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的起源，是先秦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在笔者提出的「 ”夏与商周并行”体系中，传世文献中的殷商王朝被从盘庚迁殷分为前后两段：前段称「 ”唐”，后段称「 ”商”。因此，要讨论所谓「 ”唐”或者「 ”商”的起源问题，以及唐与商的关系、唐与夏的关系、夏与商的关系、夏与周的关系、商与周的关系等种种课题，都离不开先明晰先秦史的年代结构。　在《夏与商周并行论：从三星堆文明和〈竹书纪年〉来谈夏朝年代体系》（以下简称《夏与商周并行论》）和《金沙文明解码：成都羊子山祭台与夏启舞九招的传说》（以下简称《金沙文明解码》）两文中，笔者概括地介绍了自己「 ”夏分三段”的观点。在这一篇文章，我们将要来谈商周的年代研究，以便进一步明晰夏、商、周三代的相对年代关系。 一、对夏商周代断工程年代学研究的一点简要回顾　西周末期，面临内忧外患的周厉王试图通过改革恢复国力，终因方法失当，触及召氏集团利益，引发了周、召两大集团的对抗，形成了《国语》所谓的「 ”国人暴动”。周厉王被迫奔彘，共伯摄行王政，时在公元前841年。 周厉王励精图治，却难挽颓势　自此之后，天官失守，史不记时，君不告朔。七百余年后，周代天官程伯休甫的后人司马迁撰写《史记》，编次《十二诸侯年表》，即以共和元年为伊始。这一年，也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确切纪年。　在司马迁之后，如何恢复三代甚至五帝时期的年代体系成为了二千年来不少中国历史学人的梦想。然而，这些努力几乎都亳无例外地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总跳不脱司马迁编制的先五帝相因、次三代相袭的历史线性发展体系。　时间进入公元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国家「 ”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启动，这种努力更是达到了 。据相关资料显示，直接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达到了200人，领域横跨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历算、科技测年技术等学科门类，经过多年的努力，专家组在2000年11月正式公布了其阶段性成果。同时，《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正式出版发行。《报告》给出的《夏商周年表》为：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图影　夏代：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　商代前期：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300年；　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　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这个报告甫一问世，就遭到了何炳棣、刘雨、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张富祥、刘起釪、吴锐等学者的强烈批评。这些批评意见，我们可以从吴锐等编著的《古史考》第九册和邵东方编著的《竹书纪年研究（2001-2013）》等资料中获得，兹不具引。我们认为，比起这些批评意见，工程专家组近乎是不假思索地以《史记》年代体系为标准来进行年代学研究乃是一个更为重大的缺陷。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大教授邓广铭曾经说，学习历史需要掌握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四把钥匙。年代学研究主要有两项任务：一为确定相关事件的具体年份，二为确定整个历史时期的年代框架。特别是后者，乃是整个史学研究的基础。从工程专家组给出的《报告》看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代学研究恰恰把眼光集中在了前者而忽略掉了后者，从而把整个研究工作看起来好像是在为《史记》的年代体系作注解。 邓广铭教授像（1907－1998）　按照《史记》提供给我们的观念，从五帝到夏、商、周三代，前后相承，年代序列上呈现为一种线性的发展结构。但正如笔者在《一误两千年：〈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批评》一文中提到的，有许多重要的先秦史料无法在《史记》的年代体系中得到解释，同时像三星堆、新干、盘龙城、城洋铜器群等这些重要的青铜文化也都无法在《史记》的体系中找到位置。基于此，笔者在对三星堆潜心研究多年后，提出了夏与商周并行的历史年代体系。　对于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关系，张光直教授也曾进行过重要的反思，他说：　我觉得我们过去对三代古史看法的两个元素，现在要经过根本性的修正。这两个元素，一是对三代的直的继承关系的强调（《论语·为政》：「 ”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二是将三代一脉相承的文明发展看做在中国古代野蛮社会里的一个文明孤岛上的一件孤立的发展（《孟子·公孙丑》：「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史记·封禅书》：「 ”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最近的考古研究使我们对新旧史料重新加以检讨的结果，使我觉得这两个元素是对古史真相了解的重大障碍。 张光直教授像（1931－2001）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张光直教授提出了夏、商、周并行的观点。由于有个别读者曾误把笔者的「 ”夏与商、周并行”观点与张教授的观点混淆了起来，因此，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张教授的观点。张教授在《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 》一文指出：　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仆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 可以发现，张光直教授虽然把夏、商、周的国家关系由纵调整了横，但从朝代更替的角度来看则因袭了《史记》的年代框架，而笔者提出的「 ”夏与商周并行”的观点则与《史记》年代框架完全不同。 《竹书纪年》对于重建古史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在针对断代工程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中，何炳棣、刘雨、张富祥等学者先后对断代工程没有充分利用古本《竹书纪年》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西方，可靠的文献资料往往为研究古史年代学的主要根据。作为晋代出土的先秦官方史料，《竹书纪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下面，我们就以《竹书纪年》的记载为主，同时兼顾考古资料，来对先秦三代的相对年代框架做一个概括的讨论。 二、西周年代学研究　关于西周积年，《竹书纪年》说：「 ”自武王灭殷，以至于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幽王被杀在公元前771年，由此可得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27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也承认这一年份与甲骨月食年代的推算结果配合最好，但又认为此年数「 ”与工程所定金文历谱难以整合，也不能与天象记录相合”。因此，工程专家组舍弃了这一观点，转而以《国语·周语下》伶州鸠所说的「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为重要依据，推算出武王克商日期为前1046年1月20日。　 在商周时期，并不存在「 ”岁星纪年”的纪时方法（见张汝舟说）　同为工程专家组成员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张培瑜先生批评道：「 ”《国语》、《左传》关于岁星位置的记述，全与天不合，并非观测实录，而是作者依据岁星12年行天一周推算得出的。”张富祥先生也指出，伶州鸠语中的天象资料是晚出的伪史料，并非周初原始观测记录，并得出结论：「 ”按现存文献考察，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27年仍然是最可信的。”事实上，《竹书纪年》的记载还可以和《左传》与《孟子》的记载形成互证，证明公元前1027年之说确实不虚。公元前312年，孟子因在齐国推行仁政不得志而准备返乡，途中，他在答弟子充虞之问时说道：「 ”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年矣。”（见《孟子·公孙丑下》）前312年距离前1027年为715年，正合「 ”七百有余年”之说。又《左传》宣公三年（前606年）王孙满预言说：　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 《左传》一书多记巫卜鬼神之事，常常假时人话语来做预言，书中凡做预言而可应验者，实际上就是著者已知的事实。自周成王以降，三十世时为周显王在位。其时，六国称王，周室名存实亡（见陈梦家、竹添光鸿、朱凤瀚说），而周显王亡年为前321年，距前1027年为707年，正合「 ”卜年七百”之说。 三、殷商年代学研究　传统的观点认为，殷商纪年始自成汤伐桀，终于武王克商。这一年代范围以盘庚徙殷为界标，可分为前后两段。　关于晚段的时间范围，《竹书纪年》说：「 ”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今安阳殷墟遗址，学界多谓即盘庚所迁之都。以武王克商之公元前1027年上推273年，可得盘庚徙殷之年即公元前1300年。此年数合于对殷墟遗址的年代研究，也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的盘庚徙殷之年一致。 殷墟遗址　关于早段的时间范围，我们也可以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获得。《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言：「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以公元前1027年上推496年，即为公元前1522年，故所谓的殷商早段的时间范围即为从公元前1522年到公元前1300年。　这里，笔者之所以要使用 「 ”传统的观点”、「 ”所谓的殷商早段”这一类带有定语性质的词汇，是因为从目前已明的考古材料来看，我们只能确定安阳殷墟属于可信的商文化，而所谓的「 ”殷商早段文化”则并没有可靠的考古文化进行支撑。传世文献中的殷商始祖——成汤，在甲骨文、金文中均写作「 ”成唐”。基于此，笔者把传统意义的殷商文化按年代先后分作两段，其中，晚段文化称为「 ”商文化”，早段文化称为「 ”唐文化”。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　从整个古史体系来说，唐政权与商政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从商人的角度来说，唐人是商族的祖源；从唐人的角度来看，商族是唐人的支系，但并非唯一传人。从考古文化来看，商人的祖先唐人与共工古族一样，均当源自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其极盛时则可能已经北抵晋南。 天下第一凤：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出土玉凤　郭静云教授曾著文把从江汉地区到黄河以南地区的古文化称为「 ”夏”，并认为汤克夏是汉水古国的历史，但她又认为商族兴起于东北的黑龙江流域，结果在自相矛盾而难以折中的情况下，又提出殷人的玄鸟神话与成汤克夏之事均为对南方文化的剽窃与篡改。其实，只要我们把传统意义的殷商分作「 ”唐”与「 ”商”两段，并把唐置于自江汉平原直到晋南地区一带，同时把昭穆文化引入对唐、商两个阶段的政权分析，上述种种矛盾即可迎刃而解（另文说）。 四、夏的年代框架　在《夏与商周并行论》和《金沙文明解码》二文中，笔者谈到了夏分三段的观点。所谓「 ”三段”，即第一段为黄帝之夏，其考古文化主要包括齐家文化、石峁文化、二里头文化等，王都或即今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其次为虞夏联盟之夏，王都即今广汉三星堆遗址；再次为后杼中兴之夏，王都即今成都金沙遗址。详细论述可参阅相关文章，这里不再赘述。 倍受关注的二里头遗址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我们把殷商文化分为唐、商两段，则过去所谓的成汤克夏（标志性事件是二里头文化的毁灭），其实已经转化为唐与夏的关系。同时，我们曾经提到，源自良渚的虞文化在三星堆二期时进入了成都平原，这就说明，在先秦史体系里，不但存在过夏与商、周并行的时期，也同样存在过夏与唐、虞并行的时期。这一新的论断说明，《史记》从五帝到先秦三代的年代框架虽然存在重大缺陷，但其所使用的许多具体材料却颇有历史素地。 五、小结　围绕着「 ”夏与商周并行”的这一历史体系，截止目前，笔者已经发布了《夏与商周并行论》、《金沙文明解码》、《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与大禹治水》、《神鸟崇拜与空桑传说》、《三星堆文明是被遗忘的异世界吗？论大禹治水和〈山海经〉的形成》、《发现夏朝，走进三星堆：论西戎集团和甲骨文中的江汉古族》（系列，未完结）、《从历史语言学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称之谜》（系列）、《从山西虞弘墓来谈宝鸡鱼国文化及月氏西迁前后的族属问题》等多篇文章。　解读这些文章，我们不难发现，「 ”夏与商周并行”体系实际上否定的只是《史记》的先秦历史年代框架，而对大量的先秦史料并不都持否定态度。并且，随着这样一套新体系的出现，我们往往会发现，原来在《史记》框架下难以得到合理解释的许多文献材料、考古材料、民族学材料反倒可以重新获得生命。比如空桑传说、高密传说、大禹治水的虚实、《禹贡》的真伪、《山海经》的形成、昆明古族与匈奴称兄弟之谜、竹瓦街铭文的释读、宝鸡鱼国的解释等等，不一而足。　版权提示：本文作者已签约 骑士，未经作者古史微授权，不得转载。文中所用多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参考文献： 1、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版。 2、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书店，1983年版。 3、张培瑜：《试论〈左传〉、〈国语〉天象纪事的史料价值》，《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 4、张富祥：《〈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语中的天象资料辨伪》，《东方论坛》2005年第3期。 5、郭静云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河北学刊》2002年第一期刊发王树民同志的学术论文，《夏、商、周之前还有个虞朝》。“虞朝”即史书上说的“虞舜”，指的就是舜帝姚重华。姚重华字为有虞氏，氏族公社的一个部落。为什么名字叫“重华”？传说舜的眼睛是双瞳仁，故为“重”。“华”字可能为华夏族的华族之意。

　　虞--周代姬姓国。虞也同吴，史书记载虞有二。　一在南方，即春秋时代曾争霸中原的吴国，此略。　一是山西晋南的北虞。　舜之先封于虞，故城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　夏禹封舜子商均于虞，为今河南省虞城县

　　有虞氏是上古时代的一个古国，也是夏以前的一个独立的朝代名。古史传说中著名的圣王舜，就是有虞部落的首领。夏以前的朝代是虞，春秋时人还言之凿凿。不幸的是春秋以后文献散失，有关虞代的史料大量湮没;战国以后文献中所述的虞史传说又大半经过了诸子的加工改造，可信性大大下降。近代辨伪思潮兴起以后，古史辨派的学者们索性从信史中将虞代一笔勾销，将夏以前的古史一古脑儿归于“神话传说时代”。现在通行的大中学校历史教科书以夏朝的建立作为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不但使虞非朝代说的影响空前扩大，而且促成了虞非朝代说与虞属原始社会说的合一。这样一来，我们在探讨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时就不得不回头对虞非朝代说的论据重新作一番验证了。

　　春秋以前文献

　　古史辨派的核心理论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层累造成的第一层意思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最初，顾颉刚先生认为孔子时已有尧、舜。后来，他的弟子们又对这个说法加以修正，说《论语》中提到尧舜的几章都不可信，春秋以前的文献中追述古史最早只到夏禹，周以前的朝代只有夏、殷二代，虞代是墨家为宣传禅让说而添加出来的，实际上尧、舜不过是“上帝”的分化，并非真实的历史人物。

　　战国以后著述

　　据此，他们断定春秋以前人心目中只有夏商周的“三代”概念而绝无“虞夏商周”的四代概念或“虞夏商”的三代概念，古籍中凡是以虞为朝代名的记载都是战国以后的晚出之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虽有合理成分，但以尧舜为上帝的分化却显然是混淆了历史传说与神说的界限。说虞代是战国人所造更属武断。

　　《国语》：虞夏商周并称

　　《左传》《国语》中虞夏商周四代连称的文句不胜枚举，而且多是转述春秋时人的对话，我们不能因为这两部书成书于战国时代便断定其中所记春秋时人的对话统统是战国时人的假论。况且，“三代”是一个随时代迁移而变动的概念，春秋时人基有西周已亡而东周仍存的事实，当谈话须要分辨周亡或周续的不同角时，就曾经分别使用“夏商周”和“虞夏商”两个不同的“三代”概念。

　　左传记述

　　最明显的例子是《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所证史墨的话:“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后”者，君也，天子也“庶”者，天子之异姓也。“于今为庶”者，谓此三后在周以前都曾贵为天子而其姓为嫡，今日却早已随着天子地位的丧失而沦为庶姓了。春秋时姬姓仍为嫡姓，“于今为庶”的三后非虞夏商三代而何“三后”中夏商二代均为独立朝代，何以虞代必须例外不仅如此，由于虞为朝代与夏商无别，所以西周建国后还对其后裔优予礼遇，“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陈与宋、杞合称“三恪”同受周人的客礼待遇，正是虞、夏、商三王历史地位相埒的确证，可知虞夏商的三代概念早在西周初年就已形成。如若不然，周人何以不按后期儒家所谓周世“尊贤不过二代”的说法将陈排除在外而只备杞、宋二恪又何以不将封于祝的黄帝之后和封于蓟的尧后一并增入而合称“五恪”

　　史记中的虞国

　　因为吴国也叫做虞国，所以这个虞国叫做北虞。《史记吴太伯世家》："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是为虞仲，列为诸侯。此谓山西平陆、夏县一带的虞国是周初武王所封的虞仲之国。然而，刘晓景等根据金文及相关资料论证，山西虞国乃陕西陇县一带西周矢国的后裔。前655 年，虞国君贪图晋献公的宝马珍玉、借道给南下伐虢的晋国军队，晋军灭虢回师途中，顺手牵羊又灭亡了虞国。也有人认为，虞国是陕西省陇县地区西周时期矢国的后代。　春秋时候，晋献公想要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就找借口说邻近的虢（guó）国经常侵犯晋国的边境，要派兵灭了虢国。可是在晋国和虢国之间隔着一个虞国，讨伐虢国必须经过虞地。“怎样才能顺利通过虞国呢？”晋献公问手下的大臣。大夫荀息说：“虞国国君是个目光短浅、贪图小利的人，只要我们送他价值连城的美玉和宝马，他不会不答应借道的。”晋献公一听有点舍不得，荀息看出了晋献公的心思，就说：“虞虢两国是唇齿相依的近邻，虢国灭了，虞国也不能独存，您的美玉宝马不过是暂时存放在虞公那里罢了。”晋献公采纳了荀息的计策。 [1]

　　社会制度演变轨迹

　　从中国上古社会制度演变轨迹看，中国阶级社会的形成不是在原始公有制彻底瓦解、土地转归氏族成员私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是在土地公有制依然存在、但氏族内部已出现贫富分化和氏族显贵与一般氏族成员的阶级对立的情形下完成的。与此相联，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也不是沿着地域组织取代血缘纽带、新建的公共权力机关逐步排除氏族部落组织的途径，而是沿着氏族部落组织蜕变为国家机关的途径完成的。因此，探讨中国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应该着重考察氏族显贵阶层是否已经形成和氏族部落组织是否已蜕变为贵族阶级对内剥削压迫氏族成员和奴隶，对外控制和压迫异族的工具，而不应拘泥于土地私有制是否已经确立和地缘关系是否已完全取代血缘纽带。按上述观点考察虞史，我认为虞代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从颛顼到虞幕，后期从幕到舜。颛顼为“帝”的传说反映了有虞部落在东夷族中曾一度居于领先地位并进而成为黄、炎、夷三大部落集团的盟主，但有虞部落的真正强盛却是从幕开始。幕受有虞氏“报”祭说明他在虞代的历史地位与上甲微在商、高圉大王在周相当，而“自幕至于瞽叟无违命”的记载则透露出幕的后裔世代占据部落首领职位、氏族显贵已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的信息。瞽叟的儿子舜被举为‘天子’，既是有虞部落势力强大的表现，又是氏族显贵积极推动的结果，其社会基础与商汤、武王一般无二。舜上升为天下共主以后，任命部落显贵人物担任各种官职，命皋陶制定刑法，国家机关已具有与商周相似的框架和职能。与此同时，有虞部落也随着其首领地位的上升而变为统治部落，其他部落则降到服从地位。所有这些，都表明虞代后期的社会制度在本质上不同于原始社会而近于夏商周三代。从原始社会转变为“三代”型的社会，关键性的一步是氏族显贵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阶级，这一步最早是在虞幕时期迈出的。因此，我们假定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在虞代的后半期，其相对年代可能要早于夏禹数百年以至上千年。

　　编辑本段附录

　　姓氏源流

　　虞（Yú）姓源出有二：　1．出自妫姓，以国名为氏，来自舜帝。远古舜帝有一个称号叫有虞氏，所以舜帝又被称为虞舜。虞舜就是虞氏的始祖。大禹治水有功，于是舜帝将帝位禅让给大禹，大禹于是就把舜帝的儿子封在虞这个地方，并且建立了虞国，他的子孙于是就将虞作为自己的姓，称为虞姓。　2．出自姬姓，以国名为氏。西周初，武王执政以后封仲雍的庶孙于虞，建立了虞国。春秋时期被晋国消灭，虞国的人民于是以国为姓，是为虞姓。　得姓始祖：虞舜。姓姚，名重华，约生卒于原始社会末期。据《史记》记载，尧让位于舜，践帝位39年。舜，相传为中国历史上的先贤，是尧之后古帝王，古帝王部落联盟首领，是禅让制的代表，以受尧的“禅让”而称王于天下，当时，国号为“虞”，故称“虞舜”。虞舜待继母以孝，待弟以仁，儒家视为理想人物，是仁孝的典范，故虞舜就是虞氏的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虞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虞姓出自姚姓。远古氏族部落的时候，尧将部落首领的地位禅让给舜。舜有一个称号叫作虞，所以直到今天还被成为虞舜，这也是虞姓的最早起源。后来大禹治水有功，舜又将天下禅让给大禹，称夏禹。为了纪念虞舜，大禹封舜的儿子商均于虞国（今山西省永济县蒲州镇，一说现今河南省东部），商均的后代就称为虞氏。舜是东夷人，号有虞氏，是东夷少昊白虎部水伯天吴裔族邹虞氏之子。邹虞是邹屠与天吴氏族的联姻族，陶唐尧侯与后羿击杀朝阳天虞与东平台前村邹屠氏之后，邹虞联盟解体，邹氏南迁，虞氏留居豫东商丘的虞城。舜出生于此，及长迁菏泽，制陶为业。后来到了西周的时候，虞仲的后代在周文王的时候建立虞国，春秋时候为晋国所灭，但后代以虞为姓，保留至今。在古代，虞姓的望族大多聚居在会稽（略）[2]。

古代典籍按时间顺序(古代典籍按时间顺序排列_文学创作 (lamsrscn)

古代典籍按时间顺序(古代典籍按时间顺序排列

作者:文学创作来源:文学创作发表于:2022-11-07阅读:115

古代典籍按时间顺序排列

先秦文学的重要文学家及文学作品：

1《山海经》

《山海经》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方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全书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包括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 物等方面的资料。神话“鲧禹治水”、“夸父逐口”、“精卫填海”等就保存在《山海经》中。它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

2《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定成书。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经》所收录的都是曾经入乐的歌曲，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3《尚书》

《尚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又称《书》。"尚"的意义是上古，"书"的意义是书写在竹帛上的历史记载，所以"尚书" 就是"上古的史书"。《尚书》书名为汉代今文家所定，主要记载商、周两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尚书》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尚书》中的文诰都独立成篇，有完整的结构，文字古奥典雅，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着直接的影响。

4《春秋》

《春秋》，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原为中国古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如史籍所载《夏殷春秋》《百国春秋》《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等。今传本《春秋》相传是孔子删削《鲁春秋》而成。《春秋》为中国较早的编年史，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481）。《春秋》在语言上极为精炼，但又因为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现在能见到的，有《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前者以叙事为主， 后两者以解经为主、侧重阐发微言大义。合称"春秋三传"。

5《左传》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到西汉班固时才改称《春秋左氏传》。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后人对此颇多疑义，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左传》记事，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在思想内容上，《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在艺术方面，它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 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被称为先秦散文的"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6《国语》

《国语》，古代国别体史料汇编。旧传春秋时左丘明撰，现一般认为是先秦史家编纂各国史料而成。全书共 21 卷，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以记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各国贵族言论为主，因其内容可与《左传》相参证，所以有《春秋外传》之称。《国语》的思想比较驳杂，它重在记实，所以表现出来的思想也随所记之人、所记之言不同而各异。就文学价值说，《国语》虽不及《左传》，但比之《尚书》《春秋》等历史散文还是有所发展和提高的。

7《战国策》

《战国策》，古代国别体史料汇编，最初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刘向整理并取名《战国策》，至此成为完整的著作。主要记述战国时代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反映当时各诸侯国、各阶级、阶层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资料。《战国策》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汉初的散文家贾谊、晁错和司马迁都受到它的影响，《史记》的某些史料就直接取于《战国策》。

8《论语》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 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 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以记言为主。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水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

9孟子和《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不详(子舆、子居等字表皆出自伪书，或后人杜撰)，战国中期鲁国邹人（今山东邹城市东南部人），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孟子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孟子》，孟轲及其门人所著散文集，儒家经典之一，在后世被列为儒家经典。《孟子》发展了《论语》的语录体。《论语》中单人的语录占总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对话体不到三分之一；而《孟子》则基本上是对话体。《孟子》文章向以雄辩著称，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影响深远。

10荀子和《荀子》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华夏族（汉族），战国末期赵国人 ，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时人尊称“荀卿”。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在人性问题上，提倡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

《荀子》，荀况的著作集，今存32篇。荀况，赵国人。《荀子》一书既是先秦重要的哲学著作，也是重要的散文集。全书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专题散文，每篇都有题，作为各篇内容的概括，其中《大略》《宥坐》等最后六篇，疑为门人弟子所记。

11《礼记》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说《仪礼》的文章选集，又称《小戴礼记》或《小戴记》，《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礼记》主要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内容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12老子和《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伯阳，或曰谥伯阳，春秋末期人，生卒年不详，籍贯也多有争议。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与庄子并称“老庄”。后被道教尊为始祖，称“太上老君”。在唐朝，被追认为李姓始祖。曾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

《老子》，相传为春秋末期老子所著。传世本《老子》共81章，分上下两篇，“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故后世又称之为《道德经》，作为先秦道家的奠基之作。《老子》以“道”为核心，试图建立一个囊括宇宙万物的哲学体系。相较而言，《老子》与《论语》，是先秦王官之学“六经”之外深刻影响中华文化基本性格的两部著作。

13庄子和《庄子》

庄子，姓庄，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战国中期道家学派代表人物，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庄学的创立者，与老子并称“老庄”。代表作品为《庄子》，其中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

《庄子》为道家经典之一，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集。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52篇，今存33篇，分内7篇、外15篇、 杂11篇。内篇的思想、结构、文风都比较一致，一般认为是庄周自著。外、杂篇则兼有其后学之作，思想观点与内篇有出入。

14韩非和《韩非子》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又称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新郑（今属河南）人。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

《韩非子》是韩非的著作集，为法家重要著作，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共55篇。《韩非子》在先秦诸子中具有独特的风格，思想犀利，文字峭刻，逻辑严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15墨子和《墨子》

墨子，名翟，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 ，一说鲁阳人，一说滕国人。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墨子》是墨家学派创始人墨翟的言行录，为其弟子及墨家后学所记。《墨子》虽不重文采，整体风格为“意显而语质”，但是在对话体的结构中，每一篇都首尾完备，条理明晰，有很强的逻辑性。而且，在记述有情节有人物的历史故事时，能通过情节以及人物的动作、对话，营造出戏剧性很强的叙事效果。

16孙武和《孙子兵法》

孙武（约前545年－约前470年），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北部）人。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或孙子（孙武子），又称“兵家至圣”，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孙子兵法》，又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春秋末年兵家孙武及其弟子门人所著。《孙子》虽是实用的兵书，可它的散文艺术却不容忽视。其文字简练，多用 排比句进行铺叙，用生动、通俗的比喻解说用兵之道，力求委曲详尽，明晓易懂。

17《易传》

《易传》是《周易》的组成部分。《周易》除《易传》之外，还包括《易经》。《易经》部分，除卦名、卦象之外，还包括卦辞和爻辞。《易传》部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称之为《易大传》，包括《彖》 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十篇，又称《十翼》。《史记》 认为《易传》出自孔子之手，现代多数学者认为《易传》当为战国晚期儒者所作。

18屈原和《离骚》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作于流放汉北期间。面对国家的衰弱，面对楚怀王的 软弱与多变，遭放逐而失意的屈原难平心中的忧愤之情，遂以“离骚”为诗题写下这首名垂千古的抒情长诗。全诗共 375 句，2456 字，可分为八个部分。《离骚》是一首极富有变化的诗篇，它把事实的叙述、幽独的抒怀和幻想的描写等交织在 一起，波澜壮阔而又结构完美。

对于古籍的编排顺序

按从早到晚的时间顺序排列：《尚书》（上古时期），《易经》（夏商周时期），《诗经》（西周至春秋时期），《内经》（战国时期），《山海经》（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礼记》（西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