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李公择白石山房

〔宋〕苏轼

偶寻流水上崔嵬，五老苍颜一笑开。

若见谪仙烦寄语，康山头白早归来。

关于“若见谪仙烦寄语，康山头白早归来”

陈迩冬先生《苏轼诗选》说：“这里是说麻烦五老向李常传句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页）

按：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曰：“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馀卷。”秦观《故龙图阁直学士中大夫知成都军府事管内劝农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兵马钤辖上护军陇西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一百户食实封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李公行状》载：“南康军建昌县李常，字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后身虽出仕宦，而书藏于山中如故。每得异书辄益之，至九千馀卷，山中之人号‘李氏山房’。”据此可知，苏诗题中的“李公择白石山房”，即在庐山五老峰下。那么也就是说，只有当李常回到了庐山（即“康山”），“五老”才能和他说话（诗中将五老峰拟人化，假定它们有人的意志与行为能力）;然而他既已回到庐山，又何须再嘱咐他“早归来”？因此，仅就形式逻辑而言，陈先生的这一读解便不能成立。

笔者以为，东坡这里是虚拟“五老”叮嘱他：您如果见到李公择（“谪仙”，借李白以称李常）先生，麻烦您给捎句话——头发都白了，还做什么官？早点回庐山来隐居罢！

次韵东坡武昌西山诗

〔宋〕楼钥

党论一兴谁可回，贤路荆棘争先栽。

窜流多能擅笔墨，囚拘或可为盐梅。

雪堂先生万人敌，议论磊落心崔嵬。

向来罗织脱一死，至今诗话存乌台。

凭高望远想宏放，眼界四海空无埃。

黄冈踏遍兴未尽，绝江浪破琉璃堆。

漫郎神交信如在，石为窊尊胜金罍。

邓侯先曾访遗迹，铭文深刻山之隈。

山荒地僻分埋没，二公前后搜莓苔。

元祐一洗人间怨，天地清宁公道开。

玉堂同念旧游胜，笔端万物挫欲摧。

时哉难得复易失，弟兄远过崖与雷。

北归天涯望阳羡，买田不及归去来。

我为长歌吊此老，恸哭未抵长歌哀。

关于“党论一兴谁可回”

金性尧先生《宋诗三百首》注曰：“党论，章惇、吕惠卿等当权时，苏轼曾被看作司马光一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17页）

按：章惇当权，在哲宗绍圣时期。吕惠卿当权，则在神宗熙宁年间，较章惇早二十年。

又，楼钥此诗的大部分篇幅写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谪居黄州。当时迫害苏轼，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的人，是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宰相王珪，与吕惠卿、章惇没有关系。相反，在这个案件中，章惇还为苏轼说了开脱的话。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载：“元丰间，苏子瞻系大理狱。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时相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章子厚亦从旁解之，遂薄其罪。”这里的“时相”，即王珪;“子厚”则是章惇的字。

要之，此诗中的议论虽然主要是围绕着苏轼而发，但开头几句却是对北宋后期新旧党争的总括，所指斥的不只是吕惠卿、章惇等一两个人，而是整个新党;所同情的也不只是苏轼一人，而是整个旧党。关于这一点，下文我们还将作具体的讨论。

关于“窜流多能擅笔墨，囚拘或可为盐梅”

《宋诗三百首》注曰：“窜流句，指苏轼在放逐地方写了许多诗文。”“囚拘句，元丰二年（一〇七九），苏轼曾被御史李定、舒亶等告发，说他作诗毁谤朝政，被捕解入御史台狱中（即所谓乌台诗案），欲置之死地，案件迁延不决。后释放，安置到黄州。盐梅，盐味咸，梅味酸，都为调味所需，旧时用以称道宰相或执政的人。这句意谓，经此挫折也许可成为国家倚重的贤臣。”（第317页）

按：“窜流多能擅笔墨”，曰“多”，就不是说苏轼一个人。“窜流”，是“窜流者”的省略语，包括元丰、绍圣时期两遭贬谪的苏轼本人，元丰年间与苏轼同案遭贬的王诜，绍圣年间遭贬的苏辙、黄庭坚、秦观等，都是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而且，他们在被“窜流”之前，就已经以“擅笔墨”饮誉于时。其“窜流”期间的作品固然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但楼钥此语的用意并不在说明文学、艺术“穷而后工”的道理，而在对这批“擅笔墨”的文士竟遭“窜流”一事，表示深长的感喟。

同理，“囚拘或可为盐梅”句，“囚拘”也是“囚拘者”的省略语。这与上句对仗，语法结构是一样的。说这句指苏轼，很对;但说这句指苏轼“经此挫折也许可成为国家倚重的贤臣”，却本末倒置了。此语的用意也不在说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道理，而在对那本可担当宰相重任的人才竟遭“囚拘”一事，表示沉重的慨叹。

关于“至今诗话存乌台”

《宋诗三百首》注曰：“乌台，御史台。因汉代御史府柏树上曾有乌鸦数千栖宿其上，故称。”（第317页）

按：这句仅释“乌台”为何物是不够的，会使读者误解成“至今还有诗话保存在御史台”。

其实这是个倒装句，正常的语序应为“乌台诗话至今存”。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小说家类》载：“《乌台诗话》十三卷。蜀人朋九万录东坡下御史狱公案，附以初举发章疏及谪官后表章、书启、诗词等。”

关于“邓侯先曾访遗迹，铭文深刻山之隈”

《宋诗三百首》说：“嘉祐中，邓润甫（字圣求）为武昌令，曾游寒溪西山，并将元结的《窊樽铭》刻之岩石。后来苏轼谪居黄冈，亦常往来溪山间。到了元祐元年（一〇八六），两人同在京师相遇，会宿于翰林院，谈及往事，因作《武昌西山》诗。诗中有‘岂知白首同夜直，卧看椽烛高花摧’语。并请邓氏同赋，使刻于元结铭文之侧。”（第318页）

按：说者这段文字，是根据苏轼的《武昌西山》诗并序改写而成，但有一处误解。苏轼诗序原文曰：“嘉祐中，翰林学士承旨邓公圣求为武昌令，常游寒溪西山，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轼谪居黄冈，与武昌相望，亦常往来溪山间。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考试馆职，与圣求会宿玉堂，偶话旧事。圣求尝作《元次山窊尊铭》，刻之岩石，因为此诗，请圣求同赋。当以遗邑人，使刻之铭侧。”诗中也说：“浪翁醉处今尚在，石臼抔饮无樽罍。尔来古意谁复嗣？公有妙语留山隈。”可知邓润甫“刻之岩石”的，不是唐人元结的《窊樽铭》，而是他自己所作的《元次山窊尊铭》！

关于“二公前后搜莓苔”

《宋诗三百首》注曰：“青苔生于石上，搜莓苔即入山探苔之意。孙绰《游天台山赋》：‘践莓苔之滑石。’”（第317页）

按：这句是说邓润甫、苏轼二人先后在武昌西山寻找过元结当年的“窊樽”。所谓“窊樽”，即表面凹陷、可以像酒樽那样用来盛酒喝的山石。由于年深日久，这块山石也和其他山石一样，长了莓苔，不容易辨识，所以需要在满是莓苔的山岩间仔细地搜寻。

倦绣图

〔宋〕王质

短屏小鸭眠枯苇，徘徊略住西风指。

佳人手闲心不闲，肠断吴江烟水寒。

凄凄空庭晚苔湿，冷篆青烟半丝直。

卷帘寂寞满天秋，惟见孤楠一树碧。

关于“短屏小鸭眠枯苇，徘徊略住西风指”

《宋诗三百首》注曰：“徘徊句，这是想象之词，意谓小鸭略作徘徊，西风即起，便躲眠在枯苇中。西风指，就像受西风的指使。”（第308页）

按：“短屏”，即矮屏风。“小鸭眠枯苇”，是屏上的画面。这是诗中女主人公闺房内的屏风。作女主人公正绣制着的屏风解，也说得通。“徘徊”，是女主人公而非“小鸭”在徘徊。“略住西风指”，“住”即停住;“指”是手指。这句是说女主人公暂时停止了绣花的活计。因为诗中所设定的节令是秋天，所以着“西风”二字。

夜泊

〔宋〕周密

月沉江路黑，傍岸已三更。

知近人家宿，林西犬吠声。

关于“知近人家宿，林西犬吠声”

《宋诗三百首》说：“傍岸时已是三更，要想在近处找个人家住宿，又因江路暗黑，看不清人家在那里，忽听得树林西面有犬吠之声，便朝着吠声走向前去。耳胜于目，唯夜行人最能体味。”（第385页）

按：从诗意来看，诗人其实是住在船上的。古代的长途客船，一般都有客舱供旅客住宿。这两句是说：听到树林西边有狗叫的声音，因此知道在离自己所乘坐的船停泊处不远的地方，有人家居住。

“江路”，这里是指水路，不是指江岸上的路。南朝齐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诗曰：“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唐苏味道《九江口南济北接蕲春南与浔阳岸》诗曰：“江路一悠哉，滔滔九派来。远潭昏似雾，前浦沸成雷。”宋孔平仲《送张天觉》诗曰：“萧萧江路涩，烟濛客帆湿。”并可参看。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古典时期的文献中，塞里斯这个拉丁名词意思浮移不定，而且可以涵盖自印度、中亚以至中国的亚洲人，导致西方对古中国的辨识出现严重的扭曲。在中国的纪录中，罗马帝国被命名为大秦，即甘英所言“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明显地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认为罗马帝国就像另一个中国一样位于世界的另一端。“秦”最初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范围以外比较落后的西方诸侯国，其文化、经济和修养都比周边山戎，犬戎、狄人高。汉学家蒲立本认为“需要强调的是，在最初，‘大秦’这中国概念乃受到对西方的古代虚构想像而被混淆”。公元96年—192年为罗马治世，又叫作五贤帝时期或五贤帝时代，即罗马帝国的顶峰时期。

这就是为什么治学的人不可不深入地思考书中的内容，从而谨慎地去判断的道理！

所以：表示“……的原因”。慎取：谨慎取舍。

以：以（之），因此。

扩展资料：

出处：北宋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游褒禅山记》写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七月某日，是作者与他的两位朋友和两个胞弟同游褒禅山后所写。这是一篇记述与议论相结合的散文，与一般游记不同，独具特色。全文按照记叙和议论的层次，可分五段。

作者从仆碑上尚可辨识的“花山”之“花”字，今人误读为“华实”之“华”，从而联想到古籍，“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从山名的以讹传讹，联想到古籍的以讹传讹，使作者触目伤怀，慨叹不已。因而又进一步提出“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对待传闻要“深思”而“慎取”这个提法，也很精辟。它对学者整理和研究古籍，鉴别其真伪，恢复其本来面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参考资料：

游褒禅山记——

　仓颉也称苍颉，传说为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

这位史前传说人物，在我国古代战国以前的典藉中都从未提及。最早提及仓颉者，是战国时期的荀卿。其后是《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在荀子“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的基础上，又有所引申，其主要观点是“仓颉作书”。汉代后，在《淮南子》和《论衡》中，已从“仓颉造字”发展为“仓颉四目”，开始神化。尤其是汉代的纬书，又进而渲染，仓颉“生而能书，又受河图洛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春秋元命苞》)。以后愈演愈神奇，发展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等传说。黄帝是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首领之一，当时没有国家机器，可见“史官”之说，显然是后人用后代国家机器的职官名称套用于史前传说人物的结果。

《淮南子·本经训》说：“昔日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大意是说，过去仓颉造字的时候，天空下起了谷子，鬼在夜里发出哭声。《荀子》、《韩非子》等古代典籍里也有关于仓颉造字的记载。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流传更广，影响更深。

过去的历史学家们曾考证过仓颉是否实有其人，如果有，大约在哪个时代，由于缺乏确凿的史料，很难得出结论。

有人推测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荀子·解蔽篇》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有人解释说，这里的“壹”指正道，也就是正确的规律。荀子认为，仓颉是一个因为集中使用文字而摸着它的规律从而整理了文字的专家。因此，一般认为，在汉字从原始的文字过渡到较为规范的文字的过程中，他起到了独特的作用。由此推断，这样的一个人，在汉字起源阶段的晚期，一定会存在的。

但“仓颉造字”的说法只是传说而已。因为文字绝对不是仓颉一个人所能独创，而是在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有文字记事的时候，人们在集体生产劳动过程中经过观察自然的事物，并根据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而创制出来的。汉字是个庞大繁富的体系，不经过很长的时间是不能创制成功的。

收藏古瓷，首先要对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等状况有所了解，因为各个时期陶瓷器都有不同的特征，无论在造型、花纹、胎釉、款识以及制作工艺方面都存在一个由早到晚的演变过程，这是鉴别古陶瓷的基础。鉴别时可以从器形、胎质、纹饰、款识、底足等五个方面进行识别。

一看器形。陶瓷鉴定，造型是一个重要依据。它有明显的时代性，直接反映出不同社会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如此次鉴宝会上的第一件宝物———兰溪一位藏友提供的宋代白瓷碗，敞口平底造型、碗中刻花浮雕莲瓣纹都体现了当时的审美风格。加上宋代生产白瓷窑系多见，但在色泽上偏黄，这是与其他时期白瓷最大的不同之处。

二看胎质。不同年代的瓷器在胎质上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从胎质、釉色可以看出其年代和窑口。陶瓷是火和泥的艺术，随着烧制技术的不断进步，胎骨的质量越往后期，质地越细腻，上釉的工艺方法也越多。这使得每个时期烧制的釉彩都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三看纹饰。瓷器上的纹饰有着明显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中国古代陶瓷纹饰繁多，但按类别可分为人物、动物、植物和装饰四大类。纹饰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反映。这就需要藏者对我国各个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所了解。

四看款识。款识也叫年款。在一些瓷器的器皿底中央、器皿中部或口缘等部位，书写着某某皇帝的年号等，有“官窑”款、“民窑”款之分。这些款识表示某个朝代生产的器物，不同朝代使用的颜料不同，其成色也不一样。款识的识别，是古陶瓷鉴定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可以鉴定出一个古瓷器的年代及价值的高低。

五看底足。因各时期的烧制工艺不同，在烧制时支撑的方式方法也不同，这使得陶瓷器皿的底足部位有着明显的差异，底足因为有支撑物，凹凸点不同，有的上釉、有的无釉彩。这些都是鉴别瓷器时代的重要特征。

要把握上述五个方面，所要涉及的知识内容是方方面面的。但最为重要的是实践，特别是时下一些“高仿”古瓷的出现，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这就需要多看，看书、看实物、看真品也看仿品；通过到博物馆、文物商店，逛古玩市场，多摸多看多学。一些有经验的收藏大家，在鉴定一件古董的时候，只要把它拿在手里摩挲一会，就能把这件器物的真假和价值估摸得八九不离十，就是这个原因。

主要有：

主持纂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其次是明朝的《永乐大典》）。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为禁书），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学术领域。 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其中也包括了《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周礼》、《礼记》、《诗经》、《孝经》、《尚书》、《春秋》、《尔雅注疏》、《说文解字》、《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国语》、《水经注》、《战国策》、《本草纲目》、《茶经》等其他经典著作，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来华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

但是编纂《四库全书》时，清朝为维护统治，大量查禁明清两朝有违碍字句的古籍。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并且大量篡改古籍。《四库全书》存书3475部，79070卷;存目销毁（仅仅存了个书名而被销毁的书）：6766部，93556卷;不曾存目即被销毁得几乎没有踪迹的书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即使存下来的书其中大多数内容也是被抽毁，删改了的，书的原貌和真实内容已是面目全非了。由此可见，乾隆修《四库全书》销毁的书比保存的书要多得多。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巨大的灾难！

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和“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犯忌，改作“凋零”。编纂《四库全书》对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一次变相的浩劫。

整理《无圈点老档》。《无圈点老档》（又称《满文老档》、《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书写的，现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太宗时期编年体史料长编。该档形成于清入关前，到乾隆中期已经百余年，以老满文书写，文字难以辨识，纸张年久糟旧，字迹漫漶不清。

乾隆命对《无圈点老档》进行整理，用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分别重抄――先抄出草本各一部，再抄出正本存内阁各一部，另抄出副本存沈阳崇谟阁各一部，并抄出存上书房一部。总计共抄录七份：《无圈点字档》（草本）、《加圈点字档》（草本），《无圈点字档》（内阁本）、《加圈点字档》（内阁本），《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还有《加圈点字档》（上书房本）。《无圈点老档》原本40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对保护满洲文字起了巨大作用。

乾隆敕编《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满文本、汉文本）等。

《御制五体清文鉴》则是多民族文化的一个硕果。

乾隆重视京师文化，体现在：一是编绘《京城全图》;二是于敏中等奉敕撰《日下旧闻考》，共160卷，为北京历史文献集大成之作;三是编修《国朝宫史》，对宫廷的历史、建筑、文化、典制等做了载述。

目录 1 拼音 2 英文参考 3 注解 附： 1 古籍中的脉象波形自动辨识系统 1 拼音

mài xiàng bō xíng zì dòng biàn shí xì tǒng

2 英文参考

Automatic recognition system of spygmogram

3 注解

脉象波形自动辨识系统指应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建立的对各种脉图特征自动识别和判定的程序。目前，对脉象波形的自动识别研究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

（1）特征值判断的脉图分类，将脉图离散化，对各项特征值进行人工读数、统计处理，得出标准特征量之后，对待判别的脉波图运用一定的数学原理进行比较，从而根据其相似的程度。定出它所属的类别。借助于计算机，可使上述过程快速、准确地进行。目前国内的计算机脉图分类以这种方法为主。

（2）脉图信息的自动提取及自动分析。该系统在无人工参与的情况下亦能进行自动提取信息和分析处理工作，并能消除因呼吸周期等因素造成的脉搏波形的差异，提高重复性。该系统能自动识别数、迟、缓、平、滑、弦等典型脉图和兼脉，描绘出脉波图、速率图，并用傅里叶转换法（FFT）给出脉搏波形的频谱图。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研究工作，能提高脉象诊断及监护技术的实用水平，提高工作效率及质量，减轻医务人员的读判图负担。

古籍中的脉象波形自动辨识系统 《养生导引法》：[十四、补益门]（二）虾蟆行气法

〔原文〕虾蟆行气法，正坐，自动摇两臂，不息十二通，愈劳大佳。左右侧卧，不息十二通，治痰饮不消。右有饮

《证治准绳·杂病》：[第五册神志门]循衣摸床

此肺之体肝之用。肝主诸血，血者阴物也，此静体何以自动？盖肺主诸气，为气所鼓舞，故静得动。一者说肝之用

《医说》：[卷七食忌]杂忌

水堕诸脯肉上食之成结及暴肉作脯不肯干者祭神肉无故自动蜘蛛及行蜂落食肉上凡食无故色变脯腊入火炙不动不得

《冯氏锦囊秘录》：[杂症大小合参卷十二痰饮大小总论合参]隐君礞石滚痰丸

细末，水丸，川椒大，量人强弱多少用之白汤下。痰不自动，因气而动，气不自升，因火而升，积之既久，根据附

《此事难知》：[卷下]寻衣撮空何脏所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之《说文解字》是一部揭示汉字奥秘的奇书。

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为《典籍里的中国》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如广大观众所见，第二季的惊艳程度，丝毫不逊色于第一季。最新播出的第二季第九期，以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视角，走进中国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书《说文解字》。

作为中国文字学的奠基之作，《说文解字》搜集9353个正篆作为字头，收列重文1163个，按“始一终亥”的顺序，以五百四十部首“分别部居、据形系联”，构建出一个庞大、严谨、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这个创立于1900多年前的体系，为何有着经久不衰的时代价值？《典籍里的中国》道明个中深意。

在《说文解字》的叙当中，作者许慎用一句高度概括的话，表达了文字的重要性和他著书的意义：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沿用至今从未中断的表意文字。在随时代发展的不断演进中，汉字能够非常理性地被理解、被考据，离不开《说文解字》讲明表意汉字真实的面貌。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来释读新发现的一些数千年前的青铜器的铭文、战国竹简，甚至甲骨文当中的一些古文字。

《说文解字》的精神之重：

因为《典籍里的中国》，观众随节目纵横上下五千年，不仅和众多先贤“结伴同行”，还不断以纵观他们皓首穷经的宏阔视角，感受他们令人敬畏的文化精神。

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践行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在“择一事，终一生”的人生雕琢中，成就了“伟大”二字。

而每一个人，又都有不同的精神切面。以《说文解字》这期为例，节目组从许慎的性格着手，围绕他姓名中的“慎”字和他的字叔重当中的“重”字，讲述他拜师、修书、游历、讲学、献书的故事，呈现他独具魅力的学识和学品。