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音韵学应用例

　　1、《薤露》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以为“落”当为“滋”字之误。理由是：《顾氏文房小说》本《古今注》（据宋本）作“滋”字，“滋”字和“晞”、“归”字协韵。“滋”、“落”形近，颇疑原作“滋”字，“落”字为后人所改。

　　按：“滋”字与“晞”、“归”在汉时并不押韵。依据王力的古韵分部，“滋”在之部，“晞、归”在微部，属不同韵部。王书据宋本《古今注》，孤证不立，颇疑宋人据当时读音改“落”为“滋”。且果如王言，“滋”、“晞”协韵，则前人更不当改“滋”为“落”。

　　2、《国朝汉学师承记》（钟哲整理本）第65页第1 行：“熊”之足似“鹿”，从“肉”“乙声”。

　　按：此条乃江藩引朱筠言，谓“熊”字“从肉乙声”。此“乙”字当为“ ”（隶作以）字之讹。“乙”在古音质部，“以”在之部，“熊”在“蒸”部，之蒸阴阳对转。检徐铉《说文解字》，正作“以”字，明此作“乙”者非。但不知是朱筠之误，江藩之误，抑手民之误？

　　3、《汉志·六艺略·春秋》有《谷梁传》十一篇。谷梁子，鲁人。颜师古注曰：“名喜”。根据《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这一谷梁子的名字有谷梁喜（颜师古注）、谷梁赤（桓谭《新论》）、谷梁寘（王充《论衡》）、谷梁俶（a、《尸子》；b、字元始，阮孝绪《七录》）、谷梁嘉（钱大昭《汉书辨疑》）。

　　按：大体说来，钱大昭之说似乎不确，其它几家皆是其名，只是因语音转移而有变化罢了。赤（昌母铎部，据王力先生《同源字典》，下同，似可拟作：thjak）、俶（昌母觉部，thjuk）、寘（章母锡部，tjek），三字声母都在照三组，在上古同属舌音，赤俶双声、俶寘旁纽。而对喜字的解释，需要引入壴字，《说文》喜“从壴从口”。壴字上古音为知母侯部（tio），知母古亦在舌音，与照三组字为准双声。如此赤、俶、寘、壴皆可看作一声之转，窃以为俶字近是，理由同于王先谦所说，“尸子为六国时人，见闻较碻”，另外名俶与字元始也能相应。剩下的问题就是喜与壴的问题了，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是喜为壴字之讹，喜下面的口字可能是饰笔；另一种可能就是喜字本来就有壴字的读音。

　　4、《管子·兵法》

　　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景。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若亡而存，若后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使敌若据虚，旧注为“居常畏惧”，以据为依据，居处之义。

　　按：细绎文意，颇疑“据”通作“拒”。拒，《说文解字·止部》段注，“此与彼相抵为拒”。“拒虚”与“搏景（通影）”排比成文，虚、影正无形，即下文“无设无形”之义。“据”（鱼部见母）与“拒”（鱼部群母）古音同在鱼部见组，理得相通。不过检《故训汇纂》，尚无据拒相通例。

　　二）校勘学应用例

　　5、《说文解字注》误改篆文一例

　　《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第603页“攑”字条，段注有：“今按《玉篇》列字次第，捀下扬上作攑，丘言切，举也。《说文》捀下扬上则作 ，显是攑篆之讹。盖希冯作《玉篇》时所据《说文》未误也。《说文》本有举无 ，后人自讹舛耳。《广韵》廿二元亦曰：‘攑，举也（作者按：丘言切）’”。

　　按：今检日人释空海《篆隶万象名义》，手部捀下扬上作“ ，与居反，举也，从也”。据周祖谟研究，《万象名义》一书，合于《玉篇》残卷，很大程度上当保存了《玉篇》原貌，而今本《大广益会玉篇》则与原本《玉篇》相去较远。此或可说明段所引《玉篇》实非野王原貌。而今本《玉篇》之合于《广韵》，可能是有人因《广韵》而改《玉篇》。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五·艺文·小学》“雍熙新定广韵”条，“太平兴国二年六月丁亥，诏太子中舍陈鄂等五人同详定《玉篇》、《切韵》”，据此，则此二书间相互改动亦并非妄谈。且可引下条为证：《说文解字注》第607页“揟”字条，段注有“沮，《玉篇》、《广韵》作具，非也。”今检《万象名义》手部“揟”字条正作“沮”，不误。此可明今本《玉篇》不同于古本而近于《广韵》。如此，则段改作“攑”篆，《广韵》、《玉篇》二证实为同一证；且既无原本《玉篇》，则不能明“攑”必在捀下扬上。段注此改实有未安。

　　三）文学、历史学与古文献学的反复为用

　　正如上面所述，文献学研究的是文本，而文学、历史学研究的却是文本的内容。我们很难想象，只有版本、目录、校勘类的图书之学，而不去研究它的内容；只有研究单个文字的“小学”，而没有那些由文字组成的篇章。就知识的传承来讲，大多数是以文学、历史学的形态来系统进行的。文献学虽然是文学、历史学的基础，但是它并不是脱离文学、历史学等学科而独立存在的，它必须依托各种专门的知识而存在。下面举一个例子说明这种情况。

　　6、冤亭卞（全宋诗册二一卷一二六四页一四二五○）

　　留题灵岩古诗十韵

　　屈指数四绝，四绝中最优。此景冠天下，不独奇东州。夜月透岩白，乱云和雨收。甘泉泻山腹，圣日穿崖头。大暑不知夏，爽气常如秋。风高松子落，天外钟声浮。祖师生朗石，古殿名般舟。人巧不可至，天意何所留。老僧笑相语，此事常穷求。移出蓬莱岛，侍吾仙子游。原注：元佑庚午三月二十八日东武王璞书 《宋诗纪事补遗》卷二九引《长清县志》

　　此诗又见《全宋诗》册二一卷一二五一页一四一三七卞育，题作《留题灵岩寺》，“优”作“幽”，“穿崖”作“穿岩”，“声”作“身”，“般舟”作“般州”，“此”作“兹”，“侍”作“待”，出清顾炎武《求古录》。

　　按：卞育与冤亭卞实为同一人，卞育元佑间曾官济南从事，灵岩寺正在济南，合于诗内容及小注；卞育小传谓其为济阴人，实则为济阴冤句县人，宋元佑元年，改冤句县为宛亭县。而冤亭当即宛亭之异称（宛有二音，一读如碗、一读如冤，冤、宛亦皆有弯曲义）。此诗即冤亭卞育之作。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地名，我们查检不到冤亭这个地名，但是却由之联想到冤句（著名的起义军首领黄巢便是此地人），继而由冤句改名得到宛亭，再由宛、冤声近得到冤亭，绕了一个弯，但结果是令人信服的。此足见历史地理学与古音学对校勘学的功劳。继而，文献学的成果又将为文学服务，此可见文献学与古代文史的交相为用。

以“笔、墨、纸、砚”为代表的文房用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科学史上璀璨的明珠。毛笔作为书写工具，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留有描绘的痕迹。春秋、战国时对笔的叫法各地不一，有“笔”、“聿”、“拂”等多种名称，秦实行“书同文，车同轨”，才统一称作“笔”。早在商周以前，墨作为一种黑色颜料，已开始用于书写。到了汉代，制墨已成一定的规模，东汉发明了墨模墨的形式才趋于规整。明清两代迄今，全国制墨中心也一直在徽州。素有蔡伦造纸一说，《后汉书·蔡伦传》有“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称“蔡侯纸”的记载。隋唐时期是造纸业的全盛时期，纸中之王的“宣纸”，就是这一时期产生和兴盛起来的。宣纸产地在安徽宣州的泾县一带，故名宣纸。中国历代名家的书画、古籍经典得以流传至今，宣纸是其依赖的载体。 砚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的，又称研。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中说：“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取索，可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访砚、藏砚、赏砚、刻砚，已成为文人相会的一种风气。唐以来，砚材出现了很多品种，但其中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最为突出，号称“四大名砚”，而端、歙则名列其首，更是饮誉中华

　多年前有个藏友在跳蚤市场以数百元买到一枚玉件(见图)，起初以为是玉簪，后来经藏玉专家鉴赏后认定是清中晚期青白玉书拨，尽管书拨和簪子形态相似，但形制还是有些区别，比如簪子相比书拨要更为细长。

　　“志在书中”是古代文人的一种志向追求，因而他们对书籍尤为爱护，担心翻书会在书页上留下汗渍和指纹，故发明了书拨。书拨的使用与古籍的书页特点有关，古籍书页是由棉连纸、麻纸、宣纸等对折而成，中间为空，使用时，可将书拨置入其中翻动，同时，书拨还能起到书签和镇纸的双重作用。传世的书拨以清代、民国制品为多，有竹、木、银、铜、玉、翡翠等材质，书拨上往往还会以雕镂、镶嵌等方式装饰精美图文，可谓是融实用性与鉴赏性为一体的文房用品。

            说到书拨，很多现代人会感到陌生。看其形状，会觉得和现代的书签类似;摩挲其质感，又恍然如同“环佩叮当”的女子发饰，岂不知这种用于读书的工具，与书签、发饰却是风马牛不相及。“把酒时看剑，焚香夜读书”的文人将读书作为一种意境，以至于读书之前要净手焚香，书拨云兰。试想，香炉一盏，线装古卷，本是何等的高标雅致!“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的文人难免会文思萌动，入迷至深，此时若以指点唾，不但污秽了书卷，且与“剩喜今朝寂无事，焚香闲看玉溪诗”的飘渺意境全然不符。于是便发明了书拨。

           这件书拨制作年代约在清代中晚期，长、宽分别在114、155厘米左右，取材为和田清白玉山料，质地温润莹亮，周边起线流畅，整体打磨精细，表层泛有柔和玻璃光泽。书拨尾部虽有绺裂，但无伤大雅。书拨端首下侧镂空雕有灵芝纹，灵芝相传是炎帝幼女瑶姬的化身，在传统文化中有长寿、吉祥、如意等象征。镂空灵芝上首翘头部分为如意头式样，平面上浅刻有荷叶图案，荷叶品性 高洁 ，有和谐美好的寓意，对古代士子而言，按其谐音，荷叶又寓意一夜成名。手持吉祥书拨，眼观经典著述，此番意境，文雅至极。

            书拨是古代人们用来翻书的工具。古代，文人用手指翻书时，有时会在书页上留有汗渍以及 指纹，玷污了书本觉得不美观。于是就发明了书拨。书拨使用起来十分优雅，书拨的出现体现了我国古时候文人们爱书，惜书的美德。但是书拨在现代并不适用，因为现代的书与古代的书有区别。古代的书页是用宣纸对折而成，中间是空的，可用书拨轻易翻动，而现在的书则不行。书拨多用竹制成，也有玉、翡翠等制成。并在上面刻上名言等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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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房四宝知识讲座——纸

　书画纸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其收藏价值的高低，因此挑选好的书画纸是文房收藏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挑选书画纸主要有以下4个基本标准。

　质地柔韧厚密。纸张的质地是收藏书画纸时第一个应该考虑的，质地不佳的纸既容易损笔，又不易保存。纸质坚韧紧密的书画纸是最好的。古今名纸，皆质地优良，如澄心堂纸“密如玺”，玉版纸“柔韧、耐久”。

　色泽浩白。纸的颜色也是分辨纸好坏的重要标准。精纯洁白者，多为上等纸。如果不白，多是原料不好或水质欠佳，算不上是好纸。部分染色纸，在鉴别时不要求洁白，但是应该色泽均匀，浓淡适宜。

　表面光涩适中。纸的表面有光滑和粗涩之分，光滑固易行笔，但若过滑而笔轻拂而过，便无笔力可言;粗涩则与之相反，易得笔力，但过涩则难于施笔，易损笆锋。所以好纸的表面应该光涩适中。

　吸墨适度。好纸能人墨，否则墨浮于纸表面，易脱落，不能久存。一般而言，宣纸类吸墨性较强，笺纸则反之。吸墨太强，若运笔稍慢，则点画俱成墨团。但若吸墨性太弱，黑不易人纸，亦非所宜。

　纸是书画作品、印刷作品的载体，鉴别古纸与鉴别书法作品、绘画作品、古籍珍本具有密切的联系。古纸的真假可以成为鉴别上述作品的佐证，鉴别古纸主要从辨年代、看帘纹、识裂纹、观颜色、用手摸5个方面人手。

　鉴别古纸首先要确定其年代。通常说来，存世的明清以前的古纸很少，且大都以古籍善本、书画作品形式存在。

　看帘纹是鉴别古纸的一种重要方法，这种方法对鉴别者的要求较高。帘纹是指纸在制作过程中用竹帘抄纸时产生的平行直线纹。由于古代各个地方在造纸时所用竹帘的长短、宽窄尺寸不一，因而出产的纸的帘纹宽窄也不相同，所以由古纸上的帘纹可判断其产地和特点。

　识裂纹也是鉴别古纸常用的一种方法。因折叠破损的古纸，其裂口的色泽及裂纹走向与新纸反复折叠后出现的皱褶大不相同。比如，真正的厚形古纸碎裂后会成小块，裂口的裂纹呈斜向，而伪作的厚形古纸碎裂后成大块，并且裂口的裂纹呈笔直走向。

　古纸的颜色是辨别其真伪的重要依据。真品古纸纸色淡雅而目匀净，由于年代久远纸色多发黄。作伪的古纸由于大都采用烟熏或染色法制作，其纸色多不均匀。

　用手摸也是鉴别古纸的一个重要方法。首先用手感觉纸是否柔润有质感;再将纸张摇动，看有无“哗哗”的响声，有无脆硬感觉，以无者为佳;最后用手指蘸少许唾沫触纸，瞬间即透者为佳，浸透时间较长成浸不透者为劣(熟宣除外)，而且以浸渍匀齐者为佳，浸渍参差者为劣。

　真品古纸由于流传年代久远，不易侏存，因此传世量很少。现存的古纸都具有一些共同点，如纸面暗旧、出现霉圈、偶有蠹蚀，收藏者在收藏时应该注意甄别。

　在保存上，古纸应该注意防潮湿、防虫蠹、防太阳晒、防干裂、防烟熏和油污、防折叠。

　久藏的古纸要注意防潮，一旦受潮，纸上就会出现水渍和霉点，从而直接影响纸的收藏价值。防止古纸受潮的办法是在纸的外面用一层皮纸包裹，然后放于盒中，置于干燥、凉爽、通气的地方。

　保存古纸时还应该注意防虫蠹。防虫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法：一、用黄 檗 溶液来染纸，因为黄 檗 具有杀虫的作用;二是用花椒水浸泡，晒干后再用，花椒水可以杀虫水，使纸不被虫蛀;三是用麝香、云草等具有强烈气味的东西来驱虫。

　古纸经过强烈的阳光照射后很容易裂开，而且纸色也会变黄。古纸干裂发脆以后，经不起折叠卷曲，因此要注意防止暴晒。

　古纸不应长期存放在有烟气熏染的地方，在检视古纸的时候也切忌手上有油污。另外，不要用手直接抚摸纸，更不能用手指蘸唾液翻页。

　古纸如果被折叠，其品相易被破坏，因此古纸应尽量用卷的方式来收藏。

五千年的沧桑岁月，沉淀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造就了无数璀璨夺目的惊人发明。其中，有“文房四宝”之称的笔墨纸砚，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变迁，培养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化情怀。

由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中国文化院、凤凰网、台湾中时媒体集团（旺报）、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九期海峡两岸大学生文化体验营选拔招募了两岸40名大学生为营员，精心选取“笔墨纸砚”作为主题，于7月28日至8月4日，以杭州为首发站，探访湖州、宣城、歙县、黄山等地。营员们将去往笔墨纸砚的故乡，触摸中华文化的脉动与温度，感受“书房里的中国”。

笔墨纸砚文化之旅——第九期海峡两岸大学生文化体验营的剧透来到第三期，登场亮相的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书写工具——纸。作为“文房四宝”中唯一跻身“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成员，纸自诞生起就一直在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交流、传承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笔酣墨浓，须落纸才终得圆满；一碑一帖，一诗一画，无纸也难以流芳。纸是记录者、承载者也是见证者。在当前的“键盘时代”“触屏时代”，是它绵亘千载的文化坚守，为我们保留了书写和阅读的质朴温度。

时至今日，我国许多地区仍然保留着手工制纸的传统。云南纳西族的东巴纸，新疆和田的桑皮纸，陕西沁源的麻纸，四川夹江和浙江富阳的竹纸等，都是古法手工纸中的佳品。但真正坐拥“纸中之王”美称的，则是得名于唐、成熟于宋元、盛于明清、兴于今，传承千年的宣纸。

相传，宣纸的创始人是蔡伦的弟子孔丹，将其发扬光大的则是宋代的曹大三。宋末战乱，曹大三一族避乱至宣城泾县小岭，因田地稀少、无法耕种，遂选择造纸以维持生计。曹大三继承了前人的造纸技术并在其基础上逐步提高，终于造出了洁白纯净的好纸（《小岭曹氏族谱》）。因纸的集散地多在宣城，故名宣纸。

制作一张传统手工宣纸究竟需要多少道工序？为什么宣纸历经千百年仍能光洁如新？宣纸诞生在泾县是偶然还是必然？本次体验营将带领营员们探访位于宣纸故里泾县的中国宣纸文化园、红星纸厂和曹氏宣纸厂，在“大国工匠”们的讲解和引领下，观看宣纸制作的关键工序并亲手体验手工制纸，祭拜“宣纸始祖”曹大三，感受气韵绵长、独一无二的宣纸文化。

宣纸具有韧而能润、光而不滑、洁白稠密、纹理纯净、搓折无损、润墨性强等特点，写字则骨神兼备，作画则神采飞扬。再加上耐老化、不变色、少虫蛀，寿命长，故有“纸中之王”的美称。我国流传至今的大量古籍珍本和名家书画墨迹，大多用宣纸保存。每一张宣纸，都是“天成”与“人工”的完美融合。

收藏家，是对在社会收藏群体当中，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并且具备一定专业经验，和达到相当收藏规模的收藏人，从事书画、瓷器、玉器、古籍、古钱币、青铜器、雕塑、杂项等等古玩收藏、研究的人士的称谓。常见的有收藏家（collector ）、书籍收藏家（bibliophilist ）、古董收藏家（antiquer ）、 火柴纸收藏家（phillumenist ）、钱币奖章收藏家（numi atist ）、钱币收藏家、徽章收藏家（numi atician）等，诸如：王同山、张永珍、张宗宪、曹公度、马未都、李璜之、蒋兆悦、李源源、王世襄、项元汴、袁枢、吴湖帆、黄锦祥、孙瀛洲、李文科……等。

基本介绍 中文名 ：收藏家 外文名 ：收藏家 具有 ：一定的经济实力 从事 ：书画、瓷器、玉器 收藏家协会,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专家委员会, 收藏家协会 （英文名称：China Association of Collectors，缩写：cac）是经业务主管单位国家文物局审查同意，民政部正式批准登记（社证字4187号），1996年3月12日正式成立, 由全国收藏家、收藏组织、收藏爱好者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全国性社会团体。 宗旨 : 在中国 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广大收藏家，收藏组织和收藏爱好者、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增强与提升民族的收藏意识、弘扬中华收藏文化，宣传、贯彻文物保护法和有关政策，保护、抢救、开拓各种民间收藏品，提高广大收藏爱好者的收藏品位、收藏技艺，引导广大收藏爱好者配合 逐步规范民间收藏品市场，促进收藏活动的健康发展，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 任务： 积极开展各种收藏知识讲座和学术研讨活动，培养会员学习与运用有关法规的自觉性，提高会员的收藏意识与修养，以及收藏的科学性；建立民间收藏咨询鉴定实体，为协会会员提供服务，指导、维护其正常收藏活动和权益；举办民间收藏品展示会、交流会，提高鉴赏及收藏水平，促进收藏者之间交流；积极发展收藏文化产业，为收藏爱好者传递信息，提供展示平台,架起收藏者与社会的桥梁 ； 加强与港、澳、台收藏家之间的联系与友谊，广泛团结 海外华侨、华人同好，以收藏为纽带，增进彼此交流与借鉴，拓展内地收藏家的收藏视野与市场，共同促进中国收藏事业的发展和祖国的和平统一；加强与国外收藏家、收藏组织的友好交往，发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利 用、开发影视传媒，全面客观地介绍和宣传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及民间收藏业绩，交流收藏经验，发布民间收藏 活动信息等。 办事机构 秘书处、会员组联部、培训部、联谊部、财务部、宣传部、学术研究部、事业发展部、中国收藏家通讯》编辑部。 分支机构 书画、陶瓷、钱币、赏石、玉器、红色、书报刊、扑克牌、工艺品、票证、古典家具、文房之 宝、体育纪念品、民族艺术品、菸酒茶艺、汽车、紫砂艺术、国际艺术品等18个门类的收藏委员会 专家委员会 根据广大会员及收藏爱好者的需求，协会组织一批具有较高理论研究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国内外文物界、收藏界享有盛誉的资深学者和高级专家组成“中国收藏家协会咨询、鉴定专家委员会”，担负各类收藏品的鉴定工作。

以上诸位回答都很好,俺作一个补充吧

文房清供宋代时进入收藏领域

到了宋代，南唐归宗的翰林学士苏易简以笔、墨、纸、砚“为学所资，不可斯须而阙”，撰写了《文房四谱》一书，是书凡“笔谱”二卷，“砚谱”、“纸谱”、“墨谱”各一卷，共计五卷。搜采颇为详备，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是首倡“文房四宝”的典籍，因而后人提到文房四宝，必会谈到《文房四谱》，这部书也是宋初文玩清供风尚的发端。

其实，文房用器早于隋唐时就逐渐兴盛起来。隋代是我国科举制度的起源时期，随着科举的兴盛，促进了隋唐文人阶层的出现，于是与笔墨情趣不可分离的文房用器大量出现。这些文房用器早超出了笔、墨、纸、砚的范畴。《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唐杜甫《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将文房用器整理出书的是南宋的赵希鹄，赵氏在《洞天清禄集》列入十项内容，它们是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但当时流行的文房器物远不止这些。赵希鹄还曾写道：“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宋林洪的《文房图赞》中有了臂搁的记录，有关压尺的宋代记载也颇多，例如龙大渊的《古玉图谱》、周必大的《玉堂杂记》、李昭玘的《乐静集》与刘宰的《家藏集》等，分别记载着玉、石、檀香等材质压尺。在宋代的《槐阴消夏图》、《西园雅集图》等绘画中，出现了笔插的形象。另外，在宋岳珂《槐郯录》中也记载着：“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漏之属，计金二百两。”从上述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宋代的文玩，不仅门类丰富，用途广泛，而且制作材料也非常讲究。这些文房的器物，在拓展它们的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价值，由此可见，宋代在流行文房清玩的同时，也开了文房清玩收藏的先河。

明代是文玩风尚的繁荣期

文房器物经过宋元的普及、成形、拓展，到了明代时进入了繁荣期。其时，城市经济高度发达起来，文人阶层的迅速扩大，对书斋中的用器需求日益增强。民间工匠的社会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从而使艺术创造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不仅民间如此，连明皇室也同样青睐起书斋的文玩，在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墓中就出土了诸多的文房器物，例如水晶鹿镇纸、水晶兽形水盂、玉荷叶笔洗、碧玉笔格等。

正因为明朝的文房用具空前发达，追求这些文房用具又成为一种时尚，于是乎，许多文人雅士便将目光转向了这些既能实用，又能把玩的器物，纷纷编书阐述，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最早编撰的是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曹氏将文房清玩分为十三类：古琴、古墨迹、古碑法帖、金石遗产、古画、珍宝、古铜、古砚、异石、古窑器、古漆器、古锦、异木。曹氏与他的前辈所不同的是，学识渊博的曹昭没有就事论事地记述文玩的品种门类，而是从工艺、产地、考据与鉴赏的角度，论述了文房清玩，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对文玩收藏的追尚，此书对后世影响很大。

明文震亨的《长物志》，也是一部记载文玩的著名文献，他是“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的曾孙，其洋洋万言的《长物志》一书共十二卷，综合概述了明代文人清居生活的物质环境，在卷七《器具》中，列入众多的文房用具，计有砚、笔、墨、纸、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掭、水中丞、水注、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裁刀、剪刀、书灯、印章、文具等。这些都是直接的文房用具，此外，还编人不少文房清玩的器物，例如香炉、袖炉、手炉、香筒、如意、钟磬、数珠、扇坠、镜、钩、钵、琴、剑等。另外在卷三《水石》、卷五《书画》、卷六《几榻》、卷十二《香茗》中，还记载了大量的文房清玩，例如灵璧石、昆山石、太湖石、粉本、宋刻丝、画匣、书桌、屏、架、几、沉香、茶炉、茶盏等。作者对这些文房器物的追崇，体现了明代文人的“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的心境。

高濂的《遵生八笺》，也是明代文人留下的一部文人清居的著作，其中载有《文房具篇》，书中对文具匣、研匣、笔格、笔床、笔屏、水注、笔洗、水中丞、研山、印色池、糊斗、图书匣、臂搁、笔觇、墨匣、笔船等都有专文记述。在高氏的条目中，有的描写得很详尽，例如“笔格”条文云：“有玉为山形者，为卧仙者。有珊瑚者，有玛瑙者，有水晶者，有刻犀者。”又如“笔床”条文云：“笔床之制，行世甚少，余得一古鎏金笔床，长六寸，高寸二分，阔二寸余，如一架然，上可卧笔四矢，以此为式，用紫檀乌木为之亦佳。”再如“水中丞”条文中是这样描述的：“铜有古小尊罍，其制有敞口圆腹细足，高三寸许，墓中葬物，今用作水中丞者。余有古玉水中丞，半受血侵，圆口瓮腹，下有三足，大如一拳，精美特甚，古人不知何用。近有陆<子冈>琢玉水中丞，其碾兽面锦地，与古尊罍同，亦佳器也。磁有官、哥瓮肚圆者，有钵盂小口式雨雪者，有瓜楞肚者，青东磁有菊瓣瓮肚圆足者，定有印花长样如瓶，但口敞可以贮水者，有圆肚束口三足者，有古龙泉窑瓮肚周身细花纹者，有宣铜两寻沙金制法古铜瓿者，样式美甚。近有新烧均窑，俱法此式，奈不堪用。”今天，我们读着高濂的这些文字记载，一方面为作者的收藏鉴赏所折服，另一方面也可以窥见明代文人的书斋文具的丰富多彩。

在明代文人留下关于文房清玩的著作中，罗列品种最繁多与全面的，恐怕要数明末的屠隆，他在《考盘余事》一书中的《文房器具笺》中，一共列举了45种文具，可谓是集当时文房清玩之大全了，包括笔格、研山、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觇、水中丞、水注、砚匣、墨匣、印章、图书匣、印色池、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等45种文玩，如果再加笔墨纸砚，总数就达49种之多。这不仅在明代，也是古籍中记载文房用具最多的典籍成为后人研究与引经据典的重要出处。

清代文玩存世数量最多

中国的古代文房用具，历经唐宋元明之后，至清代形成了鼎盛时期，除了被誉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外，更潜心发展“文房四宝”的辅助工具，精心设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器物的实用价值，也被观赏与把玩性所取代，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玩”。

在清代，文玩的流行与繁荣，除了文人精心追求，营造一个窗明几净，赏心悦目的书斋环境外，另外在很大程度上，是清室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如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了一件乾隆御用旅行文具箱，是件绝无仅有的艺术精品。该箱紫檀木制作，箱长74厘米，高14厘米，宽29厘米，箱盖装有铜镀金暗锁。箱打开后可支成文案，案腿设计在箱槽内，用活动薄板支撑，再用暗扣固定。桌箱内设有两个同样大小的屉盒，每一屉盒都有两层形式不同、大小各异的多宝阁，可以人置65件文具与器玩，例如白玉洗、松花江古砚、玉臂搁、笔筒、兽镇、石章、描金云龙纹笔等等。至外还有棋子、棋盘、小蜡盏等。这个文具箱所藏的都是文具中的精华，反映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文房清玩，形微体轻，与重器大件相比，实属小器物。然而正是这些小玩意，却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知识载体，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物化了的民族传统，它的丰富的功能，独特的造型，以及千姿百态的制作工艺与材质，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晶位高雅的艺术世界，也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文房用具，又成为物质文化史上的重要研究对象，吸引着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证与研究。同是，古代文玩越来越得到收藏家们的青睐，成为珍贵的艺术品。

据笔者所闻，目前存世的文房清玩，以清代居多，宋元极少见。除笔墨纸砚“四宝”外大致有以下诸类。笔用类：笔格(架)、笔挂、笔筒、笔插、笔床、笔船、笔屏、笔帘、笔匣、笔海、笔篓；墨用类：墨床、墨盒、墨缸、墨屏、墨匣；纸用类：镇纸、压尺、裁刀、剪刀、界尺、毡垫、画缸、剑筒、贝光：砚用类：砚屏、砚匣、笔砚(掭)、研山；印用类：印章、印匣、印泥盒、调泥笺；水器类：水滴(注)、水盂、笔洗、水勺、水中丞；调色类：格碟、调色缸：辅助类：臂搁、糊斗、蜡斗、帖架、瘿瓢、书灯、诗筒、文具匣、香椽盘、书架；其他类，香熏、手炉、香炉、数珠、拂尘、冠架、古琴、拜帖匣、宫皮箱、瓶觚、如意、铜镜、宝剑、算盘等以及书斋家具如案、几、桌、椅、橱、榻、凳、架、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