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源于史学的“实录”精神，表现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体现又因文体不同而有异，散文举例证实，画赞返实入虚，诗歌似虚而实。它是对李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补充。

　 关键词 李白/实录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录”精神。《汉书·司马迁传赞》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对“实录”最权威的解释，也成了后世优秀的史学家遵循的修史原则。“实录”一词，多出现于史学著作中，初唐人修的几部史书，都使用过“实录”二字。如《晋书》卷94《隐逸传》云陶潜《五柳先生传》：“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陈书》卷27《江总传》：“总之自叙，时人谓之实录。”《南史》卷48《陆慧晓传》：“庐江何点常称：‘慧晓心如明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王思远恒如怀冰，暑月亦有霜气。’当时以为实录。”但“实录”一词却很少出现在初盛唐作家的诗文作品中，人物传记中偶有出现，如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云：“君故人范阳卢藏用集其遗文为序传，识者称其实录。”而李白在《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中使用了这个词，这自然引起我们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1]（卷27，P1263-1264）李白此处“实录”二字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是真实的记载，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对酒忆贺监序》也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1]（卷23，P1085）二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也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李白“素受宝诀”。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时人语坐实。他在赞美别人时，常引当时人的话来证明一种事实。如《上安州裴长史书》盛赞裴长史高义重诺，云：“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与韩荆州书》为说明韩荆州在士人中的声望，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方法之二引舆论证实。《任城县厅壁记》，称赞县令贺公，“拨烦弥闲，剖剧无滞。镝百发克破于杨叶，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宽猛相济，弦韦适中。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黄发履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非神明博远，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张的地方，但李白为了坐实对贺公的美誉之词，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东蒙，听舆论，辄记于壁，垂之将来。俾后贤之操刀，知贺公之绝迹者也。”[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见，上文表扬贺公，不免有夸大之辞，但“听舆论”一语，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一慰贺公，免去贺公担心过奖之虑，因为“舆论”如此，古人很重舆论，舆论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实际之处，因是来自舆论，也会得到别人的谅解；二安民众，李白文中赞美贺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谀之处，但李白指出这是源于舆论，是公众的意见，并非李白凭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细节坐实，《秋于敬亭送从侄端游庐山序》：“初，嘉兴季父谪长沙西还，时予拜见预饮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来有成，郁负秀气。”[1]（卷27，P1267）对往事的追记，用了“嬉游在旁”的细节，栩栩如生，非常真切。《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并序》有总的概括，也有细节的记载。“先时邑中有聚党横猾者，实惟二耿之族，几百家焉。公训为纯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职，蔑闻为灾。官宅旧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车尝之，莞尔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变为甘泉。蠡丘馆东有三柳焉，公往来憩之，饮水则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乡人因树而书颂四十有六篇。”[1]（卷29，P1387-1388）四个细节的勾划，表现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层是表扬李公教化横猾；二层是表扬李公正压鬼怪；三层是表扬李公德变泉水；四层是表扬李公政赢颂声。

　特别是写自己的行为品德时，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讲求这种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学创作进入流通，真实性成了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判断。下面举《上安州裴长史书》以作说明。

　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中，作者陈述事实，自举例证：第一，以散金济人来证明自己的轻财好施：“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白之轻财好施也。”[1]（卷26，P1245）第二，以善理友人后事证明自己存交重义：“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1]（卷26，P1245-1246）

　同样以别人耳闻目睹之事实证明自己品行才情的不凡：第一，广汉太守亲见其养高忘机之举——“又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1]（卷26，P1248）第二，苏＠②赞其文之事，“四海明识，具知此谈”——“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不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谈。”[1]（卷26，P1247）第三，马公盛赞其文，“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澈，句句动人。’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1]（卷26，P1247-1248）

　李白文章重视引用他人之言证明真实性，这里却提示我们对李白个性和生存方式的进一步思考，细绎李白引用时人语之处，会隐约感到李白正生活在失去别人信任的危机之中。一般与别人的交流中，只要陈述事实即可，但李白在每陈述一个事实之后，总是心有余悸，担心别人不相信，故又向对方申述一下，这件事谁也知道，这句话谁也听说过。如《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四海明识，具知此谈”、“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就是如此。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小人的诽谤，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云“谤言忽生，众口攒毁”。也由于自己言行失检，他有时行事说话可能略带夸张，并不考虑其后果和影响，这样致使和他交往过的人对李白留下一个说大话的印象。他在《上李邕》诗中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这句话很值得体味。

　在不同的文体中、在不同的描述对象中，李白的写实思想所采用的方法也不相同。比如李白笔下有一批间于文与诗之间的韵语——画赞，分析这类文学品种更利于我们分析李白写实的观点。唐代绘画以及雕塑大致以实为主，从流传的文人画看，韩干画马、吴道子画人物，大致上届于写实一类，唐人称为人物造像叫“写真”；敦煌壁画属于民间艺术，由于绘画的基本功欠缺，写实也不能逼真，写意如飞天的形象，除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外，表现出民间艺术的大胆活泼。

　既然在“画赞”中，李白面对的对象是绘画中接近真实的事物，他在“赞”语中，就不能就实物论实物，而是要尽力表现其神韵，李白的画赞，正是展示了一种返实为虚的过程：

　《壁画苍鹰赞》：“突兀枯树，旁无寸枝。上有苍鹰独立，若愁胡之攒眉。凝金天之杀气，凛粉壁之雄姿。觜铦剑戟，爪握刀锥。群宾失席以愕眙，未悟丹青之所为。吾尝恐出户牖以飞去，何意终年而在斯！”这里用了拟人、夸张、衬托的手法，“吾尝恐出户牖以飞去”正说明绘画达到了“逼真”的效果。《方城张少府厅画师猛赞》：“张公之堂，华壁照雪。师猛在图，雄姿奋发。森竦眉目，飒洒毛骨。锯牙衔霜，钩爪抱月。”《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高堂闲轩兮，虽听讼而不扰。图蓬山之奇禽，想瀛海之缥缈。紫顶烟赩，丹眸星皎。昂昂伫胎，霍若惊矫。形留座隅，势出天表。谓长鸣于风霄，终寂立于露晓。凝玩益古，俯察愈妍。舞疑倾市，听似闻弦。傥感至精以神变，可弄影而浮烟。”在画中物象逼真的基础上侧重展现其神采。

　李白一方面赞美绘画的“真”、“自然”：“粉为造化，笔写天真。”（《金陵名僧＠⑤公粉图慈亲赞》）“爱图伊人，夺妙真宰。”（《安吉崔少府翰画赞》）“图真像贤，传容写发。”（《宣城吴录事画赞》）“笔鼓元化，形成自然。”（《江宁杨利物画赞》）另一方面也希望画能体现出神采和空灵：“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虚空其心，寥廓无主。”（《志公画赞》）“了身皆空，观月在水。”（《鲁郡叶和尚赞》）“至人之心，如镜中影。挥斥万变，动不离静。”（《李居士赞》）要能“穷神阐化”（《当涂李宰君画赞》）。附带提一下，“水月镜影”比喻虚幻景象或作为艺术境界的形神虚实已包含在李白的画赞中，“水中月、镜中影”又作“水中月、镜中像”，“水中月、镜中花”，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李白“水中之月”、“如镜中影”的比喻本质上就是“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之景，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追求文学创作的“空灵”、“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文论家一般是在论述司空图文学批评时提及的，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云：“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有云司空图的看法可能受到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的启发。[3](P676)如果从文学思想表述的相似性来说，在戴叔伦、刘禹锡、司空图之前应当加上李白。

　再说诗歌，李白诗歌极富浪漫情调，但仍然能体现其写实的文学思想。比如李白诗中有一组关于鸟的意象群[4](P148-161)，这些鸟类，除来自传统文学中那些神话、传说的凤凰、大鹏、精卫、天鸡等外，大部分还是来自于现实中的黄鹄、雁、孔雀、子规、杜鹃、鹰、鹧鸪、白鹇、鹅、鸭、鹳、鹦鹉等。如李白笔下的子规，《蜀道难》：“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奔亡道中五首》：“歇马傍春草，欲行远道迷。谁忍子规鸟，连声向我啼。”又如鹧鸪，《山鹧鸪词》：“苦竹岭头秋月辉，苦竹南枝鹧鸪飞。”《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二首》：“秦地见碧草，楚谣对清樽。把酒尔何思，鹧鸪啼南园。”《秋浦清溪雪夜对酒客有唱山鹧鸪者》：“客有桂阳至，能吟山鹧鸪。清风动窗竹，越鸟起相呼。”《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醉题王汉阳厅》：“我似鹧鸪鸟，南迁懒北飞。时寻汉阳令，取醉月中归。”尽管这些鸟类在诗中所起的作用或有不同，但都是生动的现实生活中的意象。

　李白诗歌多有写实佳作，而有些诗歌因对所描述对象多渲染烘托之词，而疑其为非写实之作。李白的文学禀赋在于能将别人难以描述的奇特景象描写出来。比如《蜀道难》就表现出李白的这一才能，南朝阴铿有《蜀道难》诗一首：“王尊奉汉朝，灵关不惮遥。高岷长有雪，阴栈屡经烧。轮摧九折路，骑阻七星桥。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比起李白的诗，阴铿写蜀道难相当单薄。李白诗中表现蜀道之险，虽有夸张，却都是实录，詹鍈先生《李白蜀道难本事说》分析《蜀道难》主题诸种说法，甚有见地，其中汇通《剑阁赋》、《送友人入蜀》、《蜀道难》诸篇说明写蜀道的情形也是对其险阻艰难的实录，文云：“按太白有《剑阁赋》，题下自注云：‘送友人王炎入蜀。’赋中写剑阁之险，与此诗极为近似。如：‘咸阳之南直望五千里，见云峰之崔嵬。前有剑阁横断，倚青天而中开。’——诗：‘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剑阁峥嵘而崔嵬’，又：‘连峰去天不盈尺。”上则松风萧然瑟飒’——诗：‘枯松倒挂依绝壁。”有巴猿兮相哀’——诗：‘猿猱欲渡愁攀援。’又：‘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旁则飞湍走壑，洒石喷阁，汹涌而惊雷’——诗：‘飞湍瀑流争喧豗，砅崖转石万壑雷。’‘送佳人兮此去，复何时兮归来？’——诗：‘问君西游何时还？’‘望夫君兮安极，我沉吟兮叹息。’——诗：‘侧身西望长咨嗟。’”[5](P34)其将《剑阁赋》与《蜀道难》相似或相同句意作了比较，无非使人们知道，他们的共同之处正说明其描写的真实性。另一首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开始是这样写的：“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这个开头不容忽视，尽管李白此诗极想象之妙，但李白充分考虑到诗歌的'真实性，瀛洲，是神话中仙山，李白用了“信难求”给以否定，而天姥山是现实存在的山，在今天浙江新昌。尽管此山云霞笼罩，但是可睹的，而且接下去描写了天姥的高耸。诗是写梦，梦中神游就不是真实的存在，故作者明晰交待了入梦与出梦的过程，由“我欲因之梦吴越”至“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李白诗名极高而掩盖了他的文名，应该说李白的文章在初盛唐的散文中是有特点的，当我们一旦注意到李白在文章中的论证方法时，发现李白清楚的思维能力和诗歌的逻辑力量，通脱而不迂执，能选用活生生的事例说明问题。这样的行文特点在诗歌中也有体现，否则会错读了李白的诗歌。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诗有头有尾，层次分明。《唐诗别裁》云：“诗境虽奇，脉理极细。”《唐宋诗醇》云：“此篇夭矫离奇，不可方物，然因语而梦，因梦而悟，因悟而别，节次相生，丝毫不乱；若中间梦境迷离，不过词意伟怪。胡应麟以为‘无首无尾，窈冥昏默’，是真不可以说梦也。”这里对胡应麟的批评是正确的。

　李白对真与美概念的理解是辨证的，运用也是辨证的，诗中的想象和夸张大多以现实为基础。《秋浦歌》其五：“秋浦多白猿，超腾若飞雪。牵引条上儿，饮弄水中月。”如果说“弄天上月”，肯定不真实，猿不可能达到那个高度，“弄水中月”，就很真实，不过月是水中月，只是真实月亮的影子，这就有了虚中寓实的意味，也表现了诗人观察自然现象的敏锐。

　李白有些诗记实性较强，如《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写作缘起尽见序文，序云：“王屋山人魏万，云自嵩宋沿吴相访，数千里不遇，乘兴游台越，经永嘉，观谢公石门。后于广陵相见。美其爱文好古，浪迹方外，因述其行而赠是诗。”诗较长，五言六十句，计六百字。如序所言，诗叙写了魏万相访的过程和行迹，历历在目，夹带诗人的才情和区域山水的高度概括以及对自然景物特点描写的夸饰，成为独特的叙事诗。此诗写实性极强，如王琦注所析，首写魏万爱文好古，而隐居王屋之事；次叙其自嵩宋沿吴相访之事；以下则叙其乘兴游台、越之事和自台州泛海至永嘉遍游缙云金华诸名胜之事；最后则叙其自姑苏至广陵相见和其还山而相别。如其中叙述魏万乘兴游台、越之事云：“遥闻会稽美，一弄耶溪水。万壑与千岩，峥嵘镜湖里。秀色不可名，清辉满江城。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入剡寻王许。笑读曹娥碑，沉吟黄绢语。天台连四明，日入向国清。五峰转月色，百里行松声。灵溪恣沿越，华顶殊超忽。石梁横青天，侧足履半月。”[1]（卷16，P748）台、越之景，一一据实描写。整首诗歌叙事和序中所记魏万所到之地和所为之事次序一一对应，诗歌结构正是以事实为基础而顺次展开，其记实的条理性为理解李白诗歌的写实一面提供了一个证据。

　一个作家的文学思想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仅因为主流和非主流思想的并存，而且还表现为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呈现出异态分布的状况。我们分析了李白写实的美学思想和作品中的写实倾向，但仍然认为李白诗歌以浪漫主义为主流，而本文的写作只是对李白思想和创作的另一方面的分析，只是对李白主流文学思想和创作的补充，希望能丰富古代作家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白．李太白全集[M]．王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刘知几．史通通释[M]．浦起龙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4] 李浩．诗史之际[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 詹鍈．李白诗论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编辑本段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已知缝衣，周口店山顶洞人的文化遗存中曾发掘出骨针。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不同地区和族别的人们中间，服饰款式已各不相同。以发型为例，大地湾文化中有剪短的披发，马家窑文化中有后垂的编发，大汶口文化中有用猪獠牙制成的发箍，龙山文化中则用骨笄束发，陕西龙山文化之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头顶有髻，可能就是用笄束发的反映。骨笄在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与东下冯类型诸遗址中均曾出土，形制与商代的同类器物相同。因此得知束发为髻在远古时已是华夏族服装的特征。

　　编辑本段夏商与西周

　　夏商与西周时的衣着无实物存世，据安阳侯家庄墓及妇好墓所出玉、石人像，可知商代贵族上身穿交领衣，腰束绅带，下身着裳，腹前系市(蔽膝)。西周时遗留下来的人像材料更少。从洛阳出土的玉人及铜制人形车辖来看，衣、裳、带、市仍是贵族男装的基本组成部分。其衣用正色，裳用间色，并特别重视裳前之市。西周铜器铭文记载周王在册命典礼上颁赐的服装中，常有“朱市、葱黄”(《毛公鼎》)“市、黄”(《询簋》)等物。市、 黄即古文献中的、 衡，指蔽膝，衡则指包括系玉之组和玉件在内的整套佩饰。河南信阳长台关与湖北江陵纪南城战国墓所出之俑，均在腹前系玉佩。贵族则在玉佩下衬以色彩特殊的，因而引人瞩目，成为代表身份地位的一种标志。　西周的建立，使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和提高了，物质明显丰富起来，社会秩序也走向条理化，并有了规章制度。服饰形制也由于尊卑等级的存在、礼仪的需要而进一步规范化，被纳入"礼治"范围，尊卑贵贱，各有分别。　这时候服饰的专用界限等级标志开始清晰，品种类别也相应地增加，像宫室中拜天地、敬鬼神时专有祭礼服，上朝大典时有朝会服，军事之中专有从戎服，婚嫁之仪专用婚礼服，吊丧时又有丧服。衣裳虽然还是采用上衣玄下裳黄，但在官职服饰中增加了裳前襟的大带（大带是用丝织或缂制成，宽四寸）、玉　（以玉为原料，以丝带连系在腰间的挂饰）。另外在服色上也开始有了等级差别。西周的服式除宽衣长带的特有风格以外，还吸收了北方鲜卑族（今锡伯族）以带钩束腰的服饰花色（在丝带的接头处，以金、银、铜或铁等金属制成的精细的勾或扣）。

　　编辑本段春秋战国

　　这时深衣和胡服开始推广。深衣将过去上下不相连的衣裳连属在一起，所以叫 春秋战国服装

　　深衣。它的下摆不开衩口，而是将衣襟接长，向后拥掩，即所谓“续衽钩边”。深衣在战国时相当流行，周王室及赵、中山、秦、齐等国的遗物中，均曾发现穿深衣的人物形象。楚墓出土木俑的深衣，细部结构表现得更为明确。短袖衣是楚服的一项特征。江陵马山 1号楚墓曾出短袖的“衣”，衣即衣，据《说文》的解释，这是一种短衣。根据曾侯乙编钟之钟金人的服装看，应即短袖之衣。　胡服主要指衣裤式的服装，尤以着长裤为特点，是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的服装。为骑马方便，他们多穿较窄的上衣、长裤和靴。这种服制据《史记·赵世家》说，是赵武灵王首先用来装备赵国军队的。山西长治分水岭所出铜武士像，上身穿矩领直襟上衣，下身着长裤，腰系绦带，佩剑，正是采用胡服的赵国战士的形象。　“胡服之制，冠则惠文，带则贝带，履则靴，裤则上褶下裤 自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裤褶传人中国，历代皆以为戎服，或用其冠，或用其履，或用其衣服及带，或三者全用，晋代民间，始偶用之。南北朝之世，北朝以胡服定为常服，南朝系汉族，仍为戎服，比及隋唐，帝王定为田猎之服，或上下公服，民间则为时服流风最盛。溯其由传人以至兴盛，由军用以至民服，历史悠长，变化复杂，王(国维)氏《胡服考》言之最详，不赘。唯唐代胡服，何以特盛，向来无人研究，王氏所考，亦未提及。依愚所见，不外以下三因：(1>唐代胡人，杂居内地，为数众多;(2)贵族阶级，废古之席坐，而为胡人倚坐；(3)朝臣侍从，弃车而尚骑马。　胡服之中，有所谓半臂者。古称半臂，今言马褂。《说文》无褂字，《玉篇》 春秋战国服装

　　亦无之，恐即卦字，褂卦皆从圭得声，俗作褂，但不能作“挂”或“挂”。无袖或半臂之衣，皆为胡服，《罪唯录·冠服志》云：“历朝挎褶，戎服也，袖短，或无袖而衣中断，下有横摺，又下有竖摺。若袖长，则为曳撒，或腰中间断，以一线道横之，谓之程子衣，无线道，谓之道袍。”　似此裤褶，又变为胡服总名。凡无袖、短袖、长袖之衣，与腰中间有线道横截或无线道横截之袍，皆可称为裤褶，因而今所论之半臂，其为胡服，决无问题。至其形制，宋曾三异《同话录》“貉袖”条述之最详：　“近岁衣制，有一种如旋袄，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以最厚之帛为之，仍用夹裹，或其中用绵者，以紫皂缘之，名日貉袖，闻之起于御马苑圉人，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着短袖者以其便于控驭耳。”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缘边用紫皂布，有夹衣，亦有绵衣，显然为半臂制度。以其短前后襟，坐鞍上不妨脱，故亦可称为马褂，马褂即对襟衣。明清之制犹然。《日知录》卷二十八《对襟衣》所谓：“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唯骑马许服，以便于乘马故也。”是也。”（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

　　编辑本段秦汉

　　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统一，服装风格也趋于一致。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幅员广大、民族众多的封建统一国家。　秦王政当上始皇帝之后，立即着手推行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如统一度量衡、刑律条令等，其中也包括衣冠服饰制度。不过，由于秦始皇当政时间太短，服饰制度仅属初创，还不完备，只在服装的颜色上做了统一。秦始皇深受阴阳五行学说影响，相信秦克周，应当是水克火，因为周朝是"火气胜金，色尚赤"，那么秦胜周就是水德，颜色崇尚黑色。这样，在秦朝，黑色为尊贵的颜色，衣饰也以黑色为时尚颜色了。　秦代铠甲战服我们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看见。在陕西临潼出土的陶俑所着铠甲应是秦兵俑中最为常见的铠甲样式，是普通战士的装束，这类铠甲有如下特点：胸部的甲片都是上片压下片，腹部的甲片，都是下片压上片，以便于活动。从胸腹正中的中线来看，所有甲片都由中间向两侧叠压，肩部甲片的组合与腹部相同。在肩部、腹部和颈下周围的甲片都用连甲带连接，所有甲片上都有甲钉，其数或二或三或四不等，最多不超过六枚。甲衣的长度，前后相等，下摆一般多为圆形。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大批陶俑的出土，为秦汉武士的服装提供了较充分的例证。 汉代服装

　　他们穿的半长衣所交掩之曲裾虽较浅， 但仍为深衣之属， 其下身着长裤，腰系施钩之革带。这种装束在西汉时仍广泛流行，裤也逐渐向全社会普及。冠制的确立是在汉代实现的。上古时，华夏族之冠主要从属于礼制，男子成年时皆行冠礼。汉代的冠则主要从属于服制，是身份、官职以至官阶的表征。身份低微的人，只能戴帻而不能戴冠。冠本为加于发髻上的一个发罩，并不覆盖整个头顶。帻则像一顶便帽。冠和帻原来互不相关，到了王莽时，据说因为他头秃，所以先戴帻，帻上再加冠。后来这种戴法普及开来，因而在东汉画像石上出现的冠，也都在下面垫着帻。冠和帻不能随便配合，文官戴的进贤冠要配屋顶状的介帻，武官戴的武弁大冠则要配平顶的平上帻。进贤冠前部高耸，后部倾斜，外观若斜俎形。冠前有“梁”，可根据梁数的多寡来区别戴冠者的身份。皇帝戴的通天冠和诸侯王戴的远游冠也都是在进贤冠的基础上增益华饰而成。武弁大冠又名“惠()文冠”，起初只是用(薄麻布)制作的下垂双耳之弁，后来在弁下垫帻，进一步又在弁上涂漆，其状遂若漆沙笼，故又名“笼冠”。甘肃武威磨嘴子62号新莽墓曾出土了纱笼冠。此外，武士也戴冠。执法的官员则戴獬豸冠。　在区别尊卑方面，进贤冠上的梁虽然起一定作用，但梁数多不过三，等级的划分较粗略。所以汉代又用绶作为官阶的标志，不同等级的官员之绶的颜色、织法、密度和长度都不相同。这时的绶是系在官印上的带子，但它和西周时佩玉之组实一脉相通。 汉代妇女曲裾

　　汉代妇女一般将头发向后梳成下垂的圆髻，名椎髻。常着深衣，女式深衣之华丽者名衣，它的曲裾不但在下身缠绕好些层，且在其斜幅上缀以三角形物及长飘带，即文献中所称之与。其状可在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见到。　汉代着衣有七个特点：　1．穿外衣时，由于领大而且弯曲，穿衣时必需暴露中衣的领型；　2．穿衣必用白色面料做里；　3．袖宽为一尺二寸；　4．衫无袖；　5．穿皮毛服装时裘毛朝外；　6．腰带极为考究，所用带钩以金制成各种兽形，如螳螂形或琵琶形。形象十分生动有趣。一般长度在带钩从形、色和工艺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较比西周和战国时期，在设计和制作方面都要精美得多。因此颇受男人们的喜爱，佩戴者很多；　7．男子保持佩刀习俗，但所佩之刀有形无刃，因此失去了实际价值，主要是显示仪容。　汉代祭服延用"大制度"，遵从古礼穿冕服佩绶、佩玉。皇帝、公卿、诸侯均用大，只是在所系玉石的串珠或丝绳的质地上加以区别。皇太后、太后、公卿夫人等的祭服(谒庙服)、亲蚕服、朝见服和婚礼服的形式都采用深衣制。　汉时劳动女子总是上穿短襦，下穿长裙，膝上装饰长长垂下的腰带。劳动男子常服是上身穿襦，下身穿犊鼻裤，并在衣外围罩布裙；这种装束不分工奴、农奴、商贾、士人都一样。

　　编辑本段魏晋

　　魏晋服装服饰虽然保留了汉代的基本形式，但在风格特征上，却有独到突出的地方，这与当时的艺术品和工艺品的创作思路有密切关系，其风格的同一性比较明显。　公元六世纪波斯图案花纹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当时的纺织、服装以及其他装饰物，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一点在敦煌壁画上多有反映。　魏晋时期规定宫中朝服用红色，常服用紫色。白色为平民百姓服色。这时的服式仍以襦、裙为主，裘是非正式衣服。妇女装饰比较考究，有金环、银约指和绕腕的跳脱等。在质地上宫中与宫外仍有很大区别。　魏晋的铠甲最普遍的形式是两裆铠，长至膝上，腰部以上是胸背甲有的用小甲片编缀而成，有的用整块大甲片，甲身分前后两片，肩部及两侧用带系束。胸前和背后有圆护。因大多以铜铁等金属制成，并且打磨的得极光，颇似镜子。在战场上穿"明光铠"，由于太阳的照射，会发出耀眼的"明光"，所以这样称呼。这种铠甲的样式很多，而且繁简不一，有的只是在　裆的基础上前后各加两块圆护，有的则装有护肩、护膝，复杂的还有重护肩。身甲大多长至臀部，腰间用皮带系束。

　　编辑本段南北朝

　　南朝服式以襦裙为主，妇女尤其以着裙为正统，不穿裙而露裤的人，被看做是没礼貌的行为。当时女子头上包白纶巾(是一种配有青丝带的头巾，传说在三国时诸葛亮平时戴此头巾)，衣袖长而且窄并加以缕雕花纹。跳舞者穿长衫，并在身上披挂很长的带子，头上束纨巾。　南北朝服式还有"袍"和"衫"，衫在晋时已是必着衣的一种。"裘"在此时极为珍贵，以貂裘为最。"　"是少年喜爱的衣物，浮薄少年更喜爱有色之"　"、"襦"、"帔"、"鹤氅"，这些都是此时普及的衣装。　南朝服式基本上继承魏晋，由于战乱和国度的频繁更替，反映在着装方面也有变化。江南衣式比北方短小，但当时却流行戴小帽穿大衣的风气，有时将一只袖分成两只，一条裙截成两裙，有的款式大领大带，有的衣窄袖小，有的裙长曳地，有的衣长蔽脚。南朝的朝服仍是玄衣。服饰用料有规定，三品官以下的不得穿用杂色绮做的衣服，六品官以下者只能穿七彩绮，不可使用罗绡。南朝的艺术品与服饰风格一脉相承，许多出土的陶俑形象，向我们展示了细腰圆脸型的女子，面目神情十分娟秀，尤其出自江南的俑塑特点更突出，这与服饰的拖地长裙和宽衣披带均十分协调一致。　北朝的服式，官宦正式场合穿着朱色单衣，便服和军服以为主。穿红色袍就佩带金带，穿小袖长身袍则用金玉带。平民妇女以襦袄为常服，这与南朝并无两样。北朝时期着装衣料中绫锦最为华贵。　南北朝的卷草花纹是在汉代的云纹图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敦煌造井(单独适合纹样)、三角形花(适合纹样)和条状花(二方连续)、飞天、云纹等动态形象巧妙地结合起来，既古朴、秀丽，又含蓄柔和。当时的毛织毯、麻布和丝绸都是盛行的产品。

　　编辑本段隋唐

　　在南北朝胡、汉服装相互影响而又各成系统的基础上产生的唐代服制，出现了“法服” 与“常服”并行的局面。作为大礼服的法服仍是传统的冠、冕、衣、裳，常服则是在鲜卑装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唐代男子上自皇帝下至厮役，在日常生活中都穿常服，包括圆领缺袍、幞头、革带及长靴。缺袍即开衩的长袍。幞头则是由鲜卑帽演变出来的，它本是一幅头巾，系裹时两个巾角向前抱住发髻，其余两个巾角在脑后结扎，多余的部分自然垂下。幞头的质料起初用黑色的缯或罗，所以垂下的巾角也是软的，故称“软脚幞头”。以后又在巾角中用铜、铁丝作骨，将它撑起来，成为“硬脚幞头”。由于硬脚的形状及翘起的角度不同，又有“句脚”、“展脚”、“朝天”等式。唐代的革带上起初装有供系物用的窄皮条，故此种带名带。上面并固着若干方形饰牌，名。依官阶之不同，分别用玉、金、犀、银、瑜石、蓝铁等材料制作，从而使革带也成为区别官阶的标志。另外，北周时出现的“品色衣”，在唐代已形成制度，成为此后中国官服的一大特色。唐代官员自一品至九品，服色以紫、绯、绿、青为等差。 唐代服装

　　唐代女装主要由裙、衫、帔组成。这时常将衫掩于裙内，所以显得裙子很长。帔又名帔帛，像一条长而薄的披巾，是受了西亚佛教的影响才在中原流行的。唐代前期女装中还流行卷檐虚帽、翻领外衣等胡服，安史之乱后，此风渐歇。　唐朝还流行女子穿"胡服"。"胡服"就是西域人的服装。腰带形式也深受胡服影响。在此以前，人们的腰饰是以金银铜铁，这时候流行系"蹀躞带"，带上有金饰，并扣有短而小的小带以作系物之用。这种腰带服用最盛是在唐代，以后延用一直至北宋年代。 唐代服装

　　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样式日趋宽大。到了中晚唐时期，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四尺以上。中晚唐的贵族礼服，一般多在重要场合穿着，穿着这种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花钿，所以又称"钿钗礼衣"。　唐高宗以后，以紫色为三品官的服色；浅绯色为五品官服色，深绿色为六品官服色，浅绿色为七品官服色，深青色为八品官服色，浅青色为九品官服色，**为宫外之人及庶民服色。　唐装还对邻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日本和服从色彩上大大吸取了唐装的精华，朝鲜服也从形式上承继了唐装的长处。唐装襦裙线条柔长，十分优美自如，用料主要是丝织品，因此它的衣物以"软"和"飘柔"著称。唐装本身品类多，善变化，从外形到装饰均大胆吸收外来服饰特点，多以中亚、印度、伊朗、波斯及北方和西域外族服饰为参考，充实唐代服饰文化，使得唐代服饰丰富多采富丽堂皇，风格独特奇异多姿，成为中国历史服饰中的一朵奇葩，世人瞩目。

　　编辑本段宋代

　　宋代服装大体沿袭唐制。这时的幞头内衬木骨、外罩漆纱，宋人称之为“幞头帽子”， 宋代服装

　　可随意脱戴，与唐初必须临时系裹的软脚幞头大不相同。这时，皇帝和高官戴的展脚幞头，两脚向两侧平直伸出，可达数尺。身份低的公差、仆役等，则多戴无脚幞头。　宋代妇女也穿裙和衫，这时的衫子多为对襟，盖在裙外。裙较窄，多施细摺，福州黄墓中除出罗裙外，还有开裆裤与合裆裤，可见宋代妇女在裙内着裤。起于五代时的缠足，至北宋晚期已逐渐流行。　宋代品官制度基本上沿袭前代，因此宫中的官服也与前代相仿，分为朝服、祭服、公服、戎服、丧服和时服。朝服是红衣红裳，内穿白色罗质中单，外系罗料大带，并有绯色罗料蔽膝，身挂锦绶、玉　、玉钏，下着白绫袜黑皮履。除这种朝服是统一样式外，官职的高低是以搭配的不同来区别的。主要是在有无禅衣（中单）和锦绶上的图案上作级别变化。穿朝服时必戴"进贤冠"（一种涂漆的梁冠帽），"貂蝉冠"(又名"笼巾"，是以藤丝编成形，上面涂漆的冠帽)，獬豸冠(属进贤冠一类)。　公服即常服，又名"从省服"，以曲领大袖，腰间束革带为主要形式，另有窄袖式样也。这种服式以用色区别等级。如九品官以上用青色；七品官以上用绿色；五品官以上用朱色；三品官以上用紫色。到宋元丰年间用色稍有更改，四品以上用紫色；六品以上用绯色；九品以上用绿色。按当时的规定，服用紫色和绯色(朱色)衣者，都要配挂金银装饰的鱼袋，高低职位以此物加以明显的区别。 宋代服装

　　时服是按季节赐发给官臣的衣物。上至将相皇帝大将下至侍卫步军，赐发的品种有袍、袄、衫、袍肚、裤等。所赐之服大部分是织有鸟兽的锦纹。　宋代男子除在朝的官服以外，平日的常服也是很有特色的，常服也叫"私服"。宋官与平民百姓的燕居服形式上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在用色上有较为明显的规定和限制。　宋时常服有如下几种：　"袍"有宽袖广身和窄袖窄身两种类型，有官职的是锦袍，无官职的是白布袍。　"襦"、"袄"为平民日常穿用的必备之服。　"短褐"是一种既短又粗的布衣，为贫苦人服。　"　衫"，这是一种裳下摆接一横　的男人长衫。　"裳"，沿袭上衣下裳的古制。是冕服、朝服或私居服的式样。宋时也有上衣下裳的穿法。男子也穿用对领镶黑边饰的长上衣配黄裳。居家时不束带，待客时束带。　"直裰"是一种比较宽大的长衣。由于下摆无衩而背部却有中缝而称"直裰"。　"鹤氅"，宽长曳地，是一种用鹤毛与其他鸟毛合捻成绒织成的裘衣，十分贵重。　此外宋代男式衣着，还有布衫和罗衫。内用的叫汗衫，有交领和颌领形式。质料很考究，多用绸缎、纱、罗。颜色有白、青、皂（黑）、杏黄、茶褐等。袄的质料有布、绸、罗、锦、　丝和皮。袄的用色有青、红、枣红、墨绿、鹅黄等几种。贵族裤子的质地也十分讲究，多以纱、罗、绢、绸、绮、绫，并有平素纹、大提花、小提花等图案装饰，裤色以驼黄、棕、褐为主色。

　　编辑本段元代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时代，服装服饰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元太祖成吉思汗自1206年建都， 元代服装

　　灭西夏、金之后，民族组成主要以蒙古族为主。元代由于民族矛盾比较尖锐，长期处于战乱状态，纺织业、手工业遭到很大破坏。宫中服制长期延用宋式。直到l321年元英宗时期才参照古制，制定了天子和百官的上衣连下裳上紧下短，并在腰间加襞积，肩背挂大珠的"质孙服"制，汉人称"一色衣"或"质孙服"。这是承袭汉族又兼有蒙古民族特点的服制。　"质孙服"服用面很广，大臣在内宫大宴中可以穿着，乐工和卫士也同样服用。这种服式上、下级的区别体现在质地粗细的不同上。天子的有十五个等级(以质分级层次〉。每级所用的原料和选色完全统一，衣服和帽子一致，整体效果十分出色。比如衣服若是金锦剪茸，其帽也必然是金锦暖帽；若衣服用白色粉皮，其帽必定是白金答子暖帽。天子夏服也有十五等级，与冬装类同。百官的冬服有九个等级，夏季有十四个等级，同样也是以质地和色泽区分。　"比肩"、"比甲"也是常服。"比肩"是一种有里有面的较马褂稍长的皮衣，元代蒙人称之为"襻子答忽"。"比甲"则是便于骑射的衣裳，无领无袖，前短后长，以襻相连的便服。元代男子的公服多随汉族习俗，常服的外面，罩一件短袖衫子，妇女也有这种习俗（称为襦裙半臂）。　元代女服分贵族和平民两种样式。贵族多为蒙人，以皮衣皮帽为民族装，貂鼠和羊皮制衣较为广泛，式样多为宽大的袍式、袖口窄小、袖身宽肥，由于衣长曳地，贵夫人外出行乐时，必须有女奴牵拉。这种袍式在肩部做有一云肩，即所谓"金绣云肩翠玉缨"，十分华美。作为礼服的袍，面料质地十分考究，采用大红色织金、锦、蒙茸和很长的毡类织物。当时最流行的服用色彩以红、黄、绿、褐、玫红、紫、金等为主。元代平民妇女穿汉族的襦裙，半臂也颇为通行，汉装的样子常在宫中的舞蹈伴奏人身上出现，唐代的窄袖衫和帽式也有保存。此外受邻国高丽的影响，都城的贵族后妃们也有模仿高丽女装的习俗。

　　编辑本段明代

　　文武官服之忠靖冠服

　　明初要求衣冠恢复唐制（如左图所示） 明初官服

　　，其法服的式样与唐代相近，只是将进贤冠改为梁冠，又增加了忠靖冠等冠式。明代的公服亦用幞头和圆领袍，但这时的幞头外涂黑漆，脚短而阔，名乌纱帽，无官职的平民不得服用。公服除依品级规定服色外，还在胸、背缀补子。文官补子中饰鸟，武官饰兽。为褒奖官员的功勋，另特赐蟒袍、飞鱼服、斗牛服等服饰。蟒是四爪之龙，飞鱼为鱼尾有鳍之蟒，斗牛则在蟒头上加弯曲的牛角。官至极品则用玉带。所以“蟒袍玉带”就成为这时大官僚之最显赫的装束。明代的汉服影像颇远，近至东北亚的朝鲜，远至日本、琉球等藩属国。汉服是中国汉族的传统服装，起于轩辕黄帝，而终止于满清的大屠杀。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是平等，而汉族也应当永远其民族服装，即汉服。

　　编辑本段清代

　　清朝是以满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机构，满族旗人的风俗习惯影响着中原地区。几千年来世代 清代服饰

　　相传的传统服制度，由于满族贵族的“剃发易服”、“十从十不从”、“留头不留发”政策以及大量的屠杀汉民，造成了中国传统的衣冠的消亡。这种屠杀式的变革，是中国传统服制的又一次变态式的发展，是历史上"胡服骑射"、"开放唐装"之后的第三次明显的突变。　历时数千年的宽袍大袖（祭服，非常服）、潇洒富丽、纤细柔弱，与衣身膨胀、衣袖短窄的满装形式，形成鲜明的对比。　满族的旗装，外轮廓呈长方形，马鞍形领掩颊护面，衣服上下不取腰身，衫不露外，偏襟右衽以盘纽为饰，假袖二至三幅，马蹄袖盖手，镶滚工艺装饰，衣外加衣，增加坎肩或马褂。时至今日，它对现代服装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随时代发展，经过加工曲线突出体态暴露的旗袍，具有暂时的存在价值。　旗袍或短装有琵琶襟、大襟和对襟等几种不同形式。与其相配的裙或裤，以满地印花、绣花和裥等工艺手段作装饰。襟边、领边和袖边均以镶、滚、绣等为饰。清初满族妇女与男人的装扮相差不多，不同之处只是穿耳梳髻，未嫁女垂辫。满族妇女不缠足、不穿裙，衣外坎肩与衫齐平，长衫之内有小衣，相当于汉族妇女的肚兜，衣外之衣又称"乌龙"。　明、清两代汉族女装变化不大，仍着衫、裙，清代后期始以裤代裙。清中期以后女装层层镶边，称为“滚镶”。清代满族妇女着旗装，她们不缠足，不束裙，皆穿旗袍，有时外加坎肩。乾隆以后，满族女装中出现高底的“花盆底”鞋。咸丰以后，又出现高大的“两把头”、“大拉翅”等发型，成为满族女装之突出的特征。　旗袍马褂　马褂、旗袍是清代满族男女的典型服饰。 旗袍

　　马褂是一种穿于袍服外的短衣，衣长至脐，袖仅遮肘，主要是为了便于骑马，故称为“马褂”。它区别于汉族在宋明时期的马褂，满清的马褂不修边幅。满人初进关时，通过大屠杀而迫使汉族穿上它们的马褂。康熙雍正年间，由于奴化政策，才开始在社会上流行，并发展成单、夹、纱、皮、棉等服装，成为男式便衣，士庶都可穿着。　的样式有琵琶襟、大襟、对襟三种。琵琶襟马褂，因其右襟短缺，又叫缺襟马褂，穿上它可以行动自如，常用作出行装。大襟马褂，则将衣襟开在右边，四周用异色作为缘边，一般作常服使用。对襟马褂，其服色在各个时期有多种变化：初沿天青色，至乾隆中期，又尚玫瑰紫，后又推崇深绛色（人称“福色”），到了嘉庆年间，则流行泥金及浅灰色。大袖对襟马褂可代替外褂而作为礼服使用，颜色多用天青色，大小官员在谒客时常穿此服，因其身长袖窄，也称作“长袖马褂”。　中有一种颜色不能随便使用，那就是**。黄马褂，是皇帝特赐的服装。穿着这种赐服的人，主要有三类：一是随皇帝“巡幸”的侍卫，称为“职任褂子”；二是行围校射时，中靶或获猎多者，称为“行围褂子”；三是在治事或战事中建有功勋者，称为“武功褂子”，这些人还要被载入史册。只有这种御赐的马褂才可以随时穿着。 大褂

　　旗袍是中国清朝的妇女服装，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由于满族称为“旗人”，故将其称之为“旗袍”。清初，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而汉人妇女仍以上衣下裳为时尚；清中期，满汉各有仿效；到了清代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日盛。经汉人改进之后的旗袍逐渐在广大妇女中流行起来。这种旗袍是汉族妇女在吸收西洋服装样式后，通过不断改进，才进入千家万户的。旗袍的样式很多，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领有高领、低领、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有高开衩、低开衩；还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单旗袍等。改良后的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发型与冠戴能增加女子仪容的俊美，又能体现出女子的年龄与身份特点。段成式《髻鬟品》就记载了不下百余种，其髻名虽多，但基本上是按髻的形态与装饰而命名，如髻似螺，曰螺髻，如髻饰以凤，曰凤髻等。古代女子发型变化，基本上是按梳、绾、鬟、结、盘、叠、鬓等变化而成，再饰以各种簪、钗、步摇、珠花等首饰，因此研究女子发型主要是探讨其梳编形式与规律。据古代作品及记载，概括分为结鬟式、拧旋式、盘叠式、结椎式、反绾式、双挂式等主要六类。

书名：《造葬便览》

编著：不详

年代：清抄本

页卷：213页

大小：283M

简介：内容目录如下：生克制化歌，纳言五行歌诀，正五行总歌诀，廿四山分阴阳，洪范五行，八卦五行，双山五行，阴府五行，正五行，玄空五行，廿四位龙运泊宫吉凶定局，龙运泊宫克应总歌，泊宫凶歌，选择口诀，天机克择歌，造命总诀，禄马贵人格，趋吉神，命格妙诀，避凶杀，廿四山合大小中利各山白详列，最吉四大利星，鳌头廿四山大利年山向方，九星选日，年家总例墓龙变运定局，廿四山穿山甲定局，太阳临山法，太阴临山法，十二神将所属，查流年星宿，过宫歌，定太阳出没歌，定寅时歌，逐月动土吉日，逐月定磉吉日，立柱吉日，上梁吉日，逐月竖造吉日，盖房子吉日，造作门楼，造门安门吉日，逐月安葬吉凶，横推时局吉凶便览，丧葬行丧停丧总忌，安葬不可金立则取四利方，道寻太阴太阳月德临方，月家天官符定局，官符占山方局，重丧煞，罗天大退年诗例，大退日，大退时，杨公大败日，暗重丧日，天月重丧，太阳密日忌安葬，天地重复日，师忌例，师忌例，害师日时师主葬紧当防，四季大杀日葬师忌，移柩周堂，斩草破土吉日，下砖石吉日，逐月斩草破土吉日，入棺吉时，大殓吉时，行年六道，入殓安葬的呼日，六十甲子日有碍生入定局凡造葬等事皆依此避忌，成服吉日，逐月成服吉日，除灵罢服，除灵周堂，化命避忌，缠身官符，岁害杀，倒冲杀，刺害杀，岁冲杀，刺穴杀，刺血杀，落枕空亡即扫地空亡，启攒迁葬，墓龙不守塜吉月，墓龙在冢凶月，天牛不守冢吉日，发攒棺历鸣吠对日，故墓宿杀，会同改墓吉日，二十四山开门放水吉凶，通天窍年月日时走马六壬月局，真太阳斗母正到分针定局，罗天大进年家吉局，大进月最吉方，捉杀帝，星捉财帝星，六十年八节三奇帝星定局，天帑星立成局，六十年月家阴阳贵人定局，六十年月家催官使定局，飞解神年月定局，飞天禄马年月吉定局，飞天德年月定，飞天马年月吉定局，飞月德年月吉定局，壬癸水德星年月局，周天罗星年月定局，五通六圣催官年月定局，玉皇銮驾吉星总局，紫微銮驾年龙口工兔日虎时牛，紫微銮驾帝星年干吉星到山，年支白星到山，三亓年方白法定局，三元月白山向修方定向，三元日白方定局，三元时白方定局，阳遁年月日时定局，阴遁年月日时定局，天符经年支局，日家尊帝二星定局甲己丁壬戊癸日时家阳局，乙庚丙辛日时局，廿四山金精鳌极吉年定局，六十年五运年临山定例无移，斗首课格定局番化，金精鳌极廿四山定穴位爻，日精明暗到穴定局，月华明暗气日到穴定局，五天气治定局，论五炁减退局，论五气生旺局，吉气合垣局，五炁正垣局，论减福泄气局，廿四山缝针定局等。

《造葬便览》，清抄本。堪舆风水系列，全书共213页，总容量约为283M。古籍屋收藏。更多堪舆风水系列百度搜索古籍屋进入网站查看。感觉不错关注留言点赞。是对我最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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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问礼予老聃，历史上实有其事，不少古籍都有记载。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载，虽有本传记载稍异，但对问礼一事则确认无疑。孔老相会和孔子学子老子的记载，见于《礼记·曾子问》四次，《庄子》五次（见“天地”、”天道”、“天运”、“回子方”、“知北游”各篇）。此外也见于《孔子家语》和《吕氏春秋·当染篇》。孔子，问礼于老聃的故事出现子不同学派的典籍上“在传说不同的系统中，而发现可以互证的材料，则不能不说是有力的材料”（见徐复观《有关老子其入其书 的再检讨》）。“孔子问礼的传说，春秋以及战国，必定是很流行，所以儒家都不能为他抑低孔子而埋没他（语见陈荣捷《战国道家》）。所以孔子问礼于老聃，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查阅古籍，孔子问礼前后有两次，一次是老子在鲁国苍党为入助葬时，在从墓地返回的路上遇见孔子，孔子向其问礼。《左传》记载当日有日食现象。另一次是孔子和南宫敬叔一道，受鲁王派遣，驾着驷马一车，到东周王城洛阳“问礼于老聃，问乐于长弘”，查考先王之遗制，探究西周王朝的礼乐制度。 现有问礼碑在河南。

由于孔子问礼老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在孔子问礼老子之地，多有碑记留存。据了解，现存孔子问礼老子一事，有三处可循，一是山东孔府家庙，内有孔子问礼图，另外两处在河南，有碑记作证，一是鹿邑，一是洛阳 。

鹿邑的孔子问礼碑却受到了高规格的待遇——被置于鹿邑文化遗迹明道宫的老君台上。

鹿邑明道宫的老君台又叫升仙台，因传说老子在此台子上羽化成仙而得名，又因老子被宋真宗封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老百姓就习惯地称为老君台。

老君台共有33级台阶。在古代，数字3为大，33为最大数。道教认为天有33层，最高层是第33层，老君台正殿在33层上，表示老子达到了最高层，道教有“33阶上青天”之说。到了33阶之上，来到了老子飞天升仙的地方，会有一种在青天之上的感觉。到达了台上，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仙人。

问礼碑就嵌在老君台上，该碑首刻二龙戏珠，边饰图案，明代万历年间进士、鹿邑知事王梦蛟书丹并刻立。碑文为楷书阴刻“孔子问礼处”，原立于万教之祖牌坊西侧，后来被移到了这里。

老君台高8．84米，台底面积765平方米，全台以古式青砖堆砌，按八卦形状设计成为八边八角，周围立垛口女儿墙，是鹿邑老子文化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编辑本段]航天术语

航天(Spaceflight)：又称空间飞行、太空飞行、宇宙航行或航天飞行。系指航天器在太空的航行活动。有的科学家曾把航天器在太阳系内的航行活动称为航天，航天器在太阳系外的航行活动称为航宇，现在则把航天器在太阳系内和太阳系外的航行活动统称为航天。航天活动的目的是探索、开发和利用太空与天体，为人类服务。航天的基本条件是航天器必须达到足够的速度，摆脱地球或太阳的引力。第一、第二、第三宇宙速度是航天所需的特征速度。

按航天器探索、开发和利用的对象划分，航天包括环绕地球的运行、飞往月球的航行、飞往行星及其卫星的航行、星际航行（行星际航行、恒星际航行）。按航天器与探索、开发和利用对象的关系或位置划分，航天飞行方式包括飞越（从天体近旁飞过）、绕飞（环绕天体飞行）、着陆（降落在天体上面）、返回（脱离天体、重返地球）。

执行军事任务（具有军事目的）的航天活动，称为军用航天；执行科学研究、经济开发、工业生产等民用任务（具有非军事目的）的航天活动，称为民用航天；执行商业合同任务（以营利为目的）的航天活动，成为商业航天。有人驾驶航天器的航天活动，称为载人航天；没有人驾驶航天器的航天活动，称为不载人航天。

如今，航天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科学技术领域，对国家和国际的政治、经济、军事与社会生活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编辑本段]航天生活

宇宙环境是极为恶劣的，对人体有害的主要因素是高真空、高缺氧、宇宙辐射、温度差异等，这些不利因素会对人体产生严重伤害。在这种环境中，航天员是无法生存和工作的。面对严峻的宇宙空间环境，怎样才能保证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呢？我们的科技人员为其研制了一个基本与外界隔绝的密闭环境即密闭座舱，用来保护航天员。

一会儿是早晨，一会儿是黑夜

人们长期的生活习惯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睡眠一般都安排在夜晚。飞船在航天飞行中的昼夜周期和我们在地球上的昼夜周期是不同的。地球上的一天是一次日落日出，并定为24小时。空间飞行时的一次日落日出，周期长短不一，因为它和飞船绕地球飞行的轨道高低相关。轨道高，昼夜周期就长；轨道低，昼夜周期就短。飞船航天飞行期间的昼夜周期，白天和黑夜时间长短是不一致的，白天时间长，黑夜时间短，90分钟一个昼夜周期，最长的黑夜仅仅是37分钟。飞船由地球阳面进入阴面时，就如同由白天进入黄昏黑夜一样。航天飞机速度很快，太阳出来时好像“迅雷”似的一跃而出，太阳落山时也如“旋风”一样迅速地隐去。

一个航天员曾经这样描述宇宙间的一天：早晨，计算机控制的钟唤醒我们起床。醒来拉开窗帘看宇宙空间，阳光灿烂，天色真美。可是不大一会儿，太阳没有了，天暗下来了，黑夜来临了，我们想又该睡觉了吧。真是有趣极了，一会儿是早晨，一会儿是黑夜……

站着睡躺着睡都一样

在宇宙空间最特殊的就是睡觉姿势，失重时，身体完全放松会自然形成一种弓状姿势。航天专家认为，在太空中睡眠，身体稍微弯曲成弓状，比完全伸直平躺着要舒服得多。

航天员在太空飞行中，睡袋一般固定在飞船内的舱壁上，如果不这样，飞船内的姿态在发动机开动时，就可能跟舱壁碰撞。所以，航天员一般还是喜欢将睡袋紧贴着舱壁睡觉，这样就像睡在床上一样舒服。在失重时，反正分不清上和下，站着躺着睡都一样，所以，航天员既可以靠着天花板睡，又可以笔直地站着靠墙壁睡，想怎么睡都是可以的。

由于人在失重时飘浮，航天员行动起来会感到困难和不方便，动作都不像在地面上那样协调。坐立不稳摇摇晃晃，稍一抬头仰身就有可能来个大翻身，弯腰时又可能翻筋斗，所以一切动作都得小心从事。

航天员在宇宙飞行中可以遥望地球景色，这也是他们太空生活的一大乐趣。自古以来，飞向太空就是人类最美好的遐想。航天员在飞船上看到的地球漂亮极了，它是一个绿色的球体。白天你仔细看去时，地球大部分是浅蓝色，密密的森林带看起来更是蓝色的，惟一真正的绿色地带是中国的西藏高原地区。一些高山湖泊看起来是明亮的并且呈鲜绿色，好像硫酸铜矿地区颜色。温度很低又没有云彩的地区，如我国喜马拉雅山那样的高山区域，就能很清楚地看到那儿的地貌。航天员能看到的最令人目眩神迷的奇景，要算是伊朗的卡维尔盐渍大沙漠，这片大沙漠看上去像木星，中间有一个红色、褐色和白色的大旋涡，这是因为盐湖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蒸发之后而留下的光辉耀眼的痕迹，它像绿宝石一般闪闪发光。

离不开体育锻炼

航天员生活在太空当中，同样离不开体育锻炼。它除了增强体质外，还有其特 殊意义：增强对失重及其他航天环境的适应能力，减少航天飞行中不良环境对航天员的有害影响。在长期航天的空间站内，都设有专为航天员体育锻炼的“小型体育场”，设置一些特殊的航天体育器具供航天员使用。这些器具有自行车功量计、微型跑道、弹簧拉力器及负压筒等。

在宇宙中航行的航天员和地球上的人一样，都需要有个人清洁卫生的处理，如刷牙、洗脸、洗澡、大小便等等。失重条件下处理清洁卫生及废物非常复杂，需要有特殊的设施和技巧。

失重时刷牙，牙膏泡沫很容易飘浮起来，水珠在舱内飞飘，会影响人的健康和仪器正常运转。飞船中的航天员不能采取地面上的刷牙工具和方法。那样做，说不定在哪一环节把水泄漏出去，水就会飘浮起来，所以，航天员只能采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刷牙。美国采用的是一种特制的橡皮糖，让航天员充分咀嚼以代替刷牙，达到清洁牙齿的目的。航天员洗脸，其实是取一块浸泡有清洁护理液的湿毛巾擦洗面部。随后，把毛巾铺在按摩刷上用来梳理头发。

航天员若在空间站上长期生活，还需要洗澡。长期的载人空间站上，就配备有航天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制作的航天浴室设施。这种浴室，只不过是一个强力尼龙布浴罩，浴罩上下有固定的框架，上连天棚下连地板，成为通天式密闭浴罩，平常折叠着固定在生活舱的顶棚上。顶棚上还设有圆形水箱、喷头、电加热器，洗澡用的水箱，有管道跟大水箱相通。

洗澡前，先把废水回收净化装置中的净化吸附剂配好，准备用来回收和净化洗浴时的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