，以治农功。《通鉴前编》即说炎帝神农“因火德王，故以火纪，官为火师。春官为大火，夏官为鹑火，秋官为西火，冬官为北火，中官为中火”。这正是天文历法中的所谓“观象授时”。说明炎帝神农部落先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注意了“火”(按即星)与季节的关系，并利用所掌握的天文知识指导农业生产。炎帝神农已产生地域观念，始立地形，甄别考察天下方位。《帝王世纪》说：“自天地设辟，未有以界之制。三皇尚矣，诸子称：‘神农之有天下，地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五万里。’”

　　五是始作集市，首创贸易。《史记·三皇本纪》则说：“炎帝神农氏……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这也正是《易·系辞下》所谓：“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孔颖达《正义》云：“日中为市，聚合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象物噬啮乃得通也。”日中时设立集市，聚集四方货物，进行以物易物，这也是社会分工出现后所产生的贸易活动。

《齐民要术》是中国保存得最完整的古农书巨著，成书于东魏武定二年（544年）以后，一说为533年至44之间。《齐民要术》全书共九十二篇，分成十卷，正文大约七万字，注释四万多字，共十一万多字；书前有《自序》和《杂说》各一篇。引用前人著作有一百五十多种，记载的农谚三十多条。全书介绍了农作物、蔬菜和果树的栽培方法，各种经济林木的生产，野生植物的利用，家畜、家禽、鱼、蚕的饲养和疾病的防治，以及农、副、畜产品的加工，酿造和食品加工，以至文具、日用品的生产等等，几乎所有农业生产活动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另外，书前的“自序”、“杂说” 各一篇，其中的“序”广泛摘引圣君贤相、有识之士等注重农业的事例，以及由于注重农业而取得的显著成效。一般认为，杂说部分是后人加进去的。书中收录1500年前中国农艺、园艺、造林、蚕桑、畜牧、兽医、配种、酿造、烹饪、储备，以及治荒的方法，书中援引古籍近200种，所引《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汉晋重要农书现已失传，后人只能从此书了解当时的农业运作。

成书背景

《齐民要术》成书的时间为公元6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的问世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客观条件基础的。北魏之前，中国北方处于一种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一百多年以后，鲜卑族的拓跋氏建立了北魏政权并逐步统一了北方地区，社会秩序由此逐渐稳定，社会经济也随之从屡遭破坏的萧条景象中逐渐恢复过来，得到发展。北魏孝文帝在社会经济方面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更是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尽管如此，当时的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有待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贾思勰认为农业科技水平的高低关系到国家是否富强，于是他便萌生了撰写农书的想法。

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农业生产的蒸蒸日上，也为贾思勰撰写农书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贾思勰为官期间，到过山东、河北、河南等许多地方。每到一处，他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曾经亲自从事农业生产实践，进行各种实验，饲养过牲畜、栽种过粮食。贾思勰不但注重亲身实践，而且善于向经验丰富的老农学习，吸收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齐民要术》是贾思勰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从富有经验的老农当中获得的生产知识以及对农业生产的亲身实践与体验，认真分析、系统整理、概括总结，最后完成了《齐民要术》这部伟大的著作。

公元（976一983年)的《太平广记》据书中所载，当发明 于公元7世纪 从河、湖、池塘中引水的器具则有序斗、各种翻车 (龙骨水车，图2)、筒车、渴乌(虹吸)、鹤饮等人力翻车，脚路翻车 (采自《农政全书)是在公元186年前后由东汉毕岚所创制，三国时马钧又加以改进以后又发展了牛转翻车、水转翻车和 风力翻车等水转筒车是在江河岸边装设个水轮， 水轮下部浸在水流中，由水力驱动水轮回转水轮圆 周上配置的若干个竹筒依次将水带到上部，流人接水槽唐刘禹锡(772一842年)所著“机汲，一文，所述提 水工具就是这种水转筒车在王祯(农书》L载有水转 筒车图，还有驴转筒车和高转筒车‘图3)

渴乌也是 由毕岚创制在明王微著(新制诸器图说)上，载有“虹吸”和“鹤饮”图及图说 收获、脱粒和清选器具在公元前5500一前4900 年的文化遗址中，曾有锯齿刃石镰出上到公元前 2800一前1900年，又出现了蚌刀和没有锯齿的石镰 到商周时期有了铜镰，但应用不广铁镶开始出现于 战国时期，到西汉时已广泛应用以后又发展了许多 不同类型的收割器具在王祯《农书》_上，就载有钱、 艾、璐镰、推镰、荃麦器等；还有收获薯类用的镬(镐), 收获棉杆用的钩镰，割草、砍柴用的锲等 脱粒、清选用的器具有连枷、石攀磷、扇车等连枷 发明于春秋时期在王祯《农书》上，

有用碍礴碾场脱 粒的记载扇车亦称风车或跄扇，发明于西汉时期 农产品加工器具最早的谷物加工器具是石磨盘 图3高转筒车 (采自《农政全书” 和碾棒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曾有石磨盘出土， 说明早在农业诞生以前，人类就用这种器具加工采集 到的谷物在公元前5500一前4900年的遗址中出土 的石磨盘和服棒，就已相当工整另一种谷物加工器 具是柞臼在约公元前5000年的遗址中有石柞出土，

自远古至清代中叶在中国农业生产中使 用的器具在古籍中称农器或田器除古籍中所载 外，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许多古农具，包括在有文字记 载以前各个时期的器具 各地出土的大量古农具表明，早在公元前6000一 前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伴随着原始农业的诞 生，就出现了简单、粗糙的石制农具以及蚌器、陶器等 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末年，铁制农具已广泛应用到 公元10一14世纪的宋、元时代，已拥有开荒、耕整地、 播种、中耕、收获脱粒、加工、蚕桑、舟车等适应不同地 区要求的各种农具300余种有许多农具的发明创造 和应用都早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耕整地农具有未招、锋、锋、镜(锹)、镇、铬、极、 犁、耙、秒、粉、糖、盖、碍、碑、刮板等品种在公元前 5500一前3300年的文化遗址中，曾有石铲、骨铲、骨粕 等起土翻土工具出土；公元前2900一前2800年的文 化遗址中，有用双齿木未挖土的印痕这种间歇动作 的来粕以后逐步为连续动作的人力犁所代替殷代以 后又逐步为畜力犁所代替到春秋时期，畜力犁已被 广泛应用战国初期有了铁制犁桦，战国末年又出现 了犁壁公元9世纪时唐代陆龟蒙所著(来招经),

记 述了一个结构相当完备的畜力犁(见桦式犁) 播种栽植器具包括条播用的楼，穴播用的靛种 器，播后压实土壤用的挞和碑车，拔、插水稻秧苗用的 秧马等楼又称楼车或按犁，是世界上最早的条播机

 在王祯著(农书)上，还载有将种子与过筛细粪或蚕沙钮说拌合后一同播下的粪按，这是最早的施肥播种机 种器(图l)也见于王祯(农书), 图l孤种器 (采自王祯《农书》) 明在公元14世纪初已经有了这种 穴播工具关于秧马的记载，最早 见于苏轼在公元1094年写的《秧马 歌) 中耕除草器具包括早地用人 力除草松土工具钱、铲、镜、褥、搏、锄；早地中耕用畜力按锄；水田用 的人力中耕除草工具耘爪、耘荡等 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石锄，到战国时期有了铁锄关于楼锄地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