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

古董商人携甲骨至京，王懿荣判定甲骨上所刻为古文字，重金收购，此为甲骨文发现之肇始。

王襄与孟定生也在天津开始收购甲骨文。

1900年

沙孟海生。

秋，王懿荣以身殉国(1845—)，山东福山人，著名金石学家。《清史稿·王懿荣传》：“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翁同和、潘祖荫并称其学”。殷墟甲骨文是他第一个认识并作为珍贵文物购藏的。

1901年

王懿荣之子王翰甫为还旧债，出售家藏甲骨与古器物。刘鹗(字铁云)开始收买有字甲骨。

唐兰生。

商承祚生。

1902年

刘鹗先后购得有字甲骨约5000片，开始选拓墨本。罗振玉在刘鹗家中见其甲骨文拓本，叹为“汉以来若张(敬)、杜(林)、杨(雄)、许(慎)诸儒所不得见”之文字。

诸乐三生。

1903年

刘鹗《铁云藏龟》六册石印出版，共收甲骨拓片1058枚，为第一部甲骨著录。刘鹗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该书的出版扩大了甲骨文资料的流传范围，标志着甲骨文从学者书斋中的“古董时期”进入“金石时期”。

1904年

孙诒让著《契文举例》二卷第十章，为考释甲骨文第一部著作。

1906年

山之南生(—？)，山东黄县人，1924年从叔外祖丁佛言学甲骨文、钟鼎文，其甲骨文书法曾参加上海“中国语文展览”、上海救济委员会主办的“救济古物书展”等，获得好评。

冯文凤生。

游寿生。

1908年

罗振玉获悉甲骨出土地点为河南安阳小屯殷墟。

孙诒让卒。

1909年

童雪鸿生。

1910年

罗振玉考订甲骨出土地点为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玉简斋石印出版。

1911年

罗振玉、王国维赴日本京都。

胡厚宣生。

1912年

罗振玉撰《殷墟书契》。

1913年

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在日本出版。

1914年

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共考释并加以解说485字。

1916年

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编》默拓影印本出版。

1917年

罗振玉《殷文存》影印本出版。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这两篇著名论文，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1919年

罗振玉回国寓天津。

1920年

王襄编第一部甲骨文辞典《秿室殷契类纂》收可识字873个。

1921年

罗振玉撰并书《集殷墟文字楹帖》一卷由贻安堂影印出版。

1922年

秦士蔚生。

1923年

商承祚编《殷墟文字类编》收入可识字789个。

1927年

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将考释文字增至今571字。

罗振玉、章玉、高德馨、王季烈《集殷墟文字楹帖汇编》由东方学会石印出版。

1928年

丁辅之《商卜文字集联》(附诗)石印本出版。

至1928年，各类甲骨著录共收甲骨9919片。

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开始大规模科学发掘。

1930年

丁佛言卒(1878—)，山东黄县人，其于古文字学精思博览，尤其精深甲骨和金文研究。甲骨文书法笔力沉厚，气息醇古。

1931年

5月，张守义《中国古代书契制度》发表于《金陵学报》第1卷第1期。

徐无闻生。

1932年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发表，其中对五期书风的界定，对后世甲骨文书法创作影响甚大。

冯文凤书《赠春渠先生甲骨文书法轴》，刊于《当代名人书林》、《民国时期书法》。冯文凤乃广东鹤山人，卒年不详，她以金文笔法写甲骨文书法，行笔沉着，线条丰存，结构工稳匀称。

1933年

郭沫若《卜辞通纂》在日本出版。

陈夕康《龟甲骨文字概论》由中华书局出版。

1934年`

孙海波《甲骨言语编》出版，已能辨识甲骨文五六百字。

1935年

戴异撰并书《集殷墟百联一卷》刻本问世。

1936年

安阳举行第十三次发掘，得甲骨17000余片。此为殷墟甲骨文第一次重大发现。

1937年

简经伦《甲骨集古诗联》(上编)，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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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甲骨文百年历史1899-1999

丁辅之《观水游山集》墨缘堂石印本出版。

1939年

叶玉森卒(1878—)，江苏镇江人，著有《殷契钩沉》、《说契、研契技谈》、《殷墟书契前后编集释》、《铁云藏龟考释》等。其所写甲骨文，以毛笔作刀笔，颇得卜辞文字遗韵，曾撰联并书《天衣集》一卷。

1940年

罗振玉在旅顺卒(1866—)，浙江上虞人，“甲骨四堂”之一，有甲骨学著作多种问世，后世誉他是“开甲骨文识字之始”。考释之余，提笔挥写甲骨文，是近代以甲骨文入书的开创者，并以考释的几百甲骨文字编集楹联，其甲骨文书法秀润清丽。

1941年

易孺卒(1874—)，广东鹤山人，擅甲骨文书法篆刻，气息高古。

1946年

王雪民卒(1882—)，天津人，善以甲骨文入印。

1948年

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其中收入甲骨文朱书、墨书9片。

1949年

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其中收入甲骨文朱书、墨书27片。

丁辅之卒(1879—)，浙江杭州人，精于甲骨文书法，他在前人基础上，用常识之契文集自撰联语、诗作，留下大量甲骨文书法作品。

1950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安阳殷墟科学发掘。

董作宾与王怡合编《集契集》。

简经伦卒(1888—)，广东番禺人，早年曾任国民政府参事，后游历南洋欧美。其甲骨文书法篆刻恬淡超远，自然天成。著有《甲骨集古诗联》(上、下册)、《琴斋书画印全集》、《千石楼印识》、《琴斋印留》、《巳卯第一集》、《丁亥第二集》。

刘顺生。

1951年

胡厚宣《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其中收入甲骨文朱书、墨书5片。

1952年

孙儆卒(1866—)，江苏南通人，教育家，其甲骨文书法多以集长联形式出现。

1953年

郭若愚《殷契拾掇二编》，其中收入甲骨文朱书、墨书3片。

1954年

9月，日本贝冢茂树《甲骨文与金文的书体》载于《书道全集》第1卷，对董氏书法断代做了更进一步分析，多有发明。

1956年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出版。

傅振伦《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字与书体》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第1期。

王襄卒(1876—)，天津人，古文字学家，是我国殷墟甲骨文的最早鉴定和购藏者之一，其甲骨文书法厚重质朴，见于《甲骨文书法艺术大观》。

柳诒征卒(1880—)，江苏镇江人，历任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教授，上海市文管会委员。1925年因同事王伯沆之托为刘鹗遗孀分售甲骨，他自购200版，皆精品，其间又为叶玉森写《殷契钩沉序》，所作甲骨文书法别具特色。

1957年

苏莹辉《中国文字书写工具探源》(上、中、下)发表于台湾《大陆杂志》第15卷第3、7、8期。

懿荣《漫谈甲骨文字的书法》、朱家濂《中国字体演变简说》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第1期。

张秉权《殷墟文字丙编》，收录甲骨文朱书、墨书15片。

1958年

严一萍《中国书谱殷商编序》收录于台北艺文印书馆《中国书谱》。

1960年

《甲骨文墨场必读——集殷墟文字楹联汇编》在日本出版。

10月，《集契集》发表在《中国文字》第1期上。

杨仲子卒(1885—)，江苏南京人，精于钟鼎文字及甲骨文书法，善以甲骨文入印，徐悲鸿称其为近代以“贞卜文字入印之第一人”。

1961年

董作宾《殷墟文字中之人猿图》发表于台湾大学文学院古文字研究室《中国文字》第2期。

董作宾《跋鼎堂赠绝句》发表于台湾大学文学院古文字研究室《中国文字》第3期。

日本欧阳可亮《尧山甲骨美术第一集五十幅》由春秋学院甲骨学术研究室编印出版。

1962年

胡小石卒(1888—)，浙江绍兴人，他21岁始钻研甲骨文，历任南京中央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校教授，讲授甲骨文，成《甲骨文例》，为第一本研究甲骨文文法的著作。30年代有《临甲骨文》存世，其书涩笔顿挫、古朴瘦劲。

金梁卒(1878—)，浙江杭州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其甲骨文书法见于《民国时期书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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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甲骨文百年历史1899-1999

1963年

董作宾卒(1895—)，河南南阳人，是研究甲骨学专家“四堂”之一。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是作了卜辞断代研究，即根据卜辞之“贞人‘等所属时代而把甲骨文分为五个时期，并指出各个时期卜辞的风格特点。同时他还经常书写甲骨文对联、集诗等，笔致秀润端雅，深得卜文神韵。

1965年

9月，《甲骨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正编共录定甲骨文1723字(见于《说文》的有941字)，附录共收入2949字，全书共收入4672字。

童雪鸿卒(1909—)，安徽巢县人，其甲骨文书法载于《中国书法》1992年第1期。

1967年

董作宾所写卜辞集联收入《董作宾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集》。

1969年

台湾严一萍合编六家(罗振玉、章玉、高德馨、王季烈、丁辅之、简经伦)为《集契汇编》。

1971年

潘天寿卒(1897—)，浙江宁海人，其甲骨文书法用笔老辣苍润，结体峻拔奇肆，章法遗失宕起伏。

1972年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发表于《考古学报》第1期。

1973年

河南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甲骨卜辞5335片，此为殷墟甲骨文第二次重大发现。

鲍鼎卒(1898—)，江苏镇江人，擅甲骨文书法。

1974年

台湾石叔明、林翰年编《甲骨文与诗》和《商卜文分韵》。

1977年

陕西岐山凤雏村建筑遗址出土西周甲骨卜辞17000余片。

1978年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十三集，共收录甲骨41956片，1978年至1982年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收录甲骨文朱书、墨书9片。

台湾安国钧《甲骨文字集联诗格言》由台北维新书局出版。

日本欧阳可亮《集契集》出版，欧阳可亮在东京建立甲骨学院。

严一萍撰《甲骨学》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该书第八章为《甲骨文字的艺术》。

11月，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在长春举行，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成立。

郭沫若卒(1892—)，四川乐山人，为“甲骨四堂”之一。以历史唯物史观研究甲骨文，著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一系列在中国学术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其甲骨文书法甚少，尤为珍贵，今仅见《甲骨文字研究》中一小幅甲骨文临作及1934年为柳非杞书甲骨文书法条幅。

1979年

10月，《文物》开始公布岐山出土有字西周甲骨。冬，陕西扶风齐家村发现有字西周甲骨。

唐兰卒(1901—)，浙江嘉兴人，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建国后调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副院长。有关甲骨文研究方面的著作有《殷墟文字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中国文字学》等，其书临甲骨文多见于著录。

1980年

徐中舒主编、徐无闻主持编写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1年

5月，唐兰著《殷墟文字记》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该书着重甲骨文字的形体分析，对于一般的书法篆刻工作者有一定帮助。

李圃编《甲骨文选读》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法》第6期发表杨鲁安《甲骨文书体浅说》。;

陆维钊卒(1898—)，浙江平湖人，浙江美术学院教授，其甲骨书法瘦硬劲健，载于《中国书法》1992年第3期。

1982年

李其复编《董彦堂先生甲骨文法书集》出版。

赵铨、钟少林、白荣金《甲骨文字契刻初探》发表于《考古》第1期。

1983年

孙杰《从甲骨文的书契谈其字体特色》发表于《书法研究》第3期。

安国钧《甲骨文字集联诗格言续编》、《甲骨文字书例》出版。

容庚卒(1894—)，广东东莞人，早年师从罗振玉、王国维，对殷周以来甲骨文、彝文字进行过大量的研究。青年时先攻小篆，后转向金文、甲骨文书法，其书端庄清隽。

1984年

3月3日，徐稷香《郭沫若手书甲骨文(为柳非杞手书)》发表于《人民日表》第8版。

《甲骨文字书道のすすめ》城南山人著，由日本株式会社日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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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甲骨文百年历史1899-1999

河南建立安阳殷墟博物苑。

河南安阳举行殷墟笔会、甲骨文还乡书法展。

河南巩县建立“甲骨书法碑廊”。

刘亮《我国最早的微型刻字——陕西岐山县出土的西周甲骨文》发表于《书法》第4期。

诸乐三卒(1902—)，浙法安吉人，解放初在浙江美术学院对甲骨文产生浓厚兴趣，除精读少数甲骨拓片、影印件之外，还大量抄写、集联，其甲骨文书法用笔厚重，古朴自然。

1985年

《书法》第2期发表唐复年《甲骨文简说》。

游寿《殷契选释》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欧阳可亮编辑出版《甲骨文书道作品集》。

日本贝冢茂树著、杨升南译《评甲骨文断代研究的字体演变观》发表于《殷都学刊》第4期。

陈恒安《殷契书法漫述》发表于《贵州省博物馆馆刊》创刊号。

安阳甲骨学会成立。

1986年

欧阳可亮《甲骨文还乡之愿》发表于《殷都学刊》第1期。

刘桓《从甲骨文到金文》发表于《文物天地》第2期。

《书法研究》第2期、4期分别发表王慎行《卜辞书法的结体与布局初探》、冼剑民《甲骨文的书法与美学思想》。

5月18日，童稼霖《古朴遒劲数甲骨》发表于《苏州报》。

6月，朱鸿元《青铜刀契刻甲骨文字的探讨》载于《甲骨文与殷商史》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8月5日，陈振濂《空间美的确立——甲骨文艺术》发表于《光明日报》。

9月，何崝《甲骨文字帖》由巴蜀书社出版。

10月，日本内山知也编《甲骨文墨场必携》由东京木耳社出版。

刘兴隆《甲骨文集句简释》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7年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成立，胡厚宣任会长。

美国魏乐唐《魏乐唐书甲骨文集联》出版。

1988年

台湾严一萍合编六家为《集契汇编》发表于《中国文字》新12期。

锡山秦氏古鉴阁藏本《殷墟文字集联》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孙叙常撰集《龟甲兽骨文字集联》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9年

4月，徐振韬在英国杜伦大学东方博物馆举办甲骨文书法展，为在国外举行甲骨文书法展之发端。

6月，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第十六章为《甲骨文与甲骨书法》。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10月，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其中收录有刘江等对商周甲骨文及近现代甲骨文书法篆刻名家名作的品评文章)由大地出版社出版发行。

刘兴隆《甲骨文集联书法篆刻专集》出版。

1990年

徐谷甫、濮茅左编篡《商甲骨文选》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台湾甲骨文学会成立。

1991年

徐无闻主编《甲金篆隶大字典》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濮茅左编《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乃栋书《写意甲骨文》由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黄孕褚《甲骨文与书法艺术》由香港文德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杨仲子金石遗稿》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秋，安阳花园庄东地发掘有字甲骨579片，其中上有刻辞的完整卜甲达300多版。此为殷墟甲骨文第三次重大发现。

1992年

徐无闻、黄任重编《殷墟甲骨书法选》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吴仁生《从毕达哥拉斯的“美是和谐”谈及殷商甲骨文》发表于《书法赏评》第2期。

徐振韬《罗振玉和甲骨文书法》发表于《书法导报》第30期。

台湾董玉京撰《董玉京甲骨文草书集》出版。

9月，安阳段长山、魏峰合编《甲骨文书法艺术大观》由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被誉为“我国第一部集近现代甲骨文书家作品之大成”的著作。

沙孟海卒(1900—)，浙江鄞县人，所临武丁时期甲骨文一帧见于《沙孟海书法集》。

商承祚卒(1901—)，广东番禺人，1921年到天津问学罗振玉，研读甲骨文，1923年编著《殷墟文字类编》，先后在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许多著名学府讲授甲骨文。青年时期受其师罗振玉影响学习甲骨文书法，其甲骨文书法古穆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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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甲骨文百年历史1899-1999

1993年

袁德炯《八然斋习书答记之一》发表于台湾《甲骨文学会会刊》。

张俊之《甲骨文书法谈》发表于《书法艺术》第1期。

齐冲天《一项切实有益的工作——<殷墟甲骨书法选>读后》发表于《书法报》第15期。

8月，《中国书法》杂志社与中国古文字研究会联合举办了在京著名古文字学家关于古文字与书法的座谈会。

锐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读<殷墟甲骨书法选>》发表于《博览群书》第9期。

翟万益《殷卜书法艺术的叛逆——周原甲骨文书法艺术探微》收录于中国书法家协会编《全国第四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出版。

安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安阳市书法家协会编《甲骨文书法艺术论文集》由华文出版社出版。

徐无闻卒(1931—)，四川成都人，西南师范大学教授。曾手抄甲骨文字约20万字，为书法研究生讲授甲骨文及其书法。主编《甲金篆隶大字典》、《殷墟甲骨书法选》，其甲骨文书法篆刻质卜典雅。

1994年

吴仁生《董作宾在甲骨文书法艺术上的造诣》发表于《中国文房四宝》第3期。

10月，安阳举行“’94中国安阳甲骨文发现95周年国际学术纪念会”，大会还在殷墟博物苑举办了甲骨文书法摹刻艺术作品国际大展。

台湾《印林》《甲骨文书艺入印。专集出版。

游寿卒(1906—)，广东霞浦人，胡小石弟子，黑龙江师范大学教授，著有《殷契选释》，其甲骨文书法浑朴自然。

1995年

1月、3月和11月徐振韬分别在英国帝京大学、杜伦大学和美国柏克利大学举办个人甲骨文书法展，每次展出30余幅。

江苏省甲骨文学会成立，该会与台湾甲骨文学会、日本甲骨文谈话会建立了良好的合和关系，进行了多次学术文化交流。

苏金海《甲骨文治印中的几个问题》发表于《书法报》第25期。

金开诚、王岳川主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其中有张铁民对于商周甲骨文艺术的述评文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马洪《甲骨文入印：从文字结构到艺术结构的问题》发表于《书法艺术》第4期。

王天民《甲骨文心理场的现代观照》发表于《现代书法》第6期。

刘顺《我写甲骨文》发表于《书法报》第46期。

安阳殷墟甲骨文艺术研究会成立。

金学智《甲骨文集唐诗一百首》出版。

刘兴隆《甲骨文书法集联》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

1996年

黎忻《天真烂漫自然天成》发表于《现代书法》第2期。

南京举办江苏省甲骨文学会首届书法展。

1997年

南京举办首届中日甲骨文书法展。

山东桓台史家遗址发掘成果鉴定会。

刘正成《桓台史家岳石甲骨出土刍议》发表于《中国书法》第5期。

李鸿伦书《甲骨文书法》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

戴天仇著《甲骨文书艺》(百日通)出版。

《书法》第3期发表张俊之《罗振玉对甲骨文书法的贡献》。

7月，南京举办首届海峡两岸甲骨文书法联展。

陈爱民《从甲骨文到甲骨文印的审美转化》收录于《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

《书法艺术》4、5期，发表张俊之《谈甲骨文书法及篆刻的创作》。

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出土文物与书法”国际书法研讨会在台北举行。

毕涤辛《甲骨文断代分析及其书法风格简介》发表于台湾《甲骨文论文集》。

12月，《中日首届甲骨文书法展选集》出版。

刘顺卒(1950—)，河南安阳人，安阳市博物馆副馆长、安阳甲骨文学会副会长，其甲骨文书法空灵简古。

秦士蔚卒(1922—)，江苏淮安人，数十年致力于甲骨文书法篆刻，其甲骨文书印浑朴奇崛，别开生面。

1999年

《中国书法》第1期，发表刘一曼《殷墟甲骨文三次重大发现》。

西泠印社举办“西泠印社第4届篆刻作品评展”、“西泠印社篆刻创作理论研讨会”。其作品投稿要求其中希望1方用甲骨文入印。短论内容之(3)为：“甲骨文入印的探讨及与篆刻有关的其他方面。”

4月，在山东烟台举行“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00周年”活动。

为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由江苏省甲骨文学会与江苏省社科联、江苏省教育工会、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甲骨学商史研究中心、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及台湾甲骨文学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举办“甲骨文与商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海内外甲骨文书艺展”。

5月，由江苏省文化厅、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海内外甲骨文书法大展”。

刘一闻《甲骨文与书法篆刻》发表于5月13日《大众日报》。

《首届海峡两岸甲骨文书法联展作品集》出版。

为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上海博物馆从其馆藏的5000版甲骨文中挑选出1000版甲骨文，举办上海百年来首次甲骨文专题展。

8月，“魏峰甲骨文书法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河南省安阳市8月19日召开甲骨文书法艺术研讨会，20日召开甲骨学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另安阳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纪念大会，21日举办“全国甲骨文书法篆刻作品大展”开幕式。

国家图书馆在北京举办“百年甲骨精品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项目“甲骨学一百年”科研成果《甲骨文一百年》、《甲骨文合集补编》(共收录甲骨13450片)和《百年甲骨学论著目录》出版。

南京举办“百年甲骨学——南京图书馆藏甲骨学文献展”。

《胡小石临甲骨文金文长卷》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

甲骨文孤本《丁山摹本》拟由江苏出版。

徐振韬、周凤池主编《国际甲骨文书法篆刻家大辞典》拟出版。

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甲骨文》卷拟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

一）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和核心

在五帝时代邦国林立，神州大地出现了许多地区性的文明。如江汉地区文明、太湖地区文明、海岱文明、甘青文明、燕山地区文明以及中原文明。中华文明的源头在中原地区。许顺湛先生在《再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文章中，把这个问题已经说的很清楚。他提出：农业生产社会化、手工业专门化、脑力劳动阶层化、部落酋邦化、礼制规范化五条标准，与中原文化都能够对应，黄帝族团活动的地域主要在中原地区。关于文明的要素和文明社会形成的标志，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标准，汇总起来有：文字、会对自然物进一步加工、一夫一妻制、城市、第三次分工、阶级和国家、礼仪建筑、宫殿庙宇、巨型建筑、青铜等。这些标准或称之为要素，与黄帝时代的中原地区文化相对应，基本上都很吻合。即使退一步说，把中华文明源头认定在尧舜时代，与它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是中原龙山文化，近来文明探源工程确定了四个要点，即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河南郑州市辖区的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的古城寨古城遗址、新寨古城遗址。这就是说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学术界也把中华文明的源头锁定在中原大地。

国家文明多在国都中体现的比较突出。五帝时代属于邦国文明，夏商周三代属于王国文明，秦汉以后属于帝国文明。这些文明就是中华文明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明，它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全过程。但是中华文明不仅它的源头出现在中原地区，而且从它几千年发展史来看，其核心地区也在中原文化圈内。前边已经作了介绍，从五帝到三王再到秦汉以后，其邦国、王国、帝国的国都基本上都在中原地区。如《史记·封禅书》 : 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正义》引《世本》和《帝王世纪》，不仅具体的介绍了夏禹、商汤、盘庚之居在河洛间，而且指明“周文、武都丰镐，至平王徙都河南，”也在河洛之间。《国语·周语》记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商之兴也，檮杌次于丕山”，“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岐山在关中，丕山在荥阳，崇山即中岳嵩山。进入封建帝国时代，其国都基本上是在西安、洛阳、开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深刻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7 页）。国都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也是一个国家的代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国家的国都文化，是中原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区文化的最大特点，它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在一定意义上讲，它也是中华文明的代表。

（二）中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关于史前中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许顺湛先生在《黄河文明的曙光》一书中对氏族部落时期，即裴李岗文化时期归纳为八大贡献：第一，发明了耒耜，使农业跨入锄耕农业新的历史阶段；第二，发明了地下粮仓；第三，发明了半地穴的房屋建筑；第四，发明了编制和纺织技术；第五，发明了烧陶窑；第六，发明了粮食加工工具；第七，发明了乐器；第八，发明了符号文字。从部落联盟到酋邦出现，即仰韶文化时期，中原文化对人类社会文明做出了十大贡献：第一，发明了犁耕农业，为古代文明奠定了经济基础；第二，制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率先走向专业；第三，冶铸青铜的火花照亮了文明社会的道路；第四，家畜的驯化奠定了几千“六畜“的基础；第五，建筑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民族建筑风格的基础模式；第六，衣著装饰是社会文明的风貌；第七，绘画艺术的发明，为社会文明穿上华丽的衣衫；第八，文字的出现是精神文明的催化剂；第九，度量衡是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活动的标准；第十，天文、律历、易学的出现是古代文明中科学技术的高峰。酋邦联盟到世袭王朝，即中原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对社会文明也做出了十大贡献：第一，农耕技术进一步发展；第二，建筑技术的新成就，出现夯筑、高台建筑、石灰、土坯等；第三，制造陶器普遍使用快轮；提高了效率和质量；第四，青铜技术大有提高，并发明了镶嵌工艺；第五，发明了木漆器；第六，制玉工艺飞速发展；第七，文字的发展和乐器的新发明；第八，出现了丝织品；第九，发明了水井；第十，发明了酿酒技术。（见许顺湛《黄河文明的曙光》，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以上均系中原考古学文化的反映，其实与史书记载也基本吻合。

中原文化中的“河图”、“洛书”、《易经》集中反映了“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哲学思想，“阴阳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及“和合”思维理念，一向被学术界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文字萌芽于五帝时代，到商代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它是中国汉字的鼻祖。由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直到楷书一脉相承，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对中国的汉字进行了规范。天象历法出现在五帝时代，到夏商周大有发展，进入秦汉以后更加成熟，以张衡为代表的科学家首先在东汉国都营建了灵台，这是有遗迹作证的中国最早的天文台。中国最早的铸铜技术和冶铁术的发明，对社会发展起到划时代的作用。汉代的球墨铸铁技术早于西方国家一千多年。汉代的叠铸技术、造纸技术、水利机械、制造技术，以及后代活字印刷技术等，都是首先出现在中原。东汉在国都兴建太学，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学生最多时能达到三万多人，历经曹魏、西晋给全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揭开了中国教育史上辉煌的一页。先秦诸子百家形成了不少学派，影响后世最大的是儒、道、墨、兵、杂诸家，他们活动的地域大多在中原地区。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出生在鲁，祖根在豫，他尊崇周公，入周问礼，向李耳求教，周游列国十四年，足迹遍布中原。道家鼻祖李耳，出生鹿邑，在东周王朝为柱下史，在灵宝函谷关写下《道德经》五千言经典。墨家的鼻祖墨翟，毛泽东称他为平民圣人，他的老家在鲁山。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它的释源是洛阳白马寺，禅宗祖庭是登封少林寺。有影响的汉学、玄学以及北宋的理学都是在中原发迹。

典章制度形成于中原。关于典章制度，在早期实际上就是礼乐制度，或称礼仪制度，它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美国有一位学者说：“制度通常包括一套习惯和传统，一系列法规和准则，以及物质的延伸，如建筑、惩罚手段、沟通和训诫机构。由于认识社会的人，这些成分有些大概从很早的时代开始即已存在，但完整形态的制度看来是新石器时代的一项成就。”（美·伯恩斯、拉尔夫合编《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这里所说的制度就是中国史书上说的礼制。礼仪制度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的集中表现。在国家出现后的 ，它是宗法等级秩序、政治体系和全面的伦理道德规范。礼制是古代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法则，是人们言行的标准，国家赖以生存，社会赖以安定。《周礼》、《仪礼》、《礼记》的中心思想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制，以民为极。”（《周礼·天官家宰第一》）其实这“三礼”便是当时的典章制度。早在尧舜时期，《史记·五帝本记》记载的很清楚，如说：‘舜乃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归，至于祖祢庙，用特牛礼。”“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烖国，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夏商周直至秦汉以后的典章制度，即礼制不断完善以至更加成熟，成为精神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肯定地说，反映高度文明的礼制，都是在中原地区历代国都中制定的。

郑振铎先生对中国古籍文化的贡献的故事

1937年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后，为保护祖国文献不被掠夺，郑振铎与“文献同志保护会”的同仁一起，肩负起此重任。数年来，经他们之手“抢救”出大量珍贵的古籍文献，为保存中华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郑振铎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藏书家和出版家，1937年在日军攻占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以后，他又担负起了保存中华文献的重任，为国家“抢救”出大批珍本古籍，其功德无量。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后，许多文化人都离沪去了后方，但郑振铎没有走，他毅然留在上海。东南数省相继沦陷后，江浙皖以及上海藏书家所藏珍本图籍纷纷散入上海旧书肆，不仅日寇和汉奸攫取抢购，更多的将会流到海外。郑振铎深感“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部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1]。最重要的是，伪满“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也在收书，并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为主体，居心叵测。就当时而言，可用做调查资源、研究地方情报及行军路线；从长远来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一想到此，他忧心如焚，然而又没有“挽狂澜”之力。同时，某家某家的书要散出的消息又不断传出，一些有失道德的书商也图谋乘乱发财，这使他日夜焦虑不安，亟思“抢救”之策。是时，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考古学家、版本鉴定家、收藏家张凤举四人，也因职位或任务关系留在那里。郑振铎和上述几位关心文献的人士，痛惜国宝散失，每日聚商挽救办法，最后决定立即行动起来，抢救文献。鉴于个人经济力量实在有限，而流散图籍甚多，于是由郑振铎发起，五人联名于1940年1月5日向重庆当局发电报，要求拨款抢救民族文献。

此前的两年中，郑振铎已经以个人之力担负起拯救中华文化典籍的重任，其中所获国宝《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发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2]”尽管如此，他毕竟势单力薄，深感力不从心。他曾说，“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辛苦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不过他还是竭尽全力去做，“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无悔矣![3]”就表明了他的决心。

当时上海的形势甚为紧张，就在1月4日，郑振铎得何炳松等人电话告知，敌伪已列黑名单共14人，皆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负责人，将下毒手绑架，嘱防之。郑振铎被迫转移借宿他家，但他十分坚定，仍与诸先生为争取当局支持抢救文献之事而奔波。他曾说：“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横逆之来，当知所以自处也。[4]”

1月10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兼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复电，虽表示赞成“创议在沪组织购书委员会，从事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但又说“惟值沪上抗战时期，筹集巨款深感不易，而汇划至沪尤属困难。如协助政府目前力所不及，将来由中央偿还本利，收归国有，未识尊见以为如何[5]”重庆来电所述当是实情，但解决的办法似有“踢皮球”之嫌。不过，在郑振铎等的力争下，最终还是同意拨款抢救古籍。

几天后，何炳松登门告诉郑振铎，教育部已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来沪，并告教育部下决心在沪抢救收购民族文献(后由“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即前“中英庚款董事会”拨款购书)。当时郑振铎正发高烧在家，闻讯大喜，立即又扶病奔走。经研究拟推张元济主持其事，但张老以年高而力辞不就，只好转推张咏霓、郑振铎等4人具体负责。数日后，几人再次碰头商谈购书事宜，认为以私人名义或尚可公开的几所学校如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及涵芬楼(商务印书馆图书馆)的名义购书为宜。经过商讨，最后一致同意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并表示“自今以后，江南文献，决不任其流落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之书，我们必为国家保留之。此愿蓄之已久，今日乃得实现，殊慰![6]”具体分工为：张凤举与郑振铎负责采访，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何炳松、张咏霓则负责保管经费。郑振铎虽分工负责采访，但他生性积极，实际上所做的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职责范围。

自这以后，郑振铎等便立即行动起来，开始了一场艰巨而有意义的工作。如果说前二年郑振铎替国家收书是以个人的力量，自发的，出于“嗜书如命”的爱好，而这时“抢救”民族文献的工作，却是以国家的力量，有计划、有组织的，体现了富有正义感的爱国学者对中华文化的炽热情感。购书的目标，原则上以收购江南若干“藏书家”之书为主。未出者拟劝其不售出，不能不出售者则设法为国家购下。当郑振铎购下苏州玉海堂刘氏藏书以及群碧楼邓氏的收藏之后，书商们开始骚动了，这些藏家的收藏原本都是书商“逐鹿”的目标，久思染指而未得，如今遇到强劲对手，自知无力抗衡，也知道如此江南一带不会再有所获，于是他们便转移目标，常到郑振铎家里走走，并不时携带些好的书样。郑振铎望之心喜，和张咏霓、何炳松二先生商量后，也豪不犹豫地收留下来。

这样一来，书商们便一天天多起来，郑振铎的家门庭若市，“样本”堆了好几箱。他不时要和诸位先生相商，往来的信札摞起来有一尺多高。那时，郑振铎已沉浸在收书之中，用他的话说，“我竭力地在做这件事，几乎把别的什么全都放下了，忘记了。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7]”此话言之绰绰，因为郑振铎本人就是一位藏书家，他的最大嗜好就是去书肆“淘金”，数十年来，他搜集有许多珍本秘籍，如果不是这场战争，如果不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他是绝不会放弃自己的目标。

从郑振铎致张咏霓的信中可看出，举凡当时珍本图籍从藏家散出的信息，以及收购、论价等工作，因何炳松、郑振铎同在暨南大学不时相会，大都两人先行商定，然后征得张咏霓同意后办理，即支付书款。从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前后不到两年时间，郑振铎为购书事宜致张咏霓的信就达二百七十封之多，其中最多的一个月写有二十一封信。信中除谈及购书之事外，时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从中可以看出郑振铎的拳拳报国之心。这里不妨摘录两段：

“我辈对于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重责；只要鞠躬尽瘁，忠贞艰苦到底，自不至有疵议。盖我辈所购者，决不至浪费公款一丝一毫；书之好坏，价之高低，知浙自必甚明了也!一方面固以节俭为主，同时亦应以得书为目的：盖原来目的，固在保存文献也。浪费，乱买，当然对不住国家；如孤本及有关文化之图书，果经眼失收，或一时漏失，为敌所得，则尤失我辈之初衷，且亦大对不住国家也。故我不惜时力，为此事奔走。其中艰苦诚是‘冷暖自知’。[8]”“我辈自信眼光尚为远大，责任心亦甚强，该做之事决不推辞。任劳任怨，均所甘心。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不逃避。”“每一念及前方战士之出生入死，便觉勇气百倍，万苦不辞。”[9]

郑振铎为收书，还专门刻了两枚图章。据他后来回忆，“我们曾经有一颗长方印：‘不薄今人爱古人’，预备作为我们收来的古书、新书的暗记。这是适用于任何图籍上的，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10]另一章殆为“书生本色”，用于立银行帐号。自“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之日起，郑振铎除在暨南大学授课外，所有课余时间都投入抢救工作。他整日接待书商，版本图籍一一鉴定论价，并常常为购书款的多少而与书商讨价还价，煞费苦心，正如他给张咏霓信中所说的“为公家购书，确较私人不易。我为自己购书，如为我所喜者每不吝重值；但为公家购书，则反议价至酷。”每天收来之书，还要经他点查、登记、编目然后装箱运送。储藏本有专人，但他还要亲自检点。为了预防不测，对于重要的孤本珍本，还设法录副，或影印或拍照晒印，工作

相当繁重。郑振铎自接手这一工作后又恢复了往日的激情，天天可以见到那么多新奇的书，精美的书，未之前见的书，得以先睹为快，这对他来说是何等的幸事。作为一个文化人，郑振铎何所求

为了动员所有爱国文人一起加入这极有意义的“抢救”工作，6月25日，郑振铎作《保卫民族文化运动》一文，号召爱国进步文化工作者“要在这最艰苦的时代，担负起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编者在《编后记》感谢作者“在万忙中写的论文，他向战斗的文化人发出一个似乎迂远而其实是急迫的呼声”。

由于上海的形势日趋紧张，郑振铎害怕所收的图籍再得而复失，那将是多么令人伤心。他在给张咏霓信中曾指出：“现在此间环境日非，无人能担保‘安全’”，故在收书的同时，他将一些重要的图籍和史料重游影印出版，该丛书后定名为《玄览堂丛书》，这是后话了。

同年底，国民政府教育部又派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鸿宝来沪。徐为国内著名文物、版本鉴定专家，除负有其他使命外，将留沪协助鉴定收购善本工作。

图书收购后，郑振铎还要忙于将“善本”分类、编目，“一年以来，瘁心力于此事，他事几皆不加闻问。”尽管工作相当艰苦，但郑振铎一想到得这么多的好书，一切都抛之脑后。他不无自豪地说，“我辈所得，有数大特色：一是抄校本多而精；二是史料多且较专；三是唐诗多且颇精。”

上海沦为孤岛后，日寇即派特务进驻上海邮务管理局检查往来信件。当时，郑振铎发出的邮件很多，大都和抢救版本图籍有关，如果一旦被日寇查出，抢救古籍之事将功败垂成。恰好文友唐(著名文学家)为邮局邮务员，郑振铎通过他将购书印书的有关邮件寄到重庆及香港，以避免敌伪的检查。唐每天有机会在日寇检查邮件离去之后、邮袋封口之前，将委托付邮的信件投入邮袋后封口，这样万无一失。由于有了他这条内线，其后到重庆和香港的邮件都是走的这条路并安全抵达。

1941年4月底，历经1年多的时间，郑振铎终于结束了图书的购置工作，随后开始编制“善本书目”。自6月，郑振铎就开始忙于装书、寄书。这也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随时都会遇到危险，他每天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干，一批接一批的寄。白天忙于此事，晚上还要编写书目，忙得不可开交。

7月24日，徐鸿宝携带着精品两大箱离沪，郑振铎去送行，回来后写信告张咏霓“再有半月，‘善目’中物，必可全部运毕。”后来他回忆说：“国际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图书能够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迁地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鸿宝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整个打包邮寄的工作，整整地费了我们近两个月的时间”。徐鸿

宝抵港后，来电催郑振铎携第二批善本书去港。原本准备先行离沪的郑振铎由于手上事多未能完结而放心不下，遂决定暂不走，到8月初运书之事基本告竣。

由于资金有限，购书时慎之又慎，间有错失良机，使有些图籍未能得到，对此，郑振铎非常伤心。“心中至为愤懑”，“终夜彷徨，深觉未能尽责，对不住国家!”郑振铎就是这样一位极认真负责的人，希望所做工作能完美无缺，虽已尽力并足以自慰，但仍感美中不足。

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孤岛”最后沦陷。当日郑振铎一早就赶到暨南大学参加校务会，会上决议：“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大学关闭。”郑振铎坚持上完“最后一课”，在10点30分见到日军车开来时，他“立刻挺直了身体，作出了立正的姿势，沉毅的盖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现在下课!’”。再现了当年法国作家都德《最后一课》中的爱国情结。

从9日至16日，整整一个星期，郑振铎每天都在搬运自家的藏书。一部分运到另租的一处，一部分重要的宋、元刊本，则分别寄藏到张乾若先生及王伯祥先生处。他动员全家一起上阵，连孩子们也在内，还有几位书店里的伙计帮忙，仅搬书就耗去了二千多元。

“一二·八”以后，郑振铎的“抢救”工作也随之停顿，一是因经济来源中断；二是敌伪无孔不入，决难允许象他们这样的一个组织存在；三是为了书籍个人安全，他也不得不离开家。12月16日，郑振铎被迫离家避难。他回忆道“我没有确定的计划，我没有可住的地方，我没有敷余的款子。只随身携带着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着。这时候我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

从1940年春至1941年初冬，郑振铎等为国家收书，虽前后不过两年时间，却抢救、搜罗了不少重要文献，江南著名藏书家，包括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赵氏旧山楼等所藏图书，凡有散出的大都归为国有，计珍本图籍三千八百余种，约一万八千余册，其中宋、元刊本三百余种。“虽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么好的成绩!

”当时北平图书馆(现北京图书馆)编有《馆藏善本图书目录》四册，录有善本书仅三千九百种，而“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的珍本图籍却相当于当年国家原藏之数，其成绩相当可观。

叶圣陶后来说：“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

对于郑振铎等为国家抢救文献，徐鸿宝给予高度评价，他在致蒋复璁信中说，“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寥寥数语，勾勒出郑振铎等人的一身正气。

当年“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的珍本图籍，曾编有目录，现不知流向何处。全部图籍根据郑振铎致张咏霓书信及其他著录，大约可分三部分：

一、是“首先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之古书八十多种，由徐森玉先生运往香港，再由港空运至重庆，入藏国立中央图书馆。

二、是明刊本、抄校本等典籍约三千二百余部，寄往香港许地山处并暂放在香港大学，原准备陆续再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这批典籍为日寇劫去。日本投降后，蒋复璁亲往日本查访，因全书盖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章”，日方无法抵赖，故全部追回，共计107箱。国民党败退时将这批珍贵典籍全部运至台湾。

三、是其余部分，由何、郑二人分藏于几处地方，抗战胜利后，归入南京中央图书馆(现南京图书馆)。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位大家，他的研究、他的译著、他的作品、他的办刊，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和敬佩的。但是，正如周一萍在“疾风劲草识良师”一文中写道：“我觉得，郑振铎同志最为可贵的，是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坚贞不屈、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最近在看一些上古相关的历史，上古历史中不乏给力的能人男神仙，也不乏这个智慧才智的女神仙，这个时候就有一些人要问了，呀，这个上古时期最美的女神仙都是谁也就是拿上古时期的女神仙做一个排名，那么这个上古时期的女神仙最美的会是谁这个问题也挺有意思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看看!

其实上古时期的神仙对于美貌这个事情我们并不好去评判，毕竟上古时期的神仙我们并没有相关的资料记载，只有相关的传说罢了，所以这个上古时期最美的女神仙也不好选了，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重点来选，下面我们一起分析看看吧。

10、女娲

女娲，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

又称娲皇、女阴，史记女娲氏，是华夏民族人文先始，是福佑社稷之正神。

相传女娲造人，一日中七十化变，以黄泥仿照自己抟土造人，创造人类社会并建立婚姻制度;因世间天塌地陷，于是熔彩石以补苍天，斩鳖足以立四极，留下了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

女娲不但是补天救世的英雌和抟土造人的女神，还是一个创造万物的自然之神，神通广大化生万物，每天至少能创造出七十样东西。她开世造物，因此被称为大地之母，是被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母神。

9、妇好

妇好，妇是属性，姓是倒过来的，姓子(古音(zǐ)，同子姓)，妇为尊称，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甲骨文)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妇”为亲属称谓。铜器铭文中又称“后母辛”是因为她的庙号称辛，即乙辛，周祭卜辞中所称的妣辛。祖庚、祖甲的母辈“母辛”也就是她。

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表明，在武丁对周边方国、部族的一系列战争中，妇好多次受命代商王征集兵员，屡任军将征战沙场。曾统兵13万人攻羌方，俘获大批羌人，成为武丁时一次征战率兵最多的将领。参加并指挥对土方、巴方、夷方等重大作战，著名将领沚、侯告等常在其麾下。对巴方作战中，率领沚布阵设伏，断巴方军退路，待武丁自东面击溃巴方军，将其驱入伏地，予以歼灭。是为中国战争史上记载最早的伏击战。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商代，妇好还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泉等各类祭典，又任占卜之官，为武丁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曾率兵镇压奴隶反抗斗争。竭心尽力维护奴隶主阶级统治和特权，深受武丁宠幸，被封于外地，担负守土、从征的重任。卒于武丁时期。

因此武丁十分喜欢她，她去世后武丁悲痛不已，追谥曰“辛”，商朝的后人们尊称她为“母辛”、“后母辛”。妇好墓于1976年于河南安阳殷墟发现，墓中的谜团正在不断发掘之中。

8、娥皇女英

是尧的两个女儿，她们一起嫁给了后来的部落首领舜，两个人之后因为舜死了，伤心欲绝，泪尽而死。

7、螺祖

嫘祖，又名累祖。中国远古时期人物。为西陵氏之女，轩辕黄帝的元妃。她发明了养蚕，史称嫘祖始蚕。出生于西陵。

嫘祖生玄嚣、昌意二子。玄嚣之子蟜极，蟜极之子为五帝之一的帝喾;昌意娶蜀山氏女为妻，生高阳，继承天下，这就是五帝之一的“颛顼帝”。

6、嫦娥

嫦娥，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仙女，“嫦娥奔月”神话源自古人对星辰的崇拜，嫦娥故事最早出现在《归藏》。后来民间把故事进一步发挥，衍化成多个故事版本。“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据西汉著作《淮南子》中说，是因为她偷吃了她丈夫羿从西王母那里要来的不死药，就飞进月宫，变成了捣药的蟾蜍。

在故事衍化中嫦娥演变成了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之一帝喾(天帝帝俊)的女儿、羿(大羿、后羿是否同一人存在争议)之妻，其美貌非凡。据说“嫦娥”本称姮娥，因西汉时为避汉文帝刘恒的忌讳而改称嫦娥，又作常娥。在东汉之前，无任何资料显示嫦娥与羿是夫妻关系，直到高诱注解《淮南子》才指出嫦娥是羿之妻。

据说嫦娥与羿开创了一夫一妻制的先河，后人为了纪念他们，演绎出了嫦娥奔月的故事，民间多有其传说以及诗词歌赋流传。在神话传说中，嫦娥因偷食羿自西王母处所求得的不死药而奔月成仙，居住在月亮上面的广寒宫之中。后来道教在其神话中，将嫦娥与月神太阴星君合并为一人，道教以月为阴之精，尊称为月宫黄华素曜元精圣后太阴元君，或称月宫太阴皇君孝道明王，作女神像。

5、女魁

天女女魁，她是黄帝的女儿，她所居住的地方没有雨的洗礼，正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在黄帝大战蚩尤的时候起了大作用。

4、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简称玄女，俗称九天娘娘、玄牝氏、九天玄女娘娘、九天玄母天尊、九天玄阳元女圣母大帝玄牝氏。原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传授过兵法的女神，后经道教奉为高阶女仙与术数神。虽然她在民俗信仰中的地位并不显赫，但她是一位深谙军事韬略，法术神通的正义之神，形象经常出现在中国各类古典小说之中，成为扶助英雄铲恶除暴的应命女仙，故而她在道教神仙信仰中的地位重要，其信仰发源可追溯至先秦以前。

恭行天律，部领雷兵。如有下界精邪，北阴午酉，出没岩穴，蟠踞山林，窥阚家庭，损伤人命，神威所到，一切扫除，福佑生人，肃清魔魅。

《云笈七签》云：九天玄女者，黄帝之师圣母元君弟子也。九天为干金之象，性刚好动。九天之方，可以扬兵布阵。有《九天玄女治心消孽真经》等经书传世，以教化世人。

3、常曦

月亮神又称月光娘娘、太阴星主、月姑、月光菩萨等。中国民间流传最广的神仙之一。崇拜月神，在中国由来已久，在世界各国也是普遍现象，这是源于古代中国人民原始信仰中的天体崇拜。

2、羲和

羲和，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太阳女神与制定时历的女神。

羲和的原始形态来源于远古神话，在时代的更迭中她由最初的“日母”演变成“日御”，在后来的不断演化发展中，羲和又作为太阳神话、天文史官的代表人物，明确地承担了文化的功能载体，并集中表现在古诗词文化环境中的运用上。

中国部分学者认为：羲和、常仪是同为一人，“羲和、常羲，亦同一人名，同一故事之变也”。 因此，羲和也是一位日月女神。

1、西王母

王母娘娘，又称：太华西真万炁祖母元君、九灵太妙龟山金母、太灵九光龟台金母、瑶池金母、金母元君、西王母、西灵圣母、金母、王母、西姥等，全称为“上圣白玉龟台九灵太真无极圣母 瑶池大圣西王金母 无上清灵元君 统御群仙大天尊”。《枕中书》曰：“木公、金母，天地之尊神，元气炼精，生育万物，调和阴阳，光明日月，莫不由之。”

王母是中国神话中掌管不死药、罚恶、预警灾厉的长生女神。一部分学者认为西王母是古人神化的始祖女神。

在道教神话中，西王母是女仙之首，主宰阴气、修仙的女神，对应男仙之首东王公。是生育万物的创世女神，全真教的祖师。

晚期多将西王母奉为婚姻、生育、保护妇女的女神，并大量在民间传说、小说戏曲中出现。

许多古籍及传说中都有关于西王母的记载。商代的《归藏》对照西周的《周易》，可知王母拥有不死神药。《竹书纪年》中，西王母的形象是一位雍容的女帝王形象。《山海经》中的形象则是：“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狌，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墉城集仙录》则称虎身是西王母使者西方白虎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