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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十三经”作为反映先秦历史状况的古籍还有很大价值。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1 古人著作为什么要用文言文

古代人平时说话也是用文言文吗？还是用白话文说话呢？

古代也是文白分开的！除了先秦时期，因为文言文就是那时的口语演变而来。换言之，古人说话是一套语言，写文章是一套语言。说话用口语，写作用文言。你会觉得这样搞岂不是太麻烦？为什么不合二为一，直接写白话文呢？

古人早都想到了，之所以设计两套语言是因为古人发现口语变化真的好快啊！而且不同地方人的口语差别也好大啊！那么如何进行跨越时空交流呢？当然是设计一套固定不变，贯通古今的语言，专门用来写作！这套语言一经形成，千年不变，于是后世的子孙只需加以学习，便畅读祖先文章，明晓其意，简直是跨越千年的沟通！这便是文言文的最重要作用！

君不见，2000年过去了，你还能读懂司马迁的《史记》，这就要归功于文言文了。假使当年没有文言文，全写白话文，那司马迁就等于是将口述历史记录下来，然后就成一本书。那我们现在拿到手里，啥也读不懂了！因为2000年过去了，口语变化实在太大了！不异于鸡同鸭讲啊！不信你回忆下，中学时代，读鲁迅的文章是不是感觉很佶屈聱牙啊？ 没错！谁让他们那批人搞白话文运动，净写白话呢！这就是白话的坏处，须知鲁迅距今才百年而已。

古人说话是不可能说文言的，因为文言是写作语言，要推敲用词，用在笔头写，不用在口头上。而且只有读书人学习以后才能掌握，一般老百姓不可能满嘴之乎者也，他们不会！至于读书人嘛，肯定说的也是白话，但是文言写多了，难免有些词汇、句子从嘴里蹦出来。于是，读书人的口语中可能会夹杂一些之乎者也。这也很正常，就像你现在碰见个文化人，会感觉他说话文绉绉的一样。

2 古人为什么要用文言文记事

原因如下：

春秋、战国时期，用于记载文字的物品还未被发明，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而丝绸价格昂贵、竹简笨重且记录的字数有限，为了能在“一卷”竹简上记下更多的事情，就需要将不重要的字删掉。

可以说“文言文”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记录“压缩”格式。

后来当“纸”大规模使用时，统治阶级的来往“公文”使用习惯已经定型，会用“文言文”已经演变成读书识字的象征。

第一个“文”，是书面文章的意思。“言”，是写、表述、记载等的意思。“文言”，即书面语言，“文言”是相对于“口头语言”而言，“口头语言”也叫“白话”。 最后一个“文”，是作品、文章等的意思，表示的是文种。

“文言文”的意思就是指“用书面语言写成的文章”。而“白话文”的意思就是：“使用常用的直白的口头语言写成的文章”。

在我国古代，要表述同一件事，用“口头语言”（口语）和用“书面语言”（书面语）来表述，是不同的，比如，想问某人是否吃饭了，用口头语言表述，是“吃饭了吗？”，而用书面语言进行表述，却是“饭否？”。“饭否”就是文言文，这里，“饭”名词作动词用，意思为吃饭。

3 为什么古代都是用文言文著书呢

古人为什么写文章用文言文？

古人写文章为什么用文言文？这个问题在上学时一直纠缠着我。直到上大学时，碰到一个同学，此人喜欢文雅，但性情浮躁，买了很多像《资治通鉴》、《古文观止》一类的书，却很少看，一次我问他：“你看了这么所书，有何心得？”

此人回答道：“书没怎么懂，还是有所发现，你知道古人为什么写文章都有文言文吗”

“不知道。”

“古代纸贵，最开始用竹片，做起来麻烦，有钱人用丝绸，丝绸也很贵，后来发明了纸，但又经常洛阳纸贵，总之写文言文就是为了省纸。”

我听了，感觉挺有道理。

我对古代语言不熟悉，所以不敢乱说。但是我想，口语与书面语肯定是存在差异的，这在今天的白话文也是一样的。当然古代的文言书面语（如果可以这样称的话）与古代文言口语肯定也不会例外。

我也不内行，

我甚至想象商周春秋的古人老百姓说话的语法和现在农村也差不哪去， 只是方言区别而已， 就像北方人听不懂闽浙话一样。

如，史记货殖列传有句：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白起列传， 李信曰： 不过用二十万人； 王翦曰： 非六十万人不可。

听来和现代简直没区别

白话文的产生自然要求汉字简化：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原来一个字表达的意思先在必须要用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字表达了。原来写一个字时间现在必须要写两三个字。如果我想写的和原来一样快就必须用更简洁的方式来表示汉字。“汉字拼音化”和“简化字”的出现毫不奇怪。

在下面这个5个W的例子可以看出白话文的bug及改革原因：

英语：what who when where why+how

白话文：什么、谁、什么时候、哪里、为什么+怎样

文言文：何、谁、何时、何地、为何+如何

在5个W的对比上，现代汉语在字节的节省程度上与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相比都处於劣势。世界上用4个音节来表达一个W只有现汉一家。“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这样的词真是世界最精华语言中的最糟粕。

3、总结——汉语“堕落”示意图：

语音减少→同音歧义产生→多音节词→现代汉语白话→简化汉字→或[汉字拼音化]

与其对应的三组变化：

《广韵》3671/3890→普通话1200

↓

古代文言/白话→现代汉语白话

↓

繁体字→简体字

所以说，“新文化运动”及建国后的“文化大跃进”从宋《广韵》之后已经埋下了伏笔，这些改革是宋朝之后汉语语音减少造成的矛盾的縂爆发。

4 为什么要背文言文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其发展的过程和精华就浓缩在浩繁的古文里。

古文是指春秋战国及其以前古书上的文字。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周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把古文与大篆相提并论，说古文是史籀以前的文字的通称。

由于古人无笔墨，于是就用竹签点漆，在竹筒上写字，称为书契文，亦叫竹简书。因竹硬漆腻，书写不流利，写出的字头粗尾细，象蝌蚪之形，故叫蝌蚪书或蝌蚪文。凡是竹简漆书，都可以叫蝌蚪文，不一定非他颉所书不是蝌蚪文。

古文主要是指《易经》、《论语》、《春秋》、《尚书》、《周礼》、《吕氏春秋》、《孝经》等等古书上的文字，是比较早的笔书文字。

与骈文相对而言的，奇句单行、不讲对偶声律的散体文。魏晋以后骈俪文盛行，讲究对偶，句法整齐而文词华丽。北朝后周苏绰反对骈体浮华，仿《尚书》文体作《大诰》，以为文章标准体裁，时称“古文”，即以先秦散文语言写作文章。其后，至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主张恢复先秦和汉代散文内容充实、长短自由、朴质流畅的传统，即称这样的散体文为古文。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师说》说：“李氏子蟠，……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於时，学於馀。”都正式提出了古文的名称，并为后世所沿用。唐代优秀的古文家，虽以复古为号召，却富有革新精神。他们既犟调“道”的重要，也很注重“文”的作用，并崇尚创造，主张“惟古於词必己出”、“文从字顺各识职”（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他们所作的古文，实际上是一种新型散文，从当时口语中提炼而成为一种新的书面语言，有自己的个性与时代现实性，也有部分较为艰深僻涩的，但非主流。明代倡导“文必秦汉”的何景明说：“夫文靡於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韩”（《与李空同论诗书》），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韩愈的所谓古文与先秦汉代之文不同，它是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创新的。

学习阅读古文，需要较深的文字功底，二十世纪初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寻根文化再度热起，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当今世界到了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弘扬中华文化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胡适由于当年在学术界的地位高大，因此他的观点影响范围最广。现代一般人对“国学”的理解，大多沿革于胡适。

现在，国学又可称国故，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构成了恢弘的经、史、子、集四部。

目前汕头大学王富仁教授提出了“新国学”概念，他认为新国学就是适应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新国学倡导中华文化的整体观念，说胡适很行，同样也不否认鲁迅的伟大，各种文化的对立不要看得那么重，每个部分都是不可缺少的"，它视中国文化为一个结构整体，是包括中国古代学术和中国现当代学术在内的中国学术的总称。"新国学强调的就是：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整体，谁也缺少不了谁。

数千年的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兴则国家兴，历史传统文化充满了凝聚力、召唤力和创造力。绝大多数古文都是经过很长时间传承的，其间气象万千佳作如云，一旦深入其间将会爱不释手自心俱醉！

诚然，对于一个初学者阅读古文就如同看天书一样难，我们可以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古人读书尚能“头悬梁、锥剌股”，今天有电视、网络等现代信息传输工具，为我们学习古文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古文教育越来越直观，只要稍稍下点功夫学好真文决非难事。

5 为什么要学习古诗文言文

为什么要学习古代汉语？首先是为了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以便批判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其次是因为古代汉语对现代语文修养也有一定的帮助。

现在把这两个理由分别提出来谈一谈。 第一，中国有几千年文化需要我们批判继承下来。

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地总要接触古代文化。有时候，是别人先读了古书，然后用现代语言讲给我们听，例如我们学过的中国史就是这样。

有时候，是别人从古书中选出一篇文章或书中的某一章节的原文，加上注解，让我们阅读，例如我们所学的语文课，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这样。将来如果我们研究历史，就非直接阅读古书不可；如果研究古典文学，也非直接阅读古代的文学作品不可。

研究哲学的人必须了解中国的哲学史，研究政治的人必须了解中国历史的政治思想，研究经济的人必须了解中国历代特别是近代的经济情况，他们也必须直接阅读某些古书。学音乐的人要知道点中国音乐史，学美术的人有必要知道点中国美术史，他们也不免要接触古书。

就拿自然科学来说，也不是跟古书完全不 的。学天文、数学的，不嫩不知道中国古代天文学和数学的辉煌成就；学医学、弄孤儿的，不能不知道中国古代医学上、农学上有许多宝贵经验；学工科的，也不能不知道中国古代不少功成是走在世界建筑学的前面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靠别人读了讲过我们听，活用现代白话文写给我们看，但是到底不如自己阅读原文那样亲切有味，而且不至于以讹传讹。 在中学时代，还不能要求随便拿一本古书都能看懂，但是，如果多读些文言文，就可以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必须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但是，如果我们连书都没有读懂，也就谈不上辨别精华和糟粕了。

因此，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是批评地继承文化遗产的先决条件。 第二，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来的，现代汉语继承了古代汉语的许多词语和典故。

因此，我们的古代汉语修养较高，对现代汉语的阅读能力也就较高。像“力争上游”的“上游”（河流接近发源地的部分），“务虚”的“务”（从事于），本来都是文言词，现在吸收到现代汉语来了。

毛主席说：“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

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词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我们应该认识到，学习古代汉语，不但可以提高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同时也可以提高阅读现代书报的能力和写作的能力。

——摘自王力先生《古代汉语常识》一书，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1）特点：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答出1点即可得2分)主要政治制度：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1分)主流思想：儒家思想。(1分) （2）洋务派。(2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分)冲击了中国传统的保守观念，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2分) （3）为维新变法提供合乎传统文化价值的理论依据。(2分) （4）绝对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绝对肯定西方文化。(2分)我们对待文化应该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的态度。(2分)

略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绵延不断而又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清代的学术思想可以说处于一个辉煌璀灿的重要时期。从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兴起，耶稣会士东来传教，到王、黄、顾等诸多杰出思想家和学者的涌现，拉开了清代学术思想发展进程的序幕，其后的历史发展，可以称得上波澜壮阔、绚烂多彩。由于社会的变化和学术思想自身的逻辑发展，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数百年之久的理学逐渐衰颓，实学思潮应运而生，并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中发展到高峰。一时间，经世致用成为学者的治学宗旨，崇实黜虚成为学者追求的目标。随着后来清政权的稳固和封建经济、政治的发展，统治者对思想领域的控制逐步加强，对学术思想的参与也大大增多，清代学术相应进入了一个对既往成果进行全面清理、总结的时代，以考据为特征的乾嘉汉学风靡一时，与此相关的文字、音韵、训诂、辑佚、目录、版本等各门学科也迅速发展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嘉、道以后，社会历史又发生了新的转折，今文经学兴起，乾嘉汉学走向衰落。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清代的学术思想进入了一个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新的发展阶段。可见，从明清之际迄鸦片战争，这二百多年的学术思想，在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既是传统思想文化的总结和集大成时期，又是传统的思想文化向近代思想文化的转折和启蒙时期。清代众多学者、思想家提出的问题及其思想走向，至今依然是摆在学术文化界面前的重要课题。深入地研究清代的学术思想，阐述清代学术的发展与演变，分析其有别于其它历史时期学术思想的特色，无疑是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鉴于学术界对清代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特点，存在着不同的评价和看法，因而，我们这里拟就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做一些简略论述。

　　清代的学术思想有什么特点，一些前哲与时贤，曾做过概略论述，梁启超将清代学术思想囊括无遗地称之为考证学，并认为考证学派“发源于顺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风余韵虽替未沫，直可谓与前清朝运相终始”1。在他看来，清代学术思想的最大特点是考证。王国维也曾对之概括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2侯外庐则把鸦片战争之前的学术思想的主流统称之为“早期启蒙思潮”。近年来，随着文化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对清代学术思想特点的论述，也更加具体和深人。如有的学者概括说：“第一，富有总结性；第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成员共同创造祖国的灿烂文明；第三，中西文化互相激荡；第四，封建统治者极力控制文化事业。”3又有的著作总论明清两朝的文化特点说：“第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文化宗主的地位；第二，早期启蒙思潮应运而起；第三，进入古典文化总结时期；第四，进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汇’的初级阶段。”4戴逸在《清代思潮》一文中也概括清代学术思潮的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的时期”5。如此等等。

　　上述种种对清代学术思想特点的概括，既有一致性，又有不同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给人以启迪。不过，我们也觉得上述有些看法未免只从学术思想的表现形式看问题，如把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总体上概括为“考证学”，便很难把握清代学术思想的本质特征；也有些论述未能突出清代学术思想独有的特点，譬如说“封建统治者极力控制文化事业”。其实，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者，都何尝不是“极力控制文化事业”呢这并非是清代学术思想独具的特色。我们认为所谓特点，就是事物有别于其它事物的、自身独具的，能反映本质属性的特征。同时，要讨论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首先应解决从何处入手的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不能脱离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特点，也不能就思想论思想。因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且，“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些论述，对我们研究学术思想都给予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启示。既然要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那么，首先就应把握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特点，而史学界多数学者公认的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最主要的特点是：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已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它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终结，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起点，处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第二，清朝的统治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它既发扬了满族英勇骁健、锐意进取的民族风貌，又充分吸收了汉族文化，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此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也使自明末以来腐朽的中国封建社会重新回光返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又有新发展，此时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居主导的支配地位，但在社会经济中也存在一定的资本主义萌芽；第三，与清代建国的时间相同步，世界上的西欧各国已陆续由中世纪封建社会步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对外进行殖民扩张时期。在这样的世界历史潮流下，清代封建统治者想要始终如一的闭关自守，以“天朝上国”自居已不可能。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必然要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冲击，不得不由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和转变。这些都是清代社会历史不同于其它朝代的独有的特点。与清代这些社会历史特点相适应，并结合清代学术思想自身的发展和演变，我们认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前已述及，侯外庐先生早就提出了“早期启蒙思潮”，而且这也是侯氏整个中国思想史学说中的一个重要论断。这一观点，在1949年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曾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但近年来也有些论者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包括17世纪的经世致用思潮“理论上没有摆脱儒家‘修齐治平’的框架，它的理想社会仍是‘三代之制’的模式，这只是封建制度在儒家思想中的理想化，而不是超越儒家的新的社会理想”。并说清代学术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从‘四书’回到‘五经’或‘十三经’，从性理之学回到训诂考据，从宋学回到汉学”。因而“不同意把这一思潮说成是中国启蒙文化”6。这种论点还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和补充。但我们对这种观点则表示异议。持上述观点的人也肯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自明代中叶出现有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并肯定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内也出现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活动，主张“人各有私”，提倡“个性解放”的市民意识。但他们却认为明清之际涌现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是对明中叶以后产生的进步思潮的反动。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武断和偏颇。事实上，王、黄、顾等进步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学说，乃是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革中，通过对明朝灭亡的总结与反思提出的更为深刻的思想。他们进一步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弊端进行激烈的抨击，倡导民主，反对独治。批判封建专制几乎成为当时的思想潮流，这在许多学者的著述中得到反映。诸如，对封建社会后期居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从哲学高度作出的总结和批判，使得理学一蹶不振，走向终结；在政治思想方面，黄宗羲淋漓尽致地揭露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乐”，极为尖锐地指出“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7唐甄更把帝王和盗贼并提，“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8。在社会经济方面，思想家们提出“均田说”和“工商皆本论”。与时代发展相联系，应该看到这些思想观点正是明中叶以来社会经济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因素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不能完全否认这些思想观点的“反封建性质”，仅将其视为“是中国古代儒学的一个构成部分”。尤其不能笼统地认为这些思想家和学者是对明中叶以来进步思想的反动和倒退。当然，就其思想表现形式说，的确仍是披着儒家经学的衣衫，他们的一些闪光的思想，往往是通过注疏经书的形式出现的，似乎是从“四书”回到“五经”或“十三经”。问题在于不能只看这种表现形式，而应看其思想内容。同时，也不能因为提出这些思想的学者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而且他们从总体上说仍然是传统的儒家，便据此认为他们的思想不具备新的进步性质。应该看到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不可能纯而又纯，在他们的思想中新旧思想杂陈反而是正常的。既不能因为他们有传统的旧的思想和形式，便否认他们思想中的新的因素；也不能因为他们有新的思想，便否认他们旧思想的存在。对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来说，特别要注意“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平心而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思想和命题，与其以前的思想家相比，显然有新的色彩并达到新的高度。

　　再就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说，18世纪的学术思想的确发生了逆转，未能坚持和发展17世纪的进步的社会批判思潮，而出现了“汉学”的复兴，考据学在学术思想界占据了支配地位。但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17世纪进步思潮本身就不具备启蒙性质。应该看到，18世纪出现的汉学复兴，既是清盛世的产物，又有着学术思想由理学(宋学)演变到考据学(汉学)的内在逻辑，同时也是清廷强化思想专制的结果。汉学的复兴，考据学的盛行，对思想的活跃与发展有消极的影响，但却不能不进行具体分析，简单地将罪责强加在17世纪进步思想家头上，并否认他们所具有的早期启蒙性质。而且，即使是18世纪在乾嘉考据学占据支配地位，思想领域相对比较沉寂的状况下，仍涌现了戴震、曹雪芹这样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的著述和作品中的反理学思想及塑造的封建叛逆形象，仍然继承和发展了17世纪的早期启蒙思想成果。这也说明17世纪兴起的早期启蒙思潮在18世纪并未完全中断。甚至于直到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后，当时的思想家、革命家，依然把17世纪王、黄、顾等人的进步思想视为自己的思想先驱。梁启超曾肯定《明夷待访录》对他的启迪，认为“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9。谭嗣同也高度赞扬王夫之和黄宗羲；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家们又一再赞扬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太炎从政治思想到学术思想，都深受顾炎武的影响。如果说17世纪的进步思潮不具备早期启蒙性质，便不可能在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兴起时，发生那么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同时，也应注意到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又处在世界历史向近代资本主义迈进时期，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历史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在学术思想方面也必然有所反映，17世纪兴起的早期启蒙思想，在18世纪并未完全中断，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又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正是历史的转变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反映。我们肯定清代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近代思想文化的转变时期，而这种转变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则是早期启蒙思想的兴起和发展。

　　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整理。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虽然有迂回和曲折，但总的发展趋势是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人类的认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一致，也是逐步由粗疏到缜密，经过不断地总结与反思得到发展和提高。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具备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最高、最完备的形态。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比之前代都有进一步发展，为总结和整理传统的封建文化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物质基础。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积累，也为清代进行总结提供了可能。因此，总结和整理传统文化就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突出特点。

　　清代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大型类书和丛书的编纂，其中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共1万卷，分6编，32典，6109部，集中国古代经、史、子、集之大成；乾隆时期调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编纂的丛书《四库全书》，收书3500多种，79000多卷，总量达99亿多字，分经、史、子、集四部，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文献典籍，成为“震古铄今”，迄今为止世界上数量最大的丛书，从而使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典籍得以流传和保存，其历史功绩实不可没。清代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还表现在对古籍的训诂、注疏和考订方面。清代的学术思想从明清之际起，就呈现了由宋返汉，通经服古的趋势，到了康乾盛世，考据学风达到鼎盛阶段。考据学派对中国历史上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经、史、子、集等各类古籍，从文字、声韵、校勘入手，一一加以考订，将许多艰涩难解的古书，通过训诂注疏，达到通晓解读；又将一些章简错乱、讹误甚多的古书，通过校勘，进行纠错舛正；还使一些年久失传、真伪难辨的古籍，通过辑佚和辨伪，得以流传和辨明。正是通过清代学者对古代典籍所做的这些基础性整理，为后人的阅读和使用提供了方便，为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也为进一步总结和清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奠定了基础。

　　由于在康雍乾时期对中国古代的典籍大规模地进行训诂、注疏、校勘、辑佚、辨伪、考订，才在这些工作过程中，形成了以考证为特长的乾嘉考据学派，也使考据成为清代有别于其它朝代的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但考据只是清代学术思想的特色之一，却不能仅以它来概括整个清代的学术思想。何况考据尚只是方法和形式，整理和总结反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古代典籍则是内容和实质。所以，我们说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料进行总结和整理，构成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又一特色。

　　第三，中西思想文化进一步交融与冲突。

　　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思想文化，都是在继承发扬本民族、本国家的传统文化，又吸收世界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才得以丰富和发展的。单一的、自我繁殖的思想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优秀文化，显示出源远流长，气势恢宏，博大精深，不断地发展和更新的特点，就在于她既能保持民族特色，又能容纳百川，不断地吸收外来思想文化。自古以来，就曾吸收了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儒、佛、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而其中的佛教文化就是从印度传人的。从明末清初起，西欧各国陆续进入资本主义，并积极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其触角也进一步伸展到中国，与之伴随而来的是，大批耶稣会传教士东来传教，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文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外文化交流的高潮。

　　利马窦等数百名西方传教士，从南到北，深人中国各地，从当时宫廷中的皇帝、王公和大臣，到不少的思想家和学者，乃至社会各阶层，无不受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以传教士为媒介，使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到欧洲的数学、天文、历法、地理、水利、火炮、机械等科技文化知识，逐步树立了近代世界观念，不仅扩大了视野，而且也促进了思维方式的变化。同时，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不仅仅是西学东渐，而且通过传教士的介绍和传播，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儒家的“四书”、“五经”等典籍，以及文学艺术、中医、园林建筑，也大量传人西方，给予了西方文化以巨大影响，甚至于西方学者也承认“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对欧洲的影响，不仅胜过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而且比多年来人们一般想像要大得多”10。例如法国传教士马约瑟曾将元代剧作《赵氏孤儿》译成法文，传入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看到译本后，便予高度肯定说：“《赵氏孤儿》是第一流的作品，其有助于了解中国人的心理，超过了所有过去以至于今后关于那个广大疆域的表述。”11中西文化交流倘能照当时的势头继续发展，不仅能促进世界对中国的更多了解，也必将加快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由于中西方文化之间既有互相交融的方面，又有彼此排斥和冲突的方面。特别是由于当时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愚昧和保守，至雍正年间，西方传教士陆续被逐出国门，乾隆皇帝虽是雄才大略的君主，然而其在对外关系方面，却推行了顽固保守的闭关政策，拒绝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遂将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断了一百多年，致使中国封建社会直至鸦片战争前，一直在闭关锁国的愚昧状态下蹒跚不前。

　　不过，历史的客观进程，决定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必然要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历史发展的趋势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中西文化交融的潮流，也势不可阻。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入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文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在船坚炮利和鸦片烟毒的伴随下，进一步输人中国。一些先进的逐步觉醒的封建士大夫、学者和思想家，为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了近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从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咸丰、同治年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学说，揭开了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内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矛盾和斗争，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始终没有间断。中西文化交融与冲突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对待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抱什么态度的问题。就中国社会来说，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盲目肯定或者是持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对西方文化盲目排斥或采取“全盘西化”的态度，同样也是不可取的。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贯穿于有清一代。因此，我们说这也是清代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

　　清代学术思想中提出和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只有批判继承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及吸收借鉴优秀的西方文化，才能更好地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新文化，而学习和研究清代学术思想，从中汲取和借鉴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正是我们的出发点。

刘向编的《别录》是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

他死后，刘歆子承父业编辑《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分类法。

东汉的班固十分赞赏刘向目录思想，在《七略》基础上编著《汉书 艺文志》，开创史志目录的先例。

魏晋南北朝时，荀勖依刘向《别录》整理宫中图书，编著《中经新簿》，开创了中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和史部在目录分类体系中的独立设置。

到南宋时，郑樵对目录学又有新的发展，他的学术思想为“会通”，“求是”和“创新”，其目录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通志》的《校仇略》，《艺文略》，《图谱略》中，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形成详明图书类例。

清代朝廷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体例、提要撰写、文献考订方面有独特成就，在文献分类方面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来的目录学以颇大影响，为今人查考古代文献提供方便，一些学者把阅读该书视为读书治学的门径。章学诚是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是“道不离器”，学术观点是“六经皆史”，他的《校仇通义》是目录学理论专著。章学诚继承和发扬刘向、刘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高度概括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精华，他提出撰写类叙和提要、编制索引、采用互著和别裁等方法，提高目录学的价值，推动了目录学的理论研究。

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目录学的影响，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图书分类体系，对所译西学书分类、编目，以崭新的近代学科类别作分类标准，打破传统著录法，在分类方面：分西学、西政、杂类三大类，打破“四分法”永制，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的雏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在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现代目录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当属姚名达，他提倡主题目录，精撰解题，排架目录与寻书目录分开，前者按分类，后者按主题。在其《中国目录学史》中批评现代目录学效西方之法，而把中国古代的目录学优点丢失，主张中西兼容，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开创发展中国目录学。余嘉锡在其《目录学发微》中发展了章学诚的观点，认为在目录体例中，篇目、小序、叙录等都是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目录必须具备这些内容，才能发挥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杜定友等受国际影响，具有目录学的纲纪群籍，薄属甲乙之学，注重目录学的检索思想。中国现代早期目录学主要是对国外目录学的学习及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总结。

我有历法与天文学的发展是紧密相联的，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天文学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有历法的国家之一。远在5000多年前，中国就有了《阴阳历》，每年366天。商代（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66年）时期，已有专门的官员负责天文历法，当时采用的是《阴阳合历》，将闰月放在岁末，称为“十三月”。西周（公元前1066年～公元前771年）时期，天文学家用圭、表测量日影，确定冬至、夏至和一年的二十四个节气，来指导农牧业生产。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汉武帝时，命令官员在古历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新的历法——《太初历》（公元前104年成书），沿用200余年。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初年，国家又制定了《四分历》。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18年）时期，祖冲之制定《大明历》，首次将岁差计算入内，每年3652428天，与现在的精确测量值仅相差52秒。

　　唐代（公元618年～907年）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经过数年的测量后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全面最详尽的历书——《大衍历》。该书共七部分，包括：计算朔月，望月的方法，计算二十四节气及昼夜长短的方法，计算太阳，月亮运动，计算五大行星的运动，七十二侯，六十四卦，以及预测日食，月食等。这个历法对中国历法史影响很大，在明末采用西欧方法编历之前，历次修订历法都是仿照它的结构进行的。

　　北宋时期（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沈括制订了依据时令气节而定的《十二气节历》，撤销闰月，与现行的公历主张一致。元朝（公元1279年～公元1368年）郭守敬在实际观测的基础上，吸取了前人的经验，加上自己的创见，编订了中国最优秀的历法《授时历》。废除了上元积年的日法，创立了招差法，孤矢割圆术，精确而圆满地解决了古历中定朔、闺月安排，二十四节气安排，预推日、月食日期、时刻和见食情的四个主要问题。

　　从明朝（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万历年间开始，中国历法引入西学，清代（公元1644年～公元1911年）初期顺治时，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等人编制《时宪历》。公元1912年，中国开始使用公历，但同时使用农历，其实质上仍是《时宪历》。

　　上古人们认为宇宙有一位至高无上的主宰，称为“帝”或“上帝”。在上古文献里，天和帝常常成为同义词。自然现象各有它的人格化的主持者，如风师谓之飞廉，雨师谓之屏翳，云师谓之丰隆，日御谓之羲和，月御谓之望舒。(这些名字，主要用作古诗赋中的辞藻。)可删，因为“丰隆”、“羲和”、“望舒”在《黄帝内经》中用以论述自然界气候变化对人体的影响。

　　出于农耕民族掌握四季变化的需要，古人观测天象是很勤的，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就有了某些星名和日食、月食的记载，《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尔雅》等书有许多关于星宿的叙述和丰富的天象记录，史记有《天官书》，《汉书》有《天文志》。

　　古人的天文知识不仅丰富，而且也很普及。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 ”

[编辑本段]基本概念

　　以下介绍七政五纬、二十八宿四象、三垣、十二次、分野等天文基本概念。

　　一、七政、五纬： 古人把日月和金木水火土称七政，也叫七曜。其中金木水火土合起来又称五纬。

　　金星古称明星，又名太白，这是因为它光色银白，亮度特强。《诗经》的“子兴视夜，明星有灿”（ 《郑风·女曰鸡鸣》），“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陈风·东门之杨》）都是指金星说的。金星黎明见于东方叫“启明”，黄昏见于西方叫“长庚”。

　　木星常称为岁星，简称岁

　　水星又叫辰星。

　　火星古名荧惑。

　　土星又叫镇星或填星

　　需要注意的是，先秦古籍中谈到天象时所说的水并不是指行星中的水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定星（营室），即室宿，在西方则为飞马坐的αβ两星。如《左传庄公十九年》 “水昏而正栽”。 先秦古籍中谈到天象时所说的火也不是指行星中的火星，而是恒星中的大火，特指心宿二，在西方则天蝎座的α星，如《诗经》中的“七月流火”。

　　二、二十八宿、四象

　　古人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是以恒星为背景的，因为恒星相互间的位置相对稳定不变，可以用它们来做日月五星运行所到的位置。古人选取黄道赤道附近的十十八星宿作为坐标。下面先介绍一下黄道、赤道。

　　黄道是古人假想的太阳周年运行轨道。地球沿着自己的轨道国境线太阳公转，从地球轨道不同的位置上看太阳，则太阳在天球（为研究天文而假想的，通常是以地球为中心，无限长为半径的球体）上的投影的位置也不尽相同。这种视位置的移动叫做太阳的视运动，大阳周年的视运动轨迹就是黄道。

　　赤道不是指地球的赤道，而是指天球赤道，就是地球赤道在天球上的投影。

　　星宿不是一颗星，而是邻近若干得的集合。古人把比较靠近的几颗恒星联系起来，东西南北各有七宿，每七宿，想象成一种动物，称为二十八宿：

　　东方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方玄武：斗扣女虚危室壁

　　西方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

　　南方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

　　(亢音kang4， 氐音di1，箕音ji1，昴音mao3，觜音zi1，参shen1，轸zhen3)。苍龙、玄武、白虎和朱雀称为四象。玄武是一种龟蛇合体的动物。

　　古人以二十八宿来观测日月和五个行星的运行。了解了这一点，古书上的一些内容就不难懂了。《尚书》“月离于毕”指的是月亮附于毕宿（离通丽，附着的意思）；《论衡》“荧惑守心”指的是火星位于心宿；《诗经》“太白食昴”指金星遮蔽了昴宿。

　　二十八宿不仅用于观测日月五星，有的还是古人测定岁时季节的观测对象。上古时代，人们认为初昏时参宿在南方就是春季正月，心宿在正南方就是夏季五月等。另外，古人还按上述二十八宿为主体，把黄道附近的一周天按照由西向东的方向分为28个不等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二十八宿就意味着28个不等分的星空区域了。

　　三、三垣

　　古代对星空的分区，除了二十八宿以外，还有所谓三垣。既然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

　　古人在黄河流域的北天上空，以北极星为标准，集合周围其它各星，合为一区，名曰紫微垣。在紫微垣外，在星张翼轸以北的星区是太微垣；在房心箕斗以北的星区是天市垣。

　　北斗七星在古代天文也占有重要地位。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星组成的。古人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像成舀酒的斗形。天枢、天璇、天玑、天权为斗身，古曰魁；玉衡、开阳、摇光为斗柄，古曰杓。北斗七星属于大熊座。

　　古人很重视北斗，因为可以利用它来辨方向，定季节。把天璇、天枢连成直线并延长五倍距离，就可以找到北极星，而北极星是北方的标志。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出现在于天空不同的方位。人们看起来它在围绕着北极星转动，所以古人又根据初昏时斗柄所指的方向来决定季节：斗柄指斗，天下皆春；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四、十二次

　　古人为了说明日月五星的运行和节气的变换，黄道附近一周天按照由西向东的方向分为十二等分，称为十二次。每次中都有二十八宿中的某些星宿作为标志。由于十二次是等分的，而二十八宿广狭不一，所以十二次各次的起止界限不能宿与宿之间的界限一致，有些宿是跨属于相邻的两个次的。列表如下：

　　十二次 二十八宿

　　1．星纪 斗牛女

　　2．玄枵 女虚危

　　3．诹訾 危室壁奎

　　4．降娄 奎娄胃

　　5．大梁 胃昴毕

　　6．实沈 毕觜参井

　　7．鹑首 井鬼柳

　　8．鹑火 柳星张

　　9．鹑尾 张翼轸

　　10．寿星 轸角亢氐

　　11．大火 氐房心尾

　　12．析木 尾箕斗

　　枵音xiao1， 诹訾音zou1 zi1

[编辑本段]起止界限与中国的大致对照

　　外国古代把黄道南北各八度以内的空间称为黄道带，也自西向东分为十二等分。起止界限与中国的十二次略有差异，大致对照如下：

　　十二次 黄道十二宫

　　1．星纪 摩羯宫

　　2．玄枵 宝瓶宫

　　3．诹訾 双鱼宫

　　4．降娄 白羊宫

　　5．大梁 金牛宫

　　6．实沈 双子宫

　　7．鹑首 巨蟹宫

　　8．鹑火 狮子宫

　　9．鹑尾 室女宫

　　10．寿星 天秤宫

　　11．大火 天蝎宫

　　12．析木 人马宫

　　古人创立十二次主要有两个用途：第一：用来指示太阳所在的位置，以说明节气的变换，例如太阳在星纪中交冬至，在玄枵中交大寒。第二，用来说明岁星（木星）每年运行所到的位置，并拒以纪年，例如说某年“岁在星纪”，次年在“岁在玄枵”等。

　　十二次的名称，多和各自所属的星宿有关。例如大火是次名，同时又是心宿的星名。鹑首、鹑火、鹑尾，其所以名鹑，显然又和南方朱雀有关，朱雀七宿也正属于这天宿内。

　　五、分野

　　古人是把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州域联系起来看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根据地上的区域来划分天上的星宿，把天上的星宿分别指配于地上的州图，使它们相互对应。说某星是某国的分星，某某星宿是某某州国的分野，这种看法，即是“分野”的概念。

　　古人的建立分野的目的在观察天象，以占卜地上所配州国的吉凶。《论衡》中谈到荧惑守心时就说：“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也。视当君。”对野有了了解，就可以知道古代作家在写到某地区时会连写到这个地区相配的星宿。如庚信《衷哀江南赋》：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王勃《滕王阁序》，“星分翼轸”，李白《蜀道难》“扪参历井”。指的就是所描绘的地方的星宿分野。

　　古代是把天象的变化和人事的吉凶联系到一起的。如日食是上帝对当政者的警告，彗星的出现象征关兵灾。岁星正常运行到某某星宿，则地上与之相配的州国就会五谷丰登，而荧惑运行到某一星配，这个地区就会有灾祸等。古人还认为，一些天象的变化还是水旱、饥馑、疾疫、盗贼等自然、社会现象的预兆。

B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中国近代经济的近代化。从C 项来看，避免中国沦为附庸不符合史实，排除；D 项中延缓了中国殖民地化的进程也是错误的，中国的买办阶层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排除AD；据材料所述买办徐润的作为的确起到了推动中国工业近代化的作用。故正确答案为B 项。 点评：买办阶层是在鸦片战争后兴起的新兴力量，开始主要是为外国列强销售商品和收购原料的，因为和外国联系密切，逐渐的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地位。对于买办阶层所起的作用应该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进行分析，防止片面化。

格致。

这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一个命题。指穷究事物的道理而求得知识。最早见于《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礼记·大学》，清朝末年讲西学的人用它做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总称，用来给实验楼起名，最为贴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