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圣杯： 为一平一凸，一阴一阳，表示请示之事，表示可以、 行、同意。

2、笑杯： 为二平面者，二阳面，表示说明不清、神佛主意未定，再请示。

3、阴杯： 为二凸面者，二阴面，表示不可、不行、神佛不准，或神明生气了，或凶多吉少，再次请示。

掷杯筊，有的古籍写作“掷杯珓”、“掷碑珓”，就是掷筊，也写作“掷珓”，温州方言称“打珓贝”。杯、碑，是“贝”的记音，指贝壳。

扩展资料

依据传统习俗，仪式内容将两个约掌大的半月形，一面平坦、一面圆弧凸出之筊杯掷出，以探测神鬼之意。凸面为“阴”，平面为“阳”。

掷筊为人与神灵的交流工具，人们借掷筊能获悉神灵的旨意。掷筊时先向神灵点烛上香膜拜，然后向神灵说明掷筊之原因，拿起筊经双手合十参拜之后在香炉内的香上绕一圈，然物后往地上一掷，即是一筊，合掌谢过神灵之后，再拾取地下的筊，再往地上一掷 ，须连三个圣筊，才算是神灵许诺。

-掷筊

-掷杯筊

五马街，中国著名商业街，古称五马坊，五马坊，地名，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始名于东晋，因王羲之出任永嘉太守时而得名，现为温州旧城古街道之一，东起解放街与公园路相接，西至蝉街与府前街相交，街长四百米，宽十二米，街两侧拥有十四条小巷。

宋代诗人杨蟠写过一首《五马坊》，

相传有五马，

曾此立踟躇。

人爱使君好，

换鹅非俗书。

五马街在温州人的心目中，一直是“温州第一街”。这条历经千年文明孕育的繁华老街，还有着“浙南第一街”的美誉。五马街上保留的近现代建筑，不论是从历史的视角或是现代的构建规模，均有其丰富的内涵。从温州走出去的人，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五马街上走一圈，因为，五马街是温州的魂和文化发源地。 在中华民居杂志社举办的“中华民居展评活动”中，温州市五马街被评为“中华民居开发与保护示范街”。2016年4月18日，中华民居展评活动组委会、中国步行商业街工作委员会专家组经过实地考察和座谈交流，高度肯定了五马街的历史建筑保存情况和商业街活化情况，对五马街“历史有根、文化有脉、商业有魂、经营有道、品牌有名”的现状给予赞赏，并希望其进一步发扬传统文化、擦亮地区名片。 韩健徽：中国步行商业街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商旅文产业联盟主任、中华民居展评活动专家委员会主任。全国著名商业街专家，长期致力于推动我国商业街区行业、商旅文化产业、中华民居开发与保护科学、有序、创新地发展。 五马街主街区现存的147幢民国时期中西合璧建筑群，以巴洛克式和装饰艺术派为主，如此大规模且特色鲜明、保留完好的欧式建筑群，在全国都较为罕见。开发与保护的有机结合，让年轻人到这里感到非常时尚，老年人到这里感到非常怀旧；外地人到这里感到“非常温州”，外国人到这里感到“非常中国”。 ——韩健徽 千年文化街 行走在五马街上，像是回到了民国时代。街道两侧始建于民国时期的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像是标牌，无言提示着来往的行人，五马街至少已经繁华富庶了数百年。而散布于街区各处的中式古建筑，点缀其间，有着说不出的韵味，正如高雅华美乐章中古典悠扬的插曲。幽深的谯楼，布满苍苔的青砖路，青砖黛瓦的名人故居…… 在五马街心位置，矗立着一座五匹骏马拉着车帷的“五马奔腾”铜雕，造型生动，古意盎然。这是五马街的标志雕塑，也是街道名称的由来。 五马坊与王羲之 五马街地名由来一说与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有关。相传，王羲之出任永嘉（今温州）郡守时，经常乘坐五匹马拉的马车从街上过。“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柳河东集》中写道：“庭列五马，绣鞍金勒，出则控之，故今有五马坊。”唐代温州刺史张又新作诗《百里芳》：“时清游骑南徂暑，正值荷花百里开。民喜出行迎五马，全家知是使君来。”诗歌写的就是此事。现存北宋真宗年间（1008—1016年）古籍《祥符图经》中，温州五十七坊中五马坊已然在列；明代神宗年间（1078—1085年），这条街正式被称为五马街。明嘉靖《温州府志》记载：“王羲之，山阴人，为永嘉郡守，出乘五马，老幼仰慕，为立五马坊。” 五马街名称由来的另一说法与东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有关。相传，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经常随身带着五匹马出游。也许正是因为不能确定五马出行的主人是王羲之还是谢灵运，所以至今五马街雕塑的车座上还是空着的，留下一个悬而未揭的谜底给后人。 五马石传说 而关于五马街的民间传说也瑰丽多彩。清代孙同元、徐希勉所著的《永嘉闻见录补遗》中，记有五马街有五马石一事。相传，东晋时期，这条街上的居民夜里经常听到马蹄音，但开门不见马的踪影。街上住着一位打草鞋的老人，屋外放着一块石头。他每天打草鞋时，就在石头上将草捶软，日子一久，石头被捶得光闪闪。有个过路人看到石头后，想出钱买下来，但老人舍不得卖。老人担心石头被偷走，就将石头搬进屋里。三天后，过路人又来买石头。他一看石头不见了，急忙问老人，老人答道：“我把石头搬进屋里了。”“几天了？”“三天三夜了。”过路人一听，惋惜地对老人说：“你这块石头上面有五匹马，石头放在屋外马天天有露水喝，又有你捶的草吃，所以长得油光健壮，如今你把石头搬进屋里，马没水喝，一定渴死了。”采宝客说罢，与老人进屋把石头翻过来，果然有五匹马的影子，只是僵立不动了。 正是王羲之、谢灵运等人的风采和逸事给五马街留下了一抹千年未曾消散的文化香气。 繁华富庶之街 文化是五马街的根，商业则是五马街的魂。自唐宋时期，到明代改“坊”为“街”，五马街一直是温州的闹市区和城市商业中心。在此经商的不仅有本地商贾，还有“闽邦”“赣邦”“广邦”及本省“兰（溪）邦”“宁（波）邦”和“吴（兴）邦”商人。自清朝末年温州开埠，辟温州为通商口岸。五马街因为地理位置靠近“南市”，得地利之便，又是传统的商业街，最先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陆续出现了外国商人开设的店铺、公司、商行。街道两旁店铺排列，商品琳琅满目，绸布庄、百货店、铜锡器皿行、中西药店、钱庄等鳞次栉比。街面从早到晚熙熙攘攘，人气旺盛，商业氛围异常浓厚。 抗日战争期间，沿海地区大都沦陷，温州成为东南地区重要的吐纳口岸，外来轮船进出比任何时候都频繁，内外客商都在选择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地点，地处温州中心发展的五马街自然成为首选。前所未有的温州经济的畸形发展，促进了五马街的进一步繁荣。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创造了著名的“温州模式”，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如果说，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的话，那么五马街算得上是温州模式的一个缩影。 中西合璧的巴洛克建筑 徜徉在五马街上，深刻体会到“建筑是时代的烙印”这句话的深刻含义。街道两侧的商业建筑群主要为民国时期的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其主体风格为欧洲巴洛克风格，造型富丽堂皇，极具动感。而在建筑细节方面，又非常接地气地揉入了很多典型的中国元素，高大气派的石拱门前卧着两只精雕细刻的石狮子，拱形门楣与松鹤延年的精雅砖雕相配合，虽然风格绝然不同，但彼此却相得益彰，无比熨帖。 这大概缘于温州很早就形成的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 在温州有一句话：“世界上只有鸟飞不到的地方，没有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有着“东方犹太人”的美称。他们在世界各地辛苦打拼，叶落归根之后带回来大笔财富，也带回了西方的审美观和异域风情。他们雇佣能工巧匠，仿照欧美流行的建筑风格建造新居。同时，他们对祖辈流传下来的传统民居也念念不忘，愿取其精华融入新居。于是，就出现了很多中西合璧的建筑。尤其是1876年，温州开埠，西方近代物质文明传入温州后，这种现象更为明显。 温州最早出现的欧式高层建筑始于19世纪末。1919年，名闻遐迩的温州百货业巨擘许漱玉在五马街建造了一座极具特色的洋楼。当时，他买下五马街的矮屋10余间，拆建成两座毗连砖木结构三层楼房（即今大众**院及市第一百货商店位置），总面积7042平方米，规模宏大，是昔日五马街口西式建筑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商业大楼。 其后，五马街陆续出现了一批欧式建筑风格的楼房，形成了一片相对集中的欧式风格建筑群景观。如此规模的特色鲜明保留完好的欧式建筑群在浙江省乃至全国都极为罕见。五马街主街现存147幢近代商业建筑，形式主要为巴洛克式和装饰艺术派。 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在五马街区出现的“老字号”共有303家，其中包括闻名遐迩的“金三益”“老香山”等“老字号”，这些商铺至今仍沿用这种风格。 悠悠古谯楼 温州有西式洋气的一面，也有古老厚重的一面。古谯楼就是温州古老厚重的印章，千百年来稳稳钤在老城中心。 古时，有城多有谯楼，史载“世人铸城必建谯楼，此乃汉之遗风”。有着两千多年建城历史的温州，存留下来一座千年谯楼。谯楼高大雄伟，层甍反宇，飞檐拂云，如威武的将军，雄踞在城南口，镇守着一方的太平。谯楼面阔五间，楼高两层，重檐歇山顶，条石叠筑城门，青砖砌成拱顶，花岗岩雕就护栏，楼高111米，通面宽195米，进深95米，飞檐雕梁，青瓦红柱，颇显雄伟壮丽。楼南北门楣上分别写着四个篆书大字——“东瓯名镇”“民具尔瞻”，古朴庄严。 千年谯偻，曾经历几多变幻。谯楼始建于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年，吴越国的都城设在杭州，吴越王钱镠命令其子钱元瓘加固温州郡城，并增筑内城，史称“钱氏子城”。四处城门上各筑一座城楼，东为华盖楼，南为谯楼，西为西楼，北为临圃楼。 南宋时期，金兵渡过黄河，大举伐宋。高宗赵构曾逃往温州跸于此31天，于建炎四年（1130年）农历三月十八日乘御舟离温奔杭州，正式定都临安。至今，谯楼内还有高宗在温州停留的壁画和“建炎驻跸”四个大字。 此后的元清年代，谯楼经历了多次修缮、兵祸毁圮、几度修复。最终如同一位老者，悠然立在五马街中央位置，站成了一本温州城历史书。 名人故馆情怀 在温州深厚的文化家底中，五马街上的名人旧居有着不能忽略的精彩。郑振铎、朱自清、胡炘……这些名人如同星星一样闪耀在五马街的上空，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传说。 郑振铎纪念馆 两层古雅的民国建筑，中西结合，开阔的天井中似乎充溢着书卷气，一座宅院也有着自己的气质。这座宅院的气质属于郑振铎。 郑振铎故居位于温州市沧河巷，坐北朝南，临街而建，由门屋、厢房、正屋等组成合院式建筑。如今，已作为郑振铎纪念馆对外开放，设置了“书生报国数十载”、“心怀温州故乡情”、“一代才华万古传”、“鞠躬尽瘁为文物”等展览内容，分别介绍了郑振铎的生平、交友、著作、对文物考古事业的贡献等情况。 朱自清故居 四营堂巷22号，高楼大厦包围着的朱自清旧居，在现代都市的霓虹幻影中吟诵着林花春红庭院深深；让步履匆匆的人们在不经意的回眸间，轻轻地放慢自己的脚步——那古旧的青砖黛瓦、斗拱雕梁筑就了闹市中的一方静地。 抬梁穿斗梁架、硬山屋顶、砖雕门台、灰塑照壁……这座五间三进合院木构建筑，占地602平方米、房屋整体结构和风貌保留了晚清民国时期温州民居的风格，颇具江南建筑特色。 七枫巷胡宅 与隔壁喧闹的朔门街相比，曲径通幽的七枫巷显得较为寂寞，不过，小巷的沧桑历史，照样能透过粉饰过的墙壁显露出斑驳的影迹。 在七枫巷60号，有一座名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位叫胡炘的国民党官僚的父辈拥有了这座静庐。胡宅坐北朝南，为三间两层楼房，一个由大片青砖铺成的院子，院子里有大树，苍翠蔽日。建筑面积约450平方米，通面阔155米，进深158米，设有前后廊，主次间贯通。建筑面料相当讲究、墙面清灰和砖红相间，没用涂料，直接以砖的本色表现色彩的变化，使得这幢宅子历经秋霜冬雪，色彩如故。胡宅为巴洛克式建筑，夹带哥特式和中式装饰风格，华丽而不失大气，充分体现了巴洛克风格追求自由的内涵。 温州老建筑中的每一种外来风格，都代表着一种文化现象和一段历史经历。

北宋时期，出现了规模相当宏大的胆水冶铜工场。宋太平兴国年间成书的《太平御览》“药部·白青”条中已提到：“取矾石、白青分等冶炼台铁，即成铜矣。”在哲宗元祐、绍圣及徽宗崇宁年间这种生产达到了高峰。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五》记载，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负责江南炼钢业的官员游经曾统计当时胆水浸铜的地区，主要有11处，即韶州岑水、潭州浏阳、信州铅山、饶州德兴、建州蔡池、婺州铜山、汀州赤水、邵武军黄齐、潭州矾山、温州南溪、池州铜山。不过规模较大，生产持久的是信州铅山、饶州德兴和韶州岑水三处。《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十八》记载了崇宁年间东南潼川府、湖南、利州、广东、浙东等九路的铜产情况，谓“铜场岁收租额总七百五万七千二百六十三斤八两。内计饶州兴利场胆铜五万一千二十九斤八两；信州铅山场胆铜三十八万斤；池州铜陵县胆铜一千三百九十八斤；韶州岑水场胆铜八十万斤；潭州永兴场胆铜六十四万斤；婺州永康县胆铜二千斤”。也就是说崇宁初六个胆铜场的定额为1874427斤，占到当时东南诸路、州铜产量的2584%，约占当时全国铜产量的12%，已是相当可观了。

《玉海》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类书，编撰者是南宋的王应麟，《玉海》，200卷。南宋王应麟私撰。分天文、地理、官制、食货等21门。该书对宋代史事大多采用“实录”和“国史日历”，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卷末还附有《辞学指南》四卷，并有辑者所作《诗考》及《诗地理考》等13种。《四库提要》卷一三五说：“是书分天文、律宪、地理、帝学、圣制、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其作此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故胪列条目，率钜典鸿章。其采录故实，亦皆吉祥善事，与他类书体例迥殊。然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在《玉海》的各个类目当中，不仅提供了历史文献资料，还提供了代表这些文献来源的图书目录，有别于一般的类书。

每天8:30—20:20。

温州市图书馆位于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是集文化、教育、科研、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公共图书馆，是浙江省文明单位、浙江省社科普及示范基地，2018年5月被评定为国家一级图书馆。 

温州市图书馆的前身是建于1919年5月的籀园图书馆，1950年6月更名为温州市立图书馆，1955年改为温州市图书馆，2005年12月迁入新馆正式对外开放。

截至2016年12月，温州市图书馆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有2000个阅览座位，设有10个机构部门，在编职工67 人。馆藏总量达3924万册，其中古籍文献188万册，视听资料247万册，电子图书134万册。

温州市图书馆入馆须知：

请注意仪表，勿着汗背心、穿拖鞋入馆。

请将随身携带物品存放存包处，贵重物品请自行保管。

幼儿请在成年人带领下进馆。

请勿在馆内吸烟和使用明火，勿携带易燃、易爆等物品入馆。

请勿在馆区大声喧哗，入室请将手机置于静音状态。

请勿在馆区随地吐痰、乱扔纸屑和果壳等污物；请勿在馆区乱贴乱画。

爱护馆内一切公共设施，损坏公物按原价赔偿。

不得任意触摸、按动消防设施。如消防设施遭到人为损坏，对责任人送公安部门处理。

正常情况下没有。图书馆和书店的区别在于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图书馆的书是很全的，一般公共图书馆的书是为了满足最大人群的需要，所以即使不太畅销的和很老的书也能在图书馆找到，而且复本量相对较少。而书店主营畅销书和教科教辅类书籍，复本量较大。

如果就更新速度说，图书馆当然不及书店，例如，畅销书你能很容易在书店找到，但是很难在图书馆借到。

其实，无论种类是否齐全，能看到想要看到的书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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