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并流传较少的古籍，年代下限大致断至清代乾隆以及在此之后辛亥革命前有特殊价值的刻本、抄本、稿本、校本，都作为善本在收录之列。编排方法基本按四部分类法排列，并增设丛书部，故分为经、史、子、集、丛书五部。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经部，丛书部和史部分别于1990年和1992年出版。著录项目有书名（含卷数）、著者和著作方式、版本等。每部书均有编号，书末附藏书单位代号及检索表，并另编书名、作者、版本、批校题跋者索引。

将其他单位藏书误标为河南省图书馆藏书

（1）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书目中，书名编号9508的《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宋章如愚辑，元延祐七年圆沙书院刻明修本），其收藏单位的代号有：0101，0201，2201（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检索表》，以下此类情况不再进行说明）。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2201指代的是河南省图书馆（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中“0101”原指“北京图书馆”，以下行文统称为“国家图书馆”）。经查河南省馆藏书和目录，却并无此书。查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正式出版前的《征求意见稿》对藏书单位的标示，该书为代号2261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又请河南省社科院图书馆确认，此书的确是其所藏。可以确切地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2261误为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9508 0101，0201，2261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编号8868的[万历]《山西通志三十卷》（明李维桢纂修，明万历刻本），标示有四家单位收藏，其中河南省只有一家，即河南省图书馆。经过一番查找求证，确认河南省馆没有收藏此书。查《征求意见稿》，又查当年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河南省内各单位著录各自所藏古籍善本、而后汇总到河南省馆的善本目录卡片（注：由于时间、地点、人事变化等的缘故，笔者没能见到这部分善本目录卡片的全部。以下行文中称其为“善本目录卡片”），均显示该书为河南省南阳市图书馆收藏，又与南阳市馆核对无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错将南阳市图书馆的代号2210印成了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8868 0101X，0201X，0581，2210X

（3）《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代号9165的[顺治]《西华县志八卷》（清左国桢、王鼎镇等纂修，清顺治刻本），标示只有河南省图书馆一家收藏，为孤本。经过对河南省馆藏书的追究，又查《征求意见稿》和善本目录卡片，该书的收藏单位实为南阳市图书馆，经过联系，南阳市馆也对此书予以了确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错误与上述[万历]《山西通志》的错误相同。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9165 2210

（4）《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书目中，书名编号2734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宋范纯仁撰，元刻明修本），标示国内有三家图书馆收藏，河南省图书馆为一家，另两家分别为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征求意见稿》的标示同上（注：《征求意见稿》集部宋别集类中，该书名编号为551）。但遍查河南省图书馆现有的古籍目录，却未见有对此书的著录。查善本目录卡片，关于元刻本的范纯仁文集，只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一张“二范集四十四卷”的目录卡片（归入集部宋别集类）中，显示有“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位于其父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之后，版本著录为“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中，先后著录有范氏父子的集子。书名编号2355的为“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政府奏议二卷尺牍三卷（宋范仲淹撰）遗文一卷（宋范纯仁、范纯粹撰）年谱一卷（宋楼钥撰）年谱补遗一卷祭文一卷诸贤赞颂论疏一卷论颂一卷诗颂一卷朝廷优崇一卷言行拾遗事录四卷鄱阳遗事录一卷遗迹一卷褒贤祠记二卷义庄规矩一卷”（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一书，在其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可以找到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且标示其所藏书残缺；《征求意见稿》著录相同,只是未标示残缺且书名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略有差异（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192）。而在所有的元刻本（包括元刻明修本）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书名编号从2732至2735）的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却都没有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只有在书名编号2734《范忠宣公文集》（元刻明修本）的藏书单位代号中，有河南省图书馆的代号2201。又查《征求意见稿》（该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551），藏书单位的标示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相同。综上所述，可以推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编纂过程中，将原本是郑州大学图书馆藏书《范忠宣公文集》误标成河南省图书馆的藏书了。如果笔者的这种推论不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于郑州大学图书馆所藏范氏父子的这两种书籍的残缺情况、版本等方面的认定与著录，与郑州大学图书馆原来的判断和著录也是有所不同的。河南省图书馆现存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二范集四十四卷”的另一张目录卡片，它与前面所提到的那张卡片著录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在卡片背面多出了对于书籍行款、版式、序文、牌记、印鉴等方面的描述文字，文字的旁边还有铅笔批字：“据纸张墨色看，系元刻明印本。”这一点似乎也能从另一方面佐证笔者的上述判断。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2734 0101，0201，2241

　　目前所说的古籍善本，主要包括刻本、墨迹本、碑帖、印谱、信札以及其他文献。刻本是使用雕版技术印制的书籍，其顶峰期的宋元刻本在流通市场上已廖廖无几，继而由明清及民国时期的精刻本引领风潮；墨迹本为文人稿本、手抄本等，一般存世量稀少，且多为孤本；碑帖、印谱、信札、文人墨迹等，是近年来古籍拍场上重要的品种，其中明清名家或现当代名人信札尤受欢迎。　　古籍善本收藏原则

　　古籍收藏的原则：除了看年代外，还要注意刻本优于印本，初刻优于翻刻，套色优于单色，图画优于文字。随着印刷技术的日新月异，除了进入图书馆、博物馆等专业机构收藏保护外，流通于民间的线装古籍日益稀少，能称得上是“善本”的线装古籍更是屈指可数。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雕版线装古籍，已成为不可再生的社会资源，稀缺性可见一斑。收藏古籍善本，不仅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还应具备深厚的文化功底、鉴伪欣赏能力和市场分析能力。

　　辨别伪籍善本

　　古籍善本收藏市场的赝品虽没有字画杂项多，但冒名人批校、加盖伪章、残本充全、挖改描补、撕去序跋的事也时有发生。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方法有两类：一是染纸，用各种方法将纸染成黄褐色，以求使纸显旧色。二是旧纸新作，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上辨别真假。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的序跋，序跋后还写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对于收藏者来说，主要选择好的拍卖行，并且寻找以往的拍卖成交，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赝品的风险。手工制版与原书总有差别，而扫描可以使伪书与原书分毫不差，一切细节都能很好得以体现，这无疑使得古籍善本拍卖更具挑战性，选择古籍善本，更要注重细节。

宋刻本，指宋代刻印的古籍。宋刻本印书多用皮纸或麻纸，文理坚致有韧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数。在古籍善本市场上，宋刻本无疑是皇冠上的钻石。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宋刻本一直受到学者、藏书家的特别重视。早在明朝，宋刻本已有“寸纸寸金”之说。明末崇祯年间，著名刻书家、藏书家毛晋，其家藏图书达89000多册。他为搜寻宋刻本，在其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示。据统计，今天在整个中国所能找到的宋刻本，总量不会超过1200部，多数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宋刻本之所以被誉为是中国古籍中的瑰宝，除其存世稀少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明清所刻印五代以前的书籍，差错讹误甚多。不少学者借助宋刻原版，校正明清以来所刻古籍的讹误，恢复古籍的真实面貌。宋版的版式设计堪称精致。文字的分布极为讲究，板框的高广与行格的多寡，都以事先设计要求的字体大小及每行字数的比例而定，大字本每半页七八行，每行约十五六字以下；小字本每半页十三四行，每行约二十三四字以上。如今流传最多的是每半叶九到十二行，每行十八到二十二字的中字本刻书选用字体，各地风格不同。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补拙的颜体字；建本字体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官刻书多在卷末镌校勘人衔名，私刻和坊刻本多在卷末镌刻书题记或牌记。宋代，政府对校勘十分重视，甚至由皇帝亲自过问，聘请专家把关。为了保证刻书质量，官方还采取若干措施。如规定刻板前需要进行三次校正，即校勘官校完，送复勘官复校，再送主判管阁官三校，这样才可以拿去刻板。而刻板完成，对版样还要再校对。此外，还要在卷末刊载经手校勘的人的名字，以示责印书的纸张，多就地取材，采用桑树皮、楮树皮、竹子为原料。就其质料来说，多数都是皮纸和竹纸（采李致忠说）。宋代刻印之书，由工于书法的人缮写上版，字体既美，校刻亦精，字体大都采颜、柳、欧阳笔法，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所谓“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明高濂《遵生八笺》）则是宋刻本的共同特色

《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年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张玉书、陈廷敬等，它是在明朝梅膺祚《字汇》、张自烈《正字通》两书的基础上加以增订的。该书的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即公元1710年，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即公元1716年，历时六年，因此书名叫《康熙字典》。《康熙字典》由总纂官张玉书、陈廷敬主持，修纂官凌绍霄、史夔、周起渭、陈世儒等合力完成。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字典全书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共收录汉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47035个），为汉字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年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张玉书、陈廷敬等，它是在明朝《字汇》、《正字通》两书的基础上加以增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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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刻本经历差不多二百年之久，饱经风霜，纸张包浆氧化明显，材质天然，表面肌理错落有致；主体内容保存完整丰富，字迹规整有力，层次清晰分明，实属难得。该刻本隶属文光堂和宝华楼刻印，在当时是赠与各地州府、大臣，相当珍贵。由于刻本数量有限，现如今，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化产物。

那么距今于此整套的康熙字典早已不翼而飞，而更多的则是后来皇帝为了宣扬文化而特别印制的也个别有皇室手抄的，目前距有关人士报道一套40本全套的翻印康熙字典升值已经极高，而真正的已经非常稀有。

2015年，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一百七十九种，以216亿元的价格成交，创下了古籍类藏品的成交纪录，这或许令很多藏友记忆犹新。近年，古籍类藏品以稳健的价格表现，丰厚的历史价值，深厚的学术底蕴，逐渐吸引着藏家的眼球。时至今日，这个项目已经不容小觑，很多大型拍行纷纷开设古籍专场。古籍收藏成为市场中的一颗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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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字典》问世后，社会影响巨大。它的文字、音义、书证被广泛引用，它的体例也成为了后世出版字书的蓝本，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收藏价值，经济价值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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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藏书的人都知道，一些珍贵的古籍善本，若沾上各种污渍将大大影响该书的价值。因此，对各种不同的污渍应采用不同的除污方法：除霉斑。用棉花球蘸上氨水或明矾水，轻轻地在书页的霉斑上擦拭，至除净后再用吸水纸吸干；也可用水和高锰酸钾冲浓汁，用毛笔将浓汁涂在霉斑处，等五六分钟后再用草酸水涂之，并用毛笔轻轻擦拭，如此数次能去除霉斑，最后用棉花球蘸上清水擦净。除墨渍字迹。在染有墨渍或字迹的书页下边，先垫一张吸水纸，再用20％的双氧水溶液或高猛酸钾溶液浸湿污迹，然后在书页上边放一张吸水纸，并压上重物，等干后墨水迹就会消失。如果用高锰酸钾溶液时留有褐斑，可以再用草酸或柠檬酸溶液除去。若书页上仅有一些字迹也可用褪色灵涂之。除脏手指印。先用肥皂蹭去手指印，再用湿布擦去肥皂迹，最后在书页间衬上吸水纸，把水吸干；也可用棉花球蘸以温水冲兑的洗衣粉或洗洁精液轻轻擦拭，再用清水擦洗，最后将水分吸干。除油迹。在油迹上放一张吸水纸，用熨斗轻轻地熨几遍，便可以把油份吸尽；也可用棉花球沾少许汽油或酒精轻轻擦除。除苍蝇便迹和蚊虫污迹。用棉花球蘸上醋液或酒精，在苍蝇便迹和蚊虫污迹上轻轻擦拭，至除净污迹为止。对于书籍上其他的一般污迹，只要用肥皂细心地擦拭，再用干净湿布轻轻抹净，然后在书页间衬上吸水纸吸干水分，就基本可以获得整旧如新的效果。

值得。《仲景全书》整本书梳理了内经，难经，理论机要等，内容丰富有深度，属于医学经典书籍，可读性强，所以《仲景全书》古籍善本值得买。《仲景全书》包括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十卷，宋云公《伤寒类证》三卷，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三卷，共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