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古籍珍稀抄本精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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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

一共收集到七部不同版本的山海经古籍，

1，吴任臣注《山海经广注》

此为清乾隆五十一年，有金阊书业堂刻本，吴任臣注的《山海经广注》，增补《山海经图》五卷，有图一百四十四幅，称为《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吴任臣，清代学者兼藏书家，仁和人（今浙江杭州），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吴任臣为人好精乐律和奇壬之书，为顾炎武所推重。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引书目530余条，于名物训诂、山川道里，皆有所订正，在《山海经杂述》中列逸文三十四条，这是郭璞注《山海经》后，现知的第一次认真的《山海经》辑佚工作，对后人的研究探讨，都有着重要的启示。吴仁臣的《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中的图本，按神、兽、鸟、虫、异域分类，一神一图，无背景，线条粗糙，但注重眼睛的描绘，给人以粗中有细的感受。

注意看一下图中山海经右下角处，此处可获得这七部山海经古籍电子书

2，格古斋刊《山海经》

3，还读楼刊《山海经笺疏》

此《山海经笺疏》为清光绪时期还读楼刊本。内容含：上谕、奏折、校刊山海经笺疏序（宦懋庸撰）、校刊山海经笺疏序（蔡尔康撰）、重刻山海经笺疏后序、刻山海笺疏序（阮元撰）、山海经笺疏叙、山海经叙录及以上十八卷，后附山海经图赞、山海经订讹。

4，群玉书堂刊《山海经》

此写刻本为清康熙时期项絪群玉书堂刊本。内容含：上山海经奏（刘秀撰）、山海经序（郭璞撰）、山海经后序（杨慎撰）及以上十八卷。

5，黄晟槐荫草堂刊《山海经》

此写刻本为清乾隆时期黄晟槐荫草堂刊本。内容含：山海经序（郭璞撰）、山海经后序（杨慎撰）、上山海经奏（刘秀撰）及以上十八卷。此本与群玉书堂刊本基本一致。

6，蒋应镐绘图《山海经》

此书由蒋应镐绘画，李文孝镌。 蒋一揆所作的一部类似作品《山海经释义》中有75幅插图，与此书中的74幅图一致。此本另有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时期刊本，可由此下载。

7，大业堂刊《山海经释义》

此《山海经释义》（王崇庆著）十八卷，为陵书林周如山大业堂刊本。王崇庆，明代学者，开州人（今河南濮阳），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王崇庆一生没有其他爱好，只爱著述。附一册《图像山海经》，有图七十五幅。这个版本的《山海经释义》，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收录，并称“此书全载郭璞注，崇庆间有论说，词皆肤浅，其图亦书肆俗工所臆作”。此本扉页题： (图绘全像)山海经广注, 太史汪舟次先生鉴定，康熙己巳新镌，玉堂重梓。按广注为清吴任臣撰康熙六年初刊，此或为其新刊本之扉页，而书贾误置于释义本之前。

另外还有一本《谟区查抄本》（Boxer Codex）其中也有关于山海经插图（页566至607），可供参考研究。

简介：

郑炳纯序：千九百六十四年十一月，杭州古籍书店严宝善、朱友伦二同志过京，携海昌吴氏拜经楼、蒋氏别下斋暨衍芬草堂藏《耆旧墨渖》之沪，拟售归上海图书馆，价700元，未谐，寄京谋识者。以将成行，不待至而先别之楚。遂委余代为寄杭，得以留阅愧斋二日，因择其要有关书林掌故及文可诵者录出，得33页。原有近人补写目录一册

严宝善序:海昌拜经楼、吴氏别下斋暨蒋氏家藏信札等手迹一批，为杭州出新书店得之，后转予杭州古籍书店。1965年售归浙馆收藏，共存225家，1160件，1788页，余曾为重编简目，并略记诸名家印记，辑入拙作《贩书经眼录》。当时拟择要多录，惜为时匆促，仅钞出数篇。北京郑炳纯同志趁手迹留京之便，竟数夕之力，选录其中之有关购书刻书校书部分，名之曰《书林碎录》，并远道寄示。余拜读之余，并为校正笔误，第以内容俱属书林掌故，爰请衍芬后人蒋仲青先生缮录副本，藏之寒斋，以存书林鸿爪。仲青先生又为勘定数处，余更请朱醉竹先生各为题签以示郑重也

下载的地址没有找到，不过，网上很多地方有卖。

版本学·二

清代对文献整理研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清代，版本学成为专门之学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把清代学术成就归纳为十三个方面，即经书的笔释、史料的搜补鉴别、辨伪书、辑佚书、校勘、文字训诂、音韵、算学、地理、金石、方志的编纂、类书的编纂和丛书的校刻。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清代文网严密，学者回避现实，埋头考据有关。乾嘉学派的知名学者惠栋、江声、余萧客、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赵翼等，就把研究经史诸子、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历史地理、天算乐历等等一切学问都纳入了考据的轨道。而要考据，版本问题就成为首要问题。因为“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重要”(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对此，考据大师们体会尤深，段玉裁《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说：

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 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

段氏所谓“正底本”就是要订正版本中的错误，还底本的本来面目，这是考据的第一步。显然，考据学的发展推动了版本学的研究。

私家藏书的兴盛是开展版本学研究的物质基础，它开阔了版本学家的视野。中国古代藏书有官藏、私藏之分。秦汉至清，历朝都有数量可观的官府藏书，但官藏图籍仅只为皇帝及王公权贵等少数人使用，一般读书人难以见到;而每逢改朝换代，官府藏书必遭兵燹之难，损失严重。因此，相对而言，官藏在保存书籍、传播文化、开展学术研究方面的作用，还不及私家藏书那样大。私家藏书起源也很早，《史记·孔子世家》有 “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庄子·天下篇》也有“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的记载，随着纸的发明，印刷术的传播使用，书籍数量增多而易得，私家藏书的规模也呈递增的趋势。约自明末清初，藏书之风更盛，明清两代知名藏书家数以千计，如范钦天一阁、毛晋汲古图、钱谦益绛云楼、黄丕烈士礼居、黄虞稷千顷堂、吴骞拜经楼、杨氏海源阁、丁氏八千卷楼、陆氏皕宋楼、汪氏艺芸书舍等，各家所藏动辄几万卷，甚至几十万卷。这些藏书家不仅仅藏书，还从事校书、编书、刻书，开展学术研究，不少人成为清代有名的大学者，其中包括版本学家。藏书量的增多，版本品种必然丰富，见多识广是成为版本学家所必备的条件。

清代版本学的论述可分作两类，一类是兼及版本的学者们的论述，一类是专攻版本的版本学家的著作。

清代许多著名学者在从事经史子集的研究中，往往需要研究版本和借助于版本学知识。如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孙诒让、王先谦、王念孙、俞樾、段玉裁、阮元、顾广圻等，是为了订正经史诸子的字句讹误来研究版本的。近人余嘉锡介绍他们的情况说：

一事也，数书同见，此书误，参之他书，而得其不误者焉。一语也，各家并用，此篇误，参之他篇，而得其不误者焉。文字、音韵、训诂则求之于经。典章、官制、地理则考之于史。于是近刻本之误，宋元刊本之误，以及从来传写本之误，罔不轩豁呈露，了然于心目，跃然于纸上。(《余嘉锡论学杂著·黄顾遗书序》)

这些考据学家常把自己对于版本的见解记入文集、日记、笔记题跋中，如王士祯《居易录》、朱彝尊《曝书亭集》、何焯《义门读书记》、卢文弨《群书拾补》和 《抱经堂集》、钱大昕 《竹汀日记抄》和《十驾斋养新录》、顾广圻《思适斋文集》和《思适斋书跋》、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和《荛圃藏书题识》、钱泰吉《甘泉乡人稿》、法式善《陶庐杂录》、阮元《揅经室外集》、蒋光煦《东湖读书记》、陆心源《仪顾堂集》等，大抵于所见古书或有考据、或有题记，在一定程度上对清代的目录学、校勘学和版本学的发展有所推动，但仅从对版本学的建树来讲，他们的研究不是主流，原因就在于缺乏对版本学系统的总结、探讨。

清末民国初年，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清代版本学的一个重要成就。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又号郋园，湖南长沙人，光绪十八年(1753)进士，官吏部主事，不久弃官归乡，一生致力于古书的收藏和校勘。他在经学、史学、文字学、文学、考据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但在学术上的影响还是以他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造诣为最著，其代表作为《观古堂书目》、《郋园读书志》和《书林清话》。《观古堂书目》是他的藏书目录，《郋园读书志》是他收藏各书的题跋。《书林清话》十卷、《书林余话》二卷是他一生对版本学研究所得经验的总结。此书是他有感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仅仅缀述历代藏书家的遗闻佚事而无出版方面的资料而作，为人们提供了系统的有关雕版书籍以来的版本学知识。叶氏根据丰富的资料，用笔记体裁说明书籍和版片的各种名称，历代刻书的规格、材料以及工料价值的比较，印刷、装订、鉴别、保存等方法，并叙述了古代活字印刷、彩色套印的创始和传播，各时代特出的著名刻本，刻书、抄书、卖书、藏书的许多掌故。

由于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第一部版本学的专著，所以对后世版本学的研究、版本目录的编制影响很大。但这部著作亦有不少偏颇之处，比如由于取材广泛，编排体例不够理想;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经眼的书籍也受到限制，特别是叶氏之后发见的大批珍善本，都是向所未见的，因而书中的论述自然不够完备、不够真确。

版本学的核心是版本鉴定。关于古籍鉴定问题，清代学者多所注意，并开始寻找一定的规律。除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外，钱曾、黄丕烈、孙庆增等均有论述。孙庆增的《藏书十约·鉴别》说：

夫藏书而不知鉴别，犹瞽之辨色，聋之听音。虽其心未尝不好，而才不足以济之。

清代的版本学家从前代版刻印刷中的字体、版式、纸墨、讳字、刻工、序跋、牌记、印章、题识等方面归结了一些有共性的形式上的特点，以指导其版本目录的编制。

由于清代考据之风的影响，社会上对版本目录的要求越来越高，无论是官藏，还是私藏，涌现出不少版本目录，较有影响的有于敏中、彭元瑞等人先后奉命编撰的《天禄琳琅书目》、钱曾《读书敏求记》、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朱学勤《结一庐书目》、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丁日昌《善本书室藏书志》、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和《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杨绍和《楹书偶录》、缪荃孙《艺风堂藏书志》和《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等，其中，又以《天禄琳琅书目》、《读书敏求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影响最大。

钱曾 (1629—1701)，字遵王，号也是翁，江苏常熟人。其父钱裔肃，明万历间即以藏书精善著名。遵王继承其父所藏，又得到其族祖钱谦益绛云楼烬余之秘籍。他将家藏四千一百余种图书分类铨次，编成三部藏书目录：《也是园藏书目》、《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此三部目录，详略不同，体例各异。前二种惟记书名、卷数，间载册数及版本。《读书敏求记》所著录之书，却为钱氏藏书中之精萃，专记宋元精椠或旧抄，每书之下标明次第完阙，古今异同，并加以详细考订，兼及作者、作品的评论。为版本作书录，后人认为始于钱曾。在版本的鉴定上，钱氏多从版刻、字体、纸张、墨色入手考订版本的年代，从初印、重印、原版、翻刻等方面去评定图书的版本优劣。《读书敏求记》对后世众多的善本书目和题跋记影响很深。

约在纂缉《四库全书总目》的同时，乾隆、嘉庆两朝还相继完成了《天禄琳琅书目》的正续编。这部由于敏中、彭元瑞等人奉敕编辑的版本目录，以经、史、子、集为类，每类之中，宋、金、元、明刊版及影写宋本各以时代为次，或一书而两刻皆工，则两本并存;一版而两印皆精好，也两本并存。每书各有解题，对刻年、刻书地以及收藏家题识印记，都加以考证。这一版本专目，尽管所录之书不过一千余种，但由于它是清代官府所藏书目，并在体例上较《遂初堂书目》、《读书敏求记》有所发展，因而对后世版本目录产生了一定影响。在版本鉴定方面，却有不少错误。

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帝以《四库全书总目》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命纪昀等别编 《简明目录》。此目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竣，流于民间。后来《四库全书》与《总目》几经增删，故所收之书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稍有出入。《简明目录》仅收选入《四库全书》中的三千四百余种书，提要从简，只记述卷数、作者和主要内容。后邵懿辰又为此目作标注。

邵懿辰(1810—1860)，字位西，浙江仁和人，道光举人，官内阁中书、员外郎。著有 《礼经通论》、《尚书通义》、《半岩纂遗书》等，治经学尊朱熹，尤究心版本目录，案头置《四库简明目录》一部，每见《四库》书宋、元、明及清初刻、抄本，均“标注”各目之下。流传后，王懿荣、孙诒让、黄绍箕、缪荃孙等各作批校增补。光绪间，其孙邵章继续辑录咸丰以后嗣出各种版本，为“续录”。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 《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将各家批校增补为“附录”，与邵章“续录”，合成一书。这部版本目录对有关《四库全书》所收书籍的版本记载相当广泛，且间评其优劣。但囿于见闻，某些有价值的本子难免遗漏。再者，它的材料来源多辑自他人著录或得之传闻，未经目验，因而各家著录中的失误也都未能更正。尽管如此，在中国古籍总目尚未编成之前，这部目录仍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约与邵懿辰同时的大藏书家莫友芝对版本目录也颇有研究。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别号郘亭，晚又称眲叟，贵州独山人，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他在所到之处，大力搜购秘籍古本，藏书卓然可观，名其藏书处为“影山草堂”。所藏间有宋元刻本，但以明清精刻、名抄、名校为多。编成《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三卷，附录三卷;《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十六卷。前者所录有他个人经藏，也有他经眼;后者则是莫氏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所做的笺注，他把每遇到一书的不同版本，均记于《简目》该条之下，甚至有一书列出数十种版本的。《简目》未收之书也在相应类里备录。这两部目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清末杨守敬写成并刊行《日本访书志》十六卷，这是一部知见版本书录，记录了他在日本所得、所见的各种珍秘古籍。讲究版本之风由此播及海外。日本学者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也是很有名的。

清代的版本目录蔚为大观，尤其是乾嘉以降，考据学的大兴，推动了版本之学的研究，各门学术研究的开展都离不开被称之为学术津梁的版本目录。由于版本学的实用性，版本目录就成为检验这门学术成就高低的试金石。清代版本目录数量多，规模亦广，使得版本学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牢固地确立了其与目录、校勘等并存的学科地位。通过版本目录的实践，使得版本学的内涵不断丰富，《书林清话》 的出现就是明证。

因有许多清代版本目录经不起推敲，故清代版本目录学受到后人的批评。究其原因，在于“掠贩”。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有这样一段话：

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源，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

这说明，讲求版本虽已成专学，有所谓“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但对后世收藏、鉴别与著录起直接影响的，还是“赏鉴家”和 “掠贩家”。

所谓“赏鉴家”正是“佞宋”的嫡派，“第求精华，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果真如此，原也该算是一种扎实的学问，但实际上多是徒有其声，经不起推敲。所以如此，正是失于把版本学只用来玩古董，玩古决非考古，是随意的、主观的，不受科学方法的约束。清人鉴别版本，每从字体、版式、纸墨、讳字、刻工、序跋、牌记、印章、题识等方面入手。公允地讲，前代版刻印刷确实形成了一些以时代为核心的共同性特点，约略地归结，有助于对版本的认识，是必要的，但要绝对化，用来指导版本目录实践，就难免不出差错。所以清末学者朱一新曾讽刺地说过：

多识书名，辨别版本，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 (《无邪堂答问》卷二)

伴随“赏鉴家”出现的“掠贩家”，明知“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要积一定功力的，但为获利，不惜用种种手段造伪欺人。古籍版本中的一些假案、疑案几乎全是他们造成的。其实一些案子做得很拙劣，今人往往一眼就能识破，这从反面反映出清代版本目录问题之所在。

综上所述，清代版本学的研究随考据学的发展而成为一门有理论、有方法的学问。

古人对万物的雅称美到极致

《书》

「书」的别称

1、籍：书、书册。

“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万章下》

“五代时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梦溪笔读·活板》“由是文籍生焉。”——萧统《文选序》

2、篇：指书。

“著文为篇。“——《论衡·书说》

“故事绝于常篇。"—《游天台山赋》

3、集：汇集单篇作品编成的书册。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合而编之。”—《隋书·经籍志四》

4、卷古指书的卷轴，今为书籍的通称。

“军书十二卷。”—《乐府诗集·木兰诗》

5、汗筒借指史册、典籍。

“虽崇勋懋绩有关於常，素德清规足传於汗简矣。”——《晋书·王湛传论》

6、汗青：借指史册。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宋·文天祥《过零丁洋》“汉子陵，晋渊明，二人到今香汗青。”——元·鲜于必仁《寨儿令》

7、青简：指青史，史书。泛指书籍。“云毫终日画，青简为谁编”——唐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厌从薄校青简，悔别故山思白云。”——唐·白居易《秘书省中忆旧山》

8、临池：学习书法谓“临池”“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晋·卫恒《四体书势》有练实先书，临池真尽墨。——杜甫《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尽萧闲，浴现临池，滴露研朱。——李彭老《高阳台》

9、韦编：泛指古籍。“还伤知候客，花景对韦编。”——唐·周弘亮《除夜书情》

10、黄卷：指道书或佛经。因佛道两家写书用黄纸。也指书籍。

“耳目何所娱，白云与黄卷。”——唐·皎然《兵后早春登故朝南楼望昆山寺白鹤观亦清道人井沉道士》“黄卷看来消白日，朱经动处引清风。”——明·高明《琵琶记·琴诉荷池》

11、经筒：比喻博通经书的人。“腹便便，'五经'等。”——《后汉书文苑传上，边韶》

12、牙签：指书籍。“绝胜锁向朱门里，整整牙签饱囊鱼。”——宋·陆游《冬夜读书示子丰》

13、木牍：古代用以写字的木简。“牒则木牍一版之称。”——叶德辉《书林清话·书之称叶》

14、丹铅：古代点校书籍时所用，后人亦用来借代经过点校或考证的书籍。“不如觑文字，丹铅事点勘。”——唐·韩愈《秋怀诗》

15、巾箱：指学问著述。“小儿可付巾箱业，未用逢人叹不遇。”——宋·陆游《冬夜读书》

16、芸编：指书籍。“天随手不去朱黄，辟蠹芸编细绢香。”——宋·陆游《夏日杂题》诗之五“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编。”——元·高明《琵琶记·副末开场》

17、芸帙：犹芸编。“坐紫苔兮绿绮奏，荫苍松兮芸帙舒。”——明·梁寅《蒙山赋》

18、芸签：书签，亦借指书籍。“登诸兰署，辖彼芸签。”——唐·李商隐《为贺拔员外上李相公启》

19、缥缃：指书卷。古时常用淡青、浅**的丝帛作书囊书衣，因以指代书卷。“词人才子，则名溢於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细帙。”——南朝梁·萧统《序》

20、帖：指书卷；书籍。“图陈虎观开细帖，喜动龙颜促讲筵。”——明·张居正《文华殿进讲大宝馈应制》诗之一

21、缃素：指书卷、书籍。“旧史堆细素，新经録洞玄。”—明·高启《临顿里》诗之八

22、绑牒：书册。

“至於事符细牒，既表祯图，无不云霏雾委，盈简被策。——南朝·梁·沉约《瑞石像铭》“至于孝思可称，仁风茂著，存乎细牌，十一而已。”—唐·王勃《平台秘略论·孝行》

23、坟典：三坟、五典的并称，后转为古代典籍的通称。先生既穷观坟典，又兼综奇秘。——晋·葛洪《抱朴子·遐览》

24、案牍：公事文书。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唐·刘禹锡《陋室铭》

25、瑶帙：指书套的美称，亦指代书。

“归取家藏瑶帙看，吾翁亦有赠行诗”

——明·郑真《题长淮送别图赠吴兴阮文肃》

26、玉版：是指珍贵的典籍。

“周有玉版，纣令胶雨索之，文王不子；费仲来求，因子之。”

——《韩非子·喻老》

27、玉简玉质书简，帝王用以封禅、诏告的文书。“便催归玉简侍宸旖，他日归来金莲送。”——明·高明《琵琶记》

28、方册：简牍；典籍。

“臣闻古之王政，虽在方册，将崇旧典，必侯圣君。”

——唐·张九龄《贺散表》

29、方策：即方册，简册、典籍。

“方策所不书，振古所未闻。“——《宋书·后废帝传》

30、祸枣灾梨：旧时印书，多用枣木梨木刻板，比喻滥刻无用的书。

“至于交通声气，号召生徒，祸枣灾梨，递相神圣，不但有明末造，标榜多诬，即月泉吟社诸人，亦病未离乎客气矣。”——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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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苏东坡贬谪黄州时，其好友章质夫曾写《水龙吟》一首，内容是咏杨花的。因为该词写的形神兼备、笔触细腻、轻灵生动，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因而受到当时文人的推崇赞誉，盛传一时。苏东坡也很喜欢章质夫的《水龙吟》，并和了这首《水龙吟 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寄给章质夫，还特意告诉他不要给别人看。章质夫慧眼识珠，赞赏不已，也顾不得苏东坡的特意相告，赶快送给他人欣赏，才使得这首千古绝唱得以传世。

　　这首词的上阕主要写杨花的飘忽不定的际遇和不即不离的神态。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开头一韵，非同反响，道出了杨花的性质和际遇。“似花还似非花”：杨花即柳絮。看着柳絮像花又毕竟不是花。艺术手法上显得很“抽象”，但仔细品味琢磨，这“抽象”超出了具体形象，一语道出了柳絮的性质。这一句与欧阳修的“环滁皆山也”可谓异曲同工。一般来讲，艺术要求用形象反映事物。而苏东坡却“反其道而行之”，匠心独运，以“抽象”写出了非同反响的艺术效果。因此，在艺术描写上，“抽象”有“抽象”的妙用。“也无人惜从教坠”，则言其际遇之苦，没有人怜惜这像花又毕竟不是花的柳絮，只有任其坠落，随风而去。“无人惜”是诗人言其飘零无着、不被人爱怜的际遇，也正说明了唯独诗人惜之。一个“惜”字，实在是全篇之“眼”，妙不可言。

　“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这一韵承接上一韵中的“坠”字展开，赋予柳絮以人的性情。“抛家傍路”说杨花的飘忽无着，仔细思量，那柳絮坠离枝头，“抛家”而去，不是很无情吗？可是柳絮“傍路”飘零，却又依依难舍，恋“家”之情跃然纸上。真是“道是无情却有情”！“有思”言其不忍离别的愁思和痛苦。其实，这是诗人的想象，“思量”是“惜”的进一步的深入，使杨花飘忽不定的形态具有了人的情感。

　“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这一韵承接上一韵的“有思”，采用拟人的手法，以极其细腻独到的笔致，尽写柳絮飘忽迷离的神态，让人柔肠百转，思绪万千，叹为观止。从上阕“无情有思”开始，诗人便展开想象的羽翼，把杨花比喻为一个思亲**，将“有思”具体化、形象化，活脱脱地展示出她的完整形象。这里，“有思”成为思亲**的“愁思”。因“愁思”而“萦损柔肠”，因“愁”而“柔”，因“柔”而“损”；“愁思”煎熬则“困”，“困”则“娇眼”“欲开还闭”。思亲**的情态被诗人描写、刻画地极其细腻，从而把柳絮随风而坠、时起时落、飘忽迷离、勾魂摄魄的形态，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真乃神来之笔。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有思”，“有思”的情态也描摹出来。那么**为何而思？上阕的最后一韵作了回答：她在思念远方的夫婿。这一韵化用了“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过辽西”的诗意。“梦随风万里”既写**之梦，又关合柳絮飘忽迷离，轻盈若梦。愁中入梦，梦里与远在万里的君郎相逢，却被莺儿的啼声惊醒，怎不让人愁更愁，简直让人恼恨了！

　　纵观上阕是以人状物，虽然是在咏柳絮，却叫人难分诗人是在写柳絮还是写思妇。柳絮与思妇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貌似神合的境界，不禁令我想起了庄子做过的一个梦：“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词的下阕与上阕相呼应主要是写柳絮的归宿，感情色彩更加浓厚。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在上阕“惜”和“愁”的情绪基础上，诗人下阙的头一韵直抒胸腻，“愁”化作“恨”，倾注惜春之情，也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写柳絮“也无人教坠”的际遇。这一韵应和上阕首韵“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表面上看，因为柳絮像花又毕竟不是花，所以不必去“恨”，应该“恨”的是西园遍地落英，“零落成泥碾作尘”，春去无奈，最可怜惜。然而，细细斟酌，“落红难缀”更反衬出柳絮的“无人惜”的遭际，诗人用这种手法进一步写出了对柳絮独“惜”的情愫。

　“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拂晓的一场春雨过后，那随风飘舞、“抛家傍路”却“无人惜”的柳絮上哪儿去了呢，为何无踪无影，荡然无存了？“一池萍碎”即是回答。看到满池细碎的浮萍，诗人蓦然清醒——原来那沸沸扬扬，满天的飞絮都化作了水上的浮萍。这里，“遗踪何在”是问题，“一池萍碎”是结果，而“晓来雨过”是柳絮化为浮萍的客观条件。柳絮化为了浮萍，用现在的科学观点来看，是不可能的。但诗人“惜”柳絮又不忍看到它凭空消逝的伤感却得到慰藉。何况柳絮坠落，化为浮萍也是当时的“公认”。“遗踪何在”一句写得极好，把诗人对春雨过后，柳絮消失后的心理情态尽写出来，又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实属难得。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这一韵从柳絮的“遗踪”荡然无存生发，以简洁洗练的句子写出了春光易逝的伤感。虽然花落无情，好景不长，然而春去有“归”：一部分归为尘土，一部分归为流水。即使如此，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柳絮不复存在，大好的春光也随着柳絮的消失一去不复返了。“惜”柳絮，进而“惜”春光，诗人的情感袒露无遗。“春色三分”一句很是别出心裁。把光景分为若干份并不是苏东坡的创造。诗人写这首词之前，许多骚人墨客写下了不少类似的句子，如“天下三分明夜月，二分无赖是扬州。”、“三分春色两分愁，更一分风雨。”等都是经典名句。但是我们仔细玩味，推敲比较，却不难看出，上述名句都不如苏东坡的语意蕴藉、含蓄、巧妙。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最后一韵，是具有归结性的震撼全篇的点睛之笔。那沸沸扬扬，飘忽迷离的柳絮在诗人的眼里竟然“点点是离人泪”！这一韵照应了上阕“思妇”“愁思”的描写，比喻新奇脱俗，想象大胆夸张，感情深挚饱满，笔墨酣畅淋漓，蕴意回味无穷，真是妙笔神功！

　　前人对苏东坡的这首“和词”与章质夫的“原唱”孰优孰劣，曾有过争执。归纳起来，观点有三。一说“原唱”优于“和词”，“曲尽杨花妙处”；二说“和词”优于“原唱”，“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三说“原唱”与“和词”均为绝唱，“不容妄为轩轾”。究竟如何？我们不要先妄下结论，还是先来看看章质夫的“原唱”。词曰：

　“燕忙莺懒芳残，正堤上杨花飘坠。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 兰帐玉人睡觉，怪青衣，雪沾琼缀。绣床渐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时见蜂儿，仰黏轻粉，鱼吞池水。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

　 面对一件艺术珍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观点，不同的审美观点获得不同的审美享受，这是正常的。但是当两件同类艺术珍品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审美价值比较问题，“不容妄为轩轾”是不成立的，必然有个孰优孰劣的评价和选择问题，非此即彼。前面说过，章质夫的这首《水龙吟》形神兼备，笔触细腻，轻灵生动，是一篇难得的佳作。然而，只要与苏东坡的这首“和词”加以比较，章质夫的“原唱”就相形见绌了。

　 大凡诗词，“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因此，只做到形神兼备还不够，必须做到“有境界”。观章质夫的“原唱”，虽然描写细腻生动、气质神韵不凡、“潇洒喜人”，但终归是“织绣功夫”，“喜人”并不感人，因而较之“和词”在“境界”上就大为逊色。苏东坡的“和词”“先乎情”，“以性灵语咏物，以沉著之笔达出”，不仅写了杨花的形、神，而且写景“言情”，在杨花里倾注了自己的深挚情感，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达到了高超的艺术境界，从而获得了永恒的艺术生命。这是章质夫的“原唱”望尘莫及的。

　　“和词”胜于“原唱”，也突出表现在艺术构思上。“原唱”在总体上没有跳出咏物写景的园囿，而“和词”却别有洞天，采用拟人的艺术手法，把咏物与写人有机地、巧妙地结合起来，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一个完整的思妇形象，写柳絮的际遇，绾合着思妇的际遇，情景交融，物我一体。这也是“原唱”无法相比的。

　　 在语言艺术特色上，“原唱”虽然精巧灵动，但也不过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令人惊奇和感动的好句子不多。诗词无好句如登山无胜景，终归有些缺憾。而“和词”的语言却新颖别致，舒放自如，并且好句比比皆是。如“似花还似非花”、“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点点是离人泪”等，都是可圈可点、令人称颂的佳句。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东坡杨花词，和韵而似元唱；章质夫词，元唱而似和韵。”步韵填词，从形式到内容，必然受到原唱的约束和限制，尤其是在“原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的情况下，“和韵”要超越“原唱”实属不易。但苏东坡却举重若轻，以其卓越的艺术才华，写出了这首“和韵而似元唱”的杰作，真可谓旷世奇才。

　 《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是苏东坡婉约词中的经典之作。我们不仅从中领略了豪放派诗人的婉约风格的一面，体验到诗人感情丰富的内心世界，而且这首词独具的艺术魅力，给予了我们不尽的审美享受。

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 ———《水龙吟》 我感觉现在的生活已经不是我想要的了。 不明白现在的自己是怎么了？总是最热闹的时候突然黯然神伤，无端地忧伤和郁闷，时不时地患得患失。以前的热情像是突然真空，甚至来不及挽留。高枕无忧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失眠的日子却是越来越多，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想心事也是越来越频繁了。辗转反侧，总是在身体和身心皆极度疲惫时才艰难入睡，而思想却仍在梦里梦外纠缠。 真的很想念原来的那个自己，整天乐呵呵的，任何烦心事都可以一笑置之，轻松自如地面对每天的学习和生活并且游刃有余，而现在却越发地力不从心。长大是不可抗拒的，而随之而来的忧虑、烦恼却也是避之不及，并且来势汹汹，难以招架。当前途再度摆上桌面，我知道，我的时代又来了，一如三年前的那次抉择，一切都要有个了断，包括爱情。 这次爱情让我等了好久。这几年来我固执地不找男朋友，只因为我相信直觉，相信缘分，我愿意为我的直觉作一次赌注，而结局竟也一如我想象中的完美，我终于等到他开口说“我爱你！”，那一刻，我是真的落泪了，感动、心酸、喜悦，一时之间什么都有。正因为得来不易，所以我分外珍惜这份感情，他还是我的初恋啊！为了他，我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自己，比以前更温柔、更体贴、更细心……，他也最大限度地改变自己来适应我，戒烟、戒酒，不随意地拈花惹草而致力于学习，爱就是包容，就是迁就，彼此的努力对方都心知肚明，我们的爱也越来越历久弥香了。在我心里，他很优秀，尽管在旁人眼里甚至于声名狼籍。以前的他冲动，好寻滋衅事，拈花惹草，“花心大萝卜”一个，我惊讶于自己居然能接受他，看来爱真的能包容一切。而我又何尝不是“另类”一个，尽管被身边的人称为“有个性”，但我知道，我的确是有些与众不同，引用朋友的话就是“很厉害，让人不敢靠近，虽然很优秀，却是一枝带刺的玫瑰……”，他也曾经半戏谑半认真地对我说：“摘到你这朵带刺的玫瑰，我可是鼓足了勇气啊！以前总觉得你是可望而不可及，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居然能把你抱在怀里，感觉像做梦一样。”我一时之间也感慨万分：“我又何尝不是啊！不过，还算你慧眼识珠，呵呵……”相视良久，两人一起大笑！ 日子一天天地过，爱情之河也欢畅地流淌，虽然其间不乏一些小浪花翻腾，但终归有惊无险，我们甚至于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让你看到美好日子的曙光，却要经历黎明前持久的黑暗，我们的爱情也正经受着考验。 眼看着离毕业的日子越来越近，心也渐渐沉重起来，心里的忧患意识也一天天增加，何去何从？周围的环境决定我只有一条路，考研看来是势在必行了，因为我别无选择！但心里的想法却是层出不穷，而大部分都是因他而起。 他天生就不是一个安分的人，渴望新奇，寻求刺激，并且对于诱惑几乎是没什么抵抗力，他的性格是我心里最大的隐患。虽然我明白他是爱我的，在他心里我是第一位，但其他的女人就可能成为第二位、第三位……，这个希望“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男人真是让我又恨又爱。我希望我们可以天长地久，而他说真不能天长地久，曾经拥有也不错啊！我希望我是他生命中的唯一，一如他是我生命中的唯一一样，而他说好象不太可能，但是他会把我放在第一位，这是什么逻辑？我可以为了他这一棵树而放弃整片森林，而他却不可以，我简直愤怒了：“那我可以效仿啊！”他却专横把手一挥：“不可能！女人就要守妇道……”这个霸道的男人，这个花心的男人，我该怎么办？真的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吗？面对他，我真的是欲罢不能，明知是一个火坑，却仍是闭着眼往下跳，“飞蛾扑火”为了寻找光明换得瞬间的美丽而完美地了结此生，而我的爱情会不会如此呢？ 人为什么总是要面临选择？我是如此痛苦！ 我想离开这座城市，但是我不想离开我心爱的他；我想为了我的前途而狠心忘记他，但是我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我该怎么办？很久以来，我一直刻意隐藏自己的感情，所以他一直以为我什么都不在乎，多么都无所谓，而他又何尝不是如此？两个性格如此相象的人都巧妙地用看似冷漠坚硬的外表很小心地掩饰自己其实敏感脆弱而多情的心，彼此的“不认真”，有点儿是为自己做一层防卫的外壳，壳里藏的是一颗火热的真心，都害怕对方的无所谓会在来日打击自己的自尊，所以只有将这份“不认真”做得彻底，方可保住自己的不受伤。真不知道这是一份悲哀，还是一份幸运，抑或其他的什么。他曾经想用“肌肤之亲”来让我完全属于他，而我始终坚持在他看来的“保守”，因为我知道我是真的对他动了情，我是认真的！但是我不敢说，因为我还不确定他的心里是否只有我一个，他的“花心”何时才能结束？如果有一天他变心了，我只想走得更彻底，而他也可以少一些愧疚。 我喜欢看到一只爱人

“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评藏书家传略与记事之作

清末叶昌炽所撰《藏书纪事诗》是一部拓荒之作，其汇集自五代至清末七百多位藏书家的零散史料，使藏书家事迹与书林掌故荟于一编，世人称便。此后继踵者不绝。作为图书文献的重要参考资料，近年亦为出版社所重，或再版，或标校，或新编，目之所及即有：《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国藏书家考略》、《藏书纪事诗》、《续补藏书纪事诗传》、《中国藏书家辞典》、《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等数种。诸书各具特色，编排体例亦不尽同。

《藏书纪事诗》为收集藏书家史料的奠基之作，征引繁富，举凡史传、诗文、笔记、小说、序跋、题识中有关藏家之行实、轶事、藏籍、著述、印章等资料，有见必录，从而汇为藏书家史料之渊薮。自宣统元年修订版问世以来，编纂和查寻藏书家史料者多取资于此。叶氏以一人之力浏览群书，征引材料，难免有疏失和遗漏，蔡金重编纂《藏书纪事诗引得》即有所纠正，《文献》一九八八年第三期所刊王国维之批注也很有参考价值。然而厥功甚伟者当属王欣夫先生之“补正”。王先生为近代目录板本名家，平生校书极多，耳目所及前人抄校本和稿本尤多，《藏事纪事诗》“补正”正其治学成果之一，诸多聚讼纷纭之案，由此“补正”得解。例如叶氏原书卷二对“文璧”一家群从、卷四对“顾阶升”一家群从考证不确，“补正”疏明其家世，不惟解叶氏之阙疑，且纠正前人记载之误，所引资料翔实可据。又如卷三“钮石溪”条，叶氏原书及后出之《中国藏书家考略》、《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国藏书家辞典》均不录其人名姓及年代，“补正”引明正德刻《越绝书》跋语、《康熙会稽县志》、郑振铎《劫中得书记》、明张时彻《皇明文范》，确证钮石溪名纬，字仲文。再如卷四“纳兰性德”条关于“穴砚斋”出处的引证可供考证；“安岐”条辨证前人误说，所引资料尤为可贵。卷五“金檀”条关于金元功的考证，“卢文<SPS=0349>”条关于卢青<SPS=0111>的考证，“周锡瓒”条关于周谢庵的名字，“吴骞”条对于“春煦”为“春照”的考证，都极为重要。此外辨正藏印是非，补录题跋印记，引证秘籍、稿本及抄本、家谱、日记等，不胜枚举。只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印本标点稍有差错，尤以不明文中所及人物与典籍之时代先后为一憾，如第327页“祥符周星治季贶校云”下，引语应至本段末尾；同页“己苍、定远跋”后应改句号；第342页《天禄琳琅》引文不可包括“祥符周季贶云”；第412页“黄氏手跋曰”引文应至“可想闲居之乐”为止；第442页“莲泾孙元理、元音跋”应点作“莲径‘孙元理《元音》跋’”。(《元音》一书为明孙元理编)等等。此编所附索引又未能详尽，查检略嫌不便。

当然“补正”也还少有疏失。如第218页“补正”所引孙氏跋语有缺字，据《藏园群书经眼录》可补“所”、“幸”二字。第201页补正所云“万历刻顾从敬编《类选笺释草堂诗余》”云云则全误，此书前六卷无钱允治笺之说，《续选》二卷则是钱允治笺释，《国朝》五卷是钱允治编，皆无“钱允明”其人，因而“补正”“允明疑是允治弟”之说完全落空。第315页补正毛氏父子资料时以“表微”为宗旨，极为用力。却未能据何煌“《松陵集》跋语”考明长期以来不知其卒年的毛<SPS=0411>卒于康熙癸巳(一七一三)九月，而此跋赫然具在王氏辑刻之《荛圃藏书题识再续录》中，可谓失之眉睫。第562页引江藩《石研斋书目序》有“藩昔年聚书与太史相埒，乾隆乙亥、丙子间频遭丧荒，以之易米，书仓一空。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夫复何恨”等语，显然有误。江藩生于乾隆二十六年，卒于道光十一年，享年七十一岁。乾隆乙亥、丙子则系乾隆二十年和二十一年，其时江藩尚未出生，何以“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此误王氏作“补正”也未发觉，连累《江浙藏书家史略》和《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皆因袭而误。《石研斋书目》一书传本甚少，不易获见。但江藩此序收入其《炳烛室杂文》，文中说“乾隆乙巳丙子间频遭丧荒”，而非“乙亥、丙子”之事。乾隆乙巳是乾隆五十年，时江藩二十五岁；“丙子”则是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之误(如前述乾隆丙子为二十一年，时藩尚未出生)，况且《炳烛室杂文·乙丙集自序》一文中说“丙午岁大饥，日惟一<SPS=0945>粥，贫居无事”，证江氏丙午年确曾遭灾。从而可以肯定江氏失书在其二十五六岁之际。此外书中待考之处尚多，有待识者补阙。

《中国藏书家考略》初版于一九二九年，主要以《藏书纪事诗》的资料为据写成传略体，补充资料不多。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新印本附有俞运之的校补，补充了一百多位藏家和部分资料，可裨参考。

《江浙藏书家史略》原发表于三十年代，利用地方史志和藏书家的书目题跋，列出不少叶氏《藏书纪事诗》未曾收录的藏家，总数接近九百人，较叶氏所收七百四十人为多。其中两浙部分尽其所知列出藏家生卒，较之江苏部分更见功力，故也是一部重要著作。例如所收之“赵<SPS=1037>”即为(清乾隆间藏书名人，《藏书纪事诗》、《中国藏书家考略》、《中国藏书家辞典》均未收入，即近出《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赵<SPS=1037>”条下所列，也仍与《江浙藏书家史略》相仿。

《续补藏书纪事诗传》是汇集伦明、王謇、徐绍<SPS=0548>等续叶氏而作的纪事诗，并补撰传略而成，作者就耳目所及补充了清末民初以来三百多位藏家。除徐绍<SPS=0548>《广东藏书纪事诗》纪事较详以外，伦明与王謇之作则是散记藏家轶事，并未提供传记资料，《诗传》作者查阅了大量资料为之增补传略，特别是尽可能注明参考文献，提供了查找线索，尤其值得赞许。《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所列近代藏家资料即以此书为基础，多处直接引用本书提供的资料，其价值可想而知。可惜本书仍有不少人未能附以传略，且不无疏失。例如第261页“吴莲溪(怀清)”条，按体例应作“吴怀清(莲溪)”，并可增补简历(按：吴怀清系陕西山阳人，光绪十六年进士，光绪二十九年任鲁乡副考官)。第268页则把原文“同邑张生江裁”误读为“同邑张生江(裁)”，竟将此条列名为“张裁(生江)”。其实此系张江裁(次溪)，于伦氏为晚辈，伦氏撰《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时张氏未届而立之年，故以“生”称之。第347页“夏孙桐”条生卒未详，而夏氏有别集传世，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即有详尽的小传。此外错字殊多，断句失误也不少，《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部分失误即源出于此，例如本书第296页将书名《野趣有声画》误标为“野趣有《声画》”，《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第284页照录，竟出现《声画》一书名，令人不解。

《中国藏书家辞典》所收藏家不多，着重名人和大家，事迹介绍比较详尽。但资料较少的藏家，即《藏书纪事诗》中已有，也不收录，此为一失。因藏书大家往往是名流，其传记不难于他书得见，且为学者熟知，而欲求助于辞书者大都是声名不著的小藏家。叶昌炽纪事诗注之所以尽量有闻必录，不弃涓滴，就是由于他长期从事文献工作，为铁琴铜剑楼、滂喜斋和嘉业堂等藏家鉴定和校刊古籍，需要了解藏书家的时代、里居、事迹以及印鉴等，深知琐屑资料的可贵。仅着眼于大家，传记本身自然显得丰腴可观，学术参考价值却大减。此外，本书虽补充了一些资料，例如尽可能注明人物的生卒，但由于未能译考和广泛吸收近人研究成果，不足和疏漏仍多。如第101页“俞谈”注为“约一二五三——？”，据王欣夫“补正”所引行状，应为“一二五八——一三二七”，传文中所记“俞贞木”和“立庵图书”皆其裔孙印章。其余如第149页钮石溪不知其名及生平；第173页季振宜无卒年；第218页周锡瓒生年应为乾隆七年，《群书缀述》应是其子周世敬所撰；第139页沈启原可从《明人传记资料索引》补其生卒(一五二六——一五九一)。阙失尚多，不遑胪列。

近期问世的《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收录藏家两千七百四十七人，超出其他各书一倍以上，资料丰富，近年出版之书刊尤见完备。所收人物多有他书未收，即使其他书已收，本书也往往补充更多的资料(如生卒年等)；譬如张惠衣、陈毅、朱文钧等人《续补藏书纪事诗传》未补小传，本书则一一查明。总之，它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当代关于藏书家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很有特色的。不过仍有不足。例如引证资料之时，间有承袭原书谬误之处，书中虽已采用王欣夫的“补正”，但偶有遗漏，如第239页“张燮”条误据叶氏之说列入“萝<SPS=1530>亭长”一印，第281页云周谢庵“其名不详”，王氏“补正”已说明前者为乔松年的印章，周谢庵名世敬。书中资料也间或有误，如第104页许厚基与许博明实为一人，本书误分为二(按：许厚基字博明，吴兴籍，世居苏州，曾经营银行，家富多资，藏书室名“怀辛斋”，颇有宋元明善本。所得天一阁散出的明刻方志尤为名贵，潘景郑先生曾借读数册，见《著砚楼书跋》)。尤觉憾者，《辞典》所收人物，多有既不注生卒，也不明朝代，如第134页“李廷玉”、“李景元”，第158页“苏之琨”，第236页“张盘”等等。更多的是仅注朝代，以“胡”姓为例，胡重、胡介祉、胡尔荥、胡树声都仅注“清代”而已。清代上下几达三百年，至少应注明大致在何时，况且这一点不难做到。此外，错字之多，作为辞典，亦觉难以取信于人。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能挽住这春色的，多凭人类所创之文字吧。叶昌炽首创《藏书纪事诗》之体，以诗为主干，以注为枝叶，虽逊于史传之周密与严谨(就史传之理想者而言)，却以其不拘形式，不弃涓滴，随笔杂记而保留了诸多不入史传的书人书事，长逝者之幽光潜德，或得此表彰而托不朽，亦可称独擅胜场。正如叶氏在日记中所称：“自谓发隐阐幽，足为羽陵委宛之功臣也！”时至今日，赓起者鲜矣，却代之以科学性、学术性更强的辞典(就辞典的本来意义而言)，其有功学林亦不待言。但其编纂过程多利用现成之工具书与藏书家资料专书，而若能于大量题跋、笔记、杂说与文集中的史料，多尽钩稽采摭之力，考辨核实之功，则或可保留更多的“春色”吧。

(《藏书纪事诗》，叶昌炽撰，附王欣夫“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1150元；《中国藏书家考略》，杨立诚、金步瀛合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四月版，250元；《续补藏书纪事诗传》，伦明等撰，徐雁等增补，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六月版，520元；《江浙藏书家史略》，吴晗撰，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一月版082元；《中国藏书家辞典》，李玉安、陈传艺合编，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750元；《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王河主编，同济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四月版，980元)

按照《三国演义》版本产生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进行分类。学术界一般把其版本分为四大类：

1，通俗演义版本类

2，志传版本类

3，批评版本类

4，毛氏版本类 

在《三国志演义》的众多版本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推嘉靖本和毛宗岗本。

嘉靖本，因其卷首附有明嘉靖壬午元年（1522）修髯子（张尚德）引言而得名。又因其卷首另附有弘治甲寅七年（1494）庸愚子（蒋大器）序文，遂被一些人称作弘治本；更有人以此臆测，以为在嘉靖本之前，还刊刻过更早的弘治本。

不过，从现存的资料看，并不见弘治本的称呼；况且弘治甲寅距嘉靖壬午仅二十八年，倘弘治本流行，则明后期涌现的大量刊本理应把它作为翻刻的祖本，但事实并非如此。

郑振铎先生在1929年发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一文，认为嘉靖元年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早、最善、最接近罗贯中原作面貌的版本，后来的诸本皆源于此本。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学术界几乎已成定论，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很值得研讨的。嘉靖本的一条注释就有力地说明在此本之前确曾存在一种或数种版本。

嘉靖本第12卷第九则《张永年反难扬修》写了这样一件事：刘璋的说客张松谓《孟德新书》乃战国无名氏所作。曹操闻知，不禁诧异：“莫非古人与吾暗合欤？”遂下令“扯碎其书烧之”。紧跟着这段正文的下面还有一条注释：“柴世宗时方刊板。旧本‘书’作‘板’，差矣”。

显然，嘉靖本之前，尚存在过一种或数种“旧本”，且旧本的文字与嘉靖本并不完全相同，否则，就不会有“旧本‘书’作‘板’”的话了。

《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明嘉靖元年（1522）序刊大字本。黑口，无图。半叶九行，行十七字。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兰州均有藏。日本文求堂主人藏残本，缺第一本；日本德富苏峰藏残本，存七、八两卷。（嘉靖本）

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十二卷二百四十则，明万历辛卯（1591）金陵万卷楼周曰校刊本。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明书林周曰校刊行”。有庸愚子序，修髯子引（无章）。

封面上方有周曰校识语。精图，二百四十叶，左右有题句，记绘刻人姓名曰“上元泉水王希尧写”，“白下魏少峰刻”。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内阁文库蓬左文库藏覆本，插图无刻工姓名。（周曰校本）

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二十卷二百四十则，明万历壬辰二十年（1592），闽书林双峰堂余象斗刊本。上评中图下文。半叶十六行，行二十七字。稍异旧本的是，此书增加批评及诗。所评者为事实，不涉文字；诗为周静轩作。（余象斗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二十四卷百二十回，明末建阳吴观明刊本。精图百二十叶，有“书林刘素明全刻像”字样。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有眉批总评。首秃子（李贽）序、缪尊素序、无名氏序、读三国史答问、宗寮姓氏、目录。合二则为一回，并取前后二则标题作每回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蓬左文库均有藏。（吴观明本）

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二十卷百二十回，明末刊本。题“景陵钟惺伯敬父批评”，“长洲陈仁锡明卿父较阅”。无图。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六字。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钟伯敬本）

李笠翁批阅《三国志》二十四卷百二十回，清初芥子园刊本。图百二十叶。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芥子园本）

扩展资料：

《三国演义》历史意义

《三国演义》用一种比较成熟的演义体小说语言，塑造了四百多个人物形象，描写了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小说体裁，这不仅使当时的读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而且也刺激了文士和书商们继续编写和出版同类小说的热情。

自嘉靖以后，各种历史演义如雨后春笋，不断问世，从开天辟地，一直写到当代。据不完全统计，今存明、清两代的历史演义约有一二百种之多。 

清代乾隆年间，有一侍卫被擢拔为荆州将军，家人皆大喜祝贺，唯此人不乐反哭，众人奇怪，问原因，此人答道：荆州这地方，连关公关爷爷尚且守不住，现在派我去，明明是害我呀！

这则载录于《竹叶亭杂记》中的趣闻，不正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三国演义》对后人精神世界影响之深么，都已经让这位老兄拎不清文学与现实了。 

《三国演义》名播四海，也受到了外国读者的欢迎。在明隆庆三年（1569）已传至朝鲜，崇祯八年（1635）有一种明刊《三国志传》就入藏于英国牛津大学。

自日僧湖南文山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编译出版日文本《通俗三国志》之后，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英国、法国、俄国等许多国家都有本国文字的译本，并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对《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作出了有价值的探讨和极高的评价。

—《三国演义》（罗贯中所著长篇小说）

《楚辞》 中出现的动物细细数来约有 65 种，大概能分为 走兽、飞禽、鱼鳖、虫豸 四种。其中 马、凤皇、龙 出现次数占比很大，马还分为马和劣马。

在 《离骚》 中“乘骐骥以驰骋兮”的“ 骐骥” 便是好马、骏马，用来比喻 贤臣。 在此“我”甘愿做美人的前驱，也是间接的表明屈原自己愿为楚怀王鞍前马后。与 《思美人》 中的“勒骐骥而更驾兮”中基本意义相同，但 《思美人》 以思楚王始，以思彭咸终，此时屈原已经历过多年的遭难受罪，在此把骏马重新套起，是想表达 自己明知前途艰险，却不改变自己原来方向，一直向前走的决心。

在 《卜居》 中，“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 驽马 之迹乎？”说应该与骏马并驾齐驱呢，还是跟劣马亦步亦趋？通过对“骐骥”与“驽马”二者的选择，鲜明的表现出了 屈原不愿与那些小人同流合污，不甘心就此融于那浑浊不清的世界 。与此相似的用法还出现在宋玉 《九辩》 中的第五、第十章中。（ 《九辩》 的分段，古来有八、九、十、十一等几种，这里采取王逸与洪兴祖的意见，分作十一章）

第五章中“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作者指控“时俗”，推开骏马不去骑，驱赶劣马上了道。下一句 “当世岂无骐骥兮，诚莫之能善御”让我们联想到韩愈《马说》中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的悲叹 ，也可以看到楚辞中用骏马比喻贤才对后世文人有着深远的影响。篇章的后面连用三句含“骐骥”的句子主要凸显了骐骥的高洁，它不会违心屈志，以此表明抒情主人公不趋时媚俗，随波逐流。在揭露世道黑暗的同时，把自己闪光发亮的品格展现出来。骐骥意象在第十章中也有出现，“乘骐骥之浏浏兮”“国有骥而不知乘兮”中抒情主人公还是 以骐骥自命，埋怨国君不能对自己加以任用。

与骐骥意象同等重要的 鸾凤 意象也在 《九辩》 中出现多次，“谓骐骥兮安归？谓凤皇兮安栖？”“骐骥伏匿而不见兮，凤皇高飞而不下”，“骥不骤进而求服兮，凤亦不贪餧而妄食”中骐骥与凤皇都是表明 抒情主人公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坚定决心。 而且 《九章·涉江》 中的“鸾鸟凤皇，日之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 《九章·怀沙》 中“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每组都是相互对立的两种意象，用以揭露社会现实的转折颠倒。如果说凤皇是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那么“ 鸷鸟 ”也就是雄鹰便是 现实中的百鸟之王 。不过书中只在 《离骚》 中出现过一次。“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雄鹰不与凡鸟在一起，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它具有 卓然不凡，君临天下的王者风范。

《楚辞》 中善用对比，有“骐骥”便有“驽马”，那么有“凤皇”便有 斑鸠、鸩 。鸠、鸩等在楚辞中出现，比喻 心地奸诈的小人 ，在屈原与楚王之间作恶的佞臣。 《离骚》 中说：“吾令鸩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